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内蒙古市、旗(县区)两级农广校按照农业部开展的新型农民培训规划的要求,结合国家科技部农民科技培训、自治区新型农牧民培训和星火学校建设项目的实施,以提高农牧民科技种田水平和基本创业技能为重点,不断丰富农牧民教育培训媒体教材,通过科技培训网络、广播与有线电视网络、光盘与录音带的传递以及“直通车”等多种形式,有效地推进了农牧民培训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每年开展农牧业实用增产技术指导与培训达300万人次左右。主要做法是:
一、发挥媒体和科普宣传材料作用,促进农牧业科技推广应用进程
农广校通过“农牧民致富之友”、广播电台的“塞外田野”和“法制天地”等专栏,累计发表和播出科普技术稿件800多篇,在内蒙古远程教育网、科技网、星火计划网上有关种植业、养殖业科普知识及有关政策法规953篇。如:2000年以来,通辽市开鲁县农广校与县广播电视局联合举办“农科天地”和“畜牧广角”电视栏目(现在合并为“乡村在线”栏目),主要播放由农广校负责编辑制作的实用技术、相关科普知识、有关技术和市场信息,每周播放两次,每次播放10～15分钟,年累计播放了100多期节目。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农户收视率达到90%以上。从81户的调查结果来看,有47户农牧民把从电视节目上接收的农牧业科技知识作为农牧业技术的第二来源,占调查总户数的58.02%。
为了扩大培训的覆盖面,提高培训效率,体现农广校的职能特点,从2003年开始,包头市农广校在包头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绿色农业”栏目,每周二播放奶牛饲养、蔬菜种植技术、农村税费改革、农村法律法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农民热点问题方面的内容,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2007年,包头市农广校在包头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农技讲堂”栏目,每周三21:50分播出,每次10分钟。内容包括种植、养殖技术等农业实用技术、新农村建设等农村生活指南、农民进城务工常识等内容。“农技讲堂”已成为包头电台最受欢迎的栏目。同年,与包头土右旗电台共同开办“农民之友”栏目,每天11:00-11:25播出,覆盖了东起金川开发区、南至准格尔、西到包头东河区的600多个村,使30多万农民能够收听该栏目。内蒙古自治区农广校由最初提供录音带到现在提供播出效果更好的CD光碟,共组织232套节目。真正满足了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学到科技知识的愿望,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2008年10月,包头市农广校与固阳县电台共同创办的农业科技教育专栏正式开播,截至2009年,已播出132套农业科技实用技术节目,播出的节目内容与固阳当地经济紧密结合,播出质量上乘。
在宣传科普材料方面,截至目前,学校共编辑印发《配方施肥技术》、《农药选购与使用基础知识》、《稻鸭混养生态栽培技术》、《地区主要病虫防治方法》、《金山种业玉米品种介绍》、《绿色农产品栽培技术》、《羊的人工授精技术》等科普系列宣传册17类30多万册、宣传单10万多份。
二、开展“农业科技电波入户工程”
2003年,包头市农广校选择有线电视基础条件较好的九原区莎木佳镇,开展“农村科技电波入户工程”试点工作。莎木佳镇经济发达,村村有有线电视插转设备,具有控制本村电视播放的功能,镇领导也为开展“农业科技电波入户工程”提供了条件。根据当地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学校精心准备了奶牛养殖技术、小尾寒羊饲养技术、蔬菜种植技术、食用菌栽培等60多套VCD光碟,每天晚上6:00-7:00在莎木佳镇部分行政村试播,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半个月后,“农业科技电波入户工程”在莎木佳镇6个行政村正式全部开通,近3万农民受益。“农业科技电波入户工程”的实施,填补了包头市农业科技电波入户工作的空白,实现了农民科技培训方式的新突破,提高了培训质量和信息入户率,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居住分散难以集中的问题,及科技人员下乡时间短和农民对科技需求强的矛盾,实现了科技培训经常化,降低了科技普及成本,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欢迎。此项工作还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内蒙古电视台、包头电视台、包头广播电台、包头日报均作了报导。当年内蒙古农广校又在九原区沙尔沁全面开播了“农业科技电波入户工程”。
三、发挥优势,举办“空中课堂”
“致富早班车”广播站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让农民学习到实用技术,增长农民经营技能。学校充分发挥广播媒体为“三农”服务的优势,引进了“致富早班车”录音带1350种,共2050盒,CD光盘132套,内容涉及农村、农业、农民生产生活方面的内容。并为偏远落后村购置录音机、扩音器、大喇叭、麦克风等播音设备,赠送了种植和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录音磁带700盒,CD光盘300盘。每个广播站都制作了广播站牌匾,举行了由自治区、市、县农牧局领导参加的挂牌仪式。为了把此项工作落到实处,2009年,内蒙古农广校对全区所有的“致富早班车”广播站进行了一次调研,检查了广播站工作情况,收集村民的反馈意见,对没有按照要求管理录音磁带和播放节目的村进行了整改。截至2009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已建成335个“致富早班车”广播站,夏季6:00-7:00,冬季9:00-10:00农民在田间地头都能听到科技节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年,内蒙古农广校充分发挥中央校“致富早班车”节目下乡进村工作开展的有利时机,向335个重点嘎查(村)发放由中央农广校提供的各类实用技术录音带9403多盘,并利用嘎查(村)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有关节目,进而有效地提高了科技入户率。
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361.1万人,蒙古族人口达412万人,占总人口的17.2%,牧区少数民族人口约192万人,约占全区蒙古族人口的47%。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现代远程电波教育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为解决自治区乃至全国部分地区蒙古语广播节目资源短缺等问题,农广校积极组织科技信息资源,保障“致富早班车”进村需要。各级分校在及时将中央校制作的音像和文字资料发放到村广播站的基础上,还积极组织编制大量适合当地具体生产特点的实用技术资料和信息送到村广播站,进一步满足广大农牧民需求。
四、积极推进蒙语节目,满足广大农牧民需求
1.充分发挥蒙汉双语远程教育网络的优势,积极扩大网络的覆盖面。目前,46个嘎查(村)的2052户牧民已覆盖广播网络;在不通电的牧业嘎查(村)通过流动直通车、微波设备和光盘设备开展“光盘教育”。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小街基嘎查,通过建立农牧民广播站的形式,组织农牧民收听蒙语节目;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东乌珠穆沁旗也开始使用新译制的蒙语资源;新巴尔虎左旗乌布尔宝力格苏木查干诺尔嘎查,组织养殖大户收听奶牛、肉牛饲养管理节目,提高牲畜品种改良、畜产品生产加工等方面的科技含量,他们还探索建立“远教+基地+项目”经营模式,推进实用技术成果转化进程。
2.整合资源,拓展全区蒙语播出市场。内蒙古农广校通过加强与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联络协调,充分利用高校设备资源及蒙语人才资源,提高了译制水平和层次,实现了资源共用共享。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来推动译制基地规模建设,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译制主要以为自治区远程教育管理机构等有偿提供蒙语资源为主,逐步落实了译制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劳动报酬。逐步丰富了资源储备,提高了制作水平,紧紧抓住以民族语言为背景翻译制作这一教学资源,积极开发和利用先进地区新的教学资源,把各类信息和实用技术传递到基层,推广到有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地区。工作中,学校以进一步丰富自治区蒙语资源储备为目标,切实解决自治区乃至全国部分地区蒙语广播资源短缺、对牧区生产生活指导性不强等问题,辐射带动了内蒙古地区现代农业远程广播教育。
另外,针对内蒙古地区蒙古族聚居的特点,为使广大蒙古族农牧民更好地收听节目和接受农牧业技术指导,内蒙古农广校将蒙语节目制作列为工作重点,积极进行筹备,2007年已翻译录制完成33集;2008年已翻译录制完成20集;2009年已翻译录制完成30集。今年将继续翻译蒙语实用技术资料,译后将陆续发放各广播站。
“农为国之本”，不仅因为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更是因为农业文明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自然条件决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又以互动的形式共同孕育着并滋养着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从我们的吃、穿、住、行，到我们的民俗习惯、政治体制、思想智慧、科技教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无一不与农业息息相关。对于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而言，农业文明史就是中华文明史，研究中国农业文明史，就是研究中国的发展史。从专门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文明史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内涵，揭示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自身的发展规律，揭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发展的规律，揭示一个民族发展壮大的主体轨迹。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最大的贡献就在于首次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进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清晰地梳理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展脉络，阐明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全书紧紧抓住了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又与生活方式互动这个规律，以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的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材料，采用宏观的历史视角与微观的引证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重点阐述了农业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及其演变进化的历程，其内涵丰富多彩，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图卷：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祭祀、农事节气、饮食节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它十分生动地告诉我们，从古至今，我们自身的很多东西，包括我们自己，都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我们喜欢吃什么，怎么个吃法，我们喜欢住什么，怎么个住法，我们思想，如何思想，我们今天该干什么，如何去干，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农业或者是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会发现那些零碎的农业考古文物在这里连成了民族文明的项链；你会发现曾经读过的田园诗、农事诗在这里可以有另一种更具价值的读法；你会发现我们平时并不在意的常见之人、常见之事、常见之物，当进入到农业文明的视野之后，却可以帮助我们弄明白许多深远的道理；你还会发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过去的这些历史可以成为一种借鉴，帮助我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站在这样一幅由许许多多生产、生活细节的分析构成的历史宏图面前，真可谓智者可以得其高远，学者可以得其深邃，识者可以得其丰厚，问者可以得其明晰。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是一部见功底花功夫的力作。文华先生是考古出身，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农史，重点则是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多年来，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明图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论农业考古》、《中国稻作的起源》等著作，多年来一直主编大型学术刊物《农业考古》，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当我们认真阅读这部大作时，书中开阔的视野、流畅的行文、敏锐的思辨和科学的引证，都足以说明文华先生多年来积累的深厚学术功底为该书的写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书中还有大量的图画照片，既十分珍贵又引人入胜，这都是文华先生多年潜心研究所得，多年留心搜集所获。《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全书60余万字，文华先生说是从60岁写到70岁，“十年磨一剑”。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意蕴与文明价值，所涵盖的内容实在太深太广，它既包括诸子百家、文人雅士、宫廷贵族等精英文化，又涵盖大众文化的民间风俗、信仰、价值观念、性格特征等，真是包罗万象，千头万绪，要爬梳出一个头绪来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时，中国的古籍汗牛充栋，考古材料也多如繁星，如何搜集、整理并加以消化，也须下一番功夫。”60万字的学术成果来自于600万字、6000万字甚至更多、更艰难的学问历程，这就应了从事基础学术研究者必须遵循的那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关键词：认识、技术传统、传统机械
在古代，不同的文明区域有着不同的知识和技术传统。要认识中国的技术传统，首先要探讨中国的技术发展史。刘仙洲、梁思成等学者在20世纪前半叶开创了中国技术史研究。但是，技术史至今在中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学科①。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史和现存的传统技术也就是认识或者说发现中国的技术传统，我们至今对这一传统的认识还不充分。本文从回顾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入手，进而探讨技术传统的一个认识途径——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
一、对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关于中国机械传统的的记述和传说长期流传于世，引起了历代擅长技术者和文人的注意和好奇。三国时期的马钧曾再度发明前人的指南车、翻车，明末的王徵试图复原指南车、木牛流马等。王祯撰《农书·农器图谱》，薛景石撰《梓人遗制》，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记载了他们所了解的机械。艺术家的作品也使古代机械的技术信息留存下来。比如，五代《闸口盘车图》仔细绘制了水磨图，《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都城汴梁（今开封）的船舶、车辆、桥梁等技术。
中国古机械较早地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1909年起，格里（Giles）、摩尔（Moule）、朗基斯特（Lanchester）等人先推测过指南车的传动机构[1]。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家、机械工程学家和文博专家开始了中国古代机械的文献研究和专题研究。1925年，张荫麟翻译了英国人摩尔的论文《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且撰写了《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刊载在《清华学报》上。1935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出版《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初步整理了汉语古籍中关于机械的记述。王振铎则根据古文献的记载，试图复原古代的机械装置。1936年，他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汉张衡候风地动仪制法的推测》，并在北平研究院复原指南车、记里鼓车[2]。这些早期的工作开创了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
1949年以后，科学技术史在中国成为一项有组织的事业，实现了初步的建制化，研究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3，4，5，6]。其中，刘仙洲、王振铎的工作代表了机械工程史的学术水平[7]。
1950-60年代，刘仙洲开展了机械原动力、计时器、齿轮、凸轮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基于这些研究，他撰写了通史性著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和《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展史》[8，9]，初步勾画了中国机械技术发展的大致脉络。书中收入了关于耧、辘轳、独轮车等方面的调研成果。后来，刘先生曾组织学者从2万余种古书中查找古机械的线索和记述，留下了大量的卡片。近今来，清华大学图书馆学者对这些的资料进行了整理。
复原是古代机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振铎等长期从事古代机械史的专题研究和复原。在文献分析和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原了地震仪、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仪象、水排等机械装置，其主要成果收入他的文集《科技考古论丛》[10]。
英国李约瑟（JosephNeedham）注意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这一视角，审视中国古代的机械和技术传播，同时探讨机械技术与其它知识的关系。他参考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王铃的协助下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工程分册[11]。该书初版于1965年，后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窗口[12]。
在刘仙洲之后，机械工程史的专题研究和调查工作仍有进展。同济大学陆敬严在古代兵器和其它机械装置的复原研究以及立轴式风车等传统机械的调查方面均有新的进展。中国科学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对中国传统金属工艺的研究，西北农业大学等单位对秦陵铜车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1990年代，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全国的科技史家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集中展示中国学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时，陆敬严、华觉明等学者，编著了该丛书的机械卷[13]。该书继承了刘仙洲、王振铎等中国学者的思路，适当参考了李约瑟和其他学者的著作，在技术内容和构造原理分析方面均有进展。
刘仙洲、王振铎、李约瑟、陆敬严和华觉明等所撰写的专著主要基于古籍的记载、考古资料和部分传统机械的调查资料。未来的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研究还可以在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发掘、整理和解读明清时期汉文典籍和某些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的史料；第二，充分利用现有的和将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开展科技考古研究；第三，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现存的传统机械，探讨它们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第四，开展技术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有连续的文化传统，保留了繁浩的古籍。有关古代机械的记载，散文见于多种体裁的典籍之中。然而，关于技术的文字记述或绘图大多过于简略，时常仅有只言片语，甚至找不到任何记载。考古发现能够提供某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内容显然是有限的。多数古代机械的制作材料是木、竹等不易长期保留的材料，只有少数零件是用石头和金属制作的。这使得我们在考古资料中很少有机会找到结构比较完整的机械。像古代车辆和铜车马这样的发现毕竟是少数。
古代典籍和考古资料的缺憾限制了人们对机械技术传统的认识。因此，单纯基于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技术史研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进一步发现技术传统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调查现存传统技术，且从科技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去展开讨论。
二、前人对传统机械的调查
中国有着连续的技术传统。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在东南沿海和一些内地城市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工业体系，而在广大乡村，尤其是边远地区还延续着传统的产业和技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既有现代的运载火箭，又有传统的耕作机具。那些现存的传统技艺是古老技术的延续，至今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机械而言，其原理、构造、制作工艺和用途基本上与古代一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为便于与现代机械区别，我们称那些遵循古代技术传统的机械为“传统机械”，它们及其相关的工匠和使用者是机械技术传统的主要载体。
只要稍加调查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传统机械和工匠的手艺中保留了完整的技术信息，其内容远比任何古籍的记载丰富得多。要想深入地认识技术传统，补充文献的不足，澄清古代机械的详细构造原理、制作工艺和使用方法，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调查研究现存的传统机械。
可以说，古人已经调查和记录了传统技术。很多技术被《考工记》、《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典籍记述下来，流传至今。同时，我们不难想到利用现代的条件，按照现代的学术标准和方法，调查记述传统技术，保留文化遗产。
西方和日本学者早就开始做传统技术的田野调查，并将调研成果整理出版。20世纪，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技术给予了关注。霍梅尔（Hommel）调查了中国的若干种传统技术，1937年出版了一部专著（ChinaatWork），其中收录了不少机械装置的图片资料[14]。尽管记述仍不够详细，但毕竟为我们保留了当时的技术资料。类似的论著还有西方学者撰写的江苏传统犁、牛转龙骨水车等技术的调查报告[15]。伍斯特（Worcester）在1940年发表的论文里，描绘了在四川测绘的一种船磨[16]。这种船磨似乎已经失传了。李约瑟不仅参考了这些学者的调研成果，还亲自到乡村考察了筒车、水磨、车辆挽具等技术，为他的中国机械工程史准备了详实的资料。
日本学者对中国华北、东北和西南等地区的传统机械和相关技术做了分门别类的调查，将它们拍照、测绘和记录成册。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人调查了华北和东北等地的农业机械，出版了调查报告，如中田圭治的《北支の農業と作業機具》（1940年）、二瓶貞一和松田良一的《北支の農具に関すゐ調查》（1942年），它们被当代日本学者渡部武整理为《華北在来の農具》一书[17]。这两部书内容丰富，收录了华北的各种农业机具，包括共用一根驱动轴的五个龙骨水车、驴转龙骨水车、铁匠制作的畜力水车铁齿轮，等等。书中记述的有些机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渡部武还到西南等地做了新调查，完成了《西南中国传统生产工具图录》[18]。在日本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唐立（ChristianDaniels）等调查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制糖、造纸、榨油等技术，撰写了若干调查报告，对制糖技术的起源和明清的制糖技术均做了研究。他的调查研究汇集成《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19]。日本学者调查和测绘的机械种类多，对一些构造比较简单的机械和工具的形制描绘尤其细致。他们的调查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1958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毛泽东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并主张推广到一切地方去[20]。在他鼓动下，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同年9月，农业部编辑了4卷本《农具图谱》，汇集了当时全国各地使用的和新改进的的各种农具，以交流改进、创造、推广和使用农具的经验，促进农具改革运动[21]。该书介绍了各种农业机械的构造特点、规格性能、使用方法、产地、造价等。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其他关于传统技术的出版物和一些独立的调查报告，比如关于立轴式风车的调查报告[22]。刘仙洲这样的机械工程史家更是重视民间技术的史学价值，对河北、山西、河南某些地方的传统机械做了调查[23]。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学术研究陷于停滞。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学术活动和研究再度兴起。20世纪80年代，在农业部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博物馆在山东、云南等省调查了多种农业技术和机械，拍摄了录象。他们征集到的传统机械陈列或保存在北京的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苏州丝绸博物馆也调查和征集了不少传统纺织机械，使之成为重要展品或演示工具。同时，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也对传统机械做了专题调研。
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考古、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推动了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出现了不少调研文章。研究生学位论文使调查研究工作更系统、更深入[24，25]。尹绍亭、何学惠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丛书汇集了尹绍亭的农耕卷、唐立的生活技术卷、罗钰的采集渔猎卷等，其中描绘了很多工具和机械装置[26，27]。这套书的风格与日本学者的调查专著有相似之出，农耕卷描绘了许多耕作机械、筒车、龙骨水车、风扇车等，但很少涉及水碾、水磨、水碓等结构比较复杂的机械。
20世纪80年代，科研院所和文博部门的学者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调查、抢救和保护中国的传统工艺。1994年成立了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经过酝酿和准备，《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在1996年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的“九五”项目“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就是该丛书中的一卷。
三、调查传统机械的经验
1991年，笔者会同冯立升、钱小康、张治中等开始了传统机械的调查研究，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这一工作结束后，我们在“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项目的支持下，继续有选择地调查传统机械。1998年以来，笔者开始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fürWissenschaftsgeschichte）合作，调查中国的力学知识与机械技术传统。
现存传统机械种类繁多，同种机械还因地区不同而有差异，这方面的调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以几个人的微薄之力和有限的经费，在课题规定的有限时间内，要调查各地的各式传统机械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不得不确定一个目标适当的研究路线。
我们不是选定某一地区做多种机具的调查，而是选择若干种机械，了解它们的机构设计、材料、制造工艺和使用等技术细节，将实物的调查与走访工匠结合起来，以求在认识或发现机械技术传统方面真正有所突破。调查对象的选择取决于课题的目标。一般说来，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比较典型的、技术上特点突出的、代表传统技术水平的机械，它们大多是结构相对复杂的机械。如果某种技术濒于绝迹，就优先安排调查。中国古代的纯金属机械装置不是很多。为了反映这方面的技术，我们选择了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朝制造的浑仪和简仪。
传统机械大多属于农业和手工行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级政府的农机、机械、纺织、文博等部门及研究机构，了解传统机械的分布、制作和使用等情况，得到调查线索，初步选择调查对象和要寻访的民间匠人。例如，1993年，通过原机械工业部和连云港连云区科委，我们得知传统风车在江苏赣榆的使用情况，到海边的盐场做了调查[28]。那里的工程管理人员又向我们提供了去浙江开化县考察的线索，促成了水碓、油榨等机械的调查[29，30]。同年，根据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提供的线索，在云南省农机管理局、大理农机局、丽江农机局的帮助下，我们调查了云南的若干种传统农业机械[31]。1998年，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计量研究院、北京通州计量局的支持下，我们帮助德国合作者调查了北京通州的传统杆秤制作技术[32]。2001年，在广西民族学院万辅彬副院长的帮助下，我们到广西融水县调查了苗寨的水碾。
调查者的机械工程专业背景对深入开展工作，辨识技术细节是很有帮助的。为了比较全面地实录技术细节，须拍摄机械的整体照片和各重要结构的局部照片，测绘出机械视图，记录工匠和使用者口述的设计与制作思路、方法、选材要求、技术窍门，用摄象机拍摄机械和采访工匠的过程。比较理想的是，拍摄、记录机械的制作过程。笔者曾与德国学者合作，拍摄、记录了北京和长沙工匠制作传统杆秤的全过程和使用情况。这种少而细的做法可以为将来复制这些机械提供完整的技术信息，是对传统技术的一种抢救。
采访工匠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在浙江、云南、山东、内蒙古、北京、广西都曾采访过制作和使用传统机械的手艺人和农民。在采访之前，我们阅读了有关的文献资料，参观或测绘了实物，从而拟订出要向工匠提出的问题。否则，所提问题可能落不到点子上，或者不够深入，采访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有时，由于方言的限制，双方可能出现交流的困难。这时，就要找“翻译”来帮忙。
电影、电视等技术的传入，为我们带来了保存和表现传统技术的新手段。一些非科技史专家策划拍摄的电影、电视片或多或少地纪录了一些传统技术，或者为进一步调查提纲了线索，值得留意。例如，电影《柳堡的故事》以大量的画面表现了立轴式大风车带动龙骨水车提水的场景。立轴式风车已经绝迹，这部电影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卧轴式风车的场景出现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但镜头很少。近些年，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影视作品中偶尔也有筒车、水磨等机械的镜头一闪而过。科技史专家策划的专题片更有目的地记录了传统技术。比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刘仙洲和故宫博物院的帮助下，于1960年代拍摄了一部关于清宫机械钟表的纪录片。近来，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制作了一部包括中国杆秤制作在内的《力学考古》电视片。
实地调查所得到的丰富资料须经过系统的整理，进而与古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补充，追本溯源，探讨技术的演进和传播，或进行其它视角的研究。需要查阅的资料包括地方志、正史、野史、笔记、考古报告等。我们在浙江开化县调查的两种水碓与元朝王祯《农书》所记述的“撩车碓”和“鼓碓”相符，油榨则与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记载一致。《开化县志》对水碓也明确记载。
当然，我们还可以运用现代的知识和方法，对传统技术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比如，对一种机械做动力学、运动学分析，探讨其零件的受力状况和结构特性，推算机械的传动效率和整个装置的功效，等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传统的技术，我们可以说它符合现代科学原理，但却不可轻易地断定它应用了什么科学原理。通常，工匠们知道怎么做，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技术规则，掌握什么样的窍门，却未掌握那些经过科学家描述的原理和定律。
在调查和分析过程中还须辨识那些参入传统技术中的现代技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曾鼓励改良传统技术，发展现代技术。1950年代，中央政府更是提倡改进各式传统机械，举行过改良成果展览。随着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冲击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技术向各地传播，甚至影响到很偏僻的地区。传统机械的整体设计基本上遵循古制，但有些机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技术的影响，有的零件改用现代的材料制作，有的零件属于现代技术产品。比如，江苏赣榆风车的木卧轴被钢管轴取代，龙骨水车的木质刮水板改为橡胶板。苏州丝绸博物馆收藏的一架纺机上的一对木齿轮换成了塑料齿轮。云南、广西水车上都用铁丝来加固水轮的叶片。广西融水县杆洞乡水碾的水轮立轴上安装着现代的滚珠轴承，碾轮与轴的连接采用了现代的螺栓。杆秤加工过程中，匠人有时要借用现代的手电钻、钢锯、砂纸。现代文明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在研究传统机械时，一定要区分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现代的；在总结传统技术的时候，注意把现代技术“剔除”出去。
在采访工匠时，须注意防止近代知识“窜入”口述的知识中。比如，一个受过中学教育的工匠在解释杆秤的时候，他可能要用现代力学概念和杠杆原理来解释秤的原理和刻度划分，而这些却不属于中国古代的知识传统。在采访那些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很少的工匠时，我们就比较容易避免后世知识的混入。
四、调查中的发现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仅就若干种传统机械做了实地调查，所得到的发现超出我们事先的期望。可以说，每次调查都有新的发现和惊喜，结束调查计划时往往又发现新的调查对象，深感意犹未尽。归纳起来，我们在江苏、浙江、云南、广西、陕西、北京、山东、内蒙古等地调查得到了如下发现：
1．机械的详细构造和不同地区机械的相似性和差别，比如石磨盘、水轮、齿轮的构造；
2．整个机械及其零件的准确尺寸参数，如水碓、水碾的尺寸；
3．零件制作的选材要求和注意事项，如用杉木制作龙骨车；
4．零部件的制作工艺和加工工具，主要是木作工艺和金属工艺；
5．零部件的各种连接方式，如榫、楔、铆、箍、销等；
6．轴承的构造以及冷却润滑方式，如浙江水碓、云南水磨中的轴承；
7．机械的控制方法，如水轮转速的控制、水磨粮斗与磨盘间隙的调节；
8．各种技术窍门，如长沙制作杆秤的秤星的方法、五味子用做涂料；
9．工匠解决技术问题的思路，如秤星刻度的划分与计算方法；
10．机械的其它用途，如水碓用于加工木粉、辣椒粉、纸浆等；
11．机械的操作要领与维护保养要求，机械的使用寿命；
12．匠人们的“讲究”，如杆秤刻度与福、禄、寿之间的关系的说辞；
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是古籍中没有或很少描述的。这类活的史料向我们展示了生动的技术画卷，提出了新的有待调查的问题、思考的线索和文献研究的方向，值得珍视。
中国已经为实现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现代化”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可以说，现代化就意味着掌握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传统技术被淘汰或濒于消失。社会上轻视“老古董”，有的传统技术已濒于消失。无详细记录的传统技术一旦失传，就难以挽回文化上的损失。立轴式风车的绝迹就是一个教训。调查和实录那些濒于失传的技术传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科技史界、考古界、文博界和有关产业部门有责任开展传统技术的调查、研究、抢救、保护。国家应该建立有自己特点的科学技术博物馆，传统技术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机械工程史学者曾呼吁建立中国的机械博物馆。
五、基于调查资料的研究前景
基于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开展多视角的研究，包括史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探讨、技术起源和传播的分析、技术社会学的讨论、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等等。
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技术有很多一致性和相似性，也有差异。这一现象与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而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与不同的民族相对应。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与自己民族有关的文献资料不多甚至很少。在此情况下，纯粹的历史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技术及其与其他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却是非常有潜力的。国外学者做过传统知识和技术的深入调查，较早将人类学的方法引入到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经验。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研究称作“科技人类学”，强调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出路之一[33]。近年来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多少都有田野调查和文化人类学的色彩，只是深入系统的工作还不是很多。我们主张开展“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技术传统”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中国的传统机械，分析传统技术与其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这是认识中国机械技术传统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本文作者只是做了若干初步的田野调查，视野更为开阔的技术与文化互动的研究还有待尝试。该文旨在就教于学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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