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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我军解放南阳(收集3篇)

时间: 2024-07-25 栏目:办公范文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篇1

上诉人(原审被告)段保敏,男,1961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干部,住址同上。

上列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人孙书阁,南阳宛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振军,男,1969年3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阳市卧龙区彭营村。

委托人冯国丽,女,1962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南阳市卧龙区彭营村,系赵振军之妻。

委托人丁武,男,1977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阳市卧龙区人民路131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世文,男,1956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南阳市环城乡东关村。

委托人王源泉,女,198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南阳市卧龙区三里桥东巷5号。

上诉人赵振军因与被上诉人张丽、段保敏、王世文交通肇事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南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赵振军的委托人冯国丽、丁武,张丽、段保敏的委托人孙书阁,王世文的委托人王源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2001年元月11日,赵振军乘坐由王世文所雇司机秦义栓驾驶豫R-06960号解放牌货车沿G311公路由北向南行驶时,与同方向行使的方城县独树镇代尚村居民窦建中驾驶的豫D-16083号东方红带挂(4032)货车尾部相撞,造成秦义栓及乘坐人员吴金朝、赵振军受伤,该起交通事故经叶县公安局交警队责任认定,秦义栓应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窦建中负次要责任,并于2001年3月12日下发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原审另查明,该肇事车辆系王世文购卖,车主为王世文,车牌号为豫R-06960号,赵振军曾受雇装卸货物跟过此车。另,赵振军在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被送往平顶山解放军第一五二医院诊断治疗,经诊断为:(1)腰锥体压缩性粉碎性骨折,并骨髓损伤;(2)截瘫。赵振军在一五二医院住院治疗2001年元月11日至2001年4月6日,共住院86天,花治疗费12953.60元。后为了方便离家近便于照顾治疗,转入南阳市中医外科医院治疗,2001年4月25日入院至2001年4月28日共住院4天,花去治疗费796.50元,在平顶山住院时外购药32.30元,赵振军在南阳市医药公司购药2099.5元。诉讼中,赵振军向原审法院申请伤残鉴定,经该院(2001)宛法医鉴字第34号法医技术鉴定书鉴定赵振军的伤残等级为I级。赵振军系菜农,误工费时间从2001年元月11日至定残之日2001年5月14日止共计123天。按河南省豫公(通)[2000]25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新数据的通知,农村劳动力年均纯收入为3082.23元,误工费1039.35元,赵振军受伤后需二人护理,其弟杨瑞护理86天,南阳市崔庄建安公司证明杨瑞月工资750元,计2150元,赵振军之妻冯国丽护理按123天计1039.35元,赵振军住院伙食补助费按国家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86天,共计860天,营养费每天按6元计算,86天共计516元,赵振军残疾生活补助费20年,按豫公(通)[2000]259号通知平均生活费每年3497.53元,共计69950.6元,按90%计算62955.54元。赵振军没受伤致残前抚养大女儿赵甜甜,生于1988年10月3日,婚生儿子赵崇林,生于2001年元月5日,二人合计24年,按河南省公安厅豫公(通)[2000]25号通知平均生活费每年3497.53元。24年共计83940.72元的一半41970.36元,赵振军抚养其母亲韩金兰,生于1936年11月11日,其有两女一男三个子女按十年平均生活费计算抚养费共计34975.30元,应为三分之一计11658.43元,鉴于赵振军已受伤残,将给其本人家庭今后的生活带来不便,又将给其精神上造成一定痛苦,结合本案及当地实际情况,赔偿赵振军精神抚慰金40000元为宜。赵振军请求的今后的护理费、治疗费因无有鉴定结论及相关的证据证实。赵振军受伤后,王世文共付给赵振军治疗费等费用13954元。

原审法院认为:王世文购买解放货车豫R-06960号搞营运,赵振军曾被雇跟此车装卸押运。2001年元月11日,赵振军乘坐该车发生交通事故被撞伤致残。赵振军是乘坐王世文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应有王世文负赔偿责任。赵振军共花费医疗费15881.90元,误工费1039.35元,二人护理费3189.35元,伙食补助费860元,住院营养费516元,残疾、生活补助费62955.54元,被抚养人赵甜甜、赵崇林抚养费41970.36元,赵振军赡养其母的赡养费11658.43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共计178070.93元。王世文所雇的司机秦义栓在该事故中负主要责任,该责任应有王世文负担,王世文应负赔偿总额178070.93元的60%,即106854.55元。扣除王世文已付赵振军13954元,王世文应赔偿赵振军92888.55元,另40%,王世文不应负该40%的赔偿责任,赵振军可向另一方车主窦建中主张权利。赵振军请求今后的护理费、治疗费因无实际发生,不予支持,张丽、段保敏不是该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又不是该车辆的所有权人,但应负连带赔偿责任。赵振军诉请的部分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据此,该院判决:一、王世文赔偿赵振军医疗费、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被抚养人的抚养费、赡养人的赡养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92888.55元(已扣除王世文已付赵振军的13954元),自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执行完毕。二、张丽、段保敏应对王世文赔偿赵振军的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赵振军的其它诉讼请求。诉讼费10010元,由王世文承担6010元,赵振军负担4000元。

张丽、段保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张丽、段保敏不是发生该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不是该事故的肇事者,和赵振军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2,原审认定的赔偿数额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赵振军答辩称:该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系张丽,我是为张丽押运货物的,给我造成的损失,张丽应予以赔偿。

王世文答辩称:原审判决定性准确,本案为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王世文与赵振军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赵振军是搭乘我的车去郑州办事的,另,该车辆是我出资购买的,由我独自经营,不存在与他人合伙、联运、租赁等情况。

本院经审理另查明:王世文所持有的机动车行驶证载明其车牌号为豫R-06960,与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的车牌号一致,王世文在二审审理期间答辩状中陈述赵振军乘坐该车系经王世文同意的,其它事实与原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赵振军乘坐的车牌号为R-06960的解放牌大货车,该车的车主是王世文,有其持有的机动车行驶证为证,且赵振军乘坐该车是经过王世文同意的,因该车发生的交通事故给赵振军造成的伤害,作为车主王世文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认定赵振军系乘坐王世文的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应有王世文负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王世文承担责任部分,本院予以维持。因张丽、段保敏不是该发生事故车辆的所有人,赵振军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该发生事故的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张丽,其提供的一些证人证言,都是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所提供的,且证人证言的效力不能对抗王世文机动车行驶证书证的效力。所以,原审认定张丽、段保敏不是该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但应负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改判。赵振军抗辩其是为张丽押运货物的过程中造成的伤害,张丽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上述事实,赵振军未提供相关的证据,对此抗辩,本院不予采信。张丽、段保敏上诉称不是该发生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与赵振军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对赵振军所造成的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赵振军在平顶山住院期间外购药32.30元及在南阳市医药公司所购药,经审查,都是和治疗其本身疾病有关的,且数额不多,该项费用应予支持。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原审系按照省公安厅豫公(通)(2000)25号通知公布的年平均生活费用每年3497.53元认定的。张丽、段保敏上诉称该费用应按当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因其在本案审理中并未提供当地统计部门出具的当地居民上年度生活费用的相关证据,原审认定的该项赔偿数额是有依据的,张丽、段保敏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张丽、段保敏上诉称本案既支持残疾者生活费,又支持精神抚慰金,显属不当,该残疾生活补助费从性质上来讲就是外伤者的精神抚慰,精神慰抚系指非财产上损害,指不具有财产价值的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残疾者生活补助系因正常人遭受意外伤害而丧失劳动能力,由致害人赔偿给一定数额的今后生活的费用,精神损害和残疾者生活补助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原审判令支付精神慰抚金又支付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并无不妥,张丽、段保敏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南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篇2

两淮战役前华中我军的态势

解放战争第一阶段,是以1946年6月军集中20万兵力大举进攻新四军五师所在中原地区的湖北宣化店开始,约6万新四军指战员中原突围成功。军同时进攻的还有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东北等解放区。两淮保卫战,就发生在这个阶段的1946年9月。

1945年10月29日,共产党在淮阴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辖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辖区跨江苏、安徽、河南三省73个县市,面积10.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0余万。曾打算国共成立联合政府后,把中共首都设在这里。

两淮,指的是抗日战争胜利时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首府淮阴(清江市)和距淮阴仅17公里的淮安。淮安县古名山阳县,是古淮安府所在。

这时的两淮,虽为华中解放区首府,但兵力实在不足。

1945年9月23日,华中地区兵强马壮的新四军三师3.5万人,在黄克诚率领下开赴东北。

1945年9月,华中地区的新四军主力淮南、淮北根据地的第二师和第四师,分别由罗炳辉和韦国清率领入鲁,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同时皖江新四军第七师也开赴山东,编入山野;原新四军苏浙军区的两个纵队和苏中军区教导旅也由叶飞率领开赴山东,编为山野第一纵队。则率领原山东领导机构和主力开赴东北。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10月20日,中共中央任命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军部也迁往临沂,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

同时,华中地区成立中央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邓子恢任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后为六师)、第七、第八(后为一师)、第九、第十共5个纵队,每个纵队5个团,共4万人左右。这是华中我军仅有的主力。1946年7至8月,苏中部队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取得苏中七战七捷,歼灭军李默庵部6个整旅5.3万余人后,8月30日,又开始包围海安(离淮阴约250公里)。

1946年7月,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带入淮北的兵力为山野第二纵队、第七、第八师约5万人马,执行中央军委“截断津浦南段、陇海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会师并准备渡淮作战”的计划。的想法是,以外线出击,对抗的全面进攻,把战火引往蒋管区,减轻解放区的压力。

薛岳率军声北击南攻两淮

华中这么少的兵力,却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军陆军上将、徐州绥靖区主任薛岳。

薛岳绰号“老虎仔”,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人,保定军校出身,当过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北伐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他参加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他任前敌总指挥,不但拼命围堵红军,而且趁机为在西南各省扩充了中央军的势力。由此受器重,升为中将。抗日战争中,薛岳率第十九路军驻安亭,在战线左翼苦战不退。后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在万家岭歼日寇三个联队计万余人;后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连续组织了四次长沙保卫战,前三役成功,歼日军9万以上。但第四次失利,长沙失守。之后,衡阳再失守。日本投降后,薛岳任南浔线受降司令官,9月14日,在南昌举行受降仪式。

1946年5月,薛岳到徐州上任。这时,他眼睛盯上了中共华中根据地首府淮阴(清江市)及淮安县。

他第一步是调集兵力造成优势。他调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由南京浦口到徐州东北大庙集,将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一师开到与淮阴近邻的皖北泗县,整编第二十六师第四十一旅由淮南调至淮阴近邻的双沟、古城集一带。加上原有的整编第二十八师、整编第五十七师、整编第五十九师、整编第七十七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军在两淮战役开始前,集结了7个整编师和1个旅加一个快速纵队的兵力。

为执行于1946年6月22日设想的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率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及山野第二纵队、第八师、第七师和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共20余个主力团,来到淮北地区。首战朝阳集,歼灭军5000余人。接着转攻泗县,当时泗县守军为军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二师。放出了“小老虎”第八师,但时逢暴雨,利守不利攻,山野未能攻下泗县。

山野撤兵至泗阳县东休整(原属江苏淮阴市,现属江苏宿迁市)。

山野的兵力加上华野的兵力约10万人。

面对华中地区共产党军也算不弱的兵力,要攻下中共华中首府淮阴,薛岳是狠动了一番脑筋的。

他第二步是制订了声北击南的策略。

他兵分两路,右翼兵团为主攻淮阴的兵团,由第七军、整编第六十九师及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组成。第七军由泗县进攻,限于9月1日攻占宿迁(现江苏省宿迁市,原属淮阴市,在淮阴西北方100公里);整编第六十九师由双沟跟进至宿迁一带。整编第七十四师则悄悄跟进到皂河镇(现属宿迁市)。

左翼兵团担任牵制、阻援,限其整编第二十八师加整编第五十七师一个旅于8月22日攻占碾庄圩(现属江苏省邳州市);整编第五十九师及整编第七十七师进攻台儿庄地区(现属山东省枣庄市);整编第五十一师掩护左翼兵团左侧及后背安全,第一快速纵队留徐州作为战役总预备队。

军的计划是:先攻占宿迁、睢宁、洋河镇等地,这就同时打开了通往淮阴(向南)和沭阳(向东)两地门户。薛岳说,这时,要着重摆出一副进攻沭阳的架势。沭阳是中共苏中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联系的必经之地(沭阳现为宿迁市一个县,位于宿迁东55公里,距山东临沂140公里),共军不能不争。待共军将主力部署于沭阳一带,淮阴防御空虚,军以右翼兵团主力出洋河镇(今属宿迁市,离宿迁30公里,离淮阴85公里),攻击淮阴,一举攻克之。左翼兵团则负责保障攻淮部队侧翼安全。

第三步,挖心战术。薛岳将奔袭淮阴城的任务交给了。一是因为整编第七十四师机械化程度高,奔袭和攻击能力强;二是因为少年气盛,堪当此重任;三是是嫡系中的嫡系,把这个桃子给摘,也是给一个很大的面子。薛岳是惯于军事、政治两手一起抓的。

由此,8月21日起,军右翼兵团开始齐头并进,华野第九纵队则节节抵抗,为大兵团寻找战机而苦苦坚守。但未寻找到战机,只得率主力退出睢宁(属徐州)、宿迁地区。9月1日,军占领宿迁并攻击洋河镇。军左翼兵团也同时攻击台儿庄等地,将我军山东战场与华中战场分割开来。

9月,薛岳调整编第七十四师由宿迁至洋河镇(今属宿迁市泗阳县),藏于第七军之中。第七军与整编第六十九师则大张旗鼓,在泗河架桥,摆出进攻沭阳的架势。此举让做出了仅留华野第九纵队守泗阳县及众兴镇(泗阳县城,离淮阴约40公里),主力在泗阳、沭阳、宿迁三县中间地带隐蔽,准备抗击军对沭阳的进攻。这样我军主力华野第九纵队摆在泗阳,山野第七师到了大兴集(位于宿迁东20公里,离沭阳35公里,在沭阳西面),第二纵队到了新集(现沭阳一个镇,位于沭阳西北),第八师到了渔沟(在淮安市淮阴区西北16公里处,在沭阳南面约80公里)。这样,摆出沭阳保卫战的战阵。这个方案,中共最高领导是同意的。

两淮之战我军失利

9月6日,薛岳下达攻击淮阴令:第七军于9月11日起攻击泗阳县及众兴镇,占据后再佯攻来安镇(现属泗阳县)和渔沟镇(现属淮安市淮阴区)。以此掩护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侧后安全。

同日,整编第七十四师先随第七军推进,开进到淮阴附近的胡大庄、大兴庄后,超越第七军进攻淮阴城与淮安城。要求于9月16日攻占淮阴城,17日攻占淮安城。整编第二十八师调到洋河镇作战役预备队,各工兵团负责架桥布线。

此时,华野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等判断薛岳的目标是淮阴,并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与,请求山野南下,保卫淮阴与门户泗阳。但坚持自己的判断与布阵,也同意的意见。

9月10日,薛岳急令第七军提前一天进攻。第七军当日即攻占了泗阳县的仓集镇。华野第九纵队司令员张震急报。这时大家才明白薛岳不是东进沭阳,而是要南攻淮阴了。

然而面临两难:不增援泗阳,华野第九纵队肯定顶不住第七军的攻击。泗阳县城一丢,淮阴就危险了。但增援泗阳保淮阴,万一宿迁的军再向沭阳进攻,山野则会腹背受敌,局面也不可收拾。

想出一计,下达命令,让山野主力移兵六塘河北,绕道军背后,进攻双沟、睢宁一线,以期在军到达淮阴城前,威胁其侧后,来个“围魏救赵”。不料华野第九纵队第一防线在11日就被军第七军突破,只好让已在六塘河北的主力再回兵向南增援众兴集、渔沟防线。中共中央军委也在当日急令粟裕派兵增援淮阴城。到了12日下午,华野第九纵队二线阵地失守,泗阳县城被第七军占领。

这时中共方面仍被薛岳迷惑:战斗中只发现第七军的番号,没有发现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影子,以为当面只有第七军一个部队。中共中央军委便提出了围歼第七军的设想。

双方战到9月13日,第七军越过泗阳县占领来安镇后,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出现。该师直接越过泗阳第七军前沿,向南攻入淮阴的李口、五里一线。这时彻底明白了薛岳的意图――这是要打淮阴及淮安呀。

下达命令:由华野政委谭震林统一指挥华中现有各部保卫两淮。同时,山东野战军则准备消灭进犯来安镇的第七军。

谭震林急令华野第九纵队在淮阴城西南13公里张福河构筑阵地,军特务团防守淮阴城西北的王营、西坝,淮南军区第六旅第十八团防守正西方杨庄至南新集(现宿迁市泗阳县新袁乡)一线。三支部队迅速组成了保卫淮阴城西南到西北的屏障。同时,谭震林急调淮南军区第五旅、中原突围而来的皮定钧第十三旅及淮宝各地方部队驰援两淮。

不料14日黄昏,整编第七十四师突破第十八团防线,第九纵队副司令员饶子健率第七十五团反击未果,只能退守码头与杨庄一线(现均属淮阴区,离淮阴城12公里),与刚刚增援来的第十三旅在大运河东岸构成防线。但在整编第七十四师强大炮火下难以坚守,被敌抢占了滩头。谭震林动用中原突围来的第十三旅反击,皮定钧令三个团各拿出两个营,攻击9次,牺牲600余人,却没能把敌人赶下河去。

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建议改聚歼第七军于来安的计划为拖住第七军,主力南下参加淮阴保卫战。但对整编第七十四师估计不足,认为凭苏中军区的兵力应当能与整编第七十四师不相上下。他决心按原计划行动,至少击溃第七军,收复泗阳,切断整编第七十四师后路,然后与华野部队一同合围整编第七十四师。他电告谭震林,可退守淮阴、淮安城中,坚持到粟裕带苏中主力赶来,到时局面会一下改观。

15日,谭震林率部转入淮阴城里。16日第十三旅扒开运河大堤放水,让城西、城南成了水乡。然而整编第七十四师于17日晨攻占武墩(淮阴城南),虽遭到刚赶来的第五旅伏击,第十三旅也组织了三次反击,但至18日拂晓,整编第七十四师一部偷袭得手,突破第五旅阵地。双方混战在一起,伤亡均很惨重。

17日晨,第七军第一七一师也向渔沟进攻,以牵制的山野主力。立即命令包围该师。不料该师知道山野的厉害,乘包围圈还不牢固,回头突围而去。至此,在来安镇一线围歼第七军计划没法实现,他于18日凌晨命令山野第二纵队率两个旅,轻装奔袭,务必要在当晚赶到淮阴。与此同时,华野第六师第十八旅也已接近淮阴。谭震林得知有三个旅的主力要来,马上布置反攻,调动一支部队向整编第七十四师身后运动,预计19日晚,等山野第二纵队和华野第六师一到,即向整编第七十四师发起攻击。

9月19日,是形势最为诡秘的一天。当天一早,先是第七军第一七一师再次发动对渔沟的进攻。这样,山野第二纵队停止南下,再次协同山野第七、第八师准备围歼第一七一师。第一七一师达到目的后,即原地构筑工事固守。双方僵持在渔沟一线。之后军再度突围向来安镇退守。围歼第一七一师的计划二次落空,他再命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向淮阴驰援。

然而18日夜,整编第七十四师俘获一名我守军的下级干部,经审讯得知山野第二纵队正赶来增援。此俘虏还供出了淮阴城南防御部署及当夜口令。整编第七十四师当即派出两个连(一说一个加强营)换上山野部队服装,冒充山野第二纵队,趁第五旅第十四团一个营由高兴桥调往淮安城南门阵地之时产生的间隙,由高兴桥东偷偷越过了华野第九纵队与第五旅结合部,骗过了城门岗哨,混入淮阴城南门。19日拂晓前,混入城中的军突然动手,夺取了南门,并用迫击炮向城内纵深炮击,造成城内巨大混乱。第五旅第十三、第十五两个团从东、西两门退入城中与敌巷战。第五旅旅长成钧得知南门失守,便率第十四团向东南方的板闸撤退。由此,整编第七十四师攻入淮阴城内,两军在城内展开巷战。粟裕这时赶到,感到打下去不可能取胜,与谭震林商量后下令放弃淮阴城,华野第九纵队撤至淮阴以东钦工镇,第十三旅撤至东北方向的涟水县,华中军区特务团和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撤至王营镇,第十八旅留两淮间板闸镇待命。至19日晚,第五旅最后一支掩护部队撤出阵地,淮阴城被整编第七十四师占领。整编第七十四师追击至王营就收了兵。

闻讯也率山野主力向王营、西坝转移,第七军遂占领渔沟。

21日拂晓,整编第七十四师再向淮安城进攻。苏中军区部队节节抵抗,伤亡很大。22日上午,苏中军区部队退往涟水,淮安城也告失守。两淮之战结束。

山野、华野合力扭转战局

对党中央绝对忠诚,但绝对忠诚并不是军事指挥正确的同义语。这一时期的军事部署和指挥让三位部下十分不满,尽管他们与的个人感情十分亲密。

这三位就是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他们分别是华中军区司令员、华中分局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在两淮失守后的10月4日,他们联名直接向中央发去了“告状”电报。自6月率山东野战军南下鲁南、两淮以来,四个多月里指挥失当,重大决策失误不断。电文称“对陈(毅)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认为两淮失守“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与陈之英雄主义思想亦非无关系”。三人建议“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电文最后要求:“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接电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张鼎丞、邓子恢,并告粟裕、谭震林:“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2至3个月内务歼薛岳7至10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之后,华野、山野合力作战。同年12月,取得了宿北战役大捷,一举全歼整编第六十九师共2.3万人,在开国大期间给当局一个极大的难堪。此战,也扭转了华东战场我军被动的局面。1947年1月,我军再获鲁南战役也称峄枣战役胜利,歼灭军2个整编师师部、4个旅又1个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1947年3月8日再发起莱芜战役,又歼军绥靖区前方指挥所及两个军部7个师5.6万人。5月13日,再打孟良崮战役,“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语),全歼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并击毙师长。这一系列的战役,让我军的军史熠熠生辉。

中原我军解放南阳范文篇3

但历史上真实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近日,当年“郭建光”原型之一夏光曾经的秘书、省党史学会副会长张衡的《忠义救国军浮沉录》在南京出版社出版,张衡向记者披露了《沙家浜》中真实的历史人物。

“郭建光”得名于位新四军将领

故事发生在常熟东南,1939年新四军一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率部来到阳澄湖畔,开辟苏常抗日游击区,这支队伍简称“江抗”。那年秋天,江抗奉命转移,在瑚荡一带留下了伤病员治病养伤,同时发展抗日队伍。解放后,以这段革命斗争历史为素材而创作的京剧《沙家浜》在全国上演,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不管爱看不爱看,作为样板戏之一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人们恐怕都不会陌生,特别是剧中的“高大全”郭建光,那么郭建光的原型到底是谁呢?张衡透露,其实郭建光的原型有三个,是分别取这三个原型名中的一个字而成,而最重要的则是已经去世的新四军老战士夏光。

“京剧《沙家浜》的故事就取材于常熟阳澄湖畔芦苇荡中,36名伤病员英勇抗敌的真实历史。这36名受伤战士的指挥员正是夏光。”张衡表示,当时夏光任新四军第五路军参谋长,由于连续作战,经常彻夜不眠,眩晕症犯了,于是部队领导便让他到常熟阳澄湖畔芦苇荡中休养,这才有了《沙家浜》故事,故事里郭建光的“光”字,就来自夏光。

夏光曾经是在阳澄湖后方医院里治病的伤病员之一。夏光作为伤病员中职务较高的指挥员,带领伤病员依靠阳澄湖人民跟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据记载,在新“江抗”成立后的一年时间,夏光率部经历大小战斗共计47次,击毙日军147名,伪军357名。《世纪风采》中的一段文字描述:夏光,湖南省武冈县人,1926年刚满17岁,就在家乡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1927年进入同志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湖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因被捕,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夏光随叶飞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到苏常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巧妙周旋,开展游击战。1939年9月,“江抗”西撤后,在阳澄湖一带留下了一批革命火种,即后来人们熟知的“三十六个伤病员”,夏光就是其中的一位。同年11月,夏光根据上级指示,以这批伤病员为骨干,组建了“‘江抗’东路司令部”(新“江抗”),并任司令,也就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的前身,重新燃起了东路武装抗日斗争的火焰。

“江抗”的旗帜一竖起来,常熟人民奔走相告,人民自卫队也纷纷要求与其合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发展成了一支500多人的队伍。经过几次战斗,“江抗”不断壮大,打得日伪军缩进沪宁沿线的大据点里不敢出来。1940年4月,谭震林来到常熟后,夏光改任江抗纵队司令、十八旅参谋等职,后又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参谋处长、教导旅参谋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等职务。谭震林在1940年11月6日新江抗部队诞生一周年之际,撰写纪念文章《东路一年》,高度评价了夏光在江抗发展壮大过程中的殊勋。他说:“我们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当然有着许多的原因。然而如果没有夏光同志独当一面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应付当时的环境,那么就不能够有今天这样顺利的发展。我们东路的全体同志,应该学习夏光同志这种斗争精神,这种斗争决心。”解放战争时期,夏光又任华中、华东军区参谋处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战役,战功卓著,智谋过人,成为了我军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将领。夏老戎马一生,出生入死于枪林弹雨,但却没有伤到过一次,真是神了!夏老念念不忘曾与他们生死与共的“沙奶奶”、“阿庆嫂”,经常去看望他们。那小船、芦苇荡、老菱,还有那“待到那云开日出,家家都把那红旗挂”的高亢激昂的旋律,又让夏老回到了70多年前的革命岁月。近百岁高龄的夏老曾多次对家人说:“百年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安葬在阳澄湖畔,让我陪伴逝去的战友,一起沐浴阳澄湖上的缕缕朝霞。”

那么其他两个原型是谁呢?张衡告诉记者,这两位都是夏光组建的新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将领、一个叫郭曦晨,一个叫李建横,分别取他们名字中的“郭”和“建”,加上夏光的“光”,最终形成了英雄“郭建光”。

“胡传魁”本名叫胡肇汉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在《沙家浜》中,作为反面人物的忠义救国军“胡司令”胡传奎也深入人心。当地群众只要一提起“胡肇汉”三字,便会不寒而栗,谈虎色变。张衡告诉记者,其实历史上真有胡传魁这个人物,但他的真名叫“胡肇汉”。

胡肇汉生于1906年,湖南岳阳人,念过两年私塾,20岁起就混迹于警界。当过班长、警长。1937年上海失守后,他投奔太湖程万军部任副官。当时阳澄湖一带有一支由当地士绅陈味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胡肇汉受命到这支队伍中帮助陈味之组建部队。此时胡肇汉的地位倒有点儿像刁德一式的参谋长。胡肇汉在队伍中结帮营私,竟然发动兵变,把陈味之杀害在阳澄湖中,自己当上了这支队伍的“司令”。“江抗”东进时许多地方武装都被“江抗”收编,与“江抗”为敌者多被击溃、肃清。胡肇汉看到大势所趋,也一度加入“江抗”,被收编为独立一支队,仍任司令。“江抗”西移时,胡肇汉借口“请病假”开了小差,收集他的剩余旧部四五十人,又组织了一支队伍。

淞沪会战后,胡肇汉扯起“民众自卫队”旗号,率众摧毁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从此在阳澄湖立足。1950年胡肇汉在上海被抓,同年年底在苏州公审并执行死刑,“胡司令”最终消失。

虽然胡肇汉在《沙家浜》里是反面形象,但据张衡研究发现,胡肇汉其实还曾经两次参加过新四军的抗日武装“江抗”,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仍由他任司令。后来“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请病假”重又回到阳澄湖地区。而第二次加入“新江抗”正是夏光的功劳。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一大早,胡肇汉就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

“郭建光”曾谢“胡司令”给伤病员的援助

1949年后,夏光任华东海军学校校长,第2、第5海军学校校长,南京化工学院副院长,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直到去世时在南京一共生活了62年,张衡担任过他的联络员和秘书。在一次出差中,夏光还向张衡透露了他与“胡司令”的一次交往。

张衡告诉记者,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团作战参谋兼“江抗五路”参谋长的夏光到阳澄湖后不久,出于统战工作的考虑,就给胡肇汉写了一封问候信。接到夏光来信后,胡肇汉便差人送来十担大米和一件皮袄,还约夏光见面。在镇上的春来茶馆,夏光和胡肇汉见了面。一番寒暄之后,竟然乡音融融。原来,两人是湖南老乡。夏光是邵阳人,胡肇汉是岳阳人。夏光感谢胡肇汉在江抗伤病员困难时给予援助,并将皮袄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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