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区劳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农村第一经济目标，突出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五)服务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转移的需要。
一是在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管理方式上，还不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的需要。全区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多，分布较广，服务管理难度大，农民工在外的医疗、子女入学等诸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办法。
二是维权工作步履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鉴定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社保费，不支付或不足额支付农民工加班工资的现象仍较突出。
三是返乡创业上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创业的要求。全区除发展生猪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在其他领域创业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六)经济发
展滞后，就地转移劳动力较难。尽管近几年我区经济发展提速，步伐加快，但比市内主城区及市外经济发达的地方，仍然差距甚大；目前当地无大、中型企业带动，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较难。
(七)土地流转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是农业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有效解脱出来。二是部分农民想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外出务工，但无流转接受对象。三是部分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又存在害怕收不回来的担忧，不愿流转。四是部分农民两头兼顾，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家种地，往返奔波于家庭和务工之间，形成了务工连续性差，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收入不高的特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改革培训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开辟劳务基地，打造劳务名牌，拓展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促进城乡统筹。
(一)理顺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就业。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效能。根据市编委渝编()31号文件精神和市劳务办职能已划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实际情况，尽快将现由区农业局负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利于上下工作衔接，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工作由就业局承担。以便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信息收集发布、组织培训、技能鉴定、基地建设、转移输出、社会保障、执法监督、争议仲裁一条龙的服务管理体系。
(三)以突出提高技能为主，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一是培训管理上，由劳动局统筹协调。长期培训(毕业时发两证：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由教委负责；中期培训由教委、劳动局共同负责，以劳动局为主；短期培训由劳动局负责。二是在培训方式上，坚持市场运作，强化订单培训，实行农民订单、学校接单、政府买单的三单式培训。三是在培训内容上，除长期培训的以外，少讲理论课，多上实践课，中短期培训的至少应做到半耕半读同时要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纳入培训内容。四是在培训质量上，要以市场用工需求设置培训科目，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以成功输出和稳定就业为考评培训机构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四)建立收集渠道广泛、发布迅速的企业用工信息服务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是确保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就业局除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外，还应在劳务输出基地和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地方的人员中聘请信息员，广泛收集和反馈各种劳务用工信息。各村(居)明确12名信息联络员，形成市、区、乡(镇)、村、社五级劳务信息网络体系，为订单培训提供信息支撑，为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提供信息保障。
(五)拓展劳务基地，培育劳务中介，建立多渠道劳务输出机制。一是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联络对接，开发建立技能型成规模的劳务定向输出基地，拓展基地规模。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立劳务公司，外来用工单位招收农民工，由劳务公司统一规范劳动合同，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三是培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农民的转移搭建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
(六)加大宣传力度，开展联合执法，建立农民工维权机制。一是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劳资双方学法守法的意识；二是企业要实事求是的建立劳动用工台帐；三是建立联合执法检查制度，由公安、劳动、司法、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成联合维权组，每年开展12次联合执法检查；四是继续实行劳动合同签证制度，以确保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五是劳动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七)制定鼓励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性培训，建立扩大就地转移规模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转变输出观念，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当产业工人。二是通过创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三是通过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招商引资，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四是通过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吸引，引导一批有实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实行奖励，实现由走出去到引回来的转变。
(八)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建立考评奖惩机制。一是区政府向已成规模的劳务基地派驻办事处，负责招商引资、企业用工信息收集反馈、农民工的维权及相关协调工作。二是增加投入，首先是整合教育、农业、扶贫、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培训资金，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其次是负责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主管部门加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多争取培训指标的力度；再次是区级财政应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专项用于农民工技能培训。三是对培训质量高、转移输出稳定就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一次性转移50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协调发展。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既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实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必经之路。各级各部门应紧紧围绕打造劳务品牌，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部门服务、农民受益的原则，加强领导增添措施，推动劳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xx区是一个农业大区，也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区。目前，全区共有农村劳动力24万，占总人口的46%，农村劳动力16万人，占农村人口的67%。据区就业局统计，现我区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共有7.3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5%，已转移就业3.6万人，占49.3%，每年新增劳动力0.4万人。20xx年全区外出务工人员达3.9万人。20xx年前三季度全区农民人均劳务收入93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65.7元，增长39.85%。其中，农民人均在本乡地域内劳务收入112.7元，同比增长14.07%；农民人均外出从业收入780.7元，同比增长46.94%。劳务经济已成为我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和一项新兴产业。xx区发展劳务经济的主要做法是：
xx区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是全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发展劳务经济是解决农民脱贫致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现实途径和必然选择。20xx年以来，区委、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见》，要求逐步建立起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农民自主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努力形成内部大转移，城镇大吸收，向外大输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格局，确立了用15年时间转移农村劳动力9万人，年均转移6000人的战略目标。在每年召开的全区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将劳务转移培训任务以责任状的形式分解量化，定期检查，把检查结果作为考核镇班子干部实绩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形成了全区上下自觉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态势。
为了实现全区劳务经济大发展、大提高，xx区狠抓了劳务输出工作机构建设，形成区、乡(镇)、村三级工作网络，为促进劳务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一是成立了以区委、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常务副组长，区级四大班子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科技、公安、工商、税务、财政、就业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协调会，分析工作新动向，研究解决新问题，推进全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20xx年，为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立了xx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中心，每镇配备1名专职副书记，择优6名选调工作人员，专抓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工作，为促进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干部力量。
二是建立了乡镇、办事处劳动保障平台。按照机构、人员、场地、经费、制度和工作“六到位”的标准，在全区各镇、办事处建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所，统一装备了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等现代办公设施，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100名，负责做好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各镇在开展劳动力资源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料信息库，并录入微机，实行动态管理。各村聘请了劳务输出信息员，负责用工信息的传送和外出务工人员的组织。同时，我们还对基层工作人员开展了业务培训，使他们熟悉政策，掌握操作程序。目前全区形成了区有劳动市场，镇有劳动保障事务所，村有劳务输出信息员的三级劳务输出服务体系。
以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坚持产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集中有序转移与自发分散转移相结合，稳定性长期转移与临时性季节转移相结合，疏通转移渠道，增强各类载体的吸纳功能。
一是组织劳务输出。采取各级政府统一组织，各类中介组织、经纪人介绍、本地在外经商办实业的能人带动等多种途径，开辟外地劳动力就业市场，大规模组织劳务输出。几年来，全区已集中组织劳务输出1.2万人。
二是大力发展城镇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建大企业、上大项目，采取积极鼓励、放手发展和政策扶持等措施，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由单一流通型向多元型经济发展，城镇经济快速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增强。几年来，全区共引进亿元以上项目25项，千万元以上89项，新上改扩建项目241项，娃哈哈、小肥羊等13家国内知名企业落户临河，截止20年末，全区拥有各类工商企业和个体私营业户1.5万户，吸纳农村劳动力1.6万人。
三是加快城镇建设。通过配套中心集镇水、电、路、通讯的基础设施，大力实施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城镇的集聚功能明显增强。目前，全区有1.1万名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兴办实业。
四是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培育一村一业、一乡一业，通过资源的深度开发，吸纳农村劳动力。几年来，全区已培育成畜牧养殖、肉羊育肥、水产养殖、蔬菜生产加工、粮食加工等各类专业村组110多个，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1.7万人。临河新华镇新丰村615户有520户搞韭菜种植，从业人员1300多人，20xx年全村韭菜总收入达3400万元，人均收入达12400元。
四、强化管理引导，形成服务体系。一是加强信息服务。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一方面加强区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区外苏州华硕、广东东莞光鼎、苏州精华、苏州飞利浦、呼市汉鼎5家劳动力转移基地常年进行用工信息沟通和联系，与本地维信、春雪等100多家企业建立了企业用工信息库，为本地和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用工信息、政策咨询、求职登记等一条龙免费服务；另一方面发挥驻外办事处的作用，广泛收集用工信息。20xx年以来，共收集用工信息1.2万条，近5万个工作岗位。二是强化技能培训。我区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相对偏低，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占88.2%，且普遍缺少一技之长，制约了劳务经济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区委、政府将临河一职中(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和农广校确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发挥职业学校的教学优势，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临河一职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及新形势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要，通过创新“三技六能”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掌握了创新思维方法，拥有了创造开发技能，获取了创业实践本领，满足企业的需要，又为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与春雪集团联合举办的纺织培训，理论课由一职讲解，实践课到春雪集团，由企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讲解。使培训农民既提前得到了岗位锻炼，又提前认识了企业，熟悉了环境。目前，我区培训专业有计算机、汽驾、机修、烹饪、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等15个。截止20xx年底，共培训劳动力2150人，其中，为广东东莞、苏州等地开展“订单”培训输出劳动力500多人。同时，各镇结合实际，采取集中办班、以会代培、印发资料、咨询服务、召开现场招聘会等形式，组织开展了以转变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引导性培训，参培人数达到1.2万人次。全区初步形成先培训、后输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在抓好培训的同时，我们采取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严格项目资金管理，使“阳光工程”培训和扶贫培训经费全部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我区劳务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三是组织有序流动。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在劳务输出上诚信度高、组织力强、行政推动、建立劳务协作关系、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稳妥地组织开展有序输出工作，采取补贴职介费，代买火车票、宣传劳务输出政策和劳动就业法规、发布用工信息等形式，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广泛服务。每年春节前，组织返乡过节的务工人员召开座谈会，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增进感情。春节后，组织召开外出务工人员欢送会，为外出务工人员佩带红花，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区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增强外出务工人员的信心。四是加强输出后的跟踪回访，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们先后在外出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北京、天津、苏州、广东、西安、xx市等城市设立了劳务输出办事处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考察用人单位，收集用工信息，安置外出就业人员。驻外办事处与当地企业不仅建立了稳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还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各种维权服务。20xx年以来，先后为打工人员提供各类咨询服务1.2万人(次)，调解劳资纠纷27起，为务工人员追回工资2万元。
五、规范工作程序，优化工作模式。在劳务输出工作中，我们注重对劳务输出规律的探索，经过几年的实践，基本形成了“一考二训三输出”的工作程序。“一考”，即考察用工企业。在选择用工企业时，先组织人员到输入地有关部门和企业考察，经考察合格后再组织输出；“二训”即：严格进行输出前培训。用工企业考察合格后，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依托培训基地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输出的质量；“三输出”即加强输出管理。在输送人员过程中，始终把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每一次输出都派专人全程护送。
为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确保输出人员留得住，我们初步形成三种劳务输出工作模式。一是能人带动模式。以亲情、乡情为红线，发挥能人带动作用，做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片。二是干部带动模式。由镇干部领头带队，组织农民外出承包工程。三是基地输出模式。在培训基地培训后，集中安置在劳务输出基地。
xx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有的农民思想观念陈旧保守，缺乏敢闯敢干精神，“小富即安”思想严重，不愿外出务工；有的用工单位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有后顾之忧；培训基地的专业设置与农民意愿不相符；参训农民选择专业存在盲目性，一哄而上，造成个别专业过热，有的专业过冷；资金补助不充足，难以开展时间较长，技术密集型的培训专业等等，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要求，围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三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继续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大力发展城乡经济，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转变思想观念，吸引、鼓励更多的农民自觉自愿主动的参与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上来，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
二是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力度。整合培训资源，加大培训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数量与质量，实现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转移就业人员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就业竞争力。
三是进一步推进“三化”进程。围绕构建“一市三区”和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增强产业和人口集聚功能，提升城市带动能力。大力实施工业立区战略，加快培育壮大五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工业整体水平和效益，为转移农村劳动力提供产业支撑。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壮大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经阶段。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我县县情的现实选择。为此，我们就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
据20xx年统计资料显示，缙云县总人口43.69万人，农业人口39.76万人，占91.0%，农村劳动力23.22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12.8万人，女性劳动力10.42万人，分别占55.12%和44.88%。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特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不高。20xx年全县外出农村劳动力7.68万个，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31.70%。二是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全县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8%，初中文化程度占57.2%，小学文化程度占26.8%，文盲或半文盲占3.2%。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大。据统计资料，20xx年我县乡村实有劳动力合计23.22万人，耕地面积15.25万亩，如果按劳均种植3亩计算，只需5.25万个劳动力，加上林牧渔业约需2.5万劳动力，除去外出劳动力，尚有8.11万劳动力需要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
1、劳动力转移异地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广，异地化转移为主要特征。外出劳动力转移遍布全国二十多省、市、区，
近致邻县，远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对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广东东莞、惠州等地超过2万人，上海、江苏等地近2万人，广西东兴市、钦州市等地约5000人。省内主要分布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
2、劳动力转移规模化。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二多二少”特点，即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多，工业、商贸、建筑等行业少；凭技术专长创业多，靠体力务工人员少。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有麻鸭养殖、水产（鱼、虾）养殖、蜜蜂放养、香菇异地培育、花卉种植、蔬菜种植及农产品加工等。去年全县有4万余人外出养鸭，群鸭饲养量1500万羽，总产值超过20亿元，是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倍，有200多名农民在上海从事草花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场，年产值达8000万元。
3、劳动力转移专业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自发性为主，大部分人是通过“亲带亲、友帮友、邻帮邻”走出去，具有显著专业化特点。据了解，全县有300多人到全国14个省市从事香菇异地栽培。500多名蜂农常年在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个省市放养蜜蜂，放养群蜂1.5万群。依托本县工业，全县有5000多名农民到全国各地推销缝纫机、灯管、工刃具等工业品。1000多名农民在温州、杭州等地长期从事个体运输及餐饮业。另外，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如大源镇深坑村107户，407人口，90%劳动力外出创业，其中70%劳动力常年在外专业从事经销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拥有资产上千万元，有的上百万元，全年村民年收入达700多万元；溶江乡有数百人在外专业从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黄龙等村上百村民十几年长期在金华、义乌等专业从事蒸茏生产；地处最偏僻的木栗乡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经商开设超市。
4、劳动力转移模式多样化。全县劳动力转移主要形式有：离土离乡的劳动力转移，少部分农民脱贫致富，自发地下山进城、
留城置业发展(农民转变市民)；离土不离乡外出异地开发、务工经商劳动力转移，是我县农民转移的主要形式；不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有的在本县进城入厂务工，有的进入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务工，有的兼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从事非农职业。
5、劳动力转移主体单一化。我县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40岁以下、文化素质比较高劳动力转移比较容易，文化素质低，弱势群体转移比较困难。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向
1、行政推动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的拉动力。近年来，缙云县委、县政府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牛鼻子”来抓，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出台《关于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目标，计划20xx年—20xx年全县培训农村劳动力10.5万人，其中以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要对象转移就业培训3万人。据统计，20xx年全县投入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237.7万元，培训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7056人。技能培训是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2、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磁化效应更加明显。农业比较利益低，耕地面积的刚性递减，城乡发展呈二元格局，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有力地推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拉动作用。如我县新碧工业园区引进外来企业100多家，有力地促进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再如我县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规模300亩，拟安置高山远山移民3000名，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小区的土石方工程、
挡土墙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础工程，已预备落实资格农户450户，将转移农村人口近20xx名。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问题
一是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程度不高。据了解，我县在组织民工有序流动人数仅占劳务输出总数的16%。大部分外出民工由亲戚朋友带出去，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劳务输出稳定性不强。
二是劳动就业难度加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工人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城市劳动力就业及再就业的双重压力。加上劳务市场放开后，外地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县各类用工单位，就地转移难度加大。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不适应市场需求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三是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加上发达地区和城市对民工的歧视与排斥，及部分企业老板法律意识淡薄，使许多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弱了农民外出的信心。
四是相关政策不完善。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束缚，进了城的农民生活在城镇边缘，无法像城镇那样享受医保、社保等公共福利，只能“进厂不进城”、“离乡不离土”。县内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尚不成熟，一些外出人员农忙时又不得不回家务农，增加了务工成本。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与措施
1、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轮子”，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载体。加快城镇化和工业进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化转移。一是全力抓好工业园区建设。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新碧工业园区和五东、壶镇二大城市功能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制订优惠政策和提供优质服务，吸引更多外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使工业园区成为增加农村劳动转移的重要载体。二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加快仙都新区、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增强城镇劳动力转移容纳和承载能力，使城镇真正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同时切实抓好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农民下山向城镇集聚。三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仙都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的优势，以旅游开发为龙头，带动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四是打破体制瓶颈，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屏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落户，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关键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加强农民素质培训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治本之策。深入实施“千万农民素质工程”，以培训促转移，以转移带培训，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对现有培训资源整合利用。坚持“实际、实效、实用”原则，整合教育资源，完善职业培训网络，科学制定年度劳动力培训计划，积极推行劳动力“培训教育券”制度，加强对培训工作管理，促进新时期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快速发展。二是创新培训方式。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快速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近年来，随着我县工业的加快发展，企业的不断壮大和就业需求的不断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也在逐步提高，农业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明显增加。县域企业“招工难”和“用工难”与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之间存在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民技能培训工程”，为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吹响了新的号角。一年来，全县完成技能培训和人才转移，转移率高，有效促进了农民就业，实现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在培训过程中，农村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开始打动人们的目光，吸引了各行各业的更多关注。
农民工，按照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女性一周岁以上，男性一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农村劳动力。根据年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普查统计，全县共有农村人口，有男有女，男女性别比例。在文化结构上，初中及以下的比例和全体员工的比例一样高，而高中(中专)及以上的比例只有，其中只有大专以上的。产业分布方面：现有实际从业人员，占总人数，依次从事三大产业，其中，第二次生产中，从事服装加工业、建筑业、转椅家具业的人数分别达到人、人，三者之和占第二次生产从业人员，与我县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密切相关；三大行业中，从事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旅游业的人数分别为人、人、人，排在第三产业之前的前三位。就业方面：本乡就业人数为人，占总数；县外和县内其他乡镇从业人员分别是人和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总和。
根据普查数据，我县属于农村劳动力资源范畴，不参加劳动的人数是人。此外，从事第一产业的人理论上可能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也可以认为是我们县人的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驱动。未来，初级生产将主要面临季节性的农忙，剩余劳动力将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完全闲置。走出田野，实现就业转移，已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对农村人员的调查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人员的基本特征，进行有针对性的劳动力转移。根据人口普查，目前农村人口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教育水平低，竞争力弱。因为不到90%的农村人是小学文化程度，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缺乏技能，大部分只能从事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劳动。第二，家庭负担重，转移欲望强。农民工基本处于老幼的年龄阶段，是一个家庭的中坚力量。他们大多承担着孩子上学、结婚、建房等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且有强烈的养家糊口的欲望。第三，不想远行，希望就近掉头。根据普查数据，在参加求职意向调查的1万人中，有1万人想在家附近工作，占被调查者的比例，能考虑出去工作的人数占了比例。
在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背景下，人民作为农村劳动力中的弱势群体，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坚持“政府重视、市场引导、自力更生”的总体要求，按照“本地转移为主、异地输出为辅”的方向，采取有效措施，共同推进农村人员劳动力转移。
1.加强领导，推动政策。按照全国委员会的要求，农村人才的培训和转移应被视为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把农村人才培养作为“十万农民培训工程”的两个重点之一，抓紧抓好。“十万农民培训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农村人员劳动力转移专人负责，每年下达转移计划。同时，在现有转移补贴政策的基础上，提高对农村人员的补贴标准，降低培训成本，对培训后转移工作突出的培训机构按照转移率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研究制定农村人员创业或办财团的优惠政策，探索出台鼓励企业吸纳农村人员的优惠措施，动员全社会力量帮助扶持。
⒉加大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中生产区建设。引导和鼓励全县所有乡镇和行政村大力发展村级经济，就近吸纳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完善中心村规划，安排土地和宅基地，利用好废弃矿址、兼并学校和闲置集体房屋，发展村级产业“孵化港”，实现就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3.大力发展规模经济农业。开展“生态观光种植”工程，利用我县良好的环境资源，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人员生产绿色农产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成立专业合作社，推动滤布大规模种植，带动人们发展观光种植。同时，做好有机茶、畜禽、种苗等四大特色主导产业的深度发展，培育“三位一体”经营实体，提高农民组织化和农业产业化程度，吸纳更多人就业。
3.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创新机制，加快实施旅游总体规划，通过景区深度开发加快旅游商品市场建设，大力发展景区“农家乐”，为人员提供更多创业机会。加快“千镇万村可靠店”建设，规范农村商贸发展，为农民转移致富提供更大平台。
⒌建立了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脱离传统农业、离开家园和城市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一方面，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需要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支持。针对城市绿化需要大量保洁人员的情况，针对上海世博会的契机，加强与上海相关部门的联系，培训输出一批保洁人员，并进行定期维护；针对城市双职工家庭普遍存在的婴儿无人照看的情况，充分发挥女性有经验能管好家庭、照顾好孩子的特点，专门组织一批能拉出来玩好的女性专家。通过规范化培训，建立专业组织，开展家政服务，实现城乡互动共赢。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现状调查报告
一、经济景气波动与就业压力
9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带来大量职业下岗，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国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压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冲击波”（图一）
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图二直观地描述上述几个模型的思想。横轴oo’表示一个经济中给定的劳动力总量。农村劳动力从原点o向右，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由曲线mprl表达。城市就业从o’点向左计算，曲线mpul代表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如果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两部
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1996年达到3.0%时，1997、1998年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1997年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9）。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9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98年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20xx年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20xx年再度加大，20xx年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xx年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xx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20xx年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
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实施，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队伍日趋庞大，第一产业已经不能容纳和消化这些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资源会在全社会各行业进行重新配置，如何尽早安置、有序转移这庞大的农村就业队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性、阶段性的转化过程。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会持续不断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特别是山区地区，耕地在逐渐减少，信息闭塞，非农产业不够发达，对转移劳动力更是困难重重，进而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
我所驻的镇村是位于富阳市以南约20公里，是灵桥镇的一个经济薄弱村。村地处山区，地理位置并不十分优越，但全村平均收入却有5618元，具备典型的尚未开发的农村的特征。作为村的农村工作指导员，我是带着“尽己所能为提高农民收入寻求一个好的切入点”来开展工作的。两个月来，我和村两委的几位同志通过上门走访、座谈等形式，掌握了制约村经济发展的第一手资料；联系周边地区的经济情况和村的历史，经过分析后觉得：村靠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农业特色经济、搞实业办工厂来发展经济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见效也不会很明显；村的出路在于高质量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
第一，转移不够。截止到12月，村农村总人口692人，劳动力总数约为370人，各类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有172人，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46.5％左右。村第二村民小组是全村外出务工最多村民小组，其总人口218人，劳动人口87人，外出务工55人，外出务工人数占劳动人口总数的63％。第五村民小组则相反，总人口131人，劳动人口68人，外出务工17人，外出务工人数占劳动人口总数的25％。
第二，文化程度较低。村外出务工人员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有很大一部分甚至为文盲。以第二村民小组当前外出务工人员为例，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60人，占70％；高中文化程度12人，占13.8％；中专5人，占5.7％；文盲10人，占11.5％。
第三，男性较多。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约146人，占84.9％左右；女性约26人，占15.1％左右。
第四，技能较差。目前外出务工的人员中，只有部分受过正规专业培训的劳动力，而这鸿世电器公司和电动工具厂。大部分未经过正规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主要分散在各造纸厂。
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村外出务工人员年龄普遍在18～45岁之间，为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绝大多数涌向电器或造纸行业，从事简单的低技能的体力劳动。外出务工人员地区分布亦不平衡，绝大部分集中在附近的地方，较远相对比较少。
1、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契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随着城镇企业转制改革，企业下岗人员增多，并且受基础设施限制，城镇不能容纳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发挥山区优势，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生态型农业，不断拓宽生产新领域应成为当前的举措。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向农业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契机，把一些中低产田改造好，种植一些适销对路的农产品。根据调查，村在白扬尖曾有茶叶地200多亩，可以通过引资将其扩大，产出高质量的茶叶。因此，要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继续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作用。
一是增加投入，保障农业生产的后劲。对农业的保护和投入，要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开发山区山地资源，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农业综合开发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强化农业地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二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机制。按照“保障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的原则，逐步建立科学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三是努力培育农村市场体系，培育一个包括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健全、开发的农村市场体系，重点是深化流通体系改革，就地转移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2、努力提高山区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劳动力的市场竞争力
前面所述，不管是已工作的劳动力，还是未就业的劳动力，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还是较低的。文化程度低下，只能从事重体力的第一产业劳动和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上，一些急需的第三产业如科技服务、技术信息咨询等行业严重不足，这就要求培养一支掌握科学技术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以扩大就业面。长期实际情况表明，劳动力素质高的地区，转移劳动力的速度要高于素质低的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方式的转变，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企业在招工时，不但要求管理人员要具有一定的学历和技术职称外，连一般工人也要各种的就业证书，这说明了提高劳动力素质的紧迫性。由于劳动力的自身素质决定转移的速度与成效，所以加强农村青年的文化素质教育是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当前要围绕农村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行基础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应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各种成人教育中心、成人培训学校。培训农电技术人员，注意加强农村成人教育与实用技术培训，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切实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机会。
3、完善劳务市场管理体系，确保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
山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是近年来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但是很多劳务市场不归范，招工既滥又乱，以招工之名行骗财之实屡见不鲜，甚至引发社会治安不稳定，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村，那些缺乏文化的青年经常受骗。因此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规范好城乡劳务市场应下大力气，建议全市甚至全国用工单位要通过政府部门统一招工，与外出人员签定正式的招工合同，完善招工手续，明确劳动保障。
规范管理好农村劳务市场，不仅可以避免上当受骗，也有利于外出劳动人口的计生、治安管理，防止盲目外流，造成城乡混乱，增加外出人员不必要的开支，还可以进行集中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务工的素质和效率，减少劳务浪费，避免造成农村无人种田等多种问题，这是当前农民企盼的一件事。应做到：⑴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积极发展劳动力职业介绍所。⑵采取政府民间多种形式对农电进行职业培训，增强适应能力。⑶对劳动力转出地人员进行跟踪服务和管理，以保护输出地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