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从方法论资源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资源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两个方面。［5］两种方法论资源的选择需要适用不同的方法，对于法学方法论，要根据经济法学科的特殊性选择相关的方法，而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学科自身和处理问题的特点，选择联系最紧密的方法。从研究方法层次和体系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要以一般性的哲学方法为基础来构建经济法学特有的方法论体系。［4］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该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体系与构成、逻辑关系、基本原则等，分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6］从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层次等角度论证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时代性和多样复杂性的特征；从功能上讲，方法具有规范思维方向、正确把握客观现实的能力；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应当包括哲学抽象方法、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三类。［7］方法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要素，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和反应经济法本质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他以人们对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制约因素为基础，论证了经济法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方法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和谐辩证方法论。［8］从方法论体系构成的角度分析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9］从经济法学方法论中不同研究方法关系对比的角度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做出阐述，“经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需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优化组合：形而下层次与形而中、形而上层次相结合，侧重形而下层次；立法研究与执法研究相结合，侧重执法研究；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侧重实证研究，尤其是执法实证和案例实证研究；‘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侧重‘问题’研究。”［10］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独立性”引起的，具体涉及经济法学是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研究如何以一般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及相关学科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在处理和选择相关学科研究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1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方法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该创立符合自身特质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对不同的方法作出适当的选择，具体包括共通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特殊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及专门学科方法的选择（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4］从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主体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方法选择要符合主体目的性；二是方法选择要满足客体适应性，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体现了客体的某种需求。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化
有些学者曾提出经济法学应当侧重发展的研究方法，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经济法基本理论与专业经济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1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采用实证性和假设性结合的研究方法”，［13］“比较法律法、法的经济分析法、关注国际经济法”。［14］这些学者都是从经济法学科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侧重适用的工具和选择方法的路径，而这些方法大都可以归类到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律史学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具体方法论体系内。1．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哲学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价值分析的方法，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论证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范畴，即包括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竞争，这些都是经济法最“原始”的理论基石，经济法学制度和体系的构建、规则的制定和阐释都需要以它们为基础。经济法学价值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构建、原则确立、规则内容设计都要以它们来判定和阐释。［15］同时，法律的理论和价值是内在的也是互动的，通过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反馈法哲学的研究。肖江平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6］231－232从本质上讲，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的学科，具有自己特有的范畴是其成熟的标志。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石，为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框架。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社会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应融入到经济法的内涵中，经济法追求整体利益发展的理念，经济法要实现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目标等。［17］2．法史学分析法。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门学科所最常用的学科分析工具。对经济法学史的研究能够揭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能够确保沿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以及寻求外国经济法制度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点。史学研究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中包括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展开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掘积淀、揭示脉络和提升规范，能够以此梳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原理的起源、基本范畴），能够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成熟。［16］17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18］3．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法学中的经济学支点包括成本效益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等。经济法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并努力实现法律的经济效益目标。从经济法产生上来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中国，经济法本身就具有“经济性”。因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政策”和所依赖的“经济形态”。“经济政策”反应了统治阶级对经济的态度，如战时经济法的产生；“经济形态”则影响“经济政策”的产生，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把国家干预思想对经济法的参与降到最低。因此，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经济法和经济政策构成了制度的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制度规则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政策调整和立法变化往往形成对制度变迁的推动。”［19］同时，“经济分析”是一种工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实证作用在于解释法律规则和结果现状而非改变法律规则和结果。4．比较分析方法。比较法学分析的方法主要指不同的部门法之间研究方法的互动和借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不同国家或地区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异同，对此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原因在于：第一，虽然国家的性质不同，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同，都向着高级经济模式发展，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有的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路径，有的是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路径，所以要对比不同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产生个体个性。第二，经济运行中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法规范的客观内涵。比较经济法研究既要涉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差异性，并给出科学阐释，才能够构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比较经济法学。［20］5．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本位思想。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经济法价值的具体表现，“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21］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分工更加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的依赖性更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成为社会主体普遍关注的问题，权利保护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迅速发展，［22］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更加复杂，这使得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外，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系统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构功能方法、语义分析法等等。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反思，以求创新。经济法学作为“年轻”的部门法，更需要对自身的理论发展进行反思，在这其中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经济法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种制度，既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又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影响，这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创新性、开阔性和综合性。
（一）基于“问题导向”进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反思的必要性
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注意“问题意识”和“问题背景”的结合，从大量丰富的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研究，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某一问题时会发现，当问题的研究出现若干子问题的影响因素时，就会产生“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主导性”是指，当研究某一经济法学问题时既存在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存在国际因素的影响时，应当先考虑和解决哪个因素。民法和经济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法多为属地管辖，域外影响有限；而经济危机的影响的是全球性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当然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时，在研究经济法学时，本国经济因素的影响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这要与“主要地位”相区别，国内经济法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以本国因素为主），而“国际因素”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如经济周期发展是不分国界的；再如，中国加入WTO后，为了证明自己具备WTO成员资格的充分性、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不断的修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外经济贸易立法等等。正确认识“问题主导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对经济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及时的完善本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应当正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范式困境，在反思已有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理论范式和有效的经济法具体制度，使之成为最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部门。”［23］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要坚持“批判与反思”的的研究态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构建要协调，要时刻保持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的先进性。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经济发展史的要求，不能类同于民商法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总结学科的价值理念、知识结构、逻辑体系来分析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以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为例，从产生和发展历史两个角度分析两者研究问题的差别。从两者的产生上看，民法是确权的基本制度，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制度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之法，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法制度是在长期的、规律性的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经济法则是一种矫正型的法律，在很多时候是“危机应对法”，是对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及其运行结果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矫正，是特定情形下出于特定目的对市场的干预或调整。两者在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24］这些决定了经济法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在研究问题上的差别性。二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经济性要求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时代特征，如当前的金融法研究应当立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和特征，然后通过既有的经济法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提炼出“经济法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总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2．经济法学研究中“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经济法的任务就是解决“两个失灵”，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殊性。而经济社会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就要求市场调节方式的转型、国家干预方式的转型，这是独立国家角度的转型；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他国经济社会转型对本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外来因素”是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上分析，“两个失灵”所依托的“载体”的形成路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是由经济自由放任到国家强制干预、调节，由单一民商法到经济法的产生；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由国家全部计划到部分放开、再到引入市场因素、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法的产生由党政领导、排斥民商法作用到经济法逐渐同世界经济法总体发展相趋同。［25］其次，“市场失灵”的前提不同。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路径上讲，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不完全是社会经济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而主要是由于革命导致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全盘主导、完全计划。这就导致两种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调制基础的差异性，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征不同。因此，虽然目前各国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趋同”，但基于上诉经济法产生、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路径依赖也有其特殊性。转型时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的考察，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法趋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也是必要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要把“中国性”①和“开放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同意中国市场“特殊性”是在承认当今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基础上的。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选择规律，“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的载荷，计划经济理性具有专制和集权思维载荷，……。市场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范式’，而是一种自由关联”。［26］所以，因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产生的“市场失灵”理论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但要对解决问题的基础作“因地制宜”的研究，也即是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研究方法的转型”上。具体包括制度背景研究及制度比较研究；学科的产生、发展路径不同；跨学科研究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特殊性；对传统多元法学研究方法的“侧重”性研究等。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前者涉及政府职能的定位，后者涉及政府干预权的范畴。如何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实际操作中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经济法学研究要求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系统性，能够积淀理论基础。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要对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有系统的考察，包括同一国家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研究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制度比较的研究。其中对经济法学研究有核心影响的是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归纳、总结和利用，对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要有互动研究，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背景的研究与跨学科的历史范畴研究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研究的重点。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1．比较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缺陷。关于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而缺少实证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3］目前经济法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比较的场景借用不全面。按照陈甦的观点，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既然我国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或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情形，立法者假设将要发生此种社会情形并进行预设立法。如在论证我国金融立法的完善时，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救助措施及救助措施依赖的政治基础与权力博弈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事实。而目前大量的金融立法，特别是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大都是在没有分析、挖掘“中国特有金融监管问题”的基础上，借用域外社会场景来进行预设立法，这种比较一方面有可能解决不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将会出现的实际问题，也可能丧失中国金融法制文化的特性。2．历史学研究方法内容单一。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是运用传统法学研究中的法律史与法学史分析方法。同时，对经济法学史学研究方法不够重视，从学术著作上看，也只有肖江平著的《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经济法学以解决经济社会中具体问题为核心，所以要对经济法学不同分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史进行研究。例如，金融法领域缺乏世界货币史的深入分析；反垄断法领域缺乏“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3．缺少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有跨学科的研究，但缺少系统、准确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误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化”的情形。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应当充分认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为全球化时代，存在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相互依赖、有更多的政治利益的协调需要在经济立法上得以体现。而目前的国内经济法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都缺少“跨学科研究意识”。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创新监管规则的缺失和金融监管权的错配，［27］而造成“缺失”和“错配”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多面性”，①而这正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少系统的跨学科知识构建的结果。
三、基于中国问题的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构
（一）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问题，选取正确全面的比较素材。选择正确的方法发现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围绕问题先进行本国制度背景分析，然后选取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对采取的措施进行社会适应性比较。以金融法为例，在银行破产立法中，很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银行破产条例，原因是金融危机后不具有系统风险性的银行出现“破产情形”时，应该及时退市，应该适应国际上银行破产法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具备了破产的能力，是否具备破产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单存的做“危机假设”和“域外立法倡导”就急需进行银行破产立法，那么社会普通民众可能会很“惊讶”，商业银行在我国破产的也只有1998年破产的海发行，且后续的清算处理迟迟不能解决。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特有问题的发现、中国问题社会制度的全面分析及中国问题发展的合理预设。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研究应认清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特定时空方位和努力方向，努力协调和整合法律的古今之维与中外之维。在承认和推进普适法律价值的同时，坚持自己法律的特色和品格。”［28］“从研究方法层面，任何特殊性问题的提出和处理均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进行体察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提出特殊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的基本方面有整体性了解，同时在这一层面展开某种基础性的比较，至少对所比较的不同法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基本认知。”［29］
（二）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
法学学说是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背景，通过研究法学学说史，有助于寻求法学的思想性与本土性；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者追求学术理想的内在动力，也是倡导学术自由，形成不同学术特色与学派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的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与转型，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要面向中国的法制实践，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的研究方法。［30］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为经济法解决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包括具体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和相关经济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例如要研究金融法就难免要深入分析世界货币史；要研究财税法就必须了解公共财政理论；要研究反垄断法就要深入研究“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也即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到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再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等不同阶段的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的历史分析。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是两个“发现”：即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法律问题的发现。同时，两个“发现”又是互为基础的，经济法问题的发现有赖于经济问题的提炼和反馈。因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它不会像民商法那样预先给权利主体设定一个合理的“权利框架”和“合法行为模式”，经济法学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提炼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然后国家在设计一定的法律框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国家干预，以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应对经济危机。
（三）强化跨学科式的综合分析方法
经济法的特征包括综合性，综合性体现为公法与私法因素的综合、法律调整手段的综合、调整内容的综合等。［31］因此，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是调整经济法律关系的必要途径。例如，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缺少“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法的互动，刘志云指出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事物本身的相关性，不同学科是从不同方面进行考察。二是学科本身的互通性，不同学科的知识具有互通性。三是学术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研究深度的局限，以及研究跨度的拓展。通过“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源于经济法学学科复杂性和学科交叉范围广的特点，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当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互动。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促使经济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市场经济全球化下经济法问题的国际化、经济法问题解决的多元合作。①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以下帮助：能够提供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为更好的了解国际经济最新发展动态提供制度基础；在微观上能够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方法、经济立法动态，及时借鉴可以适用的优良制度。上述效果的实现都需要跨学科（如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经济法以多元主体结构为框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经济法学研究范畴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需要把主体行为的研究与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纳入到同一个研究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虑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制度背景、传统习惯、心理变化等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与制度历史，充分运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法制度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使经济法学的发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一、国外研究综述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界永恒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两者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综述
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从金融与创新的视角探讨了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要实现这一职能，要有金融体系的融资服务。Patrick（1966）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模式。1973年，Mckinnon和Shaw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以使实际利率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的趋于均衡水平，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研究的兴起，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契机。Romer（1986）和Lucas（1988）等人把货币金融因素引入了内生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的因素，而不是外生力量推动的结果，尤其强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Levine（1999）指出政治、法律、管制及社会其他因素都是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而这需要更为广泛的、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
（二）国外实证研究综述
Goldsmith（1969）是进行两者关系实证研究的第一人，通过对35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活动的有关数据，得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一般伴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相关实证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主要有：King（1993）和Levien（1993）搜集了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跨国的回归分析，得出金融中介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影响经济增长。Stiglitz（2001）利用6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表明金融运行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Rousseau（2009）通过计量经济学图形化方式来研究当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通货膨胀会抑制金融业发展。
二、国内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量的学者也加入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伴随着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的进步，无论是定量还是定性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基于国家层面研究
谈儒勇（1999），运用1993～1998年数据通过OLS方法，对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明确。史永东等人（1999）利用我国1978～1999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并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曹源芳（2010）基于月份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相互背离的。
（二）基于区域层面研究
随着国内研究的深入和我国各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国内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步转移到了具体区域上来，尤其是近几年研究区域进一步细化。艾洪德等人（2004）在对我国区域性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西部地区存在负相关关系，过度开放金融市场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反倒对落后地区不利。肖建国（2004），运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研究了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发现了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杨胜刚（2007）基于中部六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中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为中部崛起提供有利的支持，但在短期则无明显关系。匡飞华（2007）实证研究表明，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广东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除了对省域的研究，最近国内学者还将研究视角放在了县域，魏雪洁（2012）对浙江省近58个县（市）金融发展对县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支撑作用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县域经济长期发展收敛性的重要因素。
三、总结与启示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早期主要从定性方面进行研究，后期主要是进行实证研究，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我国整体和各区域进行了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研究手段比较单一，未突破国外现有理论框架；第二，指标选取比较单一，由于指标选取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第三，基于区域间差异的比较研究较少。随着经济发展资本化和金融证券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复杂，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关注理论方面的探究、方法的改进和指标选取的丰富化，注重区域的差异化与比较，将金融制度创新和契约架构加以考虑，才能使研究更加规范全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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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经近10年的发展,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其间存在的问题,值得学术界予以重视。笔者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分工,以及会计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批评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针对部分应用实证研究方法发表的会计学术论文提出了批评性的评论。努力倡导会计学术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宽松的学术氛围.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会计界以来,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就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近10年来的发展,实证方法已逐步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的应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年和2000年1～6月,代表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已经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财务、会计论文(包括财务会计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微观经济类专题的论文)就有20篇。由于学科划分以及对论文主题所涉及领域方面的认识,这种统计可能不甚精确,但不可否认,作为相当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正在刊登越来越多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被公认为中国内地会计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会计研究》,收录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日渐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
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一、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或经验实证(empirical)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微观经济学、金融理财学等会计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过严谨理论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缺乏基础性理论框架,就变成了为实证而实证。尽管这类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数据,构造数学模型并作了回归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给人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因而,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就值得怀疑。对会计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实证的结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如果说,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把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过来,照着他们撰写实证论文的典型步骤和程式,加上中国的经验数据,做一遍练习题,是一种学术革命的先驱行为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起步阶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继续这种“照着例题做习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悲哀了。
针对会计研究缺乏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和金融财务学理论支持的问题,笔者建议,一方面,扩大“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应当看到,经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飞速的发展。从各种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加以整理、总结,综合利用,可以提炼出具有相当解释能力的理论供会计学研究参考。另一方面,若没有现成的或比较现成的经济和财务理论,会计学者就必须立足自身,加紧研究,补上这一课。
最后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许多学生,包括不少已有一定学术地位的专家学者,只要看到研究论文中没有数理统计的计量分析、数据采样,便会认为是规范研究。这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形式”误区。实证(positive)是和规范(normative)相对应的概念,两者从研究方法的命题选择上相互区别,但由于它们同时都可以进行归纳分析和演绎分析,所以在形式上,特别是在使用自然语言加以理论表述时,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另外补充一点,在西方,normativeaccounting和positiveaccounting本来的含义是前者是指现值会计(presentvaluebasedaccounting),即符合理想假设前提条件环境下的会计;后者是指现实世界中被各种原则、准则所约束,但同时又具有多种备选方案可供选择和管理(management)的会计。四、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经济学也好,会计学也好,都是“西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谁能先看到国外的研究成果或者谁先翻译国外的研究成果,谁就能在工作、学术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不管是否承认,当代学者,都以能用英文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为荣耀。既然将在国外刊物作为学术研究的激励之一,那么,作者就不得不遵守西方的学术规范、使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做到无论在自然语言还是理论概念甚至展开分析论证的方式上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是要向西方靠拢。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成为一个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的问题。
所谓融入主流,概括地说,就是要接受、采纳和遵从主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主要包括学术的自由主义精神、理性主义前提、经验主义内容和实证主义方法。融入主流,首先要在上述四个方面接受并且掌握这些思维习惯。同时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过程,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充满巨大挑战的,很多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甚至是传统理论不曾提出的。这就给学者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来记录这段无法重复的历史,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概念并进行理论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无法比拟的地域优势。融入主流不仅意味着要接受和采纳,而且主要是创新和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中国学者还做得不够。比如,美国FASB提出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以“决策有用观”为前提的,这是由著名的特鲁布拉特报告经过广泛的实证调查后提出来的。中国如果要采纳或不采纳这一观念,同样也需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前提。如果能够做一次中国的会计信息用户的研究,结论将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是没有国界,也是没有国别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只有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以及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是有国别特色的,受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对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笔者不以为存在着东西方两种经济科学、会计学,也不相信在基础理论层次上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会计学”。例如,当今中国会计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失真”。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在中国表现得更为显著和突出。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就不得不为“失真”找到或者说界定一个可供研究的概念,来衡量所谓的“失真”的程度。换言之,必须首先解决何为会计信息质量高或低的判断标准。如果连这个基础性的理论概念或标准都无法确定的话,进一步的有关“失真”的性质、原因、程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就缺乏判断的基础,理论模型的建立就会存在相当的困难。那么经验研究所必需的变量的选取一定存在错误和偏差,又怎能希冀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又怎能找到减少“失真”的药方?
举这个例子,无非说明两点:(1)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用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可靠性概念,在研究“中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时,为了保持所谓中国特色,为了给人以本土化的感觉,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那么,是否“失真”问题一定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如果觉得美国的概念和标准存在不足,就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与之争辩,但是,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主张,更没有看到逻辑严密的模型以及有充分证据的经验验证研究结果。关于“失真”的会计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都未真正地做到深入分析和高度抽象。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会计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学术课题,无所谓国界的区别,也是无法也无需本土化的。非要在基本范畴问题上强调所谓特色,只能是走入误区。(2)当我们有朝一日对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取得相当的共识后,就必须坚持把眼光聚焦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对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是高还是低、会计信息质量差的程度、引起的原因、解决的途径等问题。
从会计研究的发展史来看,学术界在最初的研究中积极参与规范研究,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转为实证研究模式,与规范研究分道扬镳,把带着技术开发性质的规范研究留给了实务界和规则制定机构⑤。笔者对上述“分工论”,即学术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进行理论研究,而实务界则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进行新的会计方法的开拓和对已有实务的规范,给予肯定。这种分工,既具有学理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又有别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学理上,既然说实证方法解决“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必然的就把会计系统作为一个自变量,放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环境这个“大函数”、“大方程”当中,研究会计系统的变化怎样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或者反之,找到社会经济环境中是什么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会计系统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实证研究方法,把传统的会计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经济、文化、法律等整个社会。而传统的规范研究,则更为关注应该使用何种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应该采用何种会计信息的呈报方式等会计系统内部的问题。对于解决会计实务问题,规范研究来得更为直接有效。所以,基于两种研究方法本身的特点,学术界更多地使用实证方法而实务界更多地使用规范方法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对于会计这样一门实践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的应用经济类学科,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从来都是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重实证、轻规范或者重规范、轻实证都是不正确的学术偏见。正如厦门大学教授曲晓辉所言:“实践证明,规范研究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的规范会计研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我国现存会计文献资料中的学术性成果的数量远远逊色于介绍、议论类的文字表述。”此外,就中国的现状来看,学术界仍然需要为政府进行政策性、决策性研究,为实务界的对策性研究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值得予以重视的是,学者在身兼数职,既要撰写学术理论文章,研究基础理论问题,又要为政府出谋划策,还要在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为大众答疑解惑的时候,必须摆正角色的定位。
三、会计研究中的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是学者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过学术批评可以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学者们的行为和学术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则可依;二是可以对学术作品进行检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因此,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是理论发展的巨大杠杆,也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反观会计学术界的学术批评现状,总感到意犹未尽。学术刊物上的商榷性文章和批评性评论罕见,但“广告式”、“推销式”的书评和文评则常常充斥于序言和文献介绍当中。其实,对学术理论作品的评论,可以存在不同的方法:可以是书面的,如撰写相关的评论文章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也可以是口头的,如在学术研讨会上对会议的交流文章做评论、向文章作者指出选题、数据、论证方法等方面的失误和遗漏所在;还有最常用的和最经济的方法是在学术机构的内部,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的会计系,在教授、研究人员、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中,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讨论会,针对同事、同学发表的、未发表的研究习作展开“毫不留情的”批评。
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推广,离不开严肃、认真甚至是尖锐的学术批评,这是由实证研究方法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因为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所以其研究的前提、路径和结论,对他人而言都是透明的、可以被重复执行的。因此,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更具备了被同行专家“挑刺”的可能,进行学术批评也不会落入“一头钻入概念体系”的会计理论争鸣的老套子当中。但也许正因为会计实证研究需要具备更为广博而深厚的经济学、财务学理论功力,付出更多艰辛而扎实的学术劳动,所以目前还很少有“傻瓜”把别人已经完成的研究再重新做一遍的事例,也就无从产生向别人挑战的勇气
注释:
①“POSITIVEACCOUNTINGTHEORY”,PRENTICE2HALL,INC1,ENGLEWWOODCLIFFS,NEWJERSEY,1986。②在此,不得不提到由陈信元、叶鹏飞、薛建峰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的会计环境———一个分析框架》(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8期第8页)。该文以严谨的态度,从会计的角度,采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影响中国会计的诸环境因素的行为方式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证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经验实证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③张建伟《: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载于《会计研究》1999年第5期。④孙铮《: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会计》,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2期。⑤这一观点最初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薛建峰在学术讨论中提出的,笔者深受启发。⑥曲晓辉《:中国特色的会计解读》,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4期。
关键词:实证研究;计量经济学;思政教学
高校专业课教师在努力实现对专业知识和技能授业解惑的同时，有着进行思政教育的重要义务和责任。专业课程唯有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形成合力，才能避免其成为思政教育的“孤岛”。课程思政，旨在立足于专业课程知识和技能教学，从育人维度充分展现专业课程的德育和意识形态教育价值，实现思政教学融入专业课程、专业课程寓于思政教育，通过充分发掘课程教学内容中的思政教育资源，致力于全面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政治觉悟和文化素养。课程思政教学有助于发挥各类专业课与思想政治课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作为当代经济学核心课程之一的“计量经济学”，以经济理论和统计数据资料为基础，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借助计算机统计分析程序软件，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本科阶段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主要聚焦于运用成熟的计量模型工具实证探索经济规律。该课程来源于实践数据，服务社会实践，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价值密不可分，因而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具有极为重要的育人价值。在现有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计量经济学”课程基础知识脱胎于统计理论，其较为严密的数理逻辑容易导致教师重理论知识传授，轻实践应用指导，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课程思政元素。这种教学模式枯燥乏味且晦涩难懂，既会使学生在学习兴趣上“缺味”，更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缺位”。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了教学内容实践性强的课程内在属性，“计量经济学”课程对学生的考核也往往存在项目设置单一、期末闭卷笔试在课程考核中占比过高等缺陷。课程考核内容和形式的“重理论、轻实践”导向与育人理念相悖，极易催生学生应付考试的消极心态，从而对大学生的思维锻炼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带来负面影响。如何打破思政教育与“计量经济学”专业课程教育相互隔绝的“孤岛效应”，拓展发掘课程蕴含的思政教育比较优势?本文在展示“计量经济学”课程框架体系的基础上探析了借助实证量化研究进行思政教育的教学策略，并提出了相应的课程改革建议，意在将该专业课程转化为思政教育具体化、生动化的有效载体，引导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1“计量经济学”课程内容架构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以微、宏观经济学原理为理论基础，以统计数据为依据，以解决涉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等经济学分支的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经济管理专业高年级核心课程。它旨在全面提升学生收集、处理、描述、分析数据、构建实证量化分析模型和解释实证研究结果的能力。通过本课程学习，在课程内容方面，学生应系统掌握线性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离散选择模型、面板数据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以及时间序列模型等高阶计量经济学估计与检验方法(如图1所示)。在能力培养方面，学生需要掌握概率论、统计推断等基础知识、了解计量实证模型的推导方法以及构建思路，探寻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最优实证研究模型，并恰当地对模型进行估计与稳健性检验，使结果能够有效地揭示数据背后的经济学规律与趋势，在此基础上给经济政策作定量评价。作为这样一门数理逻辑严谨并强调理论知识与现实数据紧密衔接的专业核心课程，如何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融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的叠加效应，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下文将阐释基于实证研究模式的课程思政教学策略，意在倡导通过寓学于研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加深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的理解，充分调动学生从事科研创新的兴趣，提升学生辩证思维能力和培育爱国情怀与创新精神。
2实证研究模式下“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策略
2．1实证研究模式的内涵
“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实证研究模式教学是基于埃莉诺·达克沃斯(EleanorR．Duckworth)提出的“研学型课堂”教学理念。达克沃斯认为“智力发展的本质是精彩观念的诞生。学习者的智力发展水平依赖于其持续诞生精彩观念的机会的多少。”为此她主张“教学即研究”的教育观点，即倡导在课堂上学生进行“学的研究”和教师进行“教的研究”以促进“精彩观念”的持续创新。其中，“学的研究”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与教师的合作探究中勇于联想和尝试，引导学生通过研究进行学习，这种研究性学习模式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学生思维能力的跃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激发教师加强知识储备和进行更深层次的科研思考。“教的研究”旨在促进教师在理解国家意志、把握学科结构和尊重认知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等在内的基本教学要素，以有效保障学科核心素养在课堂教学中落地生根。“学的研究”构成了“教的研究”的感性认识基础，“教的研究”构成了“学的研究”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升华。在“研学型课堂”教学理念的基础上，我们根据“计量经济学”课程理论性强、实践价值高的特点，主张进行实证研究模式教学，即在“学的研究”中积极鼓励师生合作进行系统深入的实证量化研究，以此来夯实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在“教的研究”中倡导教师基于实证研究，一方面进行教法革新，进一步提高实证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上寻求突破，实现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底层创新。通过该实证研究模式，教师可以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同频共振和协调发展，学生可以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实证研究模式不但有助于实现教研相长，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爱国情怀、科学精神等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和熏陶。我们将分别从选题和数据收集、文献阅读与梳理、实证模型推导与构建、统计软件学习与实践等实证研究模式的核心环节来阐释思政教学策略。
2．2选题和数据收集环节的思政教学策略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选题内容既要符合计量经济学课程大纲规定的培养目标，又要充分体现正面价值导向的要求。教师在设置研究选题时不妨紧扣自身的科学研究方向，一方面，选题方向往往与社会经济热点主题密切相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人翁意识，促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感悟我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认识。例如居民消费支出变动的研究、地方教育支出与地区经济发展、地区人口数量、人均教育消费等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我国各行业投入产出关系的研究等选题均能反映我国国情。这些实证研究选题将用真实的数据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既能看到成绩，也能显示问题，对学生的教育和启示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教师应该将课程教学内容与其自身从事的科研项目关键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可以通过问题导向型的探索式教学模式，将研究问题的选题依据(目的和价值)、解决方案(假设条件设定和模型构建)的思考过程等传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系统掌握科研选题和分析的基本流程，从而激励学生的创新意识。同时，教师科研项目中尚待解决的开放型问题也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讨论素材，这不仅可供学有余力的学生作为具体的研究切入点，而且学生的讨论反馈也有利于教师进一步改进提炼新的研究方向与路径，促使教师思考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真正实现教研相长。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教师应教导学生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释的过程要基于事实，精益求精、严谨求真。计量分析需要有正确的数据，数据收集中的小差异或错误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在数据的收集过程中，要求学生求真务实，要注意其数据来源。在做数据处理时，要实事求是，切不可随意或为了某些目的而篡改数据。严谨求真的务实精神是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基本道德素养。由此引申到学习、工作、生活中，不要弄虚作假，要实事求是。
2．3文献阅读与梳理环节的思政教学策略
在文献阅读与梳理环节，教师应首先详细分析文献·791·的各种来源，不同渠道所获得数据的特点，CSSCI、SSCI、SCI、EI、ISTP等文献的区别，教会学生如何通过知网、万方等渠道查阅文献，如何判别文献的质量，如何规范地引用数据，如何标注参考文献等，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专业素养。其次，教师应教导学生戒骄戒躁，沉下心来深入且广泛的阅读文献，培养甘坐冷板凳的科研精神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2．4实证模型推导和构建环节的思政教学策略
在实证模型推导和构建环节，一方面，教师应该督促学生全员、全程、全方位参与、理解实证模型的构建，以规避学生搭便车、盲目低层次模仿，从而导致创新能力低下的缺陷。另一方面，教师应告诫学生，科学理论认识均源自于实践，源自于前人学者的不懈探索，并可以借助计量经济学家的经典著名故事向学生展现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巨大魅力，培养学生树立求是求新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扎实的做事态度。
2．5统计软件学习与实践环节的思政教学策略
在软件操作实践环节，教师应以立足于现实经济数据，结合Stata、R、Python、Matlab、GAUSS、EVIEWS等统计编程软件的操作，向学生演示数据将凌乱混沌的数字转化为直观的图表的过程，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掌握数据分析的技术。
3“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类专业课程，据此教师应该紧密结合专业知识，指导学生在课程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积极收集整理我国和国际相关经济指标数据，运用所学的计量模型，从事实证量化研究，用论文和报告等科研成果探索经济发展的规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今后更好推进“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可以在以上创新模式推广基础上，从以下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首先，应该基于本课程特点合理调整考核项目，适当加大体现学习过程的实证科研训练分数占比，例如，PPT课堂presentation、书面分析报告和编程代码运行展示等。这些环节是学生和教师进行沟通和互动的直接渠道，也是学生接受知识和指导，付诸实践和学习效果的充分展现。其中，为了激励学生参与课程思政积极性，可以适当加入思政教育考核权重，以促进学生提升理论联系实际能力，自主协助教师丰富思政案例，更好的发挥立德树人的育人作用。其次，应该加强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督导。应加强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审查，收集学生对于课程的意见反馈，同时进一步激励和完善专业教师互相听课制度，特别是加强专业与思政两类课程的教师充分沟通与探讨，相互提出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实现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交互进行，构筑所有课程协同投身思政教育的同心圆。
4结论
教师在计量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提升专业知识传授和意识形态正能量传播的有效性，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研讨，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活动的主体。同时，教师应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理论知识传授和实践操作的有机结合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挥隐性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最终全方位提升思政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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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研究方法是指会计研究为发展和完善会计理论在搜集和整理会计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这是会计研究方法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显然这里的会计研究方法只是一种研究工具，是独立于会计理论的外在因素。但笔者认为，会计研究方法跟会计理论同等重要，甚至构成了会计理论的核心。
1、新的会计实务呼唤新的会计研究方法，新的会计研究方法催生新的会计理论，会计研究方法与会计理论相伴而生。“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方法，无怪乎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的头等大事乃是制定研究方法”（巴甫洛夫，1995）①。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也指出，会计理论的演进过程就是会计研究方法的演进过程。
2、会计研究方法是会计理论体系的核心。“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研究方法”（加里。S.贝克尔，1992）。这不仅说明了经济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还将经济研究方法上升到与经济理论同等的高度。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吴水澎（1996）也曾说道：“我们认为会计研究方法是一种更为本质意义的理论，并把它作为会计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为会计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
3、会计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与层次性。不同的会计研究方法服务于不同的会计研究目的并形成不同的会计理论，目前会计研究方法有实证法、规范法、评估法等数十种，其多样性显而易见；同时多样性的会计研究方法又分处不同层次，有划分为传统方法与科学方法的（吴俊、段闻祥，1994），有分为上层哲学方法、中层一般科学研究方法及下层特殊研究方法的（卢永华，2000），有分为实证法与论述法的，也有分为实证研究、实验研究、分析研究、表述研究、会计史研究及其他研究的（苏锡嘉，1992）。
4、会计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互补性。会计研究方法是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系，任何会计理论的研究都必须是多种会计研究方法的密切配合。实际上各种会计研究方法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如就很难严格区分归纳法与演绎法，熊彼特甚至曾经说过“要对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作清楚的区分近乎不可能也毫无意义”②。在会计研究方法体系中，各种会计研究方法取长补短密切配合，共同满足会计理论研究的需要，这由各自的优缺点所决定。以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为例，一些人认为，规范研究不可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判断，“经济学之所以保留早期沉默科学的称号，是因为太多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对待政策”，规范研究缺乏严格的证据支持，“不能用确凿的证据验证的理论是模糊不清的”，而实证研究的诞生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令人激动的科学”（张五常，2000）。但另一些人认为，实证研究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我们并不会“仅仅因为理论无法完美地进行预测并不足以促使研究人员或使用者放弃该理论”（齐默尔曼，1999）。
二、会计研究方法在我国的运用
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间，会计研究“采用了规范研究方法”（陈信元，1999）；期间，“由于受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潮的影响，会计工作和会计理论研究都进入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陈信元，1999）；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会计界才开始恢复性的工作，忙于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会计研究方法也只局限于规范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西方会计理论的引入以及新一代会计学者的成长，一些成熟的西方会计研究方法开始被介绍到我国但尚未付诸实践。因此我们的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统计的内容以介绍会计研究方法的文章和论著与会计理论文章中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为主。
（一）介绍会计研究方法的文章和论著情况
总的来说，我国介绍会计研究方法的文章和论著较少。据笔者对《会计研究》创刊以来所刊文章的统计③，直接介绍会计研究方法的文章共计25篇。我国第一部西方译著是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我国第一部论述会计研究方法的专著是周忠惠编著的《会计研究方法论》，此后张朝据也出版了专门介绍实证研究方法的论著《实证会计研究入另外一些有关会计理论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介绍了会计研究方法，如吴水澎主编的《中国会计理论研究》。单从文章和论著的数量来看，我国对会计研究方法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但正是这些寥寥可数的文章为会计研究方法在我国的运用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舆论宣传，直接推动了新会计研究方法的传播及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
（二）会计理论文章中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
我们的统计以《会计研究》为主，为了比较时有所参照④，还统计了《经济研究》上所刊文章中研究方法的运用情况。按规范研究、实证研究、问卷调查、案例研究⑤四类统计（见表1、表2），结果显示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运用的现状。
1、会计研究方法单一，是制约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使我国的会计研究仅仅局限于规范会计行为而无法前瞻性解释、预见会计实务。
2、无论是会计还是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研究方法均以规范研究为主，说明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水平总体偏低。同时期，美国最著名的会计专业刊物《AC－countingReview》和《JournalofAccountancy》95％以上的文章都是实证研究。当然美国也有大量以规范研究为主的会计刊物，还不能妄下实证研究优于规范研究的结论，但有数据事实作为佐证总比逻辑演绎的结论更具说服力。
3、我国实证研究开始于1991年并逐年上升，现占文章总量约10％的份额。
4、会计研究方法有逐渐多样化的趋势。问卷调查一直被人们喜闻乐用，实证研究的比例逐年上升，案例研究在经济研究上广泛运用但会计研究未足够重视。
5、会计实验研究方法根本未被我国会计研究人员所接受。实验研究是指在一个模拟的环境中通过观察受试者的行为来检验假设的方法，用于管理控制与管理报酬方面问题的研究。这种方法在西方已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在国内会计界尚未见到此类文章的发表。
（三）会计研究方法涉及的领域
由于规范研究涉及的领域过于广泛，我们只统计了其他三类所涉及的领域。
1、实证研究主要涉及的领域。这类文章较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功能锁定或过度反应现象，如张人骥等的《上海证券市场过度反应的实证检验》（经济研究，1998），沈艺峰与吴世农的《我国证券市场过度反应了吗？》（经济研究，1999），赵宇龙与王志台的《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锁定”现象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2）盈余管理或利润操纵，如陈小悦等《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经济研究，2000），陆建桥的讲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9）；（3）资产重组，如陈信元等的《资产重组的市场反应——1997年沪市资产重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9）；（4）系统风险，如施东辉的《上海股票市场风险性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吴世农等的《我国上海股市投资组合规模和风险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风险度量方法与金融资产配置模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我国上市公司系统风险与会计变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陈浪南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0）；（5）股利分配，魏刚的《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吕长江等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9），杨淑娥等的《我国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会计研究，2000）；（6）资本结构，如陆正飞的《企业适度负债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忻文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分析》（经济研究，1997），陆正飞等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8），陈晓等的《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孙永祥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经济研究，1999），陈晓等的《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经济研究，2000）。
2、问卷调查涉及的领域。问卷调查是采用邮寄方式从大范围的样本中收集跨部门或跨行业数据，进行行为描述和假设检验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缺点是，问卷设计和结果分析过程难以避免调查者的主观偏见，问卷回收率通常不高，回收样本的结构可能不同程度地脱离原抽样框架的结构设计，从而导致代表性偏差。但由于简单易行，还是受到了我国会计研究者的广泛青睐，问卷调查也成为最早运用的除规范研究方法以外的会计研究方法。我国会计研究问卷调查的范围主要包括：裘宗舜的《关于会计法执行情况的调查》（会计研究，1988），曲晓辉的《关于我国会计准则建设问题的问卷调查及分析》（会计研究，1998），王立彦的《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实务调查分析》（会计研究，1998），林文雄的《中国管理会计实务调查报告》（会计研究，1998）；吴联生的《关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使用者信息需求情况的调查》（经济研究，2001），南京大学会计系课题组的《关于中国会计、成本方法等情况的调查》（会计研究，2000、2001）等。
3、案例研究涉及的领域。案例研究主要是一种定性研究，通过研究企业管理会计制度的运作，为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提供微观基础，为新理论的构建提供素材和指导。案例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对组织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定性研究方法有较好的掌握。由于我国的会计教师和学生还不具备全面的素质，加之我国会计教学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我国目前的会计本科生、硕土生及博士生课程几乎没有涉及此类，会计教师也很少运用案例教学方法。尽管如此，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还是不乏优秀的案例教材和案例分析文章。比如：《企业改组、兼并与资产重组中的财务与会计问题研究》课题组的《我国上市公司换股合并方法选择：案例分析与现实思索》（会计研究，2001），《管理会计运用与发展典型案例研究》课题组的《作业成本法在我国铁路运输企业运用的案例研究》（会计研究，2001）等；除此外，还有大量的著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汤谷良编著的《点评中国财务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张文贤编著的《中国会计案例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宝震编著的《审计案例》，另外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乔世震编著的系列案例教材也很有影响力。
三、我国会计研究方法运用情况之原因分析
上述统计显示，我国现阶段包括会计在内的经济理论研究仍以规范研究为主导，实证研究的比例约占10％，而实证研究在西方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国会计研究方法落后西方国家达半个世纪之多，我国的会计理论水平也远远落后于西方。究其原因是，实证研究主要用于资本市场研究与行为研究两大领域，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具备数学、统计、哲学、思维、逻辑、计算机、经济等方面的综合知识，而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条件。
（一）实证研究方法在我国缺乏实践的基础
资本市场是实证研究赖以生存的土壤。虽说我国上市公司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但质量还很差，不能纳入实证研究的范畴。
1、会计信息质量低下。自股票市场建立以来，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近来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和财政部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的结果显示，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以这样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实证分析的意义自然不大。
2.资本市场数据不全面，缺乏可比性。首先，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成长阶段，上市公司数量呈几何增长，样本不具可比性。我国目前的实证研究中有相当比例的文章，存在用部分样本谁知总体量特征的逻辑错误。其次，我国资本市场形成的时间过短，还不能满足时间序列分析的需要，我国目前就有用三年时间的数据提炼出会计实务规律的实证研究。最后，我国没有权威的数据库系统，实证研究所需数据由研究者个人搜集，费时成本过大且真实性难以保障。
（二）缺乏掌握实证研究全部技能的研究人员和培养这些人才的教育机制
我们还注意到了在《会计研究》、《经济研究》发表实证研究论文的作者，赵宇龙、王志台、陈小悦、吴世龙、沈艺峰、原红旗、陈晓、吕长江、魏刚等人无一例外是学院派或有海外经历的工作者，而且集中于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精华大学及北京大学等高校。这说明高校教师开了我国实证研究的先河，并艰难地扛起了实证研究的旗帜，但曲高和寡终难成气候。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缺乏掌握实证研究全部技能的研究人员和培训随些人才的教育机制。
1、会计教学内容陈旧，跟不上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时代需要。依据我国会计教学大纲，本科、硕士、博士分别按通才、通专兼顾、专才的目标培养，教学技基础课、必修课、选修课三个层次进行。通过登录主要财经院校网站，我们浏览了各院校会计专业主干课程的设置，并作了粗略的比较，发现绝大部分院校的会计专业主干课程均为会计原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审计，区别在于广度和深度的不同。遗憾的是，除了本科阶段开设有简单的经济数学与统计常识外，研究生阶段再没有这类课程。然而据笔者所知，美国的博士生有一年的时间学习数学和管理统计，而我国的会计教学根本上是轻视数学的。
2、会计教学观点落后，重理论灌输轻方法介绍。给我一条鱼我可以活一天，教给我钓鱼的方法我可以此过一生。我国的会计教育从来就是向学生灌输现有会计理论，一味告诉学生应该怎样做，从而批量生产了大量“死才”。只有加强会计研究方法介绍，告诉学生为什么这样做，才能培养出合乎时代要求的“活才”。
3、会计教学严重脱离会计实践。会计教学应面向市场，然而我国会计教学却严重脱离会计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会计教师可以下基层锻炼接触会计实践，会计学生也有广阔的实习机会；如今会计教师只能在图书馆里空想会计理论，会计学生只能在实验室里摹拟会计实习。从而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现象，做实务的不搞研究，搞研究的不懂实务。当然部分院校正着手会计教学改革，结合市场需求开设了一些新科目，如资本市场会计、财务、审计研究等。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模式；自主性实验教学
一、引言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是以经济理论和经济数据的事实为依据，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计算机技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和规律的一门经济学学科。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是现实中的具体经济问题，必须要求对所要研究经济现象有透彻的认识。经济学理论所说明的经济规律，是计量经济学理论模型的设计基础，也是分析经济数量关系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比较注重参数估计和各种检验方法的等理论内容的讲授，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方法和学生所学专业内容联系起来，如何从实际经济问题出发建立计量模型，应用模型介绍的比较少。学生学了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却不知道怎样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去，更不知道如何对模型的检验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计量经济学对经济类本科生是一门必修课，一般安排在大三下学期，然而从我校大四学生的毕业论文情况来看，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不到十分之一。可见，我们经济类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学过计量经济学，但真正能运用的学生很少，这与计量经济学的实验教学环节的薄弱是分不开的。本文在分析目前本科计量经济学教学中验证性实验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对比自主性教学模式，提出应该大力推广自主性实验教学模式。
二、验证性实验和自主性实验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本科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实验教学都以验证性实验教学模式为主。验证性实验通常是指针对已知的实验结果而进行的以验证实验结果、巩固和加强有关知识内容、培养实验操作能力为目的的重复性实验。大多数高校的计量经济学实验教学都采用了验证性实验，即在课堂上讲授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之后有针对性地对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进行验证性实验。验证性实验也比较适合于课堂案例教学，实验中教学设计简化，学生能通过实验及时消化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便于理论知识的掌握。
计量经济学的验证性实验相对纯理论教学是一个进步，但它不能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不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不能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计量经济学的特点是反映现实经济问题，而现实经济问题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验证性实验是无法让学生独立思考，创造性地使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计量经济学的自主性实验是经济问题自主选择，数据资料自主收集，实验方案自主设计，计量模型自主设定，检验结果自主解释，实验进程自主安排的一种综合性实验。这种形式实验中应该实行严格的实验方案审核制度，学生要先提交自主设计的实验方案，教师审核通过后才能进入后续程序。一般是将学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选择一个研究问题，由小组组长负责实验的安排。学生们分工合作，收集相关数据资料，设计计量模型，应用软件研究所选问题，讨论分析研究结果，最后写出研究报告。教师根据实验研究报告与日常实验纪录，给出学生的实验成绩。
这种自主性实验教学模式和验证性实验教学模式相比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上有很大的优势。这种模式不仅能满足常规的理论和实验教学要求，而且通过分小组的课题研究培养的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也能加强小组学生之间的分工合作精神，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学有所用学有所乐。通过自主性实验教学，教师扩大了课堂教育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使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发现和认识新事物，掌握新方法，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
三、自主性实验教学模式的教学要点
自主性实验教学与常用的验证性实验教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自主性实验教学实施起来对教师的要求更高，要求教师不仅要精通课程内容也要熟悉学科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所以，可以在计量经济学任课教师的基础上配备多个熟悉计量经济学方法而又具有不同研究方向的指导教师来指导学生们进行自主性实验。指导教师在进行自主性实验教学之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精心选择实验内容，做好演示教学，讲好示范案例，并指导学生撰写研究报告和评定成绩。
（1）划分实验小组和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兴趣划分实验小组和研究方向接近的指导教师。分组要考虑实验小组成员是否具备互补性、思维逻辑的多样性等等。小组成员数不宜过多，太多可能出现有些学生工作很少或没事做的情况，所以人数3到4人比较合适。每组选出一个组长，负责小组内部日常的学习、组织和协调工作，如学习软件、查找资料、上机实验、撰写研究报告等。每个指导教师带领几个实验小组。实验小组的方式有利于指导教师的监督与管理，便于学生之间相互帮助与合作，锻炼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2）自主选择实验内容。每个实验小组选择一个研究主题，这些研究主题应该是与现实社会相关，具有专业特点的社会经济问题。在选题时，可以先由指导教师提供各种选题，并以案例的形式向学生演示研究的具体步骤，使学生熟悉怎么针对特定选题设计计量模型，估计参数和模型检验，并提供联系现实的热点经济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小组成员经过协商后选择自己小组的研究主题，交指导教师审阅，并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拟定研究框架，然后由组长给每个组员分配研究任务。
（3）监督、指导学生进行实验。实验过程的监督与指导是实验进行的核心环节。指导教师不仅要定期检查研究小组的软件学习情况和实验进度，还要组织小组成员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启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有的实验结果是与经济理论的预期相一致，有的实验结果可能与经济理论的预期相违背，要求学生对这些实验结果的成因进行深入思考，不断领悟知识，扩展知识。
（4）指导学生撰写研究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指导教师要指导、督促学生按照规定的格式撰写研究报告并及时上交。研究报告的写作也是自主性实验教学的一部分，实验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撰写研究报告。特别要实事求是的针对实验结果联系实际分析经济现象发生的机理，最后得出实验结论。研究报告由小组组长汇总以后交给指导教师。
（5）评定实验成绩。指导教师根据实验小组日常实验工作量和实验报告质量评定实验成绩。对实验报告质量的评价主要考虑实验内容是否完整、文献检索是否充分、实验数据是否可靠、计量方法的选择是否合适、实验结果的经济学解释是否合理等。
四、结束语
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类专业本科的一门专业主干课和专业核心课，对于本科生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实验教学环节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现有计量经济学验证性实验教学不能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不能锻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性实验教学不仅能满足常规的理论和实验教学要求，而且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值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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