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理念给课堂教学带来了新活力
1、让所有的学生都加入到课堂中来
“面向全体学生”就意味着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要给每个学生提供同等的学习机会，使所有的学生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都能在原有的水平上得到提高，获得发展。过去，每一堂课只针对部分基础、课程好的学生，而不是面向所有的学生。《课标》提出的新理念，要求我们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因材施教，要适应不同性格、兴趣、思维方式的学生的需要，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我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贯彻了这个新理念。在每一堂课前，我都会用几分钟的时间让他们展示在上一节科学课上的全部学习成果，或者讲一个科学小故事，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机会来表现自己，让每一位同学都参与进来，意在调动所有学生的积极性，并希望他们通报通过这样的机会获取更多的科学知识。在给予评价时，我尽量用鼓励性的话语，以及同学们的掌声对他们进行表扬和鞭策。对于初中生来说，课前一个与教学内容有关的科学小故事，一来可以提高他们的兴趣，二来为整堂课作了一个很好的引入。
2、让单纯的传授型转向素养教育型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是课程的基本任务，科学素养即对科学学习的正确态度、科学情感、探索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事物作出各种解释和相关决策的能力。每个学生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们生来就对周围的世界，尤其是自然界中那些有生命的东西充满了好奇心。我在进行单细胞生物的教学时，讲到草履虫，学生就不停地问：“老师，草履虫在一分钟内能分裂成多少个细胞？草履虫为什么地分裂？”像这样一些问题，课本上没有涉及到的，他们却想到了，可见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好奇心。在讲到细胞学说的提出时，介绍了施旺与施莱登两位生物学家。通过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培养了他们合作的精神。在讲述第二章《观察生物》时，我要他们自己去发现身边的生物问题，并让他们讨论应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样既可以锻炼他们的观察力，又可以培养他们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新课程当中淡化了知识概念，而更注重的是科学素养的培养。学生在《科学》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通过参与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具体问题，来获得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并且可以引发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进行思考，为什么月食不是每个月都会发生？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会不会发生月环食？这样，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就知道如何把所学的知识和方法与实践相结合，对科技引起的新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判断，在他们参与社会时，能够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对某些问题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并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
3、让学生充分开展自主探究的学习
科学是一个探究的过程，学生在科学课程中的学习方式也应该体现《科学课程》的特点。探究性学习指学生通过类似于科学家科学探究活动的方式获取了科学知识，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科学的方法和技能、科学的思维方式，形成科学观点和科学精神。
学生的探究性学习与科学家的工作相似，学生为了学习科学也必须读书，必须与同学交流、不断地提出问题，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要参加各种样的活动，要做实验、解决困惑，与同学进行讨论，学生还必须使用测量设备，这样可以使实验的结果更加准确。探究性学习是一种学习方式的改变，学生由过去被动的接受知识变为主动的通过实验发现规律。当学生有疑惑时，他就会提出问题，然后他想找出问题的答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他尽可能对问题进行推理、分析，再通过观察、实验来收集事实，从而找到答案。探究实验“电灯不亮的原因”是《科学课程》中的第一个案例，案例分析了在探究过程中“提出问题”、“建立假设”、“设计实验方案”、“收集证据”、“检验假设”、“得出结论”、“表达、交流”等基本过程以及每一过程的具体要素。
二、科学实验教学的改革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加强
《课标》强调学生应该正确使用显微镜等实验中常用的工具和仪器，应该具备一定的实验操作能力。实验教学既是一类探究活动，也是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课标》列举的一些活动建议中，相当部分就是实验。所以，我对实验教学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观察植物细胞》一课，原教材是先介绍细胞结构，然后再做《制作临时装片和观察植物细胞》这一实验，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结论；新课程是先让学生通过实验亲自观察植物细胞，然后引导学生根据观察到的不同的植物细胞总结出细胞结构，这样一来，细胞的结构这一知识的获得，不是教师“教”的，而是学生自己通过实验观察获得的。我采用了新课程的方法，结果发现同学们对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区别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实验教学是不容忽视的。实验中包含着丰富的技能训练，这里的技能，不仅仅是指的操作技能，如显微镜的操作等，更重要的是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技能。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新课程中列出的技能训练，正是希望学生们能通过观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如比较苹果、豌豆和红松的种子，你发现它们有生活环境有关吗？我认为通过这样的技能训练，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的能力。因此我们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实验中用科学的探究方法，仔细认真的实验态度，注意控制变量，设计对照，量的检测，数据的整理，科学图像的画法等。这和过去实验的要求重在验证以及定性为主有着显著的区别。
三、科学教学重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高度的科技文明，人类精神领域的发展却相对落后，造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失衡，科学课程在人文精神的培养方面起到独特作用，通过科学教学，教育学生爱护生物，保护环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正确看待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体验科学界的多姿多彩给人的生活带来赏心悦目的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成为当代生物学教育的重要特点。这在我们的新课程中有所体现。课程中用极富文学魅力的诗句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以生动形象的实物图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课标》要求学生了解我国的生物资源状况和生物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培养热爱大自然、珍爱生命、环境保护的意识，理解与人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讲述《保护生物多样性》中，我让学生结合他们的生活经历，从身边的环境着手，如白色垃圾、生活污水、噪音等等。学生经过讨论，得出了之样一些结论，尽量不用一次性饭盒，一次性筷子，不用不易分解的塑料袋。对于怎样处理污水、垃圾，同学们都积极发言，大胆谈了自己的想法观点。我想，这样的教学形式可以使他们在学习《科学课程》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活与卫生习惯，确立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四、科学教育呈现综合化趋势
（一）科学教学内容不够完善。就目前我国高中地理教学教育整体来看，尽管我国高中地理教育范围内容得到了相应的扩大，但就某些方面来说，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师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为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同时，在地理学习中老师还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相较于其他主要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等）来说，学校还未认识到高中地理教学的重要性，地理教学师资力量相对薄弱。严重影响着其教学质量。其次，教学内容相对落后也是影响高中地理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随着现代化教育理念的不断改变，国际上地理教学内容及教育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纵观我国高中地理教育，其教学内容相较于其他国家，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对国际教育形式的不了解，导致我国高中地理教育模式相对落后，其教育内容也较为单一，没有紧跟国际教育发展潮流。最后，课堂教学模式单一。在我国高中教育中，教育模式多为集体式授课，在教学中，主要由老师单方面进行知识的灌输，老师成为课堂的主体。在进行地理课堂教学时，往往忽略了学生需要学什么，仅注重知识理论的灌输。课堂气氛沉闷，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对学习仅抱着应付考试的态度。加之，学生理解能力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学生学习成绩的差距，导致一些学生出现自卑心理。影响其地理教学质量。制约着我国高中教育的发展。
二、新时期高中地理学科教学方法及改革创新分析
(一)改革创新科学教育方法,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我国教育主要分为文科类和理科类。地理教育按其教学内容被划分为文科。在传统的教学中，文科类教学大多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教学，使地理内容僵硬化、教条化。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对地理教学产生厌恶，缺乏学习兴趣。降低地理课堂教学质量。因此，老师应积极改善地理教学方法。如举行一些地理学习实践活动，使学生参与其中，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随时了解学生学习所需，有针对的进行教学，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自主学习。
（二）充分挖掘地理学科优势，结合现代先进教学方式，开发课程资源。地理学科是一门充满时空广远性的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不断进行研究。充分发挥地理学科作用。高中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时期，具有极强的好奇心，因此，在教学中，老师应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理，在地理教学中多穿插一些奇异事物或者奇异现象，引发学生的好奇心理，从而激发学生进行学习。
（三）充分了解学生学习所需，有针对性的制定教学内容。情境教学法是当今教学的主流。在地理教学中，老师应随时了解学生学习所需。针对学生学习需求制定相应的学习情境，在地理情境教学中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提出问题。老师在根据学生问题进行解答分析。从而提高地理教学质量，达到教学真正目的。
（四）充分结合当前先进信息技术，扩大教学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模式。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发达。在各行各业中信息技术都得到了良好的应用。在高中地理教学中，老师应充分利用信息教学媒体进行教学，使教学内容更为生动。从而引起学生对地理学科的注意。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结语
教学效果评价分为客观成绩测试和主观自我评估2种方式。客观成绩测试主要是学生在肾病科实习结束时的出科考试，包括理论测试和综合能力测评，其中理论测试成绩和综合能力测评各50分。主观自我评估以自制问卷的形式对3个班的教学成果进行随机调查，对学生学习兴趣、课堂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理解力、临床动手能力等方面进行调查。
2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非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χ2）。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3结果
（1）3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的反馈见表1。通过调查，发现3种不同教学模式的学习中，以CBL、PBL模式带教的学生学习氛围浓厚，学生学习兴趣高涨，对知识掌握能力和理解能力、临床动手能力等方面均有较大程度提高；与PBL相比，CBL在临床动手能力、文献查阅及处理、分析能力等方面提高略为占优。（2）3组学生的客观成绩测试见表2。与LBL组比较，*P＜0.05，#P＜0.01。从表2结果可见：理论考试方面，CBL、PBL均明显优于LBL组，P＜0.05，PBL组略优于CBL组；在技能考核方面，CBL、PBL组均显著优于LBL组，P＜0.01，而CBL组又略优于PBL组。
4讨论
LBL教学法特点[1]是以教师课堂授课为主，以教材为中心，全面、系统地讲解理论知识。其优点在于系统性强，传授信息量大；而缺点则是学习者较被动，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够密切。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problem-basedlearning，PBL），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教学目标。PBL教学法颠覆了传统的医学教育方式，创立以问题为基础，以医学生为主体，以小组讨论为形式的学习模式，在教师的参与下，围绕某一医学专题或具体病例进行问题研究。
有学者[2]认为，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合作来解决真正的问题从而学习到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和自主学习的能力。PBL可促进医学生的实用性及创造性思维，但由于过分强调学生在教学实际中的完全主导作用，极大弱化了教师的介入和引导功能，导致学生准备相关案例讨论时靶向性不强，往往易出现在耗费大量时间后学习效果并不明显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BL教学法的应用及推广。基于此，一种在PBL基础上改良的教学模式CBL教学法日益受到重视和应用。CBL主要核心是以案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通过事先准备的教学相关案例，引导学生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得到强化，独立探索能力得到极为有效的培养和锻炼。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具体案例或程序设定，诱导学生进行相关的探索和学习。通常情况下，教师可以在课前提供相关的病例阅读材料，继而辅助学生讨论病例，在课堂中解决关于病例的所有问题。有学者[3]研究发现，CBL教学模式既沿袭了PBL教育模式培养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避免了其耗时多、解决问题不集中等弊端。但在医学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当面对大量无法通过自学完成的病例分析，学生会产生一种浮躁心理。同时，由于讨论时间短，学生难以清晰表达出这类问题分析与讨论的结果。
笔者在临床带教中体会到，以CBL教学为例，基本的教学流程主要包括：选择病例分组进行病例分析确定学习目标新的学习发现组员之间充分交流达成学习共识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例如，在运用CBL教学法讲授中医“水肿病”时，事先需要在病房选择一个典型的肾病综合症案例，并带领学生对病患者进行详细的病史询问和体检验查，同时描述此类患者具有如颜面眼睑四肢浮肿、腹水、胸水等水肿特征，让学生事先对该病有较为深刻的直观印象；之后让管床学生进行病例表述，教师对不足及错误之处随时补充和纠正，并提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肾病综合征的典型临床表现、诊断标准、常规治疗，中医“水肿病”之阴、阳水鉴别诊断、分型证治等；最后进行小组讨论，各组成员对所收集的相关信息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分析，并要求组长汇总，提出相应的中、西医诊治计划。在讨论过程中，带教老师需要较好地控制课堂时间和及时纠正错误，对病例要进行总结性发言，其间可借助多媒体、典型图片等现代教学手段，以利于学生对相关的知识点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最后提出针对该案例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教师应在讨论结束时，对各小组的表现、学生们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优点及不足等进行扼要的总结和评价，以激励学生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期在临床实习中尽可能较为全面、深入地掌握肾病科相关知识和技能。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学生对PBL、CBL教学模式持欢迎态度，认为这2种教学模式能够很快让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对新知识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临床动手能力等方面有很大提高。在临床实习带教中，教师将PBL和CBL引入教学活动，通过准备案例、鼓励学生独立探索和分析、教师的讲解讨论和总结，最终引导学生将课堂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临床实践，不仅加深了对肾科疾病的理解与认识，活跃了学习气氛，还十分有效地缩短了课堂学习与临床实践的差距，完成了从理论知识到临床实践的转化，有利于临床整体思维的培养。相应的考核成绩也显示，CBL和PBL教学效果明显优于LBL教学模式，尤其在运用书本知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及培养临床思维等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优势。
(一)本体观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
四、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前景
优秀的教育教学成果是设计构建了优秀的教育教学模式。教育是要塑造人———实现人的社会化，优秀的教育教学模式则是教育工作者的创造性建构———教育教学的结构与过程、资源与技术、理念与实践、物质与文化等有系统的展演运动过程。优秀的教育教学模式既有其哲学基础、科学依据，更能将问题、过程结构化、操作技术化，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体现教学的艺术性，使教学生动活泼，课堂趣味盎然。研究我国20世纪7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教育改革家魏书生先生的杰出成就发现:哲学使他形成了良好的思维模式，从而他能将问题结构化，提出了新课程改革要解决的问题:(1)培养目标问题;(2)课程整合问题;(3)课程内容问题;(4)课程实施问题;(5)课程评价问题;(6)课程管理问题〔20〕。培养目标既是确定方向，也是明确标准;落实目标，保证目标在课程中的整合，是课程内容的优化;课程实施是关键，既有科学和技术上的要求，也有艺术上的体现;课程实施的效果要通过评价进行检核;而课程管理则是对课程工作的规范化，进而实现对语文课程质量的PDCA管理。这是一个在课程层次上讨论的问题。中学语文教学的培养目标具体化为:听的能力、说的能力、读的能力和写的能力〔20〕，这种做法并无不妥。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教(Howdoinstruct/teach)?这就涉及一整套具体的技术方法(显性知识与隐性/缄默知识)，魏书生先生在总结的过程中将教什么与怎么教合而为一了。对魏先生这样的教学高手来说怎样教不是问题，但对于大多数普通教师来讲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科学的方法就是要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如具体到某一个单元的教学来说，其操作步骤分为: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20〕。解决操作性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教材或辅助教材的保障，这就从形式上完成了语文教育的一种模式建构。因为魏先生建构的这种语文教育模式是基于哲学理念和非严格技术语言描述的，所以在理论上具有一般性，但在实际操作上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在语文教学中能够使教学进行艺术化呈现的，在教师人群中一定是相对少数。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掌握学习原理或教学模式中得到解决。布罗姆的“掌握学习原理”，事实上是“为掌握而学习(MasteryLearning)〔21〕”，是一种目的论的提法(社会的行动或实践皆是基于此一要求)。布卢姆根据“教育目标分类学”引申出掌握学习理论，但要将其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的教育教学模式又有着大量工作要做。布卢姆对有关的教学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构想，教学是系统而且切合实际的，学生在面临学习困难时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并掌握，教学对掌握能规定明确的标准，那么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都可以达到目标水平〔21〕。“我们的孩子都能学习”〔21〕———这是观念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不是用环境决定论的方式一论了之，这一点也可以看成是对蒙台梭利教学法成功的另一种注释。基于这样的构想，怎样才能达到教育教学目标就是纯粹的教学教育工艺过程与组织实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不是要用模糊的或哲学式的理念，而是要有切实可行的、明确陈述的操作方法。也就是说，对具体的教育教学内容，教学系统要切合实际地具体体现，即“所教学的内容是连贯有序的，接受教育的学生有基础，或者其新内容的引入是循序渐进的”，当学习发生困难时会得到及时的帮助，从而保证学习内容是能行的、系统有效的。据统计，在美国1982年就有三千多所学校采用了掌握学习的教学模式，人数达到百万以上，教学效果明显，实验表明这一模式可以使80%以上的学生获得在普通班中只有20%的学生才能达到的成绩水平〔18〕。当然对这种教学模式能否普遍推广还是有各种各样疑问的，它对师资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如果没有能够实施这种教学模式的师资力量，或者说普通的教师不能够保证这种教学模式的推行，那么就不是一种完全有效的科学模式;但如果实施这种教学模式后，无论什么样的师资都能够较大幅度地提升教育教学效果，那么掌握学习教学模式就是有巨大生命力的科学的教学模式。我们并不期望人才都能三倍四倍的增加，优秀人才对整个社会来讲只要达到一个临界水平，并保持继续稳定增长，对社会的作用就无可估量。布卢姆团队在经过艰苦的研究后开发成功了掌握学习的教育模式，他们的成功并不是针对优秀班级的学生实验，而是针对一般学生试验而取得的。因此，布卢姆的“掌握学习”教学模式是一项教育科学的重大发明创新成果———他们设计创造了这样的一种教育模式———其本身具有十足的技术含量，同时也是可以复制的，只要严格按相关的操作规程实施，掌握要求的教育内容是现实可能的。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运用掌握学习法进行教学的效果是100%的通过了合格检验，优良率达到了80%以上，而对于不被看好的学生在使用“掌握学习法”的教育模式之后也能取得骄人的业绩，此即意味着实验是可重复的，可预期的———科学的教学法。掌握学习法的教学效果与前苏联帕夫雷什中学在五六十年代的十多年中超过99%的升级(合格)率水平是旗鼓相当的，但帕夫雷什中学的优秀/良率有多高，未见报道。无论怎样说，苏霍姆林斯基掌校的帕夫雷什中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教育教学模式典范，而掌握学习教育教学模式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最好的班级教育教学模式典范。好的教育教学模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实践检验过的成功模式，它们是可复制的。好的教育教学模式是重大的教育教学技术发明，也是使得人类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真正保障。“只重视最低标准的社会，很可能只培养出最低水平的能力。……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生活要求我们大家都有更高的能力标准。”“社会的未来福利将更大地依靠我们的‘新的学生观’”〔21〕。一个人才贫乏的社会很难真正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谐发展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告诫人们:“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教育是能够促进每个人都具有充分思维与行动能力发展的教育。
二、关于教育问题中的解释方面与教育活动的设计
从解决教育活动科学性要求的角度来看，“教育学”就是设计科学。当然教育学首先主要是为了解决教育如何可能的问题，没有教育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没有教育和教育学。由于人类社会教育的存在，就派生了教育现象问题，虽然不能说这无关紧要，但至少它们不是同质的问题，也不属于同种性质的科学。如果我们将教育问题看成是广义的科学研究对象的话，那么教育科学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科学。教育学是狭义的教育科学，而教育问题的科学是广义的教育科学。如果说“教育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体系，那么教育学不是，它属于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员或部分;从命名的角度考虑，不能用“元教育学”〔22〕瑏瑡代替“元教育科学”，而“元教育科学”成立不成立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围绕“教育目的”展开的“教育学”学科门类，关注的是教育实现的问题，我们将其称为设计科学，大体上讲有以下方面:教育学(也称教育原理、教育学原理、普通教育学等)———研究教育的基本问题。如教育与教育发展简史、教育的目的、教育如何可能、教育内容、教育过程等。总体来讲，人们对教育要进行系统的认识，“系统认识”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分析”〔23〕的过程。教育工艺学———以培养人才为目的教育活动，是创造性的活动，也是创作，不是工匠的工艺。教育培养活动既愉人，也愉己，人们享受整个活动的过程，教育过程是科学的、技术的———过程的有序展开，是具有诗情画意的艺术的浪漫之旅。教育工艺学是解决教育教学过程的“系统设计”〔19〕，以达到其优秀的目标。教育方法论———方法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多层次的复合性问题。教育的效率、效用以及效果是依靠合理有效的教育方法保障的。由于教育是一项千头万绪的工作，不仅要有方法，而且需要的方法还会是惊人的多、惊人地复杂。教育方法是教育研究的可持续领域。教育系统工程———指从局部、个别事务的优化到整体全面的优化，包括优化教育环境。在教育系统工程里面我们要将每个孩子都能学习、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等具有公理等级的公则作为基本理念。所有的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系统模型、系统评价等都是与设计相联系的，科学管理是系统设计，掌握学习也是系统设计，帕夫雷什中学的辉煌成就也离不开系统设计，系统工程与系统设计是紧密相关的瑏瑢。教育评价———是属于教育管理的下级内容，活动的结果或效果是人们最关心的教育问题，也是一种投入产出的指标。教育管理的规范要通过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来实现。教育测量学———不能测量的事物就无法管理，当然也不能评价。教育测量从大的方面讲隶属于教育管理，同时又隶属于教育评价。教育测量是教育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教育管理学———作为活动的教育其本身是需要管理的，另外教育管理也是实施教育的一部分———管理育人。今天教育管理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如教育管理硕士、教育管理博士。管理学本身是设计科学，教育管理学是管理学的子学科，而不是教育学的子学科。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提供服务的活动，故教育管理又属于服务管理。教育组织———教育组织是资源(组织)配置，过程组织也是教育管理的职能之一。教育组织是可以在多重意义上使用的，所以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组织理论中重要的研究对象。教育伦理学———教育活动中的相关伦理规范问题、参与教育活动的教师与学生、教育管理的规范、教育公平与公正，等等，都属于教育伦理学的范畴。教育卫生学———今天的健康卫生已经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了，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健康。学校要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除去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情感发展和动作技能之外，更主要的就是要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发展。未来社会中出现的问题都可能在家庭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中发现它们的影子，社会的健康环境与学校教育的健康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教育法学———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规范和建设教育的政治法律环境。教育行政———也称教育治理，是在教育法律规范基础上的具体治理保障，更多的情况下是政府行为，实际上是社会政治意识的体现。教育哲学———解决“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教什么”、“教育怎么教”等这类教育问题，当然最根本的还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根本上在于“教什么”和“怎么教”，而以上的一切又在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一般哲学的主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的《教育丛书》无不体现着教育哲学的思想和精神，各发达国家更是具体体现在他们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与教育实践中，这也就应了马克思所讲的“哲学是时代的精华”的精辟论断。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主义国家美国更是各种哲学思潮的实验田，虽然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似乎造成了问题，但总体讲是促进世界进步与前行的。这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世界的洞察或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对改进和提升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起着根本性的定向作用———一个国家的观念资源〔24〕决定了她究竟能够走得有多快，走得有多远，以及发展得有多好。教育是什么的问题，其回答大致上讲是一种存在，没有根本性的错误。但存在是有不同的方面的，先在的、不变的存在是一种存在，运动的、建构性的、合目的性的过程存在也是存在。前一种存在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决定论的存在———因果性———要求对现象进行解释;后一种存在是基于目的论的存在，过程是趋向合目的性的———强调其设计建构的优化方面———是一种未来需要建构的存在。所以讲，教育哲学本身也给教育学以合法性，教育学是解决教育如何可能的问题，教育是要塑造地球未来的主人。人的产生也许是大自然的造化之功，但人的未来则完全决定于人自身的发展潜力。从逻辑上讲人是发展未完成的，但在人类走向自为之后，人类则必须承担更多更大的考验。人类的进步都是依靠理性发展取得的，但人类的理性是否能够不断发展进步，从简单理性到复杂理性，从局部理性到整体全局的理性，理性的最高境界是理性的艺术。是不是、会不会所有民族国家都有轨道通往这样的方向?因为今天人类的理性水平是发展不平衡的。人类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到90年代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但绝大多数的地球人类是被时代洪流裹夹进入这个是时代的，也即今天主导世界文明发展的力量是欧几里德的方法论体系，“聪明的人应当根据‘假如我们做了这件事，符合逻辑的结果应当是这样，然后是这样’来公理化地思考”〔25〕。这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理性发展的艺术阶段的表现，是推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的根本所在。……在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21世纪议程中，人类能不能真正以共赢为准则，这将是对人类理性的终极考验。在地球上遭遇资源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教育危机也许更甚。教育哲学从科学分类学来看，仍然是一种形式科学，它不是对任何问题的解释，也不能解决教育本身的任何问题，但教育哲学的进步和发展是可以指导促进教育和教育学发展的。没有经过审思的生活是不值得的，没有经过哲学审思的教育与教育学起码讲是不可靠的。当然教育哲学也不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从教育科学体系讲，教育哲学是把握教育的整体的最好武器。关于教育现象的科学问题，大体讲有以下学科科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文化、教育(历)史学等等。这些学科科学研究教育现象是从各自学科出发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他们视教育现象为一种社会存在、人类存在、经济活动存在等。我们也可以对其进行一些解读，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对整体教育科学的认识与把握，从而区分教育学、教育哲学和教育现象学的任务与学科科学的差异。我们说教育现象或对教育现象的解释是指通过研究这类问题发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以得到某种确定性关系。教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anthropology)是应用人类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活动过程中的人类现象，是人类学个别或者是人类学的专门化。人类学显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关注的是人类发生过的过程或现实存在的东西———历史积淀，它展衍百科、塑造诸家(人类学发展得比较晚，也是因为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把握需要各类科学的高度发展，人们才能进行总结研究)。人类学是解释科学，人是一种宇宙的缩影，所以人类学也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综合(人是万物的测度)。从人类发展的泛系理论高度来把握现代教育的本质，人既是环境的塑造物，又是其自身的塑造物。人从一进入社会化发展阶段，其自我塑造就越发的强化发展，今天人们有意识地创造塑造教育环境，使人类发展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时代———人类真正自由的存在，这都赖于人类理性的光辉———理性艺术的光辉，也是当今创新型国家正在走近或走进的阶段。教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问题、解释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问题的学科。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有其社会的根源，这种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从客观角度讲无所谓好坏，但就其对教育效果的影响会有好的作用和坏的作用，因此教育的提升与进步离不开社会的改造改进，教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个别或社会学的专门化。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文化———教育(历)史学———……所有解释教育现象的学科科学都从相对客观的角度研究教育现象的问题，这种对教育现象的解释说明揭示教育中的心理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以及生态文化规律，都可以为教育的改进与改造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如果没有这些研究，教育的提升与改进就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做不了正确的事情。当然对教育有支持作用的不仅仅是教育现象学，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都有可能是支撑教育与教育学的。教育学的科学体系是围绕教育活动实施展开的系统活动学科科学，总体上是直接服务于教育活动或者说就是教育活动本身。他们基于目的论的要求，实现教育的合目的性，要求做正确的事，同时也必须正确地做事，通过设计理论、设计方法和设计规范来保证目的与手段的一致性。这是人类面向未来必须做出的选择，也是唯一能够做的事情。设计使教育、也使人类走向未来，这是重大的决策。赫尔巴特认为，“要使教育完美需要各种学科科学发展的完美”〔9〕，这就表明作为综合/设计性科学的教育学必须有各类学科知识的支撑，以确保教育做正确的事和在教育活动中正确地做事。没有各门学科科学的高度发展，教育活动所能进行的综合也必定是贫乏的，所以说，作为教育思想家的赫尔巴特在二百多年前就深刻地洞见了作为设计科学的教育学的综合集成所在。
三、困惑中的思考
人们仍纠结于教育学是什么科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因此不断地对教育学提出质疑。有研究者甚至愤怒、呐喊、彷徨，愤怒的人诅咒教育学的终结，呐喊的人试图另辟蹊径，彷徨者会病急乱投医，或是做出似是而非的研究;也有些人专注于合乎解决问题逻辑的努力，研究教育学的元问题(元教育学，元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等。而由于逻辑起点问题本身的界定不够逻辑清晰，关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的研究也搞得像一盆浆糊〔26～27〕瑏瑣。没有元教育学，也没有元教育科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讲教育学存在元问题，譬如说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就可能是教育学的元问题之一。而教育学的科学属性可能是教育学的另一个元问题。对这个问题笔者在前面已经做了努力，能不能达到满意，希望有教育方家给予指正。笔者断断续续读过若干关于教育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文献，不足以进行全面的教育学研究评论，只是从实践科学的要求出发，从实践活动如何可能的角度略谈一二。教育学的元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能不能算是教育学的元问题?笔者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否定了元教育学、元教育科学的合法性，因此从“元”角度出发也许就只可以讨论教育学的元问题了。而对教育的元问题是教育学的逻辑起点这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虽然不一定能成为定论，但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之前，其论证应该是比较有逻辑基础保障的。在知网上查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文史哲百科辞典》、《社会科学交叉科学学科辞典》、《逻辑学大辞典》、《哲学大辞典•上》，对“元科学”的解释是:“元科学”，亦称“元理论”。以科学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科学的性质、特征、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元科学”概念最先由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提出，认为科学哲学不把自身当作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而把它作为研究科学的本质及科学研究方法的“元科学”。该学派指出科学概念与元科学概念有严格的区别，如“力”、“质量”、“基因”等在“科学内部”出现的名词是科学名词，属于对象语言;“规律”、“理论”、“说明”、“确认”等用来“谈论科学的”、表示科学的陈述或活动特征的名词是元科学名词，属于元语言。科学内容不影响元科学名词的意义，元科学名词的意义不是科学内容的函项，不随科学中使用或接受的特殊概念、命题与论证的变化而变化。科学哲学是与任何理论的不变特征、理论的“概念”本身、“理论”的意义本身有关的理论，是一切科学的元科学。除了科学哲学外，属于元科学的还有科学学、科学技术论、科学方法论、元数学、元逻辑等。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桂生教授、唐莹和瞿葆奎教授、郑金洲先生分别以对话的形式、论文和考辩的形式讨论了“元教育学”〔28～31〕问题，唐莹还专门用长文介绍了西方元教育学概况〔30〕，那么“元教育学”的地位在哪里呢?对祈海军先生《哲学向元科学的演变》一文中的观点，笔者深以为然。元科学问出的问题或者说要研究的问题确实切中要害，能够澄清很多问题，可能真正走上了解惑之路。陈桂生教授的“元教育学问对”是希望能够合理地引出元教育学，进而发展中国特色的元教育学;唐莹和瞿葆奎教授的“元教育学引论”则是在“元”的广泛采撷上下功夫，冶炼一炉元教育学出来。他们对教育学的一些传统问题用概要排列的形式提出，但没有提出更新或更深的问题，如教育的逻辑起点、教育如何可能、教育学如何可能等关于教育学的元问题。唐莹的《元教育学———西方教育学认识论剪影》完全接受了关于教育哲学的各种不同论题———汇集为元教育学(一元)的观点;郑金洲先生的“元教育学考辩”工作独特，很多工作可称精微，但包括唐莹和瞿葆奎教授在“元理论与元教育学引论”中提出的各种基本问题，在元教育学中都得不到拷问或有效的回答。那么，应如何总揽，如何超越，又如何真正实现元教育学的价值呢?“元教育学”是什么科学呢?他们认为教育学是一个学科群，针对这个学科群的科学问题是要一门元教育学来加以解决，唐莹在介绍西方元教育学时则将元教育学看成是教育学的认识论。但这个学科群除相关学科都带有“教育”二字外，它们又具有哪些共性或个性呢?教育学在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它永远是为了解决教育如何可能以及解决怎样可能的问题的。如果一定要有一门学科研究教育的现象，那它一定是“教育现象学”而不是“教育学”。元，能元(复原———回到始初———找到真谛)吗?元，能圆(圆满———让教育学获得真正的科学地位)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这里的“元”是不是也太糟粕了，是烂“元”或者说是“元”烂。陈桂生先生与瞿葆奎先生都是我国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但他们也存在局限性。在他们的时代，甚至于现代，对科学的分类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事情，总是以科学研究的对象作为分类的标准，即使在元科学出现以后，也特别强调元科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研究科学的性质、特征、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显然科学的性质不属于科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应该说科学的性质不同于科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如何概括与实践相关的科学特征，给实践科学一个贴切的命名，这也一直在讨论中。即使分析哲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对分析哲学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或发展帮助多数人也还是来不及接受，并思考如自己所从事的学科领域的工作实质是什么?边缘科学、交叉学科、技术科学、综合科学到底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性质如何?等等。在国内也许有一些人开始学习运用元科学，但还没有达到自觉的运用元科学思维———以真正的教育中的问题、难题为解决对象。运用元科学思维讨论研究问题，最基本的就是解决科学的分类问题，这是一项元科学研究中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但却一直裹足不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虽然笔者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真正有所进展则是近一二年的事，而且还需要时间进行完善，更需要时间来证明是否能行。因为缺乏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统一认识，如果在元科学分类的意义上界定教育学的科学属性，以及对带有教育名词的学科属性进行把握，匆忙地提出“元教育学”就可能是一个冒失的举动。元教育学不应该使教育学更加浮华。笔者很喜欢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哲学的科学化是元科学的根据，分析哲学则是更进一步要实现哲学的技术化———后科学时代，即设计科学时代。关于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在文章开头已经做了一些交待，在此不再讨论。值得欣慰的是讨论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与教育(学)的元问题、教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竟然是同一的，这样的意外也许不属于意外，这是不是本质直观的反映，或者是奥卡姆剃刀魔力的作用呢?要说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关于教育学中的事理研究。“事理”〔32～33〕是什么“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解决的问题有关的道理也;符合“事理”，使所做之事不出任何的纰漏，也即把事情做到极好的程度，所以我们将符合事理看成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事理学或事理研究则是关于我们如何能够将事情做得好或完美的学问(科学)。事理包括协调物理、切合文化伦理以及顺应天文地理。事理学或事理研究是解决复杂性问题的科学方法———一般讲可称为复杂性科学或复杂性系统工程。我国著名系统工程科学家顾基发教授在研究软系统工程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物理—事理—人理”的概念，并用中文拼音“W-S-R”称其为软系统工程方法论。总体上我们可以将系统工程学称之为“事理学”。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时候，也希望能将系统工程需要整合的学理说清楚，于是在对顾基发教授提出的“W-S-R”学习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事理的理解提出了“物理—事理—文化伦理—天文地理”的概念。前两个提法与顾先生的提法一致，但对顾先生的人理，笔者用“文化伦理”取代是因为人理没有明确的界定，而文化伦理则是比较明确有据的;由于天文地理是一种环境规定性，与物理不是太相符合，所以也就单独提出了。在科学上，事理不同于物理、天文地理和文化伦理，如果我们不能在科学里面找到它存在的理由，那么就难以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更有力的武器或方法论的工具———即逻辑和数学，借助数学与逻辑我们将要解决的问题建模处理，以达到优化选择的目标，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实时控制，从而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目标水平。因此，“教育学要进行事理研究”〔34〕是有其客观依据的———我们“做教育”，而教育做得好不好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做对了事，正确地做事了没有，事理研究更在于后者。当然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是分不开的，如果做了错误的事而又是用的正确方法，那其危害会是倍增的。教育学研究事理问题与其他科学学科研究事理是不同的，是相对独立的〔35〕，是基于教育实践要求的。关于事理，人们还有以下认知和体悟:“事”是塑造、限定、制约“物”的外部因素的总和。事体现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时间与空间的情境，蕴涵着人的动机、目的、情感、价值等意义……在具体的事里，我们才能知道物是否合乎特定的人的特定的目的，是否合乎人的行为习惯与信息的认知逻辑，是否合乎环境、人情、价值标准等。这一切就叫合乎“事理”〔36〕。“事理”即人为事物的诸元素之间存在着的普遍和必然的关系。以事理方法研究设计文明的目的，就是基于对设计文明面貌的感性还原，通过对人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作用的理性重构，探求一般抽象的人为事物之事理，“设计文明之哲学”〔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