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分析影响老年人生存质量的因素,为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入选者按年龄分老年前期、老年期和长寿期。使用汉化版SF-36量表,一对一问答方式进行调查。根据生活环境设乡村组和福利院组。数据使用SPSS11.0软件分析。结果:老年前期与老年期以上人群的SF-36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0。各个维度除肢体疼痛外,也有明显差异,p
【关键词】生存质量;老年人;SF-36量表;影响因素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本世纪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也是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新时期。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仅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也给政治、经济、社会、社区、家庭等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老年人口整体素质和生存质量是属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医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国际上对老年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研究较为重视。我们在佛山市高明区,对部分老年人进行健康测量量表SF-36(TheMedicalOutcomesStudy36一ItemShort.FormHealthSurvey)调查并进行分析。
1方法
按照我国老年期划分标准,将45～59岁分为老年前期、60～89岁为老年期和90岁以上定为长寿期。语言交流正常的老年前期及老年人纳入调查对象,根据居住情况分为乡村组和福利院组。量表采用中山医科大学统计教研室方积乾教授等完成的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量表)。考虑老年人普遍存在阅读能力下降的特点,因此调查时采用一对一问答方式进行。SF-36维度终得分的计算公式:转换分数=(原始分数-最低可能分数)÷可能分数范围×100。数据使用SPSS11.0软件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
2结果
2.1一般情况:本调查入选133人,其中乡村组112人、福利院组21人。老年前期27人占20.30%,老年期98人占73.68%,长寿期8人占6.01%。
老年人性别情况:女性;老年期69人(65.09%),长寿期5人(4.71%)。男性;老年期29人(27.36%),长寿期3人(2.83%)。
老年人婚姻状况:男性未婚3人(2.83%),已婚20人(18.87%),离异9人(8.49%)。女性未婚3人(2.83%),已婚34人(32.07%),离异37人(34.90%)。
老年人文化程度:文盲;男性2人(1.89%),女性50人(47.17%)。小学;男性24人(22.64%),女性23人(21.70%),中学;男性4人(3.77%),女性为0。大专以上;男性2人(1.89),女性1人(0.94%)。
2.2SF-36情况
2.2.1SF-36与年龄的关系:SF-36总分在各年龄段差异明显,p=0.000。各个维度除肢体疼痛外,其他维度都有明显的差异,p
2.2.2SF-36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乡村组老年人平均96.54±14.50分。福利院组100.06±14.86分。两组差异明显,p=0.035。在各个维度中,心理健康的差异非常显著,p=0.000。其他维度显著性不明显,见表2。提示福利院比乡村的老年人生存质量要好,特别是心理方面。
2.2.3生活环境、年龄、性别、文化和婚姻与SF-36的相关性:总分与生活环境、年龄、性别和文化有明显的相关性。提示福利院比乡村的老年人生存质量要高,年龄越大生存质量越低,女性比男性生存质量差。婚姻对总分的相关性不明显,见表3。在逐步回归分析中只有年龄能进入回归方程。标准回归系数-0.521,p=0.000。提示年龄是影响老年人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美国的制衡性制度在横向上实施了行政、立法与司法的分立与制衡,纵向上规定了联邦与州的权力分割,作为该制度的运作工具,政党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参与公开定期选举,赢得执政以推进集团利益。而司法权相对独立与最高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的制度设计对于政党确保自身政治主张的支配地位具有极端重要意义,因此,各政党通过影响最高法院大法官选任过程与最高法院审判活动为手段,夺取宪法解释权,即构成了影响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美国司法制度中的政党政治因素内容。
大法官选任过程中的
政党政治因素
政党政治因素影响最高法院大法官选任的具体内容,在选对象的党派归属、参议院多数党对选任过程的掌控能力以及总统提名的例外现象等三方面具有超越党派的共同规律。
首先,提名过程中党同伐异成为基本规律。美国宪法未规定政党制度,但制衡性政治通过政党得以运作甚至“是宪法体制的基础”。由于终身任职的大法官可以将本党的政治主张延续到政党轮替之后,将本党人士送入最高法院获任始终是各党共同的作法。1789—2011年112位获任大法官中,约90%以上与在任总统同属一党。
其次,政党政治因素内容的变化影响着参议院多数党掌控大法官选任过程的能力,但该能力日益呈弱化趋势。约翰·亚当斯执政时期,由于美国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利益集团数量较少,制度规定将大多数人排斥在选举之外,参议院多数党的政党政治内容相对单一。党员党性强。1800年民主共和党赢得大选并夺取了众议院。败选的亚当斯在卸任前,利用联邦党人依然掌控未卸任的参众两院,于1月20日提名本党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同时提出《1801年司法法》法案,以防止出现判决僵局为理由,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从6人变为5人,以消除杰弗逊任命大法官的所有机会。最终《1801年司法法》获得通过。
进入20世纪30年代,社会利益结构高度复杂化,妇女、劳工等利益集团开始被纳入政治过程,政党政治的利益诉求分散化,多数党成员为寻求连任,需要满足的对象选民类别及数量大大增加,导致党无法绝对垄断选举资源。寻求连任的参议员无不首先迎合选民需要而后考虑本党利益,[1]党性日益减弱。在12个重要的新政法案被最高法院否决后,1936年获连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伊始便提出了法案,规定联邦法官满70岁后在6个月之内未退休,总统可任命一名新的法官到原法官工作之法院工作,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由9人增加为15人。此时,虽然民主党同时掌控着国会与总统位置,总统“填塞”法院却受到重挫,1937年3月,国会仅仅通过了规定法官退休内容的《最高法院退休制度法案》。
第三,总统提名的例外现象是政党政治因素影响大法官选任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由总统加以任命。而政党政治因素在总统提名环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任总统将自身的政治主张上升到支配地位,并通过获选大法官将其延续到总统任期结束之后是提名行为的优先考虑。因此,在迄今为止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112人中,跨党派大法官占13人,18位首席大法官中,跨党派首席大法官占2人。西奥多·罗斯福曾将其解释为执政者以国家利益为重,任人唯贤的伟大胸怀和被提名者懂得“现实政治”(realpolitik)。大法官跨党派选任的诸多案例证明,所谓懂得“现实政治”就是“在思想意识上能够和谐共处”的同义语。伍德罗·威尔逊高度赞赏詹姆斯·麦克雷纳德(JamesMcReynolds)反垄断成绩、进步主义声誉和法学素养,强烈希望他在最高法院相对独立的环境中推进进步主义,政治观点上的高度一致,弱化了双方间的党派界限。为实现“通过司法机关质疑和改革占主导地位的宪政秩序……让进步主义的心声在最高法院里生根发芽”[2]的目的,共和党人詹姆斯·麦克雷纳德成了大法官。
(二)总统提名过程中的政党政治因素虽然重要,但现实政治运作决定了总统在提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政治酬佣、人事安排、声望考虑与政治运作相关的实用主义偏好、照顾至爱亲朋关系等其他因素,以满足政治利益优先排序的需要,作为顺利推行政治主张的补充。1939年天主教徒皮尔斯·巴特勒(PierceButler)大法官去世后,口碑极差才干极低的天主教司法部长墨菲(FrankMurphy)得到罗斯福提名作为对天主教徒支持“新政”的酬谢。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RobertJackson)幼稚地提醒说:“总统先生,我觉得墨菲的气质不适合当法官。”总统回答:“这是我任命你为司法部长的唯一途径。”[3]通过此次提名,罗斯福实现了回报选民,政治酬佣、人事安排的多重目的,以杰克逊接受司法部长一职,罗斯福许诺今后提升他为首席大法官。到了1941年,大法官麦克雷纳德和首席大法官查尔斯·伊文思·休斯(CharlesEvanHughes)都要退休,罗斯福却食言提名斯通为首席大法官,理由是提名自由派“共和党人斯通为首席大法官,可以让民众更相信(罗斯福)”是“整个国家而非某一党派的总统”,而且“一位共和党首席大法官,两位民主党大法官不会让人觉得党派色彩太浓”。[4]相反,1968年约翰逊总统在试图任命福塔斯(AbeFortas)为首席大法官,但被指责任人唯亲而被迫放弃。[5]可见,个人声望也在总统提名大法官人选的考虑之列。
党派分野条件下,党同伐异是政党政治因素作用于大法官选任这一司法制度重要环节的基本规律。而政党及其成员的利益差异决定了他们政治价值取向的位差,他们随着政党政治因素的变化调整着自身的政治诉求。伴随着社会利益结构复杂化,必然导致掌控大法官选任过程的政党政治因素更多地带有党内差异色彩,形成更丰富的党内争斗内容,从而使参议院多数党影响大法官选任过程的能力不断弱化。而政党政治因素中,总统更注重将自身的政治考量上升到支配地位并延续到任期结束之后。但同党派分野的政党因素一样,总统个人政治考量受制于其他利益集团容忍程度的现实,迫使总统必须将政治以外的其他因素纳入到大法官的选任过程中,因而丰富了政党政治因素的运作内容。
审判活动中的政党政治因素
审判活动是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隔离了政党对司法活动的直接干预。政党政治因素影响审判活动,必须依靠经过“纯粹政治任命”入选并终身任职的大法官依据其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做出判决加以实现。由于历史上政党政治始终与州权、联邦权力的分配以及国家干预与放任自由之间的博弈相联系,马歇尔在切诺基案中判决州政府侵占印第安人领地行为违反联邦政府与印第安人间的条约约定,因而违宪。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其判决价值取向同联邦党人主张建立强大联邦政府的政治理念高度相关。而在政治上与代表南部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理念一致的坦尼法院,在斯科特案中以程序理由,判决维持当事人奴隶身份亦不足为奇。
当政党政治内容发展到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纠缠阶段时,与共和党自由放任理念一致的保守派最高法院接连判决罗斯福12项新政政策违宪,成为“纯粹政治任命”条件下大法官判决活动政治倾向性最直接的证据。而随着新政的深入,特别是民权运动的高涨,20世纪50—70年代,现代自由主义政党政治背景下出任大法官的厄尔·沃伦(EarlWarren)、威廉·布伦南(WilliamJ.Brennan)、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Douglas)与哈里·布莱克门(HarryBlackmun)组成了马歇尔法院、沃伦法院自由派核心,最高法院在废除种族隔离,扩大言论自由、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方面不断突破,即使被视为保守的沃伦·伯格法院,在罗伊案中依然做出了维护堕胎权利的划时代判决,甚至以裁定中止过国内死刑执行。
新政联盟解体后,政党政治在民主、共和两党交替执政的条件下纠缠,两党政治主张的内容日益中间化。争取中间选民成为政党政治的重要内容。在保守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克林顿以第三条道路为旗号赢得1992年大选。他吸收了减税政策,放弃了大政府理念;放松经济管制,限制福利增长;现代自由主义的式微以及民主党对中间选民的成功吸引,刺激了共和党向更激进的右翼基督教保守派靠拢,把政党政治的价值取向向更为保守的一端推进。2004年,小布什放弃中间选民,在宗教,堕胎、同性恋、枪支控制等领域全面倒向基督教福音派,赢得了大选。在此条件下,最高法院2000年以判决的方式将小布什送入白宫,又成为更加右倾的政党政治因素影响最高法院审判活动的典型案例。然而,随着共和党新保守主义遭受挫败,伦奎斯特(WilliamRehnquist,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的政治取向开始左移。呈现出自由化的态势,甚至出现了3∶4∶2的投票记录。[6]2005年罗伯茨法院形成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倡导“司法最低限度主义”的中立表象下联合保守派大法官逐步变相推翻自由派大法官创立的先例。2006—2008期间,最高法院的审判活动在堕胎、宗教、枪支等议程上再次右倾。
2008上台的奥巴马在社会文化领域充分显示了自由主义色彩。他明确拥护罗伊案判决,并分别于2009年5月和2010年任命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Sotomayor)和埃琳娜·卡根(ElenaKagan)出任大法官。但保守派大法官罗伯茨、阿利托、斯卡利亚、托马斯短期内很难退出最高法院,奥巴马无法使最高法院左转,却能防止其继续右倾。在美国政党政治出现极化的条件下,2012年5月8日,最高法院仍以5∶4判决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合宪,其中,罗伯茨对医保法案投下了赞成票。可见,政党政治因素内容深刻地影响着最高法院的审判活动,并通过司法判决强化或弱化着既有的政党政治内容。政党政治因素对最高法院审判活动的影响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政治任命”下入选的大法官自身的政治倾向使其在审判活动中不仅难以成为超然的仲裁者,而且成为政党政治因素影响最高法院审判活动的必然因素,在政党政治博弈的具体历史背景下,正是大法官们在判决中挑战对立政党代表的政治利益,维护同一政党代表的既得利益,政党政治因素对最高法院审判活动的影响才得以实现。
许月华1岁时丧父，母亲带着她和姐姐改嫁到了邻村，12岁时丧母，仅仅过了3个月，她被高位截肢了，命运在那一年将所有的重担压在这个年仅12岁的孩子身上。她没法再外出干活，却还要生活，家人还要腾出时间照顾她。为了不让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雪上加霜，许月华坐在家里缝补衣物，用烘棉花、绩麻、纺纱等“坐着才能做的活儿”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即使如此，依旧入不敷出。天长日久，村里人看到许月华和他家里的苦楚，由村里出面开会商量办法，最后决定送她到福利院，继父按月给她供应粮食。
1973年的冬天寒风刺骨，衣着单薄、脸色惨白、嘴唇干裂的许月华趴在继父的背上低着头，不住地颤抖，她们走进了湖南湘潭市福利院的大门。这个瘦小的孩子并不知道，她一生的故事都将围绕着这个福利院与里面的孩子展开了。
许月华在福利院里是最大的孩子，也是湘潭市福利院史上第一个高位截肢的残疾人。福利院曾经考虑给她装假肢，但当时的医疗康复技术没有办法完成。福利院将她的凳子、床上各锯开一个洞子，以解决日常起居的方便。许月华找到一个木箱子，自己坐在中间，两边装上轮子重新开始“走路”。在福利院里许月华衣食无忧了，没了生存的压力，盖着暖和的被子躺在床上，许月华却失眠了。“自己轧成这个样子，人还年轻，这辈子怎么是个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一辈子就要被人养着么?”
许月华一生中最幸福的事，就是1973年到福利院，那里“吃得饱、穿的暖、有事情干”，在这里她能够把自己的爱送给福利院的孤儿们，福利院是她和她们的家。
1974年的一天，一个出生只有3天名叫“胜利”的女婴被送进了房间，当“胜利”被抱进门时，伴随着那凄凉的哭声，许月华看到这个拖拉机轮子底下在捡回，差点被轧死的弃婴患有先天性唇腭裂，心里突然紧了一下。“我那时候觉得这些小孩多么可怜，他们没有妈妈，我想我要给他们母爱，成为孩子们的妈妈。”于是许月华向院方提出要照顾这个孩子。当时福利院条件非常艰苦，护理人员极为缺乏，需要更多的护理人员，考虑再三，福利院答应了她的请求。“胜利”成了徐月华的第一个孩子。
终于自己能当“母亲”了，许月华欣喜若狂。“看到‘胜利’的样子，仿佛我自己真的做了母亲一样。‘胜利’患有先天性唇腭裂，没有上嘴唇，口腔与鼻孔相通，喂饭喂水极其困难，稍不留心就会呛坏。”许月华说。一调羹接一调羹喂着乳汁、药水，一通宵又一道宵守护在胜利身旁……终于，在许月华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胜利的唇腭裂终于愈合，长成了漂亮的姑娘，现在已结婚生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正是在护理胜利的过程中，许月华找到了人生道路上的成就感，从“胜利”开始，许月华成了“板凳妈妈”。
“板凳妈妈”只是许月华的一个绰号，在福利院里，她还有很多的绰号，比如“草药大师”，因为福利院的医疗条件艰苦，许月华便向一个中医医生学习各种医疗方剂。她自己买了一支体温表，抽屉里也塞满了白、金银花等中草药，止泻的、退烧的、止痛的，应有尽有。通过日常积累，许月华渐渐成了福利院的治病“专家”。绰号小猴子的孩子社爱聪还不到一岁时，高烧降不下，生命岌岌可危，福利院的人甚至给社爱聪挖好了坟墓。许月华撑着板凳只身到山里采回草药，没想到真的把社爱聪的病治好了，自此许月华得了这个称号；还有“抱鸡婆”的说法在福利院里人人皆知，因为许月华坐在板凳上很矮，大大小小的孤儿常常将许月华团团围住，许月华左拥右抱，像一只正在哺育小鸡的“鸡婆(鸡妈妈)”；
“缝纫专家”也是大家用来称呼许月华的，为了让单位少花钱，又能使孤儿们穿得好，许月华一有空就学着缝缝补补。十几块钱一斤的毛线，许月华每年要买好几斤，全给孤儿们织成漂亮的毛衣。当时，国家每月发给她的零花钱不过17元。现在，许月华为福利院的孩子们编织的毛衣有数百件，能装满一辆货车了。许月华要让自己的孩子像别家的孩子一样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即使冬天结冰的时候，她也用稻草秆绑在凳腿上来到河边洗衣服、床单。她将厚厚的冰块敲出一个窟窿，常常在冰天雪地里洗上近两个小时。
不像别的护理工人，许月华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她的家就是这个福利院，她的孩子就是这些孤儿，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她毋须回报，她没有自己的休息日，因为她就是他们的妈妈。
1987年11月，许月华成婚了，在福利院领导的撮合下，她和老实憨厚的赖子元结成夫妻。许月华对爱人提出要求：
“我一辈子都不离开福利院的孩子，你也要一样。”从此，夫妻双双为福利院服务。新婚之夜，丹丹一醒觉来，找不到妈妈，哭喊着来“闹洞房”，最后夫妻俩不能不把丹丹抱来一起睡。1990年，怀有身孕的许月华在池塘边上给孩子们洗衣服时，身下的羊水破了，可她毫无知觉，儿子差点夭折。许月华生下孩子后仅仅29天，就出现在工作岗位上。在儿子半岁时，为哺育2名营养不良的弃婴，她就用自己的奶水喂他们，上午喂一个，下午喂一个，自己的儿子没奶吃，她就用淮山药粉、青菜叶子喂。每天她都先把院里的孩子安顿好，再回去看自己的儿子。很多次回去，儿子从床上摔到地上，在哭着喊妈妈，有一次儿子摔破了头，至今留有伤疤。
长年累月，许月华小板凳用坏40多个。这些板凳在大地上敲响了爱的音符，在小小福利院传响了38年。38年间，不少孩子被领养、考上大学或结婚生子。这些走出福利院的孩子，在填写的履历表“母亲”一栏时，写的是同一个名字：许月华。
“我不是名人，我只是这个福利院的一个缩影，所有的保育员都是这样做的，我只是个代表。”
“其实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给可怜的孩子们带去温暖。”许月华出名了，却从来不把自己当做名人，她说福利院的“妈妈们”都是一样的爱孩子，因为自己身体的残疾原因，其他的“妈妈们”其实做得更多更好。
1985年，许月华被授予省级劳模荣誉称号，2010年许月华被树为湘潭市民政系统身边的典型，她的先进事迹通过媒体特别是网络在国内国外广泛传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东方时空栏目、新华社及湖南经视、湖南都市、湖南政法频道、湖南教育频道、中央一套、十套、韩国MBC电视台、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等媒体都对她进行了采访，央视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国内知名网站和加拿大、新加坡、美国等国际网站均转载了她的感人事迹，关于“板凳妈妈”的视频和文字报道成为网络热点，点击率高达30万人次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