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现代化是指从建立在经验和玄学基础上的“传统医学向建立在实验与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转化，这一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而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则是指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中国，并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中西冲突之后，逐步在中国医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在华医学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促使了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①
一、西方医学日益为中国人所认同
继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国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国力迅速增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下缓慢发展，国力日渐衰弱。西方国家为了在中国扩充市场，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而传教士要立足于中国，又不得不借助医药这一手段。因为免费而有效的医药活动可以打消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怀疑与恐惧，而“上帝的仁慈又遮掩了掠夺者的凶狠与贪婪。医学史家王吉民指出：“基督教医药事业从开始就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美帝在华教会协会曾有如下主张：‘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②在这一观念的驱使下，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开展“设立医院或进行医学教育等医药事业，从而大规模地把近代西方医学输入到中国。
起初，中国人对医学传教士及其活动心存怀疑与恐惧，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没有完全消除。在民间流传着关于传教士的谣言，如蒸食幼儿、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挖眼剖心以入药、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等，③因此许多传教士被认为是邪恶之人，而教堂被视为恐怖之地。然而，医学传教士早期的施医送药活动均免费，且兼以救济贫病。这对一般穷苦人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他们在无钱治病的情况下，比较愿意尝试这种免费治疗。久而久之，各种传言和误会就消除了，而传教士医生的仁慈和高明的医术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到传教士开办的诊所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例如，伯驾在广州的新豆栏医局开张六个星期就有450人前来看病。④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众推崇西医，一些曾对西医和西方人（传教士）心存“疑忌的士人甚至官吏也逐渐改变其成见，当他们或亲人患病而中医治疗无效时，也会选择到医学传教士开设的诊所或医院就医。所以，在伯驾的医局里，不只是百姓前来排队就医，就是县、省等各级官吏也只能如百姓一样排队候诊。就连一直痛恨洋人的林则徐也间接地请求伯驾为其治病。由于受“华夷之防观念的束缚，林则徐虽患疝气，却不愿意亲自去请伯驾为其治疗。而是委托一名高级行商带信给伯驾，请求他翻译《各国律例》，附带请求他开列戒除鸦片的药方和治疗疝气的方法。伯驾送给林则徐一副疝带，林则徐的病情有所好转。从此，林则徐打消了对西医的疑虑。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伯驾在广州重开医院。1843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驾的医院看病，并对医院赞不绝口。事后，耆英还给伯驾赠送了两块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官吏对伯驾医药活动的默许表明中国社会的上层已开始接纳西方医学。
晚清重臣李鸿章对西医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李鸿章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接触到了西医，但当时却是漠不关心。直到1879年，李鸿章对西医的态度才开始改变。是年，李鸿章夫人患病，李氏遍请天津城内外的中医国手诊治，总共延请了17名中医，其夫人的病不仅未能治好，反而加重了，几乎死去。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所请之人都是庸医，于是请求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子明代请西医。结果请到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等给李夫人治病。在马氏等西医的治疗下，李夫人的病迅速好转并得以痊愈。马根济不仅治好了李夫人的病，还为李鸿章衙门内其他一些人治好了疾病。马根济的高超医术，赢得了李鸿章的好感，李鸿章也因此改变了对西医的看法，并从此开始“笃信洋医。⑤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对中国西医的发展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捐资给马根济创办医院，并允许他在医院传教。这对基督教传教士而言，是一次传教事业的成功；这对中国而言，是中国政府支持西医事业的开端。除资助医学传教士开设医院外，李鸿章还对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医学教育事业予以支持。如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创办时，李鸿章不仅是书院的名誉赞助人，而且他还“于1899年覆函西医书院掌院以示支持。⑥李鸿章还开创了官办西医院的先例。1879年，李鸿章出资由马根济在天津开办医院——“阁爵督部堂施医处。医院设有候诊室、病房、药房等，设备比较先进。1888年马根济去世后，该医院由英国伦敦会买回。此后不久，李鸿章在天津地方乡绅的资助下，又建立了一所新的官方医院——天津总督医院。在创办北洋海军过程中，李鸿章以天津总督医院为基地，在海军各口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军医院。在创办医院的同时，李鸿章还开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北洋医学堂。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医学堂，它一直持续至1933年停办。它培养了不少陆、海军军医。他们对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官办医学教育乃至医药卫生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李鸿章除了发展西医事业以外，还在许多场所赞扬或宣传西医。在天津总督医院开业之际，李鸿章当着英、德、俄、美等国领事和中国民众的面发表演讲“对外国医术给天津人民带来的好处表示赞赏。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曾对美国教会人士在华设立医院表示赞赏，他还希望教会向中国“派遣更多的医学传教士。⑦由于马根济医治好了李夫人的病，此后李鸿章便大胆地请西医为其幕僚乃至宫廷人员治病，他曾请西医给醇亲王奕譞治病。这些活动无疑扩大了西医在中国的影响，同时也消除了中国上层社会对西医的误解和抵触。从而有利于西医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医学现代化开创了条件。
二、中国传统医学遭到质疑和批判
医学传教士在华的医药活动广泛地为中国人http://所接受必然会动摇传统中医在中国医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对一般民众而言，接受西医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排斥中医，谁能医治好他们的疾病他们就相信谁，因此他们不可能从科学的高度去质疑传统中医，也不可能对传统中医提出批判。李鸿章等晚清官僚虽然也接纳了西医，但他们却不排斥中医。真正对传统中医提出质疑和批判的是如下三种人：（1）那些较早接触西方医学的传统中医学家，通过潜心钻研，发现传统医学存在诸多问题，于是予以揭露和批判；（2）那些在教会医学院校或国外（尤其是留日学生）学习西医的人，他们在深入掌握西医学之后，对中医的某些认识和做法难以理解和接受，于是主张废止中医或改造中医；（3）那些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较深的文人，他们对西医未必精通，但他们有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他们对中医的批判尤为尖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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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任是第一个方面的代表。王清任http://及其著作《医林改错》，被认为“冲出了传统的中医学术的哲学基础，引发了一场中医学术在方法论上的革命。⑧王清任于1830年刊行《医林改错》，作为一名中医，他谙熟中医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他对传统医学的批判更有针对性，而不是泛泛说理。他在文中指出：“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⑨其中“脏腑错误、“病本先失这八个字表达了他对数千年来中国医家所奉行的“循法守度做法的不满。在书中他还“指责历代医家奉为圭臬的《内经》自相矛盾，连篇累牍地攻击歧伯、鬼叟区、扁鹊等误人非浅。⑩他主张通过解剖或实践观察认识人的脏腑，而不是记诵前人的经典著述。这从方法论上对传统中医是一次大胆的超越。当然，在当时西方医学还没有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没有得到医界的认同，相反却被认为是异端。因而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冲击并不明显。
吴汝纶、汪大燮、余云岫是第二个方面的代表。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輥?輯?訛在近代对中医提出挑战并主张废止中医的人当中，留日学生最多，汪大燮、余云岫就是其中典型代表。日本作为汉文化圈中的成员，中国传统医学（“汉方医学）一直在日本占主导地位。16世纪以后，西方医学逐渐传到日本。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翻译介绍荷兰医书提倡西医，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当时把从荷兰传入的医学称为兰方医学或“兰医。此后，日本发生了“汉医与“兰医的论争。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全面接受西方文明，也实施了一系列废止中医的措施，此后日本医学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日本废止“汉医的作法对留日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经留学日本的汪大燮在民国初年任教育部总长，在“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之后，在接见要求为学会立案的北京中医学会代表时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这不仅表明了他废止中医的决心，也反映了要为“中医学会在国民政府立案也是不可能的。余云岫反对中医也十分坚决，还在日本学医期间，余云岫就发出“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慨，立志回国后也要革除旧医。1914年，余云岫发表了著作《灵素商兑》，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全面批判。他指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其主要思想是全面否定中医，认为中医是“杀人之祸首，“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无从谈起。?輥?輰?訛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会议，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的议案，并获得会议通过。虽然，余云岫废除中医的思想并非直接来源于基督教传教士，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繁荣，的确给这种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鲁迅、郭沫若等是第三个方面的代表。鲁迅和郭沫若都有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经历，而且后来都弃医从文。在他们早年的著作中，都曾经流露出对中医的不满甚至批判。鲁迅1902年至1909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期间，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1904年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西医的熏陶，再加上早年在家乡目睹中医何廉臣给父亲治疗疾病过程中的一些荒唐事情以及中医治疗无效而使其父亲痛苦不堪的记忆，而产生了对中医的不满。因此，他在《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都进行严厉的批评，并发誓“决不看中医。郭沫若1914年到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习西医。由于所学之西医为西方近代科学之一部分，推崇科学的思想倾向，促使他对西医产生好感，而对代表“旧文化的中医却痛恨而加以鞭挞。这种态度，在他的言论中时有流露。即便到了1944年，郭沫若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谈“中医科学化问题。他指出：“首先要对中医大夫进行‘再教育’，需要学习全部的西医教程方准行医。“只是（中医）文献上的问题，与行医无关，在医学院里不作必修科目，只须有志者作为研究问题。言下之意就是中医理论没有临床指导意义，应束之高阁。他还说：“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鲁迅、郭沫若等代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西医推崇而贬抑中医的观点与他们早年直接学习西医不无关系，但同样与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繁荣及其本土化对中国医学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不无关系。
上述各个方面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质疑和批判，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最终上升到国家意志，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废止中医的政府行为，当然也引起了中医界的抗争。第一次发生在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之后。此次会议制定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决定大学中设医科，专门学校中设医学专门学校和药学专门学校。11月，教育部根据这两个法令又制定了具体的“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医学设48个科目，药学设31个科目，但是都没有中医药学的内容。1913年1月，教育部又公布了“大学规程，医科分为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设51个科目，药学门设52个科目，仅药学门中有中医药学及实习两科。这表明，中国医药学正式被排除在国家教育系统之外。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医界的强烈抗议，从1912年底到1914年初，上海、福州、广州、南京、香港等地中医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中医药团体，创办中医药刊物，从理论上对争取中医的合法地位进行呼吁，从实践上通过开展中医药教育等活动来与政府抗争。第二次废止中医的政府行为发生在1928年底到1929年3月。1928年11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卫生部，下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五司，另设中央卫生委员会为设计审议机关，12月1日政府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规定省设卫生处，市设卫生局，卫生行政系统正式确立，这一新的卫生行政体系仍然把中医药排斥在外。1929年3月23日至25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卫生委员会，共50余人参加，但其中却没有一名中医界的代表。大会共计讨论40多个议案，涉及到中医的议案有4个，其中坚决主张废止中医的议案就是其中之一，那就是中国医药联合会上海分会主席余云岫所提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余云岫在提案中举出废止中医的四点理由，并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輥?輱?訛可见，其反对中医态度之坚决。会议对这四项提案的处理结果是：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余云岫等提出的有关中医议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引起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中医界抗议活动。
综上所述，由于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西医教育或接受西医的“恩惠，人们已逐渐消除了对西医的恐惧与误解。从百姓到官僚、从社会到国家，在接纳西医、学习西医、效仿西医的过程中，开始排斥传统的中医，不断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甚至上升到国家行为。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来自中医界的抗争，他们为争取中医的生存而奔走呼号。但，这只局限在中医界，对广大民众而言，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疗效，对“政策、“科学等与之日常生活联系不大的事情似乎不太关心。所以，在这场废止中医与维护中医的斗争中，废止中医一派因有政府的支持和较广的群众基础，最终占了上风。政府废止中医的动因和结果是要发展西医。因此，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西方医学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这一“弃旧从新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医学现代化的重要内涵。转贴于http://
三、现代医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
在传统中国，用以治病救人的医学只是沿袭“歧黄仲景之术，虽然在历朝也有域外医学的传入，但其传统与精髓却数千年未有变化。而中国传统医学（包括医药卫生体制）发生变化，是在近代以后的事。随着西方医学在中国影响的逐步加深，中国的医学体系在器物、制度、知识及观念等各个层面，在医疗、医学教育、卫生行政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中西医的交流与融合之后，中国医学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到20世纪30年代，一种全新的医学体系在中国基本确立，中国医学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1.现代医院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医院最早是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医院，从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眼科医局起，到20世纪20年代教会医院已遍及除西藏、青海以外的全国各地。据统计，1919年中国共有教会医院326所，分布在22个省，237个城市。?輥?輲?訛这些由教会开办的医院一般都能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医学知识来治疗疾病，因此教会医院是西医输入中国的最早窗口。例如早在19世纪40年代，伯驾就能用世界最先进的麻醉剂乙醚、氯仿等实施手术，而这些技术从开始在欧洲或美国使用到传入中国也只三五年时间。由于教会医院采用西医治疗见效快，再加上传统中医无法企及的外科手术，使教会医院很快赢得了人们的认同甚至赞誉，一些官绅捐资建设教会医院以答谢其治病之恩，一些有权势的人出资兴建新式医院。此外，那些早年在教会医院、医学院校或者在国外学习西医的中国人，也开始创办医院或诊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出现了官办或私人开设的新式医院或诊所。在中国最早开办西医诊所的人是黄宽，他在英国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后，于1857年回国，次年在香港开办诊所。又如晚清重臣李鸿章曾出资由医学传教士马根济创办了天津总督医院，在创建北洋水师过程中又在各军港建立了北洋海军医院。最早的官办医院则出现在清政府新政时期，1906年和1908年，清政府相继在京城仿照各国在京官医院（教会医院）建立了内城官医院和外城官医院。?輥?輳?訛在民间，社会力量也开始创办医院。1872年由香港当局和民间力量共同出资建立了中国首家华人医院——东华医院。这家医院最初全靠中医治疗，但医院董事会聘用了一位经香港西医书院培训的华人担任院长之后，西医在该医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以后，在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帝浪潮中，更多的西式医院诞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如20年代广州的梁培基，他曾说“广州的一些著名医院如博济、柔济等都是外国人办的，带有慈善性质，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自己办医院呢？在这一动议下，广州社会名流纷纷捐款创办了“珠江颐养院留医院。?輥?輴?訛又如杭州的韩清泉，当他还在杭州读书时，因看到广济医院不公平对待华人，极为愤慨，1911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与留日同学厉绥之、汤尔和等人创办了杭州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西医院。?輥?輵?訛时至30年代，中国人开办的西医院已遍及全国各地。据国民政府统计，1937年中国有医院1025所，病床31095；在医疗技术和设备方面现代化水平也较高，其中拥有x光机的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分别达到50%和32%。这些医院大部分为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开办的医院，在1025年医院中，教会医院只有192所，约占19%。
这些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大多是按照教会医院的模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得到了医学传教士不同程度的支持。费正清就指出：“中国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向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房屋建筑、供水、政府医院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意见。?輥?輶?訛每当决定建立医院之前，当地官员还要参观教会医院，然后提出方案，或者直接聘请传教士参与医院的设计和建设。如袁世凯在创办北洋女医院时就在传教士金韵梅的建议下聘用了英国的卫淑贞。这表明，中国新式医院的建立与医学传教士的直接帮助和教会医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虽然教会医院在数量上较本土医院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其规模、设备以及医疗技术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例如在湖北，1937年共有医院185所，其中教会医院只有19所，除了梅神父医院、汉口协和医院、武昌省立医院之外，其他医院都无法与教会医院相比，许多医院医护人员只有1个或2个人，病床数量大多数不足30张。这又表明，教会医院在近代医药卫生资源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仍然在近代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发挥着引领方向的作用。
2.现代医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医学教育也是从传教士开始的，从广州博士医校的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共有教会医护学校140多所。这些教会医学校在学制、课程设置等方面都给本土医学教育提供了参考。早在洋务运动期间，1867年清政府就在同文馆设立科学系，开始讲授西医知识；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医学馆（1894年改为北洋医学堂）；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军医学堂，都是仿教会医学校建立起来的。新政时期，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大学堂章程》，其中医科大学分为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设29门课，中医学作为其中一门且摆在首位；药学门设17门课，中药材作为其中一门亦摆在首位。按照此章程，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1904年改称京师专门医学堂。医学实业馆开设解剖、生理、内外科、妇科、公共卫生科、眼耳鼻喉科、细菌及动物学等西医课程，馆内还有许多西医书籍，如《内科全书》、《西医五种》、《西医内科理法》、《西医妇科》、《西药大成》、《西药表》、《八科撮要》、《西医全体生理图》等。从课程设置以及这些书籍可以看出，这是中国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高等医学教育体制的一次实践。
1912年11月，根据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教育部制定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医学设48个科目，药学设31个科目；1913年1月，教育部又公布了“大学规程，医科分为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设51个科目，药学门设52个科。这同样是一个西医教育的章程，但其中几乎没有中医类课程。此后，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如1912年北京成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改为北京医科大学，1928年改为北平大学医学院）、杭州成立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苏州成立江苏医学专门学校（1927年并入上海医学院），1916年保定成立省立直隶医学专门学校，1926年广州成立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与此同时，一批私立医学校也相继产生。1909年，广州创办私立广东公医医科专门学校，1912年张謇创办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15年创办私立北京协和医学校，1918年上海成立了同德医学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医学院前身）、1926年上海郭琦元创办私立东南医科大学等。至1932年，全国较有影响的西医学院达27所，其中公立（国立、省立、军医）11所，私立（包括教会医学院）16所，学生人数共计达3528人。?輥?輷?訛
中国西医教育的发展http://，教会医学教育同样是先导，它不仅提供了课程方案，而且还提供了师资；不仅部分医学传教士自身担任中国西医学校的教师，而且教会医学校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西医教学力量。例如，1871年清政府就聘请北京双旗杆医院的德贞为同文馆讲授生理学，此后，卜世礼（bushellsw.）、德秀、满乐道（robertcoltman）等医学传教士也在同文馆进行医学教育。李鸿章1881年创办北洋医学堂也是在传教士马根济的建议和支持下创办的。?輦?輮?訛此后中国政府和地方官办的医学教育以及一些私立医学教育，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医学传教士的支持。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的医学院校中有1/3是教会医学院校，无论在办学设施还是在办学规模上与公立或其他私立医学院相比都要优越。教会医学教育事业为近代中国医药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是当时乃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医药事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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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卫生行政体制的确立
中国医学现代化的核心的部分就是现代卫生行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现代卫生行政的确立是仿日本内务省卫生局而设立的，表面上看不出有传教士参与的痕迹。但日本现代卫生行政又是效仿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的体制。对传教士而言，他们对这种现代卫生行政体制是相当熟悉而且乐意支持的，尤其是海http://港检疫及其他公共卫生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从卫生行政方面看，中国在清末以后就逐步建立起了现代卫生行政体制。1905年9月，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分设五司十六科，其中警保司下设卫生科。卫生科职掌为考核医学堂之设置，考验医生给照，并管理清道、防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这是我国政府机关的名称里第一次出现“卫生一词，即第一次出现专管公共卫生的机构。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厘定官制，设民政部下属五司，其中包括卫生司，卫生司下设三科：保健科，职掌为检查饮食物品、清洁江河道路、贫民卫生及工厂、剧场公共卫生；检疫科，职掌为预防传染病、种痘、检霉、停舶检疫；方术科，考医、验稳婆、验药业、管理病院。在京师，设内、外巡警总厅，下设四处，其中包括卫生处。其职责是掌清洁、防疫、检查食物、屠宰、考验医务等。在地方设巡警道，下设卫生课，职责同上。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央设内务部下设卫生司。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内政部下设卫生司，1928年11月改称卫生部，下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五司；另设中央卫生委员会为设计审议机构。其后又陆续设立中央医院、中央卫生实验所、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麻醉药品经理处、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各海关检疫所等机构。在地方，也陆续建立起了卫生机构，浙江、湖南、甘肃、宁夏、青海五省设立卫生实验处，其他地方设卫生处、卫生局或卫生委员会，县设卫生院。至此，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卫生行政体系，掌管医药卫生各项事务。?輦?輯?訛这一套卫生行政体制与传统中国的卫生体制全然不同，在古代中国几乎只有太医院这唯一的医疗机构，而且专为皇室服务。而这种新的卫生行政体制却把关照的对象下移到了社会、民间，这也是现代民主思想在医药事业中的体现。这不能不说受到了西方医学现代卫生体制影响，具体而言，是受19世纪末西方国家纷纷在租界设卫生处、卫生局影响的结果。
在中国卫生行政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医学传教士曾予以大力支持。如1935年，湖南卫生实验处制定了《湖南卫生实验处与教会合作办理县卫生院办法》，规定：“凡已有教会医院之县份，其县卫生院得尽先与教会医院合作办理，以省经费，而避重复，同时又规定参与合作的教会医院“应一律改组，定位为某某县卫生院。?輦?輰?訛这表明，在民国时期许多基层卫生院就是在原教会医院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又如加拿大长老会以卫辉惠民医院、彰德广生医院、怀庆恩赐医院这三所教会医院为基础，在河南彰德、卫辉、怀庆建立乡村医疗卫生网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輦?輱?訛此外，传教士在中国的医药活动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序幕，他们呼吁中国改善卫生环境，宣传和组织公共卫生公益活动，致力于改变落后的公共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1915年，中华博医会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在上海、长沙、南京、北京等城市举办卫生讲座和健康展览，制作幻灯片，在日历上印制预防结核病的知识，在报纸上介绍疾病预防知识等。?輦?輲?訛在河南惠民医院门诊部和病房中，护士每天都向人们宣传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的食物以及妇女孕期保健的重要性，同时出售有关卫生的小册子，并对农村进行20次巡回演讲，有时利用宗教集会，进行卫生知识的报告和演示。?輦?輳?訛传教士的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群众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改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卫生状况，促进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在海港检疫方面，传教士的作用则更大。早在1863年我国就设立了海关医务所，负责海港检疫等工作。1873年，东南亚地区霍乱流行，为防止霍乱传入我国，上海颁布了海港检疫条例。此后，汕头、营口、汉口、天津、广州等地相继颁布海港检疫条例。在各海港检疫机构担任医官的几乎全部是外国人，其中不乏医学传教士。
4.现代医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播有多种途径，包括编译西医著作、组织医药团体或其他研究机构、创办刊物等。在这些西医知识传播途径中，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西医书籍在中国的传播，最初以来华的基督教医学传教士为主，如合信、嘉约翰、德贞、傅兰雅等。甲午战争之后，留日学生增多，于是大量的西医书籍假道日本输入中国。20世纪20、30年代以后，也出现了大批中国人自己编译的西医著作。在留日学生中，编译西医著作最多的是丁福保。1906年他就在家乡无锡组织了译书公会，至1914年出版其编译的医学著作达80余种，后人将其编成“丁氏医学丛书。后来丁福保笔耕不辍，一直从事医书编译工作，到1933年，其译述和著述多达160余种。在这一过程中，其他的一些学者也编译出版了不少的西医学著作。当时出版西医学著作最多的出版社是诞生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截止1935年共出版科技类书籍180多种，其中西医药方面的著作有121种。此外中华书局自开业以来至1949年，也出版西医学书籍达100余种。自1850年代最早的西医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到1949年这100年时间里面，在中国出版的西医著作有数百种之多。西医著作的完善，表明西方医学知识体系在中国基本确立。
虽然其中大多数为中国人所为，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以后，但是在20世纪以前西医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主要来自于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在西医著作编译出版过程中，中华博医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890年博医会成立名词委员会，着手医学名词的统一和规划工作。中华博医会确定的医学名词的标准，一直被后来的医学著作所采用。1905年博医会成立编译委员会，开始大量编译西医书籍。1918年统计，博医会在中国编译出版的西医著作达103种。1932年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此后中华医学会就成了编译西医著作最重要的机构。据统计，由中华博医会和中华医学会编译的西医书籍有70多种被用作医学院校的教材。由此可见，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在西医学知识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医学刊物也是传播医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在19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在中国相继创办了一些医学刊物，为西医知识尤其是西医常识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一种较好的形式。中华博医会创办的《博医会报》进入20世纪以后继续发行，1907年改名为《中国博医会报》，1923年与中华医学会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分合并，名为chinesemedicaljournal，并单独出版。20世纪初，一些留日学生开始创办医学刊物。如1907年创刊的有中国医药学社编辑的《医药学》、中国国民卫生会编辑出版的《卫生世界》；1908年上海出现介绍卫生常识的刊物《卫生白话报》，同年汪惕予在上海编辑创办了《医学世界》；1910年顾实秋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医药报》、中国医学研究会创办了《中西医学报》等。辛亥革命以后，随着西医院和西医学院校在中国日益增多，加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西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设立卫生部以负责管理全国医药卫生各项工作，西医药刊更是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到1935年在中国出版的西医药刊物多达237种。?輦?輴?訛这些刊物不仅介绍世界西医学的最新进展，而且在普及现代医药卫生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西医刊物，不仅大多按照20世纪以前基督教医学传教士所创办的西医学刊物的体例和规范出版发行的，而且其有许多也是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创办的，还有许多是曾经在教会医院或教会医学院校成长起来的中国西医师创办的。这表明，医学传教士同样奠定了中国西医药刊物兴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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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药学术团体的产生和发展壮大，也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1838年，在华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医学传教团体。虽然其核心任务是传教，但由于强调医务活动对传教事业的价值而加强医学事业的发展，这客观上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随着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1887年基督教医学传教士又组织成立了医学会——中华博医会。其宗旨就是要促进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具体包括：（1）在中国人之间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交流在华传教士医生之间各种工作经验；（2）一般地培养及促进教会工作和医学科学的进展；（3）保持在华正规医业的联合与协调，以保存品格、旨趣及友爱的荣誉。?輦?輵?訛中华博医会成立之后，在其下相继成立了名词委员会、编译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等，全方位地促进了中国西医学的发展。在华基督教医学传教士还于1909年组织成立了中国护士会，主要工作是组织在华的外籍护士，统一制定护士学校的课程和编译教材，办理护士学校注册、护士颁证等。这为中国护士教育奠定了基础。无论是中华博医会还是中国护士会，在教会医药事业本土化过程中都吸收了一批中国人入会。正是这批人后来在中国发起创办了学会或团体。例如曾是中华博医会会员或名誉会员的伍连德、颜福庆等，于1915年组织成立了中华医学会（nationalmedicalassociationofchina）,下设编辑部、会员部、医学名词部、公众卫生部等，该学会以“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为宗旨。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西医学术团体正式建立，也是西医科学体系在中国确立的重要标志。由于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博医会在宗旨任务等各方面大致相同，于是两会于1932年正式合并，沿用中华医学会之名（chinesemedicalassociation）。除上述团体以外，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华卫生教育会、中国解剖学会、上海医学联合会、全国医师联合会等本土医学团体纷纷在中国建立。这些医学团体不仅促进了西医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推动了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医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组织力量。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文化科学
近代以前，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医药学是科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药学既因其文化特性使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与中医药事业发展实践表明：中医药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开展与进步，中医药文化研究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复兴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真正实现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复兴与进步。
1.“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一朵人类文明的奇葩，与传统文化是紧密合一的。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加之中国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急切心理，反传统文化思潮在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就要求中医药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必须构建和培育继承与创新的土壤，“中医药文化”作为特殊概念应运而生。
“中医药文化”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对其内涵学界多有歧义。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初步阐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会议还确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名家风范，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服务，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这是国内学界首次确定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范围，对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学界还应进一步开展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具有构建学科的意识，既要有学科概论性质的综合性研究，又要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形成系列分支学科，并进行相应课程的建设。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史阶段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低潮时期。20世纪的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潮，阴阳五行学说遭到学术界的否定，对中医药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西学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反传统文化思潮给中医药造成了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在对待中医药上存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对甚嚣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歧视中医药的现象，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中医药学术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药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中医药教育一改两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转变，则很难真正正确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医药。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地接收”，而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接收难。而且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怀疑心理，阴阳五行理论也得不到认同。在“中医不科学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药发展走向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歧途，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中医药就构成了当时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药定位于科学技术，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药的科研头上，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用西医的“辨病施治”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进而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文化底蕴，其结果是偏离了中医药发展的轨道，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扭曲了中医药。受此影响，当时顺应时代的全国统编教材就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中医药教育出现偏差。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上书大力提倡传统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呼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正当中医药教育界总结中医药院校初期教学经验，讨论修改中医药教学计划，使中医药教育更侧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教学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兴起。基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医药的文化特性逐步明确，中医药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以1984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199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药学术界酝酿，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专题学术著作相继出版；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995）、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等陆续召开；《医古文知识》（1993）、《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上海中医药杂志》（1997）、《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通过这种研究，中医药学单纯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要用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对中医药文化品性认识的提高为中医药学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一是明确区分中医药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健康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认识前提。中医药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遮蔽，在中医药研究中，混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界限，误以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原理，只能导致混乱和人、财、物的浪费，如不加以注意，甚至可能导致伪科学泛滥。二是中医药现代化不仅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是中医药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药不仅是科学，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医药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对中医药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目前西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这正与中医药学的人文精神相吻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程，应该说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中医药文化研究有过于拘泥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倾向，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立今鉴古，不但要具有历史意识，而且要具有现代视角和当下意识，不但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不能独立于文化全球化之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绝不能故步自封、过于保守。要科学分析文化全球化形势，树立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医药文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医药文化研究者具备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质的能力，具备吸纳先进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能力，具备与西方异质文化对话与融合的眼界和能力，从而保持中医药文化健康发展。尤其在对外交流上，由于中医药学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具有科学文化的超越性和普适性，很难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理解和接受，导致中医药学至今还得不到国际的普遍认同。至今，能从根本上承认和接受中医药的人群还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地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药则很难进入正规医疗体系或通过他们所谓的认证，这就对广大中医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3.中医药文化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基础工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前提，否则中医药发展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有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才能真正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比如，不了解阴阳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起源。再如，中医药理论与易学、道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医药典籍中存在大量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的现象，甚至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潘雨延先生说：“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2]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学思想……因此在《内经》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易学的东西，又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东西。”[3]不深入了解易学、道学，就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整理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方面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使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大大改变，并未能从根本上恢复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的本来面目，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在中医药教育上，习惯于数、理、化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中医药大学生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而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立足于比类取像的思维方式，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验证，面对当前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只有在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其理论精髓和文化内涵，才能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避免走上中医西化，甚至以西代中的歧途。
4.中医药院校应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承担着弘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重任。不同类别的学校应积极营造独具特质的校园文化，积极培育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作为中医药院校来说就应当积极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精髓，形成中医药内在文化的创新能力。
4.1校园环境建设必须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好的中医药院校校园环境应使人处处感受到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建筑风格、校园景点布置、校风、校歌、校园网等，甚至建筑物和校园道路的命名都可以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4.2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要加大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有条件的学校应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注重中医药的文化品性，使学生不但学习中医的“技”，更要形成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养成中医药从业者独特的文化品性。尤其要重视教材建设，“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文革”之后，中医教材建设没有能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4]。
4.3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中医药根植于传统文化，离开传统文化，中医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古代俗语“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形象地说明了传统文化知识背景对学习中医药的重要作用。倘若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则很难成为中医名家，中医药理论难以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当前很大一部分中医药院校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急功近利，既不具有历史意识，又不具备长远眼光，与传统文化密切关联的主干课程――医古文越来越被边缘化，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更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终只会导致中医药的异化和弱化。
摘要：中药药理学是近几十年来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西医药结合的产物，是中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也是中药学在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特点是既要遵循中医药理论，又要结合现代医学知识，并用现代医药学研究中药的成果阐明中药防治疾病的道理，因此它也是中药走向世界的桥梁。但是纵观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有很多仅仅简单选用、借鉴西医的指标来衡量“中药”，逐步走向脱离中医药理论的指导，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然药物药理学”。
关键词：中药药理；中药理论；中医药理论
中图分类号：R285
自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首先对麻黄的成分麻黄碱、伪麻黄碱进行了系统的化学及药理研究，并发现它的特殊药理作用以来，利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已有80余载。时下“中药药理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学科，关于中药药理研究的文章不下数万篇，但是纵观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笔者提出以下质疑：
1．思考之一：“中药”药理名称思考
1．1中药药理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六版《中药药理学》是这样界定“中药药理学”的：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与机体(包括病原体)相互作用及其作用规律的科学。
它的本义和出发点是在中医药理论体系指导下，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药”。之所以称为“中药药理学”，就应该体现中医药理论特色，如果失去了中医药理论的指导，就不能称为“中药”，更不能称为“中药药理学”而只能叫做“天然药物药理学”。
1．2中药现代化与现代化的“中药”
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中药”，并不等同于中药现代化。药物本身作为用于治疗、诊断、预防疾病的物质，没有“中”“西”之分，也没有国界之分，更没有好坏之分，关键看如何应用它。中医与西医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如果一个药物在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应用，可以称为“中药”(同样包括人工合成品)；同样，如果一个药物在西医药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应用，可以称为“西药”(也包括天然药物)。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谈得上中药的现代化研究。如果脱离了这个大前提，“中药”的现代化必然会失之偏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来预防或治疗疾病的药物称为中药。这不仅指明了中药的学术概念，还界定了它与天然药物、其他民族药的不同界限。从此看来，是中医药理论赋予了中药的基本特征。
以上基本概念的混淆进而使得某些“中药药理”的研究越来越偏离中医药理论的指导。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背离了中医药理论体系，导致中医药的特色越来越黯然，而成为变了味儿的“天然药物药理学”。长此以往，中医药非但得不到发展，反而会走向萎缩。
2．思考之二：中医药特色之疑
什么是特色?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教授提出所谓“特色”。应是指彼无我有或彼短我长的东西。那么所谓中药特色，应是指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认识与用药治病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称之为理性认识、理论思维，具体讲就是指中药理论。它代表着中医药理论体系特征，反应其理论思维内容和规律。中药理论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中药理论就没有中药特征，或者说，失去中药理论，中药就不成其为中药。应该承认：中药同其他药物一样，只有用于临床才真正起到“药”的作用；中药如何用于临床，即在什么理论指导下用于临床，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按照西医药理论使用中药，如麻黄素治喘、黄连素治痢、附子苷强心、甘草素止咳、青蒿素截疟等，脱离中医药理论来应用，那就未免南辕北辙，不能视为中药。倘若不分寒热虚实，见喘用麻黄、遇痢用黄连，显然是不会收到预期效果的。中药必须依据中医药理论用于临床，才能保证用药安全，产生预期的效果。
3．思考之三：医药脱离之疑
中药是中医用以防治疾病的重要武器之一，它与中医是一对孪生兄妹，同源互根，相互依存，不可分离，互相呼应，互相渗透，密不可分。中药与中医，同时产生，互为存在的条件。中医离开中药，辨证论治就成为空谈，无从选方用药，中医不可能完整；没有中医，中药也就失去了依托，不可能发挥真正的疗效，失去了“用武之地”。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其中的一个。所以历来认为中医中药是一家，不能有此无彼，彼此分离。当前存在的医不知药情，药不知医用，医药分离的模式，不适合对中医药的管理，也不利于中医药的发展，医药结合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作为中医药战线工作和研究的同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扬我中医药之长，发展中医药，绝不能走“医不管药、药不知医、医药分离”的路子。
实际上，中药的作用机理在中医药制论体系中已经阐明得很清楚，包括药性理论。但是借鉴现代药理方法研究中药的手段实际上是完全脱离了中医药的理论体系的指导。那种置中医药理论于点缀，完全按照西药的模式开发应用中药的方法和道路，是不符合中药自身发展规律，对中医药发展有损无益。发展中医药，实现现代化，中药特色不能丢。
1990年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把生物学由分子生物学时代推向了系统生物学时代,生物学由分解转向整合。代谢组学是继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之后,系统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细胞内的生命活动大多发生在代谢物层面,如细胞信号释放、能量传递、细胞间通信等,因此,代谢组学被认为是“组学”研究的最终方向[1]。中医药学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科学,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迫切要求将古老的中医“语言”用现代科学加以阐释,而近年来用现代医学的还原论思想模式来衡量和改造中医药学,却出现了中医药学在现代科学面前无法证明其科学性的尴尬局面[2]。代谢组学与中医药学都是用整体思维模式来研究机体的,因此,如果能寻找到有机的切合点,将处于科学研究前沿的代谢组学与中医药学研究结合起来,势必能更好地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进展。笔者重点探讨了代谢组学与中医药学的联系及代谢组学在中医药现代研究中的应用,以期抛砖引玉,为代谢组学应用于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提供理论帮助。
1代谢组学与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联系
中医药学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科学,在历代医家不懈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理论体系。所谓整体观念,是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统一性的认识,是整体思维方法在中医理论中的体现。中医药学非常重视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认为人体的每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都具有整个生命的全部信息；另一方面注重人体与环境的统一性,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运动规律相统一。这种观念贯穿于中医学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乃至疾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等各个方面的理性认识之中。近年来,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科研上的焦点问题,学者们力图用现代科学方法论来衡量和改造中医药学,却出现了中医药学在现代科学面前无法证明其科学性的尴尬局面[2]。这都是由于现代医学的方法论与中医药学的方法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中医药学研究用的是整体思辨的网状思维模式,它注重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事物本身,因而其知识结构是综合的、整体性的；同时,中医药学善于把人与环境因素综合地加以考虑,其思维呈网状结构。而现代医学研究是还原分析的链式思维模式,它是建立在实验分析基础上的,注重研究事物本身的特性,往往忽略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其知识结构是分析性的、局部的。然而,人体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人体的复杂性及疾病的联系性,与中医的整体网状思维模式接近现代医学,也正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由单一性向系统型转变。基因组计划基本完成,标志着生物学研究进入了“后基因时代”,而系统生物学研究是后基因时代的最主要研究任务。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及代谢组学都是系统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分别从基因、mrna、蛋白质层面探寻生命的活动,然而,代谢物是生命活动的最终产物,代谢物的水平可以被看作是基因或环境发生变化时生物体作出的最终的应答,正如oliverfiehn所认为的“代谢物是基因型到表现型之间的桥梁”[3],“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告诉你可能发生什么,而代谢组学则告诉你已经发生了什么”[4]。因此,代谢组学是系统生物学研究的终点。总之,代谢组学属于全局系统生物学(globalsystemsbiology)研究方法,与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念相对应；且代谢组学研究的目标是代谢物,而“代谢物是基因型到表现型之间的桥梁”,其研究更接近表现型,由此,代谢组学用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2代谢组学与“证”的现代研究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思路,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证”是辨证论治的起点和核心。所谓“证”,是指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内外环境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发生紊乱所产生的综合反应,是反映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病因、病性、病位、病势等病理要素的综合性诊断概念。因此,“证”的现代研究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核心任务。近年来,学者们对“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证候的标准化、客观化、证候的本质、计量诊断、证候的动物模型等方面。其中证的标准化、规范化是进行“证”的其它方面研究的基础,如果对证候没有一个客观的尺度加以评价,其它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进行。每一个证候都有其外象(外候)与内涵,证的标准化研究中,对其外候的研究主要是根据中医文献及临床资料,并结合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制订某些证的诊断标准,使辨证达到规范化,并将现代医学的实验指征结合到证的研究标准之中；但外候是用四诊——望、闻、问、切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而得,很难量化,即使用流行病学方法加以分析,亦是靠专家经验打分,最多亦只是半定量。这种诊治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医生的诊疗经验,无论在准确性、稳定性、敏感性等方面都更多地受到医患双方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从证的内涵方面去制定“证”的诊断标准十分有意义。近年来,学者们致力于探索证候的高特异性和高灵敏性的指标,试图建立证候实验诊断单个金指标,然而,由于证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异病同证、同病异证等特征,不可能用单一指标作定性、定量、定位的说明。据此,证候客观化研究采用综合指标,精选非特异指标进行特异组合,建立能反映证本质并能区别它证的定性、定量、定位综合实验指标,辅助四诊,确定证候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代谢组学正具备反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组”、“群”、“谱”集成的分析功能。它能够通过检测不同时间患者的尿液或血液,对这些代谢产物进行分析,从而确定不同的证所对应的代谢组,使“证”可以得到客观化的表述。另外,利用代谢组学方法,通过研究代谢物图谱随时间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疾病过程中“证”的变化与机体内物质的代谢途径和代谢状况的关系,还有助于疾病生物标记物的发现和辅助诊断,使诊断、治疗达到个体化。其准确性依赖于仪器的性能,可以提高诊治的科学化、定量化,避免了人为因素的误诊。
3代谢组学与中医药疗效的整体评价
既然疾病具有系统化、动态化、整体化的特征,所以,在治疗时应随疾病的进程不同相应地调整药物剂量和种类。因为疾病发生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药物组分发挥调节作用,而以单一成分作用到单靶点的西药对此束手无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药没有无效成分。所谓无效成分只是相对疾病的不同阶段而言。因此,未来的若干年,复方药或多组分药将在疾病治疗中担当重要角色。中药及复方具有多种组分,其多效性、多靶点、多途径发挥作用等特点又为其临床疗效评价带来了很多难题。近年来,对于中医药的临床疗效评价,自觉不自觉地照搬西医过去生物医学模式的疗效评价和标准,从单侧面、单生物学因素着手,缺少系统地反映中医个体诊疗特色和复合干预策略的疗效评价方法和指标[5],这一点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质量和水平及其可信度。另一方面,又无法有效地将可能存在的临床疗效优势客观的表现出来。因此,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必须用系统方法学加以评价,寻找客观、系统的临床疗效评价方法是中医药现代研究中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代谢组学的出现为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工具,中药(尤其是复方)的整体性作用机制和疗效在系统代谢组学的研究方法下将可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挖掘。疾病状态可以引起机体内代谢物的整体发生变化,成功的治疗必须使代谢网络中的缺陷部分正常化,同时又不得干扰其它维持健康所必须的代谢途径的调控[6]。利用代谢组学方法,通过监测分析尿液、血液、唾液及细胞和组织的提取液等一系列样品的谱图在用药前后的整体变化,再结合模式识别方法,不仅可以客观地评价药物对于疾病的治疗效果,还可以对人体功能活动、生存质量和影响健康等的重大事件加以评价。中药及复方的临床疗效评价得以客观化后,对于中医药学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疗效评价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在中医药研究中要高度重视其对肠道菌群的影响。现代研究发现,在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动态平衡关系,此种平衡不仅为肠道正常菌群的生存所需要,而且对其宿主的多种生理功能(尤其是代谢)乃至生命活动亦至关重要,即肠道微生物群落实际上参与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和药理(毒理)过程,形成了人类代谢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医从整体出发研究人体的平衡与失调问题,并通过中药使其恢复平衡,与肠道内微生态环境的平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中药大多数给药途径是通过口服,经过消化道在局部起作用或通过吸收在全身起作用。中医药的整体观虽然与西医相比具有其特殊性,但与现代微生态学具有一致性,因此,肠道菌群研究很可能会成为用代谢组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药的突破口。正如代谢组学鼻祖nicholson教授所提出,“在globalsystemsbiology的框架下,将人看作一个superorganism来进行代谢组学研究的思想,把人与环境(地理的、社会的)、人与肠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综合考虑,使我们能够更全面、真实地反映人体疾病与代谢变化的关系,从而达到个性化医疗(personalizedhealthcare)的理想目标”[7]。这种思想与传统中医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四时和饮食对人的影响、辨证施治等思想是一致的。
4代谢组学与中药新药研究
中药的化学成分复杂,中药及复方在治疗疾病时,主要是由于药效组分在多靶点或多器官上发挥整体综合调节作用,具有多因微效的特点。正由于中药及复方的多组分和作用具有多效性、多靶点性、多途径性等特点,为其新药开发带来了诸多的障碍,如中药的质量控制、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作用机理、安全性研究等都是中药新药研究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8]。
中药材的质量直接影响中药饮片和中成药的质量,最终影响其临床疗效。中药材的质量好坏与其所含的化学成分直接相关。因此,对中药组成成分的控制是中药材质量控制的着眼点。中药的多种组分,其实质就是其多种代谢产物的集合,其组成、含量和存在状态等受到产地、气候、采集季节及后处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代谢组学可以用于分析中药中各种组分的类型、含量和状态随各种因素的变化,可以定量地对其进行评价,从而实现对其质量进行控制。所以,代谢组学用于中药栽培、采集、加工阶段,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的质量控制以及药物监督部门针对药物质量的控制,无疑是最佳方法。这种方法准确、重复性好,而且不依赖于操作人员的经验[9]。对于中药及复方的药理作用机制的研究,代谢组学也具有绝对的优势。成功的疾病治疗必须使代谢网络中的缺陷部分正常化,同时又不得干扰其它维持健康所必须代谢途径的调控。药物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就是研究药物在这种调控作用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如何起作用。通过认识体液“代谢指纹图谱”变化的原因,联系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的方法,可以寻找药物作用的靶点或受体,从而发现药物作用的机制。正如nicholson教授提出的proteo-metabonomics的概念,即将蛋白质组学与代谢组学相结合,以便更全面、有效和准确地寻找药物作用的生物标志物。在中药及复方的安全性评价方面,代谢组学通过分析与毒性作用的靶位和作用机制密切相关的生物体液中的代谢产物谱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确定毒性作用的靶器官和组织、毒性作用的过程和生物标志物[10-11]。因此,代谢组学可以反映出毒性效应的终点状况,并且可以与生化和病理指标联系起来。所有的代谢物都有其特征nmr谱峰,故代谢变化的指纹图谱可以作为毒物检测的定性依据,以便从功能和安全性两方面使药物筛选更有效,为新药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因此,代谢组学在毒物药物学的研究中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5结语
代谢组学是处于科学研究顶端的前沿性科学,近些年中,其发展非常迅速。虽然由于技术和设备等的局限,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但其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已初步显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将其用于中医药学的研究,必将对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大力开展代谢组学在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慧梅.代谢组学及其研究方法和应用[j].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2005,14(1)：59－64.
[2]路玉滨.中医理论、科学方法、科学事实[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9,23(5)：4－6.
[3]oliverfiehn.metabolomics-thelinkbetweengenotypesandphenotypes[j].plantmolecularbiology,2002,48：155－171.
[4]germanjb,baumande,burrindg,etal.metabolomicsintheopeningdecadeofthe21stcenturybuildingtheroadstoindividualizedhealth[j].jnutr,2004,134(10)：2729.
[5]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医疗效系统评价体系的研究[j].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2002,4(2)：12－14.
[6]刘昌孝.代谢物组学在中药现代研究中的意义[j].中草药,2004,35(6)：601－605.
[7]jeremyknicholson,iandwilson.understanding“global”systemsbiology：metabonomicsandthecontinuumofmetabolism[j].naturereviewsdrugdiscovery,2003,2(8)：668－676.
[8]梁鑫淼,徐青,章飞芳.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4,19(3)：218－220.
[9]沈一丁,费贵强,张宇.代谢组学促进中医药现代化[j].精细化工,2005,22(6)：444－446.
中西药学结合，共同构成中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结合，将会产主统一、新型的医药学理论体系。仅有中西医学结合，没有中西药学结合，则中西医学的结合是不可能真正达到的；若无中西医学结合，中西药学的结合亦难彻底。这两类结合，互相促进，不断深化，最后达中西医药学结合。中西药学所提供的药物及使用规律，都是为防治人体的疾患，此为二者结合的根本所在。因各自的特殊性或称内在的科学性，决定了结合的基础与核心将是中药学。然至目前形式的中药学，还不能体现互相结合的直接联系，必须在其现代科学化之后。结合的途径，可从中药及中药学现代科学化达到；亦可从西药中药化进而西药学得以中药学化而达到。此重任的实现，不仅需中西医药学工作者的团结协作，还应吸收多学科工作者参加。迄今，对中西药学结合诸多方面，看法非一，为加速中西药学结合，实应加以分析讨论．相关问题，简述如下。
一、中西药学结合的方向应当坚持
中西药、中西药学，是分属于中西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概念，各有相应医药学理论体系术语所表述的特定内函、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如中药有性味、归经、升降浮沉等性能表述：功效则用中医药学术语如理气、壮阳、舒肝等表述。不论单独还是配合使用，均要遵从中医药学理论，突出的是与中医药学的机体总状况“证”相对应。尤其配合使用时，各药按君臣佐使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功效整体——复方与机体的“证”相对应而发挥治疗作用。西药的性能则以其物理、化学性质表述，如酸碱性、溶解度等；功效和使用规律则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西医药学术语表述，包括生理指标如血压升高、病理指标如白血球增多、生化指标如转氨酶下降等，单独或配合使用时，对机体的这些专项指标变化的针对性很强。尤配合使用时，各药物间的关联整体性则不如中药复方突出。正是由于以上差别的存在，才需要探讨其结合的问题。中西药学能否结合？这取决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基础。事实上，共同基础是存在的。
第一，从物质基础看，药物来源均有天然产物和人工合成产物；均有单体和混合物。即本质上均由化合物分子所组成，也就是说，药物作用于机体而发挥治疗作用的最小物质单元均是化合物分子（可是单一种类或多种化合物配合起作用）。
第二，从生物活性基础看，药物作用对象都是人体，通过影响机体的主化代谢过程进而影响生理和病理等状况的改变，而呈现治疗作用。基于此，中西药学可用共同的术语或指标来表述药物的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最终会达结合与统一。现实临床用药情况已提出要求，中西药学应当结合与统一。尽管存在这两种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和用药规律，然而一个现实早已摆在面前，即中西药同时应用于同一患者身上的客观存在。有些是以两类药组成的成药供给患者；有些则是分别由中医和西医处获得而同用等。那么，如何考察、分析、判断用药的合理性呢？若按不同医药学理论为依据，难能取得一致结论，因为标准不一。而对此种情况，为对患者负责，为提高治疗水平，应当有个统一标准。统一标准的确定，只能是中西医药学结合与统一以后才能做到。
从医学的发展规律看，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亦属必然。任何医药学的发展，均需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结果。作为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吸收其它学科的研究结果工作，最相接近和应优先吸收的内容，则应是彼此吸收对方之忧而丰富和发展自己学科。这两种医药学的药物学互相吸收的顶点，则是彼此结合与统一，从两种药物学的具体情况分析，并非在各方面均属优缺各半，势必有在结合与统一后的新药物学中，何者为基础与核心的问题，这将在下边论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西药学在吸收彼此优点而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将会达到结合与统一。
二、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是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基本内容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是把人体的平衡状况和药物对这种平衡状况的影响，放到整个宇宙中来考虑的，不仅包括自然因素，亦包括社会因素；不仅包括外在因素，更强调内在因素，总之，考虑人体、药物及二者关系时，所涉及的可变因素，其多样性和综合观，是其它医药学理论体系所不能比拟的，故能容纳其它医药学的内容，起码是比其它医药学理论体系容纳中医药学的内容要多，这在中药学药物运用中能充分反映出来。突出表现在中药对人体平衡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针对所见现象或某一病症，而是针对机体的功能系统或称功能部位。如肝心脾肺肾、气血、三焦、六腑等，而这些功能系统或部位又互相关联和影响，故又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正是这种综合考虑而采用相应药物，使得药物的总体针对性更强，不良反应更少，故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后的新药物学，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具体内容则以中药学相关内容为核心。此为根据之一。
根据之二，从近代对中药学尤其对中药的研究情况看，站在西医药学理论体系对中药进行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结果。如弄清了中药中不少成分的存在及结构；以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表述了中药的不少活性方面；更从中药中吸收不少物质而成为新西药（包括单体如麻黄素、化合物部位如山豆根总生物碱、整个中药乃至复方中药等）。然而这些研究结果由于没能及时纳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而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拿从中药中所得到的新西药而言，尽管按西医药学理论能治疗不少西医药概念的疾病。但因没能考虑到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的相关用药规律，却难于完全准确地使用而取得应有的疗效，反而出现了不少不良反应，近年对人参、甘草等中药的不良反应报道，屡见不鲜，即为明证。例如人参，西医药学研究认为其有强壮作用。故用作强壮药。然而并非所有人用后均能起到强壮作用，甚至引起对机体的损害。因为人参从中医药学角度讲，具有大补元气的功效，大补元气与强壮并不能等同。大补元气是针对虚证才有效；而对实证，不仅无效，反倒有害。
总之，把中药纳入西药学，是难于完全容纳的，然而，若将西药按中医药学理论进行研究，使之具备中药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使西药变成中药，成为中药学中的药物。对这种中药化了的西药，按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相关用药规律使用时，则不仅能使其原来的内容得以保持，更能提高其治疗水平，即治疗功效的针对性更强，不良反应减少。就拿四环素来看，其对急性细菌感染疾患效佳，而这类疾患，从中医药学分析，属实热证，有时夹湿，如急性菌痢。既然具效，则表明其具中药相关内容性味：苦寒；功能：清热解毒燥湿。所以适于实热且夹湿证。此药在西药学中，虽对慢性细菌感染疾患并没规定为禁忌，但疗效不佳却是事实。这从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用药规律较易理解。因为此时的细菌感染疾患往往属虚证，有的又偏寒证，对虚寒证是不宜使用苦寒药的，起码不宜单独使用。使用于慢性细菌感染之疾患，是违背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用药规律，当然不会取得良好功效。可见，把西药纳入中药学，是能够容纳的。
依据之三，对西药学近年发展状况简作分析，就可明了。第一，赖以发展的基础理论知识枯竭，需要新的理论知识。原来是以新的天然产物结构类型和机体生化反应过程的了解作为合成新药的依据，而今这两方面均未达指导药物研究设计的新境地，而中医药学则对西药学讲，却是新的理论知识。第二，研制一种新西药现需资金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时间几年乃至十年；筛选样品5千到1万种等，所得新药，疗效却不突出。而从中药研制，则耗费人力物力较少。第三，西药研制正从天然产物。尤其民族药寻求出路，而中药正具备，近些年形成的世界性“中医热”，在很大程度上讲，乃为“中药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中药为民族药中的佼佼者。第四，向复方发展。第五，老药新用。如上多方面均表明，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只能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中药学相关内容为核心。通俗而言，自身难处正多，再担重任，岂不强人所难。
这里有一个问题，应有相宜看法，就是中西药学的科学性对比，即到底哪种药学的科学性更强。为说明此问题，首先要有共同的标准，否则难于衡量。所谓科学性，在现代概念中，一种精密科学必须具备三条：①以正面经验为依据。因为只有正面经验，才能在必要时予以重复和验证，②陈述的单一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精密性。③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即系统化。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对此三点、若仅符合第①点，只能称之为原始科学；若仅符合第②，③点，则称伪科学了。据此，我们再与中西药学对比，决定其科学性如何。从中药学可见，三条均符合。
总之，从理论上，实践中及未来发展方向上来看，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中药学相关内容为核心。
三、中西药学结合的前提是中药学的现代科学化
1．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后的新型药物学的总体轮廓为了坚持中西药学结合方向和实现中西药学的结合，应当对结合和统一后的新型药物学有个大体设想，即应有个总体轮廓，这样才能使此项工作目标明确，而不致摇摆：进而能选择相应途径和制定相应步骤及施实方案，就迄今情况而言，新型药物学应具备如下几点：第一，应能体现和包括中药学之优点；第二，应能体现和包括西药学之优；第三，应能体现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水平。就具体药物使用而言，结合和统一后的药物。还应具备中药的基本内容，亦具西药的基本内容，从而能按现在的两种医药学理论和用药规律来使用。对如上三点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三点内容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共同内容，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是中西药学两者的结合点。故关键问题在于中药及中药学的现代科学化，现代科学化了的中药学就能体现如上三点，实现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
2．中药学现代科学化的标志中药学的现代科学化，包括多方面内容，如采收加工、炮制及制剂生产、质量控制、中药基本内容等的现代科学化。而其中最突出则是中药基本内容的现代科学化，因为这方面内容的现代科学化，是其它方面现代科学化的基础，更是中药学现代科学化的核心。中药基本内容，正如前述，包括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表述内容。这些内容的现代科学化，其标志就是在物质基础和主物活性两大方面给与现代科学的阐述。例如中药药性的寒与寒性作用，从物质基础方面，到底哪些化合物结构类型才具寒性，而寒性作用又会影响机体的哪些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的改变；理气的功效，是哪些化合结构类型作用于机体后的必然反映，又是改变了哪些生理、生化、病理等指标；药物的配伍，会有哪些化合物间的化学、物理化学变化．配合使用的化合物又是如何协同影响了机体的生化反应过程，进而发生生理、病理等变化。其它方面，亦然，中药若能达到如上程度的现代科学阐述，则中药学其它方面的现代科学化就易实现了，如根据物质基础和生物活性两大方面，便于选择合适剂型和给药途径，从而更好地适应临床用药的要求。质量控制则更可根据化合物的组成与含量为依据，亦可以相应生物活性为依据。按如上现代科学化后的中药学，再与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后的新药学所应具备的几点，进行对比，显然，均具备了。若按迄今中药学基本内容的表达形式，那是难于实现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的，总之，中西药学结会与统一的第一条途径，就是中药学的现代科学上，重点又在于中药的现代科学化。至于如何实现中药及中药学的现代科学化，首先要对中药给与现代科学的化学、药理学、临床学研究，或单独或配合进行；第二，这种研究，是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内，围绕中药基本内容来进行。两点缺一不可，如缺第一点，则仍是传统中药；若缺第二点，则研究结果会脱离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均无从谈起中药学现代科学化。例如，止痛药研究，首先明确此药是止何种证之痛，如寒、热、虚、实等之痛的何种证。据此选择相应模型和现代指标，如止寒证痛之药，选用热板法之模型，就不一定合适，因此乃为热致痛，显然若用冷致痛模型将会更相宜，据此，再进行化学研究，可能获得止痛作用的物质，并做相应生化、生理、病现指标的测定。这样，就有可能从物质和生物活性两方面给与现代科学阐述。
3，中西药学结合的另一途径是西药的中药化西药学的内容，亦包括多方面，如原料药的生产、制剂的制备、质量控制、药物本身的基本内容等，其中药物本身的基本内容即性能、功效和使用规律的表述，构成西药学的核心内容，而这些内容均是以现代科学知识相关术语和指标来表述的。即物质方面以化合物的分子组成和性质来表述，尤其单体西药更明确；生物活性则以生理、生化和病理等相关指标和术语表述，将现代西药与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后的药物及现代科学化的中药进行对比，不难发现，现代西药所缺的是中药基本内容。如果使其具备中药的基本内容，那么就成了现代科学化了的中药，即成了中西药学结合后的新型药物。在此基础上，可使中西药学达结合与统一。问题的关键是西药能不能变成中药和怎样变成中药。关于能不能变成中药的问题，这从前边关于中西药学具有物质和生物活性的同一性，即均由化合物分子组成药物，且作用对象都是人体，也就是从道理上已阐述清楚。再从实践上看，中药基本内容就是根据药物作用于机体后所呈现的作用（包括治疗和毒性作用），按中医药学来总结归纳出来和确定的。据此，中医药学早已吸收了很多中医药学体系外的物质而成了中药，如乳香等。更从现代临床实践中，有人已注意到某些现代西药的中药基本内容。如有人认为考的松，具阳性，能资助肺脾肾气化功能，对阳虚证效佳等，因此，对现代西药，放到中医药学体系中进行研究。根据其临床作用，而总结它们的中药基本内容而成中药。如前边提到的四环素为苦寒之品，再如阿托品用后使人口干、面赤等，这些为热性的表现。至于具体作法，均可通过临床进行。即按中西两种医药学诊断，仅给西药，再接中医药学总结用药前后机体变化情况，据此而确定西药的中药基本内容，使之成为中药。值得指出的是，这条途径，很可能是中西药学结合的较快途径，因为中药的现代科学化本身较难，就从物质基础的研究看，若将每味中药的化合物组成、比例、性质、变化等均研究清楚，实非易事。例如人参已经多人、几十年研究，已知有十余大类约百种化合物，然而还没能完全研究清楚。故有的提出200或400种常用中药的系统研究，希冀实现中药现代科学化，仅物质方面的研究就不是在较短时期能完成的，更不要说生物活性方面了。当然，终应研究，也是能够研究的。此条途径却不如西药中药化来得快，因西药已具现代科学内容，仅缺中药内容，而这方面内容的确定，从中医药学讲，还是有很多方便之处的。现在的问题是，应认识这条途径，重视它，作出规划，组织施实，中西药学乃至中西医学结合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也是中医药学对世界医药学在当代的新贡献。
四、中西药学结合是中西医药学工作者和相关多学科工作者的共同任务和努力目标
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是中医药学理论和中药学基木内容，此应肯定，已如前述。作为中医药学工作者，明确此点，很重要。通过中西药学的结合与统一，只能使中药学乃至中医学得到丰富和发展。为此，应当欢迎西药学乃至多学科工作者，从事中西药及中西药学结合的研究工作。作为西药学工作者，为买现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而对中药及中药学所进行的研究，应当以中医药学理论为指导，且研究工作应围绕中药学相关内容，这样中西医药学及多学科工作者，就能从认识上取得一致，免除多余的顾虑与摇摆。作为中西医药学工作者，既应当看到自己学科之所长与不足，又要看到自己知识结构的所长与不足。先从知识结构看，西医药学因其本身即以现代科学知识为主体，那么自然自己所具知识的主体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然而所不足之处往往在于缺乏中医药学的知识。故为实现中西药学结合、使自己所具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之所长得以充分发挥，应当掌握中医药学知识，可向书本和中医药学工作者学习。作为中医药学工作者，自己所具的中医药学知识和技能为所长，若仅具此，是难于更好地为实现中西药学结合而发挥所长，还应具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可向书本和包括西医药学工作者在内的多学科工作者学习。以互相学习为彼此的联系点，是易互相团结，共同为中西药学结合与统一的任务而共同努力奋斗。再从中西药学本身看，中药学具有内在科学性。然从微观阐述上又缺乏，而这正是包括西医药学在内的现代多学科所具有之忧，而西药学的整体综合性不如中药学，此却为中药学之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