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创新扩散;高校;教育技术
引言
教育信息化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教育技术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不可否认,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教育技术在高校中的推广应用还遇到很多问题,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等现象还普遍存在。如何才能有效推进教育技术在高校的应用,切实促进高校教学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是个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理论上的指导,也需要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总结。
创新扩散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引入我国,目前已逐渐引起教育技术界的广泛关注。创新扩散理论关于创新的扩散模式、扩散的影响因素等问题的研究对教育技术推广应用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广西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为加快地方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推广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促进高校教学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我们在长期的实践和研究中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学会主管,高校主办,教师主体”的“四主”模式运作机制。运用这种机制,广西成功推进了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的广泛应用,近年来在师资培训、多媒体教学资源开发、教育技术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广西高校开发的教育教学资源整体水平高,比发达地区省份不落后甚至部分超前。
一创新扩散理论与教育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
1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是传播学的分支理论,目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创新推广理论研究者首推著名传播学家罗杰斯(Everett•M•Rogers),他在著作《创新的扩散》(DiffusionofInnovation)一书中将创新扩散定义为:某个创新通过一定的渠道,经过一定的时间在某个社会系统中传播的过程[1]。在罗杰斯的定义中,创新扩散有四个最为关键的概念:创新、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其中,“创新”是一个名词,可以指代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行为,或者新的产品等。在创新扩散中,所谓“新生事物”的新颖性是相对推广对象而言,而不是相对于事物发生或者存在的时间而言。第二个要素是“渠道”。一个创新扩散过程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渠道,依赖单一渠道实现创新推广一般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并组合高效益、低成本的传播渠道是创新扩散的关键环节。第三个要点是“时间”。创新扩散并非简单的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传播和实施的动态过程。最后一个要素是“社会系统”。罗杰斯提醒我们任何创新扩散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进行的,受这个社会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等各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任何创新扩散都必须在充分调查研究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环境条件的基础上设计与实施。
同时,创新具有五种特性,人们对这些属性的感知程度决定着一项创新被采纳的快慢。
(1)相对优越性――创新相对原有的事物的优越程度;
(2)兼容性――创新与现有的价值观、以往的实践经验以及与潜在采纳者的需求的一致性程度;
(3)复杂性――创新被理解和运用的难易程度;
(4)可实验性――创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试验,用于检验创新的效果;
(5)可观察性――创新结果容易显示出来,能够被观察。
此外,罗杰斯还提出创新的扩散决策过程包括五个阶段:
(1)获知(Knowledge)――接触创新并对其有所了解;
(2)说服(Persuasion)――对创新形成赞成或者不赞成的态度;
(3)决策(Decision)――决定接受或者拒绝一项创新;
(4)实施(Implementation)――把创新投入实际使用;
(5)确认(Confirmation)――认同自己做出的采纳决定,或者否定先前的创新采纳决定。
2教育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
教育技术是教育的创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教育技术是教育创新的一种推广过程。目前,教育技术扩散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分析和扩散模式研究上。其中,教育技术扩散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指导教育技术推广过程,提高推广效果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比如,在创新扩散条件方面,美国著名的教育技术专业唐纳德•保罗•伊利提出了教育技术创新推广与实施的八个条件:对现状的不满、知识和技能、充足的资源、时间保障、回报与激励、多方参与、责任感和领导能力。在采纳者分析方面,Roblyer提出教师使用教育技术的五个理由是:动机、独特的教学能力、支持新的教学法、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具备信息时代的技能。在关键因素分析方面,Jeyaraj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高层管理支持”是个体采纳和组织采纳之间关联度最大的因素。在教育技术应用环境分析方面,Tessmer&Harris提出了四大主要因素:设施因素、材料因素、装备因素、学习者/教师因素;以及两大支持性因素:组织因素、制度因素。
各派学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教育技术扩散进行了分析研究,不但为教育技术应用推广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也能够帮助我们结合实际,找准切入点,探索、总结适合本地区情况的教育技术应用推广经验。
二基于“四主”模式的广西高校教育技术应用推广
1“四主”模式运作机制的内涵
“四主”模式是广西根据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为加快高校教学资源建设,推广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高校精品课程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并形成的一种“政府主导,学会主管,高校主办,教师主体”的运作机制。即以广西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为主要桥梁和纽带,把教育厅、高等院校及广大一线教师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举办培训、组织比赛、建立资源共享平台、精品课程建设等活动,有效促进教育技术在高校的深入广泛应用,切实提高广西高校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
“政府主导”指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广西教育厅)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提供政策导向,提出整体要求,进行宏观决策,引导、组织、扶持广西高校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以及各高校开展相关工作。
“学会主管”指由广西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根据教育厅的有关精神,研究发展规划、制定相关制度、组织各种培训、筹办各类比赛、制定评审指标,主管有关事务,成为有效沟通政府、高校、教师的桥梁和纽带。
“高校主办”指各高校依托现有的教育信息化资源和环境,协调网络中心、教育技术中心、系部等各部门的人力、物力资源,推进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实验中心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等各项工作。此外,各个高校轮流承办各种信息技术应用培训以及相关比赛活动。
“教师主体”指广大一线高校教师是教育技术的最终采纳者,教学活动的直接实践者,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教学质量的主要决定者。因此,以教师为中心,激发教师的参与积极性,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创造适合的环境和条件,充分发挥广大一线教师的创造力和能动性,是高校教育技术应用推广的关键。
2“四主”模式的要素及其关系分析
从创新扩散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主导,学会主管,高校主办,教师主体”的运作机制,可以发现,该模式融合了众多的教育技术推广的关键影响因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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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四主”模式解析图
要素一:政府。政府是高校和广大一线教师的高级管理层,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和导向对教育技术应用推广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把这种支持推动作用归为教育技术应用推广机制中的制度因素。Jeyaraj的一项研究表明,“高层管理支持”是教育技术个体采纳和组织采纳之间关联度最大的因素。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在众多外部推动力量中,行政机构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这与教育行业特殊性和国家政策有密切的关系[2]。广西高校的教育技术推广过程主要采取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推动方式。近7年来,广西高校举办的一系列教师培训、课件大赛、教育技术应用大赛等活动均采取教育厅发文通知的方式,得到了各高校的充分重视,很多高校除了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培训和比赛外,还纷纷组织学校一级的课件大赛、应用大赛以及各种培训活动,对教育技术的应用推广起到了切实有效的作用。
要素二:学会。在教育技术应用推广的过程中,学会以发动者、组织者、管理者的身份参与高校教育技术推广的运作过程,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把教育厅、高校及广大一线教师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成为运作机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因素。如果缺少学会这个重要的枢纽,政府、高校以及教师三者就很难在某个特定的方向上形成合力,形成协同效应,教育技术的应用推广就不容易高效推进。广西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教育技术学科专家、高校教育技术中心或网络中心负责人、高校教务处长及相关人员组成,这样的人员组成结构既能够保障学会对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专业导向作用,也能够为学会组织开展教育技术推广活动提供各种必要的支持。
此外,传播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s),指那些活跃在人际传播网路中,经常为他人提供意见、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这些人信息来源丰富,善于利用多媒体技术,对其他人的认知和态度具有较大的影响,在人们采纳创新的过程中,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一项创新经由意见领袖向大众传播是创新扩散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专业学会中,由于组成人员多为学科专家、信息技术骨干、教学及科研部门管理人员,他们具有良好的影响力、号召力,可以在教育技术应用推广过程中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起重要的带头示范、宣传鼓动作用。
要素三:高校。高等院校是教育技术应用推广的主战场,从创新扩散的角度看,高校需要提供应用教育技术的设施、材料、装备等各种条件,我们将之归纳为环境因素。毋庸置疑,良好的信息化教学环境是教育技术应用推广的必需前提,没有硬件环境的支持,教育技术应用推广只能是空中楼阁。笔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教师不愿意使用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信息化教学环境不够理想,包括设备的完好率、使用的便利性、管理的灵活性等在内的各种因素都影响教师对教育技术采纳的程度。此外,高校对教育技术应用在制度、管理、培训、激励等各方面的配套情况和支持力度也对教育技术的应用推广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广西采用由各个高校轮流承办全区性的教师培训、课件大赛的方式扩大活动的影响面,目的在于对各高校形成辐射带动作用。同时,教师参赛的组织、报名、管理等工作由各高校教务处直接负责,大赛为参赛单位设立优秀组织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调动高校的积极性。
要素四:教师。教师是教育技术的最终采纳者,是“四主”模式中的核心要素。如图1所示,政府、高校、学会这三个要素都是围绕教师这个核心展开的,目的是要为教师采纳提供动力、环境和条件的支持。伊利提出的教育技术创新推广与实施的八个条件:对现状的不满、知识和技能、充足的资源、时间保障、回报与激励、多方参与、责任感和领导能力,基本上都是针对教育技术的采纳者――教师而言的,所以,我们把教师作为教育技术应用推广的主体,把教师这个要素作为“四主”运作模式的核心,这种定位是非常关键的。
伊利认为,“知识和技能”是教育技术创新推广与实施的八个条件中最具影响力的条件之一[3]。结合我们长期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知识和技能”、“充足的资源”、“回报与激励”三个要素是影响教师采纳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图2)。
图2影响教师采纳的主要因素
其中,“知识和技能”是教师应用教育技术的能力保障,当教师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时,他很容易会选择拒绝使用。“充足的资源”是教育技术应用的条件保障,缺少必要的教学资源,教师无疑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境地。“回报和激励”则是重要的动力保障,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一点。教育技术应用,特别是在应用推广的初期,先驱者往往需要面对更多的不可知因素,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劳动,承受较大的压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是难以长时间维持的。教师的回报和激励可以来自教学效果、学生认同、表彰奖励等外部因素,也可以来自认知驱动力,自我成就感等内部因素,但总的来说,在教育技术应用推广初期,外部激励因素起主要作用。只有“动力”、“能力”、“条件”三个要素都具备时,教师的采纳行为才会顺利发生。广西在推进教育技术应用的过程中,不但定期为高校教师举办各种培训,还为参加比赛的获奖作品颁发厅级获奖证书,使之成为衡量高校教师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为教师采纳创造了良好的动力和外部条件。
3广西高校教育技术推广应用的实践与成效
运用“四主”模式,广西在全区54所高校展开了教育技术应用推广工作,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
(1)大范围,高质量的师资培训
近年来,广西在区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采取教育厅发文通知,广西高等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承办,高校协办的方式,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培训班的方式直接培训高校教师近3千人次,通过教育技术大篷车、宣讲团、学术交流等方式培训教师约5千人次。
(2)以赛促建,开发了大批优质教学资源
从2001年起,广西高校教育技术学会的组织下,每年举办一次“广西高等教育教学软件大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六届。大赛的运作方式采用教育厅主办、学会承办、高校协办的三方协作方式,参加大赛的获奖作品由教育厅直接颁发获奖证书。连续六届的软件大赛催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教育教学软件,有力推进了广西高校数字化教学资源大规模、高水平开发建设。近年来,广西参加全国高等教育教学软件大赛屡获价绩,2005年-2008年参加全国第五至第八届多媒体课件大赛,连续四年获得的特等级、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作品获奖率均高居参赛各省的首位,整体质量水平比发达地区不落后。
(3)以赛促用,教育技术应用成效显著
广西从2006年开始举办高校教育技术应用大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两届。首届广西高校教育技术应用大赛共有40个高校参加(占全区高校总数69%),207门课程参加比赛。第二届广西高校教育技术应用大赛共有42个高校参加(占全区高校总数72%),218门课程参加比赛。大赛同样采用教育厅主办,广西高校教育技术学会承办,高校协办的方式,通过举办教育技术应用大赛,适时引导高校和教师把教育技术应用的重点从资源建设转移到教学应用,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切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教育技术的应用推广是教育技术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创新扩散理论的引入无疑为这项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正是因为及时学习、借鉴这些理论成果的精华,广西才逐步形成了适合本地区现阶段的教育技术应用推广机制。但是,正如罗杰斯提出的一样,任何一项创新的推广要充分考虑这个社会系统的实际情况,不能生搬硬套。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广西的成功运作经验和模式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借鉴,但并不等于放之四海皆准,各地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的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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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育技术应用推广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比如:怎样适时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教师“主动”的重心转变?把工作重点从外部动力机制研究转移到内部动力机制研究。还有教育技术应用的层次问题,如果不能帮助大部分教师转变把教育技术仅仅当作信息传递工具的认识,教育技术的应用推广就还是浅层次的。此外,在教育技术推广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培养并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高校教育技术推广和中小学教育技术推广的机制有何异同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弗雷特•M•罗杰斯著,辛欣译.创新的扩散[M],第四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3.
[2]张进宝,毕海滨.创新扩散视野下的教育技术推广应用机制研究[J].开放教育研究,2008,(10):50-55.
[3]郑旭东.领袖群伦:唐纳德•伊利教育技术学学术思想研究论纲[J].电化教育研究,2005,(4):7-11.
ImprovetheApplicationLevelofEducationalTechnology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FromthePerspectiveofInnovationDiffusionTheory
LINWen1HUHua-jin2YANGMan-fu1
(1.EducationalTechnologyGraduateSchool,GuangxiTeacherCollege,Nanning,Guangxi,530001,China;2.EducationalTechnologyCenter,GuangxiHydraulicandElectricPolytechnic,Nanning,Guangxi,530023,China)
Abstract:DrawontheInnovationDiffusionTheoryandinsightofinformationtechnologyeducationinourregionactually,inourdistricttopromotetheapplicationofeducationaltechnologywithconstructingandimplementingthe"fourmainmode",thatis,"government-led,Associationmanagers,collegesanduniversitiesorganizedandtheteachersParticipation."ThismodelTriggeraprominentsynergisticeffectintheapplicationofeducationaltechnologyinourregion,resultinginagreatersocialimpactandapplicationeffectiveness.
在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综合评价前，首先要明确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内涵和类别。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指在既定的区域宏观环境约束下，由农业科技推广主体在推广动机的导引下运用有关推广方式、方法和措施等的总和［3］。国内外学者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分类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丁振京等根据推广主体的不同，将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模式、以农业科研或教育部门主导的推广模式、以农村合作组织或农民技术协会为中心的推广模式、以供销合作社为主导的推广模式、以公司或企业主导的推广模式［4］;(2)刘志民等则将其分为4类，即机构型主体服务模式、载体型服务模式、实体活动型服务模式、传媒工具服务模式［5］;(3)陈良玉等认为中国的农业推广模式主要有项目推广、项目示范辐射、技术承包、技术与信息咨询服务、经营服务、技术转让、公司加农户和民间组织加农户等8种类型［6］;(4)Axinn认为世界上现行的农业推广模式主要有一般农业推广模式、产品专业化模式、培训和访问模式、参与式农业推广模式、项目模式、农作系统开发推广模式、费用分摊模式、教育机构推广模式［7］。在对德化县、安溪县、尤溪县、南平市等县(市)的农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局、科技局、乡(镇)政府的负责人以及福建农林大学的专家进行访谈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归类为:各级农业、林业、水利、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管理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Y1)，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Y2)，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Y3)，供销社和农资店主导的推广模式(Y4)，企业主导的推广模式(Y5)，农民技术员、示范户和专业大户等“土专家”主导的推广模式(Y6)，包括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有偿技术咨询等在内的共同投资和费用分摊模式(Y7)，科技特派员(Y8)和传媒工具服务模式(Y9)等9种。
二、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评价指标设计
(一)评价指标设计的理论基础:受众本位论
围绕传者和受众这对主要矛盾，传播学形成了“传者本位”和“受众本位”2种不同的理论。传者本位论认为，信息传播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是传播者，传播的内容、方式和目标取决于传播者的需要和利益。受众本位理论则认为“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帮助受众提高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8］。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传播学的受众本位理论被国内的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农业技术推广是一种创新扩散，也是以农业技术为信息的传播活动，因此，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把传播学的理论引入农业技术推广的分析框架。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后，农户对自己承包的土地享有经营自，农户可以自主安排生产经营项目，自主购买生产资料和自主采用农业技术，农户不再是被动接受农业技术的群体，受众本位是农业技术推广发展的逻辑必然。
(二)评价指标设计的文献回顾
现有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评价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罗慧运用层次分析法从资金投入方式、技术成果发展与执行能力、推广人员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技术传播方式等方面进行评价［9］;张求东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调查农民田间学校的实施效果［10］;邵法焕认为农业技术推广绩效评价包括推广能力、推广水平、推广效率、推广效果、创新能力与推广的可持续性等方面［11］;孙云寿把对推广目标实现的认同、推广方式的效果、推广内容的欢迎程度、推广效率的高低等作为评价指标，对不同的花卉产业技术推广组织进行比较排序［12］;李树和从推广力度、平均推广面积、农民对模式的信任程度等方面比较不同的杂交酸模推广模式［13］;涂小东从推广机构、推广人员、推广经费、推广客体、推广受体、推广行为和推广绩效等方面，对农业大学主导型的推广体系进行实证研究［14］。
(三)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评价指标设计
受众本位论明确了农业技术推广要以农户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以农户的技术需求作为制定推广内容的依据，以尊重和理解农户的心理作为推广沟通的基础，在提高推广效率、效果和效益的基础上，把赢得农户的信任和提高农户的满意度作为推广的重要目标。基于受众本位论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评价也要从农户的技术需求、农户的信任、农户的满意度、农户的期望等方面展开。因此，本文基于受众本位理论，并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和调查研究情况，从农户对推广模式的信息信任度、农户获取农业技术的信息成本、农户对推广模式的关注程度、服务覆盖面、推广效率、推广效果、满足农户技术需求的程度、农户对推广模式的期望程度等方面评价主要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其中，农户对推广模式的信息信任度是指农户对农业技术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农业技术推广作为一种技术服务，具有较强的经验特征，即农户在采用技术前并不能准确地评估技术的实用性和适用性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对技术的可靠性和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就成为农户是否采用新技术的关键。农户获取农业技术的信息成本包括信息教育投入成本(即农户为达到分析鉴别与消化吸收有用的农业技术信息所需要能力和素质的教育投入)，信息的固定成本(主要是信息通信手段上的投入，如电话、电视等)，信息的注意力购买成本(即农户在过滤农业技术信息过程中花费的机会成本)和信息的获得成本(即农户向信息提供方购买技术信息花费的直接成本和交易成本，如技术承包和订阅农业书刊等)。推广模式的服务覆盖面主要包括其提供的农业技术涵盖的农业类型和技术类型，及其服务的土地规模和农户数量等。
三、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推广模式的评价涉及9个评价对象和8个评价指标，如果运用非比较量表技术收集数据，假设每个评价指标都有3个维度，则问卷至少需要设置216个问题，存在问卷长度太长、增加测量的误差等问题。因此，除了推广效果指标外，其他7个指标的数据均通过等级顺序量表技术获取。为了避免等级顺序量表的评价对象过多，导致调查对象难以分辨对各评价对象偏好程度的问题，仅要求调查对象根据某些标准，选出排名前三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然后，根据某模式出现在调查对象回答中的次数占总次数的比例测定7个指标的取值。问卷还调查了近5年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推广模式采用的农业新技术的次数，然后，用某种模式推广的技术的总次数占调查样本采用总次数的比例测量各个模式的推广效果。2011年5月，课题组深入福建省三明市、泉州市、福州市和莆田市农村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当地农户。本次调查涉及福建省13个县(市、区)，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55份，有效率77．5%，其中，三明市45份，泉州市40份，莆田市40份，福州市30份。经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数据。
四、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评价结果———基于熵值法
熵值法用于综合评价可以有效地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重叠和利用专家经验评估等方法确定权重存在较强主观性的问题，它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等其他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更强，更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主要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综合评价。
五、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评价结果的讨论
主要农技推广模式的评价得分以及访谈情况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与其他模式相比，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的综合得分及其信息信任度、满足农户技术需求的程度、推广效率、推广效果的得分都最高，其他指标得分也都排名前三，占绝对优势。这说明:该模式凭借政府的资源优势，农业技术推广的辐射能力相对较强，推广效果也较为显著;该模式依据政府的权威和长期对农业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取得了农户的普遍信任，进而提高了效率。因此，应珍惜这种信任资源，努力为目前正被制度僵化、投资不足、知识断层等问题困扰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排忧解难，以进一步强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2．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受到农户的信任和欢迎。该模式的综合得分排名第二，期望程度的得分排名第一，信任程度的得分排名第二，农户通过该模式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低，然而，由于对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推广农业技术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导致其服务覆盖面、关注程度和推广效果的评价得分偏低。因此，为充分发挥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在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作用，应努力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科技转化激励机制，调动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积极性。
3．传媒工具服务模式具有覆盖面广，渗透能力强的特点，但推广效果较差。该模式的服务覆盖面、信任度和信息成本得分均排名前三，但由于传媒工具负载的信息量过大，且容易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扰，导致农户对其关注度偏低。同时，诸如电视、广播、书刊等多数的传媒工具依赖非人员沟通渠道，采用单向沟通方式，农户没有反馈意见的机会，也不利于农户和传者建立感情关系，进而会影响推广的效果。因此，应注重挖掘农户和传者的沟通渠道，充分利用传媒工具覆盖面广、传播快捷、渗透能力强的特点，把该模式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有效补充和辅助手段。
4．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推广效果好，但其优势和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的推广效果评价得分排名分别是第二和第三，然而，由于受到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限制，这2种模式的服务覆盖面等其他指标的得分不理想。因此，要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应努力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更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支持、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关键词：农业推广理论；鸽I型副粘病毒病；死亡率；差异显著
1推广理论应用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优质肉的需求日益增多，其中肉鸽肉质优味美且能滋补身体，受到越来越多消费着的青睐，从而促进养鸽业的迅速发展，但是鸽病日趋严重，其中鸽I型副粘病毒病流行广、危害大。为了控制鸽I型副粘病毒病，尽快将《鸽I型副粘病毒病综合防制技术》（粤科成登字20100103）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我们采用农业推广理论指导珠三角地区鸽场防制鸽I型副粘病毒病。
2推广措施和方案
2.1示范推广的理论依据
鸽I型副粘病毒病综合防制新技术推广应用，属于一种农业推广，在推广实施中可利用农业推广理论、认知原理、创新扩散理论等理论作指导。农业推广指农业技术扩散。使农民获得有关农业技术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扩大面积和规模。农业推广的目的是帮助农民提高自我决策与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变自愿行为，达到增产增收，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鸽I型副粘病毒病综合防制新技术推广需要我们对广大养鸽户（公司）开展动员、组织、培训、技术支持、咨询等活动与农民进行信息沟通。推广的目的是帮助他们提高防制鸽I型副粘病毒病的能力，改变他们自愿行为，采纳综合防制新技术，树立新的防病理念，促进养鸽业的健康发展。认知是指人对外界客观事物的感知。是大脑神经活动的意识层面，而这种意识层面是有结构的。这种结构决定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应。认知结构指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能够决定人们对客观事物反应的意识结构。认知结构分为先天认知结构和后天认知结构。这两种结构决定一个人的认知反应。认知结构是一个人先天和后天认知相互作用并不断进行同化和协调的结果，是造成人类认识的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的根本原因。认知选择性的形成与环境、知识、经历/经验、价值观、参照框架。一开始，广大养鸽户（公司）对鸽I型副粘病毒病综合防制新技术认知是有限的，该技术的推广改变人们对它的认知结构的后天认知结构，影响认知的选择性，进而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创新指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法、新观念等的总称。扩散是创新被更多的人采纳的过程。创新扩散某项创新被社会上较多的成员所采纳的过程，是某种创新在某特定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中，在一定的时间内，经由某种沟通渠道而被交流传播的过程，是技术推广的最早表现形式。鸽I型副粘病毒病综合防制新技术的推广就是一个创新扩散过程。根据创新扩散策略理论，采取了意见领袖与两极传播相结合的支配性传播策略。人们把社区群体中少数具有影响和改变他人态度的能力的人称作“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首先获得信息和传播信息的人。一项创新被农民采纳，一般来说，首先由大众传播、推广机构向农民介绍新技术、或进步农民主动寻找新技术；然后同类农民示范和示范结果展示，农民对新技术会有一个自己的评价；进而农民根据评价结果决定是否亲自去进行试验；最后农民根据试验结果决定是否采纳新技术。养鸽业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有：各地的养鸽协会的负责人、养鸽大户等。根据同类农民示范理论，我们选择不同地区、不同饲养规模鸽场作为示范户。
2.2示范推广的实施方案
2.2.1传播鸽I型副粘病毒病综合防制技术，改变养鸽从业人员后天认知结构，接受创新技术。多年来，笔者通过各种会议、学术研讨会、技术培训班、门诊服务、技术咨询服务、现场指导、撰写论文等多种形式传播鸽I型副粘病毒病综合防制新技术，如2003年12月在中山召开的省经济动物协会肉鸽发展研讨会上作了“当前鸽常见疾病的发生特点及防制”的报告，2007年12月19日参加了广州市科协组织百名专家农村科技服团赴增城朱村镇黄塘村养鸽户开展为农服务，2015年6月在惠州潼湖为养鸽户主讲了“鸽常见病诊治”技术讲座；以第一作者发表了“鸡鸽混养引发鸽新城疫（中国兽医科技.2001年03期）”等论文；使广大养鸽户、基层技术人员、饲养员等有关人员从认识到熟悉，再到基本掌握鸽I型副粘病毒病综合防制新技术。2.2.2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鸽场。选择鸽场示范推广，必须要有代表性。根据创新扩散策略理论，采取了意见领袖与两极传播相结合的支配性传播策略。选择鸽场时考虑地区性、饲养规模、意见领袖方面、鸽场所有人及技术员对新技术接受程度等。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养鸽场主要分布在广州市市郊的白云区的竹料、良田、钟落潭镇、花都区的花山镇、肇庆市的鼎湖区永安镇、中山市的坦洲、石岐镇、东莞市的茶山镇、惠州市的博罗县、佛山的南海市、三水市等。2005年至2012年间，我们选择了广州市白云区某鸽业有限公司鸽场（8万对大型鸽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尹某个体户鸽场（0.9万对中型鸽场）、江门市某鸽业协会会长鸽场（3.0万对）、珠海市某国营鸽场（1.1万对）、东莞市茶山镇陈某鸽场（1.5万对）、佛山市三水卢某个体户鸽场（1400对）等六个鸽场为示范场。
3推广效果
3.1示范鸽场的推广效果
广东珠三角地区鸽场主要通过销售25日龄前的乳鸽获利，而25日龄前的上市乳鸽，一般都不接种任何疫苗的。因此验证鸽I型副粘病毒病综合防制技术的推广效果，主要是依据示范鸽场的开产种鸽和后备种鸽死亡率变化。笔者追踪示范鸽场的应用效果，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鸽场试验期间的开产种鸽、后备种鸽的鸽I型副粘病毒病的死亡数、死亡率等试验数据，与该场试验前一年的数据进行比较。3.1.1规模化部级标准化示范场—广州市白云区某鸽业有限公司鸽场。该公司鸽场的人员素质较高，其开产种鸽的死亡率由由试验前一年的4.31%下降到1.42%，下降了2.89%。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则由7.47%下降到1.65%，下降了5.82%。整个试验期间没有发生大的疫情，只是出现零星死亡。利用生物统计知识，进行数据的显著型检验，死亡率采用百分数资料显著性检验，试验期间的开产种鸽、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分别与试验前一年的比较，均为差异显著（u检验，P<0.05）。3.1.2精神领袖鸽场-江门市某养鸽协会会长鸽场。该鸽场周围2km内存栏种鸽约15万对，鸽场密集，地势平坦，通风不良，防疫条件较差。其开产种鸽的死亡率则由试验前一年3.83%下降到0.92%，下降了2.91%；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则由5.85%下降到1.86%，下降了3.99%。利用生物统计知识，进行数据的显著型检验，死亡率采用百分数资料显著性检验，试验期间的开产种鸽、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分别与试验前一年的比较，均为差异显著（u检验，P<0.05）。3.1.3中小型、外省籍养户鸽场—尹某个体户鸽场。尹某鸽场位于一个半山坡上，通风良好；鸽场所有人没有接受过畜牧兽医专业知识系统学习，试验前该场深受鸽I型副粘病毒病的危害，推广效果较好。其开产种鸽的死亡率则由4.63%下降到0.51%，下降了4.12%；后备种鸽的死亡率由9.86%下降到1.73%，下降了8.13%。利用生物统计知识，进行数据的显著型检验，死亡率采用百分数资料显著性检验，试验期间的开产种鸽、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分别与试验前一年的比较，均为差异显著（u检验，P<0.05）。3.1.4国有体制鸽场—珠海市某国营鸽场。珠海国营鸽场与猪场相距较近，防疫条件一般。其开产种鸽的死亡率由试验前一年的4.02%下降到0.81%，下降了3.21%。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则由8.85%下降到1.13%，下降了7.72%。利用生物统计知识，进行数据的显著型检验，死亡率采用百分数资料显著性检验，试验期间的开产种鸽、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分别与试验前一年的比较，均为差异显著（u检验，P<0.05）。3.1.5东莞市私人鸽场—茶山陈某鸽场。茶山鸽场的开产种鸽的死亡率由试验前一年的4.87%下降到0.82%，下降了4.05%。后备种鸽的死亡率由7.93%下降到0.98%，下降了6.95%。整个试验期间仅有零星非典型鸽I型副粘病毒病病例死亡。利用生物统计知识，进行数据的显著型检验，死亡率采用百分数资料显著性检验，试验期间的开产种鸽、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分别与试验前一年的比较，均为差异显著（u检验，P<0.05）。3.1.6佛山市小型个体户鸽场—三水卢某鸽场。卢某鸽场规模小，试验可操作性强。其开产种鸽的死亡率由试验前一年的4.03%下降到1.11%，下降了2.92%。后备种鸽的死亡率由6.31%降到1.2%，下降了5.11%。利用生物统计知识，进行数据的显著型检验，死亡率采用百分数资料显著性检验，试验期间的开产种鸽、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分别与试验前一年的比较，均为差异显著（u检验，P<0.05）。
3.2示范鸽场推广的经济效益及总体推广效果
3.2.1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衡量试验推广的效果重要指标，因开产种鸽、后备种鸽的价值不一，按开产种鸽80元/对，后备种鸽（青年鸽）60元/对，计算减少死亡种鸽的价值，广州市白云区某鸽业有限公司鸽场年均减少直接经济损失22.98万元，江门市某鸽业协会会长鸽场7.13万元，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尹某鸽场4.65万元，珠海市某国营鸽场3.91万元，茶山陈某鸽场6.12万元，三水卢某鸽场0.48万元。六个示范场合计每年减少种鸽死亡损失约45万元（表7）。3.2.2总体推广效果。综合统计六个鸽场的试验资料，试验推广量，开产种鸽12.97万对，后备种鸽3.39万对。开产种鸽死亡率由试验前的4.26%下降到1.15%，下降了3.11%。后备种鸽死亡率则由7.53%下降到1.55%，下降了5.98%。利用生物统计知识，进行数据的显著型检验，死亡率采用百分数资料显著性检验，试验期间的开产种鸽、后备种鸽的死亡率分别与试验前一年的比较，均为差异显著（u检验，P<0.05）。
3.3结论与讨论
利用生物统计知识，进行数据的显著型检验，六个示范鸽场的开产种鸽、后备种鸽试验期间的死亡率与试验前比较，差异显著，6个示范场推广效果显著。六个示范场合计年均减少种鸽死亡损失45万元。此外，根据鸽I型副粘病毒病流行规律，该病不仅导致种鸽（后备种鸽）发病、死亡，而且乳鸽死亡损失更大和残次鸽数量增加。因此，6个示范鸽场年均增加的经济效益远远不止45万元。
4示范效应
六个鸽场推广效果显著，对其周围的鸽场人员产生了较好示范带动作用，51个养鸽户（公司）（存栏种鸽约60万对）改变他们自愿行为，采纳综合防制新技术，树立新的防病理念，提高防制鸽I型副粘病毒病的能力，年均减少种鸽死亡损失约205万元，同时较少了药费开支和残次鸽数量，促进养鸽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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