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来讲,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始自1927年成立的上海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而“专业”这个名词,其内涵是十分现代化的。从这个角度来探讨香港的专业音乐教育,本文在时期上的上限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香港在割让给英国(1941)之后论文直到抗日战争(英国称之为“太平洋战争”)战胜(1945),不仅没有专业音乐教育,连中、小学音乐教育都可有可无。假如“专业音乐教育”是指从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学成后可以在社会里各个音乐行业从事实际工作,如演奏、指挥、作曲、音乐行政管理、主持广播节目、为电影配乐、灌制音乐录音,等等,那么大学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算不算“专业音乐”人才?若依照律师、医生、建筑师、会计等专业标准来要求,大学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还不能算是合格的专业人员,因为他们没有像律师、医生、建筑师、会计师等专业那样,在大学毕业后经过一两年实习、考牌及格后成为正式、拥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
音乐学院毕业的演唱、演奏、指挥、作曲系学生当然可以算是“专业音乐”人才,但音乐学系和大学音乐毕业生则只能算是“学者”,不是“专业音乐”家。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伯恩斯坦、马友友等人读完哈佛大学学位后,还跑去寇蒂斯、朱莉娅音乐学院进修演奏技巧。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音乐教育界的决策者,在制定高等和专业音乐教育策略上分清学术、理论和技巧等不同领域、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依我个人之见,学作曲、演奏、演唱的用不着去念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大师”(Maestro);学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和理论分析的则需要攻读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做“学者”、“教授”。本文所讨论的“专业音乐教育”,是指香港中学教育以上的音乐教育,包括大学音乐系,演艺学院里的音乐学院、私立音乐专科学校和私立音乐学院。
一、历史背景专业音乐教育在香港最初是以业余兼时形式出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一些共产党员音乐工作者于1947年4月初在香港成立“中华音乐院”,院长由着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担任,但实际工作由从上海南下的赵和李凌负责,真正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党委。这所音乐院集中了为数颇多的音乐家任教,也培养了不少的学生,以声乐歌咏为主,电影音乐为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院的部份教师留港发展,大部份则北返大陆,成为中国内地的音乐干部。中华音乐院结束后,另一所夜间“以培养宗教音乐基本人才,促进圣乐布道工作”为宗旨的“基督教中国圣乐院”成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邵光于1950年在香港教育署立案注册“基督教中国圣乐院”为专科音乐学校。这所专科音乐学校于20世纪70年代中自置校舍,并改名为“香港音乐专科学院”,现以培养中级音乐人才为主,学生毕业后名继续深造进修,有的则返回东南亚国家工作。上述两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在香港经济非常因难的时期成立的。
到了60年代初,德明书院和清华书院也先后建立了音乐系,前者只办了两年(1961~1963),后者则一直坚持到7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岭南书院(后升格为“学院”,再于1997年成为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也办了一阵子音乐系,由于过于昂贵,于80年代初结束,部份教师与学生分别分配到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和新成立的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此外,香港联合音乐院和海燕艺术学院于1969年成立,前者以报考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在香港的公开考试为其主要招生来源,故就读学生不少;后者则难以为继,于90年代末结束。1975年成立的南方艺术学院,后改名为“黄自艺术学院”,现在事实上已变成个别教授的音乐“私塾”。与“官方”关系较密切的一批音乐界人士于1978年7月成立“香港音乐学院”,为不牟利并获慈善捐款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规模远较上述各“音乐院”和“艺术学院”为完善———在香港艺术中心租了近万英尺的地方,可收学生90名、雇用兼职教师20余名。这所音乐学院于1985年合并入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从上述音乐院、艺术学院和下文所叙述的大学音乐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看,香港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1.夜间上课的私立民间学校。2.私立专上学院、书院如清华书院、岭南书院的音乐系。3.香港政府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音乐系、浸会大学的音乐及艺术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
二、目前的专业音乐教育目前,香港培训专业音乐人才主力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香港大学音乐系、浸会大学音乐艺术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四院系负责。在上文提及的《香港的音乐(1841~1993)》一文里,我已交代了这四个院系从成立到90年代中的教与学以及研究的情况,下面将谈谈他们的近况。
大会于10月14日上午在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杭州音乐厅开幕。杜晓十教授主持并致开幕词，提出了“立足学术，畅所欲言，相互交流，和谐共进”的办会宗旨。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原副司长杨瑞敏女士，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兼秘书长、《中小学音乐教育》杂志社社长、主编、国家一级作曲晓其先生及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田耀农教授先后致辞。杨瑞敏指出：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会是一个学术态度严谨，学术氛围轻松，学术探讨深入，有着优良传统和凝聚力的学会，是令人尊敬的学会。在这个到处充满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我们能够安心在这里进行学术研讨，使人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田耀农在致辞中讲到：“这个学会是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界最具权威的学术团体，它引领了全国理论作曲专业和相关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代表了全国高校理论作曲师生最高学术成就和创作成就。”
这次年会，就进一步深化音乐教育专业相关课程改革，进一步强化理论研究、课程教学、音乐创作与艺术实践相互促进，进一步探索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等方面，设有四个议题：1《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给理论作曲教学带来的挑战与机遇；2当前理论作曲课程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方法；3理论作曲学科科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成果；4普通高等学校理论作曲方向研究生培养规格与培养途径。这四个议题紧扣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的办学方向和目标，着力突出“为基础教育服务”的理念。
作为2008杭州“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术委员会第八次年会”重要环节之一的获奖论文宣读大会，于10月14日下午在杭州音乐厅举行。组委会在“年会”召开之前，将全国征集的45篇论文(其中教师组25篇、研究生组20篇)中的获奖论文编订成集，分发给每一位参会人员。经过专家组严格评审，有29篇论文分别获得教师组和研究生组一、二、三等奖。虽然，此次提交的论文在数量上较上一届有所减少，但是，内容丰富，质量较高，尤其研究生论文的水平有比较显著的提高。作曲技法研究的论文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文的《斯克里亚宾晚期五首钢琴奏鸣曲和声手法研究》、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田刚的《超越时空的对话――高为杰先生作品(缘梦II)分析》、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朱敬修的《社会与人生的悲歌――施尼特凯(第四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学分析》、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张友刚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高低远近各不同――巴托克作品音列思维特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檀革胜的《武满彻晚期乐队作品的和声思维研究》等等。理论作曲教学研究的论文有：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音乐学院陈旭的《论传统作曲理论学科的重构――普通高等学校作曲理论教学改革的新思路》、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李向京的《对(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课程实施的思考》、大连大学音乐学院芝达林的《(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课程教学实施方案》、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石兵的《关于高师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的教学思考》、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田刚的《对课程实施的设想》等等。这些精彩纷呈的论文，显示出高校理论作曲教师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的教学、科研能力。
一直以来，理论研究、专业教学与艺术实践齐头并进、相互促进的理念，是高校音乐理论作曲教师的座右铭。10月14日晚，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师生作品音乐会在杭州音乐厅举行，音乐会共上演了五首器乐和七首声乐作品。
为强化音乐教师教育的专业化要求，10月15日上午，在杭州音乐厅举行了重要的学术讲座。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在题为《重视经典名作，提高执教能力――对音乐高师人才培养的一点强调性体会》的讲座中，阐述了关于“音乐高师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音乐高师人才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异”、“音乐作品在音乐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三个问题。他认为人类优秀的音乐文化能够被人类世代相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音乐教育。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在题为《关于曲式分析教学的宗旨》的讲座中说：“对音乐进行分析，探究其内在的意义，进而获得理解的过程，是音乐分析的目标。通过对形式的分析，能够得到其内在的，精神层面的理解。”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校长戴定澄教授专题讲座――《澳门音乐的教育与发展》，通过丰富的图片、音响资料，向我们展示了澳门的音乐教育与发展状况。
作为2008杭州“全国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术委员会第八次年会”又一重要环节――“高校理论作曲课程改革”研讨会，于10月15日下午在小剧场举行，与会者围绕这次年会所设的四个议题广泛交流切磋，尤其就《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课程教改，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2007年教育部下发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其中，将原来音乐类基础课程中作曲技术理论课程的基础和声学、复调音乐、曲式与作品分析及部分配器法常识中的基本教学内容，加以有机整合和拓展而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作曲理论课程――《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对于在普通高等学校中音乐专业作曲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予以较大的改革，课程内容方面作了大胆而富于创新的调整，并且在教学教法、教师专业水平与修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次研讨会上，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来自江西师范大学的邓伟民教授认为：“改革要顾及传统固有的思维以及对固有模式的固有认识，但原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在强调传统学科教学内容基础性的同时，重视音乐作品多声部结构原理的共性和多声手法运用的交融性，弱化单一学科教学内容的边缘界限，以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洛阳师范学院代表认为，把课程名称改成了分析与写作，应该把分析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强调学生对于多声部音乐作品的分析能力和在此基础上对音乐作品的鉴赏、理解能力。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磊老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指出：“创作是几项技术同时进行的，按多声部音乐的脉络来讲，应该是从复调开始，再一步一步走下去。”安徽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认为：“《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要根据自己学校实际情况，有的学校可以完全执行，有的学校不行，办学理念不一样，实施也不一样。”又一代表说：“从教育部本身观念来说改革还是值得考虑的，但要考虑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教育部改革思路有它的科学性，《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是基础性课程，使学生能对作品进行分析和判断，学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专业的发展。然而对这突然的改革，有些教师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会有个观念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过程。”在讨论会上，专家、学者还对《多声部音乐的分析与写作》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学生基础起点低，学习状态欠佳。还有：分阶段、分教师上课教师之间沟通太少，从而影响课程实施的质量。
在谈到如何上好《多声部音乐的分析与写作》这门课时，代表们认为：要领会《纲要》精神，紧扣“教师教育”这一主题，强调培养学生写作、编配以适应现实需要的能力；重视培养学生通过音乐分析来认识音乐本体、理解音乐本质的能力。
闭幕式于10月16日上午召开，由中国海洋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康健东教授主持，沈阳音乐学院高虹教授宣布新一届学会委员会名单，杜晓十教授作总结并代表新任委员会向大会作出承诺：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和信任，为我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