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2011年下半年起，新兴经济体国家陆续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的迹象。2012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继续下滑，人们又开始怀疑未来新兴经济体能否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火车头。
从金砖国家来看，印度经济明显减速，GDP增长回落至近三年最低。受国际资本流向逆转、发达国家市场不景气及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印度卢比贬值，通货膨胀反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印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缩小了印度央行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印度经济的弱点还表现在财政赤字较高，经常项目逆差，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印度的信用评级，有可能导致印度下一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成本上涨。
巴西经过10年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财政状况大大好转，净债务已从2002年的占GDP的60%降到了2011年的37%，外币债务占全部公共债务的比重从40%以上降为4%，且外汇储备充足。但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特别受西班牙金融体系的影响，巴西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但巴西央行下调了利率，从2011年8月的12.5%下调至2012年6月的9%，推动了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巴西经济在2012年上半年增速回升。然而信贷增长过快造成巴西资产价格上涨迅速，有人担心会出现资产泡沫。
俄罗斯2012年上半年增长好于预期，主要受益于第一季度国际能源市场价格较高。俄罗斯的石油及天然气出口收入大幅增长，抵消了政府在选举期间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联邦预算基本保持平衡。第二季度起，国际油价开始下跌，导致俄罗斯出口和关税收入下降。据俄政府估计，油价高于115美元/桶，俄预算才能平衡。因此油价走势不利于俄经济。但俄罗斯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与投资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若俄投资环境好转，经济有望实现更快增长。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近经济增长强劲，而且是世界各地区中唯一可能2012年经济增长高于2011年的地区。但最后加入金砖国家的南非因为与欧洲商品和金融市场联系密切，存在较大的风险敞口，预计增长将低于2011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经历了资本外逃、信贷紧缩，以及世界贸易急剧萎缩的打击。随后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做出了强烈反应，采取了积极措施，推动了经济复苏。
然而，2012年以来的欧元区困局堪忧的前景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增长势头放缓。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水平也在上升。石油价格上涨与食品价格上涨影响到这些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的可能。此外在西方国家，一直有舆论质疑（克鲁格曼为代表），中国和亚洲其他许多国家的投资率普遍过高，效率不高。人们担心，如果再度放松政策，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也许会新增更多的产能，使结构性矛盾未来更难解决。
今天，新兴经济体很难继续成为单独拉动世界经济的力量。2008年以后的信贷宽松带来一系列后续影响，包括放贷水平过高，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和不良贷款问题，以及经济过热期的投资项目盈利能力不足等。因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缩小。此外即使各国政府扩大流动性投放，所产生的政策效果也将小于2008年，因为优质投资项目更加难以寻觅。
然而，展望未来，也有许多因素让人对新兴经济体感到乐观。
1、新兴经济体在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上还有一定空间。大宗商品价格如果稳定，就为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新兴经济体的公共债务/GDP的比例大约是30%，而发达国家都在100%左右，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去刺激经济仍有余地。
上周末，G20、IMF、世行三大国际组织会议密集召开。经济界人士全面评估了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发展前景，在肯定一些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的同时，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发达经济体整顿财政和债务状况、新兴经济体抑制不断上行的通胀形势等焦点话题进行了探讨。
虽然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日益有力，但复苏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均衡，一些新的风险因素值得各方密切关注。
IMF世行：新兴市场经济出现过热信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1年春季年会4月14日至1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议认为，全球复苏日益有力，但仍很脆弱。
IMF与世行专家的关注点仍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双速复苏”问题上，而涨势连绵不休的国际粮价也被普遍认为将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拖累。此外，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还探讨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
新兴市场经济显过热信号
在本次IMF世行春季年会召开的同时，金砖国家第三次领导人会晤及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分别在中国三亚和美国华盛顿举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成了IMF和世行官员的重点话题。
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现状，IMF和世行官员再度确认了其良好的增长势头，但同时，愈发显著的过热信号也值得新兴经济体提高警惕。以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例，IMF亚太部主管辛格16日表示，亚洲新兴经济体今明两年将继续强劲增长，但已显现出经济过热信号；他因此认为，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采取的趋紧货币政策是应对挑战的恰当方法。
而在IMF理事会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公报中，避免新兴经济体经济过热，也被认为是防范国际金融体系新风险的必要之举。
根据IMF上周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亚洲新兴经济体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都将达8.4%。其中，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9.6％和9.5％；印度增速分别为8.2％和7.8％。
“双速复苏”埋隐患
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要相对复杂和严峻。一方面，这些经济体需加快应对金融稳定和债务，确保自身及时进行财政整顿；而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得不着手解决国内需求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境。
IMF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已就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差异过于明显的复苏态势发出了警告，认为“双速复苏”将为全球经济复苏埋下多重隐患。
美国媒体指出，“双速复苏”在本质上缘于国际资本的不健康流动，即国际资本过度涌向新兴市场，而发达经济体难以获得经济复苏的可持续动能。
对于上述不健康状况的诱因，两大国际金融组织的经济学家进行激烈辩论。部分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未能及时挖掘国内市场需求等因素，是其市场吸引国际热钱的重要原因；而反对者指责发达经济体过度采用了宽松货币政策，迫使新兴市场遭受大规模热钱侵袭。
粮价上涨藏风险
鉴于上述状况，IMF理事会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公报认定，“全球复苏日益有力，但仍很脆弱”。另外，自去年以来始终涨势不休的国际粮食价格，也日益成为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重要因素。
IMF世行联合发展委员会的公报指出，全球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展中国家拉动的，但公报同时对粮食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和波动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给其弱势群体带来的风险表示担忧，并因此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财经》记者张实习记者于海荣
中国对外贸易鼎足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新近数据透露出的信息颇为复杂而难言乐观:多个国家一季度GDP出现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尽管一些经济先行指标闪现着微弱的复苏迹象。
基础尚薄弱
亚洲新兴经济体今年一季度的GDP数据,大都较去年四季度出现下滑,显示经济持续显著放缓。香港、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均出现真实GDP大幅负增长。但在一片愁云惨雾中,亦可见零星的生机若隐若现。
一些经济领先指标显示,经济下行压力有所放缓。部分研究机构认为,这表明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在减小。花旗银行的看法尤为乐观,认为亚洲经济已经触底,二季度情况将会好转。
不过,要谈复苏则为时尚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加藤隆俊(TakatoshiKato)称,受“去杠杆化”带来的信贷创造减少和资本流动减弱的影响,新兴市场的复苏仍将继续受金融、低迷的外需和内需的限制。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曾经极大地促进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外向型增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目前发达国家金融部门和私人消费决策的双重调整,不可避免地改变通过信贷来支持消费的发展模式,其进口需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回到危机前的水平。
依赖制造业出口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受影响无疑最重。国际经济和金融学会主席基斯・马斯库斯(KeithE.Maskus)告诉《财经》记者,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很难在短期依靠美国的消费反弹来扩大出口拉动增长。
而外需下滑引致的产能过剩,难以在短时间内靠增加内需来解决。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新兴亚洲的私人部门因为传统和文化上较偏向储蓄以备不时之需,致使消费率(普遍占GDP的40%-60%)较发达国家为低(普遍占GDP的60%-70%)。另外,大部分新兴亚洲的人均生产总值仍处于较低水平,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导致收入前景恶化,使他们对消费更为谨慎。
从一季度数据看,个人消费对GDP降幅的影响,也已超过出口下降所带来的负面打击。马来西亚和泰国的GDP分别同比大幅下滑6.2%和7.1%,其中个人消费对GDP的贡献均超过-12个百分点。菲律宾消费支出增长也显著下滑,对GDP增速的贡献下滑至0.6个百分点。
资本流动的资金结构亦不太乐观。今年3月以来,虽有近300亿美元流入亚洲新兴经济体,但这些资金以证券和其他投资为主,更倾向于短期投资,直接投资份额相对较少。南美国家的长期性直接投资(FDI)以资源投资为主,降幅虽然明显较小,但流入的资金总量尚远小于亚洲。
“头羊”之窘
2001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GDP和工业产值一直领先于发达经济体,增幅差距在4个-5个百分点。面对此番发端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能否与发达国家“脱钩”,独力走出低迷?
瑞银证券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Anderson)发现,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大环境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大了。根据已公布的4月数据初步测算,差距将接近14个百分点;即便剔除中国等大国的影响,按未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这一差距也在10个百分点左右。
安德森认为,在未来12个月内,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将继续低迷,“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复苏将使新兴经济体的整体状况得到更大改善。
但是,对于“金砖四国”能否早于其他国家复苏,尚存争议。
高盛高华认为,中国以外的其他三国,工业生产指标并没有明确的走势;巴西的数据显示出稳定的迹象,但印度和俄罗斯继续下降。中金研究报告也认为,中国以外其他“金砖三国”近月来进出口同比降幅均达到20%左右,消费和投资增速显著下滑;巴西和俄罗斯零售销售量持续呈负增长,失业率也在攀升。加上全球经济衰退和资产价格泡沫破灭,“金砖四国”面临直接投资萎缩,“成为新兴经济火车头的难度加大”。
即便“金砖四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领头羊,俄罗斯很可能会拖了后腿。高盛高华认为,俄罗斯很可能要到2012年才能恢复到趋势增长率,而其他三个国家都在2011年以前完成这一过程。要使实际产出达到经济最有效率的水平,俄罗斯需等到2016年。
俄罗斯今年一季度的数据,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GDP同比下降了9.5%。
俄经济发展部的分析称,投资显著减少是经济下行的主因。1月-4月,俄罗斯的投资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5.8%。根据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IET)的调查,企业此前所期望的需求及产出水平均未实现,工业部门已经做好需求继续萎缩的准备,产出和价格可能都还要下滑。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外资流入收紧阀门。油价高企时代逐利而来的国际资本早已败兴而逃,金融危机更令外资望而却步。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俄利用外资额同比下降了30.3%,其中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了43.0%,证券类投资同比下降了6.5%,其他类投资同比下降了24.4%。
6月1日,IMF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年度考察。调查组负责人保罗・汤姆森(PaulThomsen)不客气地指出了俄罗斯政府一段时间以来的政策失误:危机爆发前政府控制卢布升值,金融监管的缺失,在油价飙升使投资者对俄罗斯金融资产的胃口加大的情况下,过度鼓励外币借款……这些造成了俄罗斯在全球商业周期和大宗商品价格骤降的影响下不堪一击。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建议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可信和有效的协调机制，确保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预计世界生产总值将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3.3％和3.6％，与年初公布的数据相比略有增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持续，但各国和各地区复苏的步伐却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而发达国家经济则仍显疲弱。其中美国经济预计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2.6％和2.8％，西欧国家经济复苏相对缓和且不平衡，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呈衰退或低增长趋势。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国家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7.3％和7.2％，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9.1％和8.9％。
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开始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预期不被看好。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则对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主要得益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尽管如此，出于对本国持续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泡沫浮现以及因大量资本流入而引发汇率上升压力等方面的考虑，这些国冢也正在对增长预期进行调整。
在失业率方面，尽管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呈下降趋势，但半年或更长时间内失业的总人数在一些发达国家依然在上升，原因在于很多失业者不再去寻找工作，这就产生了比过渡性短期雇佣更加棘手的问题。在转型经济体中，独联体国家的就业水平有所好转，但东南欧地区依然不见起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的就业水平，已经基本恢复到经济危机发生前的标准。以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形势来看，就业水平的完全恢复还需花费四到五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