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典籍；事实；人类社会
中国的历史观念起源很早。在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即可见到“史”字的记载。不过，中国早期历史经历过一段巫史不分的阶段，至汉代经学大盛，出现“经史之学”，甚至有人认为刘向刘歆父子是“六经皆史”说的早期代表人物[1]。至《隋书・经籍志》又整合了魏晋以来郑默、李充等人的看法，对图书进行“经史子集”四大部的分类，历史逐渐独立成为一个科目。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史从来就是指“当前的或过去的事件的记录”，丝毫不包括有历史事件本身的意思[2]。唐代史官刘知几写了一部《史通》，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巨著。可以说，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具有的历史观念在刘知几处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这种重史观念一直持续到清末的乾嘉学派又出现了一个高峰。由于中国发达的文字记录以及传统正朔观念的影响，史料典籍遗留的非常多。参见《汉书・艺文志》可知中国古代信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原则。最终，标志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以文献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呈现“史事合一”的特点。因此，中国传统的历史也分成两种路线，：一类是以对典籍本身进行研究和反思的文献学；另一方面是通过典籍的记载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与反思的历史学。对典籍的反思，就如刘知几说的“《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3]另一种则是由史家对历史事件进行反思，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面的“太史公曰”一类字样即是。一种通过史书本身的记载，利用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使人重视“生前身后名”的历史评价，达到规范时人的目的。另一种是史家根据此一时的关注重点进行选择和评价历史事件，为时人提出建议。即使是“万马齐喑”的乾嘉时期，《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也没有停止对历史事件的分析。
中国史家在处理历史事实和典籍记载的矛盾这一问题时，呈现了第二个特点――“春秋笔法”。在先秦时期，史家坚持自己写史的评价标准，违背标准者即秉笔直书，才有了“古之良史”之称的董狐。此一时期的史，由于受到君主干扰较小，讲求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至唐太宗索观本朝史书后，嗣君多习之，史官著史遇到了君权的影响，所谓的“春秋笔法”也不得不从地上转入地下。即由原来的秉笔直书变成曲笔。虽然后代的史家不乏许敬宗之流的阿谀奉承之辈，可从总体上看，多数还是可以坚持原则，使用一些用词规律在字里行间透出一件事情的大概。如史书记“某官某罢”，则此人不当去官，罢职是君主乱命；“罢某官某”则是此人不能胜任其职，罢职得当。再比如用“杀某某”形容某人之死，则是君主乱命，“某某伏诛”则是此人确实有罪当杀。这是寓褒贬于一字的“春秋笔法”，掌握其中规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过去的事实。
除此之外，中国史学还有个个人修史与集体编纂并重的特色。个人著史占二十四史的七部，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七部书的成书时间皆不晚于唐。其中有私人修史被官方肯定的（如《南史》、《北史》），也有朝廷命个人编修的（如《宋书》、《北齐书》）。唐以后，由于史料增多等原因，正史皆为集体编纂，当然也有私人著史如《路史》、《绛史》等的存在，但是内容价值相对前朝个人著史较低。前期个人修史，因为作者有条件接触材料，积累的材料相对后代也少，故而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完成，此时如前文所述，史官受君权干扰较小，所著基本可信。后世修史，工作量大，干扰亦多，所著之史难免有损。幸而，众人编纂的缺陷同时也是优势：成于众人，资料依据不一，采编水平参差，或有冲突。是缺陷，因为各家说法不一，对读者来说事“湮没了事实的真相”；是优势，因为各家说法不一给了后代考订史实的空间，比之于《路史》一类私人记述有了更大的接近原貌的可能。
提到考证，就不能不提中国史学的第四个特色，即考史论史相结合。中国史料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乏“将历史神话化”（原陕西师范大学常金仓教授语）或“将神话历史化”（辽宁师范大学毕会成老师语）的部分。如何从重重屏障之中择出“真实的历史”，成为中国史家的一个重大难题。在这一点上，给西方近代史学造成巨大影响的兰克史学提出解决办法的时间尚在乾嘉学派之后。按照梁任公先生的叙述，兰克所倡导的“科学史学”宗旨为“极忠实地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之，使其恰如本来。”中国长久以来被诟病的“乾嘉考据”，正是遵循上述原则进行史籍的梳理、考订。不仅如此，其学术源流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傅孟真曾在阐述中研院史语所的宗旨时说：“我们宗旨的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正因为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4]手段虽然是近代的，但乾嘉学派却将手段当做目的，反而是早期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深谙“经世致用”之道，《读通鉴论》等堪称论史经典。综合起来看，中国古典史学虽然不如西方史学有着强大的理论系统，还是在内涵上有着许多共同的原则与信条，某种程度上，在兰克与李凯尔德争论历史应当做事实陈述还是价值判断之时，中国史家们已经兼容并蓄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关键词：笔记小说国史补纯粹
《国史补》是唐代比较重要的笔记小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一部野史集，弥补了正史的缺漏。不仅如此，在唐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地位，这样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获得不少学者的认可。那么，为何称之为“纯粹”的笔记小说？本文将逐一寻找这一论断的依据。
一、明确“笔记小说”的体例
“笔记小说”对人们来讲并不陌生，似乎这个词也普遍被历代的学者接受并应用。事实上，这一词语本身存在歧义，也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对笔记与小说二者之间文体上差异的区分，给人们造成了错误的认识，视笔记为小说的附庸，再加上古代目录学家习惯于将笔记纳入到子部的小说类，使得笔记与小说杂糅不清，这对笔记和小说的研究整理工作都造成了不便。因此，在确立《国史补》纯粹的笔记小说地位之前，有必要先明确“笔记小说”的概念。
（一）小说
最早提出“小说”概念的是《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靠修饰琐屑的言论以求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与明智的大道理相去甚远。这里的“小说”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是指道家之外的别家之言，是与“大达”这样正统文章相对的琐屑言辞，不登大雅之堂，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小说”是对别家学说、那种街头巷尾口头相传的故事的蔑称。王枝忠认为：“先秦时期还没有关于小说一词的固定含义。”①
到了汉代，小说有了初步的发展，从史传文学当中孕育出的轶事小说以及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演化而来的志怪小说，已经初步勾勒出文言小说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小说的虚构特性已经凸显出来。后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小说逐渐形成了以刘义庆《世说新语》和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人、志怪两大系统。这其中，志人小说以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及言行为主的杂录体小说，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来突出刻画人物性格特征。并且此时的志人小说尺幅短小，言约旨丰，对后世类似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的志怪小说因与当时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因而以记述神仙鬼怪为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志怪小说的虚构及夸张成分就非常突出，是与志人小说完全不同的小说形式。小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划分，但不论是志人还是志怪，它们都属于文言小说系统。
唐宋时期，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并且这一时期白话小说兴起，小说就逐渐分化为文言、白话两个系统并行发展，进而代表了雅、俗两种传统。广义上讲，白话小说也属于小说范畴，但因受到小道不经之论的影响，白话小说在官撰目录中很难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也不收录白话小说。那么根据笔记小说的语言以及在目录里的收录情况，我认为笔记小说与文言小说比较接近。
（二）笔记
笔记本义是指散文的一体，又称“笔”，与“文”相对。《南史·颜延之传》云，诸子中“竣得臣笔，测得臣文”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里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在这里指注重辞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笔”指随意记录的散行文字。“笔记”一词最早见于《南齐书·丘巨源传》：“议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后来《艺文类聚》卷四九梁王僧孺在《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中称赞任昉“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这些提到的“笔记”都指执笔记录，起草文书，可见“笔记”有记录的意思。
后来，笔记逐渐演变成一种随笔形式见闻录杂感的文体的统称，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著述的体式，即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著作。文字都是简短的，每条自成起讫。笔记的创作具有独立性，片段之间相互独立。笔记在内容上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如1979年出版的《辞海》对“笔记”下的定义是：“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到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笔记主要记载一朝一代的军国大事，朝政得失，典章文物，或是记述一代人物的思想言行。其目的都是为补正史之不足，或是以世道人心为念，记述前事，作为借鉴，教育后人。
笔记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小说具有虚构性、娱乐性，虽然小说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也会透漏出关于当时社会的信息，但许多场景、人物、地点也许并不存在，而是作者杜撰出来的，因此小说的虚构成分要远远大于笔记。而且小说情节紧凑生动，前后有因果联系，有逻辑性和系统性，所以我认为小说的文学价值高于历史价值。而笔记有着明显的分别，正史一般是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些历史事实可能在史官撰写的过程中被刻意删去、忽略或者篡改，我们无法知道历史的原貌，而且当时的时代风尚，民族习俗以及名人轶事等在正史中很少记录，笔记正好对这些做了补充。由于笔记的作者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总结来写，是有意地写史以补史，有意地将当时具有特色性和规律的东西保存下来，内容真实客观，作者态度端正，所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再者笔记都是相对独立的片段，是陈述事实而非讲故事，因此笔记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
（三）笔记小说及《国史补》的定位
前面已经分析到，小说和笔记是不相干的两个系统，而把这两个词并列在一起，使得小说、笔记、笔记小说三个概念更加模糊，学界的争论也随之增大，那么，到底“笔记小说”应该怎么解释呢？
最先提出笔记小说概念的是北宋史绳祖的《学斋占毕》：“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本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③但有人认为这里“笔记小说”只是并列关系，不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事实上，在唐代时期，笔记著作很少以“笔记”来命名，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有时用“记”来称，比如《教坊记》、《封氏见闻记》、《开天传信记》等等。自宋代开始，那些随手记录、不拘体例的杂记见闻开始用“笔记”来命名，如宋祁的《笔记》、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宋元时期这类书有很多，除了以“笔记”命名之外，还有随笔、笔谈、笔丛、丛话、清话、漫录等等。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汉代的《汉书·艺文志》已有定位，被划分到子部中诸子的一家。而笔记产生于唐宋，不固定在四部中的哪一家，传统目录学上也没有以笔记为名的类别，又因为有些笔记带有小说的性质，所以宋代以后，书目著录中将“笔记”纳入到了子部小说的类别中，从此，“笔记”与“小说”的关系便扯不清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笔记被归入到子部杂家类或者史部传记、杂史、地理等类别中，也就是说，笔记由于涉及内容广泛，类书之中无法为其找到合适的分类。
在近代20世纪20年代，《笔记小说大观》刊行，“笔记小说”这一称呼应用开来。刘叶秋先生的《历记概述》把笔记分为三大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周勋初先生的《唐记小说叙录》则只讲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似乎把笔记小说只限于古人所说的杂史笔记或“杂事小说”。唐代时期的笔记还是比较“纯粹”的，就比如我们要说的《国史补》，而到明清，也出现了笔记式的小说如《夷坚志》，也有小说的笔记如《东轩笔录》，笔记小说的概念更加模糊不清。
我比较赞同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中的说法：笔记和小说之间，一个重视形式，一个重视内容，把二者合二为一，“即笔记小说是以笔记形式表现小说内容的一类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兼具笔记与小说的特征，既具有随笔记录、体式自由的形式，又有必要的故事结构。……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夷坚志》、《阅微草堂笔记》等这类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也包含一些历史著作如《国史补》、《朝野佥载》等等。”文章中同时指出，笔记小说不包含故事完整、描写细腻的长篇文言小说，如传奇。所以《国史补》应当属于杂史类笔记小说著作。
二、《国史补》
（一）作者
李肇，生卒年和籍里不详，两《唐书》亦无传，从历史的零星记载可知是唐宪宗、穆宗朝时期人。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元和二年至五年间，为江西观察从事。七年任协律郎，十三年以监察御史充翰林学士。十四年加右补阙，十五年加司勋员外郎，出翰林院。长庆元年因为与李景俭等于史馆饮酒，贬澧州刺史。一生著有《国史补》、《翰林志》、《经史释题》等书。李肇在京城做官时官位不低，并且多与名流结交，因而能见闻大事，所记历史可信。再者李肇本身为翰林学士，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养，在记录历史时对材料能够有所取舍、有所判断，文笔好，内容扎实，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可读性。不像后来明清时期的一些笔记，记录山野草茅之传闻，妄谈朝堂宫苑之事，不仅格调不高，也大多不可信。
（二）内容及特点
《国史补》，亦称《唐国史补》，系续刘餗《隋唐嘉话》而作，全书共记三百零八条事，卷首有目录，以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记载了唐代开元至长庆之间一百年事，涉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等。前二卷记事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卷下则杂记各类典故制度。其序是这样，“《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作者表明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在刘餗之后写史以补史，虽然在体例上与《隋唐嘉话》体例相同，卷数相当，但内容较为客观，不记鬼神梦幻、男女猥亵之事，与志怪划清了界限。
《国史补》在内容上保罗万象，所记大致有：
①各地产物，如酒、茶、纸的名品和产地。例如在名茶名酒方面有着较为系统的记录：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劎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醖，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
我们所熟知的剑南春酒在这里可以找到渊源。
还有名茶：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筌：劍南有頂石花，或小方，或牙，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婺州有東白，陸州有鳩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夀州有霍山之牙，蘄州有蘄門團，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这些名茶比《茶经》提到的多了很多，根据时代的发展，从《茶经》到《国史补》可知道茶的发展轨迹和普遍程度。
②流行的游戏，如长行、双陆、弹棋、围棋、博戏等。
③科举制度方面的典故、轶闻，多集中在卷下。
④官吏、名人的轶闻，如韩愈登华山、李白脱靴等等，这一类所占比例最大。
⑤工商业情况，如长安药商宋清、扬州王四舅、俞大娘航船以及安南、广州的外国船等。
⑥社会风俗，如京城尚牡丹，一本有直数万者，流俗重碑志，以重价求文，以及达官争娶士族女等。
⑦唐代官场中的一些制度和习俗，如宰相沙堤、火城、堂案、堂贴等，还有官场中的称谓，使职的设立及名目。
由于内容繁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三）价值及影响
《国史补》对于全面了解唐代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功用，且可信度高，因此被广泛征用，仅《太平广记》征引其内容即达一百三十三处之多，其他的如《唐摭言》、《北梦琐言》等也多次征引，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记小说时，此书最多。所以《国史补》对于历史的补正，文化的研究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天禄琳琅书目》云：“考《崇文总目》与肇《国史补》外，又载林恩《补国史》六卷，高若拙《后史补》三卷。而晁氏《读书志》中皆不载，是当时所重者惟肇所補之书。”可知此书在宋时于同类书中，最受重视。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此书“在唐、宋说部中，最为近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然论张巡则取李翰之传，所记左震、李汧、李廙、颜真卿、阳城、归登、郑絪、孔戣、田布、邹待征妻、元载女诸事，皆有裨于风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狱之说，杨氏穆氏兄弟宾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说诸典故，及下马陵、相府莲义，亦资考据。馀如摴蒲卢雉之训，可以解刘裕事。剑南烧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隐诗，可採者不一而足。……欧阳修做归田录，自称以是书为式，盖於其体例有取云。”由此可见，历代学者对此部书都有相当不错的评价，而且《国史补》的行文方式以及用五字标题概括每条内容的体例，都成为后世笔记小说撰写的范本。
三、《国史补》纯粹笔记小说地位之确立
综上所述，我认为，称《国史补》确立了纯粹笔记小说的模式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依据总结如下：
1.从体例上讲，《国史补》是具有史料性或学术性笔记，是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而成的，文字简短，纪实性强，是增补辩证历史的典型著作。这些方面都符合笔记小说的特点。
2.从内容上讲，《国史补》是续《隋唐嘉话》而作，但其中去除了猥亵、怪异的内容，在陈述事实方面更加“纯粹”，没有虚构和夸张的小说痕迹。
3.从作用上讲，《国史补》是正史的补充，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研究和借鉴价值的资料，也让正史中被略去的方面得到了还原，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为可信度很高，《国史补》被《太平广记》等类书大量征引，地位不凡。
4.从影响力上讲，《国史补》所创新的写作体例和框架，成为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
在浩如烟海的唐记小说中，《国史补》记录的条目不是最多的，但却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一部，这或许与其著史态度最为端正，对历史的补充作用最大有关吧。不论从体例上、内容上还是影响力上，称《国史补》为“纯粹”的笔记小说都不为过，这也是对它在文学史上存在价值的一种肯定。对于这样纯粹的《国史补》来讲，它的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希望这部书能够收到各个领域学者的重视，让它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②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史绳祖.学斋占毕[M].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第854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李肇.唐国史补[M].台北：新兴书局，1960.
[2]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J].文学遗产，2003（02）.
[3]罗宁.论唐代文言小说分类[J].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3）.
[4]郭彦龙.笔记小说的概念、演变及价值[J].洛阳：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03）.
【英文摘要】Asforthepropositionthat“humanconsciousnesscannotonlyreflecttheobjectiveworld，butalsocreatetheobjectiveworld”，there，inthephilosophycircleoftheformerSovietUnion，existedseveralsortsofunderstandings，differingindegrees.AnacademiciannamedKedrovF.B.，expoundedthatsincethisisanintermediatestagewhenLeninreadtheworksofHegel's，andlinguisticoperationisconductedonHegel'sprofoundexpression，thispropositionreflectsthefeatureof“tobethisandtobethat”andisnotHegel'sthought，noristhewell-consideredviewpointofLenin.Onthisproblem，theripeviewpointofLenin'sshouldbethattheworldcannotwhollysatisfytheneedofhumanbeing，somanmustchangetheworldbymeansofhisownactivities.Thisexplanationisscientificandconvincible.Inourcountry，thecompilersofsomeauthorizedtextbookswereutterlyignorantofthenotableprogressinthestudyofthisproposition，andresultedinthemisunderstandingofLenin'sview.
【关键词】意识/反映/创造/客观世界/语言手术/Consciousness/reflect/create/objectiveworld/linguisticoperation.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6-0035-11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P228)这是列宁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写下的一句话。仅苏联哲学界对这句话就有好几种不同的理解，有些意思还截然相反。按照这些解释的理论深度，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水平。第一个等级反映的是苏联哲学界对这句话刚开始研究时的面貌；第二个层次，是他们力图对这段话的解释能自圆其说，是大胆探索时期的表现；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对这段话的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作出了比较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进入到比较成熟的时期呈现出来的面貌。
在我国，长期以来，基本上还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即认为它是列宁本人成熟的思想，它的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2](P254)[3](P162)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高等院校哲学专业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还在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等同于人在改造世界之前已有了如何改造它的设想、计划等等[4](P124)，即把这句话说成是列宁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成熟的观点。我认为，这基本上接受的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家对它的理解，还停留在他们开始研究这句话时的水平上，是对列宁的一种误读。
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长期以来，对它理解的错误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后果?只要联系实际分析一下苏联哲学界各个时期对它的不同解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一)
斯大林时代，直至6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哲学界绝大多数人基本上是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说成是列宁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的改造与发挥，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表达。他们把意识创造世界说成是列宁强调意识能动性的一种形象的说法，认为其意思是指人们依靠正确的认识能够改造世界。他们通常把这句话前边的“换句话说”，说成是“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是列宁后边关于“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P229)这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述。苏联哲学家谢·斯·吉谢辽夫1955年在中国讲解列宁的《哲学笔记》，就是这样解释的。[5](P113-114)哲学博士、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菲·依·格奥尔吉也夫1957-1958年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时，也认为这段话是列宁的“诸基本原理之一”[6](P17-18)。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哲学研究所和白俄罗斯国立列宁大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哲学史教研室集体编写，1959年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一书在谈到这段话时，说它是“揭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含义”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个论点，是针对否认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经济主义者”的，“指的是，思想一旦掌握群众的意识，就能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有助于对当前现实的改造”。“人民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把思想物质化，从而使主观的东西变成客观的东西。”[7](P315-316)列·尼·苏沃洛夫于1960年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也认为，这段话是列宁强调“意识、理论、科学、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8](P110)，甚至直至1982年，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再版时，还持这样的看法。[9](P88)
这类解释普遍存在的一个毛病就是缺乏论证，具有简单化和主观武断的性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说法，把意识变成了独立存在的能动的主体，这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的命题。马克思就说过，“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P217)。而这类解释，却硬把意识创造世界说成是列宁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表述，这种看法与马克思的看法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他们在把这段话说成是列宁强调意识的能动性时，已经悄悄地把原有的命题改变了。而对为什么能把意识创造世界说成等于人有了正确的认识通过实践能改造世界，又未能作出任何说明。我们知道，列宁对上述马克思的话是很熟悉的。同在《哲学笔记》中，在他写这句话以前，他在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神圣家族》一书时，还特别注意抄录了他们的这样的论断：“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P25)怎么能设想他会同意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呢?而且，众所周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光辉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不厌其烦地在反复驳斥意识、感觉和心理的东西能创造世界、创造物的唯心主义论点。他总是强调，“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11](P324)。在继续讲一般唯物生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列宁再三阐明：“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以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11](P326-327)列宁1908年在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关系问题上所持的唯物主义立场是这样的坚决、鲜明，怎么能设想他到1914年会提出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种完全相反的论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呢?其实，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也承认主观因素对事件的客观过程的能动的反作用。但他不是把这种作用理解为是对客观世界的“创造”，而是把它看作是意识对人们物质实践的一种引导作用。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个论断看作是他的科学观点的表达，势必得出，列宁《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书的基本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完全改变了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一书中所持的唯物主义立场。事实怎么样呢?列宁在这两本书中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内容的侧重点有不同。这是由不同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列宁的《哲学笔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各种基本原理，它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相互抵触的东西，更不要说是在这种根本的原则性的看法上了。在《哲学笔记》中列宁的真实立场究竟是怎样的呢?许多例子都表明，只要黑格尔稍微有意赋予绝对观念、精神性的东西以创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列宁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严厉的驳斥。如，他把黑格尔关于在逻辑中“观念成为自然的创造者”的说法抄下来，并在旁边写上“!!哈哈!”[1](P184)两字，前后加了惊叹号，对这种露骨的唯心主义加以无情的嘲弄。事实表明，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对观念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态度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同样坚决。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怎么可能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表述呢?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说成是列宁思想的确切表述，承认意识能创造客观世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结果只能是取消存在第一性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从而为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供根据。
事实上，人的意识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直接创造客观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任何唯物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否认意识具有这样的能力。人的意识能够创造的惟一的东西就是精神产品：关于世界的形象、观念、概念和各种符号系统。而且这种创造严格地说也是人脑借助意识进行的。因此，创造世界的不可能是意识本身，而只能是具有意识的人，也就是获得世界的客观图景，并以自己的实践活动去改造世界的人。意识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参加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列宁决不会用这样的话来强调主观能动性。他在《哲学笔记》中在强调人根据正确的认识可以改变世界这种能动性时，是这样表达的：“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重要的。”[1](P117)“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等等。
这类解释把列宁写在这句话前边“换句话说”，说成是这句话不过是“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的另一种表述。这种解释也很难令人置信：第一，从列宁的手稿看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话，并不是写在“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旁边或后边，而是紧靠着他转述黑格尔思想的话；第二，后边讲的能改变世界的是人，这完全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表述，而不是说意识本身就能直接创造世界；第三，“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句话，已经把列宁所要表达的意思十分准确、通俗地表达出来了。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再换一种说法。即使列宁还想换一种说法，也不会用这种唯心主义的语言来代替它，做这种画蛇添足的事。
至于在这类解释中还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针对“经济主义者”的，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我们知道，在俄国，“经济主义者”的思想泛滥在19世纪的最后那几年。1914-1915年，列宁创作《哲学笔记》时，理论战线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批判经济主义者的错误思想了。而且，这句话是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论”时写的。在《逻辑学》中并没有什么与经济主义者的思想有直接联系的东西。相反，列宁当时读黑格尔，潜心研究哲学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要从理论上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本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冷静地、客观地揭示帝国主义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导致战争的必然性，从而为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作理论准备，在新形势下为无产阶级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战略和策略，在这种关系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极其重大而严肃的问题上，怎么能设想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列宁，会用这种唯心主义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呢?列宁当时读黑格尔，潜心研究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庸俗进化论、折衷主义和诡辩。而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在论述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时，着重指出的就是他们的基础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诡辩论的基础则是主观唯心主义。如他说：“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灵活性=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1](P112)在这里，列宁强调的所谓客观，就是对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的反映，是对世界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这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折衷主义与诡辩论的基础就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它们表现为一种主观随意性。既然如此，怎么能设想列宁会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辩证法思想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种解释是肤浅的，也是最省力的，但不能自圆其说，逻辑上有不少矛盾。在它身上还打有苏联哲学界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刚开始，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印记。长期以来，正是由于把这种明明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法当作强调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论，这就使它冠冕堂皇地成了搞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理论根据。
列宁的《哲学笔记》从其问世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有三十多年，苏联哲学界何以对“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的研究还停留在这样低的水平上呢?20年代至30年代初，德波林、阿多拉茨基等人对《哲学笔记》作了不少研究，怎么能说直至6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对这段话的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呢?这只要联系苏联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历史，稍作分析就不难理解了。
不错，在20-30年代，以德波林、阿多拉茨基为代表的一些苏联哲学家曾先后对列宁的《哲学笔记》作过一些研究，发表过一些学术论文。但总的看，这个时期只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这部最丰富、最深邃、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的开始。当时，主要精力还放在辨认手稿和出版原著上。研究的重点也主要是涉及到《哲学笔记》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研究《哲学笔记》的原则、《哲学笔记》的理论重点及其价值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到这一伟大实验室的内部，对其中的一些具体提法进行研究。
在苏联，虽然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阶段”的口号。但由于对斯大林同志个人崇拜风气的滋长，苏联哲学界把主要精力都放到阐释、宣传斯大林同志的哲学思想方面去了。真正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实际上进行得很少。尤其是后来，斯大林同志主持编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只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的哲学基础，而只字未提《哲学笔记》。接着他又先后提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反动”和意在强调《哲学笔记》的不成熟性，说它只是“列宁思想的实验室”的看法，甚至还告诫理论界：“决不许把列宁的札记、手稿变成某种(!)原则性的指示，甚或完整的‘学说’”(注：转引自菲·依·格奥尔吉也夫《论列宁的＜哲学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第3页。)。在斯大林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列宁的《哲学笔记》在斯大林在世时，始终未能作为列宁的基本著作编入《列宁全集》。这期间，苏联先后几次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必读书，也始终把《哲学笔记》排除在外。不仅如此，在苏联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空气十分紧张的斯大林时代，《哲学笔记》这本以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以札记、手稿形式出现的列宁本人并不是为公开发表而创作的未完成的著作，甚至成了无人敢于问津的一个领域。更何况这期间苏联还进行了好几年艰苦的卫国战争。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战争年代，许多学科的研究几乎全部都不得不中断了呢!所以，从30年代中期直到斯大林同志逝世，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整个苏联只有波波夫一部关于《哲学笔记》的讲稿。未出过一部研究《哲学笔记》的专著，连关于它的论文也屈指可数。这期间，《哲学笔记》研究在苏联基本上是空白。
斯大林同志逝世后，50年代中后期，苏联的报刊虽然日益响亮地提出了加强对列宁哲学遗产研究的问题。但由于《哲学笔记》本身的难度，决定了对它真正深入的研究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所以，直至60年代前半期，这段时间实际上只是恢复了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对其中一些具体原理的阐发，仍然处于开始阶段。加上教条主义对苏联理论界的长期影响，严重妨碍了他们对列宁写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说法作实事求是的探讨。再有，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不少方面否定了斯大林，但他与斯大林都有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倾向，这恐怕也是苏联一些哲学家意识不到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意识创造客观世界”分明是唯心主义的提法，把它说成人有了正确的认识在实践中能改造世界这一解释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由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理论界思想比较活跃，学术空气也一直比较自由，特别是1964年赫鲁晓夫去职后，他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受到批判，很快也有人对上述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是列宁概括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他们把这句话前的“换句话说”，说成是对列宁摘抄的黑格尔的晦涩难懂的语言而言的。从此开始了对这段话不同理解的争论(注：参看：费多谢耶夫《现时代的辩证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年俄文第2版“意识能否超越现实”一节。)。
这种解释与前者虽然截然相反，然而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缺乏理论分析，未能说出多少理由，同样具有简单化和武断的性质。首先，意识反映客观世界这分明是一切唯物主义共同的基本前提，怎么能把它说成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呢?其次，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客观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和异在，黑格尔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说人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样的话。怎么能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思想强加给他呢?最后，这种解释与第一种解释一样，也只能为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提供理论根据。总之，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并不比第一种解释在理论上更深入，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同属于这句话研究的初期阶段。如果说它较之于第一种解释有进步，就是在于他看出，不能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看作是列宁的思想，力图找到对这句话的正确解释。
(二)
由于无论是把这句话简单地解释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能动性的表述，还是把它说成是列宁复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都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都站不住脚；由于对立观点的出现，争论的展开，这句话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注意，对这句话的研究也迅速深入，相继出现了许多新的探索性的解释。
科普宁是苏联最具创造性的著名哲学家之一。他最先在196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中提出了对这句话一种新的解释。他说：“列宁摘录黑格尔的话时写道：‘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如果离开摘要单独拿出这句话来，那么它听起来就是唯心主义的：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然而在这里指的是另一回事，是说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具有创造性。”他还对这一解释补充说明道：“反映与创造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它们在同样程度上反映认识的本质方面，一个不排斥另一个。”[12](P107)
这一解释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中的客观世界，由存在于认识主体之外，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现实世界变成了观念的世界——关于世界的认识；把原来说的人按照正确的认识去改造外部世界由主观到客观的过程，变成了人认识世界，由客观世界到认识的过程。这种解释避免了人的意识创造现实的客观世界这种明显的唯心主义。较之第一类解释是一大进步。但仔细推敲起来也不是没有问题：一是这种解释中两个客观世界实际上指的已不是同一个东西——前者是指作为认识对象、存在于认识主体之外，不依赖于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后者则是指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而这种“客观世界”是不能离开认识主体独立存在的。第二，按照科普宁的说法，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创造性反映。所以，意识，“认识既不单独属于主体，也不单独属于客体”[12](P103)。可是他在解释“意识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时，又把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说成就是客观世界。这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第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定，反映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具有创造性、能动性这种意思。在讲了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之后，还认为有必要用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来进一步补充说明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具有能动性的，这不等于承认了反映本身是一个没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只是像镜子成像那样的机械、消极的过程吗?这就势必导致否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反映概念的实质，抹杀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根本区别。第四，正如作者自己已经意识到“反映”和“创造”是两个概念。首先，列宁从来没有用过“创造世界”这样的说法强调过反映的能动性。他在《哲学笔记》中强调反映的能动性时，对于较简单、低级的认识，用的是“生动的直观”[11](P181)；对于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思维比“生动的直观”更能体现出反映的能动性：“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1](P246)其次，科普宁说：“反映”和“创造”“在同样程度上反映认识的本质方面，一个不排除另一个”。可是他对此并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再有，意识只是人脑的机能，真正具有反映能力，具有能动作用的只能是具有实体性存在、能从事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主体——人。不能说意识本身就具有这种能动作用。
与科普宁的解释水平差不多的另一种新的解释，是费多谢耶夫1978年在他的《现时代的辩证法》一书的俄文增订第三版中提出来的。他在“意识能否超越现实”这一节中说道，把“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说成是列宁强调意识的能动性的真理性思想，或把它说成是列宁在做《逻辑学》笔记时简单抄录下来的原理，都不对。这两种解释都是片面的。他提出应当按照历史的线索来理解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是列宁用来指辩证唯物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它反映了旧唯物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重要特征：在自然领域，承认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是派生的。而在社会生活领域，则认为是意识创造世界。他还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13](P424)值得注意的是，费多谢耶夫这本书在苏联出过三版，在1966年第一版中，作者还认为意识创造客观世界是列宁用来揭示意识的能动性的呢如上所引，1975年出第二版时，他认为这句话是列宁转述黑格尔的思想，而他提出这种解释也在凯德洛夫1972年早已提出更科学、更合理的解释之后。作者把这句话说成是指旧唯物主义，这就把这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消除了第一类两种解释不能把前后两个分句统一起来的毛病。就这句话本身看，基本上说通了。因此，我认为这种解释相当于第一类解释也是一大进步。
然而，仔细推敲起来，也不难发现。这种理解也像科普宁的解释一样，也还存在种种的问题：首先，这句话列宁是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中谈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时写下的。我们知道，这部分并没有涉及到旧唯物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任何内容。怎么能设想列宁会在这里突然讲起旧唯物主义来呢?第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在这段话中，列宁在前后两个分句中用的都是同一个“客观世界”——是指自然界。有什么理由说他在第一分句中的“客观世界”是指自然界，而在第二个分句中的“客观世界”就是指人类社会的现实呢?第三，关于旧唯物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重要特征，列宁在这之前早就多次作过科学的、明确的概括，如：他于1908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就写道，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第三个局限性是：‘在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11](P239-240)。他在创作《哲学笔记》之前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讲过：“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15](P586)，等等。怎么能设想列宁还要用这种含混不清，只会引起歧义的语言来表征旧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特征呢?
科普宁和费多谢耶夫的解释，都消除了第一类解释前后两个分句不能统一起来，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单就这句话本身看，大体上都可以说得通。但仔细推敲起来，各自又都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作为深入探讨这句话的真实涵义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的这两种解释，在理论深度上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东西，相对于第一类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解释，都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三)
对这句话的研究从理论深度来看，我认为更高的层次要数凯德洛夫于1972年在《列宁思想实验室＜哲学笔记＞概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一种解释。凯德洛夫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既不是列宁的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表述，也不是列宁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简单复述，而是他对黑格尔的思想动的一次语言手术，是列宁改造黑格尔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所以这句话才呈现出这种介乎两者之间的面貌。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可信的：
首先，《哲学笔记》中确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列宁在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唯物主义地改造黑格尔往往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在遇到了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情况时，通常会出现几个层次分明的步骤。第一步是摘抄他认为很重要的黑格尔的思想和原文。第二步，为了把黑格尔的思想头足倒置过来，首先必须懂得黑格尔的话的真正涵义，不是用晦涩的，看起来不方便的，故弄玄虚的语言，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列宁在黑格尔的原文与表述的基础上开始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但主要还是对黑格尔的难以理解和含混不清的话作说明。所以，这时还不是他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表述。第三步是完成阶段，是列宁对黑格尔进行唯物主义改造之后的自己的思想和原理的科学表述。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在作为出发点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原理和列宁完成改造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表述之间，出现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词句。
例如，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规定就是这样做的。他首先逐字抄下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规定的德文原文，并在旁边的空白处写道：“规定不是明确的!!!”既然如此，那就首先需弄清楚，黑格尔用这个规定到底想说明什么?列宁着手进行这种分析：他从黑格尔的规定中分解出三个要素，并对其中每个都作了评论。这时，他已不是简单地摘抄，也不是简单地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把黑格尔的晦涩艰深的语言变成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这就是列宁改造黑格尔过程中的中间阶段。然后就是列宁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对他在黑格尔那里找到的，他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写道：“或者可以较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紧接着就是列宁自己表述的著名的辩证法的16条要素。[1](P237-240)
“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正是这种，至少有可能就是这种介乎黑格尔与列宁之间的中间环节。
其次，要正确理解这段有争议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脱离上下文，把它割裂出来，孤立起来加以讨论。只要弄清列宁和黑格尔各自有关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的一贯思想就很清楚了。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第二部分——主观逻辑或概念论)的“客观性”部分时，所特别感兴趣的是实践及其客观基础的问题。列宁在作了一些摘录和在空白处作了评注之后，在笔记本的中间用双垂直线分为两部分，左边摘录黑格尔的观点和表述，而在右边则写下同前面的摘录相反的、自己有关该问题的观点。一边相应的标题是“黑格尔”，另一边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他摘录黑格尔的第一句话是：“对机械性和化学性来说，目的是第三项，它是它们的真理。”与此相对立的列宁的观点是：“区分为机械规律和化学规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接着摘录了黑格尔谈论目的问题的话：“因为目的自身还处在完整概念的客观性或直接性的范围内，所以它还受到外在性本身的影响，并且同那和它有关的某个客观世界对立着。”列宁在这段话旁边写道：“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1](P200-201)
在这一大段笔记之后，列宁在方框中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1](P201)
可见，列宁从来都是把认识解释为自然界在人的思想、意识中的反映。列宁当然很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作用，但他绝不是在“创造客观世界”的意义上说人的意识具有创造能力。在他看来，人的意识正确反映自然界的实质和规律，从而使人有可能为自己的实际利益和目的而运用自然规律。意识与已认识的自然规律的性质相适应，在人面前提出目的，然而这个目的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达到。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具有“创造客观世界”能力的，只有人的实践活动、人的行动，而不是人的思想本身。
第三，意识“反映客观世界”明明是唯物主义的说法，你说这是列宁用来表述黑格尔的真正立场，来把黑格尔的说法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这种说法有根据吗?在列宁《哲学笔记》的其他地方还有类似的情况吗?有。不仅有，而且还很多。
例如，列宁这样表述黑格尔的“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关于类比的推理)向关于必然性的推理的转化，——归纳推理向类比推理的转化，——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的转化，——关于联系和转化[联系也就是转化]的阐述，这就是黑格尔的任务。黑格尔确实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正确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1](P192)。这里列宁就用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说法来表述黑格尔的立场。可见这种说法所表达的的确可能是黑格尔的思想。
就在这之前，列宁在表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也曾指出：“由于黑格尔探讨客观世界的运动在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涵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1](P190)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同样的说法。
再如，在《哲学笔记》中有一处关于黑格尔对把思维和客观性形式主义地分隔开来的普通逻辑的态度的地方，列宁先把黑格尔的话摘下来：“‘在这里思维仅仅被认为是纯粹主观的和形式的活动，客观的东西则被认为和思维相反，是某种固定的和本来就是如此的东西。但是这种二元论不是真理，并且，不问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来源，就这样简单地接受这两个规定，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主观性仅仅是从存在和本质而来的一个发展阶段——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界限’并且‘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1](P195)然后他用自己的话来表述黑格尔的立场。他写道：“极其深刻而聪明!逻辑的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1](P195)
由此可见，列宁的确在自己的笔记中的许多地方都是用“客观事物”，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这种说法来表达黑格尔的真正立场，把他的说法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的。可见，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提法里，“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这半句话，决不能作为证据，用来证明整个提法似乎都是列宁有关这个问题的唯物主义观点。事实上它是列宁对黑格尔的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的一种表述。
第四，说凯德洛夫院士的理解是正确的，只要弄清楚引起争论的这段笔记是怎样产生的，就更可信了。
在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将近结束时，即读到“概念论”的第三篇“观念”中的第二章“认识的观念”时，列宁对黑格尔如何谈实践和意识的能动作用特别注意。但同时他也感到黑格尔的论述特别艰深，有许多看不明白的地方，需要仔细分析，再一次回过头来研究。
列宁的笔记证明，为了弄懂黑格尔说的是什么，他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工作。因为不弄清这点就不可能把本身尚未理解的东西纳入唯物主义的体系。因此，列宁先抄下了黑格尔的话：“……‘既然自为的概念现在是自身规定的概念，那么观念就是实践的观念，即行动’……”接着是列宁的笔记：“下面一节标题为《B：善的观念》”[1](P227)。然后列宁记下了他自己对黑格尔这段话是怎样理解的：“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黑格尔的意思是这样的吗?要回过头来再看。”[1](P227)
在这之后紧接着列宁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从实践、行动只向善(dasGute)转化呢?这是狭隘的，片面的!然而有益的东西呢?毫无疑问，也包括有益的东西。或者，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这也就是‘善’?”接着又进一步写道：“所有这些都在‘认识的观念’这一章(第二章)中，即在向‘绝对观念’(第三章)的转化中——毫无疑问，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因此，当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列入认识论时，他的观点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显然，这几段都是列宁努力在设法理解黑格尔的意思，揭示黑格尔原理的含义。所以，他在旁边写了“黑格尔论实践和认识的客观性”[1](P227-228)。
不用说，列宁在这里说马克思和黑格尔接近，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彻底唯物主义改造的意义上说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列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寻找继承关系，并且找到了它。这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列宁紧接在这后面记下的、已经是直接关于我们所关心的意识在其同实践的联系中的能动作用问题的笔记。
列宁把笔记中间用竖线分开，左边照抄黑格尔的说法，右边写自己对这些摘录的理解，最后是结论，是对黑格尔原理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后的列宁成熟思想的表述。在这里，实际上就是通过三个步骤才完成对黑格尔的改造的。即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说法到列宁本人的唯物主义的原理之间就有一个过渡阶段——把黑格尔的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笔记本的左边是抄录的一大段黑格尔的话，列宁在上边加了一个标题：“认识论中的实践。”右边从“作为主观的东西的概念……”[1](P288-299)开始的一大段，列宁用以把左边黑格尔的话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但在这里基本上仍保留着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观点。当他把这一工作做完后，可能是列宁重新把用自己的语言表述黑格尔的观点的话看了一遍，觉得意思还不够明确，于是又在右半边的上边加了这样一段话：“换句话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因为对黑格尔话的抄录和对他的话的解释两边开始写的文字基本上是平行的。这段话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它在手稿上就越过了上一段笔记的界限。鉴于这种情况，这里的“换句话说”，是关于右边理解的另一种更清楚、更简练的表达，也是左边黑格尔观点的另一种说法。它是列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黑格尔的意思。这里已有了初步的改造，所以，就使整段话呈现出了亦此亦彼的面貌。
黑格尔的意思完全清楚了，完全可以把其中的合理因素吸收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对其作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和发挥了。于是，这时列宁加以总结，在最后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这就是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才是列宁本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才是他关于主体具有能动性的思想。后来，列宁又进一步发展了他对意识与实践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它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客观真实的)现实。”[1](P235)
把对“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句话的理解放到列宁和黑格尔各自有关这个问题的整个思想中，联系列宁改造黑格尔的过程、方法，联系整个《哲学笔记》加以把握，把它看作是列宁改造黑格尔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是列宁用他所特有的方式对黑格尔的纯粹唯心主义观点的一种表述，我认为这种理解逻辑上首尾一贯，是可信的，符合这段话的本来面目。[16](P48-74)
70年代，苏联哲学界能对列宁《哲学笔记》中这段话作出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理解不是偶然的。首先，从政治形势方面看，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通过批判个人崇拜，使苏联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后来，勃烈日涅夫上台以后，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管理。但一般地讲，他也很注意对正常的学术讨论不采取粗暴的行政干预的做法。总的看，在他当政期间，苏联的学术空气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一些远离政治现实的抽象的理论问题的争论还是很自由的。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情况是，苏联哲学界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系统理论后，经过10多年的努力，系统性原则在哲学家头脑中已经扎根。这恐怕也是凯德洛夫所以自觉地运用系统性原则来研究这段话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再从苏联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情况来看，他们于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深入研究列宁哲学遗产的问题。60年代对这段话的争论又推动了哲学家对这段话的探究。1967年8月14日苏共中央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社会科学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发表后，把唯物辩证法理论系统化成了苏联哲学战线的头号任务。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过的各种哲学原理和他们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思想。我们知道，列宁的《哲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这两方面作出的贡献最多的著作。所以，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苏联哲学界很自然地形成了一股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热潮。到了70年代中期，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具体的传统的基本原理的研究都日趋深入、成熟，进入了把它们加以综合，系统化的阶段。对这段话的比较成熟的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的。
对这段话的科学解释由凯德洛夫院士最后提出来也不是偶然的。早在20年代，凯德洛夫就帮助H·A·波德沃伊斯卡娅为准备出版列宁的《哲学笔记本》做过手稿的辨认工作。从那个时候起就对列宁的《哲学笔记》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它[17](P63)。接着他又迷恋上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大逻辑和小逻辑，这样在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同时研究了列宁与之打交道的黑格尔那些著作本身，使他对《哲学笔记》的研究大大深化。稍晚凯德洛夫在红色教授学院继续研究这一著作，听了关于《哲学笔记》的课，后来在苏联科学院读研究生时又专门研究了它(材料来自勃.姆.凯德洛夫的手稿，《列宁准备辩证法著作的进程(＜哲学笔记＞导读)》“编纂者的话”。俄文手稿由其夫人向作者提供)。在50年代以前苏联发表的寥寥无几的几篇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学术论文中，就有凯德洛夫1947年发表在《哲学问题》第二期上的《论列宁的哲学笔记本》一文。50年代，又是他发表文章最先提出了深入研究列宁哲学遗产的问题(参看勃.姆.凯德洛夫发表在1955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4期上的文章)。他自己身体力行，和别的哲学家一起深入探讨列宁的《哲学笔记》，从60年代起先后出了《辩证法、逻辑与认识的统一》(1963年)、《列宁辩证法的要素》(1965年)、《列宁思想的实验室(列宁＜哲学笔记＞概论)》(1972年)等一系列关于《哲学笔记》的专著。他是苏联最富盛名的哲学家，也是对列宁《哲学笔记》研究得最多、最深入的学者之一。对这段话的合理的理解，是他长期对列宁《哲学笔记》作艰苦研究的结果。
现在我国哲学界对这段话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前苏联哲学界对它理解的初期水平上，这也反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步晚，后来又受到严重干扰，实际上停顿了很长时间这种状况。此外，可能也与过去我们长期搞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因此看不出把它说成是列宁的成熟观点的表述的毛病，甚至还需要把这种“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唯心主义命题作自己的理论根据有关。现在是认真检讨这种理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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