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农村传统年俗的继承、发展与消亡
“任何区域性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且任何区域性文化都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共性，但区域性文化的鲜明个性和丰富内容显然是不能忽视的。”春节贴春联、放鞭炮、祭祖、吃年夜饭、守岁、拜年等传统年俗活动是全中国所共有的。而湖南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文化的地区，其农村地区又有哪些传统年俗文化呢，这些传统年俗的境遇又是怎样呢？
湖南古称“荆蛮之地”，“巫蛊之风”盛行，对于神灵与祖先的崇拜自古便存在，这表现在湖南农村传统年俗文化方面，祭神、祭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湖南年俗文化中的祭祀文化逐渐远离人们，它们被当作封建迷信糟粕而遭到抛弃。其实，这些传统年俗也有其思想文化价值，其中优秀的部分值得我们去继承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具体论述。
湖南的年节饮食也独具特色，形成了具有湖南特色的饮食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底蕴丰厚。
由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不同，年俗中的饮食文化在湖南不同的农村地区和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具有各自的特色。譬如长沙县黄兴镇地区，过年时会准备“发肉”，取其“发财”之意，这种发肉味道鲜美，做法简单，主要材料是面粉和鸡蛋。先将面粉加水均匀搅拌，再打入鸡蛋，和匀，接着放入油锅中炸得金黄，捞上来冷却后再把它切成片，最后蒸熟，松软香甜的“发肉”便新鲜出炉了。
二、湖南农村新年俗的产生、发展与局限
湖南农村传统年俗有的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有的则日益消亡，而新的年俗也在产生和发展，同时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凸现出许多弊端。
新年俗，自然首推“电视过年”。它包括中央电视台自1983年以来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以及春节期间推出的一系列电视娱乐节目。“春晚”在兴起之初确实是春节的一大看点，它既是国家和整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体现，又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使国家和民族更具凝聚力，使国人有种文化认同和归属感，更向全世界人们展示了新中国经济的进步发展以及文化的灿烂繁荣。
还有一种新年俗称为“短信拜年”，类似的还有“电话拜年”、“邮件拜年”、“网络拜年”。这种年俗的出现得益于手机、电脑等通讯设备的出现和普及。短信群发的现象十分普遍，它一方面有利于传播，而另一方面在新鲜程度和人情味上就大打折扣了。因为短信是“通过文字文本进行人际互动的，文字的介入已经使交流的双方不是处于共时的，从而使交流传播的质量受到影响，即人与人的情感交流缺乏了声音的介入，产生距离。”
“旅游过年”也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形式，虽然目前在湖南农村中并不流行，但农民们一年到头都在农村中辛苦工作，许多湖南农民希望多赚点钱出外旅游，感受一下其他地方过年的气氛，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情。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问题，春运期间交通并不方便，各种消费都十分昂贵，城市居民还较能接受，而对于农民们来说则无疑是一种负担。
当然，在湖南，还有一些新的年俗产生和发展，如一些商家举行的各类新年促销活动，当地政府支持或组织的庙会、花展等庆祝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年俗文化。然而其中也不乏一些商家炒作，以图暴利，这需要政府部门的规范和监管。还有一些农民选择唱歌跳舞等方式欢度春节的现象也逐渐增多。当众多年俗以新的形式和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理应正确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不要把春节的放松演变成一种放纵。
三、湖南农村年俗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湖南农村，不管是传统年俗的式微，还是新年俗的蓬勃发展，都是年俗实现其现代转型的必然趋势。年俗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指：“年俗彻底从祈报、迷信、禳除的神秘中摆脱出来，完全转换成娱乐型、喜庆型、休闲型的盛大节日。”
（一）湖南农村年俗文化转型的表现
1.湖南农村“年味”的“淡化”是年俗文化转型的重要表现。
从上面对湖南农村年俗现状的分析来看，湖南农村的“年味”确实有“淡化”的趋势，这是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明的。随着湖南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湖南的现代文明与传统的以春节习俗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之间的距离将会越来越大。
2.湖南农村过节方式多样化是年俗文化转型的基本表现。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和传统过年方式相比，现在湖南农村的过年方式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春节是最具文化内涵和传统魅力的节日，也是最有凝聚力的一个节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更是融入了无限的留恋、回味和憧憬。而随着湖南经济的发展，湖南人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的湖南人过春节的方式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二）湖南农村年俗文化转型的原因
1.湖南社会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要求湖南年俗文化发生相应的变化。
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它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然而这种小农经济严重制约了湖南的发展，因此，农民生活水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得不到提高，过去过年对于湖南穷苦农民来说稀饭、野菜都已经是最丰盛的美食。但如今，由于经济转型，湖南的发展理念逐渐由重农转向重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已是非常普遍。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湖南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生产方式有了极大的飞跃，特别是“十一五”时期，湖南坚持推进“一化三基”战略，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伴随，湖南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优化，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支撑推动作用明显增强。2.湖南人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要求传统的年俗文化发生相应的变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较之过去有了质的提高。特别是作为教育强省的湖南，湖南人整体文化素质水平比较高。而文化素质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年俗文化的审美标准不断提升和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上。
3.湖南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要求传统的年俗文化要有相应的发展。
湖南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年俗文化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湖南文化的传播手段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湖南的电视文化以其被人津津乐道的品牌栏目，连续多年居全国地方台之首，有“电视湘军”的称号！这使湖南人文化消费的结构和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同时得到一流的文化享受，花钱少费事小，为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4.农闲时间的增多，使湖南农民社会文化活动的时空发生变化，传统年俗文化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时代，春节的时间安排，是以农耕生产活动的时间为参照和依据的，“旧时所使用的是夏历，即所谓‘农家历’，是一种产生于传统农业社会并与岁时农家活动密切相关的历法。湖湘的传统岁时节令习俗活动，几乎全都建构在这一传统纪年的基础之上。”春节也不例外。春节被放在冬闲时节，正好与农业生产的时间相协调，这种协调使农民在身心两方面得到调节。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广大农民不可能在春节之外，有更多的常规性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因此，年俗文化便成为当时湖南农民一种最重要的群众文化消费模式，而这种模式，又规定了群众文化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三）湖南农村年俗文化转型中的问题
1.随着湖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湖南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一方面，与过去相比，湖南农民的购买力提高，另一方面，消费心理也发生了转变，这使得湖南广大农民不仅仅在过年时才能吃好穿好，在平时也能享受得到。但精神文化水平仍然相对滞后。
2.由于湖南传统年俗文化中有一些驱邪、禳灾、求吉方面的活动，许多年轻人视其为迷信活动而对所有的年俗文化采取摒弃的态度，以致他们对年俗文化知之甚少，传统年俗文化的传承面临巨大的挑战。其实，这些传统年俗依然有其思想文化价值，它是湖湘文化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其中包含的各种自然人文思想是先辈们的共同心血。
3.西方节日的冲击。
湖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东、西、南三面山岭相连。地势三面高，中部低，多河流湖泊。这种地形地势将湖南分割成许多小区域，相对来说比较闭塞，再加上湖南人保守和自大的性格弱点，因此，在过去，湖南的对外交流比较缺乏。而改革开放以后，湖南交通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为外来文化的进入拓宽了渠道。此外，湖南人的思想也逐渐由保守趋向开放，对于外来文化由以前的排斥到现在的积极吸收。
（四）湖南农村年俗文化成功转型的途径
1.打造人性化、有年味的春节。
第一，恢复传统的过年节期。从农历腊月中旬到来年的正月十五，整整一个多月的节期，沿袭从腊月辞旧岁到正月闹元宵的行事惯例，使年节文化空间因欢庆时间的充分而更加丰满。
第二，恢复繁荣热闹的老年货市场。湖南农村传统的年节气氛，首先是由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民俗艺术饰品装点出来的。
第三，在湖南农村，恢复传统年节庙会，举行大规模巡游花会和传统游艺竞技活动。年年举行大型彩灯会展和老艺人扎制灯彩展演活动，举办灯谜竞猜活动，举办征集春联的大赛和书法家书赠春联活动。
2.湖南各界应进一步加强全社会对传统年俗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
发动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各类教育中，积极开展传统年俗文化的普及教育。各类影视、报刊、网络、出版等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强有关年俗文化的宣传与报道，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认识到传统年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提高湖南各界对年俗文化积极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使传统年俗文化得到良好的保护和发展。
3.积极支持“春节申遗”工程。
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所主任、中国年俗文化研究资深专家陈整理竟教授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表示，“中国现在还不启动春节申遗工程，还要待到何时？我们做这个题目，就是为了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让每个人都可以为‘春节申遗’做出贡献，只有申遗成功才能遏制年文化的消失。”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表示：“在世界遗产的‘申遗’上，我建议将春节放在首位。作为非物质遗产的春节，全民都是传承者。将其推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提高人们对春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全民自觉，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四海一家’的认同感和亲和力；同时，增强国家与民族的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树立民族人文形象。”我们也认为春节申遗工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既可以借此引起全国人民对年俗文化的重视，也可以切实做到对年俗文化的系统性的保护。
4.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
2006年2月8日至11日，中国民俗学会、东方文化馆、东西方艺术家协会（纽约）民俗艺术委员会、山西省柳林县人民政府、山西省柳林县孟门镇人民政府和山西省柳林文化研究会在山西省柳林县举办了中国首届黄河黄土高原柳林·孟门年俗文化节，并召开了“中国传统年俗文化保护与发展专家论坛”，90多位专家学者、民间文化工作者和民间工艺大师参加了此次活动。大会通过了《保护中国传统年俗文化孟门宣言》、《“保护和弘扬中国民族民间文化杰出贡献人员”的表彰呼吁书》、《关于筹备成立“中国非物质文化教育学会”的倡议书》及其他一些建议书。2007年2月28日至3月1日，中国年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论坛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在中国著名古都南京举办的“南京国际梅花节”上共聚一堂，就中国年俗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充分交流与讨论，对中国传统年俗文化的价值及其与旅游经济结合的途径和意义取得共识。山西省柳林县和南京在年俗文化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湖南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加强与他们的交流与合作，在全国树立一种年俗文化保护的新风。
四、结语
[关键词]协同学；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旅游资源，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开发对文化的传承和旅游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已日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是当今游客外出旅游的热门选择。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性和民族风情浓郁，是不可多得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极具旅游开发价值。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激烈的竞争，这对旅游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旅游要在新形式、新压力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各旅游地、旅游资源不能再孤立片面地单个对抗、发展，而是要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协同发展。本文基于此，运用协同学理论对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开发做些探讨，以期能为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一、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民俗文化旅游的可行性
（一）协同学理论概述
协同学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其创始人是西德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协同学（Synergetics）一词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是协同合作的科学。[1]5它是一门横断科学，协同论是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是近十几年来发展的运用广泛综合性学科，是关于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同、协作的科学，着重研究各种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认为任何一个大系统是由许多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的小系统或子系统组织起来的，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子系统之间有相互影响的作用，从而产生相互协同的现象，同时，又会形成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从无序转向有序，从不平衡达到平衡状态。协同学中的“协同”指协合、协作、合作的意思。协同论的创始人哈肯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许多子系统的联合作用，以产生宏观尺度上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它又是由许多不同的学科进行合作，来发现自组织系统的一般原理”。[2]协同学理论主要的基本原理有：
协同效应原理。协同效应是指由于协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从协同学角度来说，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着协同作用，协同作用对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起到一种内驱力作用。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受到外来能量的作用、或物质聚集状态达到一种临界点时，它内部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并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协同效应就是“协同导致有序”。
支配（或伺服）原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是由很多不同的子系统构成，影响它的变量非常多，甚至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因此影响一种事物发展的因素也就数不胜数，所以要特别选择一些序参量来描述系统在临界点处有秩序的转变。哈肯将这些变量分为两种，即阻力大衰减快的快变量和无阻力的慢变量，并且认为慢变量在整个系统演化过程中起着主宰或支配的作用，也决定着演化的结果。支配原理指的就是快变量服从慢变量，系统其他变量的行为受序参量的控制和支配，序参量支配着子系统行为。
自组织原理。一个系统要从无序状态转变为具备一定结构的有序状态，或者从有序转变为新的有序状态，“首先需要环境提供能量流和物质流作保证，也就是说控制参量需要达到阈值时，这种转变才成为可能，这是必需的外部条件”。[3]29协同学理论的自组织原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当有外部力量进入时，大系统会通过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作用，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新状态，形成一种全新的时空环境、或一种全新的功能和有序结构。
（二）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的可行性
民俗学家钟敬文指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4]1“民俗文化是民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传承并享受的文化事象”。[5]17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凝聚着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特质，体现了民族文化精髓，民俗文化一般包含有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民俗、民族文化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建筑、民族节日和工艺等”，[6]26“是一种具有开发价值的人文旅游资源”，[7]71地位极其重要。民俗文化旅游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开发好地方民族民俗文化旅游，对进一步提升旅游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可持续性发展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协同――发展――可持续”，尤其是一个大系统下的各子系统和系统之间的一种协同、合作、发展和互补。而“协同论是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8]37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内不同子系统之间有一个相互协调、协作、配合的良性循环过程。协同学理论应用于民俗文化旅游研究，具有以下可行性条件：
1、协同学理论具有普适性的特征，运用范围广泛。由于协同论属于自组织理论的范畴，其使命并不仅仅是发现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而且还在无生命自然界与有生命自然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9]239它所揭示的共同原理和规律，不仅用来研究自然现象，而且可以研究社会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这样复杂事物的演化规律。[10]39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协同理论正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更多不同系统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之中，如化学领域、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等等，同样也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运用范围非常广泛。
2、民俗文化旅游已具备协同发展的条件。旅游的协同发展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而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已具备了相对良好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1）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广西位于中国华南地区西部，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从东至西分别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接壤。广西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11]中越双方以边境为中心，开通了南宁――河内的航班、南宁――越南下龙湾的国际客运班车；海运基础相对较好，有防城、钦州、北海及越南的海防、下龙等众多港口，交通非常便利。这些都为民俗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良好的经济、贸易、旅游等政策条件。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环北部湾旅游圈启动和发展以来，中越两国国际关系友好，都非常重视中越边境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地处“桥头堡”地位的中越边境地区，发展机遇更多。同时，中越边境地区为加快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也制定实行了一些政策举措；此外，中越边境还享有西部开发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沿海沿边开发政策等多种优惠政策，这对边境民俗文化旅游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
（3）丰富的旅游资源条件。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中越边境有着相似、相近的语言、风俗和文化，这为边境旅游合作提供了较好的文化基础和条件。在协同旅游发展中，可以使边境区域内各子旅游区之间发挥各自的优势、利用好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相互协作，通过协同发展来实现边境旅游的更大化效益。
3、新形式下边境旅游业要实现跨越发展，必然要走协同发展之路。当今世界旅游中，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发展趋势之一，也是一个旅游热点问题，具有全球性，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旅游更是提出了协调、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要实现边境旅游业的可持续、跨越发展，就必须走协同旅游发展之路。近一二十年以来，我国的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成功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取得了不少成就，带来了不少效益。
因此，将协同学理论引入到民俗文化旅游研究中，是完全具有可行性的。用系统的协同学理论去研究民俗旅游发展，对解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中出现的特殊、复杂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意义。
二、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资源及开发现状
广西与越南的边境线长1020公里，大陆海岸线长1595公里，桂西南边境与越南山水相连，它背靠中国大西南，面向东盟十国国际市场，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地区，是中国华东地区、西南、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有沿海、沿江、沿边地带，是中国西南与东南亚交往最便捷的通道，是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连接沿海地区的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桂西南边境聚居着壮、汉、瑶、苗、侗等民族，民族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极具特色，有着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情、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多式样的民族建筑、极具特色的民族节日、民族歌舞、独特的民族工艺等，这些都是丰富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桂西南边境地区的民俗文化风情独特，如：有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的壮族歌圩文化；有南方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有古朴的民族服饰和精美的壮锦、绣球；有地方特色的民族美食、风味小吃；有师公道公舞、麒麟舞、铜钱舞等二十几种独特的民间舞蹈；有优秀的如铜鼓、天琴、啵咧等民间艺术；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民族工艺；有壮拳、舞龙、舞狮、赛龙舟、抢花炮、打陀螺、抛绣球等近三十种民族体育游艺民俗等等，所有这些都充满了边境民族文化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边境民族文化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根据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对民俗学系统的四分法，结合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现状，将其分为如下表1中的类型：
政府及旅游企业已认识到以上内容丰富的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的宝贵价值及开发的重要性，做了相应的民俗旅游开发，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还有加大开发力度的趋势。如崇左大新县在原来民俗风情特色旅游基础上，于2013年又启动了20个民俗风情特色旅游项目，打造出更多的民族旅游新亮点；桂西南边境的壮族三月三歌节，仍传承着特色民族文化；还有已走向国际化发展的“南宁国际民歌节”、宁明花山文化节等。各地在民俗旅游发展中，也日益认识到边境合作、区域合作及一体化的重要性，凭祥市每年都举办“中越边关（凭祥）国际文化旅游节”，龙州“水口口岸中越商品交易展销会暨美食节”就是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的最好体现。
三、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构建及协同性优化
桂西南民俗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目标是在协同视阈下，构建良好的旅游协同发展模式，实现协同效应，这要求桂西南边境民俗文化子系统中的各个协同要素能按照一定的方式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支配或主宰系统发展的序参量，使支配系统向着有序、稳定的结构功能方向发展，朝着共同的目标协作努力，才能使系统的整体功能得到扩大和发展，最后实现“1+1>2”的协同发展效应。
（一）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模式构建的指导基本原则
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要根据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在旅游学、经济发展理论、协同学基理论、民俗学理论等理论指导下，采用互补互利共赢的整合原则，整合好中越边境各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出独具优势和特色的边境民俗文化旅游；要遵循整体协调和效益最佳化原则、协同发展下效益优先并兼顾公平原则。要结合边境地区实际情况，并特别注意以上理论在桂西南边境旅游合作、开发及协同发展运用中的相关要求和前提，才能在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做好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模式的构建，促进边境旅游业的发展。
（二）构建桂西南边境民俗旅游协同发展的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