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1-489X（2016）10-0084-02
西医临床概论是联系医学与药理学的桥梁，其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直接为将来药学服务奠定基础。但该课程要掌握的知识点多，记忆量大，加之新的临床表现不断出现，学习难度很大。传统课堂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忽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知识的特点，让学生非常难学难记抽象枯燥的药物知识，很容易降低对西医临床概论学习的兴趣，不利于专业技能的培养。课堂上教师虽然投入很大精力，但效果不佳，学生也不能很好地掌握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以，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提高课堂趣味性，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是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1]。
案例教学法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采用相关案例进行教学，通过教师讲解及组织学生进行研讨，从案例中学习基本规律、原则，从而将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知识，是一种通过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对知识的理解及综合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新式教学方法[2]，非常适合高职西医临床概论的教学。文献报道[3-4]了许多学者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西医临床概论教学中，但案例教学法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会在许多方面遇到问题，如课前案例选择、课中案例实施、课后知识巩固等方面，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本文通过探索高职西医临床概论实施案例教学可能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原因，在多次实践和尝试后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为确保案例教学效果提供可靠的保障。
1案例教学的探索
课前案例在案例教学法中，案例非常重要，案例的好坏直接决定教学效果。许多教师选择案例就是直接将临床用药实例拿来使用，很少考虑案例的适用性，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案例难度太深，脱离学生的实际水平，学生无法理解；案例与专业培养目标差异太大，导致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今后工作；等等。因此，案例的适用性是实施案例教学首要关注的。
课中案例实施案例教学，重点要学生积极参与，积极思考和分析问题。如果学生兴趣不高，不愿意参与，那么案例教学就会冷场，实施不下去；但是如果学生太兴奋、太激动，则又会导致分析和讨论的问题偏离教学目标，而且学生讨论的范围太大，则总结不出结论性的知识，教学效果也会受影响。因此，课堂中案例教学能否按照预期顺畅实施，是案例教学的关键。如何确保案例在课堂顺畅实施，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的问题。
课后知识巩固高职西医临床概论授课对象是高职生，这些学生特点是专业基础差，擅长形象记忆而不是抽象记忆。西医临床概论知识比较抽象，虽然采用案例教学法能积极调动学生参与，但课后能否真正记住临床表现、相应药品知识，还需要下功夫琢磨一番。可见，实施案例教学后，课后知识巩固问题也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这关系到案例教学法的长期效果。
2案例教学实践
案例选择教师在收集、编辑案例时，应充分考虑学生专业培养目标、用人单位对人才要求、学生实际接受能力等因素。在案例确定实施之前，要与各方进行沟通，听取意见后积极修改，力争满足各方需求，这样案例教学更具有实际意义，教学效果更能转化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比如对于高职医药营销专业的学生，用人单位非常渴望学生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对一般的疾病临床表现进行正确分析，熟悉相关药物的药理作用，指导患者合理用药。因此，案例的选择应以临床典型疾病治疗案例为主，要有意识引导学生分析临床症状与药物治疗对应问题。通过这样的案例教学，学生这方面的能力将得到增强，非常适合药店、医院药房工作，也符合该专业培养目标。
课中案例顺利实施案例教学课堂中，学生能否积极主动参与是教学成败的关键。首先，将学生分为若干组，各组任命一个小组长，课前布置案例，让各小组长带领成员充分查找资料。其次，课堂中采用辩论赛的讨论模式，让每组在规定时间内发言阐述各自的观点和看法，其他小组可以质疑和辨析。这期间教师要控制好气氛，不要让学生陷入无意义的争论中，当学生观点非常好的时候，教师要及时表扬；学生观点偏离或者错误时候，教师要及时纠正。总之，这个阶段要成为教师引导各组学生开展自由辩论的学习过程。最后，教师将各组的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得出正确的西医临床概论知识。对查找资料充分、表现优异的小组及个人，教师给予适当的奖励，比如最佳分析能手、优秀小组等，这些奖项可作为学生评优评先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对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小组，积极推荐其参加省市组织的专业技能比赛，让学生的专业技能得到充分培养，为将来就业打好坚实的基础。
通过这些方法，学生的积极性明显得到提高，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教学成效明显。学生课后坦言，这种竞争性学习模式让他们受益匪浅。
临床知识巩固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和长期记忆，在案例实施及讲解后，教师可以查找资料，将重点疾病的临床表现及相应药物的治疗作用总结成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歌诀。比如冠心病的临床表现可概括为：平时无体征，发作有表情，焦虑出汗皮肤冷，心律加快血压升，交替脉，偶可见，奔马律，杂音清，逆分裂，第二音。再比如休克可以概括为“三字四环节五衰竭”：“三字”――“缩、扩、凝”，即微血管收缩、微血管扩张、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四环节”，即休克发生的原因、发病机理、病理变化及其转归；“五衰竭”，即急性呼衰、心衰、肾衰、脑衰、肝衰。
3教学效果调查
笔者对实施案例教学和未实施案例教学的医药营销专业学生进行教学效果调查，调查结果如表1及图1所示。可见，案例教学法相比与传统教学，学生更易接受，而且教学效果相对较好，更加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4总结
1）教学后应及时跟学生进行沟通，了解学生实际学习状况；收集学生还未掌握的难点和疑点，在下次上新课之前要重复讲解，让学生真正掌握，以利于下阶段的学习。
〔论文摘要〕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运用“现代化范式”对中国法学进行了总体性批判。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却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造成这种虚假必然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中蕴涵着繁复的问题,邓正来经由对“现代化范式”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的批判,是对这一繁复性问题的简约化处理。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在对苏力、梁治平、张文显等人设定的“范式”概念质疑的同时,对“范式”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宽泛的理解,将之界定为“中国法学中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或彼此冲突的理论模式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经质疑的一整套或某种规范性信念。”〔1〕邓正来认为,中国法学由于受这种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支撑“现代化范式”支配,从而表现出一种总体性的“现代化范式”危机。在我看来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这是因为“现代化范式”批判中蕴涵着极为繁复的问题,而邓正来对这一繁复性问题进行了简约化处理。
一、“法学现代化”概念的歧义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明确宣示,“本文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所依凭的主要是西方论者对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所做的批判以及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种种观点。”〔2〕具体到对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中国法学批判时,对法律的普适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的严重质疑,运用的主要也是西方批判法学的理论。〔3〕因此,邓正来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主要是经由西方现代化批判理论达致的。
确实,邓正来为了获得对现代化概念的同质性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毋庸置疑,那些由西方论者依其视角及其问题而产生出来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一俟在心智层面上为中国论者作为潜在的思想“范式”接受下来,就必定会脱离其‘母体’并依其自身的逻辑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说,正如福科所谓权力依赖知识的建构又会产生与它相符的那种知识一般,‘现代化范式’既依凭中国论者发现西方的知识之建构而得以确立,同时又致使中国论者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的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知识。”〔4〕在此,我们发现邓正来并没有对基于发生学意义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在中国产生变异的现代化知识之间可能具有的巨大差异进行区分,更没有廓清此种差异的理论意义,而是径直地用同质性取代或遮蔽了此种差异性。这种做法,表面上在为其论证提供便捷的同时,实际上将导致论证的不足。
具体而言,邓正来在对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法律多元”的论述进路与“现代法趋向”的论述进路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紧张或冲突这一判定;〔5〕之所以作出苏力所认定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是“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裁减”或“切割”,是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暗合这一判定;〔6〕之所以作出“本土资源论”与“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根本这一判定。〔7〕实是因为在邓正来的认识中,现代化这一概念是一个必须加以捍卫的始终保有同质性的概念,而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性。“而苏力所关心的,归根到底,则是如何以‘时间’为代价、更好地‘融合和转变’传统的民间法为现代的国家法。显而易见,作为‘本土资源’的民间法,在苏力那里只是在移植法律尚未完全有效的情形下而确立起来的一种补充性‘资源’,亦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彻底改变且移植法律日趋完全有效的情形下可以彻底放弃的那种‘过渡性’资源,是一种在根本上已经被前设了在知识上与‘现代国家法’平等而在价值上却不如‘现代国家法’的资源。”〔8〕显然,邓正来之所以要批判苏力的现代法取向,是他对现代化概念做了同质性的理解。
同样,邓正来在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过程中将中西方辩异这一比较意义上的参照转换成评价意义上的判准这一判定;〔9〕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以后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这一判定;〔10〕之所以作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受“现代化范式”支配而为中国的法律发展或法律改革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这一判定,〔11〕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他捍卫始终保有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而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由此也就忽视了梁治平“法律文化论”中“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在于,“首先,它要求我们从一个社会的内部去看问题,要求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尤其是这个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经常遇到并且感到困扰的种种问题,看这些问题与法治诉求之间有或可能有什么样的联系。其次,因为强调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重要性,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不简单把‘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物而予以否弃,也不把任何名为现代性的事业都看成是对传统观念、制度的全面剔除和取代。为此,我们需要有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的眼光,不只是从现在看过去,也学会由过去看现在。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内在视角还要求我们改变以往所习惯的自上而下看问题的方式,尝试着自下而上地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12〕“内在视角并不预设任何一种形式的二元对立,无论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还是内部与外部的对立,更不会将善与恶,正与邪的意义赋予这类对立。同样,内在视角并不预设某种认识论上的优势,按照种族或者文化来划分观点或者观点的正确性。”〔13〕梁治平对他的“法律文化论”所做的这番阐述足以说明,他并不是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要在中西法律文化类型之间作出优劣的比较后,以西方“文化类型”为判准,从而将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简单地强加于中国。
二、现代法治基本价值的去存
邓正来为了将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转换成“现代化范式”危机,采用了并始终捍卫着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由此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集中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四大理论模式特别是“本土资源论”与“法律文化论”的批判中,由于缺乏对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现代化差异性的洞见,从而摒弃了由于这种差异性而体现出来的法治现代化的合理因素;二是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作者在经由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批判中,尽管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问题束”进行问题化表现出很强的诉求,但是由于没有理清问题化这一知识活动与法治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把法治现代化这一问题悬置起来。
作者在批判“权利本位论”时指出,“实际上,‘权利本位论’之所以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归根结底便是因为‘权利本位论’是一种关于现代法律及其时代精神的法学思考,而这在张文显那里,乃是因为‘权利本位论’就是‘权利作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理论表达。’当然,‘权利本位论’者也都认为,现代社会乃是以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为其构成要素或必备条件的,所以现代社会将呈现出个体性、多元性、合理性和契约性等本质特征。”〔14〕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指出,“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于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15〕在此,我们发现,现代法治精神在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作者并没有给出较为清晰和系统的回答,而只是从否定意义上将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分离开来。
“法治社会中的主要价值有‘自由’、‘正义’、‘权利’、‘法律’、‘规则’、‘程序’等。这些价值的基本趋向大致是抽象、非人、外在及怀疑人性的,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种种表现(除自由外)。”〔16〕“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方法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至于哪种具体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要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定,不可一刀切。其实现代法治构思本来早就包含了多元化的契机。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连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标本身也不予认同的话,何必玩弄概念游戏,侈谈什么现代化的法治!”〔17〕这些论述表明,现代法治虽源于西方,但是在一些基本理念、价值方面,却可以构成所有意图实现法治的国家的共性目标。可是邓正来将这些共性的目标切换成了他所认为的大词,以及不切合中国实际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18〕这一前提性命题假使成立的话,那么,邓正来的对“现代化范式”批判的方法,若不是对这一前提性命题的否定,就是因为应然和实然的混淆,而回避了这一问题。
三、“知识系统”的开放性及其矛盾境地
正如邓正来所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几个既有的理论模式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也不是仅仅对作为总体的中国法学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事实上,我旨在揭示和批判的乃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系统’(在本文中乃是指在1978年至今的26年中的中国法学这一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19〕基于对这种知识引进运动的否弃,邓正来要求我们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立场,“亦即努力使知识重新获致它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必须对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这样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中国或人类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20〕
“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21〕自从西方以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始,西方现代化包括法治现代化的经验和知识就逐步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自身历史、现实乃至于设计未来的极其重要的知识资源。而这种前见的形成并非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是中国法学论者集体无意识的结果,相反,带着“前反思性”的立场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学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假如在我们的认识里,中国法学论者具有理性判断和鉴别能力这一前提成立的话,那么,西方法治现代化的知识是以其比较优势被中国法学论者接受的。“用法治等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甚至设想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研究的结果。”〔22〕在中国以封闭的状态存在时,有着自己的以儒学为主的知识系统,但一旦这一知识系统向西方开放后,就意味着中国自己的知识系统与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之间的比较和竞争,而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概念系统之间的竞争。
“概念系统作为文化的最基本的内容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知识体系;各概念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为表里的有机联系。如果接受某个概念系统中的某个范畴,必然会导致接受该概念系统中相应的概念范畴;儒家如果接受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则意味着迈出了走向自由主义的第一步,必然会进一步接受诸如法治、合法性、、财产等概念。”〔23〕如此,则中国原本固有的知识系统就存在着认同危机,处于弱势地位,而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就处于强势地位。所以,中国法学论者接受西方现代化知识,并不是邓正来所认定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固有的知识比较贫乏。“儒家学说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基本上是非常抽象、高度概括的概念。这类概念作为哲学探讨的范畴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是,却无法把它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化。”〔24〕可见,西方现代化法治知识,不但占据着解释力上的优势,而且占据着制度设计上的优势。显然,邓正来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协调甚至没有意识到知识系统的开放与认同危机这一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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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也谈对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J〕.战略与管理,第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