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根本要求
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不同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民族化、时代化。
任何一种革命理论都必然表现出它所产生时的历史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恩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他们的理论学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因此，马恩理论的内容是有历史特点的，其形式也是民族的，是科学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显然，当把它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相结合的问题，有一个制定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马恩本人也历来强调，脱离开自己国家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由各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空间发展的多样性，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因而，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决不能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
从理论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这种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理论，必然具有以下特点：动态性、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动态性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决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不断进行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不断被新的实践经验充实、修正、发展的变化着的真理体系。正是这种动态性和理论上的自身开放性，才保证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还要求，这种理论没有一种唯一的固定模式，而是在理论形态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使这一理论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这种理论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汇在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新型理论，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性理论，时代性是它的另一个必然特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状况，不同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的国际环境和时代主题，都会使马克思主义打上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这些特点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种理论学说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方法和指南，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了的具体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理论学说的。他们曾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在谈到《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时，他们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72年9月，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对于工人阶级总有一天会夺取政权这一原理，他强调说：“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至于在夺取政权后应该怎样做，马克思不仅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列宁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他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本质，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地总结、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规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他那个时代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而获得新的活力，形成列宁主义。他多次精辟指出，现在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列宁把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始终决定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根据俄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实际，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种指导性思想原则，只是为一种科学理论奠定基础，在运用时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出发。“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还说：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为此，就必须要查明、弄清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不仅如此，列宁还预见性地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列宁主义既继承又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又解决了20世纪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在列宁指引下，俄共党领导人民赢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成功而伟大的创举。社会主义由此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实现了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展开了新的篇章。列宁作为这段崭新历史的开拓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拓了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他为创建这段辉煌历史表现出了在分析形势和研究理论上的创造精神，而不拘泥于前人做出的论断；他在实践社会主义原则时坚持注重条件、注重现实的科学态度，而不固守过时的不切实际的教条；在马克思主义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贡献。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国家，这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短短六年多时间里，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艰难而勇敢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论断，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同时，他那种立足现实、勇于探索和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为社会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中国的变革能够实现，中国的社会发展能够不断跃上新台阶，同样也不仅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也还在于有了适合中国情况、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在从中国实际条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思想的具体发挥。这一科学的认识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
中国八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其理论成果成千上万，但最有影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最有重大意义的，莫过于两大理论成果：一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再一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而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在这两大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对此，作为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者和邓小平，都一致认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应当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具体化，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归结为既要有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又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国情观。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总是一贯强调既要忠诚地继承，又要创造性地发展，敢于和善于说前人未曾说过的新话，敢于和善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新事，而不是拘泥于它的本本和词句。他们对待国情的态度，总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事物的实质和规律，从理论服从和服务于实践，而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主观主义地去解释中国的实际，让实际服从于抽象的理论，用实际去为永远不变的理论教条作注解和论证。正是在上述各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国情观的不同抉择和不同答案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复杂斗争中，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和邓小平。从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和独创性贡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一脉相承中所体现的两个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也是两位历史巨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中，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历史总结。
关键词：无机化学探究式教学
无机化学是高校化学、化工类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对于学生学习本专业学科知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其教学一直以来受到高校的重视。随着高校课程的改革，各种现代教学理论、教学模式以及教辅手段开始广泛的应用于各学科的教学之中，探究式教学作为一种应用较为成熟的教学模式也运用于无机化学的教学中。笔者拟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来探讨如何在无机化学教学中构建探究式的教学模式。
一、探究式教学的概念及作用
1.1探究式教学概念
所谓探究式的教学模式是指根据教学内容及要求，由教师创设问题的情境，以问题的发现、探究和解决为中心，通过发现、分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等步骤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造欲和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
1.2探究式教学的作用
在大学无机化学教学中运用探究式教学的模式，具有以下一系列作用。
（1）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由于探究式教学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因此通过开展无机化学课程的探究式教学，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充分的参与到教学的过程之中，从而充分的提高学生对于无机化学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对化学学科的兴趣。
（2）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所谓创新能力，是指人在顺利完成以原有知识经验为基础的创建新事物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潜在的心理品质。通过在无机化学教学运用探究式教学，营造培育学生创新能力的环境和氛围，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运用探究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实验中开展探究活动，更易于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
（3）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通过开展合作形式的探究式教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或实验教学中将学生按照能力互补的方式进行分组协作，并对其布置一定的任务，让学生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完成任务，从而使其建构相关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就可以得到培养。
二、构建无机化学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大学无机化学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可以起到一系列良好的教学效果，以下笔者结合教学案例来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无机化学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2.1构建情境互动式的探究式教学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生建构消化自身知识的过程，并不存在于教师上课对知识讲解的过程之中，也不存在于学生听课的过程之中，而是存在于教师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之中。这就是说，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注意营造平等、开放、互动的教学氛围，通过构建一定的教学情境，展开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教学案例：在讲解硫酸钛酰具有氧化性、易水解的性质时，教师可以先告知学生硫酸钛酰水溶液可以氧化锌粉，硫酸钛酰水溶液会与锌粉反映生成紫色的三价钛离子，但在演示实验中，学生会发现除了溶液变成紫色之外，还可以看到许多气泡的产生。这时，教师就可以问学生，为什么实验中会产生气泡？有的学生就会回答是不是实验失败了，有的学生则认为是不是锌粉与硫酸反应生成了氢气。这时老师又可以追问学生“那为什么会有硫酸呢？这是硫酸钛酰溶液啊”。聪明的学生往往会想到硫酸钛酰容易发生水解，为了防止其水解，必须将硫酸钛酰配成强酸性。因此，放入锌粉后就会产生氢气。教师通过与学生的互动，通过实验现象来加深学生对硫酸钛酰性质的认识。
2.2构建小组合作式的探究式教学
现代合作学习理论认为，通过构建小组，从而使具有不同能力的学生在合作中产生互补性，学生可以通过互补式的合作，提高对知识理解的深度、推理的能力和永久记忆的精度。在大学无机化学的教学中，笔者认为也可以构建小组合作式的探究式教学，通过做好小组合作学习。
教学案例：在进行一些制备式的化学实验时，大学教师可以将一名男生与一名女生分为一组，或者几名男生几名女生分为一组，一般来说，男生对实验的兴趣较高，动手能力强，但往往操作不够规范，女生对实验的操作比较规范，数据处理比较认真，但往往对仪器的操作不够熟练，因此通过将男生、女生分在一组，让他们通过合作对无机化学问题进行探究。
2.3构建自主学习式的探究式教学
在无机化学教学中，教师可以构建自主学习式的探究式教学，而无机化学实验本身就是一个学生在教学中通过自己探索来完成实验的过程，构建自主学习式的探究式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放宽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条件和方式，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主解决问题，教师在学生设计与完成实验的过程中，仅起到引导者和帮助者的作用。
教学案例：教师在无机化学实验课上可以给学生提供一种混合物NACL,同时给学生提示其中可能含有可溶性阳离子杂质钙离子、镁离子和铁离子以及不溶性杂质泥土砂石等等，然后要求学生们根据所学的化学知识对NACL进行纯化，并根据实验原理，要求学生列出实验需要的用品和实验步骤，让学生自主展开实验，大部分学生都可以通过实验对混合物NACL进行一定程度的纯化，但由于各自化学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同，对混合物NACL纯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教师要帮助其分析、寻找实验中的问题，从而使其进一步了解自己实验方案和步骤的不足，加深对于实验的认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无机化学教学中构建探究式的教学模式，对于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良好的效果。高等院校无机化学教师应通过在教学中科学的运用情境互动式、小组合作式和自主学习式等教学策略，从而构建探究式教学模式。笔者深信，随着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探究式教学必然能够在无机化学教学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1]李巧云，徐桦。无机化学。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6）.
关键词:会计信息化;信息孤岛;数据安全;中国
中国的会计信息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财政部对作为第一家试点单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拨款500万元人民币，帮助其在会计工作中应用电子计算机。1981年8月，为了总结第一汽车制造厂在会计工作中应用计算机的情况，在财政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中国会计学会的支持下，由第一汽车制造厂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发起了“财务、会计、成本应用电子计算机专题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了“会计电算化”的概念。在1999年召开的“会计信息化理论专家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随着计算机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会计信息需求的日益增加，“会计电算化”的功能不断拓展和丰富，将“会计电算化”改为“会计信息化”更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推进新形势下会计研究和发展。至此，“会计信息化”的概念在中国正式被提出。
一、会计信息化的含义
目前，关于会计信息化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谢诗芬认为，会计信息化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和通讯等)，对传统会计模式进行重构，并在重构的现代会计模式上通过深化开发和广泛利用会计信息资源，建立技术与会计高度融合的、开放的现代会计信息系统，以提高会计信息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有用性，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何日胜认为，会计信息化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的会计模型进行重整，并在重整的现代会计基础上，建立信息技术与会计学科高度融合的、充分开放的现代会计信息系统。这种会计信息系统将全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网络系统，使业务处理高度自动化，信息高度共享，能够进行主动和实时报告会计信息。它不仅仅是信息技术运用于会计上的变革，它更代表的是一种与现代信息技术环境相适应的新的会计思想。综上所述，会计信息化是一个现代会计理论与现代信息技术互相融合并逐渐发展的产物，它引发了对现行会计规则的挑战以及对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的整合，并带来了会计观念的更新、会计目标的重新定位、会计对象范围的拓宽、会计管理职能的增强、会计核算程序方法和操作手段的改变等一系列历史性变革。
二、中国会计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会计信息化已开展二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中国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会计信息化发展还存在较多问题。
(一)对会计信息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目前，全社会对会计信息化的重要性并没有足够的认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实现会计信息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会计人员从复杂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量，提高劳动效率，提高信息输出的速度，并没有认识到会计信息化建设是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人认为不加强企业的会计信息化建设，企业也能搞好。还有人将会计信息化等同与会计电算化，认为企业实现会计电算化就够了，没必要再实现会计信息化。
(二)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滞后
会计信息化理论来源于会计信息化实践，同时又指导会计信息化实践。只有将会计信息化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透彻，会计信息化才会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会计工作，才能使会计工作在实现信息化后更加规范、效率更高，安全性更强，才能更好地为管理决策服务，以实现会计信息化的效益原则。中国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实际应用的发展，目前仅涉及会计理论、会计报告和会计信息系统等部分，其余部分几乎是空白。
(三)会计信息化人才匮乏
会计信息化是现代会计和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需要精通信息技术与会计专业知识的人才来推动，因此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会计信息化复合人才的缺乏一直是制约中国会计信息化发展的关键问题。虽然有不少部门组织各种培训，但由于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单位事务及个人精力等因素的制约，会计信息化方面的人才总体素质仍然不高。目前，中国许多单位、部门的会计人员对会计业务比较精通，但是对计算机知识了解极其有限，无法将计算机知识和会计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四)“信息孤岛”问题严重
企业在生产、销售、控制和预测的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为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统一。要有效地控制“三流”，企业各个部门尤其是业务部门必须将软件功能将延伸到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各个方面，财务信息和其他业务信息彼此共享，实现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一体化，才能真正从全方位、多层次体现可信的决策信息。但是，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对会计信息化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将会计信息系统纳入企业信息系统的一体化规划，会计信息系统处于封闭运行的状态，没有很好地融入企业的业务流程，不同的业务系统之间形成相互独立的“信息孤岛”，数据不能共享。
(五)数据安全问题突出
在信息系统条件下，会计信息所面临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电子符号代替了会计数据，磁质介质代替了纸介质，财务数据流动中的签字盖章等传统确认手段不复存在，信息的安全受到了严重挑战。另外，如果企业内部信息使用者的权限划分不当，内部控制不严，也容易造成信息滥用和泄密。当前，大部分的会计信息系统当将重点放在了完善会计功能和适应财务制度上，忽视了信息系统的安全问题，系统一旦瘫痪，或受病毒侵袭，会造成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三、提高会计信息化水平的对策
为了尽快提高中国的会计信息化水平，针对会计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提高全社会对会计信息化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
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全社会充分了解会计信息化建设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的重大意义。同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教育和培训，让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会计工作人员从信息社会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到实现会计信息化的作用，认识到开展会计信息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企业的领导层。企业的会计信息化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领导的重视，这是会计信息化成功的保证，因此一定要使企业的领导层对会计信息化建设的重大意义有正确的理解和足够的认识。
(二)强化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
会计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要从政策上给予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人员以支持，帮助其把握好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并把时间和精力放到关键问题的研究上，切实加强会计信息化理论的研究。而对于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是会计信息化理论的基础和支撑，指导会计信息化理论的发展，因此在对会计信息化理论进行研究时要特别重视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构建，通过对会计信息化理论体系的研究带动会计信息化理论的研究。
(三)加快培养复合型会计信息化人才
人才是会计信息化成功之本，会计信息化建设必须培养大量信息化人才。复合型会计信息化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可以通过高等学校相关学科的教学改革，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置，根据会计信息化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建立不同的培养模式;另一方面企业应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会计信息化人才的需求，通过各种途径积极推进员工的培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信息化技术培训，加强信息技术人员的现代会计理论与知识培训，培养既能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又能掌握现代会计知识和管理理论与实务的复合型人才。
(四)推进会计信息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整合
会计信息化是企业信息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计信息化的建设应当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高度，立足于企业整体来定位它的发展方向。在纵向上，会计信息化应该不再局限于提供传统的核算型财务信息，而要为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更为完备的信息支持;在横向上，会计信息系统应当和企业内外部其他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成为整个企业信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财务与业务一体化工作，即应用统一的计算机财务管理软件，实现财务信息与业务流程一体化，实现生产经营全过程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集成和数据共享，保障企业预算、结算、监控等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高效化。
(五)加强信息系统安全建设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立法，加大对计算机犯罪的惩处力度，从法律层面保护信息系统的安全。企业必须克服“重建设轻安全、重技术轻管理、重使用轻维护”的思想，逐步建立以“检查与管理、保密与防护、检测与防治、测评与服务”为基本架构的安全管理和技术系统，通过管理和技术两种手段，使会计信息系统的技术风险防范能力不断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具体可以包括建立严格的系统加密措施、建立严格的数据存贮措施、制定完善的内部控制措施等。
参考文献:
[1]谢诗芬.会计信息化:概念、特征和意义[J].湖南财政与会计，1999，(11).
[2]何日胜.中国会计信息化问题初探[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4).
随着人类精神的普遍自觉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日益发达，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方法论自觉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如何研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和研究什么(研究对象和主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中东欧思想文化和理论的把握，研究范式的自觉尤其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审视20世纪社会历史理论的一些重要领域，就会发现其中围绕着研究范式或者方法论展开了许多争论，诸如微观史学对宏观(抽象)史学、微观政治学对宏观政治学、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对意识哲学(思辨理论哲学)、后形而上学思想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挑战。从深层次讲，这些新的理论范式对原有理论范式的挑战构成了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内涵，它们共同指向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重要病症，即理性和理论的普遍化与抽象化问题。具体说，受现代性逻辑支配的意识哲学和社会历史理论习惯于按照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抽象化的理论范式，在人类的历史理解和社会理解中剔除了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和个体活动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及历史内涵的丰富性。而缺乏人类鲜活历史体验和丰富文化精神的普遍化理论由此变得空洞、抽象，失去了与现实生活世界和深厚历史经验的本质关联。
在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成果时，如果任凭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这种抽象化、普遍化的理论范式泛滥，那么，像中东欧这样在历史和文化上具有丰富性和独特性的地区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被著名地理学家麦金德称作世界心脏地带的中东欧这片热土上，积淀了太多宗教的、民族的、文化的、文明的历史冲突和刻骨铭心的历史体验。而从19世纪后半叶起，中东欧地区不仅同许多地区一样经历了以民族复兴、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双重主要内涵的社会转型，而且在20世纪中叶以浓缩和叠加的方式经历了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双重历史变迁，积淀了双重特殊的历史体验:一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深刻危机即现代性危机的直接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二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这种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别的任何地区都不可比拟;但其带来的中东欧地区丰富、独特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尤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些持西方中心论西欧中心论的抽象化、普遍化理论范式的棱镜中却黯淡无光。
因此，为了克服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现代性危机，我们在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时，尝试着采用一种精神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我们的关注重点没有停留于所研究对象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思想本身演变过程的完整，而是要把握特定的思想理论与特定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体验之间的一种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从研究主题看，精神史研究的侧重点是建构起理论家、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与他们个体的、民族的及人类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历史体验水乳交融的精神共同体;从研究领域看，精神史研究试图凸显的是特定的历史、文明、文化、文学、哲学相互交织的文化共同体。我们希望这样的精神史研究所得到的成果不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理性逻辑体系，而是丰富的、鲜活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价值诉求。
应当说，这种以文史哲交融为重要途径的精神史研究范式并非一种独创，其本质精神和研究路径与20世纪许多思想资源一致或相近。例如微观政治哲学、年鉴学派微观史学、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特别是二三十年来影响力日增的文化记忆理论等，对于我们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找到通达理论背后人类真实的历史体验和文化精神的途径，都有重要的启示。本期我们翻译刊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著名代表人物赫勒和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阿斯曼夫妇有关文化记忆理论的论述，以及温权博士关于精神史研究和概念史研究的论文，作为我们探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开端。我们相信，对此问题更多角度和维度的思考与探讨不仅会对深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跨文化传播；视角
人类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与思考由来已久。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是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起步的。跨文化传播本身研究的是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形成了两个分支：其一，强调文化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其二，强调传播对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在介绍、研究跨文化传播方面有分量的著述却非常稀少，国内的跨文化研究大多属于新闻传播领域和外语领域，缺乏批判精神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关怀，从哲学和文化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有创新性的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疆域。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在考察了近十年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后指出，“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论据+结论”是中国学者研究跨文化传播常用路径，“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这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创新性视角的缺乏，的确是导致此领域研究薄弱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提升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水平，有必要探索一条适合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
1典型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所寻求的是在“互相参照”的过程中认识文化的特性，使各种文化都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新资源。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互相参照”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跟人类所有的传播现象一样，跨文化传播离不开“国家、民族”和“市场”的双重介入，国家之问、民族之间、阶级之问乃至性别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影响甚至操纵着跨文化传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同文化问的交流和冲突更加严重。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必然带来一些弱势文化的萎缩，文化霸权正在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也导致单向的不平等的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必须从根本上反思这种权力关系及其影响。
在反思跨文化传播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后殖民主义”是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典型研究视角。的确，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更揭示了人们对于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思考与认识。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广阔视野，同时也为探讨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宜的角度。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西跨文化传播时也以它为理论向导，在对西方传媒与西方舆论的认识和评判中，时时显露这一理论思维方式的运用。然而，毋庸置疑，后殖民主义视角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后殖民主义是在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基础上对国际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表述，对此，我国学者始终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霸权，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后殖民主义”表述对中国人来说还包括了许多民族情绪：它包含百年屈辱留给中国人的对西方文化的敌对、仇视和恐怖的情感；它是“帝国主义”印刻在中国内心深处的心理阴影；它是一种民族主义而非殖民化的文化抵抗；它还带有自卑情绪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将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泛化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难免会导致研究者在审视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以及双向的交流传播时欠缺理性思考。另外，“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也仅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而涉及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时则变得无力。因此，在全球文化风暴刮起时，“后殖民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坚定的文化立场，不能作为对跨文化传播的认识模式或普遍化的研究视角。
考察跨文化传播应具有世界眼光。无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传播领域存在多少种理论、分歧与辩论，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构成了一种复杂、重叠和离散的秩序，这种秩序使得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套用以往“中心——边缘”模式认识世界各种文化现象，而应该用综合与发展的眼光去探讨，平等地看待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抓住跨文化传播的精髓所在。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跨文化传播在21世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多种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时代、各种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共同进步的时代、人类新文化交汇与整合的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这种变化也促使我们必须寻求一种适合这一变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而近几年来社会科学中地方性知识研究，顺应世界这种变化，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知识、文化的传统看法，尽管这一成果主要分布在人类学和哲学领域，但是无疑打开了我们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面笔者将从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功能、分析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探索式的阐述。
2地方性知识视角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分析功能
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与21世纪跨文化传播有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到底表现在哪里?要解开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回归到地方性知识提出的背景与含义当中。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学术和文化背景。根据学者叶舒宪的概括，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所谓“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间的方法之争”。普遍主义者相信能在研究中发现或者寻找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者普遍规律；而历史特殊主义者则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主张通过具体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揭示和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他们不再追求普遍性的解释和说明，而只进行特殊性解释、经验性解释。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领域兴起了更为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象征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以回应随结构主义兴起的不见人、不见特殊文化的独有精神品性的普遍主义。
如果说结构主义背景下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是地方性知识出现的学术背景的话，那么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和思潮则是地方性知识产生的文化背景。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潮流，荡涤着一切地方性、民族性，使得文化变得愈来愈趋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所谓“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因而，现代性也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敌视地方性的一种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潮的特性。在这种强大的思潮发展的同时以及发展之后，许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和弊病，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关于其他民族知识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其他民族知识的重要性和认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是在这样的针对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另类文化。
根据清华大学吴彤教授的归纳，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观点来看，地方性知识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地方性知识总是与西方知识形成对照，知识的两极是西方以外的知识与西方知识，也就是知识的一端是西方知识，另一段则是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性知识。二是地方性知识指代与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非现代知识，此处所指的地方性知识有两个纬度：当代可能不总起作用的知识和在当地起作用的知识。三是地方性知识一定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是不可脱离who，where和context的知识。
由此看来，跨文化传播与地方性知识有相通之处，首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否定了西方应当主导世界文化格局的观念，认为西方以外的地方性知识同样是构成世界文化格局的组成部分。其次，既然知识的本性是地方性的，那么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跨文化传播中要持有公正的态度，尊重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再次，在跨文化传播当中我们应当注重地方性知识生成的语境。
那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是不是否定了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呢?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人类学的观点，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来，文化对话的各方所提供的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识，当一方在对话时将自己的知识普遍化时，造成了对话各方文化的紧张。尤其当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伴随着全球化而来，势必会产生文化相遇时某种地方性知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先在性的问题，导致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强弱之分。某些地方性知识由于处于保守的境况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处于守势状态，最终被强势文化所占据。我们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空间关系来看，现代之为现代，是一个“发现”现代或“制造”现代的文化体系提供特定意义上的“现代”的人类活动时段。西方文化之所以就此具有某种强势支配的理由，是因为西方文化凸显出“现代”特质。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导致了所谓的“全球性知识”，使得某些在其存在的地域起作用的知识演变为一种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按照学者任剑涛的解释，这种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一方面被初具典范性的全球性知识所掩盖；另一方面，成为绝对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即在文明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仅仅被列为人类学的对象的古典地方性文明文化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重在说明知识的产生、形成、传递，以及辩护的情境均离不开具体的地方性情境。在以往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忽视了文化传播的参与性、机会性特征，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文化也具有具体性、情境性的本性。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地方性情境考虑到文化传播中去，就会发现，文化传播的内容正是这样的地方性知识。
众所周知，歌剧和话剧《白毛女》在我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被俘的士兵看了该剧之后，他们的思想很快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积极地加入到中国人民的行列，掉转枪口对准军队，教育的效果相当好。但是，电影《白毛女》给抗美援朝中被俘虏的美国士兵看了，士兵们却说，杨白劳欠债还钱合情合理，欠债自杀不值得同情，根本产生不了在国内的那种效果。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是最不受中国读者喜欢的角色，但在美国读者中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有的对外宣传品“讲我们的下乡知识青年如何艰苦创业，人在水田里拉犁。这在我们看来是艰苦奋斗，但拿到外国去看，就会觉得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是不值钱，太可怕了”。如果考虑到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就不难理解上述传播现象。
3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思路：以晚清译书业为对象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起于英美的象征人类学与阐释学，强调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普遍化的结论，而应去发现个人和族群的独有精神品性。如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侧重于从仪式的象征解释中去把握特定社会秩序的再生产，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吉尔兹则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借助于对文化他者的认识反过来观照西方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终于意识到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原来也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从价值上看与形形的“地方性知识”相同，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不过被传统认可(误认)成了惟一标准的和普遍性的。用吉尔兹的话说，知识形态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是人类学给现代社会科学带来的进步。虽然“一般性理论”仍在我们中有其信众，但其实质已逐渐空，这种企望已渐被视为虚妄。
用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得益于美国学者柯文提倡的中国中心论。长期以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皆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在美国，战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受到费正清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西方冲击到来之前已经停滞。只是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才发生“千古变局”，转向以西方普世的价值观为取向的现代化之路。美国学者柯文总结道：西方中心观在研究中表现出三种思路：一是“冲击一反映模式”；二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是万世师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现代国家只能以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为终极目标；三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时间社会崩溃、民族灾难、社会停滞发展的祸根。在批判上述三种模式后，他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观点，具体方法原则是：“(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的历史)的撰写；(4)热忱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瑚这种内部取向(internalapproach)的研究方法考虑到了中国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尽管外来影响在不断加强。正如柯文所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line)’，他们奇妙地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条主线，而且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19乃至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陆续将地方性知识观念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经学、政治何宗族——中国帝国万亲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艾尔曼)、《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州文化”观的形成》(程美宝)、《儒学的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杨念群)。
以地方性知识分析中国的近代史，是否意味着这样的分析视角可用于晚清译书业的分析当中呢?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就符号的形式而言，有学者将符号的意指形式分为三类：声音形式、形象形式、文字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一、三种形式可体现为同声传译和文字的翻译。l8跨文化传播倚重的翻译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中介，是文化传播的活性转换器，翻译的重要性体现在二度编码上。以地方性知识角度考察这晚清译书业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传播形式——笔者称之为跨语际传播，对其含义的把握应根据与近代翻译史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要素。
晚清译书业关涉中西地方性知识，它是一种由压抑了并贯穿于东西地方性知识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产生出来的跨语际传播。探讨晚清译书业的发生、发展就是要探讨文本、词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如何在中国地方性知识和话语情境中被移植、再现并取得合法性权威地位的历史。晚清之时，中西方原本隔绝的地方性知识在近代中国相遇，猛然问在中国地方性知识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他者”。因此，对“他者”的考量，就成为我们认识自己和他者的起点，而这一切又是或多或少地是建立在西方译本上的。当时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正是用西方的文本、词语和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发现”和构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的。
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看，近代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本质上是中西方这两种性质相异地方性知识普遍化造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知识，依然固守“华夷格局”，它要求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家学说框架原则下，同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而西方知识则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将其价值观念普遍化。两种具有普遍化的知识的相遇呈现出权力的不对称，这便是晚清译书业所处的情境。
依据地方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晚清译书看成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旅行”。这场旅行在近代中国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译书业存在着出发点，或者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此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如晚清对译书业的认可是通过荒谬的“西学中源说”。其次，中西方知识的通约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使得一方的思想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并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用易经中的“天演”一词对接了西方的“进化”一词。第三，存在着一些接受的条件，或者是抵抗的条件，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同时也使得对这种理论和思想的引进成为可能。正是越过上述的时间和空间，晚清译书业这一跨语际传播在遭受了抵抗和批判之后，最终取得合法地位的话语被作为“事实”来表征着某种思想或理论，它们作为新的话语权力，直接对历史、社会和文化产生效应并施加影响。随着文本、语言的话语权力在译人语中得以确立，所有的表述也就被当作“事实”来接受了。
4余论：地方性知识视角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如上所述，地方性知识视角所具有的独特跨文化分析功能，如强调了跨文化传播中双方文化的平等性，应对限定于生长地域的彻底区域化知识保持应有的尊重，分析了不顾及地方性知识具体情境性而将地方性知识片面普遍化是导致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中不对等的原因等等，无疑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问题有着建设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跨文化研究视角的不足。但是，在运用这种视角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首先，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仅仅是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的分析思路，而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知识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决定论。在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编码者和解码者的文化特征时，不仅要分析其文化内部的结构和内涵，而且还要将这种内涵和结构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认识。例如，对中国近代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相遇的分析，必须从两种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人手。
其次，本属于人类学领域的地方性知识一词最近一再出现在兴起中的科学实践哲学里，人们也一再把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混同一谈。澄清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观念应用于跨文化传播的前提所在。
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与民间性模式(folkmode1)有关的知识概念，即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固有的东西。所谓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从价值上看与形形的“地方性知识”一样，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的确认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有着颠覆作用。吉尔兹曾讽刺把一元化知识时代的社会科学称作“社会物理学”，告诫人们道：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本来就不能像物理现象那样用机械的因果模式去处理。
这样看来，吉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可拓展到我们跨文化传播研究当中，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西方推行的文化霸权和媒介帝国主义是有悖于地方性知识的生存现状的。
那么，我们在反对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权力是不是等于在说向西方学习是没有必要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从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对此解释已显无力，科学实践哲学意义下的地方性知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