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理论是二战后西方管理学家、企业家创立的一套关于科学管理的理论、学说和实践经验的总和。现代管理理论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企业管理问题，旨在为企业提供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现代管理理论存在多个学派，如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管理科学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经济角色学派等等。如此众多的学派虽然都被归纳在现代管理理论之下，但是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管理理论也在逐步发展，出现了信息管理、人本管理、柔性管理、知识管理等新的内容。现代管理理论对基层工会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应成为基层工会改革和创新的指导思想：首先，现代管理理论能够有效地提升基层工会的组织性，在此基础上提高基层工会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其次，现代管理理论要求基层工会能够解决成本耗散问题，能够像企业管理一样追求成本控制，在此基础上实现效益最优化。基层工会在工作中不能出现人浮于事、成本高昂，收效甚微的现象；再次，现代管理理论要求基层工会能够充分提升活力，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为基层工会工作提供新思路、新点子，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最后，现代管理理论还要求基层工会能够像企业一样在管理中引入激励机制，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除了履行基本的岗位职责外，还要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可见，现代管理理论给基层工会的启示是基层工会应像企业管理一样追求管理绩效，提升管理能力，降低管理阻力，并提升工会工作中的创新能力。现代管理理论能够解决基层工会工作中的一些桎梏，更好地服务于基层职工，充分承担《工会法》设定的责任，使基层工会能够更深入地介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基层工会的领导、管理者、工作者应加强对现代管理理论的研习和实践，使基层工会的各项工作能够满足现代管理理论的基本要求。
二、现代管理理论与基层工会工作的结合途径
现代管理理论和基层工会工作的结合能够为基层工会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新的思路、新的思想，并为基层工会工作指明方向。基层工会工作应通过如下一些方法、措施和途径实现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融合：第一，加强基层工会的组织建设。基层工会虽然处于工会系统的“末梢”，但同样需要具备完善的组织系统。现代管理理论告诉我们，完善的组织系统是提高组织运行能力的基础和前提。基层工会应加强组织完善性，具体来说，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严格按照《工会法》的要求加强完善工会的组织建设；二是借鉴企业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学习优秀企业的组织建设经验，并结合基层工会工作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在工会管理中；三是应具备现代化组织思路，避免传统上组织建设中的弊病，应强化组织建设的民主性、科学性和效能性，并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做到低能耗、高效益；四是基层工会的组织建设也需要具有创新性，应做到组织新型化，敢于在组织建设中进行全新的尝试；五是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中应落实群众路线，吸纳职工参与组织建设，发挥职工的创造力，实现集思广益、群力群策。第二，促进信息化发展，提高工作绩效。基层工会工作应重视工作绩效，将工作绩效作为工会工作的一个追求目标，尤其需要避免人浮于事、绩效低迷的现象。信息化管理可以有效地提升基层工会的工作绩效，使基层工会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处理更多的问题，更好地服务于基层职工。信息化管理需要基层工会工作者对现代管理理论有一定的了解，并善于使用各类计算机软件、OA系统等，推动基层工会的信息化改革。信息化建设是信息时代必须抓紧的机遇，搞好信息化建设能够有效地提高管理绩效，基层工会应认识到信息化建设对于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应制定工会信息化建设的大纲和基本思路，并通过具体的建设工作落实工会信息化的目标。基层工会的信息化建设不能庸俗化为开一个网站、办一个微博，尽管这也是信息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基层工会的信息化管理还有着更为广阔的内涵，是指基层工会工作中的一些要素均尽可能地以信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从信息化管理的角度提高工会工作的绩效。第三，推动人本化管理、柔性管理的实现。人本管理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现代企业管理应注重人的本质要求，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目标，不能以物质化的目标替代人的发展要求。人本管理、柔性管理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我国管理学界的重视，一些企业也积极推动人本管理、柔性管理，一改企业管理的传统色彩，使企业管理富含人文元素。基层工会在工会工作中也需要推动人本化管理、柔性管理：一是应注重基层职工的需要尤其是情感需要、发展需要，而不能将他们看作一个管理对象，更应尊重他们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二是应认识到基层工会是基层职工的服务者，基层工会是为了服务于基层职工而存在，应将服务于职工、服务好职工作为基层工会的工作目标；三是应加强与职工的沟通和交流，了解职工的现实需求和内心想法，充分尊重职工的权利，听取职工的愿望，增强基层工会和基层职工之间的信赖度，使基层工会真正成为职工的家。第四，强化基层工会的知识管理。现代管理理论要求企业加强知识管理，将知识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基层工会也可以借鉴这一思路，强化工会工作中的知识管理，使基层工会能够有能力应对更多的复杂问题：首先，应培养基层工会的工作者梯队，定期对他们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储备，丰富他们的实战经验，使他们成为工会问题专家；其次，通过邀请外援的方式提高基层工会的知识管理能力，如可以邀请当地的知名律师作为基层工会的法律顾问，使其参与到法律援助、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去，为工会工作提供专业性的意见。此类外援专家还可以参与基层工会的培训工作，由他们定期为工会工作人员开讲座、作报告，拓展工会工作人员的视野，提升基层工会的知识管理能力；再次，其他有助于提高基层工会知识能力的方法也可以尽量采用和尝试，使基层工会成为一个智囊团、专家组，以更好地承担起基层工会的职责。第五，构建基层工会的激励机制。现代管理理论告诉我们，激励机制的采用可以有效地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管好和用好人才的一把利器，可以统一员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激励员工奋发向上，共同为本企业的发展贡献力量。现代管理理论对激励机制的重视应得到基层工会的借鉴。基层工会工作需要工会工作人员热情、负责、勤勉、尽力，并具有首创精神。良好的激励可以激发他们的工作激情，使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基层职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工会毕竟不是企业，基层工会很难以加薪、晋升作为激励，或者说，基层工会给予员工的加薪、晋升空间并不大，基层工会应更多地以精神层面的激励提高工会工作人员的职业荣誉感，鼓励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基层职工。
随着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提高生产率或效率的技术、方法还会继续增多和更新，现代IE的内容也会随之不断充实、变化。正是由于IE学科在目标层次上的稳定性和技术创新层次上的可创新性，保证了这一综合性应用工程强大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广泛的实践指导意义。
1.IE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性系统。
但是，这种生产性系统越来越不局限于制造类企业或物质生产部门，还涉及服务性的运作系统，也就是说IE从研究工厂活动逐步扩展为一般性的运营组织活动，进而有可能扩展、研究更广泛的人文社会活动。例如，人机工程在工业设计中的拓展中，其研究对象出现新的内涵，认为人机工程学是研究人在设计、制造和使用人造物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人机关系；此外，针对人机工程的教育问题出现了“人机工程教育学（Educationalergonomics）的理论，针对人机工程学方法和原则如何有效应用于实际的课题，则产生了“参与式人机工程学（ParticipatoryErgonomics）的理论与方法。
2.IE的目标是提高运作效率。
尽管现代生产运营系统越来越强调对市场应变能力（效力）的研究，但提高效率仍然是经济活动基础性的永恒主题，IE正是在关注不同的效力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相应的效率提高课题，从而形成诸多的发展主题和方向，并得到持续地发展动力。对于人文社会系统及其实践过程，社会性活动效率的持续改进和效力的设计以及适时跨越也是其关键议题，效力问题将更被关注。
3.IE的本质是持续改进，强调不断挖掘潜力、坚信“最好的工作方法和关注最大整体效益。
永不满足的精神在更广泛社会活动的推广，将有利于有益人文活动的保持和改善以及效力系统深入的、持续的创新。
4.IE提供了一套规范性很强的专用图表工具
能够帮助工业工程师记录和分析要研究的事实提供了标准的表达形式和语言基础，这是IE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在社会行动领域有必要构建类似的、但适应自身特点的图表表达和模型工具，除了对社会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之外，更应该成为对庞杂社会科学知识进行调用的创新机制。
二、工业工程传统在社会领域的拓展
工业工程关注的主要是生产性活动，这些活动是涉及人的社会性活动的特例，并具有某些类似的特点，但相对于单纯的生产性系统，社会人文活动呈现更为复杂的特点。基于以上的分析，工业工程的研究和应用传统有可能进行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在借鉴其某些研究的框架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对人类社会人文活动或者称为社会交际行动的应用性研究，类似地会涉及人-技术-环境的分析框架。当然，研究的目标、重点以及涉及的领域知识、工具方法的发展等，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相对于生产性运作活动的研究，一般社会往活动的研究除了关注活动的效率，更强调社会交际活动的效用/效力，所以，需要将社会性活动研究的目标定义为社会活动的有效性，包含活动效率和效力优化的双重目标。在积极引入工业工程的图表表达和模型工具的基础上，发展对活动效用的描述、测量和分析的工具，会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对行动效用的关注，使得社会交际活动的研究更倾向于问题驱动型的分析思维，即首先分析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已有的知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区别于IE工具单纯的对所需解决问题的描述和分析，社会人文活动的研究工具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既是问题分析工具，还是有关问题解决的知识库，包括对各类专门知识的积累、总结和简化，以及还是一个知识的搜索和确认机制。文献[9]就尝试将人因工程学的专门知识纳入到TRIZ（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冲突问题解决机制中，提高了人因工程学的运用性，有关研究具有很强的拓展价值。发展这样的问题分析和解决工具对于解决持续涌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和交际问题具有启发性，并有利于运用庞杂的社会科学知识。此外，在社会性活动的研究中，技术因素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或者可以称之为器物因素。这类因素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工程技术因素，还包括社会性技术因素，例如，经济机制、政治平衡机制、文化传递机制、冲突博弈机制、系统涌现机制等等。并且器物因素的分析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某一因素属于器物因素还是属于人（参与者）或者环境因素的分析，需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如果有关分析只局限于参与者行为分析的范围，则属于人的因素；如果涉及到交际促进机制的研究，则需要归于器物的因素；如果牵扯到有关环境和氛围的分析，则属于环境因素的分析。这样，在社会交际环境/氛围的研究中，既包括硬性的环境、机器和工作研究，更包括软性的社会机制、氛围的研究。而且，社会性活动效果的研究所涉及的有关知识，既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知识，更涉及到各门类社会科学专门知识的运用，特别是在社会交往机制的设置研究上。
三、结语
首先是高校工会领导对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视不够，很多领导认为高校工会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服务机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学生服务，为老师服务，为学校服务，肩负着组织、引导、服务师生和维护其权益的重任，所以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财务管理，因此认为财务管理工作无足轻重，进而高校工会财务人员的积极性也不高。更为重要的是人员配备问题，有些高校工会由于规模较小，可能只设置一到两名财务人员，或者聘用兼职人员，普遍存在一人身兼数职的情形，详细分工、相互牵制等内部控制体系中要求的内容无法实现。这样显然不符合《会计法》中有关会计不能兼任出纳等的规定，同时也不符合财务工作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规定，比较容易出现贪污挪用等舞弊问题。另外，记账与审核不分离，监督审核体系也容易出现问题。
二、对高校工会财务管理工作的建议
上述讨论了高校工会财务管理中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也相应提出了一些建议：
1.完善高校工会财务管理流程管理，规范财务管理过程
在流程方面，如同企业的财务管理一样，高校工会的财务管理也是有一定的运作流程的，同样要经历计划、执行、监督等过程。首先是编制预算，高校工会应当强化预算编制体系，将任务分配到具体单位和个人，减少资金的闲置浪费。高校工会经费预算是计划的资金表现，是实现工作目标的保障。高校工会的财务管理从预算开始，把编制与执行预算作为一项主要工作切实落实到计划中，从高校整体利益出发，量入为出、统筹兼顾，使收支平衡，做好预算工作。对预算的审批也要有一定的规范，对超过一定标准的大额活动，实行集体讨论或联签制度，保证资金使用的安全可靠。其次就是账务处理过程，财务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账务处理，完整反映高校工会的财务情况。我们应按照规范的会计准则进行记账，无论是明细账、日记账，还是总账都应记载清楚，核对无误，同时注意加强往来款项的管理。账务处理的最后一步就是编制会计报表，它是财务人员每月必须上交的材料，是领导决策的有力根据。高校工会可以根据会计报表系统归纳经费的收支情况，分析其合理与否，进而根据它来调整相应的缺陷。最后，财务管理的监督评价也是不可或缺的，如同企业，工会也应该建立自己的内部审计部门，即经费审查委员会，完善经费监管过程。经费审查委员会应对上述的财务预算过程、账务处理过程进行审查，增加财务管理工作的透明度，杜绝资金使用的不合理性。通过内部审计过程，可以督促财务人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财务工作，防范舞弊行为的发生，使财务管理过程更加合理准确。
2.加强高校工会财务管理制度建设，制度化财务管理各过程
至于制度方面，我们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高校工会的财务管理自然也不例外。高校工会应当认识到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强化制度的落实，重视制度的执行，应注重在现有的两个方法的基础上，探索更加细节性的内容，详细规范财务管理的全过程。具体来说，高校工会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制定相应的工会财务核算方法、资金管理、经费管理与使用制度，明确各相应的制度，使高校工会财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健全工会的内部控制制度，这里主要指财务的内部控制，包括现金出纳的内部控制制度、会计核算的内部控制制度、业务程序的内部控制制度、预算管理控制制度、经费支出管理控制制度等。比如，我们的制度中要明确规定：一切现金收入必须及时存入银行，不允许“坐支”现金；对各项经费支出的管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工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同时结合高校工会的实际，制定适合本单位的具体的经费支出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3.重视高校工会财务管理建设，强化人员配置与培训
首先，作为高校工会的领导阶层，重视财务管理工作是必须的，激励财务人员，提高财务人员的激情也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只有大家的积极性都提上去了，高校工会的财务管理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其次，根据内部控制的要求，配备专门的高校工会财务人员，并且会计人员必须按规定上岗，不能一人兼多职，明确划分高校工会财务各个不相容岗位的工作职责，设置工作岗位时要严格遵守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准则，明确权利与义务，以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最后，要加强财务人员的学习培训。目前中国的会计准则处于不断修订完善中，作为财务人员也要及时更新知识，紧跟社会脚步，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要充分发挥工会经费检查委员会的作用，对工会经审人员展开专业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实际操作能力，及时发现高校工会内部控制中的问题，以防范违法违规舞弊现象的发生，促进高校工会财务管理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结束语
社区工会与职工体育文化建设的论文文章作者：wangweilian文章加入时间：2005年8月11日12:58浅述社区工会与新建企业职工体育文化的建设今年春季，举国上下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所震惊。健康与疾病这一话题再度被人们所重视，而体育活动恰似摆脱疾病、步入健康的桥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内的新建企业逐渐增多，关注社区辖内企业的职工体育活动有效开展，这无疑是社区工
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一、职工体育活动，有助于促进社区工会工作社区工会是新时期工会组织的新形式，也是新建企业内工会合法权益的代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在*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都为工会与党群关系确立了鲜明而准确的历史定位。工会工作的实践证明，加强工会的组织程度、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工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而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体育活动，把工会建设的目标、职能融入柔性、生动活泼的体育活动，寓教于乐，则能够有效地提高工会的组织程度、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有效确保工会法定职责的贯彻和落实。在实践中，社区工会恰恰面临了组建难、运转难、经费收缴难等一系列难点，社区工会与基层企业沟通少则是其中的关键。而职工的体育活动富于形象、富于柔性、富于活泼，作为一种文化，更具有渗透性，企业职工与体育活动大多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往往会起到润滑、平衡和疏导的作用，社区工会便能多途径、多触角地迎刃而解工作中的许多难点。二、职工体育活动，有助于消弭企业职工的“亚健康”黄浦区人民广场街道社区位于上海的中心地带，社区内积聚了许多商务楼宇。这些楼宇企业的职工大多是脑力劳动从事者，即所谓的“白领”阶层。他们大多具有高学历、高职称、高收入的“三高”特征，被称为“三高”群体。这一特殊的“三高”群体职工的大部分时间往往都处于工作状态，忙碌、紧张、挑战形成了他们巨大的心理压力，业余生活相对少且枯燥，更使得他们难以顾暇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亚健康”普遍成了他们健康体魄的壁垒。面对这一情景，社区工会积极推进企业职工素质工程，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社区职工文化建设的新路子，紧紧围绕示范性文明社区创建，结合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实践，坚持“贴近基层、贴近职工、贴近生活”的工作理念，以唱响“广场职工精神文明”为主旋律，组织广大企业职工参与各类体育健身活动，增强职工身体素质，进而摆脱“亚健康”状态的阴影。（一）培养健康意识。针对“三高”群体，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理解健康、生命、工作的三者关系，重视“亚健康”给身体带来的潜在危害，牢固确立“健康促进工作、工作带来效益”的意识，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企业职工的体育健身活动既能利国利民，又能利家利己的多重意义，从而增强体育健身的意识，自觉地投入到职工体育锻炼的活动行列。（二）弘扬健身文化。社区工会针对多数商务楼宇企业活动场地少、楼宇空间小的现实，本着“小型、多样、便捷、经常”的原则，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围绕体育健身为中心，紧扣“人人运动计划”，增强体育生活的观念，号召企业职工喜爱一项运动、学会一项运动、参与一项运动，营造体育健身文化的氛围。社区工会指导楼宇内的新建企业坚持开展工间操活动，保证每天两次。利用工余时间，精心组织企业职工参与街道社区广播操比赛和南京路职工马路运动会。社区工会还与上海市长途电信局等单位联手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组织进行乒乓球、羽毛球、拔河等比赛，从而有力推进了社区内企业职工人人运动计划，陶冶了职工的身心健康，有利于职工劳逸结合，提升生命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三)普及体育知识。企业内职工体育活动，不仅是健身强体的需要，更是一种企业文
化的延伸。要使社区内企业职工体育活动蓬勃而持久地展开，就必须从心灵深处内在激发企业职工从自发到自觉地参与体育活动的欲望和热情。在开展一系列健身运动的同时，向社区内企业职工普及体育知识，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在实践中，社区工会紧紧结合职工之家“创、建、做”和“素质工程”建设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要求，采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班组学习、黑板报、宣传栏、通讯、橱窗、体育知识竞赛等等载体，深化职工体育活动的影响，赋予企业职工对体育健身活动感性和理性的认识。三、职工体育活动，有助于企业文化精神的建设社区工会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维护企业职工基本权益的高度出发，坚持“亲民、便民、利民”的原则，把社区企业职工体育活动以工作机制建设为抓手，落实保障措施，充分体现了职工体育活动所蕴涵的深远的现实意义。实践表明，有恒、有序、有质的企业职工体育活动是一种优秀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的内涵反映，它能大大地激活企业职工高涨的热情，提高职工的健康素质和综合素养。而且，还能在较大程度上促进社区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横向交流和理解，极大地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有利于社区与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成果共享。多种精彩有益的体育健身活动，有效提升了职工的综合素质，增强了社区工会与企业的凝聚力，塑造了社区工会与企业的优良形象，充分发挥了社区工会的应有职能和阵地作用。文章出处：自己写的【大中小】【打印】【关闭】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前
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社会工作问世前的酝酿时期。这个时期正是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急速发展的时期，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盛世”。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大量贫民涌入城市，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同时，工业革命也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都市化带来最为明显的变化是社会财富的骤增，它也给人们带来了观念上的触动，开始看到了人的能力和作用的巨大无比，更坚定了“人是可以不断进步的”的人文主义主张。19世纪西方民主运动的影响，使人们从“权利”（TheRight）这一崭新的概念中看到了自己也有平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机会和希望，英国失业工人因此在1860─1867年为争取权利发动了几次颇有影响的暴动。（古允文，1992）
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继1601年颁布《济贫法》（PoorLaw）之后，在1832年又出台了《新济贫法》（TheNewPoorLaw）。许多国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英国政府介入和干预济贫的做法（李增禄，1982）。但政府的介入和干预并没能解决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的各种慈善机构间功能重迭、资源浪费和政府介入效率低等问题。
在上述的背景下，欧美先后出现了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的新一代慈善组织，如城市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y）等。他们设立了专事管理与联络的中央机构，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
早在1893年，美国水牛城的慈善组织协会就对机构工作人员适应工作的能力首次提出了疑问，认为应考虑以往由牧师承担慈善会社的工作是否适合，有必要找接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来承担“助人”的工作，并以此工作为职业。（林万亿，1983）1898年，慈善组织协会为慈善工作者开办了一个六周的暑期训练班；1912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社会工作课程；1919年，“美国专业社会工作训练学校协会”成立；1921年，波士顿社会工作学院开设了医疗社会工作课程。这也是因为当时英国、美国等国家教育政策引导高等教育的范围不断向应用领域拓展，使对慈善工作培训也得以直接进入大学，获得了较高的学术起点，促使社会工作追求科学性、知识性、学术性的发展，以获得在专业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理查蒙（Richmond）在1917年出版了她的《社会诊断》一书，这本书被后人公认为是第一本对社会工作系统论述的专著（豪尔，Howe，1987；杰克逊，Johnson，1998；林万亿，1992）。因此一般也认为，《社会诊断》一书的问世标志着现代社会工作的发端。《社会诊断》一书是理查蒙将她在慈善组织协会工作和研究多年所得的经验，总结出一套以“诊断”为重心的，经由个案调查和诊断了解致贫原因后再给求助者帮助的个案工作方法。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
在这一阶段的早期，社会工作是以热情帮助弱势群体、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双重社会责任，开始了其职业化的进程。
当时，工业化急速发展的进程造成的贫穷、失业和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为突出。在社会的组织层面，一批以通过建立社区中心的社会改革为导向的睦邻组织运动的形式出现。他们根据当地居民的生活性需要，提倡居民的自主自觉和互助合作的精神，强调对生存环境的改良，以有效合理地调配社会资源来帮助城市贫民为目标，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需要援助的穷人（杰克逊，Johnson，1998；古允文，1992；豪尔，Howe，1987）。它从社会自组织角度，弥补了因政府干预不足带来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英、美两国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发展较多的仍然是针对个人的家庭服务、儿童福利和犯罪惩戒等辅导项目，一些家庭服务的志愿性机构或精神诊所开始大量聘任受过训练的个案工作者。而社会福利机构对社会个案工作的接纳也表达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成为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导向，促使社会工作不断完善其治疗性的个案工作方法和技术，以胜任此职业。
在这个阶段的后期，由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大萧条状态的出现，大量的工人失业，使原有的社会问题的加剧，从而导致社会政策的变化。1931年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提出了依靠公共机构与公共资源来缓解贫困的综合利国家计划，用联邦政府协助福利服务体系发展来解决失业和贫穷等社会问题，以弥补以往由私人机构解决贫困的种种不足。政府介入福利服务体系的发展后，受过学校训练的工作人员更容易获得政府提供的位置，福利工作的任职出现专业的倾向。
社会政策的变化打开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他们开始试图超越以个案工作为主的传统工作模式。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的团体工作（亦称“小组工作”）因为将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结合起来，用于探讨团体工作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和对整个助人工作的重要性，并具体运用在帮助退伍士兵的心理适应和解决儿童心理困扰的工作中，发展出了团体工作理论。社会工作的另一方法，社区工作在社会改革（SocialReformer）与行动主义（Activities）的层面的努力也得到认可，同样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波普勒，Popple，1997）。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这三个原本是独立发展的社会工作方法，在注重理论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
第三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到60年代初
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与经济空前发展。然而都市化、工业化、高科技及社会变迁，导致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反而加剧，战后军人的安置问题，黑人暴动，妇女争权、儿童教养、老年安置，等等，新生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形成互相冲突的矛盾。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纷纷宣布简称了“福利国家”，于是，一系列解决老人福利，劳工失业，军人服务和积极性救助等旨在全盘改进福利制度的“新探求”（NewResearch）社会政策相继颁布。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开始强调以整个国家的福利、计划和综合性管理为解决手段。特别是联邦反贫穷计划提出由几个不同的管理机构者联手办理一些大的项目，这些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涉及到社会工作专业，同时也强调福利计划在社区的发展和推进。
社会政策的改变带来了对于社会工作的大量的需求。政府的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和家庭，矫治机构和学校、社区开始引入团体工作者。在组成社区基金会、社区委员会的过程中，社区工作的方法正在发挥作用。因为单纯的个案工作方法难于应付广泛的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真正超越了此前由个案工作方法为主导的局面。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不仅在个案工作中，同时在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中也得到充分运用（廖荣利，1987）。反贫穷计划在福利服务实践层面提供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联合契机。1955年，作为大联合标志的社会工作人员协会（NASW）成立。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福利国家普遍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高度的经济增长使人们享受到有史以来最优厚的生活保障与福利服务，但同时也因福利经费的膨胀潜藏着新的福利危机。在美国，由于政府坚持越战，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关注的是生存环境及公民权利。
最早的针对危机的社会政策的调整，是1963年美国约翰逊时代所谓“大社会”运动的庞大计划提出的，它包括了教育、训练及提供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助穷人使之获得自立的社会福利服务政策。同时，政府开始削减福利经费、并强调资源使用的有效性，这与发展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矛盾。
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对于社会福利服务形成了冲击，因为受助者的问题已经从一般的物质需要转到对社会环境和基本权利等精神需要的层次，以往关于人的问题的成因的主流性解释[1]和强调个案治疗性的方法，已经不能令人信服（林万亿，1995）。
社会工作在自身发展上开始寻求对传统的社会工作方法的突破和选择新的理论立场。社会工作人员开始运用系统理论，提出整合观点，探讨将不同的方法结合到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一体化新途径（杰克逊，Johnson，1998）。[2]
第五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石油危机的冲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滞胀时期。经济增长的急剧变化和不稳定，导致了社会问题的丛生。
在社会政策的层面，由于福利国家理论受到普遍的质疑，在新经济政策影响下形成了新的“经济复兴计划”和社会福利政策。美国政府开始提倡“小政府”计划，以减少政府的直接服务，鼓励福利服务私营化。
公众意识形态开始提倡和号召“抑制欲望”、“限制所得”，人们也因此去考虑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关联，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整个西方开始受到关注。而在文化价值和哲学思想上，又充满了对自助和互助传统伦理的“复古”情绪。在此冲击之下，促进了人对于人与社会自身的再度反思，形成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这又促使社会科学领域更多的边缘性和综合性学科的形成。
“社会工作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体系在七十年代已经获得了发展完善”（约翰逊，Johnson，1998），但是受到多元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是以不同的理论支持来提出对社会工作的解释，如在这个时期得到发展的“生命模式”（LifeModel）就是以行为科学和生态的观念作为专业助人的理论依据。同时，各种治疗性的社会工作方法，行为矫正取向（BehaviorModification）、任务为本取向（Task-centredApproach）以及家庭治疗（FamilyTherapy）、精要治疗（BriefTherapy）等等，将已有的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模式推向更专精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激进社会工作取向和结构社会工作取向，对传统的社会工作的目标发起了背道而驰的挑战。。
总之，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社会工作更注重从不同的学科、学派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建立严密的理论论述和程序，向多元化、综合化同时又更为专精的方向发展。
第六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起，整个世界的发展日趋全球化。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仅是多元，而且更是尖锐和复杂化。
社会政策发生的变化是出现多元福利模式。在欧美，福利政策的制定更强调政府与民间在福利提供方面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个人和家庭也要在福利资源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这种福利主张导致的结果是，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福利服务减少，而转向鼓励多种形式的民间承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即志愿服务和服务的私有化扩大。
社会工作的发展为顺应社会环境与社会政策的变化，必须作出响应并积极调整。面对福利资源的短缺与竞争，专业社会工作也开始接纳“管理主义”，如以“个案管理”、“紧缩管理”等工作取向来建立优质服务，适应社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保持自己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专业地位，这一取向实际上更加重视了技术化和程序化。同时，为获得社会认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注册制度普遍发展起来。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对于传统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的反思，社会工作者开始更为关注存在社会工作之中的文化差异，以重新思考社会工作者在承担“对人与社会服务”实践中的道德伦理角色（麦萍施，1995；曾乃明，1995）。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社会工作者正在修正百年来社会工作从事“社会治疗”的形象，更为务实地将社会工作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作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取向结合起来（米齐利，Midgley，1998），探索社会工作与国家制度的关系以及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式。
二．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从欧美的社会工作发展历史过程来看，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相互承接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等等，都在影响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的变化：
1．在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来，在社会政策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出了一个政策传承机制——社会工作。从国际经验看，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主要是通过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服务体系，即社会工作体系来实现的：政府中有政府社工构成的政府社会工作体系，民间有社会工作团体和社区社会工作者构成的非政府社会工作体系，而后者是社会工作体系的中坚力量。社会工作以其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与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基础的方法论为社会政策的贯彻提供了充分的支持
2．社会工作的发展轨迹明显是受到环境制约的。一般来说，是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其传承机制——社会工作的变化。当然，社会工作也有其谋求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积极地试图引入当时最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以为己用。社会工作的这种从对科学方法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政策的发展。
3．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其成功地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其先谋求的是本身的职业地位，这种职业地位是与其在与社会政策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了贡献后才获得的。在职业地位得到社会认可后，社会工作在使自己成为一个专业领域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包括应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与手段，同时用最新的社会科学历年和方法来武装自己。专业地位的提升无疑也巩固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地位。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福利服务、健康服务、社区建设、社团管理、家庭婚姻、住房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方面出台了不少社会政策，但是政策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却往往不尽人意。在整个政策过程中，除了制度设计上有缺陷以外，制度实施中更屡屡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的社会政策过程中，从政府行政到公众行动之间，缺少了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贯彻和落实社会政策的传承机制。
就中国现状看，目前社会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行政体系——劳动、民政、卫生、城建、教育等政府部门和“准”行政体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来具体运作。正因为在政策过程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缺少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化的“中间层”，本来这个中间层是可以把政府的行政指令通过专业化的手法和技巧转变为公众的行动的，而现在的工作体系依靠的仅仅是这些行政和“准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明显地与公众行动脱节，也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不相适应。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更多的是在大学里作为一个专业来发展，作为在中国社会政策过程中贯彻和落实政策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却没有能够发展起来。2001年社会工作教育年会提供的数据显示，社会工作专业从1980年代后期恢复发展以来，已有上万的毕业生，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毕业生大部分都没有能够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专业能力。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缺乏一个明确的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在国内社会政策的研究方面，大多数的研究比较关注的是政策法规层面和行政组织层面的问题，对如何通过一套专业化的职业服务系统来提高社会政策实施的质量，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研究社会政策的同时，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国际经验，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发展，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了，中国的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有有效的传承机制，才能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