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工作;双核化;管理模式
一、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性
农村社会工作应以村庄、村民、农业为服务主体,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合作,广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在农村开展社会服务,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阶段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的体现。我国面临着比较严峻的“三农”问题,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使我国的二元社会产生了城乡断裂,城市的优先发展使农村逐渐扩大了与城市的差距。农村人口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总人口达到132802万人,其中城市人口达到60667万人,乡村人口为72135万人;三大产业就业总人数为77480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为30654万人,第二产业为21109万人,第三产业为25717万人。但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却明显落后于城市,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从事农林牧渔业职业的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58元,低于29229元的平均水平,在所有行业职工工资排行表中列最低位置;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760.6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3660.68元,恩格尔系数为43.67,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0.8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11242.85元,恩格尔系数为37.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828.4亿元,其中城镇投入148738.3亿元,农村投入24090.1亿元。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城乡民众不能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矛盾日益突出。
社会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减压阀”,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社会工作的良好开展对缓解城乡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都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农村发展现状使得我国农村社会工作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因此,着力于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对比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构建符合中国农村本土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是实现农村社会工作良性运行的关键。
二、农村社会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1.认识不足,农村社会工作地位低。在我国只有少数农村社会工作得以开展。一方面部分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缺乏认识,认为自身工作处于最低层,没有什么价值,工作热情不高;另一方面服务对象小农意识浓厚,固步自封,对社会工作缺乏认识,对社会工作不关心、不支持、不配合。
2.城市取向,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滞后。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建设社会工作队伍写入党的文件,但在随后学术界的讨论中,社会工作发展的重点大都局限于城市,并没有将之下沉到缺少社会工作服务和社会工作者的农村。政府缺乏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地调研,更多是凭着地方的汇报材料来决定农村社会建设资金的下拨和人力资源的调配。社会工作明显以城市为取向,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滞后。
3.视角消极,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方式被动。农村日常基本事务管理是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此外,农村社会工作者总是以消极视角关注农村社会缺乏和不足的地方,以为有困难的村民供帮助或围绕已出现的农村社会问题开展应急和治理工作为工作重点,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方式被动,工作消极。但对于农村来说,积极地开展具有预防性(如防止生态遭到破坏)和建设性的工作(如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推广农业技术,提高生活保障水平)才能更好地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适应能力。
4.资源匮乏,农村社会工作举步维艰。资金投入不足,农村社会工作活动经费捉襟见肘。农村社会工作经费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地方自筹、基金会、个人捐赠。但一方面政府拨款有限,地方自筹困难,另一方面,社会捐赠来源稳定性差,而且捐赠资金缺乏规范的管理和应用,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支配,真正使用在农民身上的很少,中间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5.工作负荷大,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平不高。农村社会工作者承担着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减灾救灾、社区矫正、就业服务、医疗卫生、权益维护等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其中很多工作为保证准确性必须深入农户家中走访、调查、核实,因此工作量大。但愿意承担农村社会工作的人员却很少,特别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进一步精减机构和人员,农村社会工作力量更加薄弱。此外农村社会工作缺乏统一领导,配套制度不健全,职业规范、从业标准模糊,从业人员未经过专业系统培训,仅凭借经验开展工作,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平偏低。
三、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的构想
(一)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思路
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农村社会工作情况复杂,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必须探讨并摸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农村特点的发展道路。
第一,要确立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定位。农村社会工作强调本土化建设,单纯以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农村,中国农村显然是“贫困”的、落后的。但贫困与困扰并不是紧密相连的,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定位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扶贫济困。农村社会工作要基于地域特点,发展有别于城市的生活工作模式。要在保护农村传统生活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农民创造高质量、安逸的田园生活。
第二,要以满足农民需求为工作着力点。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浪潮下,农村发生了大面积的群体分流。一部分年轻人选择进城开创事业,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另一部分民众仍选择留在土地上耕作。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要根据农民的切身需要,探索一条“双核化”管理模式:一方面着力于城乡结合的农村社会工作合作模式的构建,另一方面着力于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建设。
第三,要注重农民自主能力的培养。以“问题为本”的模式介入农村各项事务管理容易陷入被动,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生计,必须以建设农村资源,挖掘农民能力为主线,以优势的视角来介入农村社会工作。从农民个体、群体、社区、社会政策等多层面挖掘农村资源,重视农村资产的建立和农民能力的培养,在充分发挥农民主动性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农村社会建设。
第四,实现经济、环境、文化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农村不但经济落后,精神文化上也相对“贫穷”。发展农村社会工作,不仅要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还要尽可能地满足农民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认真保存并弘扬传统文化,同时要珍惜城市与之无法比拟的环境优势,善待乡村无污染的空气、水源和土壤,整合应对农村诸多问题,实现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社会工作“双核化”管理模式的构建
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在借鉴国内外农村社会工作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构建符合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特点的农村社会工作“双核化”管理模式(如图1):
第一,社会工作最核心的问题是价值观。明确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是保证工作有序、良好开展的关键。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不能唯“工作”论,要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己任。
第二,要明确服务对象。农村人群分为本土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两大类。对于本土农民而言,他们渴望的是在不改变恬静安逸的生活的基础上提高收入,完善社会福利,保障生活;而广大的农民工,他们迫切希望能和城市居民均等地享有教育、医疗、公共服务资源,同时希望农村空巢家庭中的成员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顾。
第三,构建农村社会工作“双核化”管理模式。一方面强调本土农民能力培养、农村资产建设,通过开发农村本土优势,构建具有农村地域特色的本土化建设管理模式;另一方面旨在缩小城乡差距,通过城乡合作管理,推进社会工作的开展。
第四,搭建推进“双核化”管理模式运作的平台。城乡合作管理模式强调社区建设的重要性,本土化建设则需要充分发挥各种专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城乡合作社区管理模式以城市社区建设模式为依据,走“城乡合作,社区化管理”的社区建设路子。通过农村资源的规划整合,形成较为集中的农村社区居住群,将社区分为人文生活区和生产作业区两个部分。人文生活区按照城市社区规划标准,通过城乡合作项目的建立,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社区环境,构建社区服务管理体系,为村民提供便捷的医疗、教育、购物、休闲、娱乐等多方面服务;建设托老所、老年服务中心,让空巢家庭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一样享有悉心的照顾。同时开辟相对集中的生产区,满足部分人员生产耕作的需求。本土化建设模式主要通过各种专业化服务组织的建立和完善,来更好地建设农村,更有效地管理农民。一是加强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开发农村资源,发挥农村集体管理优势,进一步推动农业企业化管理;二是成立农业协会,发挥农业协会在信息、销售、监督、维权、科技推广、管理培训等多方面的服务作用;三是推广农村流动社区服务站建设模式,制定流动站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健全规章制度、监督机制,深入基层,为广大农户提供365天家门口的便捷服务;四是搭建外包专业服务平台,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老年人心理调适、青少年心理调适、残障康复和社区矫正等专业化社会服务项目,为农民群体提供免费服务;五是建立社会工作研究基地,一方面为有志于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学生、为致力于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学者提供专业研究基地,另一方面学生在基地的实习服务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社会工作者人员不足,同时专业人士的考察研究的成果对推进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推进农村社会工作“双核化"管理模式运行的保障措施
1.高度重视,提高对农村社会工作的认识。强调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向社会、政府施加影响,促使政府推行更加有利农村发展的社会政策,呼吁更多人关注农村的发展,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对农村社会工作的认识,发挥社会工作中介和桥梁作用,通过社会工作相关机构向政府表达农民意见,将政府精神传达给农民,缓解双方的对立与冲突,让农民增强对社会工作者的依赖,建立两者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
2.优化农业结构,依托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社会工作事业。优化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升级,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综合发展方向转变。努力发展包括生产资料工业、食品加工业等第二产业和交通运输、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在内的现代农业。通过树立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品牌,促进传统种植业向优势特色产业转变,增加农民收入,壮大农村经济实力,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后盾。开设试点,尝试农村资源的整体规划调配。要实现城乡合作和本土化实现“双核化”的管理模式,要求根据人口流动的情况,对农村现有资源进行规划整合。可以尝试通过开设试点,在试点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开辟城乡合作社区,将大量进城务工民众的空巢家庭整合迁入社区内进行统一管理,在社区内根据居民的需要,按照一定比例划分出生活区和生产区。同时整合农村剩余耕地资源,通过耕地的二次分配,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生产,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全方位发展农业。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高素质农村干部队伍;储备工作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的重大战略布署,而造就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是这一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为此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造就高素质农村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分析存在的问题,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一、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必须造就高素质农村干部队伍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战略任务,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脚踏实地,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农村干部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任,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和关键的作用。他们是党的十七战略部署的重要执行者。是党和政府与农村群众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是团结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导力量,农村干部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繁荣稳定,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和国家的事业兴旺发达。因此,着力造就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形势的需要,也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需要。
(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论述,使发展的目的更加明确,发展的内涵更加清晰,发展的思路更加科学,发展的眼光更加深远。而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关键在干部。现在,有的农村干部不了解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深刻背景,认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高层领导的事,是机关干部的事,是城市企业的事,存在与已无关的思想;也有的农村干部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仍然只重视经济建设特别是GDP经济指标,以为经济上去了“一俊”可以遮“百丑”不重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有的农村干部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仍靠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来赢得经济发展,缺乏依靠科技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感,也缺乏主动策应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前瞻意识和明晰思路。因此,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是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在农村贯彻落实的一件大事。
(二)是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形势的需要
新中国的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建设有了长足发展,农村面貌发展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农民的素质大大提高,精神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维护自身合法经济利益、民主政治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已逐渐成长为适应新形势的新型农民。当前,新农村建设正在进行,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可持续农业,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这一切都要求农村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改变传统工作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
(三)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这就对农村干部的能力素质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新要求。而目前,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与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有的干部不能正确领会党的农村政策,有的虽然有献身农村事业的热情,但是受文化水平低的限制,对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一筹莫展;有的干部思想观念陈旧,不能带领群众改变传统的粗放经营的模式;有的思想作风不正,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欺上瞒下,无心带领群众致富,只想捞取政治资本往上抓,甚至,违法乱纪。农村干部素质低,思想作风不正,必然影响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农村干部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二、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艰巨性与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农村干部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基本素质。
(一)政治上强,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
这是高素质农村干部的最根本要求,理论是管方向、管全局也是管思想、管灵魂的。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精神上的高尚与亮节来源于理论的深刻和彻底,而理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和塑造的。为此,农村干部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文件,学习和掌握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这样工作才能得心应手,成绩才会突出,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事业心强,具有开拓创新精神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不能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能不能迈出较大步伐,关键性的因素取决于农村干部队伍的有无事业心和开拓创新精神。因此,不断进取,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是农村基层干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三)公仆意识强,具有公道正派的工作作风
农村基层干部是我们党的形象在农民群众中的直接反映,农村干部公仆意识强,能够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认真为群众办事,干部的形象就好,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望就高。因此,合格农村基层干部必须要牢记党的宗旨,切实增强群众观念,以良好工作作风,取信于民。
(四)业务上强,具有农村经济管理能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技是关键,这就要求农村干部懂得发展现代农业的的科技知识,掌握发展现代农业的一技之长,善经营、会管理、有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担负组织带领广大农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重任。
三、突出工作重点,着力造就高素质农村干部队伍
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能够胜任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干部队伍,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相互协作,共同努力,建立长效机制,采取综合措施,常抓不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加强理论培训,逐步提高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学好理论,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要学好十七大文件等重大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二要学好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三要学好市场经济知识。带领群众去适应形势,发展市场经济。
(二)强化“公仆”意识,树立正确的宗旨观念
一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二是加强自身修养,接受群众批评。要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及时公开信息;三要善于开展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四是坚持不与民争利。利为民所谋,清正廉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五要注重自身的形象,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忠诚地实践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
(三)见微知著,不断增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一要准确把握矛盾的性质。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八个弄清”,即弄清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弄清是一般矛盾还是还是特殊矛盾,弄清矛盾存在的条件与解决矛盾的条件,弄清是思想是非还是利益冲突,弄清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还是方针政策分歧,弄清是德行问题还是违法问题,弄清是误会问题还是积怨问题;二要坚持分类处理的方法,要坚持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三要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力度。在农民中大力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农民法制意识。要严厉打击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侵害农民利益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扫除、聚众等社会丑恶现象。
(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农村干部的选拔任用与管理机制
一要严格标准,精心选拔那些观念上开放型、文化上知识型、事业上实干型、工作上开拓型、自身约束上廉政型的“五型”党员群众担任干部;二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不断改革和创新村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进一步扩大选人视野,拓宽选任渠道,不断挖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新的“源头活水”,促进农村各个方面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三要创新管理方法,使农村干部在经济上有“甜头”。积极推行绩效挂钩工资制和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可将农村干部的工资、奖金与其出勤、工作业绩挂钩,与党员、群众测评挂钩。在工作中有“干头”。上级领导机关要积极支持农村干部开展工作,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在生活上有“想头”。建立适合农村基层特点的激励机制,使村干部干有所为、退有所安、老有所养。对群众公认有突出贡献的干部要给予奖励,并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农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或者对离任村干部根据任职时间和贡献给以适应补贴。在政治上有“奔头”。加大对农村优秀干部的选拔任用力度,对农村优秀干部,特别是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村党支部书记,要积极创造条件,制定政策措施,将他们有计划地选拔充实到乡镇机关中去。
(五)要立足长远,着力抓好农村后备干部的储备工作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发展历程
与发达国家的一元经济相对,现展经济学的结构学派提出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Boeke于1953年提出,他基于Sombart的系统理论提出了二元经济系统理论。Boeke主张从“组织”不对称性角度来分析二元经济。Higgins(1956)基于对印尼的经验分析,提出了仅仅适用于欠发达地区的二元理论。作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研究热潮的掀起者,Lewis在1954年首次提出了二元结构问题,并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分析方法。经过Ranis&Fei(1964)、Jogenson(1961,1967)、Todaro(1969)、Toda-ro&Harris(1970)的进一步补充与发展,二元经济理论形成了完善的古典模式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两个部门:一是使用生产资本生产利润的有组织的现代工业部门,二是自给自足维持生存的传统农业部门。社会出现了先进的现代经济与落后的传统经济同时并存的局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具体表现为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发展不均衡的二元反差现象。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要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二元经济阶段都是其必经的发展阶段。凯恩斯理论的兴起,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Kaldor(1975)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了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的相互依赖性,他认为农业剩余对二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既受到供给方面的约束,也受到有效需求不足方面的制约。Rakshit(1982)假设经济由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构成,重点研究了欠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入了深入研究和扩展阶段。Krugman(1991)结合地理二元性与部门二元性,以中心—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经济地理的两区域模型。Murataetal.(2002)从工农互补的视角来理解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主张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中间产品成本这两个途径来推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Somanathan(2002)、Mudeetal.(2007)分别将二元经济理论运用于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和教育问题。杨小凯等(2003)基于分工视角,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和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及消失。蔡雪雄、邵晓(2008)认为中国形成了“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即总体上是城乡二元结构,而每一元中又分为两层:城市中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并存,而在农村则是传统农业与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并存。韩其正、李俊青(2011)在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过程。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种完善的分析范式,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范式和基本框架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和理论模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二元经济结构使然,因此必须将其置于二元经济理论背景和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现实背景之下进行研究。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业信贷补贴论是农村金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学说。该理论认为农民缺乏储蓄能力,农业生产具有长期性、季节性、低收益及高风险等特殊性,农村面临慢性资金不足问题,商业银行出于逐利动机不可能为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提供所需资金,因此政府需要从外部注入低息的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以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然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农民没有储蓄需求,但这一前提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经验表明:如果存在储蓄机会和激励机制,大多数贫困农户也会进行储蓄(Adams,2002)。农业信贷补贴难以真正实现促进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向穷人倾斜的收入再分配目标,因为低息贷款补贴很可能被集中补贴在较富有并使用大量贷款的农民身上,而不是贫穷的农民身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农村金融市场论(Adams,1984)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该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呼吁市场自由,认为农民,即使是贫困阶层,也是有储蓄能力的,低息政策使人们的储蓄欲望降低,反而会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因此该理论认为: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应该积极动员农村储蓄,利率应该由市场决定,非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非正规信贷机构具有信息优势(Besley,1995)并扮演着微型金融角色(Morduch,1999),应该将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
20世纪90年代后,在人们逐渐认识到稳定健康且有效率的金融市场的培育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要素去支持它后,不完全竞争市场论(Stiglitz&Weiss,1981)成为最被大家认可的农村金融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借贷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借款者往往不能掌握贷款方(农户)的足够信息,从而借款者不能做出准确的决定。为了补救市场的失效部分,政府有必要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但是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不是取代市场,而是补充市场(李人庆等,2000)。同时,借款人的组织化(如联保小组、互助储金会)等非市场要素对于解决农村金融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小组贷款有助于提高信贷市场效率(Ghatak,2000),并有助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Stiglitz,1990)和逆向选择问题(Tsaael,1999)。何梦笔等(2002)学者运用哈耶克(Hayek,1937,1945)的局部知识论来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他们指出信息不对称不应该是政府干预的理由,可以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发现和利用分散的知识,进而促进知识分工,最终使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得到缓解。竞争是一种发现信息、减少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过程,信息不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竞争性市场来解决。因此,就农村金融市场而言,可以通过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的多样性来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方向应是建立多元化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张晓山等,2006)。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与发展(Coase,1937,1959,1960,1998)为农村金融分析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可行、敏锐的视角以及一种更为尖锐的分析范式,关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制度分析开始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金融抑制,其根源在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如农村产权抵押制度以及农业保险制度的缺失(马晓河、蓝海涛,2003)。农村市场的交易成本包括签约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和成本(刘锡良、董青马,2008)。Gonzalez-Vega(2003)指出,就农村金融市场而言,借贷双方之间所处地理环境、种族文化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阻碍了彼此的信息沟通,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非正规金融机构通常可以利用其便利的社区网络、频繁的关联交易和熟稔的人脉关系分摊和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郭兴平,2010)。North(1990)将前人(David,1985;Arthur,1987)有关技术演进中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建立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而沿着既定路径,经济、政治制度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陷入恶性“泥潭”。任海烽、丁忠民(2008)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制度创新的必要性,指出了农村金融市场制度创新刻不容缓,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林毅夫(2000)认为中国农民的实践使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体制变革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新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理论的观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农业信贷补贴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仅适用于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2)农村金融市场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农村金融市场论既是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产物,也是农村金融具体实践的结果,所以它必然取代农业信贷补贴论,占据农村金融的主流地位。(3)因为农村金融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因此,可以将农村金融市场建设成为多元化的竞争性金融市场,而在竞争性金融市场不能发挥作用之处,农业政策性融资工具仍然有效。(4)制度创新是经济社会未来的根本路径选择,建立高效合理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根本方向。
三、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得到了较为快速的成长,尤其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市场需求主体由过去的单一化公有经济组织向现在包括农户、企业、地方政府等在内的多元化主体发展,金融需求总量日益提高,金融需求结构日趋复杂;市场供给主体由过去仅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演变为现在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为主体,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微型金融为辅助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和以自由借贷、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民间贴现和民间担保机构等为内容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体系并存,较好地适应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复杂变化。理论和现实都充分表明: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是在农村正规金融和农村非正规金融并存、城乡经济金融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双重约束所规定的秩序下运作的,这种秩序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是在典型的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并存与分割的二元运行框架下运行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主体,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市场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何大安(2009)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运行框架大体上是在体制转轨中逐步走向二元运行格局的,其表现为非正规金融的覆盖面逐步扩大,而正规金融通常只限定在政策性金融和农村信用社的运行层面。这一基本格局产生的体制性基础是政府宏观调控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仍广泛存在,即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在制度安排上对农村金融运行还有着较强的约束。从理论上讲,农村金融市场二元运行框架的形成不仅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其形成还与农村金融自身的特殊性有关:(1)农村内部本身并不缺乏资金,而是缺乏有效的储蓄—投资转化能力,需从农村外部注入资金才能有效运行的农村金融市场在应对经济转型时期因政策或制度安排所引起的金融抑制时,除了需要注入政策性金融外,也需要非正规金融的补充(Isaksson,2002)。苏士儒等(2006)认为,农村正规金融往往具有首先遵循国家偏好而非农户需求的倾向,其缺乏有效满足农户金融需求的机制和动力,正规金融的缺位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张建军等,2002);当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现实和潜在资金需求时(David,1994),政府可以默认乃至于在职能行使上开始适当介入非正规金融。(2)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存在着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有必要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以促进借款人一定程度的组织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1994),农村信用社则是这种组织化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难以由市场机制来建立社会所需的金融市场,政府有必要采取诸如控制利率、提高金融进入门槛、降低利息或担保融资、成立互助储金会等政策性金融措施(Stiglitz&Weiss,1981);
在中国农村金融二元运行框架下,农村金融市场具体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农村金融组织制度畸形发展:
(1)中国农业银行难逃“趋利”本性。中国农业银行属于商业银行,其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产权主体的虚化导致农业银行成本过高、效益低下,因此其不愿意在经济条件薄弱的农村开展业务。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先天不足”。作为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资金的财政依赖性较强,业务相对单一,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
(3)农村信用合作社支农角色逐渐淡化。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效益低、风险大等特殊性,农户、个体工商户及中小型农业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存在季节性、零散性、数额小、规模小等特点,这使得农民和中小生产者很难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农村信用社作为以互助为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其与广大社员的天然联系使其在筹集农村闲散资金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并使其能够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重任就落在了农村信用社的肩上,农村信用社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环节和主导力量。但是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在支农资金供应方面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其基层服务网点大量撤并,支农业务范围逐步缩小,“离农”倾向日益突出。随着制度的变迁,从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行为来看,它不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的制度特征(谢平,2001),其发展成为具有垄断性质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金融机构(周振海,2007)。
(4)农村商业银行的成长受到限制。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农村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反映出其存在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资本不足、所涉业务具有自然脆弱性等问题,国家对其投入农业的资金缺乏政策、法律上的倾斜保护。
(5)农村邮政储蓄机构的发展方向不明。在业务上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只吸收存款,不对外办理贷款业务,因此无法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邮政储蓄局属于邮政部门的内设机构,而邮政储蓄网点又属于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界定不明,导致央行很难对其实施监管。
(6)农业保险机构的发展道路艰难。农业保险机构的发展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其成长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如灾害救济的手续繁杂、机构水平低且难以监管、业务覆盖面窄、业务量较少、农业保险的承保率低、赔付率高、经营亏损严重等。
(7)微型金融的发展初见端倪。2005年以来,为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及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我国开始了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小额信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但其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无法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第二个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环境受到严重约束。充足的农村资金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条件,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又是影响农村资金供给的一个关键因素(周妮笛,2010)。制度建设是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保障,因此要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然而,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制仍维持了改革初期的基本结构,作为政府支援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工具,农村金融财政化程度高,农村金融市场受到约束管制,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环境被扭曲(谢平、徐忠,2006)。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来看,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刘民权等,2006)。原本应给农村“输血”的正规金融机构逆向发展成为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总体上讲,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局面还远未形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地“损农”事件时有发生。现在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的资金需求,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与支农宗旨背道而驰;同时,能满足广大农户金融需求的非正规金融却难以合法化并时时受到压制。
四、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研究重点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要建立健康高效稳定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根本路径是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成长机制,推动制度创新。笔者认为今后对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研究应该重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学识水平
19XX年XX月,XXX通过社会招生考试考入XXX农村信用社。他工作热情高,虚心好学,经常向老同志请教并坚持自学,先后自学了《农村金融研究》、《农村信用社财务会计制度》、《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等书籍。19XX年初XXX参加了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考试,考取了XX农村金融职工大学,在校脱产学习两年,系统地学习了金融基础理论及业务操作技能。
为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社工作,做到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的紧密结合,XXX同志这些年来始终坚持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先后撰写出三十余篇论文、调研报告,分别被国家、省、市级报刊采用和全市系统内交流,为做好农村信用社工作及领导决策提供了参考。几年来,该同志共在国家、省、市级报刊发表各类文章10余篇,连续多年被评为农村信用社优秀通讯员,19XX年以来始终被XX金融学会聘为常务理事。
二、业务能力
1、具有较强业务工作水平和组织能力
自参加工作以来,该同志先后担任过基层社主任,联社机关会计、信贷科长、计划科长、办公室主任等职务,较全面地掌握了农金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具备了较强的工作能力。19XX年组织联社档案升级工作,顺利通过了区、市、省级验收。
2、有较强的管理经验
19XX年XXX同志被提拔为XXX农村信用联社主任,主管业务、信贷、计划、“三防一保”及党支部工作。当时,正是农村信用社经营最艰难的时期,存款下滑,贷款占压严重经营效益下降。面对这种局面,他采取了大力组织资金,狠抓贷款管理,加强内部管理的三条措施,使信用社经营环境迅速好转。
3、具有培养专业人才的能力
多年以来,该同志在积极探索金融理论研究,努力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经常主动或被组织委派做人才培养工作,在培训工作中。他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多年的工作实践紧密结合,使培训收到良好的效果。19XX年他为XXX农村信用联社干部职工讲授了会计、信贷、法律等知识。19XX年,为提高农村信用社员工微机操作技能,他组织开展了联社干部职工微机培训工作。在培训中,他亲自授课,提高了全社干部职工的微机操作水平。XXXX年,为结合联社职工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该同志用一周时间对联社中层干部进行了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全辖中层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使“三个代表”学习活动融进了实际工作中。
三、工作业绩
1、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全力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几年来,该同志认真落实党的农村金融政策,积极深入农户开展调查研究,围绕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开展工作,通过他的努力,XXX的农村经济日渐好转,XXX农村信用社也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良性循环的大好局面。在农村信用社的支持下,XXX出现了XXX韭菜村、XXX养牛村、XXX果树村等专业村镇。
2、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为强化内部管理,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农业生产和农业结构调整,该同志组织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及岗位责任制五十余项,并切实加大了监督检查力度,从而建立了目标明确、职责清晰、监督有力的工作体系,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该同志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以“创先争优”和“双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为载体,在全辖员工中深入开展了形势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并通过建设职工之家、互帮互助等活动,使全体员工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19XX年以来,XXX农村信用联社连续被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综合治理先进单位、抗灾自救标兵单位。
四、工作态度
该同志能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得到进一步提高,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该同志先后从事过多种工作岗位,但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能积极服从组织安排,做到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工作中,他处处以大局为重,虚心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为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经济专业高级经济师资格评审细则》及总行有关规定,经审议,XXX同志具备高级经济师申报条件,同意推荐XXX同志晋升高级经济师任职资格,请予评审。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理论基础;战略原则
中图分类号:G2AO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1―0122―05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这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作为农村社区庞大系统建设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国外研究来说,在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分散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益性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但由于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上的明显差别,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应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依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尊重本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模式。为此,明确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及战略原则对于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关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和需求,因此,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说来,其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在需求。公益性文化的精粹必然包含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农耕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之根在农村”,其本根就是农业文化。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地方戏曲、神话传说、史诗民谣、传统建筑等数不胜数,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扎根于农村的广阔土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中国最深厚最古老的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根砥也在农村。“乡土社区文化”乃是“中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之根”。如何挖掘、整理、利用和创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和崭新面貌,促进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实现农村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笔者认为,以农村社区为合理切入点,以公益性文化建设为具体内容,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是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引导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对整个社会与文化起到一种引导和教育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基本内容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公益性文化在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主旋律文化、凸显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文化形式无可替代的。在我国,公益性文化建设是突显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作为党的重要喉舌的报纸刊物,还是为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从事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事业单位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都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代表和宣传着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农村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相对于政府的号召、组织的说教灌输来说,在农村社区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化产品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具广泛性和日常性。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无疑是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建设文明农村、打造和谐农村的动力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公益性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道德与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净化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规范生产秩序与社会行为,特别是在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同时,我们要注重发挥公益性文化软实力在农村社区的作用,使公益性文化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支撑,使村民在思想观念、人文素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劳动形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得到整体改善或提升,既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有效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推动农村社区事业健康发展。因此,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新农村建设,必然需要其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农民人文素养的追求目标。公民虽然职业、地位、身份和收入各不相同,但都有平等地无偿或少量有偿地享有知识,获取审美、文化,享受健康娱乐的基本文化权利。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起到调节社会分配并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上的差别容易引起关注,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别却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在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心化,农村农民的文化权益则边缘化,而且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深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深度聚焦农村社区,深切关注社区农民自身,深情倾注人文关怀,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五)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文化力的迫切需求。综合国力的竞争,根本上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但实质上是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公益性文化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包含着巨大的文化作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可忽视其公益性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其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从理论突破开始的,知识经济的产生必须以知识、科技、文化为主要内容作先导。其二,文化从层面上看,包括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在技术层面,新的技术在理论上有了飞跃,才有可能引发生产的进步和革新;在制度层面,经济建设离不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优良的发展环境能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在观念层面,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才能激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从社区公益性文化人手,只有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力,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长久的内在驱动力。
(六)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的内化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作为农村社会的新形态,已经成为社会矛盾酝酿、扩散和集中的敏感地带。农村的稳定和良性发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和政权的稳定。农村社区稳定需要依靠硬性的综合治理,也需要软性的文化建设。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公益价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感和对执政党的认可度,也必然影响着农民对政治民主的热情与参与度。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的教化和观念的引导,在实现农民文化权益、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深入民心、内化人心;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可以折射出文化民生意识。因此,坚持民生理念,切实解决好农民在文化方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有延续性,文化有不可割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问题,其文化发展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其中,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他们对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科学阐述,为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又提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指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它们所产生的价值也不同。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作用同等重要,“作家”、“诗人”、“画家”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阶层”,他们进行艺术劳动的目的是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公益性文化建设作为独特的文化艺术生产过程,它可以充分挖掘人们内心所固有的超越物质非功利性的一面,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的深层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性文化给民众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远离功利、回归精神的环境,也是对人们审美情趣的一种培养和熏陶,这正是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所承担的责任和具有的功能。
(二)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指针,也为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指导。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鲜明突出了革命年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内涵。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出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方针,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和提出的先进文化理论,明确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邓小平强调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条件;明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四有”新人培养的重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指出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四有”新人的培养和塑造。这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思想,特别是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提出“先进文化”的概念,为新世纪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思想,“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任务、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4.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他们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了“四位一体”的整体建设思想,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确立了应有的战略地位与战略选择。就文化建设而言,要“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三、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战略原则
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离开了它,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必须吸纳马列主义的相关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坚持政府主导、主体多元原则。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非功利性使其无法单纯依靠自营而发展,更不可能将其完全依靠市场,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而必须紧紧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这就决定了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不可代替的;同时,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其有效开展的巨大动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也需要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应树立起社会文化社会办的意识,通过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
(二)坚持以民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力军。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中心,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农民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并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尺度;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充分尊重村民个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倡导农村新型伦理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不断满足村民对居住环境、文化氛围的进一步要求,使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三)坚持“双轮驱动”原则。尽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但仍可以借鉴市场经济的某些意识和观念,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自己。经营性开发与公益是文化的两大属性,但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应该贯彻“双轮驱动”的理念,既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又要重视经营性文化产业,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公益性文化事业进步。通过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增加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的投入,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引导公益性文化消费,进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促使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互为补充、相互作用,推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原则。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严重,落后的农村仍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着复杂与艰巨的任务。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是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必然举措,它不仅有利于推动农村社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还对于改善农村社会风气、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作用。针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重视城市、忽视农村,导致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现象,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的倾斜力度,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促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村精准扶贫社会工作
一、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
(一)精准扶贫的概念界定
2015年,到云南和贵州省调研时,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2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机制的重大创新,即通过精确瞄准贫困人口,切实地实现直接针对贫困人口的扶贫开发。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办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坚持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建设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同时,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
(二)社会工作参与扶贫的理论依据
第一,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创始于1974年,是随着法国学者Lenoir,相关著作的发表,才逐渐被学界重视和推广的。他认为“当今正是‘垂直社会’向‘水平社会’的过渡时期,社会的‘金字塔式’结构被打破,社会成了一个平面,原先处于底层的人群被分散到这一平面上多个中心的边缘地带,弱势群体面对的不再是裸的压迫,而更多的是被中心人群的忽视”。因此,社工专业在参与我国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对扶贫对象的心理关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出发点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以减少贫困人群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到的冷漠和忽视。同时,还应该增强贫困人群的社会参与度,让贫困人群以主人公的态度加入到反贫困的事业中。
第二,三重失灵理论。三重失灵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的非政府机构研究专家萨拉蒙教授提出的。作为社会治理新机构的非政府组织,出现的目的是协调政府部门单一管理社会的局限,而不是要代替政府来承担其所应该发挥的功能。总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配合、协调工作,而不是把两者对立起来。三重失灵理论为社会工作参与我国农村扶贫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以社会工作理论和价值为指导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具备承担实施社会扶贫政策的能力和优势。在实施过程中,能够与政府通力合作,在公民和政府的互动之中,起着缓和和的作用,减少官民之间的直接冲突。
二、中国农村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
(一)农村地区缺乏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扶贫工作,即是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农村社会工作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但是现阶段的农村社会工作还处于不完善,甚至空缺的状况,很多农民甚至不知道社会工作是为何物,更谈不上寻找社工机构来帮助解决困难,而农村地区社工短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发展缺乏政策、资金和人才支持。了解西方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史可以发现,美国的农村社会工作者一般会在政府担任相关的职务,或者会得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通过这种方法把专业知识高效地在农村付诸实践。而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还处于一个被忽视的现状,制度不健全,资金不到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相对稀缺等一些现实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限制社会工作人员利用专业优势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因此,如何使社会工作参与到农村反贫困工作中,服务农村发展,还需要政府、社会及广大农村群众的共同努力。
(二)贫困农户的思想观念影响扶贫工作
大多贫困农民的受教育水平都比较偏低,思想观念也较为落后,甚至有一些贫困者仍存在过去的等、靠、要落后观念,懒惰,不愿意劳动,对于到手的扶贫资金不是有效利用,反而拿去吃、喝、玩、乐,更有甚者还用来打麻将输掉。还有一部分贫困农民为了得到扶贫资源,不愿意自主脱贫,占用贫困名额,也是对扶贫资源的一种浪费。但由于政府下放到村里的扶贫资金很有限,所以必须做到专款专用,了解致贫原因及贫困农民的不同需求,做到扶贫因村制宜,因户制宜。同时,扶贫工作还应坚持扶勤不扶懒,对于因为懒惰和不务正业而陷入贫困的农户,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不是给钱或实物,而是首先要改变其落后的思想观念和错误认识。
三、创新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策略
(一)建立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近年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发达城市得到快速发展,社工机构配合当地的政府部门,共同解决本地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在城市建设、社会服务提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农民享受社工机构专业服务的渠道没有打开,尤其在边远的农村,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社工为何物。他们处理困难的形式,还是像从前一样,求助于亲戚、邻居或政府,这就给基层行政组织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导致其运作不畅。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反贫困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经验,因为反贫困不只是经济问题,其中贫困者的心理和社会问题,对贫弱群体的社会服务、社会支持和心理抚慰更是社会工作的长项。因此,可以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社会工作队伍,通过对村干部、农村教师、乡村医生等进行社会工作培训,建设适合本地情况的社会工作队伍。发挥社会工作者特有的专业优势,利用当地社会资源、组织相关活动、提供社会服务来改变困难群体、脆弱群体被边缘化的状态,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还可以对扶贫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进行参与和监督,保证扶贫工作的效率和公平公正。
(二)建立扶贫对象的增能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贫困人口总是处于一种比较劣势的地位。因此,社会工作在参与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贫困人群的自身发展。首先,是心理辅导方面。对服务对象进行心理干预,是社会工作常用的治疗手段,社会心理模式认为,心理因素的变强能够增强人克服困难的决心。所以,这个体系要从培养贫困人群脱离困难的决心做起,注重扶贫中的情感投入,增加人文关怀,增强其心理承受能力。建立增能体系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增强贫困人群克服贫困的技能水平和心理素质。其次,是社会支持系统和自然支持系统的和谐方面。这两个系统的完整性,一方面可以减少面对风险的承受压力;另一方面增加贫困人群摆脱困境的能力。在这个培训体系里,社会工作及其工作人员,通过鼓励、引导贫困人群参与社会活动,参加本地区的事业管理,扩大其交际圈,拓展其获得知识和技能的途径,去寻求更大范围的支持资源。
(三)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引导社会资源参与精准帮扶
首先,建立完善的政策宣传体系。社会工作发挥其专业特性和优势,将社会工作思想植入扶贫政策的宣传中,把扶贫政策注重人的发展理念传播给社会大众,激发民众主动了解政策的积极性,引导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工作。
其次,建立完善的政策执行监督体系。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对政策执行的监督当中,这样这个体系就行成了政策监督的整体力量,其中包含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受助人群共同监督社会工作机构,对农村扶贫政策执行的操作。同时,对结对帮扶实施动态监管,及时更新帮扶资源信息记录。这样在多方力量的监督下,可以促使社工作在农村精准扶贫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提高精准扶贫的时效性。
(四)整合扶贫资源,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
充分利用社会工作提供和配置资源的优势。社会工作可以调解农村扶贫资源的社会分配,使之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社会工作能把资源分配到困难人群、弱势群体等最需要的目标群体手中,以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因此,社会工作专业的参与、社会机构的成立就可以为贫困人群建立一个获取社会资源的平台,为政府和社会,贫困农村和城市之间建立了沟通和互动的有效渠道。
在精准扶贫阶段,健全扶贫资源整合与配置平台,积极争取各种配套资源,做好与贫困人口身份具有连带关系的资金资源、政策资源、行政资源的优化组配,用尽可能完善、翔实的信息来弥补扶贫资源供需分离与分配不当的负面效应。努力形成扶持政策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使政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资源合力,发挥扶贫资源汇聚效应与协同效应,促进贫困人口安稳致富。
纵观全文可以看出,消除贫困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国政府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致力于扶贫开发工作,并且不断探索、创新贫困治理机制。改革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扶贫―定点扶贫―精准扶贫,步步推进,扶贫工作的成效大大提升,并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扶贫开发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解决难度大。要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完成扶贫任务,使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摘掉贫困帽子,我国政府就要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坚持“扶真贫、真扶贫”的扶贫理念,齐心协力,打一场扶贫攻坚长期战。
(作者单位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作者简介:张婷婷,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
参考文献
[1]Oppenheim.Poverty:theFacts[M].ChildPovertyActionGroup,1993:83.
[2]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15.
[4]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3(3).
[5]阿马蒂亚・森(印度).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让・德雷兹(印度),阿玛蒂亚・森(印度).饥饿与公共行为[M].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谭诗斌.现代贫困学导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8]许源源.中国农村扶贫:对象、过程与变革[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9]帅传敏.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模式与效率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0]李洪波.当前社会工作介入我国反贫困的必要性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1(12).
[11]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12]黄承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研究,2015(2).
[13]姚霞.反贫困与社会工作的介入[J].社会工作,2009(7):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