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头、赤脚，挽着袖子剪纸的乔晓光，朴实得让人暂时忘掉了他的“教授”身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艺术背后永远是一个生活里质朴真切的人。他说，是过去30年做剪纸田野调查的经历让他甩掉了身上的酸气，多了一些地气和硬气。这30年，中国剪纸经历了从土窑洞进入到艺术殿堂，从只在普通大众中广泛使用到被精英阶层所接纳，从民间的草根文化到当代艺术命题等一个一个艰难的转变。乔晓光，不仅是中国剪纸生命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参与其中孜孜不倦的推动者。
“剪花娘子”遇上“娜拉”
为《寻找娜拉》设计剪纸舞台美术，中国乡村的“剪花娘子”与“娜拉”成为一次东西方艺术的对话。
绚丽的舞台上，随着剧情的不断发展变化，一幅幅以龙、凤凰、生命树、十二生肖为图案的剪纸舞台背景同步呈现在观众眼前，引起阵阵惊叹。这是2006年11月，挪威易卜生剧院在中国首演现代舞戏剧《寻找娜拉》时的一幕。乔晓光为该剧创作了27幅剪纸作品，作为中国剪纸与西方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次尝试，这些剪纸不仅惊艳了现场观众，还随着媒体的传播迷倒了全世界。
2006年，挪威作家易卜生逝世100周年，全世界都在“寻找娜拉”。
这一年，正是乔晓光为中国剪纸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最忙碌的一年。在经历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后，和“娜拉”相比，他更关注中国乡村里的“剪花娘子”和她们世代传承的民间剪纸的命运。“为《寻找娜拉》设计剪纸舞台美术，是把中国乡村的‘剪花娘子’现象与‘娜拉’的故事，作为女人的命运与当代问题共同思考的一次东西方艺术的对话，也是中国剪纸走向世界的一次机遇。”
在这之后，乔晓光应邀在芬兰的库赫莫市举办了《传唱・乔晓光〈卡莱瓦拉〉剪纸艺术展》。这是他把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结合剪纸创作进行的又一次尝试。在他的作品中，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观念和语言，以及多民族口传叙事方式与芬兰口传文化传统巧妙地结合为一体，表达出一个中国艺术家对芬兰史诗《卡莱瓦拉》的理解、感悟、想象与祝福。这两次成功的尝试肯定了乔晓光多年的设想，也吸引了更多国际使者邀请他用中国剪纸表现各国的文化。
2010年，乔晓光为美国著名的文学作品《白鲸》创作剪纸，在堪萨斯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2011年，他又开启了美国芝加哥之行，用中国剪纸表现美国城市文化。2013年，乔晓光受瑞士邀请用中国剪纸表现阿彭策尔州的历史……
“真正促使我把中国剪纸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遗产结合的初衷不是源自艺术，而是中国民间剪纸申遗时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心灵遭遇，是生活与人性的真实在激励着我去推动中国剪纸走向世界，让世界通过剪纸来认识中国，认识剪纸背后中国乡村劳动妇女群体和她们创造的文化‘母亲河’。”乔晓光如是说。
沿着黄河走
我们习惯从汉字中了解中国，从古史典籍、宫殿遗址、文物珍宝、圣贤精英去认识中国。但很少从一个农民、一个村庄、一首口传的诗歌、一件民间艺术品去认识中国。
乔晓光与剪纸的缘分开始于1984年。当时，中国美术界正流行“85美术新潮”，人人往西方跑，去巴黎，去伦敦，试图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血液。但乔晓光却把目光投在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因为他深知，这片朴素的大地蕴藏着绚烂的艺术瑰宝。
“推开那扇吱嘎作响的破旧木门时，我被满窑的彩色剪纸震住了。窑里满墙的剪纸人、生命树、鹿头花、大牡丹、五毒动物、太阳妹妹、月亮哥哥，艳丽的牡丹花枝上长出了大灯泡，灯泡里又生出了花儿的心。67岁的库淑兰盘腿坐在花丛中，一边剪一边唱自编的剪纸歌谣：‘剪花娘子把言传，爬沟溜渠在外边……’看到那一幕，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不知流泪是为这纯朴感人的剪花娘子和她满墙的神奇创造，还是为我心灵突然敞开生命之门的兴奋。”
这是1987年乔晓光加入“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队”后，专程赴陕西旬邑看望剪花娘子库淑兰时看到的让他震惊的一幕。
从此，在乔晓光的脑海里，对这个窑洞的记忆再也丢不掉了。后来，中央美术学院的杨先让教授从陕西民间美术展上买回一个模拟的库淑兰的窑洞，即使站在这个用纸板搭建的模型前，乔晓光也激动不已，动情时常常语无伦次：“这个太小，库淑兰的是土窑，很大，简直就是一个绚烂的神话世界。”每次讲到这里，乔晓光都会不自觉地停顿下来，然后说道：“真是太辉煌了！库淑兰生活在《诗经》流传的地方，她每幅剪纸配唱的歌谣都是活着的诗经。口传文化与纹饰图形互补共生，这才是中国艺术的本源之道。”
在黄河两岸繁星般的村庄里，会有多少像库淑兰这样的剪花娘子，在自己的窑洞里默默无闻地剪着自己的光阴，化做满墙的花花绿绿。虽然对她们来说，艺术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但实际上，在她们质朴辛劳的一生里，充满了令人感动的艺术创造。
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乔晓光年年沿着黄河走。在剪花娘子们的田间炕头，他沉迷于灿烂的剪纸艺术，也读懂了千百年来中国乡村妇女生活的艰辛。“剪花娘子们用剪纸慰藉着家人，同时也慰藉着自己，剪纸是她们与心灵对话的一种方式。她们的灵魂从未向严酷的现实低头，勇敢而坚毅地承受着人生的苦难。苦难隐蔽得越深，剪纸艺术创造的吉祥与美好就越鲜明。”
乔晓光把自己对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的考察成果写成了一本书，叫《沿着河走》。在序言里，乔晓光这样写道：我们已习惯了从汉字中了解中国，从古史典籍、宫殿遗址、文物珍宝、圣贤精英、帝王将相去认识中国。但我们很少从一个农民、一个村庄、一个地域的习俗生活、一首口传的诗歌、一件民间艺术品去认识中国。
沿着黄河走，乔晓光一路探寻和发现，最终找到了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生存与繁荣的源头。
赶在它们消失前
许多乡村里的剪花娘子，在申遗过程中相继去世。她们悄悄地来，默默地去，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化如时光一样天天在消失。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日子里，乡村文化传承人那富有魅力的艺术和人生磨难以及乡村非物质文化贫困边缘的处境，深深感动了乔晓光。2001年，他肩负起为中国剪纸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任。
当时，国内的非遗事业刚刚起步，人员配备和经费支持都没有落实。乔晓光通过多方努力，终于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的5万美元。但相比完成项目申请所需的经费预算，这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节约经费，乔晓光身体力行，带着几位学生冲在田野调查的第一线。出差乘坐最便宜的火车硬座，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请不起拍摄纪录片的专业团队，就找朋友帮忙；开会时的预算精确到每一瓶水、每一个纸杯……就这样，乔晓光带着他的团队白天扛着摄像机到处跑，晚上回到住处还要赶写第二天采访的脚本和申遗所需的文字资料，通宵熬夜如同家常便饭。
但乔晓光说，他不怕苦，怕的是自己的步伐走得太慢，赶不上匆匆而过的时间。在2004年民间剪纸申遗工作的最后阶段，乔晓光在普查中确立的3位民间剪纸天才传承人代表相继去世：6月内蒙古和林格尔的张花女老人去世，7月贵州台江苗族社区的王安丽老人去世，12月21日冬至夜，又听到剪花娘子库淑兰老人去世的消息……“许多乡村里的剪花娘子，在申遗过程中相继去世，有些在拍摄完几天后就去世了。她们悄悄地来，默默地去，这个时代的民间文化如时光一样天天在消失。”乔晓光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组织中国剪纸申遗过程中，乔晓光发现，申遗孤掌难鸣，要制造足够大的声势，聚集多方力量，才有可能成功。于是，他产生了一个让旁人无法理解的念头：把非遗工作经验扩散出去，无偿为兄弟院校提供指导和帮助。有人发出质疑，这不是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吗？乔晓光反驳，申遗是倾全民族之力，是大家都应尽的责任，哪来竞争？2003年，乔晓光联合北京多所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青年文化遗产日”，倡导年轻人缅怀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走向社会为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做公益性的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随后，他又组织了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师资培训，发动更多国内高校加入保护和推广非遗的阵营中来。通过无私分享，国内的申遗工作很快就像星星之火一样被点燃。2009年，剪纸成功申遗，乔晓光却主动站到了幕后。
回想起当初经历的种种困难，乔晓光并没有在言语中流露出那些体现崇高的词汇，“没想过退路，也没想过什么使命感，只是一心想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是这样。”
停不下的脚步
当初我们为剪纸申遗时，许多人觉着剪纸太普通了，能有多少东西？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世界，中国剪纸遍布中华大地，她的文化传统是如此丰厚多样、绚丽灿烂。
很多人都认为乔晓光该歇歇了，然而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征程――挖掘和整理中国少数民族村社剪纸传统。
早在2003年组织中国剪纸申遗工作时，乔晓光就发现，即使是在贵州黔东南苗族剪纸最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剪纸也处于濒危的境地，艺人大多年岁已高，技艺却后继无人。
由于当时申遗时间紧迫，对少数民族民间剪纸的调查和抢救工作并未展开。赶在老一辈民间剪纸艺人去世前抢救发掘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成了此时乔晓光内心最急迫的事。于是，他再次集合十多位志愿者，风尘仆仆地出发了。
从2009年开始，乔晓光带领他的团队深入云贵川、东北以及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通过田野调查等方式，发掘少数民族生活中的活态文化。自然灾害、交通不便、社会突发事件都给项目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都被项目组一一克服。这一次，他们虽然获得国家课题研究基金12万元，但比起整个调查所需的预算，他们依然很穷。他们仍然选择坐硬座、住草棚、吃农家……5年来，项目所涉及的30个少数民族，乔晓光已调查完成25个，并梳理出18个少数民族的剪纸专著及研究报告。一个比较整体的中国少数民族剪纸的文化面貌终于清晰地呈现出来，让人们看到了具有文化多样意义的少数民族剪纸在最基层村社生活传统中的真实存在，发掘出了村社里存活的剪纸纹样谱系以及和这个谱系相关的活态文化内涵。同时，项目组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家非遗申报与保护的原则，选出了不同村社中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他们进行了口述调查与研究，为村社的文化传承与文化保护工作建立了基础的文化信息。
掌握巨大财富的中国高端商精英
作为国际知名的市场调研机构，早在1979年益普索就开始进行BE（BusinessElite）调查，以评估商业精英的规模以及商业类刊物对这个群体的覆盖率和影响力，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的针对高端商务人群的调研。
而此次调查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国内最具代表的城市中工作的商务精英，包括国内大型企业、跨国公司、银行保险、国际会计事务所、法律500强机构、豪华酒店或酒店管理集团、商学院、国际管理咨询公司以及大型IT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和核心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其中，总裁级高管约占20%，其他高管约占30%，核心职能部门负责人占50%。符合条件的中国商业精英约为10万人，平均年龄38岁，平均年薪51万人民币，平均流动性资产（存款，股票或股份）338万人民币。
调查结果显示，这个群体每年掌握着约4000亿人民币的商务购买/租赁支出，人均近400万。其中，用于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的支出约666亿，占16.6%，用于电讯和办公室设备约500亿，占12.5%，用于公司车辆和房产（公司货车、轿车、飞机、办公室以及厂房）860亿，占21.5%，用于金融和法律服务500亿，占12.5%，用于零部件、原材料、设备购买支出1250亿，占31.2%。
广告依然影响高端商务精英的决策
通常人们总认为广告对于高端商务人士不起什么作用，也一直潜意识地认为“高端商务人士不受广告的影响”。但事实上，通过这次BE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商业精英认同“我经常从广告中得到灵感要购买什么产品”的比例高达54.8%，美国商业精英认同“广告对于我要买什么产品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的比例达63%。由于商业精英工作的繁忙，很少有时间去逛街或发现商品，广告对于他们而言反而是更重要的，关键在于通过什么媒体触达他们。
在看到广告后所采取的行动中，分别有24.5%和27.9%的商业精英说看到报纸广告和杂志广告后会“购买某个产品”。
财经媒体最受重视
在本次调查中，涉及了大约80个中国商业精英接触较多的商业类媒体，其中包括39份报刊，10个电视频道及28个互联网站。调查内容包括了阅读率、到达率、影响力、媒体效果等（在各种媒体上看过广告后采取的行动，保留备份以供日后参考、访问网站、购买某个产品、购买某个产品、在讨论/陈述中引用）。此外，还有10种以上新型媒体的接触，涉及“视频”、“播客”、“博客”、“iTV”、“VOD”、“TIVO”等。
调查显示，91%的中国商业精英会阅读最新一期平面类商业媒体出版物，而美国商业精英在这方面的比例是88%。在阅读各类财经媒体的商业精英中，大约有30%-40%认为“对我的工作有帮助”，在所列举媒体中《中国企业家》杂志所获比例最高，为41%；大约20%-30%的认为“是一份我会特意抽时间阅读的报刊”，在这方面，《上海证券报》获最高比例，为40%；大约10%-20%认为“在此报刊刊登广告对产品/服务有帮助”，这里，《经济观察报》的该比例最高，达22%，其次是《财经》，为21.2%。
平均而言，在看到报纸上的新闻和信息后，有64%的商业精英会在“讨论/陈述中引用”，45%的会选用杂志上的新闻和信息；而在“使用一种想法，使商业决策/商业计划变得更有效率”时，报纸的比例为28%，杂志比例则为31%。
新媒体接触比例也非常高
在网络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时，它对高端商务精英的影响也是不无例外。这次调查也显示，在平均一个月内，55.3%的中国商业精英会“每天接受电子邮件的新闻或提醒”；50.9%的会“在线观看某个网站的视频节目”；31.9%的会“下载/观看某个网站的视频或剪辑”；50.3%的会“在线阅读博客（blog）”；22.4%的会“在线给某个博客留言或自己的博客”；31.7%的会“下载（观看）来自互联网的视频播客文件”；29.1%的会“下载（收听）来自互联网的音频播客文件”。
而美国商业精英上述行为的比例分别是，54%会“每天接受电子邮件的新闻/提醒”；51%会“在线观看某个网站的视频节目”；32%会“下载/观看某个网站的视频或剪辑”；32%会“在线阅读博客（blog）”；6%会“在线给某个博客留言或自己的博客”；18%会“下载（观看）来自互联网的视频播客文件”；17%会“下载（收听）来自互联网的音频播客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