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叙事结构的差异
与小说这种文本语言存在一定的差异，电影不仅是一种语言上的描述，更能带给观众视觉上的体验，同一事件小说只能借助文字对其进行描述，即便是一些感人的场景也只是通过优美的文字进行叙述，而电影则不同，它一方面可以借助文字去表达感情，另一方面还能通过画面、音乐背景等对事件进行渲染，让观众犹如身临其境之感。衡量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不仅应具有一定的个性与文化内涵，而且还应采取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来源于原著，又高于原著的表达，从而使其成为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所以，电影对原著的重新建构与必要的改编也是不容忽视的内容。影片在原著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框架，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层次。按照社会现实情况所构建出的小女孩的故事是第一叙事层次，也是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故事外层内容。在影片的开端部位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9岁的小女孩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为了考取重点院校，每天就如同机器一样重复着堆积如山的作业以及其他额外的学习计划，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本应该享受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繁重的课业负担却代替了她整个生活。这种生活随着一位神秘邻居的出现被打破。女孩与老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个老人也是原著小说中的飞行员，老人向女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作为飞行员期间他遇到了小王子，并向女孩讲解了小王子的故事，小女孩对小王子产生了一定的好奇心，在老人病危期间她毅然决然地选择去寻找小王子，当找到小王子后发现了他的转变，小女孩机智地帮助小王子重新找回自我。最后小女孩完成了她的冒险之旅后来看望病床上的老飞行员，理解了妈妈的良苦用心，与妈妈重归于好。这一故事情节与小王子在厌倦玫瑰决定离开星球，在一系列游历后重新回到自己的星球这一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影片色之处。在电影独特的蒙太奇手法中，电影主线与原著主线看似分离，实则得到了一定的交融与统一。[1]从小说中小王子与飞行员之间的关系，再到影片中小女孩与飞行员的人物关系，这种多重人物之间的叙述，小说中的世界与影片中虚拟世界相结合，使得文学作品的内涵更加深刻，更能引起关注的深思。
原著小说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充满奇妙的世界，故事中的小王子在属于他自己的星球上生活着，而现代科技也能将这种场景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欣赏到其他星球的别样风光。在拍摄制作中，为了将现实与童话世界呈现出强烈的比较，影片中使用了多种技术方式大大增强了画面的质感，深深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原著中的那些奇思妙想通过画面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视觉上带给观众一种唯美之感，再加之背景音乐的辅助，让童话故事的真实感更加强烈，两个世界在叙事中的不断交替，通过查询的方式将小王子的故事从小女孩的视角下如实地映射出来。小王子的故事通过电影艺术得到了立体呈现，也有效地将现实世界与童话世界这两个时空界限清晰地呈现出来。
二、主题创意的差异化
（一）主题表现
通过对《小王子》这部影片的主题分析来看，其与原著小说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影片中小女孩登上破旧的飞机，由于缺乏驾驶经验，她经过胡乱的摸索后，最终发动引擎，与小狐狸一道前往未知星球去寻找小王子，这个场面与鲁滨逊漂流记等冒险故事的场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紧接着影片就呈现给观众的是标准的好莱坞冒险叙事模式，电影的大半场景中，对小王子的画面大都运用的是定格动画，色彩较为单一，当重新回到现代都市场景中时，小女孩与怪老头一出现画面就立刻发生了变化，采取的是CG动画模式。影片的其余部分则借助CG动画告诫人们，小王子被商人主宰的物欲所影响，逐渐地将原有的童心慢慢丢掉，借口自己在工作来隐藏内心的惶恐与焦虑，这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人们的生活现状。城市的车水马龙，人们的工作压力很大，不得已而面对繁杂的工作，人在重复、无休止的工作中变得更加功利化。被异化的小王子的转变则是通过小女孩的感化来实现的，小女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打败了企图收复星星以作发电之用的商人们，这样故事的主题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从小王子的故事逐渐转变成了小女孩的成长故事。故事到这，小女孩的成长主题也逐渐凸显出来，这也旨在告诉人们时光飞逝，应勇敢地追寻纯真与爱。因此与小说相比较，影片中对批判成人世界虚伪这一主题进行了淡化，而是将主题放在了小女孩的成长与追寻童心的过程中。
（二）创意视角
在电影场景中，导演在其中加入了一对母女的新形象，因此，故事的叙述者也不单单是飞行员“我”了，而是以小女孩的视角对故事进行阐述。当飞行员见到小女孩后，被小女孩的率真与可爱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想与小女孩做朋友，又得知小女孩在极力寻找小王子，于是他将小王子的故事写到纸上，折成飞机飞出去，通过这样可将飞行员与小王子的故事借助小女孩的讲述呈现到观众面前，这也使得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复杂，也会让观众产生一定的质疑，能使观众对影片的情节更加关注，故事不单单只是小王子的故事，而变成了小王子与飞行员，飞行员与小女孩、小女孩与小王子的故事，这四条线大都是借助小女孩的变化呈现到观众面前，而飞行员则只在其中穿插叙述了一部分。电影创作在飞行员、小女孩与小王子之间变换视角，引发人们的深思，用全新的视觉打破原著小说的固有模式。
三、主人公的差异化
在原著小说中，故事的主角是小王子。一名飞行员驾驶飞机降落到了沙漠中，在修理飞机部件时碰巧遇到了来自其他星球的小王子。由于机缘巧合，他们相聚在了一起，在彼此的交谈中，飞行员与小王子的感情集聚升温，他甚至以成人无法理解的一张富有想象力的简笔画来描述小王子的审美能力，但却被看成人们认为是极端的功利化。[2]但小王子却与常人的认识不同，他觉得飞行员的思想与自己的相同，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也向飞行员说了他自己的游历生涯。小王子讲道，他来自于一个很遥远的星球，在那里有一朵玫瑰花与他相依相伴，但由于玫瑰的欺骗伤透了他的心，他决定逃离自己的星球。他走遍了各个星球，最终来到了地球，他驯服了一只狐狸，还与一条蛇达成了死亡协议，尽管对小王子的身世等未知，但从他清澈的明眸中可看出他的内心是纯洁的，内心仍然保留着一定的童心。
而在电影里，故事的主角则是一个小女孩。她的母亲与其他父母一样，有望女成凤的夙愿，每日给女孩制定了详细的学习任务表，甚至具体到每一分钟所应完成的任务，小女孩的一切看似已被父母安排的妥当，父母虽然给予了她较好的物质条件，但却剥夺了她的自由与兴趣，也使得她对人生缺乏思考与认识，即便长大成人，她也是在实现母亲的未完成的心愿。在影片中，当小女孩与母亲争吵的过程也是小女孩的童心被唤醒的过程。影片中怪老头的出现更是对小女孩童心唤醒的诱导剂。[3]怪老头之前是一个飞行员，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怪人，但在小女孩眼中却是自己的好朋友，他教会女孩应善待人们，守护住自己的纯真。如果没有怪老头的出现，小女孩可能会按照母亲给她规划的未来一步一步成才，但小女孩可能永远也不能真正地长大，也不会体会到人生的真谛。
四、细节差异
原著小说与电影作品中对《小王子》故事的描述，除了在主题以及主角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故事的一些细节中也作了一定的改动。比如原著小说中，小王子在旅途中见到了国王、点灯人、商人等形形的人群，他们与小王子的对话也能直观地反映出不同人群价值观的差异，小王子不急不躁，用机智地话语去揭穿人性的丑陋。导演自身的讽刺意图也十分明确，从中也说明了成人世界中的贪婪与自私。而在电影版中，来自于不同世界的两个人小王子与小女孩，他们之间看似无交集，却有着一定的联系，通过小女孩的视角，将真实与虚幻的冒险经历呈现在观众面前，将原著中一些隐秘的内涵通过画面淋漓极致地表现出来。
结语
综上所述，《小王子》这部影片虽然对原著小说中的很多内容进行了改变，但影片中所表现出的对童心以及对待美好事物的向往等情感依然会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感受。原著小说中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曾有这样的解释，星星这一物体对于不同的人其所代表的含义不同，比如旅行的人会将其认为是指路的向导，对学者来说是探讨的学问，星星对于每个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然而有的人对此却不认同，他们则认为这些话是对现实生活的讽刺，是一种逃避现实、懦弱的表现。《小王子》绝不只是保守主义的代名词，它是对现实生活中丑恶行为的抨击，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对热爱生命、有梦想的人群的赞美。
参考文献：
[1]李晓虹.翻译与电影改编的方法比较[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5）：50-54.
[关键词]麻么妹年孩沈红人生遭遇方法
正如李陀在《〈三峡好人〉：故里、变迁与贾樟柯的现实主义》中所说的：“中国的现实太复杂了，我们大概没有任何人能把它解释清楚，强做解释，不如把这种复杂性保留在故事里，保留在人物形象和镜头语法里。《三峡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方面，这部影片的故事和任务都很单纯，另一方面，这单纯里有待观众解释的东西非常丰富。”笔者认为当前女性的命运及思考是影片所要反映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正视当前社会中女性面临的这些问题，并呼吁整个社会齐心协力来解决该问题，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
影片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其中男性人物主要有韩三明、小马哥、老房东、被迫下岗外出打工失去右臂的中年男人、麻老大、船老大、摩的师傅、干拆迁活的农民工等；女性人物主要有麻么妹、麻么妹女儿、问沈红要不要保姆的小女孩、沈红等。如果说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当下人们生活之艰辛，那么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更多的是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今女性的出路在何方？本文试从麻么妹、年孩、沈红的人生遭遇及解决女性自由、幸福、美满婚姻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证。
一、女性的人生遭遇
1.麻么妹
从影片我们可以得知，麻么妹年幼时被人贩子拐卖至山西，韩三明花了三千块钱把她买下为妻，但不久后就被公安机关解救回四川奉节，至此，麻么妹的命运并没有得到好转，回到家后，她被哥哥麻老大以三万元抵押给船老大——一个老头，她与船老大根本毫无爱情可谈，用她自己的话说，跟船老大跑船，只是讨碗饭吃而已。直到三明十六年后前来寻找他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当时她跟三明还是比较幸福的，尽管是强扭的瓜，但三明及婆婆都很心疼她，用三明的话来说：“我对你那么好，你还要跑。”“都出月子了，俺娘还不让你干活。”
从麻么妹的人生遭际，可以推测出，她出生于贫困的家庭，年幼就辍学了，自小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小小年纪就已经步入社会，没有为人处事的基本经验，很容易上当受骗，她后来被人贩子拐卖给韩三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至此，被人贩子拐卖可以说是她的年幼无知所导致的。但是被公安机关解救回去之后，她沦为船老大的老婆，则是她自我意识的严重缺失，如果她从内心里有着对自己幸福的追求，她怎么会服从哥哥的意愿——去给哥哥当抵债的物品，怎么会和一个老头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怎么会断送自己的幸福？
总之，麻么妹的命运可以说是家庭的贫困导致她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正确分辨好人和坏人，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幸福观，而是和她的父辈一样，默默地过着有饭吃的日子。
2.年孩
看完影片之后，三明的女儿及问沈红要不要保姆的女孩的命运，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她们的命运会如何呢？两个本应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习的女孩，却为了自己的生计要么去更远的南方打工要么到处找事做,在当前这个复杂的社会中，谁能保证她们不会像麻么妹当年一样被人拐卖呢？即使不被人拐卖，她们由于文化知识水平低，她们在外找到的活路，肯定是非常的辛苦。当然，与麻么妹相比，她们有了进步，那就是她们意识到要自己养活自己，自食其力。尽管生活艰辛，但经济上的独立，能为她们今后的婚姻生活打下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她们今后寻找自己的爱情时，决不会像麻么妹一样，服从哥哥的意思，跟着船老大跑船来混口饭吃，找个对象就是为从对象那混口饭吃。
3.沈红
影片中的沈红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且有着体面的工作及固定的经济收入。与麻么妹相比，她的境遇要稍好些，她不需要以讨碗饭吃作为自己婚姻的前提。她没有强扭式的婚姻和讨碗饭吃式的婚姻，她有着当前盛行的自由恋爱式的婚姻。但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她的婚姻经不起考验。她与丈夫郭斌已经两年没有联系了，丈夫现在的电话号码已是8位数字的，但她手机里边存的丈夫的手机号还是7位数字的，可见郭斌对她的冷落，用和丈夫朋友东明的话来说：“他打电话回来只要知道我还活着，他就放心了。”可见，丈夫对她毫不关心。面对丈夫的冷落，她自己主动寻找丈夫以对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作一了结，在几经曲折后找到丈夫后，她内心已清楚的知道，丈夫已经不是以前能和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面对丈夫和自己逢场作戏式的跳舞，她说：“我已经有意中人了。”她主动提出离婚，因为她深知在这场婚姻中，与郭斌——现代的陈世美——厮守一辈子，不值得，她应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影片最后，沈红选择与郭斌离婚了，乘船去上海。作为观众，我们大家都十分欣赏沈红的抉择，认为她维护了自己的自尊，并有着积极向上的寻求自己的新生活的美好愿望，但恐怕没有更多的观众去思考，沈红在未来的爱情道路上会一帆风顺吗？从影片中高空走钢丝人身上我们可以预测到沈红在未来的婚姻道路上布满荆棘。
二、路在何方——解决女性自由、幸福、美满婚姻问题的感想
影片中不管是麻么妹的强扭式的婚姻、讨口饭吃式的婚姻，还是沈红的自由恋爱的现代婚姻，还是小女孩未来的婚姻，都使笔者陷入沉思之中，女性要怎样才能拥有自由、幸福、美满的婚姻呢？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有以下工作必须做好：
首先，呼吁家长尤其是农村家长的男女平等思想，送女孩上学，而非把女孩看成是打工挣钱的工具。像影片中的麻么妹如果能上学，多学文化知识，受到好的教育，就不至于被拐卖，同时，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会使人有着更高的人生追求，而不是人生在世就是混口饭吃。麻么妹的女儿及问沈红要不要保姆的女孩能接受更多的教育，那么即使是外出务工，她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工作条件也许会好很多。
其次，对困难家庭小孩上学，实施学费减免制度和生活费支持政策，尽量让女孩们都能享受良好的教育，从而提升她们自身的素质，进而为她们将来幸福婚姻打下丰厚的经济经济基础，以致于不会再有像麻么妹那样的婚姻，跟着船老大，为了讨口饭吃。
再次，加大法律制度对婚外情的惩罚力度。沈红和郭斌的婚姻中，沈红可谓老实本分、勤俭持家（从她走到哪都带着矿泉水可以看出）、在家独守空房，而郭斌在外则过着潇洒甜蜜的生活。我认为政府法律制度没有对该类情况做出严厉的惩罚措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从而导致郭斌及类似郭斌的人肆无忌惮、逍遥法外。
以上仅是个人的一点浅见，些许不足与偏颇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JasonMacGrath著，聂伟译，《我对贾樟柯电影的一些看法》，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李北方，《作为静物的三峡》，南风窗，2007年第1期。
[2]李陀，《〈三峡好人〉：故里、变迁与贾樟柯的现实主义》，读书，2007年第2期。
[3]王琴琳，《含蓄的文化沉重的生活——简评〈三峡好人〉》，电影文学，2007年第15期。
[4]资明霞，《尊重每一个普通的生命——简论〈三峡好人〉的文化意蕴》，电影文学，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