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儒家思想在观念与实践等诸多方面，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存在着大量的叠合与交叉的共识。如果新儒家与自由主义能够携起手来，求同存异，就完全可以构成匡正社会之扭曲颓败，推动中国走向文明与正义之强大的建设力量。不过，在时下的中国思想场域，在主政者倡扬中华文明复兴之时，我觉得对于新儒家的一场新考验就开始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文化与政治时刻，中国的新儒家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第一，儒家如何面对政治？
政治是什么？虽然从学理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还是得到普遍认可的，那就是政治与权力有关，或者说能够统治一个社会或治理一群人，就是政治。虽然中国政制也已经历古今之变，早在100多年前就建立起现代国家，但关于政治的传统认知也还没有多少改变。对于现代新儒家尤其是当代大陆新儒家来说，如何面对政治，在我看来，就有双重的含义。第一，需要辨析传统儒家如何面对政治；第二，作为现代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我以为，如果不能分清上述两种不同的含义，并且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置身于当今复杂诡秘的政治形势，就难以明辨真伪，发扬儒家思想的真精神。
第一个问题很重要，它构成了所谓政治儒学的核心点，中国儒家思想的新旧公羊学说就是围绕着如何面对政治（君权）展开的。对于公羊学的是是非非，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过于深究，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儒家并不以政治权力的执掌为国是之根本，而是追诉其合法性来源，求诸于天道人心，并以历史为借鉴，构建一套辅助君主的治理秩序。这套儒家治理秩序，在中国历史中虽然并没有构成一种真正制约君力的宪制力量，但在某些时候，也曾经达到了某种君臣共和的治理之道，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于汉代政治，作为典范的宋朝君臣共治天下。在中国漫长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儒家通过一系列观念、教化与制度，在制约强横的君主专制集权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政治成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儒家思想塑造着中国政治的文明底色，把野蛮粗陋的暴力权力驯化为文明理性的专制权力，这是儒家的功劳。儒家治理体系契合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在大一统之皇权与地方自治之绅权之间以及皇权统治秩序内部的权力构造与议事框架上，儒家打造着清晰的道德原则（道统）与制度创制（政统），在同时代的轴心文明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超大规模共同体治理哲学与治理制度的支柱，有着一定的限制和塑造优良政体及宪制框架的规范意义。将儒家治理哲学简单等同于皇权专制主义，延续的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论点，是对传统中国心智及治理经验的无知轻薄之论。当代大陆新儒家重探“华夏治理秩序史”是对这一激进主义的积极矫正，但若轻易断定中国古代存在“儒家主义”则属于矫枉过正，也是对自由民主宪制原理的过度发挥。即使局限于评判传统儒家面对传统皇权政治时的实际作为，尤其是限制与塑造权力的制度性成就，则亦难于乐观论定。
对此，可以说，尽管某些伟大卓越的儒者，担负起儒家的理想使命，或者抵制朝廷的专制权力，修史明道，研发义理，或者忍辱负重，主持有关体制改革，暂解朝廷危机，但从人类历史演进的大尺度来看，传统儒家在面对政治时，并没有真正过关，也没有开启出一个古典的自由社会秩序。所谓的三代之治以及儒家，只是一种士大夫的政治理想，3000年现实存在的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皇权专制体制，儒家只是有限度地予以一定的权力制约和文明教化。大一统格局下的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乃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对于这种中国政治，儒家思想只是构成了中国政治的古典理想，塑造着一代代儒者的政治人格追求，与变革现实政治的根本制度创设关联不大。第二，儒家如何面对现代政治？
应该指出，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演进是在与西方世界的交汇碰撞中展开的，儒家在古今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中，并不是主导者。虽然儒家被这场变革的激进主义革命派视为敌人而被屡次打倒，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这些均致使儒家背负了不该承担的罪责，但这其实是激进主义的错误认知。
儒家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健康力量，但由于备受历史摧残，本来就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担纲者，加之又被一轮又一轮激进主义革命派清除，就更没有能力为现代中国社会提供系统的价值论证与制度设计，提供现代更化的智识资源，而不得不委身内在化为“心性之学”，承认并追随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由此步入现代世界。因此，对于新儒家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现代政治。现代新儒家要首先搞清楚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的自由、民主、法治与，那些不能理解与结合现代自由民主的所谓政治儒学，其诉求的只不过是一种现代士大夫的“桃花源记”。在我看来，只有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实践，才可以有效克制儒家思想的泥古倾向，摆脱花果飘零的历史处境。
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与现代民国的构建中，儒家背景下的立宪派曾积极参与建国事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均深受其影响，由此开辟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保守改良主义”的儒家真精神。不幸的是，20世纪以降，激进主义潮流翻转中国大地，儒家一脉随波逐流，为国共两党分别担纲的现代国家建构所逐渐抛弃，日益边缘化。
现代中国政治的塑造来自于中西碰撞、由外而内的演变，这一现代化进程虽曾激发出中国古典政治的微弱生命力，但后者要成为主体性力量还需要艰难的创造性转化，尤其需要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一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儒家面临的现代性转型，仍然尚未完成，因此，也就不可能对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发挥结构性的主导作用。
文化激进主义对儒家的负面定位固然不成立，但是儒家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力量自身亦不足够，它只是一种健康且改良的力量，面对国家强势地位，儒家与自由主义应该互相合作，各自克服自己的片面性，携手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儒家面临的新挑战，本质上是如何面对及参与政治权力与政治构造的问题，我称之为“现代儒家的历史时刻”，这考验着儒家的政治智慧。我们知道，建国后儒家屡遭摧残，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所恢复，但也主要是在民间社会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而自发生长。民间儒家思想在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中，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文明更化，在民心、道德、文化、传统、教育、常识等诸多方面的建设，构成了当代儒家的复兴之土壤，因此儒学经义也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即便儒家有一种政治儒学的诉求，那也不是复古王制，像传统儒家一样高攀庙堂，依附权贵，而是戮力构造儒学图景，试图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对专断暴力的警惕和对公民社会的推进，来展示其现代性的政治诉求。
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回避政治，儒家也是如此。儒家当然没有必要排斥和回绝政治。但必须搞清楚的是，何为现代政治，何为现代国家，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史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惨痛教训，那就是在权力政治的巨大漩涡之中，相当多的知识人（包括儒家）罔顾现代政治的本质属性，极尽背书之能事，丢弃了仁义廉耻，背离了天道人心，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冷静与审慎。第三，何谓儒家的真精神？
一直有一种提问：孔子如若活在当代，他会如何？这其实涉及何为儒家的真精神。我以为活在当今的孔子不会仅仅只是追溯三代，复古周礼，而会积极投入现代社会的转型，革故更新，塑造儒家的真精神。这里的真精神不是盘桓于古代那些已死的典章制度，而是推陈出新，与现代社会政治诉求相互契合的时代精神，他很可能会像哈耶克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自发秩序，在法治、和自由经济的社会扩展中，求得文明之道。我以为这才是活生生的儒家，才是赓续古今的儒家真精神。死守古代教条的儒家不是周孔之道，其实早已背离了孔子，现代新儒家应该向现代世界敞开，向西方社会敞开，世界大同，天地一心，这种普遍主义的人类精神，才是儒家的真精神。
儒家思想不是一种激进主义思潮，在气质上是经验主义，在方法上是中庸之道，这一特性与苏格兰启蒙思想和英美文明演进论的理路十分相似相近。但晚近150年来，敦厚、行健的儒家却深受公羊学激进主义和玄思空想主义之影响，逐渐脱离了原儒与时俱进的实践理性和改革精神。本来顺应时代潮流的康梁，其骤然失败显然与其新公羊学的激进主义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同样是秉承着儒家精神的以张謇为代表的晚清立宪派，却能够在政制变革的重大关头，左右开合，赞助民国，赢得现代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检点一下中国现代思想史，我发现很多真正的儒家并不自我标榜为新儒家，而且始终对政治权力保持着足够的审慎与警觉，比如陈寅恪、余英时，甚至反对过儒家的胡适，恰恰是他们，反倒与儒家精神之现扬若合符节，开辟出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典范。
清末郭嵩焘所谓“三代之治在英美”尽管有浮泛偏颇之处，但却正确指出了儒家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方向，这绝非“全盘西化”的幼稚主张，而是提示儒家重新进入中国历史所必要的“现代性”维度，舍此，则儒家似并无资格成为现代中国之规范基础的一分子，更遑论居中为正。陈寅恪倡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特为士大夫乃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伦理内核，亦为儒家跻身现代政治所持守的基本政治操守。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胡适在“独立评论”训政与统治时期的自由独立人格，亦可视为传统儒家“道统”使命下对政治的距离意识与批判精神之现代表率。至于余英时对儒家文史之道与治理传统的理解，虽然未必环环入扣，但却能够站在现代自由民主的基点上，深入儒家经史之堂奥，梳理出走向未来的开放性理路。时下那些自我标榜为新儒家的人士，却未必承续了儒家的真精神。我们看到他们很难抵制政治的诱惑，更少有前贤的世界格局与恢弘气象。例如，他们鼓吹的“大一统”就与现实政治的国家主义强势话语密切相关，还有他们“新华夷之辨”的论调，不但没有变革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前现据，反而做了逆向扭曲，把华夷之辨移植到中国特殊性以及中西、中美对立的思想语境中，并予以激进主义的强化。这些新儒家的思想论述，显然符合现实政治权力图谋的国际关系中的敌友政治论，助推中华崛起的国家主义迷梦，不期而然地与新左派的国家主义和极的复古主义合流在一起，新儒家的这一动向无疑值得警惕。
纵观历史，文化层面的儒家思想，甚至政治层面的儒家礼制，对于3000年中国社会的文明演进，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在义理和制度上起到了一定的抗衡君主专制的历史作用。不过，总体而言，古代中国政治的制度架构仍然是外儒内法、儒法合流下的皇权专制主义，“儒家”从未担当过主体性的角色。古今之变以来，面对现代政治，儒家如不能在规范意义上结合自由主义核心义理和宪制经验，则可能重新堕入新的“儒法合流”式权力专制主义之窠臼。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仅仅依靠传统儒家政治义理与制度设计不足以开出宪制民主，不足以限制和规范政治权力。尽管在理想的学理论证上，存在“道统―政统”之分殊，但实际政治中发生的“政统”对“道统”的反向逆袭，乃至于凌驾其上，比比皆是。究其缘由，概因二者之间多系仁政道义层面的维系，治理秩序由于传统社会基础的瓦解而遗失。因此，儒家复兴的生命力来自现代社会的生长，它们的发展主要系于如何汲取现代宪制的制度设计原理，推进现代性的自由伦理与社会自组织系统的发育壮大。
至于如何面对当今权力政治对儒家的亲和取向，我觉得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这一取向无疑具有正面意义，当代政治不再一味打压儒家传统，而是向儒家敞开，借此儒家可以更主动地申说义理，躬行理念，推动社会的文明更化；但另一方面，这也对儒家构成了考验，迫使儒家拷问何为现代政治，而不是盲目投机政治，否则很可能重蹈传统儒家沦为皇权专制的附庸之覆辙。时下，主政者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议题很多，三中全会聚焦“治理现代化”，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这些主流议题都有着鲜明的现代政治特色与取向。儒家亦牵涉其中，不仅在文化层面，同时也在治理层面，为社会各界所期待。但儒家在面对政治和走向民间的双轨制“复兴”过程中，如何与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相结合，如何完成“道统―政统”结构内部的现代性的宪制构造，如何对待民主、法治与人权，则成为儒家整体尤其是政治儒学当代面目、形象与历史定位的关键。
关于方东美思想的不合时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一是方东美学术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或者说理论动因；二是方东美与其他新儒家观点的迥异之处。
先来看方东美先生所处的时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为图富民强国，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者与知识界，经历了一个曲折与漫长的认识过程，首先是由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通过变革器物达到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目的，然而甲午海战的失败这样的梦想无情地破灭了；而后又提出了通过变革政治制度来强国，但是的失败使这样的想法也未能如愿；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真正的威胁也许是来自文化方面的。救亡图存是整个民族的共识，而如何才能克服危机？人们把注意力最终导向了文化。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危机，其实质是什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危机，在列强的侵略面前，救亡图存，并进而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对此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启蒙与救亡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究其实质，其实就是，一方面如何来看待西方的器物、制度与文化，它们能否引领中国走向民富国强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来对待中国经过长达几千年的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与精神，难道它就是中国社会落后的真正的渊薮？是实现现代化无法逾越的阻碍，因而非得要彻底去除不可？简单地说，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如何看待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可以看做是西方在历经工业化，或者说是在完成了现代化后所获得的强大优势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现实冲击；而后者则是植于本民族文化母体的中华民族何以去做的问题。如果承认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不否认现代性的话，本民族文化要克服危机就是要从自身做起，要么“返本”“开新”，要么完全抛弃，另请高明。而如果选择否认现代性，沉溺于自我的逻辑和幻象，本民族的文化已足，固步自封即可。显然当时的人们选择了承认，选择了完全文化的传统与精神，其结果就是要“打倒孔家店”，彻底拔除维系中国政治、文化几千年命脉的儒家思想，全盘否定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传统。
在这样的宏观历史的背景之下，在文化选择的冲突之中，选择“返本”“开新”的则以新儒家为代表，他们有着很深的文化危机意识，在不拒斥现代性、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下，从不同的角度、层面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护持。着力解决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创造性地重建传统。
方东美先生就生活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他生于1899年2月，卒于1977年7月，从其成长历程、治书著述以及学术生涯的时段来看，可谓恰逢其时，自然他的思想脱不了这个时段的痕迹。实际上他的思想，就是来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挑战，因而不难发现在其著述中，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他所建构的思想文化体系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精神的阐述，从中可以看到在他的论述中，中国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且它既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同样也能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返本”，同时也能“开新”，并以此参与到世界文化潮流之中。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方东美先生的思想确实是具有深刻的洞见的，他的论著实际上回答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思想脉搏的跳动。
作为新儒家的方东美与其他当代新儒家尽管所处的时代相同，理论背景以及价值关怀趋同，但是相异之处则更多。首先方东美反对“道统论”，倡立“学统”，对儒家之外的诸家学说取并包兼容的态度；其次，对于宋明新儒家，方东美认为包含三个形而上学思潮，其一是“唯实主义的新儒学”，包括北宋五子以及朱熹；其二是“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有象山、阳明等；另外一派是“自然主义的新儒学”，王廷相、王夫之等归入此类。最后，在复兴儒学、重建传统的方向选择上，方东美认为应该直接接上原道原始儒家来发展、光大儒学。
而如此前卫则是从原始典籍的角度出发，此是方东美一生秉持的学问态度和方法，亦是他贴近今日复归原典、重读经典，回到古代罗马、希腊学术思潮的先瞻之处，而《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一书则是这种方法和理论的总结。本书导论是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精神”作的简要概括，其余章节共四个部分：一是原始儒家思想———《尚书》部分。二是儒家思想———《易经》部分。三是原始道家思想———《老子》部分。四是原始道家思想———《庄子》部分。
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应自儒家说起，因为就哲学的起源来看，虽然从比较学的观点看去，中国与希腊、印度均有一套系统的神话传说，但是中国的是战国以后后人整理的，“决不能倒过来以后出的材料说明更古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神话不能成为说明中国哲学的材料。中国哲学需从儒家谈起，而儒家哲学思想当以原始儒家为主，谈论原始儒家，自然必以孔孟为主，但谈孔子，不能只讲《论语》，在方东美看来，儒家的思想源远流长，一方面注重传统，一方面又注重创造，而《尚书·洪范》和《易经》就分别体现了儒家的这两个传统。
《尚书·洪范》作为儒家思想传统之“承受一套洪荒上古时期之久远传统”的一面，方东美认为值得注意的为两点：一是“五行”观念。一是“皇极”观念。而《易经》作为儒家思想创造的一面，方东美认为“复又开拓出一广大悉备之哲学新天地”。他说：“儒家形上学具有两大特色：第一，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流衍变化，万物由之而出。（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第二，强调人性之内在价值，翕含辟弘，妙与宇宙秩序，合德无间。（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此两大特色构成了全部儒家思想体系之骨干。”
方东美认为殷周之革命，影响到春秋战国时代，结果产生了两大思想体系：一方面，儒家设法制定一切范畴来把握“时间生灭变化的世界”，以时间之创化过程来描绘人类生活的世界；另一方面道家老子则不满意春秋时代的演变——顺着时间之流而愈变愈坏，而要透过时间之幻想，将世界向高处、向过去推，推到人类无法根据时间生灭变化的事实以推测其秘密，而进入一永恒的世界。儒家即是前述的原始儒家哲学，而后者即为原始道家哲学。在方东美看来，道家的真精神是要成就一种境界上的“太空人”，道家所寄托之世界乃是一大神奇梦幻之世界。“构成其世界之空间正是美妙音乐及浪漫抒情诗歌之‘画幅空间’兼‘诗意空间’——一种充满诗情画意之空灵意境。”“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正是这种精神的完美表达。
以上，撇开价值追求和立论的初衷，方东美对中国文化乃至哲学的理解，尤其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的理解别开生面，其视野相当开阔，下面笔者兹就方东美先生的思想作几点简要评述。
首先，方东美先生是在将整个中国文化化约为哲学的论域中进行的论述。他说“通中国哲学之道，盖亦多方矣，然余于是书则独采形而上途径，旨在直探主脑及其真精神所在”。他以形上学三种形态——“超绝形态”“超越形态”“内在形态”来判定中国形上学为一种“既超越又内在”“即内在即超越”的独特形态，这种形态才是他心目中的正态。将整个中国思想，或言哲学诉诸本体论的探讨，本无可厚非，但是抱定形上学，以本体论的视角审视传统思想的脉络，而将“凡非中国思想一脉相传之诸形上学理论”置于讨论之外，显然不能完整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精髓之所在。
关键词：契约论《孟子》儒家思想
引言
孟子对儒家治世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发展，其思想都集中在《孟子》这部经典著作中。对《孟子》中相关文字的论述解读，可以发现其儒家文人治世思想的一种寄托和主张，加深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一、孟子和《孟子》的总体概述
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战国时期邹国人。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儒学思想，同时在儒家文人治世思想创新方面也发挥了独到的创新作用。孟子和他的门人著有十分重要的《孟子》一书，集中表现了孟子的治世思想和哲学思考。在《孟子》中，孟子着重表述了自己关于治世方面的一些见解，尤其是孟子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主张将这样的思想推广到人民百姓身上，实现社会和谐。同时，《孟子》中也主张在仁政方面有进一步地探索，包括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探寻和对治世策略的求索。
孟子通过《孟子》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儒家仁本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也将这种仁上升到了治世的高度，对古代统治阶级的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对《孟子》中儒家的文人治世思想进行现代性解读和有意挖掘有助于我们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当下的社会和谐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学视角下《孟子》中儒家治世思想的解读
（一）仁政治世思想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腹，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孟子・离娄篇下》
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而不听，则易位。”在这句主张中，孟子强调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监督，如果统治者有失仁德的话，人民群众就有进谏的权利，倘若统治者置若罔闻的话，那么人民群众就可以更换自己的统治者，这正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最原始的论证，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权力。《孟子》中又表述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一直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来笼络民心，从而实现统治的长久安宁。
（二）儒家的仕途原则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腹，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孟子・离娄下》
《孟子》中主张文人应该是学而优则仕，鼓励和号召大家刻苦学习，然后考取功名来报效国家。儒家在文人仕途上主张应该时刻监督统治者的言行举止，不应该有违背“仁政”的行为发生，对于统治者的过失应该进行苦苦劝谏，不能让统治者失去民心。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也给出了明确论述，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君臣之间是一种亲密朋友的关系，彼此应该相互尊重，是儒家学派治世思想的一种前进和超越。
（三）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于我心有戚戚！”――《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中除了对君臣关系做出探讨以外，还对臣民之间的关系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儒家提倡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将君主的权威放在了一个较为缓和的位置上，道出了如果君主可以担忧和体恤百姓，那么百姓也会担忧和体恤君主的忧伤和快乐，这样一种关系的构建看上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主体性的平等地位来讲，这样的平等地位是一种平等的沟通和交流，同君主的绝对王权没有过多的联系，而是将君主和百姓放在了一个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上，鼓励君主和百姓在价值观和生活的感悟分享上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够互相体谅和支持。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标准。
（四）个人修养的不断提高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一直主张个人修养的提高，重视内在德行的进步，因此在治世思想中，很明显就对入仕文人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中有很多关于个人修养文段：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坚韧的性格，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要通过艰苦磨难来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孟子》中“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论述，说明只要人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和磨难，都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有着高尚道德的人，这是古代对文人治世提出的一个最高标准，一直激励和督促着那些文人学士。
结语
通过对《孟子》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治世思想的精髓和仁政主题思想，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弘扬。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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