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
中国在2008年能够申报一次奥运会，说明中国在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中国有面临着许多困难，2月肆虐的雪灾；3月的西藏骚乱；4月的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受阻；善变的5月，胶济铁路火车相撞；突然传遍全国的儿童手足口病；震动传及东南亚的四川大地震……，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我的泪水情不自禁的落下来，我的心一下子沉重极了，怎么会这样？我们怀着期待、欢乐的心情去迎接奥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幸的事情？阻隔了我们的心情！
但我相信，这一切的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地震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使人有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四川不哭，汶川不哭，中国不哭！我坚信，任何困难都难不到英勇的中国人民。这些困难反而使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我们的血脉是相同的，心是相同的！这一条沉睡的狮子就要醒悟啦，没人会动它一根毫毛，它是那么的强大、那么的威猛！中国是不畏任何艰巨的困难的，中国崛起吧！我们等待着！
(我看了地震的报道后，有感而发，写下了这篇文章。)
关键词：语文；试题；文言文；诗歌；作文
2011年高考已经结束，语文科考试试题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考题型和2010年试题题型基本接近，难易程度也比较接近。总的来说，它继续坚持新课改的理念，而且越来越强调语文的实用性，越来越强调语文科在社会发展中的思想指导作用。同时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学生应该多关注社会发展，多关注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大事件，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要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现就其中三大题型的具体情况分析如下：
一、文言文阅读
1.从文本来说，所选文章仍然以人物传记为主。文章选自于《宋史・何灌传》。选文类型和去年一样，记述了何灌这个北宋末期人物的生平事迹。文章内容比较容易理解，个别不易理解的地方，通过对其他句子与词语的理解，也可以推断出来。
2.从题型设置来看，依次为文言实词的一词多义、对文中人物的理解、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翻译文中句子。相对来说，题型和去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
（1）对文中人物的理解，题干中的“行事有成”是指做事情有成效，有效果。①“灌亲申画界堠遏其来”说的是何灌的行动，而不是“有成”。②“或著崖石皆设镞”说的是何灌箭法高超。④“愿以运费增价就籴之”说的是何灌关于运输改良的想法。③⑤⑥为正确答案，③至洞胸出背，叠贯后骑，⑤得善田二万六千顷，⑥陪辽使射玉津国，一语破的，说的是“行事有成”。从这里可以看出，做这道题的最基本方法应该是掌握文章基本意思，把人物的事迹类型分清楚，然后筛选相关信息，这样做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2）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这道题的基本思路是把人物关系理清楚，有的意思需要推测。
（3）翻译文中句子，第一个句子“整弓复中之，观者诵叹，帝亲赐酒劳之。”本句考查了文言文考点中虚词“之”字的一词多义，两个“之”在这里分别解释为“靶心”和人称代词“他”。学生在翻译时应该注意上下文的意思。第二个句子“灌至，乞入见，不许，而令控守西隅。”这个句子要注意“至”“乞”“不许”“控守”“隅”这几个词的准确意思。当然，翻译句子时应充分考虑“信、达、雅”这三大原则。同时在考试中必须做到“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句句落实、字字落实”。
二、诗歌鉴赏
今年的诗歌鉴赏题的最大变化是取材方面，即五年来首次取材唐诗，这主要指的是我们陕西卷，它考查的角度全面而且针对性较强。第八题考查理解诗歌思想内容的能力，这是一首怀古诗，在分析诗歌时要注意各联中的关键词。第九题考查鉴赏诗歌表达技巧的能力，要注意由眼前之景引发的思想感情。
通过今年的诗歌鉴赏题可以看出，我们平常的备考仍然要以诗歌的基本知识点为主，包括形象、思想内容、诗人情感、表达技巧等。同时在平常的复习中应力求学生答题的规范性，并且让学生学会使用一些专业术语。
三、作文
今年的作文有很多人在抱怨，其实作文恰好是本套试卷的亮点，考查动机从考查考生关注自身、他人提升到了关注社会、国家这个层面上来了。这其实是对考生眼界胸怀和认知境界的考查。通过本次作文的考查，其实也就体现了语文学科的社会作用，即我们学习的核心目的是什么。而要让考生明白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都应该明确如何来服务于社会、国家和民族。
材料分析：这则材料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备受世界媒体关注，二是中国崛起值得关注的特点。两个信息的共同点，即中国崛起。那么在立意时可以注意联系中国崛起的具体体现、崛起的实际过程、崛起的真正原因、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还可以进行辩证的分析，中国是否真的崛起了。通过这些分析，写起作文来就比较容易了。
作文感想：这套试题作文对我们有两点启示，一是学生在学校应关注社会时事，把握时代脉搏；二是学生应关注国家命运，增强民族自豪感。今后我们在备考中应该要注意这方面的内容。
以上是我对2011年新课标试卷语文试题中的一些题目的看法和分析，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讨，掌握高考方向、把握新课改下的高考语文试题的特点。然后再反馈语文教学，以对我们以后的语文教学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当前国际关系正在面临深刻变化，许多新的问题、挑战及其解释范式正在不断出现。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和挑战所蕴含着的变革意义，通过何种路径可以来认知并把握这其中的变革，建立什么样的指导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变革面前把握先机，掌握主导权，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2009年6月11-12日组织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与发展：新问题、新理论与新方法”全国学术研讨会，对上述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讨论，这里择其四篇加以刊登。
许多变化只有把它放在一个长远的历史进程背景中，才能认清其是否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因此历史社会学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考察路径和方法。至于当前正在经历的变化是否具有范式性意义，则见仁见智。超国家治理的提法也纯属一家之见。而任何关于变革的讨论最后都必然落到我们自己的战略选择上。
编者谨识
摘要一个理论范式的形成需要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形成了四种范式，这意味着突破旧范式、创立新范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并且新理论和新学派的发展也日益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努力“去西方化”,寻找中国问题，唤醒中国意识，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一直很高。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学派”和“问题学派”两种路径，不过，他们都陷入了各自的困惑。与西方相比，中国古典国际思想是相对贫乏的，“历史学派”从中国传统知识中汲取智慧的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问题学派”的困惑在于如何形成对特定问题的抽象化的理论解释，即对理论假设的推理和证明过程。
关键词范式中国学派理论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5-0009-16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突然发生了知识“大爆炸”,大量知识、观念的“碎片”相互撞击，融合成为比较系统的学说，称之为理论学派。大小学派之多，令人眼花缭乱，影响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世界各国。近年来，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是知识增长方式切合波普尔的渐进积累模式，即单纯的数量增长，而不是托马斯•库恩的激进革命模式，没有出现理论突变(质的飞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演进已经停滞了，现在很难在范式上取得重大突破。而理论创新的进展也明显减慢，在最近的十年里，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理论或学派，出现了普遍的理论创新疲惫。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在降低，特别是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西学东渐”已近极限。
十多年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奠定了这门学问的理论基础，构建了学科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没有摆脱对西方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依附困境，未能打破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尤其未能对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做出系统的、规范的理论解释。中国崛起呼唤着理论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出现脱离“美国中心”、“西方中心”、回归自我的趋势，“中国意识”和“中国学派意识”日渐浓厚。创建“中国学派”之目的，从理论目标来说，在于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原创性和自主性，以便从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的”和“西方的”区别开来；从学术功能来说，在于为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服务。然而，构建“中国学派”绝非轻而易举，我们需要面对多种多样的复杂难题。
一、西方国际关系范式的终结与理论创新的疲惫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范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被用于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国际政治范式。范式用来说明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如国际体系中行为体的数量和类型等，根据行为体的类型及其变化，可以把国际政治划分为国家中心范式和非国家中心范式。所谓范式转型就是“强调从由国家构成的范式向由多种行为体构成的范式转变。”[1]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从国家治理向超国家治理演变，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全球共治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的新范式。这里使用的范式概念实际上相当于“历史类型”。
第二种情况是指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托马斯•库恩(ThomasSamuelKuhn)在研究17世纪力学起源时，发现读不懂亚里士多德，必须要换另一套思路才能真正理解古代物理学，所以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库恩用“范式”表示，当一个科学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大量的人在此框架下继续研时究，该理论就成为科学的“典范”。库恩认为，范式是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范式。库恩没有对范式给予精确定义，玛斯特曼(M.Masterman)总结了范式的21种用法。[2]劳丹把库恩的“范式”概念细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本体论，范式提供了说明现象的概念框架；其次是方法论，每个范式都包括各自的研究规则，也包括一些价值判断；最后是价值观，每个范式都规定了科学的目标。[3]
库恩反对卡尔•波普尔(KarlRaimundPopper)的证伪主义和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渐进主义学说，主张科学革命论。库恩说，“意料之外的新发现，日积月累，积少成多，这已证明不是科学发展的规律，即便有之，也是微乎其微的例外。”[4]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就是“范式的转移”,表现为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彻底颠覆与全面否定。当一些学者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理论难以解释的例外(反常)时，就会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于是新范式就出现了。一个新范式的确立需要由大多数科学家的“选票”来决定。
范式不等于学派，而学派可以成长为范式，从学派到范式是一种理论进化现象，标志着从学派纷争走向了学术一统，即“万流归宗”,如进化论取代了神创说。但是，在社会科学中，这个过程并不是绝对的。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为社会科学追求解释的逼真性，而不是真理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非常特殊的人的行为，社会科学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即一种理论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种理论范式。在国际关系学中，多个学派、多种范式百家争鸣，一个范式难以颠覆另一个范式，一个学派在论战中难以全面胜出，这样就出现了多种范式并存的局面。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形成了三种传统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相互依存与世界社会)和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结构主义和全球主义)。“这就是国际关系的‘永恒’模式――即使在经典著作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三种思想形式。”[5]现实主义范式，通常被追溯到修昔底德；自由主义范式，从亚当•斯密开始，学脉延续了200多年；相对来说，马克思主义范式稍微晚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三个范式定型于20世纪70年代。
肯尼思•W.汤普森精心挑选了16位“国际思想之父”,从柏拉图到卡尔•马克思，他们分别生活在公元前427年至公元1883年期间的历史年代里，实际上正是这1310年间的伟大国际思想家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奠定了三大范式。在这些范式出现以后，后来的理论家长期未能取得范式上的突破。1998年，斯蒂芬•沃尔特提出：“我们最好将国际问题研究理解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传统之间延续的竞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冲突的持久倾向；自由主义寻找减轻这些冲突倾向的若干方法；激进主义则描述国家关系的整体系统如何可以被改变。”[6]根据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说法，“任何未来的观念只能来自对以往某种观念的认知，否则的话，没有语言能表达它们。”[7]如果说过去的国际思想观念已经被三大范式所围困，直到冷战终结前西方也未能取得范式的突破，那么未来的国际思想家如何才能逃脱传统范式的“捕获”呢？
冷战结束后，理论范式总算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西方学术圈，一些新颖、激进的理论逐渐崭露头角，如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等，虽然它们的名称不同，但在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有重叠的。有学者认为，它们合起来构成了一种新范式，即反思主义。“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观是第三种范式的话，上述范式就应被视为第四种范式了。”[8]此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更为快速的知识增长，但没有新学派的产生，更没有在范式上取得突破。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几乎搜罗了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综合性的大理论和对具体现象进行解释的中观理论，这些理论实际上都包含于上述四大范式之中。正如多尔蒂所说的，“今天的理论家们面对在很短的时间内(最好是十年内)创造出一种新范式的压力。”[9]事实上，人们想象不到在四种范式之外，还会有什么范式存在。
基于此，声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也许并不是那么十分武断的。范式的终结，不仅意味着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很难取得范式的突破，而且表明由于四大范式巩固了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从根本上已经终结了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争论。
虽然范式已经相对固定下来，理论或学派取得进展却总是必然的，这是国际关系知识增长的必然结果。20世纪70年代，在现实主义范式之内，新现实主义取代经典现实主义，就是这种理论进步的明显范例；全球治理的观念，也丰富了自由主义范式的内涵；依附论的兴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知识增长。“如今马克思主义学派尚在做着重要的工作，对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外交政策理论、尤其是现代国家兴起与发展的宏观历史反思做出了意义重大――也许会越来越大――的贡献。”[10]
尽管如此，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出现了理论创新的困难。已经有十年时间西方没有出现新的学派了。也就是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确切地说，是在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出现后，再没有大理论和真正意义上的新学派出现了。从本体论看，当新自由主义把非国家行为体纳入国际关系分析时，有关本体论的争论事实上就终结了，而反思主义则填补了三大传统范式留下的认识论空白(比如，建构主义强调的理念主义认识论),鉴于我们需要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一个新理论进行标识和辨析，那么新理论产生的空间已经被旧理论压缩得很小了，也许可以说当代新理论的创立在西方和东方一样困难。有学者明确地指出：“最新几代的学者们力图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人们试图发展解释范围更广泛和预测力更强的理论，但是21世纪初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也许比几十年前更大。”[11]只是在方法论上还留有创新的余地，但仅仅依靠方法论的突破而构建一个逻辑性严密的大理论，还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国际关系理论一直被认为是为世界强国量身定制的，随着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已经被削弱了。过去几百年，西方一直是各种知识生产的中心。一方面，出于西方世界本身的内在需要，即推动思想和观念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力图以西方思想观念统治和同化非西方世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西方知识生产的潜在动机，这一过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不对称的领先优势。有学者认为，国际体系被分为核心和边缘的二元结构，这与知识的生产结构相对应。所谓知识领域的核心区，是指那些创造概念和范畴的地区，而边缘区自然是指那些消费核心区创造出来的概念和范畴的国家和地区。[12]但是，如果西方失去了领先优势，那么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学想象力就会逐步减弱，从而导致核心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动力不足。
一个理论至少应包括四个要素：符号通式(科学概念或术语);共同信念；共有价值；范例。如果西方真正衰落了，它在理论上首先就失去了自己的目标(共同信念),共有价值也不再具有普适性，从而使认识论发生“堵塞”,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过去难以成为产生所谓主流理论的原因之一。这时，国际关系研究仅能提出一些新奇的概念，而单凭这些概念已很难形成系统的理论，根据这些概念所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知识是支离破碎的。正如资中筠教授所说的，西方有些国际关系理论，脱离了实际，纯粹只是在大学里自我循环。这些理论经常从概念到概念，发明了许多新名词，故作高深，实际上意义不大。[13]
最重要的是，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可能打破西方主导的共有价值，使认识论模式发生变化，这将导致西方国家的知识生产体系失去新兴国家的知识消费者，当新兴国家的学术共同体也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受到各国学者的追捧吗？
二、中国“历史意识”与“历史学派”的贫困
如果说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已很难从范式上突破了，甚至新理论或新学派的形成也不再轻而易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脱离西方范式的时机已经来临了？实际上，中国学者已经普遍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存在这样一个症结，即国际关系研究过于“西化”或“美国化”的问题，且不说理论上严重的“拿来主义”,“连问题也要从国外引进。”[14]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构建“中国学派”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焦点。
世界进入新千年以来，人们目睹和经历了世界变化与中国变迁之间的共生关系。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在国际体系中，一个半边缘国家可以成为中心国家，中国的成长验证了这个观点。正是因为中国从半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趋势已经明朗化，“中国意识”和“中国学派意识”才被唤醒，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始讨论脱离美国中心的方案，产生了关于理论自主性的辩论。不论“中国学派”的提法存在多少争议，至少它已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问题意识”,把理论自主性变成了学术共同体的一个目标，这是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去西方化”的一件大事。
不少学者首先想到了要发掘东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传统，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经验论。这些学者致力于追溯古代历史思想，寻找古典智慧，还原国际关系学的“中国本体论”,因此可以称之为“历史学派”。马基雅弗利曾说，作为政治学的研究者，必须具有“现代生活的长期经验和不断研读古代经典。”[15]在西方，现实主义向前追溯到了修昔底德，自由主义传统往上追溯到亚当•斯密。同样，中国古代也有着深厚的政治思想传统。就国际关系而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以“天下”、“天下体系”为中心的概念体系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不同于西方理论的话语系统。春秋时期产生了霸权体系，战国时代曾出现关于国家冲突、战争与和平的思想。比如，墨子提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的思想，就是中国古代国际思想的精华之一。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国与国不相攻”、“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的国际和平观(非攻)。纵横家的策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演变成了权力政治，它包括了均势主义(连横)和反均势主义(合纵)两个战略。可以说，当代大国联盟战略不过是“合纵”(合众强以攻一弱)战略的现代翻版，“连横”(合众弱以攻一强)思想则是现代均势理论的古典表达。遗憾的是，先秦国际思想没有完整、系统地传承下来，秦汉以后，除了夷夏之辩，原创性的国际思想几乎枯竭了。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典国际思想是相对贫乏的。这种状况说明，从中国传统知识中汲取智慧的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政治思想通常与伦理思想融为一体，统称之为“道术”或“学术”。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本质上是伦理学家，他们的著述既是哲学和政治著作，又是伦理学著作，这种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三位一体”的状况，一方面使中国古代伦理思想获得了超常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阻碍着哲学、政治思想发展成为独立、多元的理论学说。一般认为，“中国哲学的特殊类型就是‘伦理型’,即从伦理思想方面上升为世界观，并反过来为伦理思想提供理论根据。”[16]在西方，国际思想起源于政治学思想，政治思想的独立、多元发展，为国际问题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从15世纪到20世纪，从比代、马基雅弗利到莫斯卡、帕累托，西方政治学达到了惊人的发达程度。与之相比，在中国古典思想中，缺乏对公共领域进行分析的传统，这使当代有关公共问题的讨论，从概念到问题，不得不依赖西方知识资源。从私有制的出现到现代国家的建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就合在一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使国家治理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问题。而且自秦汉至明清，除了典章制度的修修补补，国家政体类型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政治分析不仅被专制帝王视为禁脔，而且社会生活也根本不需要这门学问。多元政治思想的缺位，国际视野的缺乏，可能使“历史学派”陷入知识的贫困。
第二，中国古代思想在形式上重省悟而不重论证，轻视事实和逻辑，缺乏对事件本身的观察与分析。正如张岱年所说，“中国哲学不注重形式上的细密论证，亦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和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能解释生活经验，并在实践上使人得到一种受用，便已足够，而不必更作文字上细微的推敲。”[17]在思维方式上，偏向具体的感性形态，形成了独特的概念系统和表述系统。但是，大多数现论的形成，都是基于西方抽象的知性思考，因此在利用中国古代思想时，不得不依照现论思维逻辑对其进行推论和转换。所谓现论思维，其实就是西方抽象思维和科学分析思维，这就导致一个矛盾，当我们分析古典文献时，已经是带着西方式思维来工作的，而把古典文献中的概念系统转化为当代概念系统，又进行了“二次西化”。如果“历史学派”不转换概念的话，就会面临“话语消失”或陷入难以参与国际对话的困境。
第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发轫于近代，而同时期中国国际关系思想几乎形同空白。近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进入了空前的活跃期，而中国的国际思想反而进入沉寂期。历史智慧从此几乎完全断层了，古典思想体系失去了连续性和传承性。如果说西方国际思想起源于永恒的智慧(修昔底德)和16世纪以来的大师(马基雅弗利等),那么同时期中国国际思想的贫困则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众所周知，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得益于近代的国际思想。“17世纪是产生国际关系巨人的时代，这些国际关系巨人的影响力持续至今。格劳秀斯被称为国际法之父；霍布斯的著述展示了他在权力和国家方面毫不掩饰的坦率；约翰•洛克则被看作在国际问题上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典范。他们的观点涵盖了今天的整个政治思想光谱。”[18]反观中国，17世纪到19世纪是中国历史、哲学思想的贫困期，曾经产生过伟大思想的那种创造力突然消失了。当西方学者兴致勃勃地研究新型的国际问题之时，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际问题却浑然不觉，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使当代中国学者不能不惊愕于17世纪到19世纪留下来的国际思想空白，不能不面对这漫长的文献空白而兴叹。传统思想的断层，直接影响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当然，有人会举出几个代表性人物来反对这种说法，比如19世纪中晚期成长起来的“开眼看世界”的新兴知识分子，从魏源、王韬、郑观应、薛福成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黄遵宪等，的确具备了国际观察的新视野，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他们也正好是受到西方思想浸润的一代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本身就被认为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先进人物”。他们对西学的译介和借鉴，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与当代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译介和借鉴并无二致。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的学术活动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可谓功莫大焉，从国际关系学来说，他们的思想对于当今国际关系分析(特别是理论创新)没有现实意义。
三、中国“问题意识”与“问题学派”的困惑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造与发育，固然不能脱离两千年来的古典历史智慧，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分析不仅要满足国家利益和外交活动的现实需要，而且还要超越现实，从未来国际关系形态来思考问题。正如王逸舟所说，国际关系学要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科学之业还需要一些超越当前现实的思考，然后再以这些思考来重新审视现实中的国际关系。[19]古典思想资源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与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严重脱节。事实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当代世界现实及其发展趋势的洞察，历史思想和知识只不过提供了一种方便叙事的隐喻，更多的历史知识其实只是理论化过程中必需运用的事实材料，它们被用来佐证观点或理论的解释力。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无法脱离当代国际关系演变这个研究对象。“围绕主权领土国家而出现的概念和问题群已经设置了这样一个特定的议程，以至于难以把其他时代(其构成单位完全不同的时代)里的智慧应用过来。”[20]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朝前看，研究当代中国的重大关切，我们不妨称之为“问题学派”。
学派始于理论，理论始于问题。对于当论建设来说，古代政治思想的借鉴意义并不是决定性的。理论定然生成于特定的“问题意识”,比如，理想主义起源于对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现实主义成形于对理想主义的批判，霸权稳定论始于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新自由主义捕捉到一个新现象――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一个好的理论必须满足两个要求：首先，这个理论必须能准确地描述大量的观测――这些观测是根据只包含少数任选元素的模型所做出的；其次，这个理论能对未来观测的结果做出明确的预言。[21]因此，一个理论不过是做两件事情：寻找当代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观察),尽可能使对观察结果的解释适用于未来(预测)。
这就是说，中国国际关系学应该有自己研究的基本问题(本体或实体),这是理论的起点。沃勒斯坦说，“我们时代的许多有关重大理论的争论，在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选择研究单位的争论。”[22]秦亚青认为，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应该研究的基本问题。理由是：现实主义否定这个命题，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中国学者应该对“一个上升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大国和平社会化的过程”加以理论化。[23]不过，这显然只是一种建构主义的思路，我们有理由担心这样一个问题的理论化会堕入建构主义的圈套。如果其理论化变成了对建构主义的变相套用，那又如何确定该理论的“中国产权”?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学派并非一定研究中国问题，而应研究世界的普遍问题，只不过这种问题和关怀恰巧由中国学者所发起而已。[24]检索一下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文献，西方学者关注的问题几乎无所不包，恐怕很难找到西方学者“漏掉”的世界性普遍问题了。
所以，我们未必非要研究那些大问题，从小问题着手，构建小理论，从小理论到大理论，也许是一种有益的思路。这样的问题很多，谁先提出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看谁先把它理论化。比如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开始衰落了，并非罗伯特•吉尔平和罗伯特•基欧汉抢先发现了，也不是他们垄断了“关怀权”,而是他们在理论解释上相继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有些中国问题实际上只有中国学者才能解答。比如：中国和平崛起作为美国力量衰落的反题，不可能指望西方学者从正面来论证这个问题，所以中国学者应该自觉地解释这个问题。学者们的确提出了一些思路，遗憾地是，没有取得理论化的成功。一个更具想象力的问题是，如果中国进入了“后崛起”时代(和平崛起已成为事实),作为一个矗立于国际体系中的超强国家，还会永远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家利益冲突吗？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理论假设，直接涉及到对未来观察结果的预测问题，简单地列举几条理由是远远不够的，也许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理论设计，但确实需要一个真正的理论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
对“问题学派”来说，找准一个或几个基本问题并不难，因为没有人能够“垄断”广泛存在的国际关系问题。难就难在如何形成对特定问题的抽象化的理论解释，即对理论假设的推理和证明过程。至少应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上层是价值论，中间是方法论，底层是本体论。
本体论为构建中的理论提供观察上的成功，观察则需要相应的方法和手段，方法论的科学性是科学理论为真的基本前提。即使本体论没有任何明显的变化，仅仅因为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可能是完全两样的。一般来说，学者们首先依靠方法论创新来解决本体论争论，如果方法论经得起检验，理论化就有了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方法论失败了，对理论化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认识论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标准化的符号。认识论所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恰当地证实真实的相信，即“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之所知(howdoweknowthatweknowwhatweknow)。”[25]有的学者认为，把各种理论区分开来的关键之处不是看学者研究的本体论是什么，而是考虑他们的认识论，即他们是怎样着手进行IR研究的？认识论包涵着特定的价值观，它甚至决定着一个理论的特质。“从古到今，理论的构建都是由时代的价值观(规范)决定的。任何时候的理论分歧都包含了规范信仰与政治偏好的辩论。”[26]如果“问题学派”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解释建立在与任何西方理论都不同的价值观(认识论)基础之上，那就证明了该学派存在的合理性。
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还在围绕本体论问题而进行辩论，对于理论构建具有特殊意义的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实际上，只有从中国视角提出带有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国际关系性质和概念系统),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认识论框架(证实理论),并且整个论证过程贯穿着中国的价值观念，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理论，它将与任何西方理论相区别。这样的中国理论的产生，不管是一个还是几个，都标志着“中国学派”的真正形成。
注释：
[1][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M.masterman,“theNatureofParadigm”,I.Lakatos,A.Musgraveed,CristicismandtheGrowthofKnowle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0,p.61.
[3]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4]Thomas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FirsteditionandSecondedition,enlarged.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2,1970,p.96.
[5][美]伊弗•B.诺伊曼、[美]奥勒•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6][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6页。
[7]JohnLewisGaddi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iesandtheEndoftheColdWar,InternationalSecurity,No.17(Winter1992/1993),p.6.
[8][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42页。
[9]同上，第2页。
[10][美]伊弗•B.诺伊曼、[美]奥勒•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第31页。
[11][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701页。
[12]王正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
[13]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14]苏长和：“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15][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6]陈英等：《中国伦理思想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转引自陈英等：《中国伦理思想史》,第14页。
[18][美]肯尼思•汤普森著，谢峰译：《国际思想之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19]王逸舟：“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
[20][美]伊弗•B.诺伊曼、[美]奥勒•韦弗尔主编，肖锋，石泉译：《未来国际思想大师》,第10页。
[21][美]史蒂芬•霍金著，许明贤、吴忠超译：《时间简史》,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2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3]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24]王义桅：《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页。
[25][美]詹姆斯•多尔蒂、[美]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4页。
[26]同上，第699页。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