如同民事诉讼中的其他制度一样，地域管辖制度同样需要理论指导，对地域管辖理论的研究，将推动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基础性工作，笔者开始关注民事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并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能够引起人们对地域管辖理论问题的思考。
一
所谓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地域管辖制度的根本性规则，它对地域管辖制度的规定和适用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对于立法来讲，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将指导立法者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式建构我国的地域管辖制度，实现地域管辖制度功能上的完善和结构上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被认为是设置地域管辖的原则。对于司法来讲，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当事人和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地域管辖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型案件和疑难案件，通过对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分析，能够对这些案件的管辖法院作出正确的判断。
目前人们并不重视对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了确定管辖的原则。确定管辖的原则，可以被认为是对整个管辖制度设置的基本要求。如果确定管辖的原则能够适用于地域管辖制度，并且能够对地域管辖制度的设置及适用起到根本性的指导作用，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研究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因为只需要按照确定管辖的原则来设置地域管辖制度，就能够实现地域管辖制度内部的协调，并且还能在体系上与管辖制度的其他规定一致，这无疑有助于简化理论研究的过程，避免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然而目前被学者所认可的那些确定管辖的原则，并不能对地域管辖制度起到上述作用。
通常认为，确定管辖的原则有这样一些:便于人民群众进行诉讼;便于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保证案件公正审理;发挥各级法院职能分工的作用;正确确定涉外案件的受诉权限;确定性与灵活性结合。[1]这其中的某些原则，严格来讲，并不是整个管辖制度的原则，例如发挥各级法院职能分工的作用这一原则，主要适用于级别管辖制度，并不完全适用地域管辖制度。另一方面，确定管辖的原则，主要解决的是管辖制度的设置问题，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的原则不一定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在我国民事管辖制度中之所以没有规定管辖的基本原则，只有确定管辖的原则，并且有的确定管辖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整个管辖制度的确定，笔者认为与我国民事管辖制度的内容有一定的关系。通常认为，我国的民事管辖制度由级别管辖制度、地域管辖制度、裁定管辖制度和管辖权异议制度四部分共同组成。功能上，四者各不相同。级别管辖主要解决的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问题，地域管辖主要解决的是同级不同地方法院之间的问题，裁定管辖是为了处理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中的特殊情况，管辖权异议是为了向当事人提供对管辖错误的救济。四者在功能上的差异，导致整个管辖制度被分为两部分，主体性制度和辅助性制度。级别管辖制度、地域管辖制度属于主体性制度，它们决定了管辖制度的基本结构。事实上，作为起诉条件加以规定的管辖问题，主要就是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角度规定的。相应的，确立管辖制度的原则，也就主要是对这两个部分发挥作用。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则属于辅助性制度，它们是为了解决管辖上的某些特殊问题而设置的。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的区别在于，裁定管辖是法院解决具体案件管辖上特殊问题的制度，而管辖权异议则是当事人解决具体案件管辖上特殊问题的制度。作为基本原则，在效力上要满足贯彻该制度始终这一基本要求。[2]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各自在功能上的不同定位及内容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即便能够总结出管辖制度的基本原则，这种基本原则也只能是一种忽略了级别管辖、地域管辖、裁定管辖和管辖权异议间各自不同特征的抽象表述。对于需要注意不同制度的细微之处并且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各个具体制度来讲，这种所谓的管辖的基本原则，反倒不如那些只就某一具体制度提出的但更为具体的原则，对于制度的建构更为实用。这或许就是那些确定地域管辖的原则往往只能调整管辖中某一个或者几个具体的制度，而无法统摄整个管辖制度的原因吧。
二
一直以来，人们对管辖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从法院的角度进行的。这不仅反映在管辖的定义上，管辖被认为是“各级法院之间和同级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3]而且反映在管辖理论在整个民事诉讼理论的地位上，目前在一些民事诉讼法的教科书中，管辖理论是作为民事诉讼中法院理论的一部分加以说明的。[4]这种对管辖的规定和理解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管辖权作为法院权力组成部分这一基本特征，民事诉讼法对管辖的规定，为审判权的行使设定了范围和界限。然而从法院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地域管辖制度，却容易使人们忽略地域管辖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其他特征:地域管辖制度是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地域管辖制度也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
作为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民事纠纷，在性质上是一种私权纠纷。私权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应当对权利的行使有足够的自由，即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行使这种权利。虽然民事诉讼是解决当事人纠纷的一种机制，但民事诉讼也是当事人行使这种私权的过程，只不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行使必须通过对其诉讼权利的行使来实现而已。由于在诉讼中，当事人仍然有行使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作为调整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民事诉讼法》就应当确保当事人行使自己民事权利的自由，反映在民事诉讼制度设置上，就应当考虑到为当事人自由行使民事权利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就地域管辖来讲，它本身是起诉条件之一，而起诉则是当事人行使其诉讼权利的一种方式。考虑到在民事诉讼中，民事权利的行使已经披上了诉讼权利的外衣，要确保当事人在起诉时对其民事权利的行使有一定的自由，就需要赋予当事人对起诉权利的行使有相应的自由。具体来讲，在地域管辖的设置上，就应当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角度规定管辖法院。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地域管辖制度应当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为基本原则。
也许有人会担心，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会有损案件的公正度。正如上文所述，民事诉讼解决的是私权纠纷。纠纷的私权性质，决定了纠纷的解决不需要以追求客观公正为目标。在解决私权纠纷时必须要考虑纠纷解决的成本，对纠纷公正程度要求越高，对诉讼成本的耗费也就越大。如果不考虑纠纷解决的成本而一味地追求纠纷解决结果的公正度，过度的诉讼耗费可能会换来超出当事人对裁判公正度预期的诉讼结果，但这种过度的公正给付对于纠纷的解决并不一定更加有利，却意味着更多的诉讼耗费，事实上，对于只涉及私权的纠纷，如果以追求客观公正为目标，反而有可能无助于他们之间纠纷的解决，因为在追求客观公正的过程中，随着案件证据的披露，以及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的深入了解，他们之间的对抗性情绪也会随之而产生并且逐步加剧，这种对抗性情绪会成为纠纷解决的障碍。即便纠纷最终得以解决，为追求过度的公正而花费的诉讼成本，似乎也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
必须要强调的是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设置的基本原则，是以民事诉讼解决的纠纷是私权纠纷为前提的。事实上在民事诉讼中，有的民事纠纷会涉及公共利益。这类民事纠纷解决的结果往往还会对案外人产生影响。例如在环境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判决会产生波及力，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这一类诉讼，就不能仅仅考虑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与否，而应当让裁判结果满足一种比当事人预期的公正度更高的要求，即社会客观公正度的要求。[5]由于这一类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私权纠纷、实现民事实体权利，还涉及到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对裁判结果的公正度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这类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在管辖法院的设置上也就有必要作出有别于通常民事案件的规定: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在管辖法院的设置上应当以保障案件的及时有效裁判为目标，而不能从方便当事人纠纷解决的角度去规定管辖法院，反映在立法上，应当对这类案件实行专属管辖，只能让最能保障案件及时有效裁判的法院管辖这类案件。可以说，专属管辖的案件是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地域管辖基本原则在适用上的例外。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除了当事人以外，还有法院。在诉讼中，除了当事人有诉讼投入以外，法院也会有诉讼投入。因此，可能会有人问: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是否会因为只考虑了对当事人诉讼的便利而增加法院的诉讼负担?笔者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应当考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在民事诉讼中，如果法院需要主动去收集证据，主动调查和了解案件情况，那么在管辖法院的设置上，是应当考虑法院的诉讼成本的。因为距离当事人以及证据所在地、案发地点的远近，将直接影响法院的诉讼投入。
但法院的这些行为，只有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才会普遍存在。在过去，人们将方便法院诉讼作为确定管辖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考虑到了法院诉讼投入的问题。但这样的一种诉讼模式，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合理性上讲，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处于中立地位，消极司法，不主动收集证据，也不主动调查和了解案件情况，因为证据的收集、案情的披露应当是当事人的责任，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去完成，而不应当让法院去代替他们完成，这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方式正在向这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法院在诉讼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不同于过去的变化。相信，随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确立，法院的诉讼负担不会再是也不应当再是地域管辖设置时的决定性因素。
三
以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作为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在地域管辖的设置上就应当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便利。通过对管辖法院的设置，使当事人能够就近诉讼，当然是方便当事人诉讼的措施。但是作为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不仅仅是指在地理位置上管辖法院的设置要方便当事人诉讼，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整个地域管辖制度的设置上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方便，例如尊重当事人的纠纷解决合意，允许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在这一点上，我国目前的地域管辖制度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按照目前管辖制度的规定，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只有在合同纠纷中以及涉外财产纠纷中，才能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如果是涉外民事案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42条的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也就是说，尽管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合意选择管辖法院的规定，但是在适用上，无论是案件，还是管辖法院，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民事诉讼法规定合意管辖，但又予以限制的做法，人们一直充满疑问。[6]笔者认为，这种规定的实质是担心当事人对案件的管辖法院作了任意选择，会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这种担心反映出的是一种在地域管辖的设置上过于强调法院因素的立法意图，而这样的一种立法意图又是与《民事诉讼法》制定前后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脉相承。显然，对于转型后的民事诉讼模式，这样的一种立法意图多少显得不那么合时宜。
如果按照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基本原则来重新设置合意管辖制度，当事人的合意将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得到全面尊重。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将不再受限于合同纠纷案件，甚至不再受限于财产纠纷案件，只要案件在性质上不涉及公共利益，这样的案件就允许当事人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将实现专属管辖。专属管辖实际上是与合意管辖(即任意管辖)相对应的。法院对专属管辖案件范围的设定，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这些涉及公共利益案件的公正审理，另一方面也是为当事人合意选择管辖法院设定界限:只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专属管辖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选择管辖法院。因此在专属管辖案件范围的设定上，立法者应当谨慎，尽量避免范围的扩大。
在重新建构后的合意管辖制度中，可供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在地域上将不再受限。这是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地域管辖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在确立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这一原则后，并不需要对《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作出修改。因为作为基本原则来讲，对于有关地域管辖的法律适用将起到普遍的指导作用。即便不修改《民事诉讼法》第25条，可供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范围也将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在第25条所规定的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法院中，选择管辖法院，也可以超出这一规定，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以外的别的法院，作为当事人之间纠纷的管辖法院。这里可能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5条对管辖法院的规定是什么性质的规定。按照现在的理解，这样的规定属于强行性的，当事人不能违反。如果当事人在选择管辖法院时，没有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法院中作出选择，而是选了别的法院，将导致这种选择无效。一旦确立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地域管辖原则，上述规定的性质将变为倡导性的。因为《民事诉讼法》对管辖法院的规定，是为方便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通过总结一般情况，对最有利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法院作的一种列举，这种列举仅仅是供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时参考，其目的是避免当事人作出不谨慎的选择后损害其合法利益。也就是说，这样的规定是从保护当事人利益的角度提供的一种行为模式，而非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作的限制。事实上，从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的角度讲，必须要允许当事人超出规定的范围去选择案件的管辖法院，因为立法者在规定这些法院时，只注意到了通常的情况，所列举的法院只是为通常情况提供了选择模式。在特殊的案件中，完全有可能存在比法律所列举出的更有利于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法院，为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就应当承认他们超出法律所列举的法院范围达成的管辖合意是有效的。
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形式，也应当有所扩展。通常要求通过书面形式选择管辖法院，这实际上与起诉时的要求有关。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只有受诉法院有管辖权时，才能受理案件。书面形式的选择，有利于受诉法院在起诉时审查判断自己是否对该案有管辖权。但对选择管辖法院的形式，不能只是为了法院审查的方便而严格限定为书面形式。即便没有选择管辖法院的书面协议，只要当事人的行为能够表明他们之间已经在管辖法院的选择上达成了一致，所选定的法院仍然应当受理当事人之间的案件。这实际上要求在我国确立应诉管辖制度。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实际上早就有应诉管辖制度，只不过在适用条件上受到了限制，只能适用于涉外案件。对此，《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应诉管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当事人解决纠纷，而是为了扩大我国法院的管辖权。就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来讲，通常意义上的应诉管辖制度并没有得到确立。
应诉管辖是指当事人向无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后，对方没有就管辖权提出异议而应诉答辩，即视为法院有管辖权。应诉管辖制度实际上是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行为使受诉法院获得案件的管辖权:原告向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被告却不提出管辖权异议，应诉答辩。因为双方行为的一致，使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有了案件的管辖权。就大陆法系各国来讲，普遍确立了应诉管辖制度。《德国民诉讼法》第39条规定:“在第一审法院里，被告不主张管辖错误而进行本案的言词辩论时，也可以发生管辖权。”[7]《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条也规定:“被告在第一审法院不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而对本案进行辩论或者在辩论准备程序中不提出违反管辖而进行陈述时，该法院拥有管辖权。”[8]这些国家确立被告应诉管辖的效力，无非是尊重当事人在管辖法院选择上的合意，因为一方向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其行为在表明他愿意接受该法院的管辖，而对方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相反到该法院进行了应诉答辩，也是通过行为在表示他愿意接受该法院的管辖。既然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是使法院获得管辖权的一种正当形式，那么为什么不能承认应诉管辖的效力呢，毕竟两者的不同，仅仅是证明合意的形式略有差别而已。
当然目前在我国对应诉管辖的建构，还存在一系列的制度障碍，例如按照现在的起诉制度，原告向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法院将以没有管辖权为由，不予受理。即便错误受理了，也不太可能让被告应诉答辩，因为一旦受诉法院发现自己没有管辖权，就需要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事实上，错误受理了案件的法院，即便所作的裁判已经生效，也不会因为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而使其管辖上的错误正当化，因为按照刚刚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案件，是需要再审的。只能说，应诉管辖制度的建立，还有待于相关制度的完善。
注释:
[1]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2]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3]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4]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目录第4页;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目录第2页。
[5]郭翔:《论环境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第128页。
[6]章武生:《论国内民事案件协议管辖的条件》，《现代法学》1994年第1期，第13页。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增长,法院诉讼档案管理体系在组织设置、制度建设、科技管理等方面也逐渐暴露出诸多与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亟待完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缺少整体规划和统一标准,在库房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中,各家法院各自为政,导致一方面是重复建设、形成浪费,另一方面又因财力等因素导致库房不足、管理系统难以完善,各院之间无法兼容,致使诉讼档案跨院、跨省借阅难以实现。为此,建议从诉讼档案管理的自身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有效整合各类资源,在高级法院设立诉讼档案管理中心,建立中心库房,统一保存、管理实体档案,同时,走科技强院之路,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单一实体档案转换为实体档案和数字化档案并存,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从而全面提高诉讼档案管理体系的整体性、科学性、规范性。
一、当前诉讼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管理体制不健全
1、基础规定过于滞后。当前法院档案管理工作依据的法律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和《机关档案管理工作条例》以及最高法院法(办)发[1991]46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其中,制发于1991年的46号文件(包括《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等8项规章制度)是当前法院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由于46号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已经严重滞后,不能适应当前法院档案管理工作的需要,一线法院档案管理部门迫切需要一套适应新时期工作,便于执行的诉讼档案管理办法。
2.管理模式不科学。目前是各级法院各自管理本院自身形成的诉讼档案,在管理上只重层级,不重集中统一。由于大多数基层法院的人、财、物力量有限,实践中诉讼档案库房严重不足、档案人员匮乏成为普遍现象。同时,由于各自为政,不同法院的规定不尽相同,加之实体卷宗使用不便、借阅环节上的安全无法充分保障等特点,导致跨院、跨省借阅诉讼档案时难度较大,法院之间、检法之间因此产生的矛盾日益凸显。
3.管理手段不专业。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归档率的统计不科学,没有标准的统计办法,依据各法院信息化程度的高低做法不一。一般在审判管理软件中未包含归档管理项目的法院,是依据各业务庭自己上报的应归档数和未归档数据来统计归档率,无法做到客观全面。
4.监督、激励机制不完善。目前,法院档案管理工作是接受档案局和高级法院档案管理部门的双重业务指导。法院系统自身至今还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表彰的项目,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二)信息化过程中标准不统一
当前,在“科技强院”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法院加快了信息化建设进程,诉讼卷宗数字化作为其中一项内容,也正在蓬勃开展。但是由于大多数都是各级法院各自独立研发管理软件,在设计上对档案管理项目的归属未能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由于诉讼档案的专业性,一些普通的电子文件标准并不能完全满足未来诉讼档案信息化的系统整合和数据共享需求,必须尽快制定与诉讼档案需求相匹配的、统一的设备标准、参数标准、接口标准。
(三)人、财、物保障不到位
1.库房紧缺。近年来,随着案件数量的激增,诉讼卷宗档案数量剧增,所需空间急剧膨胀。而纸质实体卷宗具有原始性与不可替代性,因此即使诉讼档案卷宗已经电子化,其仍需保存。按照规定,诉讼档案保管期限最短的也要存放30年。囿于建设规划标准及客观实际,因诉讼爆炸本已在审判办公用房方面捉襟见肘的各基层法院,无力、无处再扩建档案库房,档案库房严重紧缺。
2.人员编制短缺。法院系统是严重缺人的国家机关之一,“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法院有限的编制只能向一线审判部门倾斜,难以再为档案部门配齐、配足人员。基层法院档案管理工作总体局面是人少事多,忙于完成查收卷宗等基本任务,无力再进一步开展档案管理创新与编写档案史料等档案编研工作。
3.卷宗移转不安全。诉讼档案在审判过程中频繁流转不利于诉讼卷宗的安全。从一审、二审、申诉、再审、执行、抗诉等程序中的调卷、退卷过程中容易发生卷宗的损毁丢失。
二、完善诉讼档案管理体系的设想
(一)构建新的档案管理组织架构和科学的管理机制
1.设立各省法院档案管理中心和中心档案库房。《档案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所形成的档案必须归国家所有;第五条规定,档案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诉讼档案是国家档案全宗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以法院为全宗单位,以全宗为核心,实行诉讼档案的分级集中统一管理是维护诉讼档案真实性、可靠性的有力保障。长期以来各级法院各自管理其产生的诉讼档案,只是做到了分级管理,没有体现集中统一的优势。
建议在高级法院以及部分中级法院设立集中统一管理辖区诉讼档案的管理中心,建设中心档案库房集中存放基层法院的纸质卷宗。基层法院仅保留周转库房,保证实体纸质诉讼档案形成后5年内的存放和保管。
2.建立健全诉讼档案管理制度。建议最高法院尽快组织各法院通过认真细致的调研论证,制定新的诉讼档案管理制度办法,重点强调明确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是确定卷宗材料的排列顺序。重点关注新增类型材料的放置位置。二是在立卷归档制度中强调卷一的索引功能。三是对照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重新制定案由和保管期限的相关规定。四是建立科学有效的归档率统计模型,为各项考核提供公平、有力的基础数字。
3.创新管理方式。一是建立调离人员档案交接监督机制。二是搞好配套开发。探索研发裁判文书制作系统,将裁判文书从启动、呈批、审查、印刷的整个流程电子化,达到真正的无纸化审判。
4.科学配置人力,强化业务培训。档案管理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法院的诉讼档案具有更强的专业性。不论采用何种编制的人员,都应当保持档案队伍的相对稳定,保证档案人员政治过硬,不断提高档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5.完善激励机制。可以考虑设立法院档案管理先进工作者奖项,以充分调动法院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诉讼档案信息化的解决思路
1.标准先行,科学规划。档案的信息化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议由最高法院根据诉讼档案管理的实际需求出台法院系统的诉讼档案的电子化标准,指导和规范全国各级各类法院诉讼档案电子化。在当前不能够统一开发商和统一应用软件的情况下,作为诉讼档案电子化的基本依据,并采取相应措施促使各级法院在系统开发中严格遵守,以便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实现数据结构的统一。
2.建立统一的诉讼档案管理软件。各行各业应用管理软件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建议由最高法院统一标准,统一软件,保证最高法院对全国法院诉讼档案资源的有效采集,真正实现由上到下的四级档案管理体系。
3.创建电子档案查询体系。全国法院系统均实现电子化归档后,在四级法院建立一个完整的电子档案查询系统,与现有的法院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整合在一起,凡是上诉或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根据一定的审批程序,向有关法官开放电子卷宗。这样可以极大地减少审判过程中的调卷量,缓解审判庭和法院档案部门的工作压力,也可以减少卷宗在调阅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及案卷丢失的风险。
4.诉讼案卷数字化并卷。在诉讼档案管理中,同一原、被告的案件在不同的审理阶段会形成不同的卷宗,如减刑假释案件、申诉复查案件、再审案件、执行案件的卷宗原则上都应该采取并卷的方法进行管理,达到全面掌握案件各阶段审理情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