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农村体育研究;本土视角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6-0025-05
Localperspectiveforthestudyofruralsports
LUOXiang-lin
(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410012,China)
Abstract:Today’sstudyofruralsportsfocusesmoreonsubjectcontents,butlacksinstudymethodsandperspectives.Byanalyzingthecontradictiverelationbetween“nearexperiences”and“futureexperiences”inruralsports,theauthorprobedintothenecessityoflocalperspectiveintoday’sstudybycomparingtherealisticdifferencesbetweentheimaginationof“futureexperiences”and“nearexperiences”,explaineditsfeasibilitybyanalyzingtoday’sachievementsinlocalstudyofruralsports,consideredthatweshould,inordertocomprehensivelycontemplateandcontrolruralsports,maintainalocalperspectivebesidesreferringtowesternsociologicalmethodsandtheoriesandholdingtothegroundofmodernsports,andthereforeputforwardthefollowingstrategiesforlocalizedstudyofruralsports:firmlyroottothelocalground;relymoreonlocalstudymethods.
Keywords:sportsociety;studyofruralsports;localperspective
当前政府对农村问题的关切,促成了学术界对农村体育研究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学术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对农村体育的调查与对策研究等,这有助于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差别地看待农村体育,尤其是各地域的农村本土现实,完全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审视,以城市的标准来规范农村体育,缺少农村体育运动区域特征及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索,研究及实践指导也偏离了现实基础。对此,张万秋[1]的《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与展望――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出发》一文,进行了反思。由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的缺陷分析,区分了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强调在研究方式上,应该多采取作为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定性研究。为此,提出以村落社区为研究单位,以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定性研究,以实现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突破。研究认为要全面地审视与把握农村体育,参照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秉持现代体育的立场之外,还应该具有本土的视角。
1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取向的学理
所谓本土化,是指要建立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只有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才符合中国的现实,才有价值[2]。用格尔兹的话来说,“本土意识”所代表的问题就是“近经验”与“远经验”之间的矛盾。所谓近经验指的就是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常识与社会观念,它是一种本土的观念;远经验指的就是学者们用来分析、概括被研究者的知识和生活状况的模式和概念。它是一种异土的、社会界限外部的观念[3]。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看出农村体育本土意识的认识论支撑,也就是“远经验”无法解释本土的体育活动的现实,只有“近经验”才能提炼出具有乡土特点的问题与解释模式。
只有站在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及各地农民自在的体育立场,才能真正了解各种地方性的体育娱乐活动,获得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原动力。譬如,农村体育有其草根社会的质朴与丰富性。在活动内容上,诸多乡土体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农村民众自在自发的活动,却不符合现代体育规范;在组织上,因农村更为习惯的是首属关系群体,而陌生于次属群体,便不同于建立在次属关系上的城市体育组织。故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则难以理解农村体育的问题,以及难以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如依赖本土的首属关系群体,依赖乡土精英,以乡土体育活动的开展形成农村体育,反而比现代体育更具活力与效率。
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是社会研究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研究形态的规范和发展。农村体育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体育实践,也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这个问题不是学者建构的,而是农民眼里的困境,他们的“近经验”,才是农村体育的真问题,真正的认识和决策应该开始于我们对农村体育“近经验”的研究。如此,就不是将农村体育的问题去图解现代体育的“远经验”,而是要推行一种本土化的研究视角,如此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体育的问题。
而当前不少研究立足的视角,多借用现代体育的模式,以此审视农村体育的一切,由此“远经验”掩盖了农村体育现实中的真问题。其主要的研究误区不仅在于方法上,即农民的体育需求多停留于问卷调查,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念来建构“中国农村体育结构”,并且参照“现代城市体育”。而且在内容上又停留于政府的政策解读,着眼于现代体育的发展,忽略民间乡土体育的“近经验”。以西方的社会学视角,切割农村体育的实际问题,将现代体育的需求硬塞入农村社会。由此对农村体育的把握总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正如翟学伟[4]所认为:研究的本土立场即不直接通过西方学科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发现现象和问题,而是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应对工具,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所强调的“本土视角”,就是以农村当地文化生活中自在的“近经验”为事实对象,从当地农民的需求和条件出发,而摆脱学术概念等“远经验”对农村体育的僵化认识,由此持有的一种研究立场,因而提出农村体育的研究应该强调与复归于“本土立场”,就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探究意义。
2农村体育研究的现状及本土化尝试
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思潮首先体现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英国心理学家希勒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的概念[5]。1982年台湾学者杨国枢提出“本土性契合”标准的理论,认为“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6]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术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声音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直接诉求,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80年代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一般和简单地搬用,在他们看来,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存在着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险。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倾向并没有在体育学术界得到回应。这不仅是因为体育研究还在借鉴、追随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自觉提升研究的规范和科学性;而且也因为体育学术界倾向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现代事物的研究,轻车熟路地遵循于现代西方研究范式就能够从容解决问题;而农村体育研究处于研究边缘,没有投入更多力量进行开拓性的本土研究。因此,农村体育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究,尤其在本土化方面,尚存在着较大的拓展空间。
2.1农村体育的研究状况
1)研究立场。在研究立场上,以现代西方体育较为成熟模式来检验中国的农村体育,以理所当然的城市社区体育模式作为标杆,来审视农村体育的发展阶段和不足,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不自觉的共识与前提,并造成一种假想的农村体育的荒芜与落后。因为把农村体育简单地认为是城市社区体育的翻版或延伸,就局限于现代体育的普及,而漠视内生性的乡土体育的活力,这种研究缺少对中国农村体育本身内容的考察。在这种研究视野中,现代体育似乎是超越时空的,是不需要具体场景,且与农村本身的状况没有关系的。因此农村只是现代体育推广的对象而已,乡土体育的特色被当成被改造的对象,农民的真切需求被当成无关宏旨的背景。这种忽视农村体育特色与条件的研究倾向,正是当前中国农村体育研究存在偏误的一个原因。
2)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以“远经验”的研究模式作为裁定“近经验”的手段,就多以概念推导评判农村体育,以问卷等定量研究方法为探求农村体育状况的基本手段,但对农村体育的解释度并不强。如以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为例,问卷的设计、实施都较少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这些问卷,因与农村民众的认识与习性不符,而难以获得其“近经验”的确切结果。譬如不少学者以体育人口的基本理念考察农村体育活动,以星期为时间段调查农民的体育活动方式,就与农村集市节律和农事安排有出入;对于学者来说是看不到真切的农民体育,对农民来说是不理解体育何为;而在问卷实施时,还较少考虑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有众多文盲的现状,以及地方方言的障碍,使得问卷调查难以调查清楚农村体育真正的现实。而对于切入农村实际的田野调查,以及其他质性的研究方法,却在农村体育的研究中较少应用。由此,农村体育研究变成了单面向“远经验”的解释文本,而失掉了乡土体育之“近经验”的另一面。
3)研究内容。在研究内容上,以“远经验”的理想规范“近经验”的现实,即多以现代体育为目标,将城市社区体育的基本内容套用于农村社区,由此形成农村体育的运作策略。而对乡土体育内容却视而不见,这种脱离乡土社会背景的体育活动在农民看来无关自己的需求,在管理者看来又太遥远;那么,这样的农村体育研究,就难以全面揭示出农村体育的丰富性,也难以获得农民的真正认同,难以构建出可以兼顾现代体育的发展要求和农村体育的特色成果。譬如以农村体育活动开展为例,如以“远经验”的规范来运行,采用现代组织化管理形式,组织农民参加体育活动或比赛,则活动的组织成本较高,由此给体育管理及组织造成负担;而如果以农民的“近经验”来审视,农民自组织开展的乡土体育活动,利用乡土民间的关系资源,以及其他非正式的组织资源,就将活动搞得风风火火。那么哪种组织形式更具现实优势呢?现代体育在农村的开展需要资金、场地,如许多示范村建设的篮球场地,但使用效果不大;而乡土体育活动大都是因地制宜,适于当地环境的娱乐活动。从人与环境的和谐方面来看,乡土体育活动或许更具优势,但被我们“远经验”的想象忽略了。
2.2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的探索
现代体育肇起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广布全球。因此我们看待所有的体育活动,自觉或不自觉以西方现代体育的视角评判它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立场。这样一种思潮对于促成现代体育的普及和提高,确实有其重要意义,但对于农村社会的一些乡土体育活动来说,则导致了不少问题,出现了解释的困惑。对于这些与西方现代体育不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下的乡土体育来说,如果研究视角遵循于城市体育模式,以现有的概念为出发点,那么乡土的现实就被虚搁,就难以落实到事实层面上,即使是以问题为出发点,也是虚构出来的假问题。因此,对于农村体育的探讨,就要有意识地警惕以“远经验”的理想替代“近经验”的现实,而强调立足于本土视角;虽然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单薄,但还是有些研究在农村体育的本土倾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研究立场的本土倾向。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立足于本土的研究还不多,但也有不少有益尝试。我们曾以村民的视角,探索农村体育问题,由此归纳出“村落体育”的本土概念,用来解释农村体育的基本特点和形态,获得了乡土体育解释的力度[7]。在该研究中,认为“村落体育”即在农村村落环境下,以村民为主体,以自在的或融合着娱乐消闲、健体的目的,所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运动的统称。即以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的体育活动,而表现出乡土体育与习俗整合为一体,与生产生活混在一起的特点。这样,不同于城市社区体育的组织制度化。农村乡土体育主要是以非制度性的机制运行。其活动的形态特征是混沌的,它囊括了融入日常起居、岁时节气、婚丧习俗,甚至相关的迷信活动中的娱乐休闲等非生产性的身体活动;其主导的理念特征是自在的,它与现代社会中的明确的体育理念不同,功能并不很清晰。因为就村落文化意识而言,是非自觉的或是混沌、朦胧的,所有的村落文化诸如体育文化、节日文化、巫文化等都是模糊在一起的,具有萌芽的意义。如此来认识农村体育,就能够比较贴近农村体育的“近经验”。
2)研究方法的本土倾向。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者有意识地紧贴农村现实而采取参与式的个案研究方法等。如胡庆山等[8]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以湖北省大洲村为个案》,作者在大洲村村民家中走访发现,许多农户家里仍保留着祭神的神龛,每天他(她)们都对着神佛行朝拜夕叩之礼,于是解释为大洲村的农民体育文化地位已经沦丧,让位于传统的封建文化和现代的低俗文化了,由此引发作者的文化反思。还有如梅茂荣[9]的《关于苏北乡镇节日体育活动项目及其变迁的社会学调查――以响水县乡镇体育开展状况为例》,作者通过1990、2000和2006年的3个传统节日活动的比较,审视了节日中人们所从事的体育活动,如武术、秧歌、踩高跷、骑竹马、民俗舞、划旱船、拔河、秋千、灯会、庙会、舞龙、舞狮等;由本土经验而辨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于新兴体育活动的接受度逐渐增加,而传统的活动却逐渐消退。这些研究都揭开了农村体育各具特色的一角,引人深思。
3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走向及建议
体育社会学在近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方法上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经典教材及理论成果提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依据,其研究的方法也为社会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技术保障。但要认识中国农村的乡土体育,还应该考虑到扎根于本土社会的特殊性。如在村民的观念里,体育仅仅是电视中的几个竞技比赛项目;如果以规范的现代体育审视整个农村体育,就忽略了当地的传统体育与游艺活动;这构成了理念上的偏差。而在实践方面,在农村僵化地推广现代体育,就存在活动方式与主体需求的难以对接等问题。由此现代体育的推广出现了这种弊端:既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又浪费了体育的资源。
所以杨国枢[10]深有感触地说:“西化心理学采用西方探讨的课题、运用的理论、界定的变项、制作的测量工具,其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理解,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生活的改善,更无助于当地人之社会问题的预防或解决。”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就在于摆脱了研究者可能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所迷惑的局限,树立起乡土体育与草根组织问题的主位意识和相关研究方法,从而获得对中国农村体育的行为及组织运作具有确切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启一个打破现有观念界限,寻求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全面、有效解释,从“概念中心”迈向“问题中心”的更加务实的研究走向。使我们将大众体育的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书本转向行动,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理论转向实践,因而它也必然会促使学者开始关注农村体育的问题,关注草根的乡土体育问题。
3.1扎根于本土的立场
这里本土立场的含义,不仅只是相对于现代体育的中国特色,而且也是相对于城市体育的农村乡土特色;不仅是利用现代的成熟理论解读农村体育现状及组织特征,而且要根源于草根阶层的认识把握乡土体育资源与自组织关系,为当地农村体育发展服务。农村体育研究缺乏对农民“近经验”的足够强调,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将农村体育当作可以分割的碎片,忽视了农村体育活动本身的完整性;二是戴着过于厚重的现代体育眼镜去看待乡土活动,缺少对民众经验本身的足够尊重。
因此,主要策略是增强本土化意识,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论为中心。即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11],就是围绕着中国的社会变迁,而脚踏实地从事本土定向研究。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体育文化发展状态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本土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体育发展状况有真切的判断。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扩张和文化观的传播,“规范/不规范”成为衡量体育文化先进、落后的标准,就成为了描述区域体育发展差异的尺度。在这个评价框架内,农村的、基层的、民间的、乡土的体育文化就被一些人看成是落后的文化,天然地被置于下风,当地人也会逐渐认为乡土体育文化是低俗、落后的。多样性的体育生态被单一性所压倒,乡土体育活动的丰富性趋于消失。这时,更需要研究者扎根本土立场,重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体育文化,农民的体育需求可能更多集中在精神娱乐方面,那么乡土体育活动就应该占据农村体育的重要地位而复归于民众的真实需求。
所以,增强农村体育研究者的本土化意识,逐步扩大本土化研究队伍,从团队上保障本土化运动深入、持续开展,是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应该加强的方面。
3.2倚重本土研究的方法
研究不仅要有审视问题的本土视角,而且要有认识问题的本土方法。对于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是扎根于具体问题的引向,而采取的针对性方法。因此,在农村体育的调研实践中,我们应该更多采用人类学的参与研究法、文化诠释法等,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是深入的个案调查,以理清农村体育运作的内在逻辑;二是区域比较,以形成包含了具体的对中国农村体育整体的认识。
对于个案调查,可以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体育活动中获取体验[12],获得灵感源泉。个案调查还有可能将乡土体育文本构建成关于农村体育发展的全面文本,挖掘出农村体育发展困境和优势背后的原因和动力。而区域比较则可以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完整、真实可靠的农村体育形貌及与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其次可以将农村体育的特点与农村的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理解农村体育,并将农村体育置于中国国情中来发展。
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已经从边缘课题转变成一门显学,并且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但要在此基础上取得更进一步的理论成果,在推广现代体育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意识,维护好农村体育的本土文化生态,为农村体育实践做出切实的指导与贡献。本土意识下的研究,将开拓出农村体育研究原创性的新天地。如通过深入的个案调查、区域对比,挖掘其中的地方性问题;然后在农村体育内在发展的逻辑中归纳出独特经验与运行特色:当前农村的乡土体育与现代体育如何对接与融合?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农民需要或者适合什么式样的体育活动?怎样组织和引导更适合农民当下的性情和行为方式的体育活动?这都需要切实以本土的视角、农民的眼光来研讨农村体育问题。当然,本土化视角实际上只关注到了以农村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这一层次;所以并不排斥现代体育的研究视角。农村体育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不同视角下的众多研究相互支撑与结合。
参考文献:
[1]张万秋,邱红.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与展望――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出发[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7,22(2):8-10.
[2]余建华.关于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若干问题的思考[J].东方论坛,2006(4):89-92.
[3]王铭铭.超越文化的局限:本土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20):38-58.
[4]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利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0.
[5]陈卫旗.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移植和应用方法[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40-45.
[6]吴重庆.农村研究与社会科学本土化[J].浙江学刊,2002(3):92-94.
[7]罗湘林.对一个村落体育的考察与分析[J].体育科学,2006,26(4):86-95.
[8]胡庆山,王健,王维,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以湖北省大洲村为个案[J].体育科学,2007,27(10):40-48.
[9]梅茂荣.关于苏北乡镇节日体育活动项目及其变迁的社会学调查――以响水县乡镇体育开展状况为例[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1(4):34-37.
[10]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现状、评述
一、研究现状分析
1.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整体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系统的探讨了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代的江西农业生产、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近代江西农业的赋税、近代江西农业发展的手工业、近代农村阶级关系的演变、近代农业的自然灾害、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多个层次的问题。
2.关于近代江西农、副产品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万振凡、胡水凤、吴赘、周海华等人。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探讨了农产品的贸易，对农产品的贸易量、商品率、农产品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商品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夏布两种农产品进行了一个研究，探讨了江西种茶面积的变化、茶产量的增减、茶价格的变化及夏布的生产和销售等具体问题。关于江西茶业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周付华的研究，他从中长时段出发对九江开埠后，九江茶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开埠后带来的九江茶市的发展与衰落。吴赘、周海华等对近代江西渔业进行了研究。吴赘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鄱阳湖湖区的渔业发展变迁以及鄱阳湖渔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周海华则主要对江西的渔业进行了简单的述论，包括主要渔场分类及其区域、捕鱼方法、鱼产量的加工与贸易。此外，许金华还对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销进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销情况。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叶、渔业的研究上。
3.关于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谢庐明、孙桂珍、游海华、白沙、万振凡等。谢庐明研究的重点在赣南，对明清赣南地区农村墟市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也探讨了清代时期赣南地区独特的庙会市场、客家文化影响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对赣南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庙会、习俗在赣南农村市场中起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分析。孙桂芳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得出江西农村市场呈现出商品量及规模增大、市场网络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土地市场形成、供求关系及竞争机制发育并其作用的一种复杂态势。游海华则主要研究了赣闽粤边区的市场及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白沙、万振凡分析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得出民国时期的农村集市设施普遍增加、规模扩大、周期变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关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乡村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农村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研究学者有温锐、魏本权、曾志文、吴小彬等。温锐分析了近代赣闽边区的传统乡村民间借债、抗日战争时期沿海人口、企业的入迁等因素对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魏本权则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农村的合作运动，江西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担负着江西农村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双重功能，是江西农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和努力。经费的不足、理念的背离、环境的恶化制约了江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曾志文、吴小彬的硕士论文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的江西农村建设上来，曾志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危机的恢复等机制;吴小彬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出现的严重“三农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地方政府为此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设立省农业院、建立农村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曾、吴二者的研究具有许多相似性。
二、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对近代江西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21世纪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万振凡、胡水凤，主要研究成果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经济研究》。进入21世纪后，游海华、谢庐明等一批学者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批硕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论文选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得到壮大。研究队伍的扩大，也必然产生成果的增多，领域的扩展。现如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场、实验区研究等各个方面;从从时段来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
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需进一步加强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研究的视角急需扩展。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分析，虽有谢庐明从客家文化视角出发对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但总体仍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更缺少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引进经济史、政治史等其他的视角来扩展其研究。
2.研究时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学界一直将研究时段集中在民国，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时段的研究。晚清，受外来经济的冲击、商路的变化、清政府为近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对江西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3.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研究成果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少。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成果虽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启发性小，在学界影响力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出几篇有影响力、高水平、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甚至产生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2]胡水凤：《近代江西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农业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西r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产与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周海华：《近代江西渔业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4期。
[4]许金华：《近代江西木材外销的历史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孙桂芳：《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6]白沙、万振凡：《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万振凡、宋青红：《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8]刘白杨：《近代江西乡村实验运动中的人物群体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万振凡、林颂华：《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吴燕等：《战争对近代江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11]魏本权：《近代江西农村合作运动述论》，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关键词: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特色培养体系
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与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寻求人类社会与环境协同演化、持续发展途径与方法的科学。主要研究环境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化学特性、存在状态、迁移转化和生物与生态效应，以及污染环境的修复和治理等[1,2]。我国的环境科学高等教育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综合性大学设立的环境地理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等专业[3]。近年来，各个农业高等院校的专业都在向综合性方向发展，力图形成以农为主，农工、农理、农文、农经相结合，各学科交叉渗透的多科性农业大学。随着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及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日益严重，使得环境科学专业成为农业高等院校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新兴交叉学科[4]。但相对于国内其他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学校，农业高等院校的环境科学专业的起步相对较晚，在师资力量、硬件设备及专业名牌度等方面均显得要薄弱些。因此，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培养方案若不寻找自身特色，不与国内外其他综合性大学培养方案区别开来，将会使农业高等院校的环境科学专业毕业生的出路方面面临严峻挑战[5]。和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相比，尽管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在师资力量、硬件条件等方面处于劣势。但是，作为以农为主的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大学，在环境科学的教学中也有许多潜在资源可以挖掘。农业院校在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药学、畜牧饲料、兽医药理学等方面研究有较好的基础，并且有很多相关的教学与科研基地[6,7]。这些农业领域也均涉及农业环境问题，如果能把这些农业相关研究成果整合到环境科学专业研究生教学上来，就可以形成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特色。湖南农业大学是一所农业部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省属重点高校。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硕士专业起源于1979年园艺学中的农业环境保护研究方向，1996年获得农业环境保护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更名为环境工程，2006年获得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学科的发展紧扣农业环境问题，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09年在全国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综合排名为第51名，在农业高等院校排名第二[8]，2011年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本文总结了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硕士农业特色培养经验，旨在为构建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硕士专业特色人才培养体系打下基础。
1研究生课程授课内容紧扣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及农业可持续发展主题
目前，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硕士专业的课程体系包括“环境污染化学”“环境科学综合技能课”“污染生态与生态毒理”“环境科学研究进展”“专业英语”“环境科学研究生讨论课”六门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包括“环境污染修复理论与实践”“环境污染物检测新技术及应用”“环境生物技术及应用”“环境污染治理及其工程实践”“环境规划与评价专题”等课程。在授课内容上紧扣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及农业可持续发展主题，重点关注农田农药和重金属污染、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过量施肥等农业环境问题。除了上述由本学位点导师开设的专业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外，还鼓励学生至少选修一门农科专业的研究生专业选修课，增强学生的农业知识背景。
2双导师配置：环境科学专业导师+农业相关专业副导师
科研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往往受到自己本身知识背景的限制，不同知识背景的科研工作者在相互交流过程中更容易发现新的科学问题，且容易找到新颖的研究方法来解决这些科学问题。在研究生培养上，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也会受到导师专业知识面的限制。建立双导师制，第一导师为环境科学学位点导师，第二导师为农业相关专业学位点导师。环境科学专业导师和农业相关专业导师相互合作，共同指导研究生开展学位论文选题和研究，更容易促进学生对农业和环境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学生在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理念下发现农业环境问题和解决农业环境问题。
3学位论文紧扣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
和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相比，尽管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在基础研究方面处于劣势。但是，作为以农为主的多学科交叉的大学，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在教学方面有许多潜在资源可以挖掘。例如结合土壤学、植物保护、农药学、兽医药理学、肥料学、畜牧饲料等专业的教学资源和科研成果，在土壤污染与防治、病虫害的生态综合防治、动植物废料处理与资源利用、无公害蔬菜的栽培与管理、农业生态学等领域去挖掘学位论文题目。另一方面，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目与导师的科研理念和研究课题直接相关，这也要求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学位点导师从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农业与农村环境问题及治理等角度出发，去挖掘农业环境相关的科学问题，申请相关的课题，带领研究生开展农业环境科学相关的研究。湖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学位点近20年来一直坚持以农田重金属污染及治理、农药的迁移转化为主要研究方向，学位点导师重点围绕这两个方面开展科学研究，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也主要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开展，培养的环境科学硕士研究生在农田重金属污染和农药迁移转化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4加强学术交流，营造“农业与环境”氛围
为了提高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农业环境知识素养，本学位点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主要体现在农业特色研究生学术活动、研究生涉农特色夏令营、农业环境高级研修班及举办或承办农业环境相关的大型学术会议等。目前我校每年举办一次研究生学术活动节，本学位点借学校的研究生学术活动节交流平台，围绕“农”字做特色文章，有的放矢地邀请国内外农业环境领域的学术大师给研究生和学位点老师做学术报告。此外，还鼓励本学位点研究生多参加其他农科学位点举办的农业领域的学术报告，引导研究生跨学科交流。除了比较固定的研究生学术活动节环节外，本学位点还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多种具有特色的学术交流和高级培训活动，例如近几年来，先后举办过湖南省“农业环境污染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研究生暑假夏令营、人社部农田重金属污染修复理论与实践高级培训班、聚焦我国农业环境问题———农作物产地污染阻控技术专题研讨会等活动。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增强了本学位点研究生的农业环境知识素养，开拓了学生在农业环境污染及治理领域的知识面。
5结语
特色研究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牵涉到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和授课内容、学位论文的立题与研究、特色学术交流与讨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硕士培养方案只有在这些培养环节中不断注入农业和农村环境元素，才能培养出具有鲜明农业特色的农业环境科学高层次人才。
参考文献
[1]汤洁,董德明,刘淼,等.环境科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质量监控[J].中国大学教学,2007(3):35-36.
[2]张学洪,吴志强,曾鸿鹄,等.立足特色,丰富载体,构建创新人才培养平台———以广西地区环境类研究生培养为例[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1):25-28.
[3]王立新,赵吉,贾志斌,等.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提升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整体水平[J].大学教育,2014(4):13-14.
[4]田侠,郑庆柱.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专业教学模式初探[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8):193-194.
[5]蒋成爱,吴启堂.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科学本科专业优化教学探讨[J].高等农业教育,2003(11):57-59.
[6]李旭霖,崔德杰,辛言君.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学科群建设及课程体系设置[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0,35(1):7-11.
[7]周震峰,史衍玺,王凯荣.农业高等院校环境生态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J].高等农业教育,2013(7):66-68.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农业推硕士教学质量保障
中图分类号：S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4（c）-0124-02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离不开高层次人才的建设，农业推广硕士主要培养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方面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我国高校在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面还处在探索阶段，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1]。近年来，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日常的教学和管理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2-3]。（1）该领域研究生的生源多样，年龄及知识结构差异大。（2）课程设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应用较少，不能有效地将科技知识转化为生产力。（3）高校“双导师”队伍建设普遍不完善，不能建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和方法。（4）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普遍存在与农业生产实践相脱节及创新性明显不足的情况，且论文评审和质量评估也没有形成有效的保障体系。
由于农业机械化领域农业推广硕士教育开办时间较短，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还不尽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不能较好地适应发展需要。因此，构建完善的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1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方式与管理制度构建
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生源结构的多样性决定了其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需要结合学生的综合素质、业务背景及社会实践的不同进行归类，并按照国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要求，制定农业机械化农业推广硕士的招生、培养、管理到学位授予等各环节的规章制度。
农业推广硕士教学具有一定的难度，对导师要求相对较高。高校教师大多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研能力，但生产实践能力相对较弱。因此，构建多样化的导师培养模式和管理方式尤为重要。一方要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保证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可以采用校内和校外导师联合培养的模式，即一名研究生由高校导师和校外研究员共同负责，其中校外导师以辅助为主，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提供充足的生产实践条件以及在学位论文选题和指导中能够切中现实生产问题，从而弥补校内导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4]。
2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构建
由于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及专业基础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应注重拓宽基础，突出应用，同时可以开设多方向的选修课供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修，发挥学分制的作用[5-7]。此外，在修订培养方案时应结合学校区域特点和办学特色，注重创新；同时强化实践教学，能够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际，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机械化。
农业推广硕士课程体系的构建应切合高校农学建设特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在广泛地进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综合听取农业推广委员会与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培养单位、已毕业研究生及在读研究生等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制订出适合的培养方案。比如，在公共课程构建方面注重学科知识的交叉性，并注重特色专业课程建设。公共选修课可采用典型案例进行教学，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比如，开设农业技术推广的经典案例，农业推广项目的评价以及科技论文写作、推广口才与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此外，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课程结构，构建灵活的课程体系。
3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构建
农业推广硕士培养的目的是使学生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在教学内容方面，要求教师不仅要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学科前沿和交叉知识的传授，还要适时结合当前农业机械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教学方式上，教师可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专业领域学术研讨及科技前沿讲座等多样化形式组织教学，切实提高教学质量[4]。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形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的教学理念，可与校外企业和科研单位加强合作，建设相应的实践基地，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实践创新平台和实习岗位。同时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企业科研课题以及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工作。此外，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加强研究生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也是确保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
4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如图1所示的农业推广硕士论文质量保障体系，需要研究生、导师、专家的配合到位才能保证学位论文质量[4]。论文选题需要研究生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可以在校内导师的科研项目中选题，也可以从校外导师的生产实践中选题，还可以自行选择课题。提倡选题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相结合，鼓励研究生自选课题。
确定选题后，研究生应全面查阅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确定实施方案并进行预研究，探索课题的可行性。然后在有一定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在导师及开题答辩专家小组的指导下完成开题环节。开题后进入正式研究阶段，应全面深入详细地制定实施方案并进行大量研究，撰写中期检查报告，在导师及中期考核专家小组指导完成中期考核环节。专家小组在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的过程中应严格把关，充分论证，并提出修改或补充意见。
研究生在中期考核后进行后续研究及完善，并撰写毕业论文。学位论文应严格遵守撰写格式，其形式可以是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及新品种的研制与开发等。答辩之前应匿名送审同领域两名专家进行评阅，研究生根据专家评阅意见完善修改论文后方可进行答辩，如果评审意见很差则延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应严格符合相关流程，确保其专业性及严肃性。专家成员要严格审查论文质量并对论文进行评估及评优。答辩后研究生根据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及完善后才能提交学位委员会，最后由专业学位委员会完成学位论文的最终评估与评优。
农业推广技术在农村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将先进的技术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大国的必要条件。各高校应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建立适合自身的研究生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并进行有效实施，大力推动农业推广硕士教育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茜，张晖，张大勇，等.“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专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再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2（6）：45-49.
[2]肖新棉，廖庆喜，李善军，等.农业机械化领域农业推广硕士培养质量保障调查研究[J].农机化研究，2010（3）：228-230.
[3]杨波，祝湘陵.农业机械化专业领域农业推广硕士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构建[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8（12）：263-265.
[4]周艳荣，张玉莲，范细秋.农业机械化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J].高等农业教育，2012，4（4）：85-87.
[5]袁巧霞，张终，谭鹤群.农业推广硕士农业机械化领域课程体系的探索与思考[J].高等农业教育，2010（10）：59-61.
摘要:现代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大致分为3个阶段: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时期;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发展研究时期。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相比,具有共通性与特殊性,应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关键词:云南农村;变迁发展;主体性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华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区,经济文化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开展农村研究有相当便利的条件,一方面研究者可以获取非常丰富的各类文献资料,另外由于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发育相当成熟,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繁多的研究素材。关于这些地区的农村研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到具体的农村政权、农村市场、农村组织、婚姻家庭、农村教育的调查研究等等,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这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状况。然而,对于一个边远民族省份来说,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我们要面临与上述地区,甚至广大内地农村极不相同的情况。由于云南农村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农村组织发育程度与内地农村存在极大差异,在云南开展农村研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传统中国农村研究只能为云南农村研究提供有限度的经验,因此总结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经验对于加深云南农村变迁和发展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云南的农村研究作一个系统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涉及云南乡村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云南自然生态复杂,地理位置偏远,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与中国内陆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相比较其他内陆省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西方势力开始渗入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外部势力也逐渐渗入云南,比较中国沿海省份,虽然这些外部影响仍十分有限,云南也开始缓慢融入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中。事实上,云南的农村研究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第二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左右到80年代初;第三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
一、中国农村研究的云南经验
最早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研究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农村与农民问题日益严重,这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主要有两大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1]。除了学者、民间开展的农村研究活动外,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调查。1933年,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它附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务是为行政院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依据,复兴委员会先后对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广西、云南等地进行了专题调查。1934年编辑成书的《云南省农村调查》就是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成果,调查选取了滇中、滇东和滇南的昆明、禄丰、玉溪、马龙、开远6个市县的26个村子、642户村民进行了挨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这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分配、农村副业、农村借贷、田赋、农村捐税、农村教育及政治情况。虽然调查只是限于当时云南局部地区的农村,调查内容也过多偏重于农村经济情况,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而且是第一次关于云南农村的系统调查研究,现代方法首次运用于对云南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各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汇聚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研究学者。1938年费孝通回国,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成立了“魁阁”工作站,他们在周边地区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合作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之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一批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基本文献,其中《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汇集成《云南三村》一书。在书中,费孝通选择了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禄村代表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区,易村代表了手工业发达的农村社区,玉村代表了深受邻近商业中心镇影响的农村社区。费孝通和他的学生通过细致的实地调查,展现和概括出不同社区的类型特征,并基于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加深对农村经济制度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认识[2](P19)。这一时期费孝通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可以说是他早期农村研究的延续。1936年,费孝通在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完成研究论文《江村经济》,描述了中国江南一个农村村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及这个村落在面对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冲击下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正是通过选择3种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来和江村加以比较,他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问题。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形势及费孝通等学者、机构特定的研究目的,这一时期关于云南农村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当时云南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大局限。在《云南省农村调查》中,调查者所选取的几个农村地区都是属于当时在云南经济较为发达且汉族人口集中的地区。而在《云南三村》中,费孝通所选的3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看起来也更像是典型的中国内地农村,并不能代表生态社会文化极为多样的云南农村。然而,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研究的价值在于其中所运用的日渐成熟的理论方法,特别是费孝通本人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的成形,这些方法至今仍适用于我们开展云南农村研究。另外,即便有曲折,云南农村的发展也是一直缓慢融入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这一时期所做的云南农村的研究,也正反映出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农村发展所具有的共通性。
二、民族研究与云南农村研究
如果说第一阶段云南农村研究的特征在于显示云南农村社会经济与中国农村普遍的共通性,那么第二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则显示出云南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政治形势再次影响了云南农村研究的路径。一时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伴随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土地革命的开展,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成为农村研究的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在30年代开创的中国农村研究经验也让位于关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讨论。在云南,1956～1964年间,为了开展民族识别工作,配合民主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相当部分的研究内容也包括了云南农村研究。针对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研究,形成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这些调查资料不但涉及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及生活习俗,还包括了对各民族村寨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云南民族众多,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3,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生活居住在偏远的村寨,因此认识和研究云南农村现实绝不能忽略对广大的少数民族村落地区的关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层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知识精英的民族歧视,很少有关于云南广大民族村落地区的文献资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政府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这些详实的资料首次为我们全面认识云南广大的农村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能。
总结起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云南农村的研究基本从属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下,而这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研究受经典理论模式所支配:云南民族历史被纳入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交替演进的5种生产方式的模式中。相应地,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农村大多被视作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更多体现为原始的、从属的性质,云南农村发展的多元性趋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取代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发展与其历史传统被隔离开来。然而,应当看到这一时期关于云南民族社会性质的讨论加深了我们对云南农村社会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而若干的关于云南民族村寨社会经济的详尽的调查资料也成为下一阶段开展云南农村研究的重要基础。
三、云南农村发展与云南农村研究
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回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而前两个阶段的研究其目的都受限于各自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第一阶段的云南农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服务于中国农村发展背景下的云南农村考察,而第二阶段可以被称为服务于民族政策背景下的云南农村民族地区调查。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是为未来云南农村研究提供经验资料、方法,及作相应的理论准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强调,国内学术研究重点也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及区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随着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学科的恢复与重建,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云南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家庭经济、商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革来展开。进入90年代后,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如: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市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等等,不但只是涉及这系列经济问题,相关的影响农村发展的贫困问题、环境生态、基层政权、民族文化、农村教育、妇女儿童发展、健康等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同的学科从各自的角度来关注研究农村问题,农村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
但是,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首先,在理论方法上。相当一部分研究属于政策性研究,流于过多空泛的讨论,缺乏相应的理论及经验支持。还有一部分研究只是对经验资料的简单整理、加工,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在前面讨论到的两个研究阶段中,已经展现出相当成熟的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特别是以费孝通为主要代表的相关学者的社区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形。而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民族调查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相关的调查研究也非常严谨、严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打断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常路径,这些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宝贵方法经验也被遗忘了。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事业开始重建发展,但在经过10多年的停滞期后,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法的延续上出现了断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在传统经验中断、缺乏相关知识积累的情况下,相当多的研究只能成为满足短期形势需要的产物。因此,对于云南农村研究来说急需加强对理论方法的重视,加强相应的学科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不单要关注国外、国内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经验,也十分需要借鉴以往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相关经验。
其次,在学科建设与合作上。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农村研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改革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过多地偏重于关注经济因素。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占据农村研究的大半,经济学在农村研究中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如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等,过于恪守其传统的研究领域,没有积极地加入到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政府和相关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在发展中只侧重强调经济的作用是片面的,特别是在像云南农村这样有特殊文化生态的地区,相关的发展问题如贫困问题不只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他相关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环境因素也应该受到重视。新的发展观的确立,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云南农村发展,不同的学科也开始更多加入到对于云南农村发展的讨论中来:如人类学、民族学关于民族文化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社会学关于农村组织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环境学关于自然生态与农村发展的讨论;等等。新的发展观也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云南农村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因此,云南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该是多元的,单一的某一学科理论无法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云南的农村研究非常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这将有助于扩展和提升我们对云南农村的认知水平和能力。
四、总结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对云南农村的认识是伴随着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展开的,这个时期,云南的农村发展似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注角。而在五六十年代,关于云南农村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于云南农村的主体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特定的研究领域,有必要明确云南农村研究关注的是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云南农村研究的目的在于解答云南农村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关于云南农村的历史经验回顾应该在这样的主体框架内展开。事实上,云南农村研究目的的主体性是在其历史发展中一步步被确立强化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云南农村研究的历史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明确了云南农村研究的主体性,我们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梳理就会清晰得多。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多元性,因而应该重视以往云南农村研究中丰富有益的经验。早期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工业的研究,中期对民族村落地区生产关系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对农村经济结构、人口、民族文化的关注,形成了关于云南农村研究的丰富经验,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来认识云南农村的发展问题,其中发展成形、成熟的理论、科学研究方法也为我们系统、整体认识云南农村发展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从云南农村研究的总体历史来看,云南农村与中国农村研究所具有的共通性与差异性总是并存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云南农村或者缓慢曲折或者迅猛直接融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进程。另一方面,同样不能忽略云南农村发展独特的一面,它所具有的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经济形态。就云南农村研究来说,强调主体性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复杂的背景、形势,单一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经验无力解答云南农村发展的问题。因此,云南农村研究者应该认识到云南农村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共通与特殊性,在主体思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寻求、建立系统、有效、适应的理论方法,来解答云南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
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经验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启示新时期云南农村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与志向。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改革初期制定的沿海沿边发展的国家战略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发端。然而,沿边开放的收益远远无法同沿海开放相比较,边疆仍是意味着偏远与落后,事实上,这也大体反映了云南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就宏观背景来看,应该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20年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以云南省两大产业为例:烟草和旅游都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云南经济仍然在被中国东部乃至邻近发达地区进一步拉大差距。
就云南省内部来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突出。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省份发展最薄弱的地区,云南农村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同样,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在云南农村的少数民族同胞经历了巨大的历史社会变迁,旧时代与国家、地方政府若即若离的关系被打破了,他们生活越来越直接地受到国家、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冲击、影响,如何应对或适应这一系列的外来影响,是在边缘化中封闭自己,还是积极适应变化,这也是云南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上世纪30年代,在国家民族命运濒临危亡的时代,一批优秀学者怀着自信与热情积极寻找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为我们树立了表率,费孝通本人1938年从英国来到昆明,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深入到云南边远农村长期蹲点调查。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对国家命运、农村百姓生计的关切,不计回报的无私投入让人感动。五六十年代的一大批学者怀着对新中国建设的一片热忱,不辞辛劳地深入到云南最偏远的民族村寨地区开展调查工作,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让人动容。作为今天研究云南农村发展的云南学者,在强调云南农村研究主体性的同时,也需要前辈的自信与热情。因此,回顾和反思云南农村研究的意义不单在于强调传统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经验,也同样在于强调传统研究中可贵的学术理念与志向。
参考文献:
[1]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
[2]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其他参考文献:
1.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云南省农村调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2.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吴怀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马戎,潘乃谷主编.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8.《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9.《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10.《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基诺族普米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