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堂自主激励评价作用的发挥
1.高中语文课堂自主激励评价的首要作用是诊断
语文教师对学生学情的了解,学生对自身学习基础和能力的检测,这些都是为了找好学习的起点,准确地诊断好“问题”,使整个教学过程的目标更加集中。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也需要随时对学生的学习状态、所遇到的问题和目标的达成进行准确地诊断,为主体更好地完善和发展自己指明了方向。
2.课堂自主激励评价的核心作用是激励
高中语文课堂教学的过程就是师生在教学问题和情境中探索的过程,师生均需要在语文学习进程和阶段成果获得肯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增强教学的效能意识。从自主学习中自主责任心的唤醒,到合作探究和展示交流中的自主发展,到验标拓展中的自主创新,自主激励会充分调动学生的非智力性因素,可以说没有激励就没有高中课堂教学目标的顺利达成。
3.课堂自主激励评价的终极作用是发展
对于高中语文教师而言,语文课堂自主激励评价能够促使教师不断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并在反思中变革自己的教学理念,形成正确的课堂教学行为;对于学生而言,高中语文课堂自主激励评价,真正确立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充分活动、良性互动,在快乐轻松、自主和谐的氛围中全面持续地发展。
二、把握好高中语文自主激励评价的几个环节
1.把握好自主学习环节
学生在进入新的语文学习内容以前,先对相关知识储备、能力基础进行自评,然后对照语文学习目标,搭建学习支架,在明确的学习目标的引领下,灵活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学习任务与难度等级,自主选择学习方式,自主优选学习策略,在学习的过程中将收获的体验和发现的问题记录下来。
教师在学生进入语文学习内容前,要积极地根据所了解的学情分等级确定好学习目标和任务,供学生自主选择;在学生自主学习期间,语文教师应在教室内巡视,把握学生的自学进度,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予以点评,表扬自学的进度快、效果好的学生,提醒不认真自学的学生应该端正学习态度,对学习效果好的小组予以表扬,按小组表现情况分等级激励评分。
2.把握好合作探究环节
学生将在自主学习中发现的语文教学中的问题和预设教学重点、难点、典型习题作为探究内容,以小组为单位,分工协作,积极探讨,共同完成学习任务。组员之间应先充分肯定发言者的合理内容,委婉指出不足,再发表个人见解,对不能解决的问题进行整合,及时记录下来,集中到全班讨论解决。在讨论的过程中,学生要起立,全部参加活动,讨论时要敢于提出问题,勇于发表意见,声音要洪亮,气氛要活跃,讨论完毕后自动坐下,小组要配备专用的语文课堂讨论记录本,由专人负责整合讨论内容。
学生合作探究学习期间,语文教师要防止部分学生游离在讨论之外,发现普遍存在的问题应在方法上予以点拨,也可以有选择性地参加某一个学习小组的合作讨论,适当引导和点拨学生的思维,也可以平等地充当一个学习者,适时发表自己的见解。教师要注重观察班级的整体学习状态,对整个学习进程进行宏观调控,对讨论热烈、思路清晰、问题解决到位、答案整合优秀的小组给予肯定与表扬,对各小组的学习表现分等级进行激励评价。
3.把握好展示交流环节
每个语文小组均派出代表,把本小组的合作探究成果以口答、演示或板演等形式进行汇报,小组之间可以相互质疑、答辩与点评,对于全班性的问题,可以进行小组竞答。学生回答问题或点评时要面向全体同学,仪态要大方、发言要大胆、声音要洪亮。各小组在点评时要依据共同的计分标准为被点评小组计好分,特别是对学困生评分要注重激励性,以调动学困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学生展示时,语文教师布置其他学生做练习或讨论,引导学生关注其他小组的展示情况,为点评交流做好充分准备。小组点评质疑时,语文教师要做好仲裁工作,教师要对学生点评时的计分进行审核和订正,并对点评小组进行评价。
4.把握好验标拓展环节
学生既可以通过紧扣学习目标的适量、适度和限时高效的课堂检测来对高中语文课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也可就本课的相关目标作适度的迁移性设计或拓展。以小组为单位,对当堂课的收获进行清点,写好课堂日记,由语文教师或学科组对各小组的表现情况进行激励评价,小组对每一位同学的表现做出评价。临近下课时,语文教师对本堂课的小组成绩进行总结,合计记入周学习小组成绩总分记录册,对前三名的小组进行表扬。课后语文教师应把学生的导学案收上来进行复查,对学生的课堂日记仔细审读,择优交流展示。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育；形成性评价；陌生化理论，路径
一、高中英语教育形成性评价的内涵和价值取向
高中英语教育形成性评价是回归英语作为语言工具本质的一种英语教学评价方式，该方式差异于终结性评价方式，终结性评价是迎合目前英语高考的“科学性评价方式”，其摒弃了英语的语言交流工具本质属性，以语法、词汇、作文结构作为考察英语的主要途径，以考生的高考得分为衡量学生和教师的教育社会功效，产生了众多的考试型高分英语考生，同时又不能具有英语交流属性的能力。显然，高中英语教育的终结性评价背离了英语的工具属性本质。高中英语教育的形成性评价契合了英语工具属性的本质，其本意为“课堂中教师、学生及其同伴
通过获取、阐释和使用学业成就的证据改进教学后续步骤”的评价方式”[1]。因此，“高中英语教育形成性评价被称为‘为了学习的评价’，其本质是通过课堂内外的互动，找出学生当前的水平和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提供反馈，推动学生向更高水平发展”。[2]显然，形成性评价注重的是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和过程的精彩，通过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过程的精彩来获得英语交流工具的社会功能，回归了高中英语教育阶段的英语言语属性。诚然，形成性评价的价值取向是英语语言的工具性和交流性。
二、现行高中英语教育功能的实证性分析
教育本是一个动态，是一个过程。但当下的高中英语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实在的结果。在高考的指挥棒的指挥下，任何门科的教育都在无知中轻视乃至偏离了教育的动态和过程性，形成了教育结果的社会偏好。自然，高中的英语教育由于纳入了高考的科目之中，其不可能独善于现行的高考现实环境，英语教育的考分结果偏好也是教师、家长、学生和社会的不二坚持。体现在课堂上的教学就是根据高考的题目设置进行反复性的题海训练，譬如，语法的结构性掌握和不断训练，听力的关键词捕获和选择持续训练，阅读理解的中心语句和词眼的判断方法训练，英语作文的框架结构的固定模式的背诵和反复训练，等等，其中心就是围绕高考英语的试卷结构进行针对性、反复性、机械性、固定性地训练，以期望学生充分而熟练地掌握高中英语的相关考试知识和答复方法，这就是现今高中英语教育的主要教育功能和社会功效，与之相对应的英语教育价值体现为：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更为危害的是，整个高中英语教育在高考之后，变成了每个考生的一个短暂的学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高中英语教育从为高考这个结果变为了一个学习过程，甚至是痛苦而又不堪回首的过程。英语作为一门言语，其任何时候都体现为工具的属性，我们在高中英语的教育实践中，更为在英语教育的课堂中，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的内心本源并没有偏离英语言语工具属性的故意，不然不可能有英语教育的“情景化教学”、“生活化课堂”以及实践性训练，经过数年的英语教育改革，其目的是要回归英语言语工具的本质属性。从另一个视角切入，这不正是彰显了目前英语教育的反本质性实际和回归工具价值属性的心切吗？
三、高中英语教育“陌生化理论”的嵌入和特点
“陌生化理论”是一个诗学概念。“1917年，俄罗斯形式主义领袖人物维・什克夫斯基发表了《艺术作为手法》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陌生化’或称‘奇特化’。它从根本上探究了艺术创作的‘文学性’，并从理论上对‘文学性’进行了界定。什克洛夫斯基解释说，‘陌生化’就是要让创作者以一种新的、陌生化或奇特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的事物，摆脱习以为常的态度，重新感受事物本身，并对惯常的、似乎是永恒不变，甚至是神圣的事物产生怀疑。”[3]从“陌生化理论”的含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本性特点为用一种全新的、独特的视角来考察生活与事物，让平常的事物变得陌生和新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契合了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就是激发了人对新事物的最大兴趣。在高中英语教育中嵌入“陌生化理论”，就是为了矫正英语考试功能导向的厌倦和烦躁心理，归位英语言语工具属性的兴趣性，从而实现高中英语教学的本位价值。高中英语教育的“陌生化理论”使得学生脱离了每天可以预知的考试方法和技巧训练，让高中英语课堂教育具有“陌生行”和“不可预知性”，从而产生学习英语的“好奇心”和“兴趣点”，这也符合高中学生的心理特点。于此，高中英语教育的“陌生化理论”折射的是英语教育是一个动态和过程和结果的自然化，凸显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工具的本质属性。
四、高中英语教育形成性评价的路径实现
路径是实现成功的必然条件。路径必须是科学和可行的，否则，没有成功结果的可能。高中英语教育形成性评价的路径首先必须体现高中英语教育的动态过程性；高中英语教育的“陌生化理论”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变沉闷式课堂灌输为生动的积极课堂求学，使得高中英语教育在生动的课堂教育中完成国家规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注重了高中英语教育的过程性，但又没有放弃高考指挥棒下的分数英语，是把高中英语教育过度追求分数结果变成从兴趣英语教育的过程到分数英语的结果自然。同时，高中英语教育的“陌生化理论”始终体现的是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材的持续互动的主动学习过程，实现了分数英语与工具英语的不断交叉转换，兼顾了高中英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与结果，在目前高考制度实际存在的环境下，高中英语教育的“陌生化理论”不愧是高中英语教育形成性评价的一条可行的路径。在该条路径中，“陌生化理论”的引入体现了在教育过程中不断互动和纠错的功能，形成高中英语教育的积极社会功效。更为可贵的是，“陌生化理论”嵌入高中英语教育可以实现教育过程和结果的兼顾，养成高中英语教育的英语语言工具本质属性的偏好。
注释：
①张建琴，中国高中英语教育形成性评价实施情况研究.课程.教材.教法，第33卷第9期.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贯穿古代文论史之始终的语言批评经历了从实用到审美的历史嬗变。孔子“文辞为功”的命题体现了先秦两汉语言批评以实用为本的基本态度。陆机张扬“遣言贵妍”之论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文论家语言批评的基本立场，“贵妍”主要包括辞采美、声律美和句式美等内容。唐至清代，文论家结合不同文体的审美特征而展开对语言美的研究，探索文学语言的审美意蕴、读者接受及其艺术效果，提出了“言近旨远”、“不文不俗，耸观耸听”、“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等语言批评的核心命题，既体现了诗文戏曲小说等不同文体对语言的不同审美诉求，实现了对辞采、声律、句式等语言表层美的超越；也体现了文论家对文学语言深层美的深刻认识和强烈追求，并推进了古代文论之语言批评理论向审美方向的发展和深化。
关键词：实用；审美；语言批评理论；嬗变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1－0125－06
收稿日期：2014-12-12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
作者简介：吴建民，安徽亳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论研究。
语言批评作为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两千多年文论史之始终。《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论就已体现出先秦人对于诗歌语言声律的高度关注。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心言文的逻辑关系表明“言”作为心与文之中介，“文”之“明”必须以言之“立”为前提。刘勰在《声律》篇指出“言”是“文章之宅宇”，即文学作品之存在以语言为物质条件。又指出：“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语言作为表达“文章神明”即作品内容之“枢机”，是文学意义得以生成、文学美得以实现的基本材料。刘勰又指出：“观文者披文以入情”[1]，即语言也是读者接受的媒介。高尔基曾指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2]刘勰之论实际早已从文学之生成、作品之存在及读者之接受等方面阐释了语言为何是“文学的第一个要素”。历代文论家都有关于语言批评的论述，提出了大量影响深远的理论命题，如“辞欲巧”、“文辞为功”、“遣言贵妍”、“辞达理举”、“贵乎精要”、“言近旨远”、“文约意丰”、“辞必己出”、“语贵含蓄”、“不文不俗，耸观耸听”、“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人有其声口”等，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学语言形式批评理论，构成了古代文论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发展走势看，古代文论中的语言批评经历了从实用到审美的历史嬗变，而文学语言的审美批评又经历了从张扬语言表层美到探索语言深层美的不断深化和完善过程。
一、实用为本的先秦两汉语言批评
孔子是第一个对“言”、“辞”展开深入探讨的文论家，虽然他的探讨并非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所论也并非是针对文学之言，但他的语言观点却完全适用于文学，并具有文学批评之性质和意义，且影响深远。因而，孔子有关言、辞的论述实际上拉开了古代文论史上语言批评的序幕。
孔子语言批评的核心思想是实用为本，这种思想体现了先秦两汉文论家对于文学语言批评的基本态度，“文辞为功”这一命题最有代表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孔子此番话有两层内涵：一是强调言辞的实用功能，二是强调文采对于言辞的重要性。“言以足志”、“不言，谁知其志”明确指出了言辞的功能在于实用。孔子认为，人之志向思想必须借助于“言”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否则“谁知其志”？志向思想借助于言而充分地表达出来才有实际意义，才能发挥实用功效。“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二句明确指出了文采的重要性，是说言辞应有充足的文采，没有文采的文辞传播不远，接受效果不好。“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三句说的就是富于文采之言辞才有更好效果的一个典型例证：郑攻陈，晋欲代陈伐郑，郑国子产用富于文采的言辞应对晋伯的责问，迫使晋伯不能犯郑，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政治实用功效。孔子从这段史实中概括出“文辞为功”的观点，一方面包含着对文采的充分肯定，因为子产之言辞若无文采，恐难取得晋不能犯郑这样的实效；另一方面表明，“为功”才是言辞的根本目的。因为文采虽然重要，但仅仅是手段，并非是孔子对言辞的第一追求。“为功”，特别是子产所取得的那样的巨大政治功效才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真正目标。至此可看出孔子对于言辞的基本态度就是强调言辞之本在于实用，文采之重要在于有利于实现“为功”之实效。实用是目的，文采是手段。孔子提倡“文以足言”，反对“言之无文”，目的就在于“为功”之功效的实现。
实用为本的态度在孔子的“辞达”说中已露端倪，《论语·卫灵公》云：“子曰：辞达而已。”从语气上看，此论是说言辞能够达意也就行了。“达”即透彻地表达出思想，是对于言辞的最基本要求，因为言辞的基本功能就是表达思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3]透彻地表达思想也是言辞基本使命的完成，这样的言辞也必然具有实用之功效，因而孔子明确给予肯定。“辞达”的观点体现了孔子对语言的最基本要求：言辞应以透彻地表达思想从而具有切实的应用性为根本。
以实用为本的语言观与孔子入世致用的人生观相一致。孔子提倡入世有为的人生态度，他热心救世，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又要求学以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有为于世、学以致用的态度必然使孔子立足于“文辞为功”、实用为本的语言立场。
汉代文论中的语言批评延续了以实用为本的基本立场。《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此论是说“动于中”的情总是要设法表现出来，“形于言”的普通之言与“嗟叹”之言及“永歌”之言都是不同形式的“言”，差别在于感情色彩、声调韵律、听觉效果等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形式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表达效果：“嗟叹”之言具有感情色彩因而优于“形于言”的普通之言，“永歌”之言既有感情色彩又有声调韵律因而优于“嗟叹”之言，其表达效果和功能最佳。由此可以看出《毛诗序》论述了语言形式与表达效果之关系，体现出对语言表情达意之实用功能的深刻认识，仍是立足于语言的实用立场。之后王充对东汉初崇尚深奥艰涩之文风展开了猛烈批判，大力提倡文章语言的通俗易懂，强调语言的达意功能与接受效果。如《论衡·自纪》篇云：“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又云：“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察文，以义可晓。”《对作》篇云：“文露而旨直，辞奸（即直率）而情实。”这些论述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要求言辞必须充分地表达情意，让人能够明白知晓以便很好地接受。王充之论实际是孔子“文辞为功”、实用为本的语言批评观在汉代的延续和发扬。
二、语言批评在魏晋南北朝的审美转向
随着魏晋南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作家对文学美的空前追求及文论家审美意识的提高，语言批评理论也发生了由实用向审美的转向。陆机提出“遣言贵妍”这一命题正是审美转向的典型体现。《文赋》云：“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所谓“遣言贵妍”，就是要求文学语言必须美妍绮丽、绚烂多彩。这一观点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潮流趋势及文学对语言的审美诉求，也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对于文学语言的基本态度。陆机、沈约、萧统、萧纲、萧子显、刘勰等人都强调文学语言的妍丽之美，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探索，从而赋予了语言的妍丽之美多层次内涵。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辞采美、声律美和句式美。
一，辞采美。辞采美主要指语言词汇的妍丽绚烂，要求作家运用色彩丰富、绚丽斑斓的语句词汇展开妍美绮丽的描写，创作出具有绮靡华丽美的作品。张扬辞采的华丽美是这一时期文论家对文学语言的主流态度，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之论率先体现出对于“丽”的高度重视，诗赋之丽以语言之绮丽为基础。陆机不但在理论上提倡“遣言贵妍”，而且落实于批评中，他在《文赋》中屡屡以“盛藻”、“丽藻”、“浮藻”评文，反对“徒靡弗华”、“雅而不艳”的语言，强调诗赋语言应“绮靡”、“流亮”，极力鼓吹语言的妍丽之美。沈约评价魏晋以来的文学是“咸蓄盛藻……以文披质”，“缛旨星稠，繁文绮合”[5]。萧统《文选序》宣称“义归乎翰藻”是其选文标准之一。萧纲论诗公然提倡“玉徽金銑”式的华丽之语，鼓吹“高而不和，绝而不寻”的“阳春妙声”[6]。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以“托辞华旷”、“雕藻淫艳”评价当时的文学。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明确指出：“文章，非采而何？”并提出“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采饰言”、“雕琢其章”等观点。文论家的这些观点都体现出对色彩华艳、绚丽斑斓之语言的高度肯定，是发扬孔子“文辞”之“文”的一面并将其推向了华丽妍美的方向。
二，声律美。声律美是声调韵律的合理运用而产生的音韵之美，是语言形式美的一个重要因素，诉诸读者的听觉从而能产生悦耳动听的审美效果。陆机在《文赋》中率先提出“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之论，强调语句中的声调音韵应迭代交错，富于变化性，就像绘画中的五色相互配合应衬一样。齐梁时期周颙、沈约等人将四声运用于诗歌创作，促进了人们对于诗歌声律美的认识，《南史》载：“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7]又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7]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正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声律论，云：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闇与理合，匪由思至。
沈约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合理地运用声调音律，应做到音韵抑扬有致，浮声（平）与切声（上去入）交替，平仄相间，富于变化，和谐动听，使诗歌具有悦耳动听的声韵美。声律论标志着人们对诗歌语言形式美认识的深入和提高，促进了人们对声律美的重视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为五言古诗向近体律诗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声律》篇，对声律美展开了深入细致地探讨：“凡声有飞沈，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他指出，声有平仄，音有双声叠韵，双声不能隔字而用，叠韵不能隔句出现，平仄要合理搭配，就像辘轳循环那样交替运用，应如鳞片那样紧密排列，否则，就会产生文病。若声韵搭配合理，就能产生如振动美玉般的玲玲悦耳之音。声律美体现了此时文论家对语言音韵审美效果的重视和追求。
三，句式美。句式美是文学语言形式美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贵妍”语言观对于句式的审美要求。对于句式美的论述，集中于《文心雕龙》的《丽辞》篇，刘勰探讨“丽辞”即对偶句的问题，表达了对句式美的看法。偶句之形成与汉字之特点密切相关，由于汉字是各自独立的方块字，每个字无论其笔画多寡，所占的空间都相同，汉字的这种特点使文学家能够创造出整齐对称的对偶句。南朝流行的骈体文构成了刘勰偶句理论的肥沃土壤，并且《文心雕龙》也是用骈体写成。刘勰将对偶句概括为四类，《丽辞》篇云：“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即文字对、用典对和意义的正反对。刘勰认为对偶句之所以重要，在于这种句式具有良好的审美效果，《丽辞》篇指出：“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乃其贵耳。”精密巧妙的对偶句使事理圆合，就如双璧产生的华丽章彩。又云：“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炳联华，镜静含态。”上下照应形成偶句，句式之精巧及意味之深妙在文中同时呈现出来，这种对偶的句式就像并蒂开放的鲜花，光彩绮妍，给人以丰富的美感。对偶句具有整齐、对称的形式特点，并且富于强烈的节奏感。使用这种句式，文章自然就会产生整齐美、对称美和节奏美。“精味兼载”的对偶句式既有深妙的审美意味，又有整齐对称的视觉效果及节奏和谐的听觉效果，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而古代各体文学都不乏这种句式的运用。对句式美的重视和探索是这一时期语言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文论家敏锐的审美眼光，也拓宽了人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美的认识领域。
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立足于审美立场探索文学语言问题，扭转了先秦两汉以实用为本的语言批评观，使语言批评朝着审美的方向发展。但是必须看到，辞采美、声律美和句式美都属于语言的表层美。辞采美侧重于言辞的斑斓绚丽，声律美侧重于言辞的语音效果，句式美侧重于语句的结构形态。语言的这些表层审美因素主要诉诸读者的直观视听觉，而不是诉诸心灵深层的感受。语言的表层美固然重要，但还不是语言美的最高境界。唐代以降，随着文学的发展及文学家运用语言能力的提高，语言美的丰富魅力得到充分地展现，文论家超越对辞采、声律、句式等语言表层美的研究，而深入探索文学语言的审美意蕴及对读者产生的艺术魅力，是对语言深层美的研究。语言深层美的魅力使读者所获得的不再是直观的视听觉审美效果，而是丰富深广的心灵感受。
三、唐至清代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深化
唐至清代是语言批评向审美化方向发展的深化期，这种深化一方面表现为文论家积极吸收“贵妍”论的思想成果，接受辞采美、声律美、句式美等语言美学观并进一步推进对这些观点的深入研究，使语言批评向审美多元化及更深的层次发展。如唐代以来文论家对于辞采美的要求就不再单纯地以妍美绚丽、华艳斑斓为主，而认为“清水芙蓉”式的平淡自然之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式的含蓄蕴藉之语、“言简意丰”式的简约精炼之语等都是辞采美的语言。再如对于声律美，文论家不但强调诗歌创作必须讲究声律音韵：“故作者先在定声，务谐于韵，文之病累，庶可免矣。”[8]甚至主张散文创作也要讲究声律音韵，如刘大櫆的“神气、音节、文字”说及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等散文理论都包含着对声律音韵美的强调。而句式美则深化为对对仗理论的研究，如初唐上官仪就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之后李峤《评诗格》提出“诗有九对”、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总结出诗有“二十九种对”等。深化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文论家针对不同的文体特点而提出了具有审美意义的语言观点，文论家认为不同的文体需要不同的语言，适宜文体需要的语言才是美的文学语言。因为只有运用适宜文体需要的语言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唐至清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是由诗文而戏曲小说，文学的这种发展变化也影响着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发展走势。文论家立足于审美的立场，根据诗文戏曲小说的不同文体特征而提出了大量的语言审美观点，从而促进了语言批评理论向审美方向的深化。
（一）“言近旨远”：诗文语言审美理论之深化
唐代以降，文论家对于诗文语言提出了大量具有浓郁审美意味的观点，如“言近旨远”、“文外之旨”、“文约意丰”、“语浅意深”、“天然无饰”、“辞必己出”、“语贵含蓄”、“平畅典易”、“中的为工”、“化俗为雅”、“雅洁”等，这些观点或强调以浅近之语表达深远之意，或要求语言的新颖独创性，或张扬平易自然之语，或提倡含蓄典雅精确简洁之言等，体现了诗文语言多元化的审美特点。而“言近旨远”最有代表性，因为这一命题最能体现诗文作品的语言特点和审美特征，最适用于诗文创作。此命题由刘知己在《史通·叙事》中拈出：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
虽然这本是论述历史叙事文的语言，实际上体现了诗文语言的基本特点和诗文创作的语言审美原则，即诗文创作应以浅近精炼之语表达深远丰富的审美情思，使作品具有体味不尽的审美意味，让读者获得“含意未尽”余味无穷的审美感受。之后皎然《诗式》提出“文外之旨”、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胡应麟《诗薮》提出“语浅意深”等，都与“言近旨远”一脉相承。“言近旨远”将语言与作品意旨联系起来，浅近之语中包含着深远无穷之意，这样的语言具有含蓄蕴藉之审美特征，能赋予作品以丰富的审美意味，是诗文作品审美特征之形成、艺术效果之实现的基本条件。这一命题超越了对辞采、声律、句式等纯形式因素的追求，其实质精神在于强调“旨远”“意深”的创造，而“旨远”“意深”既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又是创作的根本目的，也是打动读者心灵的关键因素。作家“立言”之目的在于“尽意”，“旨远”“意深”的作品才有价值，读者才乐于接受。所以“言近旨远”体现了文论家高度重“意”的艺术精神和诗文创作以意为本的语言审美原则。这一语言审美原则强调诗文以“旨远”为目的，着眼于对读者产生意味丰富深远的审美效果和心灵的感受，同辞采、音韵、句式所产生的视听觉审美效果相比较，显然是一种重大的突破，具有更高的审美层次，标志着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深化。
（二）“不文不俗，耸观耸听”：演唱文学语言审美原则之创立
元明清时期演唱文学成为流行的文学样式之一，演唱文学的语言也成为文论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周德清《中原音韵》提出“造语必俊，用字必熟”，朱权《太和正音谱》提出“不伤音律”，何良俊《曲论》提出“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王骥德《曲律》提出“浅显易懂”、“不可深晦”、“铿锵美听”，李渔《闲情偶寄》提出“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等，都是研究演唱文学语言的精辟之论。明代众多曲论家围绕“本色”“当行”而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也是针对演唱文学而展开的语言批评。周德清提出“不文不俗，耸观耸听”这一命题是演唱文学语言批评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最能体现演唱文学的语言特征和审美要求。他说：“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9]演唱文学以通俗性为特点，由于接受对象的文化水平、文学修养、接受能力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其语言必须以通俗为本。“不文不俗，耸观耸听”这一观点主要考虑的就是听众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效果。语言“太文”属于高雅文学，广大的普通听众无法接受，故不可取；“不文”则会流于粗放甚至庸俗，亦不可取。因而，“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语言对于通俗性演唱文学来说最为理想，可以说是演唱文学创作的语言审美原则。这种语言以通俗为本色，在满足广大普通听众接受能力的基础上，尽量做到富有文采。富有文采，才能产生“耸观”的视觉审美效果；通俗易懂，为广大听众所接受，才能产生“耸听”的听觉审美效果。所以，“不文不俗，耸观耸听”的语言批评观充分体现了演唱文学的文体特点，涉及观众的接受能力及视觉听审美效果等，是演唱文学创作的最基本语言要求，标志着演唱文学语言审美原则之确立，也体现了语言批评审美理论在演唱文学领域的推进。
（三）“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小说语言批评审美理论之核心观点
语言批评也是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清时期小说理论家立足于审美的立场，提出了大量小说语言批评的理论观点，如“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不完全句法”、“一字写尽”、“三字入神”、“极趣之笔”、“大珠小珠满盘迸落”、“一笔夹写”、“人有其声口”等，包括字法、句法及各种语言修辞方法，涉及小说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体现了小说理论家对小说叙事艺术、叙事效果、语言节奏、音韵美感、个性化语言与人物性格展示、形象化描写、语言的表达效果等方面理论的深刻认识，内容非常丰富。
由于人物塑造是小说创作的关键，人物语言也是小说语言批评的核心话题。张竹坡提出“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这一命题强调个性化语言对于人物性格塑造的重要性，体现了通过个性化语言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小说美学观。他在《金瓶梅》第一回回前批中云：
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如向希大说：“如何？我说”，又如“伸着舌头道：爷”，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张竹坡不但赞赏《金瓶梅》作者用纯白描的语言对人物进行“追魂摄影”式的传神描写，更赞赏小说人物的个性化语言。作者用切合人物性格的语言描写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作品中的人物能够“俨然纸上活跳出来”，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通过个性化语言而能看到人物的声容状貌、性格特点，从而产生丰富的审美感受。所以，个性化语言不但是展示人物性格特点、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也是使小说产生审美效果的重要手段。《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人物个性化语言都非常成功，因而小说理论家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如金圣叹提出“人有其声口”、“声态俱有”等就是肯定《水浒传》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点。脂砚斋以“炼字一法”评价《石头记》的语言精妙，《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十四回夹批云：“诗中知有炼字一法，不期于《石头记》中多得其妙。”《石头记》的语言锤炼体现于叙事抒情、写人述物等各个方面，精彩的人物个性化语言更是作者反复锤炼的结果。如《庚辰本》第二十一回评史湘云“不防被人拣了去，到便宜他”一语云：“妙谈。道‘到便宜他’四字是大家千金口吻。”这四个字写出了湘云的身份和个性，简明而传神，是作者精心锤炼的结果。个性化语言涉及人物性格塑造、小说艺术效果及读者的审美接受等，是小说语言之精髓所在，因而可以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是古代小说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核心观点，体现了理论家对于小说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深刻认识。
以上所论表明，语言批评作为古代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实用中心论到审美中心论的嬗变，而审美中心论又经历了从探索表层美到研究深层美的转化。这种变化体现了古代文论家对文学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提高。影响这种嬗变的原因主要是文学的发展。以实用为本的语言批评观与先秦两汉文学尚未高度繁荣发展的实际水平密切相关。进入魏晋南北朝，形式主义创作思潮及大量形式美作品的出现和作家对语言美的空前追求，导致了语言批评的审美化转向。唐代以降，诗文小说戏曲各体文学的高度发展与繁荣及人们对各文体文学审美特征认识的提高与深化，促使文论家根据文体的不同特征展开语言理论研究，提出“言近旨远”、“不文不俗，耸观耸听”、“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等命题，体现了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学对语言的不同审美诉求，从而促进了语言批评审美理论的深化。这种嬗变推进了古代语言批评理论的不断提高、丰富和完善。嬗变是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和升华，而不是对前者简单地否定和摒弃。因为无论是先秦两汉的实用为本论，还是魏晋南北朝纯粹从形式角度展开探索的审美中心论，都具有不容否定的价值和意义。“辞达”、“文辞为功”、“遣言贵妍”等观点及辞采、声律、句式美不但对唐代之后的语言批评理论具有重要影响，也为人们从更高的层次研究文学语言从而推进语言审美理论的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便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些观点仍然具有切实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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