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区别
马克思和克鲁格曼由于各自所处历史时代背景迥异，所秉承的价值观不同，进行贸易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等诸多原因，二者的贸易理论必然也会存在着很多的差异。
1.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不同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国际贸易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顺序，通过对历史沿革的叙述，深入探讨了国际贸易的性质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关系。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和结果。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不仅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作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就成为了这种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这种生产方式也在为对外贸易的扩大提供越来越有力的支持。马克思从本质上揭示了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
保罗克鲁格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末期，克鲁格曼借用DS模型分析方法第一次系统地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应用到了国际贸易问题分析中。他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下分析了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利益来源，解释了传统理论无法回答的诸如产业内贸易、技术创新与垄断利润等新的贸易现象，探讨了税收和补贴政策对国际贸易和产出的影响，并首次创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但在研究方法上，新贸易理论一如其他西方经济理论一样，主要使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克鲁格曼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模型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这些模型从国际贸易的现实出发，论证严谨，结构简洁，首次从模型上证明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的另一起因，揭示了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可能性。
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决定了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不同内容和特征。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研究对象是处于世界市场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与马克思贸易理论和西方传统贸易理论都有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把政府和企业都作为独立的、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主体来进行研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并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贸易理论是历史的、本质的和理论的，而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则是阶段的、对策的和应用的。
2.理论基础不同
作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基石的是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马克思认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①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商品的国际价值不是由某个国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决定。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国际价值和国内价值是互相转化的。较少的国内价值可以转化为较多的国际价值；反之，较多的国内价值也可以转化为较少的国际价值。
虽然改变了一些理论研究的假设条件，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仍然秉承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基础理论。他继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同时承认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经济学家呼吁自由贸易并非出于盲目的偏见，而是建立在一套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即便是那些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对贸易的看法的新思想，也只是修正而非全盘否定这一框架。②克鲁格曼是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新成果提出了自己的新贸易理论。因此这种新理论仍然是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一种理论创新，不可能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有什么根本改变。
马克思继承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最为科学和根本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的和批判的国际贸易理论。而克鲁格曼虽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社会分工、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等一些理论，但其分析工具和价值判断已经远远偏离了古典经济学。这也就注定了他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可能会有相同的理论基础。3.政策主张不同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马克思认为，决定一国采取哪种贸易政策的根本依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内产业结构的需要，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都是资产阶级国家按照自身利益要求而制定的。因此，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对外贸易政策是服务于垄断资本的需要，无论采取何种政策，都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并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历史地位。无产阶级如果想要改变贫苦和受压迫的生活，必须采取彻底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中有一些战略性部门，具有较高的利润和强大的正外部性。这些部门并非传统的贸易理论所说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而是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或规模经济。但是通常这样的部门研发成本都很高，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仅凭私人资本进入这样的领域很困难。而且即使进入之后维持高额的垄断利润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因此，为了帮助本国企业和行业获得竞争优势，增强本国的国家竞争力，政府应该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保护，通过补贴鼓励出口，用关税限制进口，以此获得更大的贸易利润，即垄断租金。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研究国际贸易的目的在于揭露资本家在国际市场范围内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本质。克鲁格曼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难题，并且提出相应对策使其能够得到解决。当然解决方案应当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以内。二者不同的阶级立场和研究目的决定了他们在政策主张上也必定是迥然而异的。
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相似之处
尽管年代相差久远，研究方法和对象差别很大，但是两种理论在某些方面的认识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对这些一致性的探讨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和价值所在。马克思贸易保护思想与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相似之处表现在对贸易保护政策所具有的历史性作用的认同，以及对完全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
贸易保护政策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被认为是西欧一切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其原因就在于它最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恩格斯指出：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战争终了时，即1815年，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③可见，英国工业的发展也曾经历了一段必要保护关税制度的庇护，而并非其标榜的自始至终的自由贸易。至于后起的美国，要建立自己的现代工业，实现经济赶超，必须实行保护关税，用25年堵住英国的来路，25年后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个地位。显然，后一条道路更为经济和便捷。因此，恩格斯总结道：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有益于还在继续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级，而且也可以有益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新型资本家阶级。
马克思客观分析并认同了贸易保护政策的历史作用，同时对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贸易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他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流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④
但是从革命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贸易保护政策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可以更快地促进阶级革命的爆发，使无产阶级得到彻底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⑤显而易见，马克思所讲的赞同自由贸易并不是真的赞同，而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的一种嘲讽，讽刺他们在以更快的速度为自己掘墓。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对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持批判态度，或者可以说新贸易理论是一种贸易保护理论，只是它不同于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克鲁格曼认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使人们再不能这样为自由贸易辩护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占世界贸易大部分的产业根本不能用供需分析来描述，供需分析认为，让市场自行其是是最好不过的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贸易需要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解释，而这些现象都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这一结论的理想化架设不相容。⑥由于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已经不能完全地解释现实和解决问题，新贸易理论提出政府可以适当进行干预。克鲁格曼本人尤其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当的政府管制比盲目地追求自由市场要安全和有效率得多。1998年9月，他在美国《财星》杂志以专文提出，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计划在解决经济危机失效后，有必要实行B计划：实行外汇管制。他呼吁：亚洲国家自救的惟一方法，就是暂时恢复外汇管制，一方面遏制国际投机者，另一方面保留有限的资金发展经济。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难免短期阵痛，但政府可采取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引导利率下降，复苏经济，外资终将回流，那时管制可以取消。这种颠覆传统自由市场观念的论调，俨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庭抗礼。
马克思和克鲁格曼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批判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对贸易保护政策和手段的历史性作用表现了一致的认同。马克思认为，贸易保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在资产阶级需要的时候，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当他们强大起来并占据了工业发展的先机有利地位之后，便开始鼓吹自由贸易。其本质是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更大范围的对无产阶级的掠夺。如果说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政策进行了批判，那么克鲁格曼就是从现实的国际贸易问题出发，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进行了理论质疑。
三、对我国当前对外贸易的主要借鉴意义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它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很强大的解释力。强调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指导意义，并不是因为要固守什么或坚持什么，而是因为它对于现实的深刻揭示和对未来道路的明确启示。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民族利益、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和不同个人利益的世界里，阶级利益不仅存在，而且形式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发达国家便以一个整体资本家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而且只要国家发展水平不相等，国际贸易中的剥削就永远存在。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中比较富有的国家总是在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⑦。事实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地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中心关系，并且普遍地存在不平等交换。就像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⑧
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的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掠夺，既表现在直接的商品交换活动中，也表现在通过跨国公司所进行的投资活动中。仅以我国为例，在来料加工的贸易方式中，国家实际能够得到的外汇收入约为贸易额的20％，国民所得更为有限。在OEM贴牌生产过程中，利润额的92％都要被外资公司拿走，中国最多只剩8％。投资加工贸易使这些跨国公司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外资企业占加工贸易的比重也从1996年的64.5％迅速地上升为2005年的83.7％，增长了19个百分点，而国内企业所占比重则从35.5％大幅下降为16.3％。而且外资企业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国内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核心技术环节都被外资企业所控制。
改变我国在与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中的被动的、受剥削的地位，必须首先改变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我国传统的贸易战略是以出口创汇为基本指导原则的。这种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要充分利用本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力图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不断扩大的出口使我们对外打开了国际市场，对内增加了外汇收入，解决了劳动力就业，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在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的贸易利益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和伴随巨大代价的。照这样的比较优势模式发展下去，只能使我们丧失技术进步的动力，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并最终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战略为竞争优势战略。所谓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提供某种商品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在价格、技术和服务等方面超越对手的、独特的、持久的一种能力。具备充分竞争力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并由此可以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与比较优势不同的是，这种能力既可能依赖于自然资源和产地，也可以凭借技术水平来创造。即使是自然资源贫乏，或者整体生产能力暂时落后的国家，也完全可以凭借技术创新在某些方面获取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塑造民族工业竞争优势的最初阶段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实施竞争优势战略首先应该颁布具有明确导向性作用的经济政策，旗帜鲜明地支持出口企业创造有竞争力的品牌，凭借领先技术和优质服务来扩大出口，而不是依靠价格战进行低水平的扩张。政府可以通过补贴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可以通过保护和扶持的贸易政策，支持这些产业的厂商扩张产量，提高产业的市场规模效应和厂商的收益性外部经济，从而促进这些产业较快地增强国际竞争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4页。
②[美]保罗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45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9页。
⑥[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正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问题，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K.L.So，Prosperity，Region，andInstitutionsinMaritimeChina：TheSouthFukien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0）。）。
一分析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nStudies24∶1，1964，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PresidentialSpeech：TheStructureofChineseHistory.JournalofAsianStudies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C.North）（注：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EconomicPerformanceThroughT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84.3，1994，pp.359-368；LeeJ.Alston，ThrainnEggertsson，andDouglassC.North（eds.），EmpiricalStudiesin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HistoryReview76.1.Spring2002，pp.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Simon，RationalityinPsychologyandEconomics，inRobinM.HogarthandMelvinW.Reder，eds.,RationalChoiceContrastBetweenEconomicsandPsycholog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6），pp.25-40；KarenS.CookandMargaretLevi，eds.，TheLimitsofRationalit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2.1，June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R.Clark，Community，Trade，andNetworks：SouthernFujianProvincefromtheThirdtotheThir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参考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关键词：高考历史试题问题对象材料
在高考文综试题中，历史试题是难度相对较大的题目。主观题的得分更是拉开距离的关键，是考生成长为高手的必经之路。
一
高考历史主观试题的设问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归纳、概括类，这一类题目的设问主要考查考生阅读材料、概括材料观点及文字表达等相关能力；二是比较异同类。这一类题目的设问主要考察考生就材料所提供的历史事物进行对比并归纳异同点的能力。三是背景影响类，这一类题目主要考察考生分析历史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原因或意义、影响的能力。这一类题目除了综合考查考生阅读、概括归纳、比较分析、文字表达等能力以外，更注重考查考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即如何揭示历史事物之间潜在、隐性联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对考生而言，是一种较高的能力要求，也是高中历史教学的目标之一。本文针对这种类型的题目展开论述，为广大考生指出一条战胜“主观题”的有效途径。
二
本文所指的“以问题牵涉的对象为中心”的解题主要思路，是要求学生认真审察和准确分析题目设问，弄清设问所规定的条件及挖掘设问隐含的信息，以问题所牵涉的对象为中心，并结合材料回答问题。下面以近年来的几道高考主观题为例展开论述，印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例一：2012年全国高考（大纲）39题
材料一
……（前略）汉武帝决心彻底解决南越国问题，要求南越王赵兴入朝，“用汉法，比内诸侯”。南越国相吕嘉等杀汉朝使者及主张“内属”的南越王、王太后，“发兵守要害处”。公元前111年，汉军十万分数路越岭，平定南越并将其地分设为九郡，实行与内地统一的制度法令。――据《史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12分）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平定南越的历史意义。（8分）
解析：第（1）问的第二小问：指出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变化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按照一般的解题思路，考生可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寻找原因。政策变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是属于政治领域的事物，主要受政治本身的变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变动的影响。根据材料分析，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的转变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结合这一隐含的历史条件，解答这一问题，就应该从汉武帝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情况寻找答案。这样，一般水平的考生所得出的答案，往往只有参考答案的前两点，即（经济的发展）汉朝社会经济状态从凋敝到繁荣；（政治的变化）汉朝政治上从分封诸侯王全面解决诸侯王问题；能力较强的考生可能还会想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而考虑到军事因素的影响，因此得出第三点答案：北方匈奴的威胁基本解决；然而这样却导致考生漏掉了答案的第四个要点。
采用“以问题牵涉的对象为中心”的解题思路，则可以比较全面地获取答案要点。“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变化的原因”这一问题牵涉的对象有“汉朝”、“岭南地区”这两个对象，“政策变化的原因”就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首先从汉朝的角度考虑，是什么原因促使政策转变？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从汉武帝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状况分析，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出前面三点答案要点。其次，从岭南地区角度考虑，汉朝之所以对岭南地区采取武力统一的政策，肯定是因为岭南地区分立或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威胁国家统一，得出第四个答案要点：南越国经济发展，分立的趋势明显。
第（2）问“说明西汉平定南越的历史意义”牵涉的对象主要有：西汉中央政府、南越、整个国家、中原（其他地区）。由此，对西汉中央政府的影响：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管理；对南越地区的影响：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影响：结束了南越的分立局面，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中原（其他地区）的影响：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再看一个题目：广东2013年高考文综第38题（27分）。
有学者在研究世界经济贸易关系时提出了以下论点，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早在13，14世纪，连接欧亚非地区的世界贸易网已经形成，欧洲在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不仅因为欧洲的经济总量远远无法与亚洲的中国、印度相比，还由于欧洲人在从亚洲输入香料、丝绸、瓷器、棉制品等商品时，能向亚洲销售的产品极少，多数情况下只能以金、银等贵金属交易，欧洲的贵金属货币日益紧缺。16世纪欧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这种处境开始改善。但一直到18世纪，原有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仍没有改变。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和利用既存的经济贸易体系，并在其中发挥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到19世纪欧洲终于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据《白银资本》等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与18世纪相比，19世纪欧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分析促成这一变化的政治、经济原因。（12分）
解析：欧洲与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从材料中比较容易分析得出：欧洲上升，中国下降。
第二小问：促成这一变化的政治、经济原因。首先要弄清这一变化是指欧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其次，要明白经济地位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变化，经济实力的变化又与经济本身、政治领域的变化相联系。再次，根据前述“以问题牵涉的对象为中心”的解题思路，得出促成变化的原因这一问题牵涉的对象有欧洲、中国。确定解题思路：分别从欧洲、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分析为什么“欧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上升，而中国的地位下降”。这样，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欧洲在政治方面：建立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对外殖民扩张。经济方面：进行工业革命；充分利用既有的经济贸易体系。
关键词：宋；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时期，其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使其经济贸易发展超越唐朝达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顶峰，然而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也使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林立，外部压力巨大。伴随着宋代经济贸易的发展，茶叶经济也在宋展到了鼎盛时期，如何看待茶叶经济衍生出的茶叶贸易在宋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本文所要研究的。
1宋代茶叶经济的发展状况
1.1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追根溯源可知，茶叶的原产地以及茶文化的发祥地都是在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茶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俨然成为了中国从古到今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中国的茶文化发展经历了绵长的历史过程，而唐宋时期是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阶段。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在唐朝时期开始兴盛，而宋代更是进入了茶文化以及茶叶经济发展的鼎盛阶段。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是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的。首先，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建立的北宋，结束了自唐末到五代十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宋代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宋代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市井文化兴起也对宋代的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宋代各城市中茶馆林立，饮茶之风普及社会各阶层，品茶的方式多种多样就是宋代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例证。
1.2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在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市井文化的兴起，民间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相对于之前的朝代，宋代茶园的种植面积以及茶叶产量都大大提升了。茶园的茶叶生产朝区域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淮南路茶叶生产区、荆湖路茶叶生产区、福建路茶叶生产区、江南路茶叶生产区、两浙路茶叶生产区等茶叶生产区。以茶叶生产为核心的茶叶经济的区域化和专业化发展倾向对于促进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茶叶产量提高以及茶园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还表现在茶叶的生产种植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上。宋代的茶叶加工技术不断改良提升，已经从人工操作的方式逐步地过渡到了工具操作的方式上来，宋代的水磨茶叶的工艺就是宋代茶叶生产加工工具化操作的典型代表。可以这样说，经过改良和提高后，宋代的茶叶生产种植加工技术已达到了同时期世界的领先水平，宋代茶叶生产种植加工技术的工具化、机械化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同时也对宋代茶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2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分析
2.1宋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风俗习惯是茶叶贸易兴起的原因
宋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具有饮茶风俗。位于西北的吐蕃，茶是他们每日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王国的人民大众大多都喜欢喝茶，他们对于茶叶具有极大的需求量。与北宋在北面接壤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更是嗜茶成风。契丹族是辽朝的主体民族，茶叶对于契丹族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茶叶对于契丹民族的意义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品，更重要的是茶叶还是契丹民族的宗教祭祀仪式不可或缺的祭祀物品。除了藏民族的吐蕃王国，契丹民族的辽王朝以外，其他诸如党项民族的西夏王朝，女真民族的金王国，蒙古民族的蒙古王国等宋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对茶叶具有极大的需求量。究其原因，这些宋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其饮食以肉、乳制品为主，饮食习惯过于油腻，而茶具有消油化腻的功效，对于消解少数民族长期食用肉乳制品所产生的油腻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有祭祀的习俗，而茶叶一般都会被奉为祭祀的制品，这就更加增大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宋代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饮茶和以茶为祭祀品的相关风俗习惯是茶叶贸易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
2.2通过茶叶来换取战马和保证军费来源是开展茶叶贸易的重要原因
在古代，茶叶不仅仅是商品，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还兼有政治上的属性。在宋代，茶叶的政治属性就表现在宋王朝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的形式来获取军费来源和换取战马。可以这样说，以茶叶贸易为核心的茶马贸易是宋代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政策。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看来，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自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的地方割据的乱局，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然而北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北方契丹族的大辽政权，西北党项族的西夏政权，西南的大理和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都对北宋造成了强大的外部威胁。而南宋更是偏安一隅，在北方先后面临着女真族的金政权以及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政权的威胁。可以这样说，两宋时期都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环境压力。因此，如何保证军费的来源以及战马的数量就成了宋代的重要的军事政治议题。开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通过茶叶来换取战马以及保证军费的来源，就是宋代解决这一重要的军事政治议题的重要策略之一。
3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主要形式
3.1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形式
所谓榷场互市贸易就是指官府在边境上互市贸易市场，互市贸易市场内的商品贸易由官府来主持的一种商品贸易形式。榷场互市贸易是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通过榷场互市贸易的形式来进行茶叶贸易一般都是大宗的茶叶贸易。在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中，宋主要以茶叶来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在这种榷场互市贸易中，宋获得了其所需要的优良马匹，而少数民族也获得了其所需要的品质优良的茶叶，可谓各取所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历史上所说的“茶马贸易”实质上就是官方组织的榷场互市贸易。由于茶叶的榷场互市贸易属于官方层面的贸易形式，其贸易额与利润也是十分巨大的，从中也能够收取到可观的税收收入。因此，榷场互市贸易一直以来都是两国所垄断。茶叶的榷场互市贸易受国家间的关系影响较大，当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不好的时候，榷场互市贸易的开展会受到影响，甚至会中断。
3.2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走私贸易形式
所谓走私贸易就是指在通过法定范围以外的形式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走私贸易在官方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出现以前已经存在，可以这样说，茶叶的走私贸易是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叶的走私贸易受两国关系的影响因素较少，无论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是好是坏都不会中断茶叶走私贸易这种贸易形式，甚至在两国关系恶劣的时候，茶叶走私贸易会成为两国茶叶贸易的主要形式。
4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4.1在经济层面的作用
对于宋朝来说，进行茶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以及高额的税收，这对于宋朝的财政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其次，进行茶叶贸易可以使民间的经济得到发展，茶叶贸易催生的茶叶种植的发展，使茶叶种植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茶叶贸易会带动民间与茶文化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兴盛，宋代的各类茶馆林立，茶馆经济繁荣兴盛就是一大例证。此外，进行茶叶贸易也可以带动贸易路线沿途的城镇发展以及边境城镇的发展，通往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路线往往处于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自身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而进行茶叶贸易可以为这些地方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从而带动它们的发展。
4.2在政治层面的作用
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不仅仅促进了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茶叶贸易为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搭建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通过这一交流对话的平台，宋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能够增加理解，加深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宋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友谊，有利于调节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大历史观的角度看来，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对于之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4.3对于交通道路的建设方面的作用
众所周知，贸易的发展需要以顺畅的交通运输环境为基础。对于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茶叶贸易，顺畅的交通运输环境同样必不可少。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处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交通运输基础差往往是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常态。为了更好地开展茶叶贸易，无论是宋朝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都会重视交通道路的建设发展。无论是宋朝的整治改善河道，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其区域内的陆路交通道路，都少不了茶叶贸易的内在推动因素的影响。
结束语
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达到了古代茶叶经济的鼎盛时期。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主要是由周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产生的茶叶需求以及宋朝需要通过茶叶贸易来获取战马和保证军费而共同促成的。茶叶贸易对于宋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以及交通运输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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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二百多年来,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阶段,包括斯密提出的“绝对利益论”、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论”和赫克歇尔一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论”,前后经历约二百年时间;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的发展阶段,二战后,着力于从某个侧面对国际贸易新现象进行解释的贸易理论纷纷问世,如产业内贸易论、人力资本论等,其中以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以兰开西特、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的“新贸易理论”研究为具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制度因素与空间因素研究的贸易理论相继涌现,国际贸易理论有了新的趋势。
2.李斯特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着名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主要先驱者,保护贸易的倡导人,其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出自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
2.1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中叶的德国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国。当时,德国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食品,进口的则是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德国内部对实行什么样的国际贸易政策意见,分歧很大。一方面。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盛行整个欧洲,所有人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陶;另一方面,以1819年成立的德国工商业协会为核心,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在此时代背景下,作为德国工商业协会顾问和保护贸易学派旗手的李斯特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经济较落后国家服务的国际贸易学说体系。
2.2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的观点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分为国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贸易,国内自由贸易是有益的,应在国内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建立国内统一市场,这与国民个人自由不相抵触。而国际自由贸易是有条件的,保护政策与个人自由能最大限度的并行不悖。李斯特反对斯密等古典学派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类整体利益并非个人利益的简单总和。
李斯特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各有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挂在心头”。
①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即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国家主义经济学”。
②一国开展对外贸易要着眼于提高国家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国家财富单纯量的增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国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
③从经济方面,国家都必须经过以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由未开化转入畜牧、农业、农工业时期的初期,同先进国家自由贸易大有好处;在一个国家进入农工商业时期,实行自由贸易也是可取的;只有在农工业时期才需要保护。
④在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基础上,李斯特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论,主张经济相对落后国家通过国家干预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但并非保护一切产品,粮食和原料等贸易勿需保护,只有与国家工业发展有关的、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工业才需保护。等到这些工业经过一段时间保护成熟后应取消保护。
可见,李斯特关于贸易保护的主张实际上是为了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一国最终是要实现自由贸易。一国选择哪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
3.关于李斯特国际贸易理论的评述
3.1理论、方法以及观念和视角上的创新
李斯特的理论使得自由贸易论者接受了临时保护幼稚工业的观念,承认贸易保护对于新兴国家的重要意义。
①李斯特的方法,具有开拓性的,他首先系统地运用历史对比方法作为政治经济学论证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非常重视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据此来考察和检验经济学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论与历史经验、演绎与归纳、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说史的结合。这与“李嘉图恶习”直接相对,并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先驱。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李斯特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不是对立,并且在经济学说史上,他也是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强调在其他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修明、道德品质良好的国家和一个缺少开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有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②正是李斯特阐述了一些新的真理,使他的着作具有一种永久的理论价值,并且确立了它在经济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他提出了对当时的理论来说完全是新颖的两个观念,即与世界主义相对的国家主义观念,以及与交换价值相对的生产力观念。
李斯特为了德国新兴产业资本的利益而批判斯密,而斯密的经济学也正是为了维护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因此,日本着名经济学家大河内一男说:“李斯特是德国的亚当·斯密”。经济学家的任务是“经世济民”,找出一种适合本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法是每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命。斯密和李斯特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不仅仅是创立或完善了一种理论),这也是他们的理论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显然是可以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后进国家以理论指导。
国家主义观对我们今天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受基督教普世主义价值观影响,当时的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对他们来说,那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的绝对的和永恒的智慧;拒绝接受它的人就是一个傻瓜或是一个坏蛋,或者两者都是。这种把特定国家的经济理论看成是普适人类一切的观念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
德国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易患抽象理论病。很多理论家无视现实,躲在抽象的理论中满足于思辨的兴趣。李斯特能跳出这种抽象的普世主义文化藩篱,用国家主义观来看问题,就把人们沉溺于抽象的、远离现实的彼岸般目光,转向具体的、现实的此岸中来,从而诞生了一种看事物的新方式和新角度。
李斯特立足于本国国情,坚决反对脱离具体现实抽象地和教条地坚持某种理论,这种国家主义所包含的务实精神无论对当时的经济理论还是对我国当前的理论语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贸易保护主义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贸易
李斯特所拒绝的是那些不顾当下现实语境,直接平移和套用国外流行理论的教条主义做法,并不是反对经济规律本身正如他用促进的秩序批判自然秩序神话并不是反对自然秩序本身,而是更好地利用和驾驭自然秩序一样,他用国家保护主义批评自由贸易论,并不否认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的力量,但他认为它可用于未来他的保护主义只是当前落后的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权宜之计,其目的是为了能最终丢开这根拐杖,实现世界自由贸易。同样,他的国家干预并不是反市场经济的,更与极权主义的国家干预没有任何联系。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扞卫者,坚信“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进取精神,工业和商业才能生根,才能繁荣滋长”。
3.3对后进国家的实践意义
工业化是后进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工业化仍然是当今各国锲而不舍的目标。后进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与率先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总体上未能缩小,而且呈现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工业是国家生产力之本,是一国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这一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深远意义,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声称,他们的论证具有完全的普遍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