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迟来的陆资入岛开放政策。2009年6月底,台湾当局正式公布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政策法规后,由于限制太多,外界希望能够尽快修正,扩大开放。岛内不时传出台湾有关部门研究进一步开放的信息,然而却一拖再拖,数度延后,直至日前才正式公布新一波开放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清单,显然跟不上两岸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步伐。
就开放的清单内容观察,台湾当局仍坚持“先紧后松”、“循序渐进”与“有成果再扩大开放”的原则,离不开处处限制的保守思维与做法。这次总计开放大陆企业投资项目只有42项,包括制造业2s项、服务业8项及公共建设9项,加上第一次开放的92项,合计只有234项,也只有产业总数的五分之一。在开放的投资产业领域、投资金额、参股比例等方面依然严格限制。如对制造业投资依敏感程度分为三类,最敏感的集成电路、面板等高科技产业投资只开放5项,陆资参股比例不得超过10%;对敏感度较低的肥料、冶金机械及其他金属加工用机械设备制造等开放10项,陆资参股比例不得超过20%;合资新设企业,陆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大陆对投资企业不得具有控制能力。另外,大陆企业必须提出产业合作策略,并经项目专案审查通过方可投资。可以说,这一投资开放政策仍没脱离“利已主义”思维以及对大陆企业的歧视性做法,没有将陆资入岛放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互惠双赢的合作思考。
这样的陆资开放政策将无法达成扩大吸引陆资、外资与促进就业的政策目标。台湾当局限制性的开放大陆企业对台投资政策,不仅影响大陆企业对台投资的积极性,也影响到外商对台投资的意愿。由于政策限制太多,目前大陆企业对台投资项目不到110项,投资金额不足1.5亿美元,与台商去年对大陆投资122亿美元及大陆企业对外投资大幅扩张的趋势极不相符。特别是在台湾当局不断宣传对大陆及对外招商政策的情况下,不仅陆资对台投资远不如预期,而且去年外商对台投资也大幅下降。目前台湾经建部门仍在持续大力推动对外招商活动,也公开强调开放陆资入岛以扩大就业。然而,台湾有关部门在台湾经济安全与政治因素考虑下,对大陆企业赴台投资仍然迈不开大步,只做有限的小幅开放,而且处处设限,显然是达不到预期目的,无法促进大陆企业及外商扩大在台投资,无法有效促进就业。
在检讨扩大开放大陆企业赴台投资问题上,台有关职能部门原本倾向主张对大陆企业采取与外商同等宽松的“负面表列”待遇(目前是采“正面表列”),但台湾大陆主管部门与安全部门则持反对意见,加上台湾新的选举季节的到来,执政当局担心大步开放会被攻击与政治利用,在年初就提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不求快只求稳”的政策主张,在这样的思考下,扩大开放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只能是小心翼翼,迈不开大步。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台湾政治绑架经济、选举影响经济的集中体现。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本内容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涵盖国际贸易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从基本内容来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首先表现为各国对外贸易观念上的创新。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因此,贸易开放度成了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基本标志。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浪潮,而各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始是这场浪潮的排头浪。对外贸易作为最古老的对外联系方式在当代重新焕发了青春。2.客观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许多国家都重新认识了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相继逐步放弃了“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旧的经济发展思路,越来越重视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发展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贸易外交”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国际环境中,由于“贸易外交”的“和平性”和“发展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对外贸易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并通过贸易促进、贸易限制和贸易制裁等方式来调节对外关系。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很快把对外贸易提到“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高度,并到处挥舞“贸易报复”、“贸易制裁”的大棒,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谋求所有的贸易伙伴对美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并以此来调节和制约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观念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和核心,它不仅规定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方向,而且还决定或影响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其他方面。
(二)格局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的创新上。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进入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运行,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也进入了实质性的起步阶段。上述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基本目标的三大贸易集团的基本形成和相互对峙,标志着国际贸易集团化发展格局的初步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的趋势,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步伐正在加快。欧洲经济区正在实质性地考虑向东向南的延伸,北美4自由贸易区已经按照最新一轮“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向全美洲扩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有意向南美洲伸展。这种大型贸易集团对外扩展的趋势本身就是贸易集团化格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它不仅表明了贸易集团化和贸易一体化之间的逻辑和历史联系,而且标志着全球贸易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3.国际贸易重心已经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的单一重心的格局。随着国际经济多极格局的形成,国际贸易重心也相应出现了分散化的特征。但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的重心有从多重重心逐步向亚太单一重心收缩的倾向。格局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典型标志,它标志着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三)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标志。它具体包括:1.世界贸易组织的创设。根据“乌拉圭回合”签署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从1995年1月1日起,新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临时适用”40余年的关贸总协定,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制度创新方面的最大成就,标志着国际贸易制度向完善迈出了十分艰难的实质性的一步。是因为:国际贸易从此有了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组织机构;比关贸总协定预期更大的权威性、更强的约束性和更高的运转效能,将更有利于全球贸易的协调和自由化发展;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的部分货物贸易(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被真正纳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安排之中。2.区域协调的迅速增强。随着区域性贸易集团的纷纷建立,区域内贸易政策与措施的协调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制度的一个最大特征。区域内协调不仅起着在全球协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运行的条件下部分地发挥全球协调功能的作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全球协调制度的创新。3.国别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流行。在美国带头推行对外贸易的“管理贸易”制度后,“管理贸易”制度逐步成为流行于各国的基本的对外贸易制度。它构成了当代各国对外贸易制度上的共同的最鲜明的特征。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它构建了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框架。
(四)政策创新。
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内容。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逐步地相对地退入低潮。在全球性的自由和开放的浪潮推动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在总体上有向自由化倾斜的趋势。保护主义势头尽管不减,但它已经从七八十年代的那个泛滥猖撅的高潮中回退下去。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总体上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单纯的关税措施和直接的非关税措施都在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其作用也在明显地减弱。但是,各种间接的非关税措施却依然阻碍着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步伐。而且,各种新型的非关税措施层出不穷,并开始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的主体。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他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由于贸易和其他经济领域包括某些非经济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影响到一国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目前,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有明显的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倾向。4.区域内的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受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共同的贸易政策往往意味着区域内的共同开放和区域外的共同保护,它是区域内成员在获得共同保护承诺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由贸易利益的基本政策选择,因而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反映和具体化。
(五)构成创新。
贸易内容构成上的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它具体包5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了重大调整。它表现在: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或战略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了新的多边贸易的范围,并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并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构成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它清楚地揭示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内容构成上的本质特征。
(六)工具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还包括国际贸易工具的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投资的增长和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为特征的知识产权的推动。2.现代通讯计算机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edi(电子数据交换)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遍的运用。而正在掀起的全球性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将进一步便利国际贸易数据的交换和处理。3.国际贸易惯例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国际商会《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生效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500号出版物)的实施以及其他机构有关贸易规则和惯例的变更都更便利了国际贸易的发展。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集装箱运输的普及使传统的“港一港”运输逐渐让位于“门一门”运输,进一步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5.各国政府为促进或便利对外贸易发展而实施的各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和手段也是国际贸易工具创新的重要内容。如各种便利的和优惠的贸易融资方式、贸易信贷担保方式等。工具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实现手段方面的巨大变革和创新。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主要原因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现实基础,因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政治神经的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6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地位。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特点。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融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渗透,进一步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部分和领域融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他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而且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他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一7旦各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间题便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都面临着下列共同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是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二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地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上述两个方面的间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及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
三、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般特点和发展趋势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如前所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括了从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同时,上述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创新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紧密联系,而且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的创新也往往涉及许多更具体的方面和内容,共同构成了立体式的创新局面。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种手段或一种表现,它自然应该是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继起性。但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一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8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又表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又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从发展趋势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在时间上还会顺延一段时期,在内容上可能还会扩展,但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的渗透和融合,尤其是在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方面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如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与联合等。在创新的手段和方式上,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其应用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何合作的诚意。与此同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许多特点可能会得到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被进一步地突出出来,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特点。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求密切关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以便及时加以分析和概括。
四、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影响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和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趋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着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推动着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带动了当代国际经济的大调整、大转变。它表明国际经济前一竞争时代的结束和新的竞争时代的到来。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实力正在发生变化,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着重新的分解和组合,正在构建着适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孕育着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在国际政治“无格局”状态中,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成了各国积蓄和显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各国国际地位重新排定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利益与矛盾最终都会表现为国际间的政治利益与矛盾,甚至还会表现为极端形式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这4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基本上都源于当时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并且在事实上划分了世界政治的不同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充分地展示被旧的国际政治格局所掩盖的国际间的各种深刻的经济贸易利益矛盾和斗争,并依此重新划分和集结国际政治力量,孕育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和基本框架。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贸易自身发展的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它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大发展时代的到来。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辉煌时期只存在于六七十年代,在其余大部分时期内,国际贸易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缓慢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受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支配的陈旧的际贸易念、国际贸易制度的缺乏或不健全,国际贸易政策的强烈的保护性和国际贸易格局的不稳定性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兴起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上述诸因素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制约作用。加上较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贸易可望迎来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充分显示了国际贸易在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激励着世界各国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并更有效地发挥对外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启动了新一轮的国际经济大发展,它表明国际贸易这种最古老的国际经济形式仍然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同时,它又使世界各国都更注视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变化,更重视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
其三,国际贸易政策与利益的区域协调和全球协调将成为制约国际贸易未来发展的核心间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所形成的以集团化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新制度一经确立,将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发展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利益能够得到自动的协调,相反,在新格局、新制度下,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并迫切需要解决。它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发展的未来。
其四,当代国标贸易创新强化了国际贸易竞争,国际间的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将会更加激烈和白热化。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各国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贸易的产物,它本身就预示着一个更为激烈的经济贸易竞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随着各国注意力的转移,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立即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其矛盾也成为国际间的主要矛盾。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争取和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贸易利益,不惜使用各种强硬手段,甚至以国家关系相威胁,逼其贸易伙伴就范,就是最好的证明。
[主题词]商业化,电动汽车,研究
发展电动汽车是我国能源和环保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商业化运行示范是电动汽车产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目前,我国已有北京、武汉、上海等城市分别启动了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燃料电动汽车的商业化示范运行,为实现我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实现“绿色奥运”作准备。而电动汽车产业的特性又决定了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但是政府在商业化运行中的作用又不能夸大,政府角色安排适当与否,直接影响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顺利进行。如果政府的行为适当,可以为电动汽车产业化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反之,则可能成为阻碍因素。
1、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内在制约因素
1.1、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基本属性
各国进行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目的基本相同,主要是通过商业化运行:①发现电动汽车产品技术、设计上的缺陷,改进产品;②建立和完善电动汽车运行基础设施,开发建立充电(或加氢)系统,研发电动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和设备,制定维修保养规范;③研究制定电动汽车商业运行经济规则及相关配套政策法规,探索确定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模式;④使更多市民认识和了解电动汽车,达到宣传、教育和培育电动汽车市场的目的。
(1)政府职能属性。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环境也日趋恶化,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污染,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各种电动汽车也是其中一项措施。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统一性决定了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具有某些政府职能,如宣传、引导人们的环保意识和使用电动汽车的观念。从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角度来看,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与一般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提供部门没有区别。但是,从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分析,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能使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协调,促进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统一,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2)服务属性。电动汽车的商业化运行的服务属性表现为:①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服务,促进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②为电动汽车研发、制造企业服务,提供示范运行电动汽车产品的试验、检测数据和改进建议;③为社会公众服务,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为社会提供出行、咨询和宣传服务。
(3)战略属性。电动汽车是以科学技术表现的战略实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经济军事安全。
1.2、电动汽车商业化的运行特征
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揭示了电动汽车运行运作过程中的特殊性,反映电动汽车产业运行主体之间的特殊关系,提出影响电动汽车运行质量的关键因素。
(1)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受政府、市场、公众环境意识三重因素驱动。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拓宽环境投资渠道,调整、扩大环境设施运营主体,逐渐推动企业作为环境投资和污染治理的主体,充分展现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这一行为应该具有经济效益的特点,使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催生绿色产品消费需求,拉动汽车需求转型。
(2)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对技术具有高度依赖性。电动汽车的研发制造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过程中对电动汽车设计、检测、试验、维修技术等有高度的依赖性。对于面向末端改进的狭义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而言,主要依靠对电动汽车故障的分析、运行模式监测、针对特定零部件的故障修理技术,对电动汽车整体产品、零部件产品提供故障数据和改进意见。对于广义的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而言,主要依靠建立在系统工程的角度上,对商业化运行与电动汽车商业化影响关系、与电动汽车设计理念等分析基础上,推进电动汽车的产业化。
(3)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营模式是提高电动汽车商业运行质量的核心。国际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发展历史说明,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依靠建立运营机制,实现经济效益,提高运行绩效。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营模式的核心是在对环境、电动汽车产品和相关服务科学定价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机制,促使企业进入电动汽车服务运营领域,实现电动汽车商业化的社会化、集约化,提高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经济效益,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减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负外部效应,增加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有效需求。
(4)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具有运营企业财务收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相差悬殊的特性。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一般首选公共交通运输服务业,这是因为:①公交系统路况复杂、使用频繁、运行条件相对较为恶劣,有利于车辆性能测试;②电动汽车购买成本较普通燃油汽车要高,公交车辆具有营运特征,易于评估经济效益;③与各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趋势相吻合,有利于降低汽车尾气排放,改善大气质量;④公共车辆运行于城市和城际之间,利于宣传、扩大电动汽车的影响。公共交通具有社会公共事业的特征,必须兼顾服务公众,考虑社会效益,而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目标之一是使电动汽车尽快商业化,必须考虑经济效益,二者之间存在非差异殊的特性。
2、政府行为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的类型
政府行为应该介入经济运行,与市场体系相匹配。从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基本属性和运行特征可以发现,政府行为对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要肯定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确立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承认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和其他社会经济目标上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具体表现为4个层次:①较低层次上的“市场局限”,严格地说,并不是市场机制本身具有的问题,而在于市场机制得以顺利进行的各种条件难以得到充分满足;②较高的层次表现为作为市场机制核心的微观效率实现机制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③更高层次是指即使市场机制已经实现了充分的微观效率,但这微观效率向社会宏观效率的传导具有不确定性;④最高层次表现为作为市场机制运行全部成果的经济效率与社会经济运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即社会公平之间未必是完全统一的。“市场局限”的层次性决定了政府行为的层次性。因此,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政府行为同样按照由低到高4个层次展开。
(1)确保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有序运行的政府行为。第一层次的“市场局限”决定了政府要通过一定的措施,为创造和维持市场机制顺利运行而制定法令、制度、标准等,以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和市场交易的效率与公正性,从而充当监督各个经济个体的活动是否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权威和裁判。另外,政府的各种经济活动、经济措施都应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或者促进这些原则的建立和巩固,而不应破坏这些原则。进一步说,就是不应由于政府的行为影响到各个经济个体正常的决策行为,影响到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对于某些由于内部产生的消极因素(如运行线路垄断),政府还应采取财政、法律等各种措施来主动地加以限制和消除。
转贴于
(2)配置社会资源的政府行为。第二层次的“市场局限”决定了政府应当为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社会资源的配置而积极作为。当然,这不是对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否定,而是对后者某些局限性的补充。例如,为弥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盲目性、滞后性的局限,政府有必要制定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采取一定的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来引导个体的合理经济行为,避免在运行中出现长期性或大规模的失衡。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市场调节机制最终也能纠正这些失衡情况,但其调整时间过长、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很可能旧的失衡尚未解决,新的失衡情况又已出现。所以,更为理性的行为应当是尽量避免这些失衡情况的出现,自觉地促进市场资源在较长时间内的最佳配置。这种补充强调:一是通过差别性的政策措施,改变个别成本—收益的结构,并使其与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结构趋于一致;二是对于某些个别成本—收益结构与社会成本—收益结构差别极大的项目必须由政府直接承担。
(3)稳定经济的政府行为。第三层次的“市场局限”决定了政府行为的经济稳定职能。稳定经济的目标,是保持高水平的资源利用和保持稳定水平的运行成本,为实现合理的运行效率创造条件。为此可以采取相应的财政金融政策。
(4)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行为。第四层次的“市场局限”决定了实现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行为的最高表现和最终目标,其核心是协调社会分配公平性。提高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成果,是成功实现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条件,但严格地说,它仍然是一种手段和中介,还不是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成功的根本标志。将创造出来的大量成果满足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并将与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同步发展。
3、政府行为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促进作用
在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已不是简单的“社会仲裁人”,仅仅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了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流通过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为:①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控制总需求的变动,实现总供求的平衡;②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基础产业的发展;③通过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维护社会稳定;④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支持科学研究和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⑤通过限制进口、支持出口的各项政策,提高本国商品和国际竞争能力;⑥制定各种中长期计划,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
风险投资属微观经济行为,若没有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就难于发展。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的形成是在长期市场机制运行下,在政府的政策、法律规范、调控下形成的。显然,投资者在没有政府明确政策规范的和缺乏风险投资环境的情况下,是不敢贸然行事的。特别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情况下,从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运行所需要的条件看,政府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从武汉市电动汽车示范运营1年多的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微观规制。微观经济基础活动是整个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基础,是政府行为定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对微观经济应当放开放活,否则,微观经济就会失去发展动力,致使整个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缺乏活力。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政府的微观规制主要表现在通过地方政府的协调以及资金投入引导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主体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的道路,使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能够健康发展,从而促进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2)宏观调控。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涉及到交通、环保、科技、企业等多部门、多行业之间的密切配合和互相依赖,是汽车产业中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由一个高于各部门之上的机构来对整个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活动进行协调管理,就成为客观需要。
对于电动汽车产业而言、政府宏观调控至少应达到以下两个目标:使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达到政府所设定的预期目标;纠正市场偏差,遏制错误的市场走向,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目前原油价格急剧上涨和我国传统汽车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下,通过宏观调控引导汽车产业的发展显得极为重要。具体说来,政府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中的宏观调控职能主要包括:①提供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所必须的交通线路、运营场站等“公共物品”,也包括为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②计划引导。如对电动汽车创新市场行为主体进行必要的引导,对电动汽车产业与传统汽车产业的相互融合作出示范功能,对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方向作出战略性规划等。③政策调节。主要是运用适当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来扶持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④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形成,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
实际上,在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过程中,对微观经济的消极规制和对宏观经济的积极调控是政府角色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对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宏观调控,必须奠定在有效的微观规制之上。如果在微观领域缺乏有力的法律约束,经济个体可以靠不正当手段赢得利益,那么宏观计划的引导、经济政策的调节都不可能奏效;反之,只有以严密的微观规制限制经济个体的不正当行为,迫使其只能以合法手段追求利益,那么宏观计划的引导和政策的调节才能发挥作用。同样,对电动汽车商业化运行的微观规制,也离不开积极的宏观调控。只有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经济个体的行为符合整体国民经济利益,增进全社会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