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哲学
党的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建设生态文明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实践与创新。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为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而生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依靠自然界而生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他把自然界称作“感性的外部世界”，认为它给人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和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离开这种“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人的一切物质生产活动便无法进行，人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二）人必须保护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利用自然，参与自然活动的同时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这一论述，揭示了人类的行为要以客观条件为出发点，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人类不但具有改变自然界的能力，同时人类更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职责，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核心理念，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目标。”[3]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实践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制度的总称，其“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4]它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针对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发展的情况，就强调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和利用，把生态环境保护看作是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内容。在他的领导下，治理淮河、黄河、荆江等水域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三门峡水利枢纽、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先后展开。这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建设在抵御洪涝灾害，促进工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新时期，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带来了环境的破坏，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将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减轻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同志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循环经济和生态产业开始出现。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理念，并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放在突出地位，强调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构建，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日益系统化、现代化。我们也应看到，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依然艰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来源于科学的实践需要
生B文明的内容是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去说明人―自然―社会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首先，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我国生态文明理论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产生了认识的需要。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现实需要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理念。纵观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历程，其思想始终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
其次，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践提供了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而实践的结果能否满足人的需要最终取决于实践活动是否符合客观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愈演愈烈，我们党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因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生态文明理论成果，用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经济社会朝着健康、和谐、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检验、丰富并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6]
现阶段，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关键期，社会发展机遇与矛盾风险并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问题尤为重要。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源头上扭转了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化的目的在于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实践，逐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宋开元，杨文选，杨艳.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J].经济研究导刊，2007.
[4].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于维民.生态文明建设初探[J].开发研究，2008.
一、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是经过一定时期产生的,主要表现是把生态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女性生态主义的宗旨是男女平等,表现与当时男性中心论作斗争,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展示女性生态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英国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中《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通过对三部着名英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表达了作者当时心情,通过对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不断斗争中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性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对人类原有文化的价值重估。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观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基础价值理论,一方面女性生态主要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物,是女性对自然的核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核心基础上建立的。在西方很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都这一理想的追求,在作品中渲染女性与自然界的核心统一,表达生态女性主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另一方面,世界上广大女性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文学作品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致的。女性生态主义是与男权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与完善,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宣扬生态女性理论,让人们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使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得到体现,对男权主义的不断斗争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价值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2个转向,一个事从政治方向的转向,有男权主义转变男女平等。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也是人类精神观照的环境,女性因为被强调为与自然有着神秘的天然的联系,成为自然母亲的象征与同盟,这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人类与自然、文化科技的一种象征,对三者的关系一种阐述。
三、生态女性主义繁荣所带来的文学批评的进步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