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华民族的语言艺术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根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音乐与语言的结合体，民族语言音调同民族音乐中的诸多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民族声乐中民族语言的运用，使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特征更加生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6个民族文化组成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沉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声乐是民族语言文学与民族音乐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在民族声乐艺术中，民族语言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族声乐艺术在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环境下的发展不仅受着民族音乐的影响，民族语言中独特的民族个性和语言特性也会对民族声乐艺术的民族化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民族语言与民族声乐的关系
语言本身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以民族语言创作的声乐作品在艺术的表现上具有更加强烈的民族化的倾向。在不同民族语言基础上产生的声乐作品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特征。语言音调因素分为表情因素和表意因素。表情因素是人类音乐共同拥有的因素，如悲哀的音调多为慢速下行，欢乐的音调多为跳动的行进等等，这就是音乐中感情表达的共通和共识性。而表意音调是基于人们语言归属的不同，表意音调也就不同。表意音调的升华，就形成音乐旋律风格色彩的不同。这就是声乐作品的民族性。它往往受一个民族的生活环境、语言环境的影响，如我国藏族民歌中具有高亢的装饰音，内蒙古民歌中迂回婉转的音调类似马头琴颤音的旋律装饰，以及维吾尔族民歌中热情、奔放、诙谐的特点等，都同各自民族的语言有着共同之处。
中国声乐作品的民族性表现不仅在音乐风格的民族化，作为一门文学语言与音乐语言相结合的音乐表现形式，在同中华民族的语言习俗和语言文化结合时，民族歌词的语言特征在表达作品时也形成声乐艺术风格的民族个性。声乐是语言与音乐结合的艺术，同歌曲中词曲结合一样具有“诗乐合璧、调曲交辉的艺术魅力和音乐与文学融合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在不同民族语言影响下的声乐艺术的语言表达有着更加具体和生动的民族特色。我国的民族语言和西方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如：汉语发音单位由音节、音素、声母、韵母、收声等步骤及单位组成，从而形成了中国声乐演唱艺术自成一体的特点。因此，中国的民族声乐艺术一定要与中国语言文化相结合，使其在创作和演唱中更具有中国作品风格的艺术完整性，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具有语言独特性的作品中，语言艺术的影响更是巨大的。民族声乐作品中常见的衬词、衬腔等，就是在民族民间丰富的语言文化及民族习俗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如《阿妹出嫁》《山里女人喊太阳》等都是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创作上运用的成功之作，而其中衬词、衬腔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特点。因此，我们要实现民族声乐作品的风格表现就必须对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民族语言的音调与民族音阶、调式、节奏的关系
语言的表达和音乐的表现都依靠声音，二者有着共同的音调基础。中国各民族语言音调有着极丰富的音高概念，各民族语言的音调有着强烈的民族个性，由于音乐起源于语言的表情，属于表义音调，不同的民族音乐带有各自的民族特征。如我国四川语调中，多有la、do、la音调，四川音乐中多用羽调式。所以，一个民族或地区惯用的某种音阶，调式、节奏多与各民族语言或方言相关。“音阶”是一个民族的人们长期音乐实践而形成的，有特定组织结构和完整体系。我国各民族的音阶关系不完全一样，就汉族的各大方言系统来说，音阶也不完全相同。如中原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变徵音级的七声音阶；北方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清角音级的七声音阶；西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闰音级的七声音阶；齐鲁地域的汉民族，多用含角或变宫的门声音阶；江南地域的汉民族，多用五声音阶等等。由于各语系所用音阶的不同，所以，音阶和音律，是划分音乐风格系列的最主要标准。
“调式”在音乐中有着特定的组织结构，在调式中有一个主音，其他音与主音之间形成不同的音程和稳定关系的乐音体系。调式根植于音阶，是音阶中的不同音级在音乐作品中各自为主音而形成的调式体系。所以，谈到调式，必定是某种音阶中的调式，不同的音阶产生不同的调式。谈到音阶，又多是与调式相联系，即调式音阶。而同一音阶的不同调式，也令音乐产生不同色彩。我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是一个有着丰厚音乐传统积淀、能歌善舞的民族。由于各民族杂居的生活环境，使维吾尔族音乐融合了中国、欧洲和波斯（阿拉伯）3种不同的调式特色，风格奇特、色彩斑斓。如《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曲调就属于欧洲音乐体系中的弗里亚调式，以“mi”为主音，这种调式在新疆吐鲁番一带的维吾尔族民歌中很常见。音乐是时间和音响的艺术，节奏、节拍以及与此相关的速度是音乐的时间形式。音响运动中的轻重缓急、强弱长短的不同连接方式和组织方式，构成不同的节奏和节拍形式。节奏是指时值长短各音的连接形式。节拍是指按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的节奏关系的体系。节拍、节奏的形成，除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有着音乐的文化背景，尤其和人们的语言、行为以及长期的艺术实践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在生活语言中，节奏听觉惯性影响着不同民族音乐中的节奏特点。
三、衬词、衬腔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的表现
在中国民族声乐中，除了直接表现歌曲思想内容的正歌词外，也常常插入一些语气词，它们大都与正歌词没有关联，但如果和正歌词编配在一首歌曲中演唱时，它们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情感色彩，成为整个歌曲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衬托性的词句统称为“衬词”，衬词的曲调就称之为“衬腔”。衬词和衬腔的运用具有加重语气、活跃情绪的表现功能，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民族色彩。在中国民歌中，衬词与衬腔的地方区域性划分得相当明显，少数民族地区的衬词与衬腔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语言特点，是民族语言在歌曲中的直接体现，传递着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劳动的信息，表现着一定的民族气质。而汉族民歌中，也以区域划分出细致的地方语言特点，如湖南的《溜溜歌》、湖北的(转第73页）(接第61页）《得得调》、浙江的《里郎歌》、江苏的《杨柳青》、青海的《呛嘟哪令》、广西的《叮咚歌》等等。衬词和衬腔的加入，使我国各民族声乐作品的民族风格更生动、具体，更具有口语化、生活化和鲜明化的音乐表现力。
四、中国民族声乐表演中唱腔的民族化
如果说民族声乐艺术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基础雄厚、力量强大、影响越来越广泛的声乐学派”的话，那么滋养这旺盛生命力的歌唱艺术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直接作用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主要是民族的情感、民族的音乐风格和丰富的民族语言。声乐，是一种以人声来表现的音乐艺术形式，声乐的发声技巧和产生的音色是表现作品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民族声乐作品，在演唱形式上要求带有本民族语言的表现风格，甚至在音质上也要求人声具有形象感，所谓“竹不如丝，丝不如肉”。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语言特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特点，中国声乐有的民族唱法，是以地方语言(语音、声调)相结合的发声为基础，以风格化吐字运腔和保持嗓音的自然状态为枢纽，从而获取一种真实、朴实且丰富多彩、富有浓郁地方风味的独特性的音色。而歌唱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声，更要注重情感的表现，民族声乐作品中情感表现内容同民族语言的处理是密不可分的。在民族声乐作品中，民族语言同民族音乐的结合会使作品的情感表达更加动人，以情带声，声情并茂，以字领腔（音），字正腔圆，韵味浓郁，唱演均重，神情兼备，真切动人。这就是我们讲的民族声乐的广义概念，换句话说，“唱情”是民族声乐的一个本质特点。否则，作品的情感与词意就不能相得益彰，甚至会使词意与情感背道而驰。作为民族声乐的教师，我们肩负着培养民族声乐演唱人才的重任，在唱好和掌握好以汉语语言为基础的各地区民族声乐作品的同时，还要多掌握一些各民族的语言。经过实践证明，这些年培养的民族声乐人才活跃在我国的音乐舞台上，深受各地区、各民族广大人民的喜爱。在他们演唱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情感，而中国民族语言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情感表达形式，地方腔调同地方的民族音乐在长期磨合中产生了大量艺术表现手段，形成了丰富的、生动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袁静芳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语言象征性；族群关系；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语言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也是区别与不同族群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各个族群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族群的象征。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语言，这种语言最初不能肯定确认不同民族的标志，也并不必然是族群成员进行认同的标志。我们国家本是一个多族群国家，各个族群用本民族语言记录下本民族的辉煌历史和其他文化结晶。语言记录下的更是本族群的一个具有特色的象征，也通常是人们区别其他民族的最大因素。因此，各族群能否平等地使用本族语言，从某种角度它是政治问题。所以在研究族群关系现状、分析族群关系的演变、探讨多族群社会的整合状况时从语言学角度语言的双重性分析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
分析一个国家中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并结合这种语言使用情况产生的社会条件，我们能够较清楚地认识该国的族群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一、语言的双重性之一，文化象征，它通过记录和书写着族群的社会，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活。
我们知道出现语言和词汇都是同它处环境中衍生出来的，语言都是在客观需要中产生，从对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在科技和生产方面的水准，社会组织，甚至是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比如渔民，牧民，农民，山地游猎民族，沙地民族他们生活的方式不同，有自己的生活自然环境，而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对于本地的描述上更有优势。各个族群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描写着社会各个角度，反应当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同时留下了大量用文字书写的文献，我们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不同时代的文献作品中的词汇的归纳分析来研究那时代的社会生活。而后代的研究者从他们文字的表现中研究那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但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表达和记载都不同，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反应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文化生活和道德理论观念，从语言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可以有表及里，通过对词汇这些象征符号的研究来剖析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心生活。分析和研究各族群的不同时代词汇及演变，无疑会有助于了解族群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特色和发展进程。
二、语言关系反应的族群关系融洽的程度
多族群融合是我们国家存在的现象，而且民族和谐是我过国基本制度，族群之间相互融合最基本是从语言沟通开始。科尔沁草原上居住的蒙古族很多词语上都借用了汉语词语。比如，“手机”蒙古语直接翻译为“嘎拉乌塔苏”。在汉族和蒙古族的交流不断发展很多蒙古族开始学习汉语，会说两种语言。而且在当地的现代化发展情况下汉族文化进一步的侵蚀着蒙族文化，当地蒙族居民放弃自己的语言而转用汉语，很多当地蒙族人眼里能流利的使用汉语是很有“本事”的。在牧场或者村落蒙古语使用很普遍，可是在市县蒙古族都已经使用汉语。这些一个族群个体使用两种语言的双语制，族群之间的语言转用，语言的借用都反应了蒙古族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合”。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有时还会产生语言融合的类型，这种类型会产生一种新的混合语言，其中包含有两种语言的成分，而且两种语言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同等重要。语言本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下出现的，很多族群没有自己语言文字，但在不同地区的汉语说法都不同，就是汉族方言，族群本地区的语言的融合出现了方言。从以上我们看出族际交流活动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烙印中看出语言文化象征着族群关系的融洽程度。
三、族群关系的分化与统一对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的相互作用
在历史上一个族群的发展和变化，常常影响着语言的分化，有多数人中转用别的语言，而两个族群走向统一时语言也会出现统一和发展。我们不只从语言文化的变化中看到族群关系的分化和统一，同样也从族群的分化统一中看出语言文化的变化，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
语言有双重性，实用性和象征性，族群语言的消亡可能带来族群的消亡，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我国发生过很多，例如满族，人们常说满族汉化了，满语消亡了。这一说法很多满族不易接受，但这却是满族的发展趋势和客观现实。而从语言的实用性角度我们可以说满族的语言已经消失或者消亡。可是从语言的文化象征意义角度，这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语言用他象征意义记录了满族文化，这些记录的文化不会消失，一个民族的固有语言消失，不一定民族的消亡。语言的象征性会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族群的灵魂。
由于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各族群语言和少数民族文字的不断发展，族群关系不断发生改变，我们只有努力发挥语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发挥积极作用对个创建和谐族群关系。
参考文献：
[1]马戎.民族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张海超.人类学视野下的古代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融合[J]思想战线2012年01期
[3]马戎.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4]马凤莲.关于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关系问题[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