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诗经》范畴化植物
一、引言
《诗经》中的植物词汇意义丰富，它们不仅直接体现了中国先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时期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现实。这些植物词汇的意义随着时间逝去经历了流变，内容尚且存在不少疑惑之处。而在翻译过程中，意义在汉英语言系统转换中存在不对等性。因此《诗经》中植物的翻译给译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本文姆冻牖概念出发，通过确定植物词汇的范畴化层次和属性，使用合适的翻译方法来尽可能的达到对等的效果。
二、《诗经》翻译中认知范畴的概念
认知语言学认为诗歌的意象是一种以人的认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人们对各种客观事物进行归类和定位，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事物的客观属性在人的主观认知中获得定位，认知范畴是范畴化的结果。而意义的不确定性，也始于范畴化，在认知范畴化理论中，对于个体范畴化的依据有如下说明：个体范畴化的依据并非其基本特征，而是其属性。属性是事物性质的心理体现，和认知及与现实的互动相关，而前者是指事物固有的本质属性，与认知的主体无关，是独立的客观存在。范畴化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翻译表面上是两种语言之间表层语符的转换，实际上是两套认知范畴之间的移植。认知范畴并不是随意的人为划分。，除了客观事物的自身属性外，影响因素还有人的经验，而经验又受到环境影响两套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中，背后的认知范畴必然存在差异。认知范畴具有层级性，可以分为下属范畴，上位范畴和基本范畴，基本范畴兼有完整的感知完形区别特征和内部相似性。
《诗经》中出现的名物种类繁多，出现了大量的草木鸟兽名称，这些动植物，或赋，或比，或兴，有的体现了先民的审美，有的寄托了特定的情感，有的承载了深远的隐喻，名称的意义有多样丰富的层次，只是各有侧重。在《诗经》的中文研究中，名物研究内容博大精深，尚有很多未解之处，这无疑给英文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将根据认知范畴的概念，以诗经中的植物词汇的翻译为例，从名物在诗歌中体现的属性和具体性质出发，判断如何在翻译中通过确定词汇的范畴层次，而尽量达到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
三、《诗经》中植物词汇翻译的范畴化
诗句精简，却被赋予了深远的含义和丰富的意象，诗句也最容易误译，甚至可能产生与原句相反的含义。尤其在翻译《诗经》这样的文学作品时，更要注意结合全文的意义分析，绝不能孤立的逐字逐句的阐释。了解诗歌的时代背景，掌握诗句的精神实质，简明扼要地力求再现原作，只有这样辩证文字，反复推敲，才能感染读者，达到对等的效果。
既然从认知角度上说，个体范畴化的依据――属性，是事物性质的心理体现。那么在诗歌语言中，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诗篇中受到诗歌情感的影响，具有或强化或弱化的含义，在不同的认知主体心中也会形成不同的折射，体现其多层次的属性。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心气衷曲浓缩在典型的生活画卷中，这就是涌溢深微哲理的诗的意境。景与情交融才能成诗，因此本文从语境，意象以及文化三个方面，来分析植物词汇范畴化的过程。
1.语境
认知语境是认知主体对语言使用的有关知识，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已经概念化或图式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在使用语言时，认知语境对语言的不完整进行补足，语言使用者自觉地根据认知语境激活并选择相关信息。在利用认知语境进行推理的过程中，语言使用者获取语言中蕴含的隐形内容，从而达到正确的理解。
《诗经》中出现的一些植物，之所以能够入诗，可能和当时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现今看来却是一个不能确知的名称。但是根据诗歌语境和注释对植物情态的补足，读者对于该个体有一定的想象。此时，若译者选词时能重现此植物的情态，营造出一样的情境，符合读者的想象，便是可取的译法。下面以“荇菜”译法为例。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d之。”参差在现代汉语中有长短高低大小不齐的意思，而在古代汉语中蕴含中多姿的含义，多姿的荇菜飘飘摇摇，春意盎然，采荇的姑娘青春活力，引绵长思念。在各个英译版本中，汪榕培译为watergrass，杨宪益译为waterplants，他们的译法是采用了基本范畴概念“水草”来取代原文的下属范畴概念“荇菜”，却并未体现出荇菜随波逐流在水中招摇的情态。许渊冲译为cresses（水芹），里雅各译为duckweed，意为浮萍，他们都采取了下属范畴概念取代荇菜的译法，可能由于英文中并没有荇菜这个概念，译者以其形态相似的概念代替，在读者心中营造了相似的情境。
2.意象
意象是一般是一种具体的实物情感寄托，诗人用这种物象来抒感，寄托其情愫。在《诗经》中也存在一些意象，虽然也被用来抒发诗人的情感，但是更重要的是与诗旨的解读有密切关系，或者烘托氛围，或者与诗歌的主要内容有关键联系。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中，诗歌的意象不再仅限于解释为简单的情景交融，而被认为是种思维方式的体现。在这些意象的翻译中，译者必须注意突出它具体体现出的某些功用及属性，从而确定具体词汇选择的范畴层次。
《诗经》中多首诗写到男女交往以植物相赠，比如《邪风.静女》中的彤管，《郑风.溱箱》中的苟药，《陈风.东门之扮》中的握椒。虽然有的植物究竟为何物不确知，但是这些相赠之物多为表达男女之情，比如彤管，"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溱洧》之芍药是士与女相与戏谑，“结恩情之厚”的信物。《诗经》中的一些植物，有其特定的隐喻功能，且很多与女性有关，比如“椒”，其果实累累，正是多子的象征，所以用它比喻女子多子，这在《唐风.椒聊》中表现得很明显。多位译者都将椒聊翻译为pepperplant，椒为何物的信息很明确，且《椒聊》全诗都是客观描写椒聊，以达到比兴目的，所以在译法上没什么分歧。而对于握椒的译法，则人各有异，理雅各和汪榕培还是译为pepperplant，而许渊冲并没有译出椒的客观信息，而是译成tokenoflove。很明显，许在此采用的是上位层次的范畴，并不直接译为实物，而是结合椒所代表的男女关系，将此处的画面情态清晰地表达出来。
3.文化
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语言离不开文化，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两个国家或民族的相互沟通，不仅在于对语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背后文化意蕴的理解。作为中国诗歌的萌芽，《诗经》的一些意象负载着厚重的中国文化，而这种文化内涵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其客观特点，而是在历史的使用中人们对其的感受点滴化成的文化心理的凝结，这种属性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这类词汇的翻译中，更需小心，如果英语中不含此种意象的概念，不可随意置换，即使英语中有客观概念上完全对等的词语，文化意义也难免出现缺省、错误的现象。
《诗经・采薇》描写战后士兵返乡的名句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余冠英的语体译文是：“想起我离家时光，杨柳啊轻轻飘荡。如今我走向家乡，大雪花纷纷扬扬。这是诗经里著名的诗句，它就像一幅画，把出征边塞将士们的心情，描画得淋漓尽致，使读者身临其境。将士们出征的经历，都尽在季节变化，意象倒转中了。“杨柳”一语重点在柳。柳，已成为古人今人某些特定情感的信息载体。汉语语音中“柳”“留”谐音，让人自然联想到柳丝与留思间的内在联系，使折柳赠别之俗带来的。杨柳的名称、形态驻扎在中国的读者心中，而其唤起的送别的意义更直接使读者体会到离别的意境，而这点，西方读者是无法直接理解的。
因此许渊冲将前两句译为WhenIlefthere，willowshedtear.译文把抽象的离情化为具体的流泪，这就是把杨柳拟人化了。但杨柳是没有眼泪的，所以英文的眼泪用了单数，表示这不是物质的泪，而是悲哀的象征.。这种将事物深化具体化的方法，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译法。
四、结语
综上，《诗经》中一些名物词汇的确切意义难以确定或者难以在英语中找出完全对等的词汇，认知范畴的完全对等移植难以实现。即便以同一层级范畴的词汇翻译，也可能只是处于相近的义域，会存在各自不同的属性，原语读者与译语读者读到原语词汇和译语词汇无法形成完全相同的心理感受。所以在翻译中，译者可以利用认知范畴的理论，在上位范畴词，下位范畴词和基本范畴词中取可取的译法，在翻译的词汇取舍中，考虑诗句的情景再现，旨意传达以及文化蕴含，尽量达到对等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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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经》;二十八宿;生物学;医药学;地学;物候学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5-0054-002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集,它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五百年的生产生活史实,其中不少诗篇记载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科技成就。下面对《诗经》中的科技成就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天文方面,是《诗经》所记的科技中成就最大的项目。《诗经》已经提到作为古代天球坐标体系的二十八宿的火(心)、箕、斗、定(室、壁)、参、昴、毕、牛、女及太阳、月亮等十一个星宿。
《豳风・七月》:“七月流火”,“火”,即“大火”,又名心宿二,以色红似火而得名,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三颗。它是夏天夜晚空中主要亮星之一,体积为太阳的2,700万倍,距离地球为424光年。心宿二(即“大火”)每年暮春的黄昏出现在天空当中,六月便逐渐西斜,七月便在西边向下“流”,故诗云:“七月流火”。
《小雅・巷伯》:“哆兮哆兮,成是南箕”,“南箕”即为箕宿,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四颗,呈现梯形,形似簸箕而得名,《小雅・大东》:“不可以簸扬”,是说箕宿形似簸箕却无法扬米去糠。
《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北斗”又称北斗七星,在天空北方排列成斗状或杓形的七颗亮星,虽如勺斗却“不可以挹酒浆”。北斗星在古代是指示方向和认识星座的重要标志,接北斗第一、二颗星,顺其延伸约5倍处,就是北极星。
《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为古星名,即为“营室”,原包括室宿和壁宿,后专指室宿。《尔雅》指出,室宿,又称营室,古称“定”。室、壁宿都为二十八宿之一,室、壁两宿共有四星,呈现为长方形。在黄昏时辰,室、壁四星出现在正南方的季节,恰是农事忙完,气候适宜,古人多利用此时营造房屋,故四星统称“营室”。
《召南・星》:“彼小星,维参与昴。”其中“参”为二十八宿之参宿三星;“昴”为二十八宿之“昴宿”。参宿三星在冬季的夜晚位于天空下南,此时节草木萧落,百姓多伐薪为炭,挂网罢渔。所以《唐风・绸缪》诗云“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小雅・苕之华》“羊喷首,三星在(瘦羊耷首咩,星光空照〔捕鱼工具〕)”,讲的都参宿三星。人们肉眼可见的昴宿则为较亮的七颗。实际上,它是昴星团,由780多颗星构成。
《小雅・大东》:“有天毕,载施之行”(那长柄状的天毕星,直列成行,斜挂在天空)《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当月亮经过天毕星时,天就要下滂沱大雨)“天毕”即毕宿,简称毕。有星八颗,形似古时田猎用的长柄网,古时对这种长柄网即称毕。
《小雅・大东》:“彼牵牛,不以服箱”,(明亮闪烁的牵牛,可惜不能驾车啊!)牵牛指牛星,俗称牛郎星,又名河鼓三星。牵牛星是夏秋夜晚天空中主要的亮星,光度为太阳的8倍,直径为太阳直径的1.68倍,表面温度约7000°C;牵牛是以牛郎和织女的神话传说命名,所以诗中说“不以服箱”,说它并不能驾车。《小雅・大东》:“彼织女,终日七襄。”织女指织女星,又称天孙,有三颗星,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织女位于银河西,与银河东的牵牛星遥遥相对。约在夏秋的夜晚,织女星是天空中主要的亮星之一,而且出现的时间也长。
《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果果出日。”《小雅・天保》:“羔裘如膏,日出有”等等。这些诗篇的“日”指太阳这颗恒星。
在《诗经》的20首诗篇中,这些星宿共出现41次。当时人们的生活、生产与天文密切相关,加之统治者常借助天命,所有这些因素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发展。《诗经》还有天汉(银河)的记载,“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所记的银河世界,实在是奇妙无比。尤为重要的是,《诗经》中还记述有日食现象,《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这是古代文献所记述的世界最早(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可靠的日食记录。
生物学方面,《诗经》中记载了大量的动植物知识,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生物领域的观察成果。
《诗经》中有149首诗涉及各类动物,主要有鱼类、鸟类、家禽家兽类、昆虫类、猛兽类、蛇类等72种,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鱼类、鸟类和马等。几乎包括当今常见的所有的动物。如牛、羊、马、鸡、猪、兔、鹿、狐狸、獐、虎、豹、狼、鹗鱼、老鼠、龟、蛇、貉、鹤、黄鹂、鹭鸶、麻雀、乌鸦、大雁、鹌鹑、猫头鹰、布谷鸟、燕子、斑鸠、鸨、雉、鸳鸯、蚂蚁、蚊子、蜘蛛、苍蝇、蟋蟀、蝎子等等。当时人们还有饲养动物的园地。如《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王在灵沼,於鱼跃。”诗中所写的灵囿,就是养有禽兽的动物园。灵沼就是饲养鱼类的池沼。诗中还描述了园中鸟兽鱼类活泼驯服的景象,反映了人们已掌握了许多动物的习性规律。《诗经》收录了135种植物,类共分为11类:野菜、栽培蔬菜、栽培谷物、药材、水果、纤植物、染料植物、建舟器具用材、非木材类之植物用材、观赏植物、具象征意义的植物等。反映了周民合生活、自然与艺术的杰出智慧。“蒹葭,白露为霜”(《秦・蒹葭》)“隰有楚,猗其”(《・隰有楚》)“蒹葭”就是“芦苇”,“苡”是“车前草”,“楚”是“猕猴桃”。
医药学方面,《诗经》中反映了周代药物知识的进一步积累,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诗经》记有许多中草药,如葛(根)、苓(茯)、芍药、蒿(本)、芩(黄)等。《诗经・大雅・绵》:“周原,,堇荼如饴”“堇”一说乌头,附子,辛,甘、大热,有毒;归心肾、脾经;回阳救逆,补火助阳,逐风湿寒邪。《诗经・周南・苡》:“采采苡,薄言采之”,“苡”车前子,地衣,车前科,多年生草本,嫩叶可食,种子药用,利尿清热渗湿通淋,明目祛痰,治难产。《诗经・唐风・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巅”,“苓”甘草。一说苍耳,一说黄药,一说地黄。《诗经・风・载驰》“陟彼阿丘,言采其”“”是贝母草,葫芦科,苦,微寒,归肺、脾经,散结、消肿、解毒。《诗经・王风・中谷有》“中有,其乾矣”“”即益母草,唇形科植物,苦辛、微寒,归肝、心包经;活血调经、利尿消肿。《诗经・魏风・汾沮洳》“彼汾一曲,言采其”“”即泽泻草,甘、寒,归肾、膀胱经,利小便、清湿热。《诗经・豳风・七月》“四月秀”“”即远志,苦、辛、温,归心、肾、肺经;安神益智、祛痰消肿。《卫风・伯兮》的“谖草”即萱草,忘忧草。甘、凉、有小毒,利水消肿、凉血。《唐风・葛生》的“蔹”即白蔹,攀缘性草本植物,根可入药,清热解毒,消痈散结。这不仅在药物学上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也有利地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地学方面,《诗经》留下了许多生动的记载,为以后的地学发展构建了基架。
《诗经》中,有不少关于湿地、泥沙、泉水、山地、河流、沙洲、地下水、地震等方面的记述。如《诗经》的头条写的是湿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是写湿地的。“相彼泉水,载清载浊”(小雅・四月)、“径以渭浊,其”(邶风・谷风),这是以水体的清浊来比喻事物的变化,说明周人很早就注意到河水的含沙量问题。涉及山地、丘陵、谷冈的诗在《诗经》中共有47首,说明周人对地形地貌是格外关注的。“鼓钟将将,淮水汤汤”“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说的是淮水和沔水,这是关于河流的记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邶风・凯风)、“冽彼下泉,浸彼苞穰。”(曹风・下泉)、“沸槛泉,维其深矣。”(大雅・瞻卯)、“有冽泉,无浸获薪。”(小雅・大东)、“我思肥泉,兹之永叹。”(邶风・泉水),这里“下泉”(即下降泉)、“泉”(即裂隙泉)、“槛泉”(即上升泉)、“肥泉”等的分类,可见当时人们对地下水已有较多认识。《小雅・十月之交》、“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描述的是当时的地震的灾情,在《左传》中也印证了是周幽王六年十月(即前776年),关中发生大地震,“岐山崩,三河(河、洛、渭)竭。”地学的发展与当时人们定居生活和农田灌溉密切相关,人们在查勘测量、气候观测和寻找水源的活动中积累了先进的科技知识。
物候学方面,《诗经》所载,启开中国物候学的先河。
关键词：曹操；曹丕；曹植；《诗品》
锺嵘《诗品》将三曹父子诗歌划分为三等：陈思王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为上品；魏文帝曹丕“鄙直如俚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为中品；魏武帝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为下品。锺嵘对三曹父子诗歌的品评似乎已成定论，后世多引《诗品》语。但我对三曹诗歌品级的评判有着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曹操诗歌为上品，曹丕诗歌为中品，曹植诗歌为下品。
一、上品曹操
锺嵘评价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是中肯的；宋代敖陶孙在他的《诗评》中说：“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锺嵘所说的“古直”，“古”不仅指曹操诗歌体裁之古，也指其诗歌语言风格之古朴质直。从语言风格来看，在建安诗人中，曹操的诗与汉乐府最为接近，语言十分朴素，几乎完全不加修饰。正因其朴素、天然、直抒胸臆而不加修饰，更突显其内容的充实、感情的真挚，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薤露行》、《苦寒行》等等。诗风悲凉慷慨，念之断人肠。曹操的诗虽直白，却让读者有联想、有思考，回味无穷。
曹操的诗歌，有四言诗、五言诗和杂言诗等，体裁很多。他的五言诗艺术上大都注重结构的完整性，都以写实为主，同时也善于运用比兴的手法。杂言诗和四言诗则多是依乐府曲调作的，“依曲调填词”，所以其句子的“长短杂凑”，都与曲调有关。在语言风格上，也与汉乐府相近，不加修饰，直白质朴，甚至不怎么在诗篇章法上作安排，任情抒发，曹操意在学习乐府民歌的真朴。可以说，在建安诗人中，在神理上接近于汉乐府诗的就是曹操。在这些诗歌里，曹操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加任何修饰的和盘托出，展现在众人面前。鲁迅说曹操的诗风“通M”，是很恰当的。
二、中品曹丕
同样作为政治人物，曹丕的诗与其父亲相较，更像是文人诗。曹丕身份贵为储王、帝主，却有一种忧郁的文人气质。清代诗评家沈德潜这样评价曹丕：“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确，曹丕的诗不像曹操的诗那样气韵沉雄、悲凉慷慨，而是有些女性化倾向。他的诗歌学习汉魏乐府民歌，风格清新秀丽，抒情悲婉凄清，语言通俗流畅，形势变化多样。他的代表作《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燕歌行》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拟写闺中在秋夜思念出门未归的丈夫，倾诉自己独守空房，对月伤情的怀抱，最后以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的故事比喻自己相思的衷肠。全诗融写景、抒情为一体，秋天的凄清气氛为孤独的心绪起了烘托与渲染的作用；而一韵到底、句句押韵的形式，婉转流丽的舒缓旋律，流畅的语言、抑扬的节奏，也使得一种感伤的情调和声韵和谐的美感跃然而出。
曹操与曹植的诗大都体现了他们作为权力中心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曹丕的诗似乎是有意在回避政治，从建安诗歌政治主题中淡出。他的诗歌，浸润着一种闲逸自适的雅趣，偏重于感性体验。他写乐府，与其父曹操一样，都是要付之乐工的。他本人又精通乐理，能调筝作歌。所以他的诗，乐感很强，诗乐相生。
三、下品曹植
曹植的诗作很多，现存诗九十余首，且绝大部分为五言诗。提起曹植，人们大多会同情他的遭遇，他遭到曹丕父子的打压，抑郁不得志，报国无门。锺嵘更是对曹子建大加赞赏，将其列为上品。但是有的时候读曹植的诗似乎没有那么精彩。
我对曹植诗歌的第一感觉是：细碎、拖沓。他不像曹操诗歌那样慷慨豁达，“辞达而已”，而是要把一件事情细细讲来，尽管对方已经明白他要讲的意思了，但曹植还要用大量细碎繁琐的文字去细细描绘，反而令人生厌。曹植诗歌给我的第二感觉是：满纸怨气。这当然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青少年时期为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因“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致失宠。曹丕即位后，曹植遭到了严酷的迫害和打压，脍炙人口的《七步诗》即作于此时。曹植被一再贬爵徙封，虽名为王侯，然实同囚犯，抑郁不得志。魏明帝曹奔涛唬身为叔叔的曹植在政治地位上仍然没有起色，虽然几次上书请求任用，却屡屡遭到拒绝，无奈只生活在愤懑困顿、郁郁寡欢之中。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他的诗歌也充满了各种不得志的抱怨与愤慨。较之其父兄的诗歌，曹植诗终究是羸弱一些。而人们偏爱曹植的诗歌、抬高曹植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受尽排挤和压迫而产生的同情心理。
四、结语
也许笔者对三曹的诗歌评价过于感性和主观，但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诗歌阅读者的真实感受。我认为，曹操诗歌格调上高于曹丕诗歌，曹丕诗歌理性、简丽于曹植诗歌。操诗上品，丕诗中品，植诗下品。这就是我对三曹诗歌的定位。
参考文献：
[1][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1版）.
关键词：曹植诗歌抒情艺术特征
一、曹植的创作思想
在父亲曹前，曹植的诗歌都是汹涌澎湃、激情飞扬的。大多抒发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比如表达英勇战士奋勇杀敌、誓死保卫祖国的《白马篇》，就是曹植的一个典型诗歌，诗中激情飞扬、感情真挚，洋溢着不朽的青春和活力。诗人通过《白马篇》来表达自己为壮烈事业奋斗的渴望。寄托了诗人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豪情。随着曹操去世，曹植诗歌逐渐消沉，后期作品多数表达自己壮志不愁悲愤压抑的郁闷心情。
二、曹植诗歌的抒情艺术特征及成因分析
（一）曹植诗歌的抒情艺术特征
1、精巧的叙事抒情
曹植笔下的山虫鸟兽、林木山水的内容里，涵盖着极其浓厚的思想情感，有着不同的意境，把自己的情感与周围的环境相互的联系起来，做到了真正的情景交融。这种把抒感与叙述事件、写景相互的紧密联系起来，堪称是曹植诗歌的特点。例如《赠白马王彪》，曹植在此诗之中把自己对于人生命运的感慨联系起来，又联想到任城的王曹彰、如今的白马王曹彪，二者的生离死别之痛，采用叙述事、描写景、抒相互发生的方式，再加以沉重悲痛的笔调和从不同的方位角度来抒发出自己强烈的悲伤情感，使读者都能感受到浓郁的悲痛情感。正是由此，便造就了此诗无比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建安时代之后的岁月里，文人的五言诗开始逐渐的兴盛起来。无论任何一种诗体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都会面临着一种新形式的制约，因此，诗词语言推敲的重要性便会接踵而来，促使诗人们用最直接、最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身所要表达、抒感。实质上，当诗人们在对诗词歌赋不断的推敲过程中，就不知不觉的把诗体的体制、形式等逐渐的完善、完美起来了。新事物的诞生是在于旧事物的基础之上的，乐府民歌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其便是东汉文人的诗歌五占诗的前身。
2、崇高壮美的艺术感
诗歌往往都是优美的，充满着思想，所描绘的画面有雄壮的、孤寂的等。曹植的诗歌也不例外，若是细读其抒发自身理想壮志的作品，还能感受到其内充满着无限崇高的敬意与美感。从此可以看出，古代的诗歌内，大多数都充斥着人生的感悟与思索。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限的，诗人们深入观察生活，发现与体味人生之中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这些不断冲击着诗人们的创作神经，使得诗人们激情慷慨的悲歌长鸣，这便也由此成为了一个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主题，重要模式。其中，这一个悲伤的主题在汉代的时候最为流行，也就是到了汉代文人的手里，才达到了高盛的地步。如《古诗十九首》，堪称为汉代诗歌的代表。然而与曹植相比，特别是在对于有限与无限的表现层面上，曹植更为激情四溢，更有着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朝气。其间表露的是“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崇高人生理想，“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欲展露自己的人生才华，报效为国。
3、音韵华美，辞藻华丽
节奏感与韵律感称为音乐美，曹植十分的注重与推崇这种语言形式的音乐美。这在其“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等诗句是深有体现的。此类诗句语调明快，节奏鲜明，读起来使人朗朗上口，富有意蕴，别有一番趣味。细观其《斗鸡篇》：“游木极妙技，清听厌宫商。
泥人张在泥塑之上塑造人物形象来反映生活，因此便有了较高的成就与声誉；而千年之前的曹植用诗歌的形式，也同样是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生活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曹植比较的注重象征与比喻手的表现手法，并用此来增强诗作的形象性。“皎若日出扶桑，夜同白昼辉煌”，把时光岁月匆匆离去、眨眼即逝形容的准确生动。
4、反差手法抒感
所谓反差，在曹植的诗歌中主要是指情感的巨大变化。如倾盆瓢泼大雨转瞬即为风和日丽；如涓涓小溪慢慢淌忽为浊浊河水急急落；再如微风习习碧波面即变波浪滔滔丘陵石，其行为变幻莫测，觅无踪迹，甚是诡异。例如《野田黄雀行》“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吟过三爵，缓带倾庶羞。”此诗于开始之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众人在一起饮酒食肉，歌舞助兴，鼓瑟吹笙，无比热闹欢乐的场景，但紧接着作者却笔锋一转，言之曰：“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道。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三、总结
“曹植作为建安年间诗歌大家，在当时对诗歌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曹植在诗歌创作上的经历、性情、天分和志向对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曹植诗歌语言华丽，手法多样，诗歌的布局也非常完美，在吸取汉乐府诗歌和古诗的创作特征之后，并加之发展，最终被后人歌颂并名垂千古，开创了我国五言六诗的新的里程碑，对我国的古代诗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同时，曹植诗歌在抒情艺术上也独具匠心：非常擅长借助时空之势，运用比兴手法、象征手法等，把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加上鲜明生动的语言和巧妙的章法，使他的诗歌在建安文学中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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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
[6]祝尧.古赋辩体[M].四库全书珍本第323册.
摘要：古典园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植物造景是古典园林的设计元素。园林植物造景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还能为人类创造一个观赏的艺术空间。本文试图对古典园林的特点、发展演变和植物造景在古代园林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以求为我国现代园林艺术的发展提供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植物造景古典园林应用
古典园林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建筑、山石、水体、植物是构成古典园林的基本要素，而植物景观更是在园林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直接影响着园林基本功能的发挥和艺术水平的高低。园林植物造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还为人们创造了游览、观赏的艺术空间。造园家克劳斯顿曾言，园林设计归根到底就是植物材料的设计，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人类的生态环境。可见，植物造景在园林设计中有着重要地位。
一、古典园林植物造景的特点
（一）师法自然的种植
师法自然是我国古典园林植物培植的基本方式，主要指在尊重树木自然生长习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和培植。如阳性植物应“引东旭而纳西晖”，阴性植物应“植北囿而领南薰”。这种种植方式无疑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在人与自然和谐成为全社会共识的今天，师法自然的种植方式对现代植物造景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二）人文意境的表达
植物与人类有着密切联系，并且影响着人类的社会文化，由此衍生出许多与植物相关的文化，如与植物食用、药用价值相关的物质文化；以植物为载体的传统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文化心态等。可以说，文化是植物景观的灵魂。古典园林设计无不受儒道释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如道家的道法自然、周易的风水意向等都深深影响了古典园林的植物造景。
（三）以人为本的宗旨
植物造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人，为了人的欣赏与感受，植物造景应符合人的审美心理与行为心理。我国古典园林就始终将满足人的需要作为基本设计理念，传统的“玉堂春富贵”、“岁寒三友”等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如诗如画、步移景异、情景交融的植物造景设计，可以传达出深邃的思想情感，能够愉悦人的精神情操，因而深受古人推崇。如木香清阴棚架,葡萄串珠枝棚;春日繁花烂漫，炎夏交柯绿荫;芳草满覆园地,庭园怏然丽质，等等，这些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体现了对人的审美情感的关注。
二、传统园林中植物造景的发展
我国的古典园林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学家曾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一块刻有花纹的陶块，这说明在7000年前我国就有了花卉栽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古典园林也在不断发展。我国最早的园林是殷商时期的囿，后发展成了以种植观赏性花木的园苑，从《诗经》中可以知道这些园林植物主要有桃树、李树、木瓜、梅树等观赏性花木。其中，《离骚》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样的诗句。①
隋唐时期是园林的全盛时期，隋炀帝的西苑内既有各种名花，也有郁郁葱葱的杨柳、修竹，与山水、建筑交辉相应，景色如画。唐玄宗的宫苑中，植物搭配合理，兴庆池畔种有醒醉草。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古典园林发展的成熟期，宋代出现了以花木为主的园林，如李氏仁丰园、天王花园子等；在元代许多寺院都建有的园林，其中以西湖旁的大承天护圣寺最为著名；清代园林已日趋成熟，植物配置与造景更为合理，如丛桂之内，不能种植其他花木；在漏窗、景窗前配置园林植物等。
三、植物造景在古典园林中的应用
乔木、灌木、花卉等都是我国古典园林的植物造景材料，常被用来点缀山石、水榭，或自称一体。山水画家郭熙说曾言，“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有了植物，园林才会显示出生机与活力，呈现出华滋之美。
（一）诗情画意与造园的结合
中国古代园林深受山水画艺术、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十分重视“格调”，力求体现色、香、韵，追求深邃、含蓄、悠远和情景交融的意境，喜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偏爱曲径通幽的环境。②如承德避暑山庄的景点多是以树木花卉为主题，如梨花伴月、曲水荷花、万树园等；在风景布局上，有的突出梨树的轻纱素裹，有的突出松树的峰峦滴翠。
我国古典园林十分注重古树名木，正如《园冶》所说，多年树木，碍箭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研数桠不妨封顶。当古树与建筑物发生矛盾时，宁可舍弃建筑物也要保住古树。园林是融自然美、建筑美、绘画美为一体的艺术品，它以自然美为依托，植物造景更是其不可或缺的元素，为表现自然美，在选择花木上要讲究“三美”，即树冠的疏密曲直、树叶的形状、树皮的质感等要体现姿态美；树干、树枝等都应体现出色彩美，如青绿的翠竹，红色的枫叶；种植的各种花木应有自然淡雅的色香美，如兰花的清幽，腊梅的淡雅等。
（二）造景中的植物选择
我国的植物造景常象征、寓意等有着密切联系，花木不仅可以展现自然美，还可以展现设计者以及主人的精神境界，如牡丹、桂花象征着富贵、权力等，荷花、梅花等象征着高洁的品行，松柏象征着坚强与长寿。再如竹子被比喻为气节君子，象征着“未曾出土先有节，纵凌云处也虚心”的高洁品格；③而“夜雨芭蕉”表示宁静、安详的气氛。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认为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种思想体现在植物造景中就是追求错落有致的人工群落，努力使山水、建筑等与自然融为一体，使园林与环境相协调。
（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的植物造景
中国古典园林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一是以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富丽堂皇的发展模式，二是以私家为代表的幽静典雅的发展模式。在宫廷中，玉兰、海棠、桂花等几乎成了植物搭配的主调；在色彩上，多使用色彩鲜艳的红色、黄色花木，以此来表示喜庆和象征皇家威严。④而私家园林多种植松、荷、菊等花木，以体现节操与高尚，常用小花盆种植花木，并将其置放于厅堂或案几上。私家园林追求的不是鲜艳的花朵，而是悠然自得的韵味。
中国古典园林的植物造景有着崇尚自然、注重意境表达等特点，它对今天的造园实践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在现代园林设计中，应继承与发展古典园林的文化精髓，正所谓“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只有将传统因素纳入现代文化结构之中，才能实现现代园林艺术的辉煌。
参考文献：
[1]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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