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建筑;形态软化;理性的思考
中图分类号:TU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379-01
近半个世纪来,随着生态学相关领域的概念被引入到建筑设计中,建筑形态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又有了新的表现――形态的软化倾向。软化,是相对而言,即相对于几何性明确的建筑形体,建筑的形态呈现出流动、变形、异化等非几何性特征;而相对于透明、清晰的建筑表皮,建筑的表皮则呈现出模糊、半透明等表达含混的视觉表象。具体在建筑中,这种形态软化的语言表现为:以大尺度块面弱化建筑的形体处理;建筑造型打破以往规整立方体的组合,代之以非对称曲面和流线型造型设计;利用建筑材料的技术效应创造建筑表面模糊、半透明的表象等等。
1弱化或隐匿形态――尊重环境条件
尊重自然是建筑最基本的内涵,因此这类生态建筑往往在形体处理上突出以当地自然环境和地域特征为创作依据,以弱化形体或覆土绿化的方式来表达建筑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有机协调关系。通过使建筑“消失”的手法使其融入环境之中,以此来表达建筑对环境的尊重。同时通过这种手法“弱化”建筑的个体特征,“强化”环境的整体形态。
2流线化形态――追求理性规则
这类生态建筑突出以物理学相关知识: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热力学等为形体处理依据。由这些依据决定的建筑多表现为流线化的造型以及各种不规则的建筑形态。由此使建筑变形,更具流动、非几何性的特征。诺曼・福斯特设计的伦敦市政厅。该建筑提供近17000m2的使用面积,容纳议会,委员会办公室及一些公共设施,以及市长办公室等。建筑的造型是一个变形的球体,高约50m,共10层。这种变形并非随意而来,而是通过计算和验证来尽量减小建筑暴露在阳光直射下的面积,以在冬夏季分别增加和减少太阳热,从而获得最优化的能源利用效率。具体做法是通过对全年的阳光照射规律的分析,得出建筑表面的热量分布图。利用这一结果确定建筑的外表面形式,以达到用最小面积的建筑表皮促进能源效率最大化的。根据冬夏季太阳辐射角度“算出”的建筑形体目的。“经过计算的这一类似于球体的形状比起同体积的长方体,表面积减少了25%。”福斯特总能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理性方式,根据科学原理和数学公式,“计算”出建筑的表皮形式,而其计算依据则是夏季伦敦酷热的直射阳光。同时这种建筑的表皮形式也因为“计算”而来呈现出流动、非几何性的特征。
此类建筑的表皮形体处理突出以物理学相关原理为软化依据。虽然从某种程度上也必须依赖于技术的支持,但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类“软化”形体是基于科学的分析之上的,因此更具有理性的形态思维特征。
3仿生化表皮形态――学习生态原理
建筑的仿生分为结构仿生、材料仿生和设备智能化仿生。在此,由于建筑材料与建筑表皮的直接联系性,文章仅讨论建筑材料的仿生。材料仿生就是研究和仿照生物躯体的组织结构、化学成分、色彩及生态功能,设计和制作出卓有成效的新型材料,来满足人类对建材性能和品种日益增长的需要。
生物学家发现北极熊白毛覆盖下的皮肤是黑色的,黑皮肤易于吸收太阳辐射热,而白毛又起到热阻作用。借助生物学类比,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研制出一种绝热材料(TransparentInsulatedMaterial简称TIM),在建筑上,通常将其与黑色外墙复合成为隔热墙,从而减少因对流而造成的热量损失。1996年,建筑师迪特李希・施瓦茨曾经在瑞士建造了两座完全由TIM绝热材料作为外立面的房屋。这种材料而成的隔热墙与黑色外墙复合而成的隔热墙使得建筑几乎达到“零能耗”。TIM层在黑色吸热面外侧,在冬季可阻止吸热面向室外散热,在夏季可避免室外过多的热量进入室内。由这种仿生材料包覆的建筑,其表皮的视觉特征由于呈现多种材料的复合而“模糊”化。因此,相比于清晰、透明的建筑表皮而言,这类仿生材料以“模糊”的特征“软化”了建筑的表皮。
4建材表皮形态――崇拜技术效应
此类建筑的表皮形态突出表现在生态建材的个体特征上,通过诸如绿色植物混凝土、Low-e玻璃、纸等有生态效应的技术建材来“构成”建筑表皮,使得其形态突出表现为某一建材的特征,如纸的半透明性等等。由此使得建筑表皮呈现“软化”特征。纸做建筑材料不仅可以减小建筑物的重量,而且施工速度快,降低成本;并且建筑物拆除后,纸可以重复利用,是非常好的环保材料。选择纸作为建筑表皮的使用材料,不仅能够使建筑具有良好的节约和再生效应,而且建筑形态会因为纸本身半透明的特性呈现出模糊、游离的状态,表现出表皮“软化”的表
5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建筑的形态软化倾向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设计思想是有着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的。可以说,它继承了传统建筑文化中理性的本质特征,又扩展了现代建筑文化的研究范围。建筑理性化的形态软化趋向,把建筑设计引入到一个更理性的创作领域。
参考文献
[1]李华东.高技术生态建筑[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60.
关键词：寒地；生态学；建筑外界面
备注：论文是课题的系列论文之一。
课题信息：寒地建筑外界面低能耗形态的设计研究，吉教科合字[2015]第277号，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1对生态建筑学的认识
生态建筑学一词是意大利建筑师帕欧罗・索列瑞提出的，他主张保护生态平衡并保持城市和建筑的自身特征，他把生态学（Ecology）和建筑学（Architecture）两个词并为一体，提出了生态建筑学（Acologies）的新概念。
保护人类的生活环境顺应和保护自然生态，创造适宜人类生存与行为发展的物质环境、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已成为当今世界具有迫切性的问题，生态建筑学的研究正是为了探讨这个问题而出现的，同时也是时代特征的表现，它既是生态学（包括社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等）与建筑学交叉渗透的产物，又是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和社会科学如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更大规模结合的产物。
2生态建筑的技术类型
2.1低技术生态建筑
生态建筑所包含的理念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建筑的两大渊源――穴居和巢居，均包涵了最为质朴的生态理念。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中国民居在“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从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陈设乃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均蕴含了生态精神。传统的四合院民居、的石屋、东北的井干式木房、云南的竹楼、西北的窑洞、内蒙古的帐篷等，它们均是就地取材并且适应当地气候，与人自然融为一体。这此传统的理念和技术起到了减少场地影响、水土流失、土地侵蚀、改善微气候和生态环境的结果，都较好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2.2高技术生态建筑
高技术生态建筑的主要特征是充分利用生态学、生物学、气候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作为支持手段，从生态策略入手，强调建筑的灵活性、低能耗，强调较强的空间适应性，使建筑与环境有效地呼应起来。这些高技术包括电子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一些新的生物技术，防污染技术，再循环和资源替代技术，生态式的能量供应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等。虽然高技术生态建筑造价比较昂贵，但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却可以减少相当一部分的运行费用，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相当经济的。
2.3适宜性技术生态建筑
适宜性技术生态建筑是针对地方气候条件，融合生态建筑创作原则，运用现代生态技术与传统节能技术相结合而创作的建筑。相比传统地域建筑被动地应对自然环境，适宜性技术生态建筑则是被动应对自然环境和主动维护生态环境相结合。
适宜性技术生态建筑从地域文化中汲取各种经验与技术策略，在积极利用先进科技的同时，并不排斥“低技术”，而是将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走以适用为宗旨的“适宜性技术”之路。
3寒地建筑外界面的生态技术特征
3.1寒地建筑外界面的技术特征
3.1.1寒地经济技术性特征
寒地占据我国北部地区，地理位置的偏僻和对外交流的闭塞造成了该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技术水平存在一定局限，极大地限制了寒地建筑外界面形态的创新和进步。相对我国南部地区来说，一些先进的建造技术、建筑材料和构造形式由于造价偏高、维护复杂，很难在寒地推广。此外，寒地区域由于自身寒冷气候的影响也使得建筑在外界面设计时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技术对策，而寒风、积雪等其他不利因素更给建筑带来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因此，建筑的体型系数、保温墙体构造、外饰面材料和建造施工等技术手段均成为寒地建筑外界面设计创作的束缚。
3.1.2因地制宜的建筑技术特征
同样的技术、设备在寒地建筑中的应用，其手法应有别于其它地区，呈现出寒地独特的建筑美学特征，一些新型轻质保温墙体材料的研制和应用，不断改变着寒地建筑的形态特征，节能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也为寒地建筑带来了形式与功能的高度结合。传统寒地建筑封闭、厚重的建筑个性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消失，通透、轻盈不再是南方建筑特有的个性。由于气候条件决定建筑的细部和构造形式更应显示出寒地区域建筑的技术特征。
3.1.3倡导地方技术的形态特征
在寒地范围内，技术的发展战略应服从于社会、经济发展总目标的需要。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选择适合寒地经济水平的适用技术，不仅要大力提高寒地区域的经济技术水平，提倡将当代的先进技术有选择地与建筑特定的需求和现实条件相结合，并注重技术发展与寒地文化的融合，避免在技术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原有文化的冲击和破坏。也要重视对传统技术的提升与改进，从地方材料、构造方式等要素中发掘传统技术的潜力，继承有代表性的技术传统，并实现传统技术的现代化[2]。
3.2寒地建筑外界面的地域特征
3.2.1自然气候特征
自然气候是建筑外界面的制约因素之一，但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具有生命力和启发性的因素，巧妙地利用气候与建筑之间的矛盾，使之异化，成为建筑创作的灵感，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合乎逻辑与美学的富有个性的建筑形态。防寒保暖、争取日照、挡风避雪是寒地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这直接影响到建筑的功能、形式和维护结构。一方面，寒地建筑主要通过相对封闭紧凑的平面布局和提高外维护结构的绝热性能以抵御外部气候的不利影响，在建筑的外部形态上则体现为简洁有力的体量组合、浑厚丰富的外部形象和色彩明快的装饰风格等。另一方面，合理的建筑空间组织不仅能够适应相对稳定的自然气候，更能创造适宜的建筑微气候，改善室内环境的舒适性。因此，在寒地建筑设计中，可以通过对内部空间的温度分区和巧妙组合创造出自然生态的室内环境和积极活跃的空间氛围，并最终导致丰富多变的建筑空间形态。
3.2.2地域文化特征
建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必然是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人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尺度，从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审美取向，导致了建筑中处理问题和表达思想的方式的差异，最终体现在建筑形态的地域特征中。生活在东北、中原地区的北方人，他们依靠独特的场所和空间形式来回应与自然的关系和面临的严酷气候条件，他们表现出对自然的敬畏与对抗，将自身的生活场所与外界隔离以削弱其影响，而强调其内部积极的生活氛围，他们认为建造活动是改变原有环境、创造新的环境平衡的活动，新的建筑不仅要适应它所处的环境，而且还要反映出于它自身的参与所构成的新的环境关联，旨在对抗中寻求和谐。
4结语
寒地区域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与社会发展的机遇相结合，为寒地建筑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坚实广阔的平台。建筑师面对时代的挑战，应在继承传统寒地建筑文化和特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融入现代建筑文化、技术和审美意识的适应现代寒地建筑发展趋势的形态模式。
参考文
[关键词]建筑、批评意识、形态文化、建筑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与建筑意识形态批评
建筑作为最具公共性的艺术和文化表现形式，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是表现“经济的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变化过程的许多手段”，是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地位”的工具。由于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成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与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代大工业城市”、“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巴黎改建——近代两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最早探索——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l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制定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欧斯曼计划”(又译“奥斯曼计划”)巴黎改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建设了在今看来依旧高大、雄伟、美观的巴黎歌剧院、香榭丽舍大街和星形广场。恩格斯认为“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街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将市中心“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改造成大商场或街道，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大肆自我吹嘘”的巨大成就的欧斯曼计划的最终目的在于“使街垒战难于进行”。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义在别处，并且往往是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南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所以恩格斯敏锐地指出：“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生产它们”。因而得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在西方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危机中被反思、探索和突破，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在哲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学等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建筑学领域更是异军突起，构建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如曼夫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列菲伏尔的《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詹姆逊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和《后现代主义的限制》，哈贝马斯的《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戴维·哈维的《(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城市中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设计》等论著，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建筑批评之间构建了一种如影相随的亲缘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城市建筑和空间进行了犀利而深邃的阐释。
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始于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院。1969年，其代表人物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发表了题为《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长篇论文，将意识形态批评引入了建筑批评之中，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塔夫里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中指出：“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危险之中。”因此，在《建筑与乌托邦》(1973年)一书的序言中，塔夫里声称要“用意识形态批评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以此构建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例如，塔夫里用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解释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产生与衰落时，认为新艺术运动建筑如同“最有想象力的火焰，它点燃了希望之光，成为表达真理的工具”，就像是播下了种子，它使理想得到萌芽”。它是“上层中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它标志着这个阶层企图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适应各个阶层的需要”。“由奥尔布里奇、麦金托什、霍夫曼所创造的含有神奇色彩和颓废氛围的新艺术运动是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反抗的表现，他们不愿看到金钱左右一切的现象在建筑艺术领域产生，他们企图用新的艺术手法来表达新的希望。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墨守成规的新作品同样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大量的新资产阶级不赞成这种主张，而新兴的工业化方法才对他们有吸引力”。塔夫里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出发，揭示了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力的运作秘密。但是，我们从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中可以看出，塔夫里认为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可以有意识形态的立场，但建筑不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建筑批评应该坚决揭露当代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种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否定性意识形态批判，毫不妥协地否认了意识形态对于建筑创造可能具有的积极肯定意义，导致了塔夫里对当代建筑创新努力的悲观主义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是一个负面范例。尽管文化环境在不断变化，人们却只是以新的方式一遍遍复述古老的故事。当代建筑的各种原则已经将伟大的语言学实验演变成了一场悲剧，以致错接与放弃，然而事实上当代建筑基本上没有在它们的诗篇中赋予这些原则以一种中心地位。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未来时，对传统的依赖越来越成为束缚。建筑，就像俄狄浦斯，命中注定会因自己要实现单一的神话而必须同时要承担不同要求的惩罚。因此，在塔夫里那里，充满了对当代建筑的谴责与批判：菲利普·约翰逊的“学院气来自贪婪的搜集欲，而不是来自浏览中冷静的、独立的态度”，他“暧昧不明的折衷主义终究不过是一场魔术表演”：詹姆斯·斯特林“徘徊于结构主义和未来主义之间，徘徊于对技术的敏感和对维多利亚的追忆之间”，“粗看起来它们虽然有一种反讽的味道，却没有提供解决谜题的方法”；路易·康“为学院派创造了一种缺乏表情的建筑。在这里，世界沉没消失”；文丘里和布朗的“势利态度为大量的美国神话涂脂抹粉。他们为费城两百年纪念活动的美化建议只是一种以特意幼稚的灯光视幻效果对大众社会用滥了的符号的再次使用”。塔夫里揭示了当代建筑的风格、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所存在的一种悲剧性张力，其批评方法显然是意识形态的，正如塔夫里在其名著《现代建筑》的最后一句所指出的：
我们希望所追寻的足迹在今天会变得更清晰一点。我们试图显示的不是一条道路的历史，而是许多道路的历史，以及它们是如何从特定的建筑作品中产生的——产生于现实和乌托邦的相互作用。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这些道路所制造的外在形式，而是隐藏在它们后面的思想。
美国建筑批评家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1980年)一书的前言中声称自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对本书最粗略地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接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他异化于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尽管弗兰姆普敦否认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但从他关于人的异化的分析和充满辩证法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该书《第三版序》(1991年)中弗兰姆普敦指出：由于“所有的历史都无可例外地受到观察模式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写一部绝对的历史，正如他们无能创造绝对的建筑”，因此在第三版中引入“反思实践”的模式，作为批判性建筑实践的基础，挖掘建筑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所具有的潜力。弗兰姆普敦对“十人小组(TeamX)”在“他们的创作能量衰减”后其“作品仍能持续到现在”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不在于其建筑艺术的视觉形象，而在于他们文化批判的启示力量”。一个例子是，“十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德·卡尔洛(DeCarlo)认为建筑理论与实践“往往是为掩盖那个渗透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势与剥削的网络服务的”，指出CIAMⅦ(现代建筑国际会议第7次会议)对城市中心感情用事的评议使传统城市核心遭到践踏，城市更新成为了迁移穷人的借口。这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19世纪中叶法国巴黎改造的“欧斯曼计划”所进行的批判具有一脉相承的批判锋芒。
德国建筑批判家克鲁夫特在《建筑理论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1985年)中指出“建筑理论被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搅得乱七八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本身”，“在那些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就像20世纪已经显示的那样，建筑理论以一种标准与统一的形式，表现为某种堕落：‘一体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冒充的理论，是专用来为那些粗劣的艺术作品涂脂抹粉的。在这些社会中，艺术批评所能起到的重要的正确影响也被扼杀了”。
塔夫里、弗兰姆普敦和克鲁夫特等西方建筑批评大师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汲取丰富的营养，在建筑批评中展现出批判的锋芒毕露的精神。这一批判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冯果川借用德波“景观社会”的概念，认为“鸟巢”、CCTV新楼等造型奇特的前卫建筑“被权力从建筑学的语境中剥离出来后置于新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它们的先锋性已经被‘’，这些建筑不再是革命性的建筑而是枯萎成空洞的布景，成为权力装点门面的一尊尊‘门神’。王南溟则认为所谓“中国式建筑”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和其他中式建筑是全球化文化霸权以及弱势文化的国际处境的表现，对这些中式建筑风格的赞美掩盖了很多需要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可见在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中，意识形态批判成为了建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犀利的批判传统，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文化现实中主宰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反映意识形态霸权的上层结构，因此必须揭开笼罩在建筑形式表面的意识形态面纱，从而破除意识形态的迷雾获得现实的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成为对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意识形态的揭示、批判与否定，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积极的建构意义。学术界有必要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思想资源、批评立场和批评模式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适应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度拓展。
二、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的构建：多维与辩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
——郑时龄
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起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城市的阶级批判。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来进行建筑批评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既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与疑问。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关于事物本质与表现形式的隐喻，使我们在考察两者关系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对深度的挖掘——试图穿越形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揭示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成为了建筑批评家们身不由己的本能追求；而另一方面，对这一模式的教条理解使建筑批评滑入了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潭，导致‘剥开’、‘揭露’、‘揭去面纱’之类的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大行其道，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与反击。
罗杰，斯克鲁顿在《建筑美学》中对建筑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指出了质疑：“把一座建筑反射到它的经济环境中去，我们能够揭示什么‘含义’呢?”“当这种理论应用来作为一种评论工具时，它那‘反射’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比建筑艺术自身更能证明‘上层建筑’具有自发的生命力了，在那里各种风格的建筑、城镇都已使它们自己不依那浮动的经济环境而复活和不朽。例如看看从帕提农神庙到圣凯琳船坞的多立克柱子的历史”。因此当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齐小教堂进行评论时，我们并不知道15世纪佛罗伦萨独特的经济状况对评论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斯克鲁顿的质疑似乎不无道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他显然走入了歧途。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斯克鲁顿们是如何被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引入歧途的，而是要寻找如何走出歧途的途径。
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两者关系的本质，它所造成的疑问似乎无法分析。于是，根据威廉斯的观点，人们这才通过一些隐喻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差距，而反映论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隐喻。”“所有这些暗喻——从对理想性整体的反映到对隐蔽物的揭露再到对物质生活多样性的呈现——都只不过揭示了对艺术的不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为什么如此千差万别?最直截了当的答案是：因为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缺口处搭起一座桥梁。换而言之，正是因为这个缺口才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暗喻。”长久以来，人们为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诸多模式，取得了许多进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反映论和中介论。
1957年，理查德，沃尔海姆归纳了艺术批评中所采用的三种方法，即因果法、表现法和轶事法。因果法认为艺术是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是在整个的经济基础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就好像台球桌上不同球之间的相互碰撞一样，即使不那么明显但却是必然的；表现法认为艺术作品会反映某种文化价值或是文化危机，艺术作品和文化是一种平行关系而非因果关系；轶事法认为艺术作品和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阿尔都塞通过对传递因果关系模式和表现因果关系模式的批判，构建了结构因果关系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模式。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统一性包含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层次，这些层次“按照各种特殊的、最终由经济层次决定的规定，相互联系，共同存在于这种复杂的、构成的统一性中”。因此，“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不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外界‘条件’作用于一个固定的有结构的整体而产生的偶然演变，而把这种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结构调整，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
雷蒙·威廉斯和詹姆逊则另辟蹊径，提出了用“中介论”取代“反映论”的分析模式。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一书中提出，在讨论社会与艺术或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能指望找到艺术中被直接反映的社会现实，因为由于间接表达的缘故，这些东西经过中介后原有的内容改变了。社会现实被“投射”或“伪装”，要想还原它们就要返回中介过程找同它们的本来面目。
詹姆逊指出中介化是一种分析手段，是对诸如“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其社会根源之间，或国家政治的内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的确立”。詹姆逊将中介化分析模式应用到建筑批评巾，试图通过中介来确立建筑形式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寻找建筑风格变化的深层动因，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经典案例是詹姆逊对“晚期金融资本主义”的建筑风格的分析。詹姆逊指出必须在经济层面和美学层面之间加上一个具有“新的活力的中介”，才能解释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避免做出类似“地产投机和对日益增加的对建筑物的新要求开辟了新的建筑风格涌现的新空间”这样的简单粗暴的论断。詹姆逊的“中介”概念“存在于已经发展到被自身内在的法则和动力所控制的社会之中”的“半自律”领域。詹姆逊总结了当代建筑风格的所呈现的两个显著特征，即所谓“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在解释其产生的动因时，詹姆逊在经济基础(地产投机、金融资本)和上层建筑(建筑的美学形式)之间加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一中介，使其分析更具穿透力：“极端等距空间”和“含壳体积”是晚期资本主义抽象化文化的结果，前者“迷恋均衡”，使“密斯(Mies)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逐渐变为现实”；后者追求“非物质化”，使建筑“减少了质量和重量，同时增加了空间和轮廓线——这正是砖块和气球之间的区别”。
“反映论”的分析模式直接而明了，但其分析框架过于严谨保守，缺乏阐释的创造性与灵活性：“中介论”的分析模式丰富而复杂，但其分析框架过于松散开放，缺乏解释的稳定性与方向性。我们试图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整合，建构一种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其基本框架是，在建筑批评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或“本质／表现形式”模式中加入“社会文化”中介，构成“经济基础，社会文化／建筑形式”模式。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坚持经济基础是建筑风格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对当代中国语境中社会文化实现与建筑形式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辩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在建筑批评中的作用。
在讨论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关系时，当代社会中文化所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分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弗雷德·英格利斯认为文化“变化多端，规模宏大，海纳百川，极富争议”；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由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构成的不断运动的三角关系，在它们相互运动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现实由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布洛赫提出的“非共时性”概念则表明我们可以同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各种文化可以在冲突中共存。阿摩斯·拉普卜特认为文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它是缓慢变迁的恒定因素与急速变更的变化因素的融合。现实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共存理论为我们解释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多元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从多个维度来理解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一个维度代表一个单一而独特的分析方向，因此每一维度的分析都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社会文化现实与建筑形式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每一维度中，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关系具有“因果关系”、“表现关系”和“疏离关系”等三种分析模式，显然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由于每一维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与局限、洞见与盲点，因此多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必须是辩证的：一方面通过各维度分析的相互观照以提供更富洞见和包容性的分析，并试图借此揭示建筑形式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借助威廉斯和布洛赫的概念，我们必须在“非共时性”的多元文化中发现主导的、新兴的或残余的文化维度，当然这种判断仍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是一个极具复杂、歧义纷呈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渗透着情感与幻想”同时又“关系到行动、合法性与权威”的信仰体系与价值体系。雷蒙·威廉斯归纳总结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三种用法：特定阶级或集团所特有的信仰体系；虚假的信仰体系——即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对立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所构成的信仰体系；意义与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雷蒙德·盖斯在《批判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一书中区分了三种意识形态的类型：一是描述性意义(中性和客观的)的意识形态；二是批判性意义(否定和批判的)的意识形态；三是积极意义(建构和创造的)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则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范畴内解释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经济简化主义。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阿尔都塞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表现，就是说，是人类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元决定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意志(保守的、顺从的、改良的或革命的)，甚至一种希望或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正是在想象对真实和真实对想象的这种多元决定中，意识形态具有能动的本质，它在想象的关系中加强或改变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依附关系。”我们正是受到威廉斯、盖斯和阿尔都塞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启发，提出了多维与辩证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建筑形式与多元文化现实之间“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辩证考察，揭示“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的多元决定过程中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关系，，强化、改变或异化“真实关系”的过程，从而使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
例如，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讨论当代中国建筑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既存在一种“真实关系”——中国现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并与传统血肉相连同时又逐渐疏离传统的现实，又存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想象关系”——对传统的坚守与颠覆、对创新的冲动与对复古的眷恋、对中国传统建筑文艺复兴的梦想和对建筑革命的期待等等。此时“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之间多元决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坚守传统与颠覆传统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为数众多的处于折衷状态的意识形态，通过矛盾与复杂的“想象关系”对同样矛盾与复杂的“真实关系”进行了有选择的、“能动的，，强化与改变，构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想象性”的“真实关系”。当然。这时“真实关系”实际上已经在多元意识形态的博弈下转变成为了“想象关系”。建筑意识形态批评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揭示，破解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除了建造出一些有着变了形的大屋顶、深挑的檐口、简化的斗拱、马头墙、柱廊、清砖加灰瓦等模式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之外，再也难以出现新的突破”的深层原因：因为中国特色现代建筑与当代中国文化现实之间只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改变了的“想象关系”，它在当代中国全球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成为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