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各省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财政支出不尽相同，因此在研究各地区教育水平不能忽略财政因素的影响。如果把财政因素作为个体效应研究，便忽视了财政因素的间组效应或环境效应，这样做的结果是I类错误被放大，而“多层线性模型在研究具有层结构的数据时能提供更加稳定的统计和估计方法”[1]。因此，本文在分析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多阶段自相关性时，引入具有层结构性质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指标，探究财政投入对于我国各地区的教育效果的影响。从模型角度出发，研究财政投入对教育的长期影响就有说服性和独创性。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外研究中，Milesi-Ferretti，Roubini（1998）分析了政府教育支出通过对私人部门补贴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间接作用。尽管理论证明财政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实证方面却未得到一致的结论[2-4]。Schultz（1990）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是指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健康的总和，一般可通过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方式进行投资积累[5]。因此，人力资本可以通过知识、健康等指标反映而不单单只限于就业人口，本文试从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个指标衡量财政性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可行的。在国内研究中，李震英（2002）等在核定人力资本时也采用了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6]。在模型运用方面，Kyo-seongKim（2010）利用分层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了影响贫困的各种要素，可知在探究外因方面多层统计模型有独特的优势[7]。除此之外，国内张晓雪（2002）等在预测人均受教育年限中证明了人均受教育年限存在自相关影响，即上一年的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越大，下一年此指标的增长也越大[8]。因此即，本文结合两种模型进行分析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对此，可以从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上以获得理论支持；在模型运用方面，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教育效果的指标，运用多层统计的思想[9]，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为第一层，财政性教育经费为第二层，探究财政投入与实际教育效果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结合AR模型的滞后效应和自相关影响，通过三个多层统计模型逐步展开，探索财政性教育经费对教育效果的长期影响，以试着解决财政投入长期效应难以计量的问题。本文力求在实证分析上得到相关结论，为政策制定者给予准确的信息。
二、数据介绍与处理
本文依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核算了1997―2012年中国各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并以1987年的价格指数为100测得1997―2012年的除去通胀因素的财政性教育经费。31各省市16年样本数据符合变量个数和样本量的比例1：10。为保证数据解释更具有直观性，本文将财政性教育经费数据作了自然对数处理。
三、模型说明
为更清晰地反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滞后效应以及滞后各期变化趋势，本文对人均受教育年限滞后一阶到三阶自相关进行分析，获得不同阶数下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长期影响，以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入手确定当年财政投入作用的时间跨度，模型设定如下：
层一：
Y■=？茁■+？茁■Y■+？茁■Y■+？茁■Y■+…+？茁■Y■+？着■
层二：
？茁■=r00+r01Xj+？滋0j
？茁1j=r10+r11Xj+？滋1j
？茁2j=r20+r21Xj+？滋2j
……
？茁i=ri0+ri1Xj+？滋ij
其中，Yij（i=1，2，3…31；j=1，2，…15）表示第i个省市第j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Xj（j=1，2，…31）为第j省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平均值；n表示值AR模型滞后阶数，以此探索财政投入的滞后效应阶数以及财政投入的长期影响。为验证模型的建立是否具有可研究性，即检验因变量的总变异程度有多少是由于第二层单位间差异造成的，检验模型的跨及相关。本文所涉及的跨及相关是指人均受教育年限自相关的总变异中有多少是由于省市间财政性教育经费差异而造成的变异所占比例。
？籽■=■≈0.92120
从跨及相关检验可以得到，模型中约92.12%的总变异是由第二层的因素引起，因此适合做多层线性模型。
四、数据分析结果
通过用HLM7.01软件分析可得：
由表1和表2对比分析可知，在引入二层变量后三阶模型方差的有显著变化，总体变化约为12.67%，到难P值小于0.05，表明引入二层变量能够使模型解释更加清楚。
截距与滞后各期的回归系数随着省份的不同而不同，？字2检验的结果显示，截距与滞后各期的回归系数在省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变异，因此可建立Yi滞后三阶的层二模型。引入二层变量财政性教育经费X，获得如下回归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模型结果在滞后三阶模型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效果呈现隔年递减的趋势。从短期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每增加1%，将提升人均受教育年限0.073年；从长期来看，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对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整体效果比较均衡。根据层二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系数的测算，第一年的财政经费的投入效果为正值，在其后两年中会逐步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的效率被覆盖。因此基于本文的数据为研究的前提下，财政投入的效应期大约为3年，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做滞后三阶模型的合理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在创新性方面。本文首次利用多层模型探讨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与教育效果之间关系，并结合层二变量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指标，试探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效应期，从数值上量化财政投入的影响。
2.在影响因素方面。对于不同省份而言，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显著性差异，这些差异有92.12%是由于自身因素以外其他因素造成的，由信度分析可知，这些因素中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占据主要因素。
3.在实证分析方面。从模型可以看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将增长0.073年。在不考虑持续投入前提下，人均受教育年限会呈现下降趋势，对应的实际结果就是我国人力资本的知识水平下降。因此，长期地、不间断地、稳步增长的政府投入是保证我国人口素质提升的首要因素。当然本文也存在不足，如在探索教育效果所选用的指标具有一定局限性，不能反映衡量整体教育水平，需要加以修正。
（二）政策建议
科教兴国是提高我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战略，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归根到底是人才素质提升。我国自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以来，特别是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纲要》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以来，财政性投入无法与政策进行匹配，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处于4%水平以下，直到2012年历经19年才完成目标。国家财政对教育支出制约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而历经十九年的未到位经费势必拖累中国整体人才水平。目前如果在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地方GDP的4%的前提下，结合我国GDP设定的增长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保守估计每年的增长率为0.2%。在除去其他教育投入的前提下，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仍是一个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由于目前财政对教育重量轻质的投入方式，教育资金的评价与教育质量的评价无法统一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导致政策的有效性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政策的预见性与教育问题偏离。考虑财政教育经费支出缺乏弹性，教育产业结构链不长，财政资金投入带来的外溢效用持续作用不佳。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教育经费不足，导致公共教育服务提供与公共教育服务购买之间存在失衡现象，公众需要优质的教育服务和实际教育质量之间存在差别，家庭会考虑公共教育以外的其他教育服务。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教师“终身制”的身份阻碍了原本可以流动的教师资源。两种失衡的共同作用下，教师会选择更具有利益性的课外培训班授课，进一步加剧财政性教育投入的低效率。短期来看，教育经费投入可以带来教育效果的提升，但这种均衡点是相对较低的，类比索罗模型原理，意味着教育的持续投入只会在短期内提升人口素质，但其人口素质的增长率会接近于零，其最后的结果就是对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产生浪费，使得资金的流动性和靶向性受制约，教育投资收益降低。因此，管理者在教育政策的强压下，虚报教育成果，长期来看，财政性教育投入收益将趋近于零。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规范财政性教育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由于不同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教育经费支出上具有很大差异。受区域因素和历史因素影响，各省市自治区在管理分配财政性教育资金上应当更具针对性。在地域受限的地区，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收益曲线应该是富有弹性的，则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注重师资力量和基础教育设施建设，解决贫困山区等教师稀缺，教学设备落后等问题；在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则应侧重教育质量观念的改变，整体出发，以本省市财政资金滞后性为参考，以资金作长期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对教育发展作长远的规划，教导民众重视知识重要性，改变由于长期温床式培养所带来的教育惰性。与此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在审核教育项目规划时，对资金使用进行考核和绩效评价，科学引导教育资金流向，保证人口教育水平稳步提升。
2.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受省市当年GDP影响，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是保证财政投入稳步提升前提。因此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对于调控资金风险，稳定教育投资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地方教育附加足额用于教育，并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规定比例计提教育资金，从地方公益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教育，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完善投资机制，适当引入非财政性教育资金，利用公益慈善基金充分发挥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主张民间资本从事教育事业的投入，从侧面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下转第18页）
（上接第6页）同时为保证多渠道的教育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需要政府对资金来源纳入财政监督范围，严格执行国家财政资金管理法律制度和财经纪律，建立科学细化预算管理机制，以政府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确保资金落实到位。
3.财政与教育联手制定以“质”为主“量”为辅财政政策。管理部门分工明确一定程度上可保证实施效率，但同时也降低了政策的实际可操作性。联合制定政策，制定投入长期保障机制，这样既可以保证资金投入与使用监督和审核的统一，又能将责任精确到人，进一步保证资金落实到位。在此前提下，将财政投入资金引导到资金效果上来，通过科研成果，精品课程和教学创新等方面控制资金流向，并以“以奖待补”的财政支持形式增强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
【关键词】云南财政支出格兰杰因果检验对策研究
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农业经济增长对工业化和一般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我国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经济持续性增长，也得益于农业的发展。那么农业的发展靠什么？实践告诉我们，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而事实上政策和科技的背后同样是资金的投入。而且由于农业的弱质性，所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至关重要。关于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自19世纪末就开始了研究(Wagner，1890；Bird，1971；PeacockandWiseman，1961；Musgrave，1969；Rostow)，但近十几年以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展开大量争论性研究。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政府规模不断扩张之后，面对着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复兴，政府开始控制财政支出规模，调整财政各项支出结构。但是各国政府在制定财政调整计划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财政支出中哪一类支出应当削减，哪一类应当增加，在做出决策之前，决策者必须知道各类支出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对我们国家政府的决策者而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弱质的农业，云南的财政支持有限，如何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有限的财政拨款给农业经济增长带来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有关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著作很多，但国内专门探讨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尤其是关于农业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有些研究成果旨在构建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但没有进行经验分析；有些经济学家虽然做的是经验分析，但旨在分析各种财政投资对农村的增长、解困、缩小地区差距的影响而不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农业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利用云南统计数据中1978-2000年对云南农业的财政支出和农业增加值的有关数据，用计量经济方法构建模型并做出实证分析，并联系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模型的最后结果做出了解释，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政府决策者提供参考性政策建议。
一、数据的选取和模型的构建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云南50年财政统计》，结合得到1978-2000年云南农业各项财政支出和农业增加值的详细数据(见表1)，所有数据均是名义变量，未进行价格调整。
为了便于建模，我们把各项指标用数学符号代替。其中农业增加值用变量Y代替，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的财政支出用X1代替，农业基本建设财政支出用X2代替，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财政支出用X3代替，农村救济费用的财政支出用X4代替。我们如果直接对Y和X1、X2、X3、X4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得出的结果不合适，也通不过统计检验。因为各类财政支出对经济所起的作用不是当期就实现的，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期，有的滞后期可能还比较长，如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为准确判断各项支出对经济所起的作用时间，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1969)的方法来确定滞后期。我们采用Eviews统计软件对各项财政支出序列与农业增加值用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考察(见表2)，并从中得出滞后期。
表2云南各项财政支出变量滞后期与农业增加值的因果关系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各项财政支出都至少在96%的置信水平下引致农业增加值增长。在下面我们要建立的模型中，各自变量滞后期的选取分别由上述检验结果确定。需要注意的是，云南各项财政支出的经济作用存在滞后期并不说明财政支出仅在滞后的那一期内发生作用，只是说明在滞后的那一期与因变量的关系最明显。也就是说，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农村救济费用支出都在一年之后对农业经济发展发挥最大效用，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用则在四年之后显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1978-2000年云南农业各项财政支出和农业增加值的关系构建多元线性统计模型如下：
Yt=c+b1X1t-1+b2X2t-4+b3X3t-1+b4X4t-1+εt
其中：Yt表示第t年的农业增加值；X1t-1表示滞后一年关于X1的财政支出；X2t-4表示滞后四年关于X2的财政支出；X3t-1表示滞后一年关于X3财政支出；X4t-1表示滞后一年关于X4的财政支出；c表示常数项；b1、b2、b3、b4分别表示X1、X2、X3、X4的回归系数；εt是随机扰动项。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用Eviews统计软件得出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3关于Y和X1、X2、X3、X4的回归结果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模型的R2很大，F检验通过，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还比较好；但所有系数的估计值不能通过t检验，这说明该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这会导致参数的估计值没有意义，所以模型失效。为了克服多重共线性，我们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修正。最后得出的最优回归模型如下：
Yt=b2X2t-4+b3X3t-1+εt
常数项因为不能通过t检验，已去掉，所以得到的模型比以前更好。模型的估计和检验结果如下：
表4关于Y和X2、X3的回归结果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在显著水平为0.1的情况下，X2和X3的系数估计值都通过了t检验。样本决定系数R2为0.89，修正的R2为0.85，都超过0.8，说明整个模型拟合优度比较高，X2、X3对Y的解释能力比较强。模型的D-W值为1.87，我们可以查出在0.01显著水平下对应的du值为1.36，D-W值处于(du，4-du)内。通过D-W检验，说明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这说明我们得出的模型回归拟合效果相当好，X2、X3能对云南农业增加值做出很好的解释。根据表4，把X2、X3的系数代入上式，得出最优估计模型为:
Yt=67X2t-4+801X3t-1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结果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争论，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1)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2)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3)技术进步。而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此则更深入了一步，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内生因素。而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的过程中包含着由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由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出了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使得长期经济增长率为正的结论。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我们可以将促进云南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归纳为三点：（1）政府和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并不断提供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2)通过财政政策和优惠的税收政策，政府和企业应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3)政府通过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增加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从我们得出的模型Yt=67X2t-4+801X3t-1可以看出农业经济增长的80%可以归因为农业基本建设的财政支出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财政支出。当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增加值就会增加67个单位；而在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财政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农业增加值增长的作用更大，达到了801个单位，说明财政用于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的经济效应最为显著，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这也说明政府应大力加强对农业基础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三、云南财政支持农业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从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我们建议省政府今后应在以下几方面对农业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
1、坚持科教兴农，运用财政政策促进云南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
省政府应对农业新产品的试制费用，乡镇企业的技术推广，尤其是关于农业的科学研究应在财政上进行大力支持，并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和农业技术市场，推动农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省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财政拨款直接购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我们从表1可以看出云南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上的支出太少，所以应首先作为云南农业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重点。
2、提高农村教育的财政支出，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
教育可以提高农民对新知识的获得和接受能力，从而在农业技术进步中获利，在生产实践中的学习会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的创新。因此，省政府应加大对云南农村基础教育、农村职业教育以及农村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而我省现在做得还很不够。
3、促进云南物质资本形成的财政政策研究
从上述模型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云南农业的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明显。因此，在强调对农业科技和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财政的物质资本投资，尤其是农村的基本建设投资。
4、大力压缩云南农业的消费性支出
对云南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用，尤其是资源调查、干部训练费用和农业的事业管理费用应尽量削减。因为这些都不是直接用于农业的生产性支出，对农业的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
【参考文献】
[1][日]速水佑次郎等：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1-55。
[2]舒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05-110。
[3]郭庆旺、赵志耘：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J]．财政研究，1994，(4):34-371。
[4]樊胜根等：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70-78。
[5]R.M.Bird.Wagner'sLawofExpandingStateActivity[J].PublicFinance,1971,(26):97-108。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的作用
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学原理
1.西方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启示
西方经济学家尝试了多种方法治理通胀问题。凯恩斯学派在治理通胀过程中采取降低有效需求的理论，认为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减少投资和消费，降低需求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控制通胀压力。新古典学派认为要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西方国家在治理通胀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上世纪经济波动时期普遍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通胀，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其中运行效果较好的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灵活的松紧”搭配的政策取得较为有效的成果，特别是在滞涨时期，美国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政府支出、消减赤字等，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抑制通胀。
2.我国采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来应对通胀压力，对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导致的经济下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适当合理的运用财政政策对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1)财政政策的运用有利于在短期内调整我国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对国内商品的需求状态来调节经济发展效果。对于国内出现的较高通胀压力，政府可以采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结构性调整，在短期内有效的改变商品市场供应，淘汰一部分落后产业，积极推动前沿产业的发展，对加快经济合理化调整和持续稳定长期发展具有较高的影响作用。
(2)综合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抵御通胀压力，又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政府实现在新形势下的双赢目标。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国内需求水平，另一方面扩张财政政策可以适度的提高国内居民的社会需求，当两方面的力量相平衡的时候既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又可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标。
(3)财政政策可以对货币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进行弥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出现资金流通困难，更加促进经济的萧条，损害经济运行的动力。然而如果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例如对企业进行税收上的优惠和补贴，则可以有效的对其产生的不利方面进行弥补，帮助企业降低损失。
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理论分析
(一)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经验的启示与借鉴
西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治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在治理通货膨胀时，要采用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减轻通胀压力。新剑桥学派则反对用紧缩政策、压低就业的办法来治理通胀，主张更多地注重财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抑制通货膨胀需要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进行适当的松紧搭配运用，配合实施收入政策和劳动政策。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减少通货增长率就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政府采取单一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就能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供给学派认为，要在抑制总需求的同时增加供给，运用减税、减少对企业活动的限制等刺激生产力的方法同时解决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
西方国家反通胀的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占有明显统治地位的上世纪70年代之前，各国基本都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通货膨胀，其中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利率、控制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速度等，财政政策包括减少政府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增加税收等。上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在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涨”局面中逐步放弃了单纯依靠抑制需求治理通胀的政策，开始采用主动遏制通货膨胀的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不再是一味从紧，两者的组合也更加灵活。80年代美国政府就以供给学派的理论为指导，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松紧”搭配的政策，一方面减少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实施减税措施，当经济走出滞涨后再实施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这一系列措施帮助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本摆脱滞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则高度重视物价的稳定，变治理通胀为积极预防通胀，治理通胀同样采用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控制公共支出、削减赤字，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供给抑制通胀。
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的实践经验主要有：一是治理通胀要重视采用更加主动的政策措施，既要尽力减轻通胀的负面影响，也要积极从源头化解通胀压力、遏制通胀蔓延，在一些情况下，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是实现这些调控目标的重要工具;二是在保持各种政策协调配合打出组合拳”的同时，也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地加大某些调控政策的实施力度;三是政策的制定也要注意着眼长远，着眼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而不应仅仅是应急之策，注意在治理通胀同时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在治理通胀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之间寻找平衡点。
(二)我国利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世界各国治理通胀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缓解当前通胀压力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结合当前通胀压力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分析，从紧货币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有效解决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更是难以在短期内有针对性地调整供给结构;二是货币政策作用的外部时滞较长[3]，在我国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传导阻滞，政策效果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显现;三是抑制输入型通胀压力效果不明显，通胀压力在全球不断蔓延的今天，一国的货币紧缩政策难以完全抵御输入型通货膨胀;四是过度紧缩可能削弱实体经济的活力，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攀升，经济下滑;五是在经过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这些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余地已显狭小。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在应对当前通胀压力中则应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一，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用财政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外部时滞短、指向性强，在强势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中效果更加明显。在治理供给不足引发的通胀压力时，财政政策可以在短期内直接、有效地改善短缺商品的市场供给，抑制过快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同时也可为其他调控政策充分发挥作用，争取更多的时间。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在抵御通胀压力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实现压通胀”和抓增长”之间的平衡。受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的影响，今年我国净出口的增速可能会大幅下滑。在外需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求不旺对经济增长的拖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稳定并刺激社会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第三，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弥补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对中小企业融资造成更大困难，误伤”经济实体，损害经济运行效率。实施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最大限度消除从紧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帮助因实施从紧货币政策而受到影响的企业渡过难关。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8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再次达到3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较大的政策回旋余地应对可能会持续时间较长的通胀压力。因此，短期内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依然有待观察的情况下，更多利用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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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2.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
3.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作用
4.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5.财政政策的功能
6.财政政策的功能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