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认为目前中国涉及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章，有关妇女家庭状况的调查研究多，但理论阐释少；对问题的描述多，但系统分析少；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呼吁多，但把女性主义研究放到一个广泛的社会系统中研究少；在分析中，对文化规范注重得多，但与制度因素相关的理论解释少。有鉴于此，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贡献，并阐释了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性别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03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53―06
一、引言
在中国，随着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事业的发展，女性主义研究对中国性别研究的影响力日益增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论著逐渐增多。许多学者借用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或作为意识形态因素来推进争取妇女权力的努力。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注重研究中国实际存在的问题，如妇女地位、妇女权益保护等。这类研究或许会借用一些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女权理论主要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现状和价值观，对于分析中国妇女的地位意义不大。二是介绍各派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点，诸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等等。然而，如何把理论介绍和实践研究这两方面统一起来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要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就要探讨女性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并用这些方法去分析实际问题。事实上，尽管人们在性别研究中承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价值，但由于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常常流于表面，因此其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往往被低估了。由此，本文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本文将对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作个概览，以使人们深入地理解女性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其次，本文将评估女性主义在研究性别规范和社会体制方面的理论贡献；最后，本文讨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意义。通过这些研究，本文将把握女性主义论争的焦点，帮助人们理解女性主义研究对探讨中国社会妇女、家庭、儿童等现实问题的价值。
二、女性主义的研究焦点
女性主义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和领域进行。它可以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妇女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可以从文化角度研究性别规范的内容和形成背景：在实践问题中，它可以从社会服务角度研究养老和儿童照顾问题，从社会工作领域研究犯、家庭暴力等问题，也可以从社会政策领域研究母亲津贴和儿童津贴等等。面对如此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如此多样的研究方向，我们究竟该如何把握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主线和核心，进而理解女性主义的整体视野和基调呢?我们该如何把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统一起来，使理论研究对分析实践问题有益，并把实践问题的分析引申进理论研究中去呢?为此，我们将从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入手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涵盖从社会结构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分析层次，超越但也包含了女性主义各流派的争论，从而为人们了解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概览。在本节中，我们将从以下5个方面来阐述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焦点。
第一，西方女性主义者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社会分工和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并把这一研究放到广阔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分析的框架中进行。
在经济地位方面，他们比较各国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率，认为妇女的高市场参与率与妇女的高经济地位相关。例如北欧妇女的高经济独立性与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高就业率相关，而南欧社会中妇女相对低的劳动就业率增加了她们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在政治地位的研究中，女权学者常用妇女在政府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反映妇女政治地位高低的指征。例如安东尼强调，北欧国家妇女参政程度很高说明在这些社会中妇女的政治力量很强。类似的研究也体现在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比重的比较分析中。在对各国妇女经济政治地位差异的原因阐释中，一些学者把它归之为各国工业化程度的不同，也有些学者运用功能分析方法，认为工业化的发展使妇女就业成为必要。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民主制的运作增加了妇女参政的机会。还有学者指出国家的社会政策制订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
第二，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的研究
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学者常常批评传统的研究强调市场劳动的作用而贬低妇女家庭照顾和家务劳动的意义，把妇女和儿童问题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与此相反，女性问题研究者则把关注点放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层面，倡导从家庭生活这一角度去研究国家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正如森斯伯瑞所说，传统的社会分析注重国家和阶级阶层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而他们则从公民社会(社会基础)的角度出发，分析家庭作为研究市民社会的基本单位与政府、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间复杂的制度关系。由此，他们研究妇女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性别角色、角色认定、角色互动等问题，进而阐释妇女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更进一步，他们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与男性成员的分工情况。例如与劳动力就业情况相联系，学者研究“单职工”和“双职工”模式(one／ortwobreadwinnermodel)对妇女地位和规范的影响，并探讨一定的家庭模式在该社会形成的原因和后果。他们不仅仅描述妇女在“双职工”模式中的家庭地位要比在“单职工”模式中高这一现象，而且阐释为什么这一模式能在这些社会流行，而另一模式则在另一些社会占主导地位。
第三，对福利服务的研究
因为妇女在社会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女权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就与老年和儿童照顾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当传统的社会研究把市场和劳动放到第一位时，女性问题研究者则把服务放到第一位，使儿童看护、老人照顾和儿童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幼儿园、医院、学校等)这些问题成为中心话题。例如一些学者通过考察儿童的托保率和老人在养老院的看护比率，来比较不同的家庭照顾模式。而且，因为家务劳动限制了妇女的社会参与，女权学者就倡导发展公共福利服务，并把它看作是衡量妇女解放程度的标志之一。再者，养老和托儿等方面服务的制度化水平也反映了社会对福利服务的供给机制、组织程度和国家的福利责任，从而反映出国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在北欧，福利国家为了帮助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看护儿童等方面承担了许多责任。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为儿童看护提供津贴，也为儿童服务提供支持，并形成了“公共父母亲”这样的观念。
第四，关于妇女社会问题的研究
女性主义研究也涉及到以妇女保护为核心的一
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家庭暴力，对青少年离异行为的控制，家庭对离异行为的规范，以及艾滋病的预防等。在这些方面，女性主义活动家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去争取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反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家庭中的男女平等、家庭权利的分配模式、代际冲突、家长对青少年和儿童成长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等问题。另外，在对妇女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研究中，儿童照顾和儿童福利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女权学者从社会工作角度来研究妇女问题时常涉及的内容。他们的工作对于解决具体的家庭社会问题和女性权利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五，对家庭政策的研究
女性主义理论倡导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特别是通过家庭政策的制定来保护妇女的利益。这些家庭政策包括儿童津贴、产哺假、母亲照顾儿童的津贴，也包括对儿童和老人照顾等方面的政策。这方面的研究中，卡默曼和卡恩的著作回顾了各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过程，并描述了这些国家家庭政策的晚近发展。蕾拉对各国儿童津贴的给付进行了比较研究，哈钦斯和莱塔比尔比较了欧洲各国的家庭政策。在这类研究中，米勒和沃曼的比较研究值得特别注意，他们的研究报告描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结婚离婚率、家庭政策的类型，并分析了欧洲各国的家庭规范。这些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家庭妇女、儿童／青少年问题的理论探讨，强调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利益。
女性主义研究者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他们从独特的视角透视社会生活，关注妇女儿童在社会中的发展。对于性别研究而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第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倡导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实际政策问题的研究：第二，深入研究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规范、生活方式和地位；第三，它强化了女权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然而，他们的工作不仅仅对性别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且对社会分析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评估女权研究对于妇女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从而来考察如何把女权研究的观点运用到对实践问题的分析中。
三、女性主义的理论贡献
女性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们研究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从而扩展了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并对传统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理论提出了挑战
他们认为，传统的社会分析注重对市场劳动和阶级进行分析，而女权学者则要求把眼光投到劳动力市场外的社会群体(如妇女儿童)的分析中。这样，他们要求把妇女研究的关注点从阶级阶层结构、政治经济权力这些问题拉向对生活方式的分析。他们认为，如果社会科学把研究的重点狭隘地放在社会生产体制上，那么它就无形中暗示了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强的社会权力，因为在生产体系中，男性占支配地位。即使女性主义者可以倡导提高妇女就业率，但这也是用男性的视野来看待女性地位，将男性的标准运用于女性。因此，女性主义者主张社会科学对女性地位的研究要放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上，强调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体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女性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她们能从中获得其独特的活动领域。只有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妇女的地位，妇女才能真正被尊重。
其次，女性主义注重发挥市民社会的权力和强调社会民主，倡导妇女的政治参与
他们支持民主政治的政策制定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可以使妇女、老人、退休者都有权力影响国家的社会政策制订过程。同时，女性主义也采用大众参与的社会行动模式，强调在社会基层进行社会互动和社会运动的必要性，主张妇女要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以便在社会生活中施加影响力。在社区活动中，他们主张妇女积极地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解决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并使妇女组织成为市民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样，通过对国家政策和基层社会活动两方面的影响来提升妇女的地位。
第三，女性主义研究深入探讨了福利国家制度与妇女解放的关系，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对妇女解放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女性主义者呼吁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来保障妇女权益，强调发展制度性的社会服务，以便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由此，他们支持福利国家体制的扩张，主张发展社会福利公共部门和制度化的社会服务。因为在公共福利领域(特别是在医院这些部门被雇用的大多是妇女)，妇女具有很强的制度化权力，而公共服务部门的扩张，则会使更多的妇女在这些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由此，女权研究者例如普弗拉-爱费格等人认为福利国家是一个有助于妇女进步、妇女发展的工具，但他们也批评福利国家在制度化的社会服务方面发展得还不够，并认为现有社会仍存在着性别角色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第四，女性主义研究把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例如斯姆在研究中强调，福利国家的发展使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空间融为一体。因此在考察妇女地位时不仅要考察她们在社会公共活动领域(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中所具有的地位)，也要考虑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占有的地位，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不能说明妇女的家庭地位高。只有同时关注社会和家庭两个方面，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地位。为此，许多学者采取比较的方法研究家庭类型和妇女在其中的地位。例如特罗斯特讨论家庭理论和比较社会制度，哈钦斯和莱塔比尔对家庭模式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而林卡和阮塔拉湖的研究涉及家庭政策类型与社会体制背景的相关性。通过这些研究，女性主义者把妇女问题的研究和家庭体系和对社会体系的分析联系起来，并试图寻找家庭政策制定的依据。这样，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就涉及家庭政策的分析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并强调要通过国家的家庭政策制订去保护妇女儿童和支持家庭照顾。
第五，女性主义研究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反对父权主义的权威，批判父权主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并希望通过争取平等的性别权利来促进社会平等。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女性主义支持国家干预。她们不赞同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对家庭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这种看法，而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政策观念，因为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有助于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他们认为国家有义务为妇女儿童提供基本的保障。由此，在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普遍主义的福利观念支持了女性主义发展，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又反过来支持了这一福利体制模式。
再者，女性主义倡导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强调家庭政策对社会服务理念的支持。女权研究者强调公民权和妇女儿童的福利权力。例如赫内斯等人把马歇尔(Marshall)的公民的一般福利权力理论扩展
到妇女和儿童的福利权力，并进而提出了北欧“公民权国家”(citizenshipstate)的概念。他们也倡导儿童权力的理念，强调儿童津贴的社会意义。在她们看来，国家给儿童提供社会津贴是基于保障儿童作为未来的国家公民所具有的权力，因为儿童既不具有影响政策制定的政治权力，也不是劳动力。这样，女性主义者通过研究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探讨了福利国家制度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强调福利制度对于妇女解放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他们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视野、角度和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妇女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四、对中国性别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鉴于中国的公共福利服务体系尚不发达，妇女的家务劳动和福利照顾很少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这一情况。第一，女性主义理论向我们提出了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以便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性主义者强调家务劳动、儿童看护、老年照顾这些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关的妇女工作的价值，认为妇女的家务工作应该得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持。他们强调由于妇女承担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中劳动的双重任务，因而她们付出比男人更多的劳动。国家应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家庭政策)来补偿妇女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工作。他们认为，男人在市场上劳动可以获得工资回报，而妇女却得不到社会的补偿，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这样，女性主义者要求我们从社会再生产这一角度去评估女性作用，国家也要对妇女的再生产工作予以政策上的支持。我们有必要考虑在中国发展家庭政策的可能性，尽管中国目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政策制定基本上是空白(除了与独生子女相关的家庭政策)。
第二，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是性别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中国，妇女问题是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和体制特征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女性就业和工资水平是由党和国家的力量来保证的，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国家通过政治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妇女组织起来，并使用“低工资、广就业”政策，使中国女性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在妇女保护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实施女工保护制度和生育保障制度等。即使这样，妇女作为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它的政治力量仍然很弱。因此，如何发展妇女的利益群体，推动妇女参加基层社会活动，维护妇女利益，并进而影响国家的政策制订，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这些方面，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借鉴。这些理论论及公共领域与私权领域的关联，把市场、国家和家庭联系起来考察，并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的性别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它引导性别研究从狭窄的妇女保护问题扩展到对国家体制和政治力量的研究。在此，女性主义的研究对中国通过政策制定提高妇女地位具有意义。
第三，女性主义者批评至今为止人们对妇女地位的认识还是从男性的视野出发，即把妇女简单地理解为劳动力，并从这个角度来界定妇女的地位。他们提出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重新评估妇女的地位和妇女家务工作的重要性。这种观点给中国的性别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即去研究中国社会再生产体系的性质、特点及其对妇女解放的限制作用。事实上，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中国妇女地位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在社会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现象仍然广泛地存在着，人们在观念上对女性的歧视仍时常显现。导致这些现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对社会再生产制度缺乏研究(甚至是忽视)，从而低估了妇女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把握了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流行过，而妇女对于争取自己的权利的努力也没有得到社会充分地评估这些现象。
第四，在意识形态上，女性主义者倡导公民权理念，支持国家干预的社会政策，主张发展普及主义的、平等的、普遍的公民权的理念。他们批评父权主义的观点，主张重设家庭与社会界限，强调公共组织对家庭干预的必要性。因此，当自由主义者批评福利国家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时，女性主义者则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屈服于市场的力量，社会政策不应该屈服于经济政策。女性主义者强调福利服务的市场化使人们依赖家庭福利和自我保护，这种观念不利于提升妇女的社会权利。因此，他们认为妇女地位提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扩张以及国家家庭政策的保护。在这方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下给女性职工提供了生育保障制度，包含女性职工的产假制度、哺乳制度，以及农村妇女的生育补助制度等等，但中国目前对非劳动群体(例如家庭主妇)的保护问题则很少关注。这反映了在中国，生育保障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妇女权利，而这一状况也反映在家庭服务方面缺乏公共服务系统的支持。在此，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发展保障妇女权益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家庭政策和服务政策，提供了思考。
五、总结
摘要：依据“女性学”理论，探解女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启迪路径。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对女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
关键词：女性学；女大学生；价值观
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2016年底，在中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着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要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就要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1］。就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而言，据《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女大学生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可以说，未来的她们无疑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面对当今社会的复杂变化，各种思潮的激烈碰撞，面对审美看法、学业态度、就业选择、自身安全意识、婚恋价值观等关乎今后人生方向的重要考量，女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困惑和彷徨。本文拟从女性学域提出对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的探解路径，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的提出
2015年，复旦大学国家网络传播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互联网与当代大学生系列研究报告》。［2］针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婚恋观展开全面调查，调查数据显示，40.2%的人会关注女大学生是否应该接受被包养这样的道德伦理问题；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报告则显示，59.2%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以让自己的人生走捷径……［3］当今中国，恰逢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在急剧社会变革的同时社会问题丛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并没有相应带来性别平等情况的改善，相反情况可能不进反退。在很多人都说“在中国男女已经足够平等了”的时候，数据显示却给出人们另一个答案：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排名第99位，再创新低［4］。这说明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氛围对女性来说并不理想：从出生时的“弄瓦”①、非自然选择性别；入学时失学女童增多、未成年人频发；就业时面临的职业性别隔离和性别歧视、职场性骚扰、升迁发展的玻璃天花板；面临婚姻时的剩女难嫁、老公出轨、家庭暴力、离婚贬值……面对如此不乐观的现实状况，女大学生更多的是困惑和手足无措。整容之风盛行、妇女回家的呼声渐起、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越来越有市场，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引导遇到了新的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我们；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转型发展，各种思潮汇聚、各种诱惑出现、各种欲望涌动，不断制造出新的女性社会问题。鉴于此，针对目前女大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问题，需要依据女性学理论来探解这些问题，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对女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女性学①（Women’sStudies），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高校，如今已经成为西方高等教育中的主流学科。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要求男女学生通修的性别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早已经在普通大学开设。而中国的女性学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妇女女发展纲要》（2001—2010）规定高校开设女性学课程为重要发展目标。2006年，教育部把女性学专业确定为高校新增专业，并开始招收首届普高本科生②，学位授予门类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同属法学门类，女性学专业正式进入国家教育体制。进入21世纪后，我国很多高校开设了女性学课程，将性别教育贯彻到高校，通过以性别为视角看待身边的人和事，贴近女大学生日常生活与成长成才的实际，为其释疑解惑，对女大学生走入社会后面对择业、婚姻、家庭等问题有很大帮助。为女大学生正确认识自身价值和自身发展提供指导和建议，培养大学生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价值观念和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特点，传播先进性别文化。
二、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分析
在女性学域探解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我们要考虑三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培养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加强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建构，需要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二是要加强女大学生的性别观教育，需要以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三要培养女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需要以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为基础。因此，本文在研究各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社会性别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一）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是1976年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GayleRubin）提出的。“社会性别”在英语中为“gender”，它与“sex”是相对的。Sex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属性，两性存在着性染色体、荷尔蒙、脑结构等纯生理方面的差异，是生理性别，自然存在物；而社会性别是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在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等方面的差别，是社会文化在二者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对二者行为角色、气质特征以及社会地位和分工等的社会期待，是文化构成物。社会性别一词用来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5］。通俗点说，社会性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男子气和女人味的社会既定角色模式。比如：男孩和女孩从出生取名的不同；从小喜欢颜色及爱好的不同；成长中性格坚强与柔弱的不同；成年后社会责任的期待不同……所以，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教母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一语中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的男女，是在先天生理基础上由后天的社会文化制度造就的男女，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为赋予的性别。而这种人为赋予的社会性别差异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制度造成的男女性别差异导致了男女不平等。社会性别理论对这种不平等提出挑战，为两性平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女性主义就是女性寻求自身权利的过程。哲学家尚塔尔•墨菲则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我来说，女性主义就是妇女为平等所进行的斗争。”国内一些女性学研究学者认为，从价值观培养角度出发，男女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应该涵盖在高校教育之中。通过规范高校性别教育的内容，构建社会性别教育的文化，来化解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性别困惑。高校可以通过开设“女性学”课程，普及社会性别理论，消除女大学生对女性主义的误解，纠正女大学生性别意识偏差，加强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建构，使她们从“男优女劣”“男主女从”的自卑性别心理中走出，不再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定位为“性别弱势群体”，从平等意识、差异意识、协调意识三个维度去建构包括性别观念、性别角色定位在内的健康的社会性别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应有之义。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的系统论述女性问题的著作，一般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解放理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经典作家文章中有关女性问题论述的重要概括和经典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着手，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通过独特的实践道路，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阐明了女性之所以受剥削和受压迫的根源，指出了女性实现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为全世界女性解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对性别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深刻强调女性解放的重要性，指出女性解放的前提、基础、条件、内容以及女性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历史地位。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6］这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争取平等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对傅立叶“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7］这一观点很是赞同。女性解放既是女性自身的事业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事业。只有女性的解放事业实现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才能实现。而所谓的女性解放，是指女性不再受父权的压迫，首先在经济上独立，进而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能和男性实现平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疑这将是人类史上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解放事业。
（三）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指“主体（即受教育者）在外界环境影响下，尤其是在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和摄取思想教育信息的一种能动活动。”［8］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作为一种接受客体对接受主体教育内容进行选择和接受的过程，是内化与外化相统一的过程。通过有效的接受，社会和社会群体的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就可以被内化为接受主体的品德思想，并外化为品德行为。”［9］这个接受包括知识层面的接受、信念层面的接受以及行为层面的践行三个维度。那么，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就要求教师对社会上一些性别歧视的现象进行分析，引导女大学生客观地审视生活中出现的性别问题，使她们正确看待不同性别主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从被动接受到主观能动接受，从对自身行为模糊困惑到对人生规划有一个清晰定位，最终达到行为层面的践行———也就是形成科学的性别观，进而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探解路径
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让女大学生接受系统的性别教育，可以使在校女大学生增加对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的了解，促进对踏入社会后面临问题的反思，使她们今后在面临一些贴近女大学生日常生活与成长成才的实际，诸如性别角色、交往安全、就业发展、身心健康、恋爱婚姻、分手失恋、离婚权益、家庭暴力等诸多挑战时能够自信从容、处变不惊，豁达面对，冷静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惑。
（一）引导培育女大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审美观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从审美角度对客观事物和现象所进行的价值把握。在现代社会，女性被物化被商品化：女大学生找工作要面容姣好身材高挑；富豪相亲要美女没有性经历；小三儿要年轻貌美才能上位……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获得有利的身体资本，为了在婚姻生活中战胜入侵者，为了逾越现有的身份嫁入豪门改变命运，女性不惜整容、隆胸。如果说三寸金莲是对女性的压迫和践踏，那么隆胸、整容与之又有什么区别？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他们明白社会上这种扭曲的审美现象是把女性当作商品，是对女性尊严的一种消费，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女性新的剥削压迫手段和形式。引导他们多读书多思考、多欣赏艺术培养气质，培育他们正确的审美观，懂得心地善良、乐观自信、关爱他人才是真正的美。
（二）引导培育女大学生正确的职业观
职业观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对职业的态度和追求，是其在职业选择方面的人生态度表现。对女性来说，首先要有自己的职业，经济独立不依附于人，人格才能够独立，获得尊严。现代女性大多接受高等教育，实践证明在智力、能力上并不比男性逊色。但是，在就业市场上女性经常受到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在职业升迁上也仍然存在着无形的“玻璃天花板”压抑。甚至有一度，“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点甚嚣尘上，更有政协委员提议“妇女回家”。女性“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10］25在这些落后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下，在这些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价值偏差的影响下，女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呈现出了功利性、从众性等特点。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职业生涯规划，使他们明白女性要从他者走向自我，不仅要像恩格斯所说的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要有主体意识，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有独立自信的人格，才能打造一个完整的女性自我。
（三）引导培育女大学生正确的婚恋观
婚恋观是人们对恋爱婚姻的态度、看法和行为倾向，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是个体的价值观在婚恋问题上的体现。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旧观念交替，传统价值观受到西方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使得女大学生的婚恋观趋向开放化和多元化。恋爱对于大学阶段来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如何处理学业和恋爱的冲突，上大学就是为了将来找个好老公吗？如何对待婚前，未婚先孕了怎么办？失恋了是不是人生的天空就塌了？这些跟父母和老师难以启齿的问题令大多数女同学困惑和苦恼。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让大学生了解如何与异性相处，承担起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学会自我保护，尽量减少和避免在恋爱中受伤害；理智对待感情，调整恋爱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处理好恋爱与学业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近年来，在新时代新理念的冲击下，“大叔控”“试婚”“闪婚”这些与婚恋相关的词是屡见不鲜。“钓金龟婿”“傍大款”“包二奶”等现象也是司空见惯。这些现象、观点和争议对当代女大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开设“女性学”课程，让女大学生明白只有自身独立才能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不能依附于他人。正如波伏娃所说:“这条路很危险，因为他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会被引向被动、迷惘和毁灭，成为他人意志的造物，其超越将会受挫，其各种价值将会被剥夺。”［10］9新的《婚姻法》颁布后更是证明，只有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才会给自己安全感。比找一个能给自己幸福的人更重要的是，学会给予自己幸福。而经济的独立、生活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则是获得幸福的必备条件。所以，对于女大学生，在学好本领、成就事业的同时，培养正确的恋爱观、金钱观和幸福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女性自身独立的人格，才能成长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青年。
（四）引导培育女大学生的“四自”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总则”中规定：“国家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现代社会的女大学生而言，自卑、依赖他人，仍然是需要克服改进的弱点。引导培育女大学生的“四自”精神，才能树立科学的性别观，不因为性别而自卑脆弱、怨天尤人，面对性别歧视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不盲从不屈从，善于发现自身性别优势，勇敢树立性别自信；在大学里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科学技能，提高自身素质，在就业市场上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做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不需要依靠别人和取悦别人，能够客观地评价自身性别的优劣势，正视性别差异，珍视性别尊严，摒弃社会上的物质拜金的观念，抵制消费和物化女性的行为。培育女大学生的“四自”精神，引导树立科学的性别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她们的主体意识，更好地促进女大学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国务院《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3年）指出：“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性别平等原则，高等学校女性学课程普及程度提高……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加强社会性别理论培训，加强妇女理论研究和高等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提高女性学学科等级，鼓励高等学校开设女性学专业或女性学课程，培养女性学专业人才。引导学生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11］重视高校的女性学课程建设，通过女性学课程教育来加强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新时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全新命题。
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希望依据女性学理论，从女性学域来探解女大学生价值观的培养问题，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通过在高校开设“女性学”课程，帮助女大学生增强自信、摆脱自卑、学会自我保护和保持经济独立、实现自身价值；指导女大学生正确对待异性关系，处理男女两性的矛盾和冲突，对将来走上社会后如何承担好各自的社会角色进行思考；引导女大学生在面对新的女性问题时，秉持科学的立场和应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她们能够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以自由、独立的女性精神，平衡好事业和家庭的关系，既能够肩负起自身社会责任，又能够实现自身社会价值，从而能够提高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推动社会和谐有序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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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性别教育女大学生心理健康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从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社会性别作为不同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来考查人类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致力于消除、减缓因社会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社会性别学与女性主义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笔者提供了基本概念术语。性别角色、性别社会化、性别认同、性别分工、性别发展、性别歧视、职业性别隔离等等，这些概念在性别社会学中都具有较完善的定义，它们和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人生价值、自由、幸福及励志话语中的人生定位、适应、素质、成功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的概念体系。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差异理论，自由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等理论为课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现成命题。再次，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于大量的社会事实与具体案例，这为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将之纳入课程的内容范围之内，可使课程展现出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理论空间。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性别教育中，首先应该明确男女两性不平等，社会性别机制不合理。这种不平等状态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构建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阐明至今为止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及两性的社会性差异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了解，寻找这种差异的历史性成因及男权的形成机制，可帮助女生理解性别社会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二）展示并分析当下社会的显性与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就业、收入、政治权力、教育、婚姻、家庭等显而易见的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民俗、时尚文化、消费方式等隐性的方面。
（三）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个人就业及人生发展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也体现为个体内部的个性、思想。要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指导女生就业与生活，帮助女生设计人生策略、调适社会行为，培养女生独立性、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格，指明实践自身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关系。
三、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女生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作为社会适应指导与人生关怀性质的课程，应放弃较为激进的女性性别意识观点，选择较温和与平衡的观点，强调策略性与调适性，而不鼓励以激进的姿态与普通男权及社会性制度习俗对抗。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与就业培训相结合的励志型课程。课程的目的是使女生获得合理的自我认识和清醒的社会认识，强调女性的知性、尊严与力量，为女生的发展提供关怀与帮助，促进女生社会适应和自我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的性别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这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别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审慎选择其中的内容，并采取稳妥的表述策略，而不是采取应付的态度敷衍了事，置之不理。
四、高校女生接受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使得女性在社会规则、文化习俗和自己内在人格的多重束缚下，人生策略、价值取向和发展潜能受到极大束缚，失去了本来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自主的幸福。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且即将走上社会就业的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转化之前，系统地认识社会性别的显性和隐性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的机制和文化根源，将有助于她们建立起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明确适合自己性别的发展方向，为以后获得两性间完美生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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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女性争取自身平等到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最后从争取权力的社会运动转向理论建构，产生了当代多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本文以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与建构主义的相同的本体论为研究基础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种理论在对权力，身份和性别研究的差异以及构建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的互补性。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以构成性别要素的社会建构和权力为对象，主张打破男女主从关系，重新塑造女性社会性别和地位，为女性重新回归国际政治打下基础。
【关键词】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建构主义
一、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
1987年，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著作《女性主义和方法论:社会科学问题》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依据认识论分为三大派:经验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其中立场认识论指出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我们对于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有着不同的认知，社会由等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构成。而个人在社会位置的不同则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认知，角色以及活动。立场认识论支持女性主义经验论的观点，认为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导致了社会偏见的产生，女性要么屈从于男性的世界中，放弃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要么屈从于男性这个特定阶层下成为二等公民，变为社会秩序中的另类。由此男性与女性成为从属关系，这成为男性压迫女性的根本方式。在私有制出现后，男性仍不满足居于人类繁衍的从属地位，以科学的名义“证明”人类在男性中已经成形，只是在女性的体内哺育长大，世界许多民族流行的“产翁制”便是典型的例子。瓦西列夫《情爱论》中剖析了“产翁制”的实质，这种习俗赋予男性的主宰权力以更大的说服力，使人们相信男人不仅能支配生命，而且能创造生命。它其实只是在确立父权制方面起重要的社会心理作用。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育主导权等都取得主导权后，社会偏差不断扩大，女性也离国际政治舞台愈发遥远。女性主义经验论学者认为坚持规范和秩序，提高女性的观念才能消除社会偏见，也因此支持女性参与政治，科学研究工作。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应结合女性的经验和从女性的日常生活为立场，提高女性的观念，纠正社会偏见，打破男女从属关系重新建构社会结构。
在当前男性主导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情况下，国际政治的制度和规范都受到男性气质和世界观的影响，倾向于国际冲突。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女性的权力应该被赋予，女性也应该重新规划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参与养育，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也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是否缺席，成为国际冲突能否改善的重要因素。第一，女性的入席会打破单一的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第二，女性作为养育者的价值能够得到重视，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于和平处理。
二、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建构主义
(一)本体论的认同。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有着共同的本体论认同基础，这是两者对话的基础。一是两者都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的基础，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物质因素通过观念而生效。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探寻世界的本质或本源。在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学说更多的是一种思索国家本体地位的方法，它以本体论为基点，质疑已经存在的国关概念，如:国家，无政府状态，权力等等。与以经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它更主张以哲学的理念研究国际政治，主张人性的回归来释放政治的本质。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另一群体，必须回归政治;从女性的观念出发，打破从属制的观念，强调以人为本的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会使国际体系发生变化。二是两者均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性。个人构成了群体，进而组成国家。个人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国家间的互动则形成了国家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构都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前者描述世界是逐渐建构的，后者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性别是核心概念，由社会建构而成。波伏娃《第二性》中就解释了社会性别中的等级关系是不平等的，女性的等级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社会和男性观念下形成的制度促成的。女性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被从属于男性权威，造成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建构主义的社会性质强调施动者对结构的形成作用以及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施动者如果没有互动就没有交集，也不会产生结构。但一旦互动，双方会产生观念，所产生的观念将会决定施动者的行为和身份。同时，施动者的身份也只会在该结构建构中完成，这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不谋而合。例如，包税人能成为包税人只有在政府许可，农民既定，包税制这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也才能实施他作为包税人身份的行动。
(二)权力的认同。共同的本体论认同，使两者的研究都关注于一些概念，例如:权力，身份，制度，利益等。但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迥然不同。两者对权力虽都以本体论为基础，但是建构主义学者并不将权力作为研究的中心，而是将其过渡为对身份的研究，简单地划定为物质资源或是国家制度:在国外是物质资源，在国内是合法的权力，国家的制度。温特从建构角度而非因果角度考虑权力，认为只有在利益使权力具有意义的情况下，权力才能够解释所要解释的现象。人类得到权力是因为要实现志向和希望，要消除恐惧。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正是人类的希望，志向和恐惧，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由此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得出利益和身份是由存在于体系中的观念分配和物质力量构成。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它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女性主义学者将权力视为社会结构，因为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同时女性也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两者的研究中心不在一处，前者侧重于权力建构的身份，后者侧重于权力本身。立场认识论学者很少强调身份是作为解释变量，而是身份的识别过程。身份的形成引起了性别权力，性别是结构性的充斥在实践和话语中。因此，重要的不是道义上宣称“对女性好点”而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宣称:权力是什么和权力如何运作?忽视性别，建构主义学者会错过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权力意义和利益的内容绝大程度上是由观念所决定的，而男女观念的迥异会造成权力意义和利益内容的变化。
(三)性别的认同。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主从关系的一部分，建构主义学者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权力现象。性别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它作为权力分配的一种，充斥于社会建构的国际世界和国际政治中。同时带有社会文化建构烙印的性别钳制住了女性角色和一些工作岗位，例如:护士，幼教等，越来越多的人以性别去衡量事物，造成了男性与女性上下不对等的从属关系。这样的关系属于垂直型:上层，即男性一方拥有权力，具有话语权;下层，即女性一方无权，没有话语权。权力和性别都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权力和性别都能够被塑造，是能动的，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中处于社会文化中性别，即社会性别，会导致权力分配的失衡。男性代表权力和政治力量，而女性则被边缘化。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在研究女性受压迫，不平等的关系和国际政治缺席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女性自身追求和平和养育文化的理念，是解决当今国际冲突的良药。女性越是能进入权力政治的中心越是能减少国际冲突时武力和战争的发生，性别的平等既限制了国际谈判时冲突的激增也减少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性别权力的增加无疑对国际政治冲突的缓解有着重要作用。
三、结语
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为研究中心，认为性别由社会建构和权力构成，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而建构主义则以身份为研究中心，重视观念而弱物质轻权力。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他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们也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共同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前者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性别的重要意义;后者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身份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从建构视角提出以性别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理论，以建构主义主张的观念和身份出发，在社会互动中打破旧的男女主从关系体制，建立新的女性形象和社会地位。女性的权力应被赋予，让其重新涉足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参与不仅会削减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同时女性的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向于和平处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融合性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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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NewFeministCriticism:EssaysonWomen,Literatureand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FeministCritical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苏珊·古芭(Susan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论解构》(On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爱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