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1964;lintner，1965;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fonnerty，1988;hayne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and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murdockand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3]王广谦.正确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张新.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贤.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峰.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达.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8]龚明华.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澄.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经济评论，2005（3）：39-45.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6
一、金融结构理论的学术脉络
金融结构理论是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最具影响力的分支之一，属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范畴。熊彼特将发展定义为“能执行新的组合”[1]60，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动态的，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每一阶段的情况都要依赖于前一阶段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即创新的过程。经济系统中的均衡的理想状态，从来没有达到过，却一直被追寻[1]57，体现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遵从“均衡”和“最优”的思想。理论界之所以强调金融结构的重要性，是因为金融体系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功能和金融效率，通过对各经济部门金融工具、金融资产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布、不同的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等的研究，以解决金融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金融资源的配置问题[2]。正如戈德史密斯所言，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不是唯一重要的话――就是金融结构及其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389。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其影响力之广泛甚至于有些问题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金融结构因素
对金融结构的正式学术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该问题始于现实经济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经济增长较快、金融体系发展迅速，而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金融体系相对落后，该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的关注和研究。其中，格利和肖较早地关注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对金融机构或金融中介在可贷资金借贷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4]；阐述了各种金融中介机构（特别是非货币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5]。他们对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实物产出和物价的均衡水平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最为简单的初始经济，还将模型演绎到复杂的金融结构。虽然研究的重点放在货币的供应与需求上，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的论点。格利和肖提出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试图建立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这是格利和肖在金融结构理论方面不可不提的贡献[6]。
1969年，戈德史密斯发表自己的名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开创了系统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先河，成为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者，也使金融结构问题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在书中，戈德史密斯主要关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金融活动内部及其与经济活动之间的数量关系，二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谁向谁提供资金、提供了多少资金、利用何种金融工具以及对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等问题[3]42。戈德史密斯采用比较金融分析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sh结合、国际横向比较与历史纵向比较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金融结构理论，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一套指标体系。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基本指标――金融相关比率（FIR），即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该公式可以大致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的一般面貌[3]7898。目前，经过简化计算公式得出的金融相关比率已成为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戈德史密斯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3]2835。虽然戈德史密斯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其研究仅限于对德国和英国的细致比较，这种案例研究得出的结论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理论推广[7]238。
进入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金融结构问题并没有被特别强调，该时期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是金融结构理论发展的侧面表现。1973年，麦金农出版了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一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分割经济”造成的独特金融特征，即货币化程度低、金融体系存在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不发达、政府对金融实行严格管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原因是名义利息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d-p*）太低[8]；同年，肖出版著作《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从金融中介机制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推行金融自由化，解除利率压制问题，以均衡的市场利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促进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发展[9]。简言之，他们的观点认为金融抑制总是伴随着金融结构的扭曲，金融深化意味着金融结构的进步，是金融结构的动态调整和优化过程。
（二）银行和金融市场：金融结构理论的主流争论
自金融结构问题受到关注以来，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关于银行与金融市场各自相对优势的研究文献很多，林毅夫曾作过相关综述，将诸多观点分为四种――金融结构无关论、法律与金融论、银行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7]239，本文离不开这些理论文献的支持。通过对相关文献学术观点和讨论的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分为四类：（1）银行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2）金融结构无关论、法律与金融论；（3）金融功能论、金融服务论；（4）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理论――“最??金融结构论”。这些观点争论主要是围绕着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银行与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等问题展开的。
1.“银行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称为“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这种新的金融结构观点是继戈德史密斯理论之后最具影响的金融结构理论。“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将金融结构划分为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两种类型，分别以德日、英美作为这两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并进行相互之间的优劣比较，以此评判不同的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学术界将上述研究被称为金融系统比较研究，“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成为金融结构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
肯特和莱文的研究作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他们检验了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结构，构造了一个基于规模、活动和效率指标的金融结构指数，并以此指数比率的高低将国家和地区划分为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类，这是自戈德史密斯以来，第一次系统检验大量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他们还提供了金融结构的潜在法律、管制和政策决定因素[10]。具体来讲，随着国家和地区变得更富有，银行和市场都变得更加活跃、更加有效；在收入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与银行相比，股票市场表现更佳，金融系统往往趋向于市场导向；对金融系统的潜在法律、管制和政策决定因素的考察发现，在控制收入的情况下，具有习惯法传统、重视股东权益保护、会计准则良好、腐败水平低等特征的国家和地区，更倾向于市场导向型金融系统。
关于讨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相对优劣及其是否重要的文献不胜枚举，经典文献的相关观点基本趋同。银行主导论强调的是银行在资源配置、项目质量控制、企业经营管理、获取信息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市场主导论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是证券市场，突出金融市场在投资多样化、推动创新、信息传递以及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惩罚等方面的优势[11]。但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优劣具有相对性，不可一概而论，例如在经典市场理论的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方面，考虑到金融中介会产生问题、提供流动性等因素，金融中介也至关重要[12]。总体来讲，功能完善的银行和股票市场（即总体金融发展）的确?Τて诰?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相关跨国数据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表明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哪一种更好[13]。艾伦和盖尔进一步推进了“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的研究，成为金融系统比较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们强调金融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分析金融系统的优劣势时，理解不同金融系统之间重要的权衡至关重要[14]19。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竞争与保险方面的对比，他们构建了一个标准的无限期界迭代模型，通过跨期平滑来减少不可分散的风险，表明金融中介可能比仅有金融市场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14]111140。
2.“金融结构无关论”和“法律与金融论”。
与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金融结构无关论，其观点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金融深度而非金融结构。在资本市场完善、市场主体风险中性的前提下，利率决定了哪些投资机会是值得利用的，任何一个能够产生正的净收益（扣除资本成本以后）的投资项目都会被采用；反之，如果资本的流动性不完全，影响就业机会创造、企业成长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金融是否能够提供高效的服务、金融服务渠道是否充分，而不是银行与金融市场如何组合[15]。相关的实证结果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没有证据表明金融结构有助于解释各国经济绩效[16]。
法律与金融论是金融无关论的一种特例，该观点否定了关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重要性的争论，认为金融系统健全性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法律体系，金融的整体发展依赖于法律制度和法律渊源，金融发展当中能够被法律体系解释的部分同时也能用来解释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经济的增长[17]。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理解金融结构的差异比两分法划分的金融结构更有意义，法律体系可能会对外部金融产生影响，因为良好的法律环境保护让投资者们更加相信他们的投资至少能获得一些回报，从而更可能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投资资金。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由其法律体系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在促进增长方面，法律权利和实施机制的发展水平比区分金融结构更有效[18]。上述研究使得法律因素成为金融结构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
3.“金融功能观”和“金融服务论”。
对“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挑战最具影响的当属金融功能观。与金融结构无关论的视角不同，金融功能观基于功能观的视角考察金融结构，强调金融体系功能的相对稳定性。在经典的金融学教材中，“金融功能观”已经自成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金融功能变化较小，而且金融机构的形式随着金融功能而变化，即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最终会导致金融系统执行各项功能的效率得以提高[19]。与金融功能观观点相近的是“金融服务论”，拥有更大的银行和更活跃的股票市场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质量非常重要，而其结构安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20]。金融服务论的核心内容就是金融发展水平影响经济增长，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因为提供金融服务的有效性不同，问题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中介和市场能够提供更好金融服务的环境，而不在于是银行还是市场提供这些服务。林毅夫在综述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以上观点概括为“金融服务以及法律、制度观点”（FLI观点），并且相关的实证研究倾向于支持上述“金融法律观”和“金融功能观”[21]。
4.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理论――“最优金融结构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林毅夫认为，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都是从不同金融制度安排的特性出发作讨论，而忽视了金融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结构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实证研究结果与金融结构的演变趋势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原因[22]。如果银行、融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内容和要求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造成阻碍，跨国的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给定经济发展的阶段，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企业平均规模之间是否匹配的确会对制造业的增长起到显著作用。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学界的日益关注，尤其是银行业结构和融资结构[21]。这些新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理论――“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体），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在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即最优金融结构是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进而决定了金融结构。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特性应该是决定各个发展阶段的金融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因为一国经济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该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的性质，以及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经济发展阶段和所有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每个经济体在一定发展阶段都有各自的最优金融结构，而且这种内生的最优金融结构具有客观性和动态性，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22]。
二、金融结构的制度变迁
（一）金融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
中国的金融结构问题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产权与制度?Y构，其特殊性表现为发达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且分散化的下层结构，但在上下层结构之间缺乏有效且富有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随着金融产权形式的产生和交易，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金融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法律结构共同构成了金融制度的中间结构，促使原有的“二重结构”向“三重结构”演变[23]。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金融自改革以来获得了迅速增长，但是金融增长规模中有多少是真实的成分，这是否与中国的金融结构存在紧密关联？对此，张杰借鉴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进行的指标分析发现，中国金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产总量在原有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框架上的简单扩张，单纯数量上描述金融工具和机构规模的FIR并不能反映中国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24]。
对于中国金融结构问题更为系统的考察，体现出的是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金融产业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不均衡、金融结构效率性问题以及更微观层次的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基于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适应性的判断，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对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的融资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机构集中程度明显偏高，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与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发展极不协调；二是农村金融处于整个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城乡金融和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25]。就金融资产结构而言，主要问题在于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难以满足广大的金融需求，货币性金融资产比例较高与货币市场工具相对短缺并存，更为明显的体现是股票结构、债券结构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结构的不合理[26]。
对中国金融系统发展特征的实证性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中国金融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艾伦等通过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的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发现：实际的金融数据对比表明中国的银行部门效率更高，但是这可能要归因于成本核算的标准不同；无论从结构规模还是结构效率，数据对比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性无法与银行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数据说明非正规金融部门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重要性十分显著[27]。他们将上述发现归纳为以下结论：（1）中国金融系统由一个规模庞大但是并不发达的银行系统主导，该系统由四大国有银行控制，且存在着客观的不良资产贷款（NPLs）；（2）中国的金融市场的主要部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但是它们的规模和重要性无法与银行部门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股票市场由于高度投机和充斥着内幕交易而没有发挥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作用；（3）各种替代性的融资渠道是支持总体经济增长最成功的金融系统组成部分，这些替代性的融资渠道包括非正式的金融中介、内部融资、贸易贷款，以及企业、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联盟，它们以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信用、声誉和各种关系为治理机制。
（二）金融结构变迁的两种形式：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
金融结构的变迁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受到关注，戈德史密斯将金融发展理解为金融结构随时间的变化，对于各国融资结构变迁的系统研究也要追溯到戈德史密斯。对于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研究，国内学者早期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金融结构优化的目标、金融结构变化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交易成本的考察，国内相关研究的权威性代表当属白钦先教授。在研究全球不同类型国家金融体制的发展演变后，白钦先提出了“金融倾斜”的概念，强调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之间的不平行发展与不平衡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态势下，白钦先又提出了“金融倾斜逆转”的概念，即直接金融的发展速度大大地高于间接金融，直接金融所占的比例日益加大，迅速赶上乃至接近或超过间接金融所占比例[28]。一国金融结构的演变可归纳为从初级到高级、从间接融资为主发展到直接融资为主，即经历“金融倾斜及其逆转”的动态变迁，反映了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由以银行机构为主体的金融到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由以银行为主导主体的简单金融到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主体的复杂金融，由以国别经济体为单元的相对封闭的国别金融到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性的真正全球性的全球金融结构变迁[29]。白钦先关于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历程的评述也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30]。
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些学者着眼于金融结构的变动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了实证性检验。谢平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31]。林毅夫考察了银行业结构和金融市场融资结构，通过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的经验分析，证明一国的金融结构必须要和产业规模结构相匹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结构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及不同的金融中介在企业融资中相应的比较优势[21]。
（三）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变迁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进程的推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需求缺口愈加明显，金融结构问题成为最凸显的症结。如何解决这个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成为当前学术界亟待攻克的难题，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该阶段解决上述问题重要契机。罗伯特?席勒在其新作《新金融秩序》中指出，新型信息传播系统、支付系统、电子交易市场、网上个人金融方案制定系统和其他受信息技术发展驱动的经济发明正呈现爆发式增长，经济体系势必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繁荣，那么金融必须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并且其服务必须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32]。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正处在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升级时期，尤其是随着大规模生产向定制化、个性化生产的转变，消费升级与金融供求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日益显现，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急迫任务。互联网金融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手段，而且其本身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三方支付衍生的交易数据通过沉淀挖掘为生产者进行有效供给提供精准营销的决策依据，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通过金融资源和需求的精准匹配满足中小企业、创业者的金融需求；P2P网络贷款出现问题平台甚至是违法犯罪现象，是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供给侧问题[33]。
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市场化、国际化与多元化阶段，从国务院到中央都在研究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关的议题都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所处阶段的多元化特点[34]。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这是互联网金融首次作为国家战略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7月4日，国务院《互联网+行动计划》，作为部级的行动计划，发展“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鼓励互联网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融合创新，为大众提供丰富、安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企业”。2015年0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将对金融产品、业务、组织和服务等方面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对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和扩大就业发挥了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开了大门。
互联网金融发展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互联网金融以满足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个人投融资需求为目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宗旨将大大拓宽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对建设我国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实践的快速发展急切需要金融理论的支持，这也引起了学术界激烈的讨论。当前互联网金融的理论焦点和理论争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2）互联网金融是否推动了金融发展；（3）大数据征信的作用；（4）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的争论，学术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本身可以作为一种金融市场，是一种新金融模式，具有金融去中介化和加速金融脱媒的特征，该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学者的判断；另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只是金融行业通过互联网拓展业务，是金融活动从线下到线上的过程[35]。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联合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到此，可以认为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的争论已经达成共识：互联网金融是与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同的新型金融模式。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推动了金融发展的争论也随着上述争论达成共识而基本确定：互联网金融促进了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国金融的资本配置遵循的并非是“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原则，而存在着一种“规模换效率”的资本配置路径[36]，互联网金融模式能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37]。
关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是否推动了金融发展的争论，传统金融结构理论尚未能作出合理性解释，互联网金融实践的发展亟待新的金融结构理论框架将其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互联网金融实践创新超前于理论创新，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已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结构的影响在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不同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影响力度和深度有所差异。
在金融工具层面，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最为直接，表现为对传统金融工具的补充和重构。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互联网支付依托电子信息技术将金融服务下沉到小额账户中，“低净值客户”的价值得以显现，已经成为金融行业中独立而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互联网支付的发展为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不仅促进了货币基金的发展，而且跨界影响了银行部门的活期存款和协议存款，引发的影响极为深远[38]。从2013年5月底推出，到2014年3月底，短短10个月时间余额宝的净资产规模就达到5412.75亿元，一跃成为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余额宝巨大的规模效应使得同期货币市场基金规模从3000多亿元攀升至1万多亿元[39]。在推动货币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余额宝的巨大成功对银行业的冲击也引起了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余额宝的运作方式不同的其他互联网金融模式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例如，通过将原本高风险、高收益的大型金融资产拆分重组为高风险、高收益、小额化的金融资产，小微融资者利用P2P平台展开债权交易或资产证券化交易，向广大的非高资产净值投资者进行融资，打破了大型金融资产独占金融市场的格局[40]。
在金融机构层面，互联网金融创新涌现出数量众多、种类繁盛的新型互联网金融公司，成为金融业最为活跃的金融供给主体。这些新型互联网金融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银行、互联网保险、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支付机构、互联网基金销售公司、P2P借贷平台、众筹平台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用户对互联网金融“普惠性”和“便捷性”的要求不断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呈现出以账户整理、数据共享和全需求覆盖为标准的综合化、集团化发展趋势，例如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和综合金融平台拉卡拉[41]。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已经成为拥有支付、理财、融资、保险及便民服务的互联网超级平台，综合金融平台拉卡拉拥有支付、征信、理财、信贷等多项金融业务涵盖了存贷汇合风险控制的全业务链条。银行与互联网的竞争与融合，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优势联合甚至会形成超级互联网金融“巨无霸”[42]。互联网金融发展在金融机构层面的颠覆性影响深远，未来什么叫做金融机构值得认真思考。
在金融体系层面，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诸多观点基本与互联网金融是否是新金融模式类似。共识性的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的合作者，更是传统金融的竞争者，是整个金融结构变革的重要推动者[43]，但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领域的“颠覆性”冲击以及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实质性影响整体是有限的[38]。互联网金融具有较为显著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征，是对中国当前较为传统且相当固化的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及结构带来全面挑战进而引发革命性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44]。基于互联网的支付清算体系特点，尤其是第三方支付和移动支付的快速便捷特点，极大地促进了支付体系与互联网的融合，并已成为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金融发展使金融内部和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融合更加紧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很难严格划分，融合电子商务和工商企业的业务流程，把金融嵌入其中，进行银行、证券、保险等综合化一站式的金融业务[45]。互联网金融行业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对现有金融体系分业经营格局及分业监管的挑战日益显著。更进一步的理解，互联网本身可以是一个金融市场，对应的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的情形[37]，从这个意义上?v，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金融结构制度变迁的新范式――互联网金融结构
（一）互联网金融结构的概念及其微观基础
互联网金融尚处在规范发展阶段的初期，研究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对其自身发展的影响是业界的重大需求，也将是学术界重大的原创性理论创新。要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有序平稳发展，互联网金融的金融结构是同技术进步、金融监管、金融基础设施一样重要的决定因素[44]。
互联网金融是以商务模式方式进行发展和创新的，关于互联网金融主要商务模式的考察是研究其金融结构的基础。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有商务模式、形态、业态、商业模式等不同的表达形式，本文采用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考虑到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依照不同的标准，学术界对于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的分类难免存在差异。互联网金融是一个谱系概念，其理论范畴介于两种形式之间，一端是传统金融中介和市场，另一端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金融中介和市场。按照互联网金融在支付、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可以分为金融互联网化、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互联网货币、基于大数据的征信和网络贷款、P2P网络贷款、众筹融资等六种主要类型[37]。《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金融包括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基本业态。《全球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报告（2015）》依据互联网金融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将业务模式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包括互联网银行、互联网证券和互联网保险；第二类是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展金融业务，包括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资产管理、互联网小额商业贷款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第三类是全新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包括P2P和众筹；第四类是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包括在线投资社交、金融产品搜索、个人财务管理、在线金融教育和个人信用管理[45]。综上分析，尽管互联网金融的分类标准存在差异，但是互联网金融商务模式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基于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特征――信用、普惠、高效和融合――的考察，互联网金融各种典型的商务模式在结构上也呈现出谱系分层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互联网支付、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互联网理财、电商金融和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等典型商务模式的结构谱系。
互联网金融结构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在金融工具层面，互联网金融结构可以理解为互联网金融各种金融产品的性质、规模与相对比例；也可以理解为互联网金融产品与传统金融工具的相对构成与比例关系。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层面，将互联网金融市场看作一个整体，可以考察互联网金融的内部结构，具体是指互联网金融的金融主体的结构，与银行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的考察类似；还可以考察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相对构成与比例关系，这种理解借鉴的是比较金融分析方法在金融结构国别差异的分析框架。廖理等[46]借鉴骆驼评级体系（CAMELS）的评级思路，从规模总量、盈利能力、运营效率、资产质量、业务结构、资本指标、流动性等七个方面对银行业绩进行评价，分析比较美国互联网银行业与美国整体银行业、互联网银行与美国十大银行、中国上市银行经营业绩的差异。在规模总量上，2012年，美国16家互联网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为5397.18亿美元，美国银行业规模为14.45万亿美元，互联网银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规模占比为3.5%，互联网银行个体间规模差异很大，互联网银行AllyBank和INGBank的资产规模都达到近千亿美元，超过了大部分的传统银行；但是2003-2012年，互联网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05%，远超美国整个银行业的5.3%。通过比较还发现，美国互联网银行业的运营效率和员工效率更高，互联网银行普遍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同时投放的?J款的风险更高；互联网银行具有较高的资产回报率，易受金融危机影响但是复苏很快。美国互联网银行与中国上市银行相比，二者的主体业务分布格局类似，但是无论资产、存贷款、净利润还是员工规模，互联网银行的规模都要小得多。考虑到中国非利息市场化的经营环境和互联网银行“轻资产”的特性，美国互联网银行与中国上市银行的财务指标对比很难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结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互联网金融结构的内涵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对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理解不仅要借鉴传统金融结构的内涵，还要考虑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特殊性。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特殊性是指对传统金融结构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体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功能结构、信息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现有的研究均已体现出上述规律，但仍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的保障下，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通过社交网络得到揭示和传播，被搜索引擎组织和标准化，形成时间连续、动态变化的信息序列，社交网络上大量的利益相关者掌握的财产状况、经营状况、消费习惯、信誉行为等信息，汇集成完整的信用资质和盈利前景信息[37]20。互联网金融通过实现信息技术与金融功能的融通，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供给的成本，提高了交易透明度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对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具有重要意义[40]。
与传统金融结构相比，互联网金融结构有其坚实的微观基础，表现在互联网金融市场交易联动机制、互联网金融双边及多边市场、互联网交换经济、大数据支持等四个方面。（1）交易联动是指每一个子交易活动都是由前一个子交易活动达成某种状态作为促发条件来执行后续的动作，从而实现不同平台、不同参与主体对同一个交易在适当的时间做出有序、准确而高效的反应或者反馈[47]。例如，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属于交易性融资业务，核心企业、供应商、经销商和银行等参与主体对“融资、支付、商务、物流”等信息协同掌控，是一种典型的交易联动运行机制。（2）互联网金融具有双边及多边市场的特征，互联网金融双边用户之间的价格转移不完美导致平台价格结构的非中性；借贷双方的需求同时存在体现平台市场中的双边需求的互补性[48]。（3）互联网交换经济。互联网交换经济以电子商务和共享经济为代表，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应用场景，衍生出并服务于互联网金融[37]130。（4）以大数据为核心技术的信息处理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交换者关于交换物的偏好和效应，核心问题在于交换者不完全掌握交换物的信息，即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换者的所有决策都是在非完美信息条件下进行的[37]254。大数据的影响，不再只是强调因果关系，相关性分析的重要性得以显现，行为分析成为与财务报表分析同样重要。金融的核心在于定价，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最根本的挑战就在于其定价机制不同。通过互联网技术对资产和风险进行定价，得出的大数据模型与传统的定价模型截然不同。大数据替代传统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定价是互联网金融信息处理的核心，体现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中介和市场的最大区别[37]20。互联网金融不同商务模式的定价向基于“信誉”的个性化定价方向发展，基于大数据的信用评分将实现对“长尾部分”业务资金需求的精准配置。
（二）互联网金融结构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基于前文的分析，以戈德史密斯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结构理论强调的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结构不仅是对以上观点的继承，而且强调互联网金融要素禀赋结构和商务模式结构，体现的是互联网金融不同商务模式与实体经济的对应关系、互联网金融与经济的融合关系。
对互联网金融结构的研究要体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性、前瞻性和系统性，核心问题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二是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1.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互联网金融的参与主体众多，包括但不限于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企业、电子商务平台、金融信息服务机构、资金供需双方等，其商务模式与交易过程不可分割，呈现出跨业跨界的特征。科学地表征和量化互联网金融不同的商务模式跨业跨界的深度和广度、参与主体和服务对象呈现的结构化的规律对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基于规模、活动和效率的传统金融结构度量指标也难以实现对互联网金融跨业跨界的覆盖。因此，解决方案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互联网金融的特征设置其分析指标，从而构建互联网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体系。
2.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践表明，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实体经济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基，互联网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二者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探讨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互联网金融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互联网金融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贡献程度如何。具体来讲，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归纳出不同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向不同产业配置金融资源状况的规律？互联网金融将金融资源在多大比例上配置给中小微企业？如何准确测度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的实现程度？
四、总结及展望
金融结构及其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自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结构的概念以来，金融结构问题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广泛关注。本文力求将有关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观点纳入到一个整体的讨论框架，梳理有关金融结构问题研究的理论脉络和学术逻辑，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国情，以金融结构变迁的视角，提出互联网金融结构研究的新范式。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深远，在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互联网金融是以商务模式方式进行发展和创新的，我们给出了互联网金融结构的概念，并分析了其微观基础；最后我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结构不仅是对传统金融结构理论的继承，而且强调互联网金融要素禀赋结构和商务模式结构，其核心问题是互联网金融内部结构变化及其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以及互联网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综述
2007年美国次级债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有利?怎样建立一个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有利的金融体系?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程和现状作一系统介绍和比较。
一、金融发展的内涵
格利和肖(GurleyandShaw)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金融发展的概念，认为金融发展主要指各类金融资产和各种金融机构的增多。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把金融发展视为金融结构的变化。麦金农和肖(MckinnonandShaw)的金融深化论将金融发展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完善过程。金融结构的优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金融工具种类与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即金融商品的种类与规模的扩张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以及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参与和影响。二是金融机构类别与构成的优化。金融机构类别的扩展与构成上的此消彼长，反映了金融领域影响社会经济的力量生长和金融服务日趋完善的程度。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二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两种效率的提高又依赖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变革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在实际金融发展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的，金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健全，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二、国外研究历程
(一)货币经济发展理论
有关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追溯到英国重商学派理论。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就是财富，因而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在重商主义解体时期，苏格兰经济学者约翰・罗(JohnLaw)系统地论述了货币金融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约翰・罗认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又有赖于货币放人增加，金属货币的增加将受到金属供应量的束缚，无法适应贸易扩大的需要。因此，罗主张由国家创办银行，发行纸币，以推进生产贸易的发展。
重商学派之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本身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影响，但与货币联系的各种信用活动，特别是银行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银行券与信用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完全继承了斯密的信用媒介论，认为信用没有创造资本，但促进资本流转到更能在生产上有效利用资本的人手中。因此，虽然现有资本数量实际上没有增加，但使用的资本数量却由此增加，从而使社会总产量相应地增加。
(二)传统金融发展理论
1969年，雷蒙德・戈德史密斯(Coldsmith)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综合全面地提出了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他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通过对近百年金融发展和当代35个国家货币制度状况的比较研究，得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一结论。戈德史密斯指出，金融机构诱发增长的作用只能产生于储蓄和投资总量的增长或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增长中的一个，它通过把储蓄更有效地分配在潜在的投资项目上而取得。戈德史密斯提出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首次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系统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进一步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爱德华，肖(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分析了金融深化的特征，认为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来自于金融深化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作为金融深化的反面，他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特征及成因，指出金融抑制不利于经济增长。麦金农(Mckinnon)着重讨论了“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给，而金融自由化必须与外贸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同步。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弥补了一般货币理论研究过程中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金融发展理论
以麦金农－肖(MckimonandShaw)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政策阻碍了储蓄动员和经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他们的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但结果并不如人意；很多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爆发了金融危机。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以金(Kjng)和莱文(R.Levme)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摒弃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框架，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来重新分析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也称为新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在汲取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并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并入金融发展模型中。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
金(K1ng)和莱文(Levine)在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研究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研究在金融功能的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设计了4个金融中介的指标。来反映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一是Depth出指标，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规模；二是Bmk指标用于衡量一国商业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规模，等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央银行国内资产)；三是Pfivate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国
内信贷总量一银行间贷款)；四是Pfq指标，等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GDP。另外，金和莱文提出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①GYP－人均实际GDP增长率；②GK－物质资本积累率；③INV－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④EFF－经济效率增进，即物质资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
三、国内研究现状
(一)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国内，关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实证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有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季度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结果表明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韩廷春(2001)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金融深化理论与利率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不能单纯追求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应更加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谭艳芝、彭文平(2003)将引起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量(储蓄、投资、资本积累)和质(投资效率、TVP)两类，采用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质的因素影响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因而综合起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显著。
(二)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在国家宏观层次上，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董晓林和王娟(2004)建立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了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她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姚耀军(2004)基于VAR模型及其协整分析，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2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越来越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体到地区层面，按区域进行的实证研究从而更具有针对性。周立、王子明(2002)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省区层面上，通过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2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刘仁武(2002)研究了海南金融发展状况，按照戈德史密斯(1969)的思路，构建了描述地区金融发展的指标和理论体系，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搭配问题。王景武(2005)的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相互抑制。张海波、吴陶(2005)在《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基于PanelData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各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陈福中和吴秋口(2008)以长三角为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率、证券及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金融效率化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