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林业建设努力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中图分类号：C4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a）-0199-01
从2009年开始的新林区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了林区人的物质生活，也打开了林区的眼界，林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为当前新林区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林区只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得到发展，才能快步赶上和超过内地发达地区的先进企业，林区的发展才是健康的，科学的。而努力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是摆在林区面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1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多借鉴其他企业和地区的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林区建设的过程中，内蒙古林区的建设不走弯路，勇于打破固有的模式，打开眼界，从其他林区和城镇建设中吸取经验，不但在内蒙古林区的新林区建设中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还为国家惠及林区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相关的依据。精神文明工作也是一样，由于林区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地区相对封闭，经济不发达，人们思想僵化，思路单一，精神文明工作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只有走出去，多学习，多借鉴其他单位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向先进的企业学习，向历史文化积淀厚重的中原地区学习，向国外经济发达的地区学习，并根据林区的实际情况加以综合利用，我们新林区建设的精神文明工作才能很快有所提高。
2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不断提高干部职工文化素质
干部职工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文明建设的骨干，是文明工作的具体体现，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是提高整个地区文明工作的重点要求。加强干部职工素质，就要加强职工文化建设。加强职工文化建设是一个行业或一个单位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和产品，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力。党的十七大也把提升人们文化素质的和谐文化，作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要求，更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才能保证林区各项事业的向前发展。林区的生产方式相对新兴产业行业来说，比较原始，生产和生活都习惯粗放型管理，许多干部职工养成了工作生活“大老粗”的习惯，认为有点技术就能适应工作，对自身的文化要求也相对较低。一些参加自学考试、积极晋级职称的大部分是机关后勤人员，一线的职工对这方面的要求不高。文化的层次决定了人们对精神需求的多少和主动提高的积极性。因此，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成为提高林区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内容。
3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做好新林区建设的维护和巩固工作
经过两年来的建设，林区的整个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棚户区改造、公共设施建设、旅游景点的开发等为林区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许多林业局开始有了设施齐备的广场和公园，居民小区中有了现代的健身设施，单位厂区、林业局局址的绿化带随处可见，沿街和各单位的各种彩灯、霓虹灯为林区市镇增添了现代气息。这些设施的增加毋庸置疑的促进了林区的文明建设发展。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良好的环境需要人们积极的保持和管理。在保持的过程中，需要制定规范的管理制度，定期检查，定期评比，定期维护，在维护中巩固、创新、发展。维护文明设施，需要组建专门的清洁和维护队伍，组织健全，责权到位，并与林业局的窗口建设结合起来，与各单位的考核打分评比结合起来，与建设文明小区、文明林场结合起来。绰尔林业局在这方面就从精神文明工作入手，将维护新林区建设成果作为考核各单位的重要一项，定期检查，定期下发通报，年终统一评比，真正达到“新林区建设常抓常新”的效果。
4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增强职工群众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林区在改革开放的前些年，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相对封闭，职工群众本地区本企业有一种自卑感，大量技术工人、一线熟练工人流失，企业潜在的凝聚力发生了动摇。没有凝聚力的企业也就没有战斗力，没有信心的职工群众就不可能真正热爱他们的企业，因此，增强职工群众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十分重要。强化企业文化的作用，强化企业标识内涵的普及，强化企业文化的教育活动，举办企业文化培训班，企业文化内涵比赛，企业歌曲传唱等活动是提高文明水平，增强企业凝聚力的重要环节，职工们一同参加劳动，一起享受文明成果，参与丰富多彩的职工文化娱乐活动，在不断的建设和发展中，职工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企业凝聚力就会高涨，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也就会不断提高。
5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生态文明是精神文明工作的一项内容，也是林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文明素质的教育与精神文明教育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提高。生态文明包括对生态的科学态度，对生态建设的真正理解，积极参与到生态建设和发展之中，做生态建设的参与者。只有文明工作与生态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融入到森工企业的建设中，也才能更好的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林区人，对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首先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对生态建设中需要林业企业员工做的工作首先要有自豪感和责任感，对生态文明的普及要有自觉性和积极性，这样将本职工作与精神文明大的范畴结合起来，林区的文明程度就会更快的进步和提高。
论文摘要贾平凹以其生态视野，在小说《高兴》辛酸的故事讲述中去捕捉都市底层拾荒者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变迁，对他们的日常精神况味、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进行了关注和书写，主人公刘高兴执着而饱满的精神生态成为当下新一代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小说也因此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丰富的蕴涵。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环境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人类内部自身更为深刻的精神生态危机也日益凸显并进入知识界的视野中，生态观念因此成为人类文明知识体系中一种普泛化的学理背景。面对双重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家们做出了积极而严肃的回应。诸多生活在当下的作家们纷纷以文学的方式探讨生态危机的各个层面，尤其是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抒写人焦灼的现实人生和紊乱的精神世界以及无家可归的灵魂世界，表达对于人类已经丢失的精神家园的真诚眷恋。
在诸多面对世风日下与精神沦落而对中国当代社会作全方位解剖和文学式分析的作家中，地域文化色彩浓郁的陕西作家贾平凹，执着地在乡村与城市两大地域间书写人的生命处境和精神状态。纵观其三十多年来的创作，无论是早期描画陕南古老地域风情的《商州初录》，还是90年代关注城市文人失落心态的《废都》、《高老庄》，抑或回归社会转型期故土的《秦腔》，乃至关注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新作《高兴》，贾平凹始终在作品中冷静审视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状态，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并以追寻精神家园为价值取向，在诗性的艺术审美中对精神困境作深刻的理性剖析和冷静的文化批判。
如果说贾平凹80年代“商州系列”作品在关注商州儿女的精神况味的同时，其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色彩更为浓烈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贾平凹淡出了对慰藉灵魂的乡村精神家园的深情书写，在其“西京系列”作品如《废都》、《白夜》等中，转而关注知识分子的都市生活体验和其精神状态，并以强烈的文化批判态度表达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道德考量。而在其后的《高老庄》和《怀念狼》等“回归系列”作品中，显然寄托了都市知识分子对安妥灵魂的渴望，然而主人公在现实和精神上回归家园的尴尬历程则表明，处在转型期的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已经走向了变异和衰退，故土大地上的农耕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历史的残缺。到了《秦腔》中，贾平凹进一步将80年代的书写中那个圣洁、理想的精神家园进行了活生生的还原。在现代商业文明的逐步侵蚀中，乡村文明分崩离析，生存其间的故土儿女的精神情态也变得残败不堪。伴随着乡土中国的崩溃和乡村文明的消逝，农民也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贾平凹的新作《高兴》正延续了对离开土地的农民命运的关注，追寻了那些进城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
小说主人公刘高兴、五富和黄八等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以及沦落风尘的妓女孟夷纯等正是来自农村、生活在都市的底层人群的真实写照。从小说题材上来说，《高兴》并没有体现出敏感性，“农民工”现象早已成为当前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近年来随着大量的农民拥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形成一个全社会不可忽略的社会群体，也引发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文坛也随之兴起一股“农民工”题材热潮。农民工进城后的艰难生存和不幸遭遇在作家必须不断地被书写，甚至在居于知识精英地位的作家笔下被不断地变形和夸饰，演变为一种深刻的苦难叙事。而对农民工精神世界的观照却被对外在生活困境的书写严重地遮蔽着。贾平凹《高兴》的出炉或许在一定的程度上扭转了“农民工”题材这种视域狭小的局面。小说题名“高兴”本身就是对一种心理世界和情感活动的描述。作品不仅展现了流落城市的拾荒者刘高兴等人的物质层面的艰难生存状态，更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进行了关注和书写，以通过对此种盛世景象中别样人生的观照，“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高兴>后记》。
在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中。现代文明的洗礼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大量的农民义无反顾地离开土地，告别乡村而进城打工，也开始了自己的城市生活。然而生存地域的转变，并非意味着身份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转变，也并非意味着他们真正走进并融入了城市，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主体。相反，却是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就其精神和情感而言，大多数农民工向往城市、渴望亲近城市，甚至把“成为城里人”定为其奋斗的人生目标，然而，居住在城市，他们却又无法找到城里人的感觉，无法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如果说庄之蝶、夜郎、高子路等在都市生活中失却了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但他们至少在生存的质量上处于较高层面、享受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处的话。哪么。刘高兴、五富等城市农民工不仅在生存的质量层面上远远低于前者，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成为都市中的落魄者。这也就难怪当代作家笔下的“农民工”题材的作品大多书写他们不幸遭遇和落魄生活。并且这些作品更多地停留在对农民工艰难生存状态的记录，即便是涉及到城市生活对其精神世界的伤害或者是农民工的精神归宿，作家们大多以返乡作为解决这种精神困境的方式，抒写他们对土地的深情眷恋。实际上，当今农民工的真实心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或许依然有对城市文明病的诸多反感和排拒，然而另一种情形则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甚至迷恋。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就是如此执着地投入了城市生活，并且希翼从无根状态中解脱出来。寻找到城市生活的支撑，最终奋斗到在城市扎下根来。对刘高兴等城市拾荒者的生存生态，尤其是精神生态的关注，也成为《高兴》带给读者最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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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题名为《高兴》不仅是作为主人公的名字，而且“高兴”作为对一种情感活动和精神状态的概括，本身就意味着小说在为社会生态作记录的同时对主人公精神生态的强烈关注，作家企图在辛酸的故事讲述中去捕捉都市底层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变迁，小说也因此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丰富的蕴涵。尽管作家选择“高兴”作为书名，还寄托着“写出一种温暖感”的创作心态，但刘高兴等小人物的命运却并未受到此种创作意图的左右，作家如实地写出了底层农民工生存和精神层面的悲凉意味。生命的卑微和高贵、柔弱与坚韧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他们生存和精神的本真状态。
刘高兴在经历了农村婚姻的失败后。带着同乡五富来到西安城挣钱，以捡破烂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作为城市农民工中最低贱的人群，刘高兴等拾荒者通过走街串巷的拾荒生活，接触到了各色人等。经历了种种城市生活带来的窘迫和世态炎凉，也使他们逐渐地了解了城市。尽管拾荒生活充满了艰辛和失败，并且隐藏着深深的悲凉，但刘高兴等人却能在苦中作乐，会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和惬意。一天下来赚了20元便有着无限的满足，要用牙签戳点豆腐乳放在嘴里，聊作精神上的享受：即便是得不到高兴，也要保持着高兴的心态。
在艰辛的拾荒生活中，刘高兴依然有着自己的爱情追求，其情感空白也因为一位叫孟夷纯的女子的出现而被填补，尽管小孟是一名妓女，但她的不幸遭遇得到了刘高兴的同情和帮助，两人真诚地相爱了。为了早日帮助小孟凑足办案经费，高兴不仅把辛苦挣来的钱送给小孟，还带着五富去咸阳一个工地上做苦力，小说的结尾。高兴与孟夷纯的爱情无疾而终。而五富却惨死在工地，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开头刘高兴背五富尸体还乡的场景中。在这一底层故事的讲述中。作者着力描画了主人公刘高兴丰富的精神世界。刘高兴虽处境艰难。却也正因其精神上的丰富性而成为新农民工的形象典型。和传统农民的代表五富相比，高兴的精神追求更靠近城市。他读过《红楼梦》，还有吹箫的闲情逸致：不仅能识文断字，甚至能读懂锁骨塔上的碑文，所以自诩为“鸟中凤凰，鱼中鲸”。其精神世界既有着孤傲的成分。却又异常的饱满。并且刘高兴的精神领域尤其色彩浓重的一点是。他有着强烈的尊严感。他的衣着、思维方式和言谈举止都不同于传统农民，虽然对城市也有着本能的不满和反感，但他却梦想着并宣扬要做城里人，他把自己卖掉的一只肾看作自己与这个城市的亲近的资本，有时甚至比城里人还城里人，比如他一次次教训五富“吃饭要像个城里人，走路也要像个城里人”。这种身份的追逐和认同使得高兴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他受到乞丐石热闹的讥讽和冷眼相看时，其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拾破烂的竟比乞丐更穷?!同时，与强烈的自尊共存于其精神世界的是刘高兴对爱情的追求。无奈他心仪的女子孟夷纯是妓女，为了宽慰自己，他把后者比作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然而他所寻找到的爱情是苦楚的。这份感情的艰辛、悲凉和无疾而终，更多的似乎是社会底层人们用同情和怜惜换来的浅薄的情感，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婚姻，但毕竟这种情感的渴求真实地存在在刘高兴这样的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中。
显然，刘高兴已经区别于传统的我们已经习惯的农民形象，其精神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身边的传统农民典型五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城拾荒的刘高兴虽然无法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却在琐碎庸常的底层生活中表现出对城市的渴盼、亲近。并且，他对城市文明的认可还彰显着一种生命的尊严与高贵，这一层面的精神状态远远高于他对城市在本能层面的反感和不满。正如在小说的结尾，刘高兴说道：“去不去韦达的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尽管小说的诸多细节都暗示着刘高兴似乎是无法融入进这个城市的，但他的这种执著和自信。却是社会转型期愈发饱受现代文明洗礼的新一代农民工心态的客观写照。
论文关键词：]精神生态批评，精神污染，《最蓝的眼睛》，《宠儿》，《所罗门之歌》，托尼·，莫里森
生态批评”是从生态角度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考察文学与自然、社会、人的精神状态的关系。[1](112)因此，生态批评”可以分为自然生态批评”、社会生态批评”和精神生态批评”。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文学界除了研究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关系以解决环境问题之外，人类的精神状态与生态的关系即精神生态”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精神生态”主要研究精神性存在的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2](50)。精神生态批评”从精神生态的角度出发，凸显出人类精神上受到的压迫以致自我迷失，表明人类在拯救生态的同时还要拯救自己的心灵。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作家，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少数族裔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本文以《最蓝的眼睛》、《宠儿》、《所罗门之歌》为例，从精神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探讨其作品中人物所受到的精神污染及压迫，分析其受压迫的缘由，从而揭示作者所追求的和谐的内在精神状态。
一、精神污染：错位的精神生态
精神污染”这一概念是比利时生态学家P·迪维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首次提出。他在其《生态学概论》的最后一章明确提出，精神污染成了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运输和交通工具越来越迅速，另一方面，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容易气愤和污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之中。”[3](108)自然生态破坏和社会生态的失衡必然导致人类精神生态的错位。在托尼·莫里森的第一部作品《最蓝的眼睛》中，人类所受到的精神污染处处可见：渴望拥有蓝眼睛的主人公佩科拉、沉浸于电影的波琳与耻于自己黑人身份的杰拉尔丁等等，无不彰显着人类失衡的精神状态。其中，黑人佩科拉的表现尤为显著。生活在以白为美”的社会下，佩科拉因自己的外表而遭遇了很多不幸，因此她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如果她的眼睛，那双看风景、看世界的眼睛——如果她的那双眼睛能够有所不同的话，或者说能够变美丽的话，她自己也将会有所不同。”[4](68)佩科拉想要蓝色眼睛，并不只是为了要达到白人的审美标准，而是因为她想要不同的世界与不同的生活，好像改变眼睛的颜色就能改变事实。这种渴望时刻催使着佩科拉：她喜欢用印有蓝眼睛女孩的牛奶杯喝奶，一抓到机会就喝；她喜欢吃印有蓝色眼睛的玛丽·珍头像的糖，觉得吃了糖就好像吃了那两只眼睛。吃了玛丽·珍，爱上玛丽·珍，也变成了玛丽·珍。”[5](74)这种虚幻的、不可实现的渴望最终导致她迷失在白人的审美标准中，失去了自我，走向精神毁灭的道路。
在失衡了的社会下，白人处处彰显其优越性，不但掌握了丰厚的物质资源，更控制了其他种族，尤其是黑人精神上的信仰。由于内化了白人的价值标准，黑人对自身的特质感到羞耻，想尽一切办法摈弃身体和精神上任何能彰显黑人迹象的特质。这种扭曲了的价值观，对黑人产生了严重的精神污染，使得黑人迷失自我，陷入自我毁灭的不复之地。
自然界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是同时发生的,在环境遭受污染的同时,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受到了侵蚀。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价值取向偏狭、情感世界的苍白、人性的扭曲和变异,灵魂的苦苦守望等都是精神生态危机的种种表现[3](108)。《宠儿》是托尼·莫里森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凭借此小说，她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及诺贝尔文学奖。《宠儿》是一部黑人女性的血泪史，她们不但在身体上承受压迫，精神上也遭受摧残。《宠儿》中主人公赛丝为了让自己的一岁的女儿逃离被白人压迫的命运，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她已经被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了，那是她应该呆的地方”[6](200).赛丝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同时却又杀了她，这是一场人伦悲剧，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本原因就是奴隶制的黑暗统治。为了让女儿摆脱奴隶制的压迫，赛丝毅然决然地以最激烈的方式扼杀了女儿的生命，人类精神危机：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女性遭受精神污染的同时，男性也无可避免地深受其害。《所罗门之歌》展现了男性在社会中受到的精神上的迫害。主人公奶娃、奶娃的父亲及吉他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精神污染。主人公奶娃的生活环境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困难，但是他却拥有一颗贫瘠的内心：对生活毫无兴趣，整天无所事事，漫无目的没有什么事值得他去冒险或是费力去做”[7](107)。在物质化的世界，奶娃迷失了自己的心，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奶娃是一个精神空洞者，只有在与白人一起享乐时，才能稍微摆脱这个令人厌烦的世界。奶娃的这种错位的精神状态促使他走向寻根之路，以摆脱精神上的困境。
人类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一样已受到严重侵蚀，因此人类在拯救生态的同时，自身心灵的救赎也不容忽视。
二、摆脱困境：寻求和谐的精神生态
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酸雨成灾、物种锐减、资源枯竭的同时,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肤浅化的进程也在加剧；人的信仰与操守的丧失、道德感与同情心的丧失、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丧失也在日益严重。[8](109-114)人类要摆脱危机，就必须保护自然，而自然又与人类的精神相联系，人类只有在自然界中找到精神上的慰藉，才能找到通往美好世界的出口。在《宠儿》中，作者就通过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来表达只有在自然界中人类才能得到解脱。主人公赛丝在林间获得了精神上的救赎，摆脱了弑女的阴影；而丹芙则在树屋内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在生机勃勃的绿墙的遮蔽和保护下，她感到成熟、清醒，而拯救就如同愿望一样唾手可得”[9](58)。树是植物，属于自然界，在此树给予《宠儿》中主人公们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促使她们走向新生。托尼·莫里森通过树的象征意义来表达自然对于人类的抚慰与精神支撑，凸显了自然与人类精神世界的融合；阐述了人类要得到精神上的救赎，保护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托尼·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与《宠儿》中也阐述了其要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得到精神富足的思想。
由于受到文明的侵蚀和污染，人类的思想也随之异化。正如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造就了奶娃错位的精神状态，而这种错位的精神状态只有在回归自然，、回归本体文化中得到修复。因此在奶娃踏上寻根之旅时，精神世界也开始由冷漠空洞向和谐富足的方向转变。荒野狩猎就是奶娃精神转变的标志。狩猎故事展示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的生态图景，同时证明了作为生物，文明的根在自然”[10](155)的生态观。自然与荒野象征着自然界，奶娃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走在大地上就像是他属于大地，他的两腿就像是庄家的茎，是树木的干”[11](327)，自然界给予了奶娃精神食粮，帮助奶娃找到了真正的快乐、自信和希望，从而获得了新生，奶娃的精神世界在自然界中的得到了修复。而在《最蓝的眼睛》中，作者不但描述了黑人被精神污染的状态，同时更显露了黑人对寻求精神解脱所做的种种尝试。表现最显著的当属克劳迪娅两姐妹。她们是独立又意志坚定的女孩，克劳迪娅将白人娃娃拆毁，这是克劳迪娅拒绝白人对她的精神污染、反抗黑人社区将白人审美观理想化的毅然之举。当她与姐姐知道佩科拉怀孕时，她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诅咒、厌恶佩科拉，而是决定帮助佩科拉安全地生下孩子。她们种下金盏花籽，幻想自然的果实累累能够使佩科拉的果实”成熟落地[4](124)。金盏花是自然之物，象征自然的永恒与更新。在两姐妹的心中，金盏花与佩科拉是一体的，即人与自然界是一体的，她们相信人与人和平相处，人与自然水乳交融。这种没有被侵蚀的、自然的精神状态正是托尼·莫里森所倡导和颂扬的。
从《最蓝的眼睛》到《宠儿》托尼·莫里森的作品无一不彰显其精神生态主义思想，表达其自然、社会、精神和谐共处的思想，同时也倡导人类建立健康和谐的生态世界。
三结语
生态学研究表明,人不仅是自然性的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12]（274）。为了工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任意破坏，导致人类与自然的疏远，而人与人之间为了物质上的争夺也陷入了危机，进而导致精神上的错位：不是暴力、血腥，就是冷漠、空洞。因此，人类只有从自然的角度出发，心灵才能得到救赎。从《最蓝的眼睛》到《宠儿》，托尼·莫里森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在自然界中找到精神和谐的人物。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才是永恒的精神,同时启示人类要摆脱文明的侵蚀，回归自然，建立一个自然、社会、精神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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