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内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化、现代传媒的丰富普及，人们的思想、社会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高校教职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念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以抓政治理论学习来理清思路、促使思想统一，从而达到行动上的一致，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做法，也是我党在各个发展阶段屡次取得成功的重要武器。高校教职工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不断加强自身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是保障和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保证。如何通过抓好政治理论学习来提高教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已经成为一项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意义
1.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是高校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根本保证。
大学生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关键力量，而高校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政治坚定、德才兼备的大学生。高校不仅要教给学生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引导和教育学生有高尚的情操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和社会责任感。[1]19在高校育人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教职工，他们是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主体和关键。他们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其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一言一行，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正如俄国著名教育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那样：“教师要把学生造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什么人”。从某种角度讲，高校教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道德水平，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标尺。[2]19正因如此，每所高校应主动采取措施来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实效性，每名教职工都应自觉通过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来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以良好形象帮助和影响学生健康成长。
2.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是有效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
高校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又是孕育新思想、新理论的基地，更是社会意识形态形成最集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高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新观点、新声音会凭借自身特有的优势和条件形成舆论，对社会政治以及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未来社会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蔡元培先生曾说：“欲知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所以，高校应是党和国家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哨阵地，是培养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忠诚卫士的可靠基地，更是研究、宣传、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场所。因此各高校领导干部和教职工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充分利用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教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
3.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是抵制西方国家长期西化分化我国的重要手段。
自二战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等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高校是各种思想理论、不同学术观点交汇、碰撞、融合的地方，是思想文化开放的窗口，国外各种思潮往往最容易在大学传播，各种政治思潮的代表人物一般也是利用大学阵地来向他国政府施加影响，历来是西方敌对势力重点渗透的对象，是“西化”、“分化”的着眼点和突破口。[3]20对此，各高校领导干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警惕性，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教职工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立场、政治文化的鉴别力。
二、当前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现状及分析
1.学习认识不够，学习意识不强。
一些教职工对教育的政治性和政治理论学习缺乏应有的认识，政治意识淡漠，反感政治，认为政治理论学习是“假、大、空”的东西，是领导干部和搞政治的人的事情，组织政治理论学习是“没事找事”；还有一些教职工认为政治理论学习与教学工作无关，而自身教学、科研等工作任务繁重，时间宝贵，再安排专门时间来学习政治理论没有必要；或者认为自己作为高校教职工，天天都在与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现代媒体接触，天天都在学习，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知识，没有必要再专门学习政治理论知识，从而消极应付，随意请假、早退，出现“人到心不到”的“假学”现象。
2.学习形式呆板，学习兴趣不高。
当前各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基本上是按照“学校党委部署、宣传部门安排、各党（总）支部每周定期组织”的形式进行的。学习的组织多为“领导宣读或宣讲为主”即“一人念、大家听”，偶尔开展一下讨论或者交流一下心得。学得不深、不透彻，使部分教职工对相关文件和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一定的偏差，真正理解的少。[4]学习模式机械、呆板、沉闷。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模式，极易挫伤教职工的学习热情，让教职工产生厌倦、反感的心理，甚至出现了一些“假学”、“装学”、“弃学”、“不学”的现象。[5]比如，组织者上面大声讲，学习者下面小声讲、备课、睡觉等现象时有发生，使政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
3.学习内容空洞，学习不切实际。
教师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教师的知识必须不断更新，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和政府的新精神、新政策，把新的内容充实到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去。[6]而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枯燥、脱离实际，没有与学校的工作实际相结合，是制约各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的热情和学习效果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多数高校的政治理论学习，在学习内容上不加选择、不考虑教职工的工作情况，不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将一些零散、不系统的学习内容一味地灌输给教职工，导致政治理论学习无法达到提高教职工思想政治素质、推进工作的效果，久而久之使教职工产生了反感政治理论学习的心理。
三、提高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实效性措施
1.加强宣传引导，提高教职工对政治理论学习认识。
针对目前政治理论学习的现状，各高校应有意识地加强宣传和引导，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教职工重新树立重视政治理论学习的意识和观念，让政治理论学习变成教职工的一种内在需求。让教职工认识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可以提高自身政治水平、政策水平、理论水平、思想道德水平，以及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自身素质，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实现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目标，还可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进一步让教职工做到敬业奉献，为人师表，推动学校发展。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意义，在政治理论学习上实现“主动学”。
2.强化组织领导，确保政治理论学习责任落实到位。
高校政治理论学习，应注重学习效果，校领导应给予高度重视，改变只做“表面文章”的现象。比如，部分组织者在潜意识中认为政治理论学习是虚的，业务学习是实的，前者应该给后者让路等想法，对政治理论学习抓而不紧。只要学校领导和政治理论学习组织者高度重视，组织认真，政治理论学习的效果就会相对较好。反之，政治理论学习就会被取消，被代替，或流于形式。[7]同时，目前各高校的工作重心都向教学科研转移，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年终考核等有关教职工切身利益方面无一不以教学科研成就为硬指标，在政治思想方面却缺乏考核的硬性规定，不直接与教职工的实际利益挂钩，因而在教职工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教学科研是硬任务，必须完成完好，政治理论学习是软任务，能应付就应付。要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学校领导必须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加强研究，不仅要制定科学、系统、详细的学习规划和计划，而且要制定一套严肃的、操作性强、有约束力的学习奖惩制度，确保政治理论学习落实到位。同时，要求学校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政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广大教职工加强政治理论知识学习做出表率，使广大教职工带领他们“跟着学”。
3.创新学习模式，不断激发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兴趣。
各高校要积极探索和改进政治理论学习的模式，增强政治理论学习的吸引力，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质量。政治理论学习模式绝对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开会议、读报纸、念文件、写心得”等老套模式上。可以将政治理论学习模式改内容单一化为内容多样化，既可以学政治、学理论、学政策，又可以学管理、学科学、学方法；改传统灌输式为互动交流式，摈弃“一人念、大家听”的形式，多开展交流、研讨、辅导报告等互动活动；改呆板式为活泼式，通过营造氛围、文化熏陶的方式，适当开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形式活泼的主题活动；改注重过程式为提交成果式，如通过开展“推荐一本好书”、专项专题调研等活动，统一布置、分散完成、限时提交，提高学习成效；改传统封闭式为灵活开放式，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举行专题讲座，或者观看影视录像、开展实践活动，等等。通过创新学习模式或方式，最大限度地激发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热情，提高学习兴趣，在政治理论学习上实现教职工“真想学”。
4.联系实际学习，切实增强政治理论学习实际效果。
在政治理论学习中，要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把学习与国家、民族的千秋伟业联系起来，与学校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联系起来。[8]在高校的各项工作中，教学与科研是中心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是目标。因此，政治理论学习必须有利于教职工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把握工作发展方向和思路，有利于明确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学校的办学思路、发展方向、人才培养目标，到专业设置、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政策指导，需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所以，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时，我们要把政治理论学习与教学内容、业务学习统一起来，用政治理论学习的内容和精神来指导教学改革、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政治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政治理论学习上实现“有效学”。
抓好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是各高校的一项长期任务，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实践形式，丰富实践内容，才能有效促进教职工政治思想、理论素质的不断提高，促进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不断改革，使政治理论学习在推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上作出积极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2][3]蓝祝卉，林华，陈凡，何光优.加强高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若干问题的思考[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3）.
[4]李玉泉.高校教职工政治学习模式创新探赜[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06）：76-77.
[5]刘玉方.如何加强高校教职工的政治理论学习[J].文教资料，2007（36）：210-211.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生活；范式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生活意义正日渐凸显。对受教育者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引导表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尤其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开始显现其重要性。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教育困境使得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对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观照。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受教育者的品格，积极帮助引导受教育者实现从行动到价值判断的转换，从而实现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因而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这一命题。
一、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在任何情境中，思想的探讨与话语的交流都需要共同的平台。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共同的言说方式。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我国的德育即大德育包括对受教育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心理和法制等方面的教育。因此本文所讲的德育指大德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西方的德育一般仅指专门的德育教育，与我国所讲的德育在内涵上有很大区别。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一般在中小学开展德育教育，而到了大学教育阶段则开始讲思想政治教育，其实质都是使受教育者通过对具有一定意识形态知识的专门学习，传承生活中的政治文化、道德文化和公民文化，形成个体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思想品德自主建构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方式。
在我国，人们通常在三种语境下谈论思想政治教育[2]。作为政治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教育；作为宣传教育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其重点是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道德、思想、法律和心理素质教育；作为学术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把学校的德育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研究的对象，探寻其规律性。由于作为政治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仅指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其宣扬的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遮蔽现实的功能。而作为宣传教育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借助一些非意识形态的内容来进行，或把意识形态的内容包裹于非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中来进行，以此保证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所以，只有回归到作为学术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中增强其学术性，有力地回应各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地位的质疑，也才能更好地为其意识形态的功能进行辩护。因此，本文所讲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作为学术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①，无论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形态，还是作为社会生活内核的各项制度法规、思想观念以及道德认知，都处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其反映在社会现象上，表现为社会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其反映在社会心理上，则表现为理想信念的失落以及价值认同的冲突，许多原先行之有效的传统道德观念丧失了约束作用，人们借以对日常生活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指导自己道德生活的明确标准日渐模糊化和萎缩化。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震荡就必然会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过程中。
其一，生活教育的缺席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相断裂。
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普遍存在教育的功利化、抽象化、理想化和非生活化等特征。表现在课程的设计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考虑的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较为忽视受教育者本身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容易流为一种仅为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教育，以及满足纯粹的社会生活秩序调整的需要，成为社会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单纯的以社会为支点来设计的课程教学体系，由于忽视了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需要，颠倒了受教育者与社会存在的正常序列，必然导致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漠视。
社会秩序不是终极的价值诉求，其合理性需要由人的现实生活需求来确认。只有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纠正过去的只是成为社会秩序的手段与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倒置性现象，扭转那种无视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感受和需求的局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唯有回归生活，并能够回应受教育者现实生活中的各类问题，才能真正引导受教育者及其对生活的思考，影响受教育者的生活方式，从而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盲目性、空洞性和抽象性。
在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不能有效实现授课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需要相衔接，将会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与受教育者在教与学之间的断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的在于用其理论去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品格，使受教育者形成与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思想道德品质，并外化为受教育者在生活中的行动，达到培养和教育的目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320，“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实现由教到学，从而把一定意识形态的理论知识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品质，并外化为日常生活行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关键，也是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作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双重力量的统一。
当今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5]。由此造成的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和迷茫，信仰上的危机和观念冲突的加剧，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者只有关注受教育者的生命感受和生活价值，而不是一味地强调社会的需要，才能缩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理距离，从而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语现状和“无人”困境。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关注受教育者的生活，就要求双方都能坦率而真实地活在当下，教育者要把受教育者的生命成长当成教育者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受教育者的生活感受和需求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有这样，双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才能从概念、术语和大道理中解放出来，教育者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情感灌注到受教育者的生命体验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焕发出无限丰富的生命活力。
其二，教育意义的偏失引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脱域。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生活教育的缺席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断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教育意义的偏失引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脱域。此种脱域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没有能够成功激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的真实感受，后者只能逃逸到别处去寻找了。而“寻求意义，并在任何具体形式中赋予其价值意义，是人类内心最深层的呼唤”[6]。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应遮蔽人的现实生活需要，反而要对人的生活价值的本体论意义进行追问，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对生活世界所展开的对话和交往的过程。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转变以往只满足社会需求的思维方式，以人为逻辑起点，以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为基础，使其在已有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引导和教育，不断地自我创造出能激发生命活力和对生活热爱的新规定来。正如克罗韦尔所认为的那样：“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式。”[7]
因此，必须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丰富内涵。从教育的最终归宿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受教育者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探寻其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通过专门的教育灌输一定的意识形态思想，更是通过人性化的教育积极帮助引导受教育者实现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于缺乏对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的关注情怀，背离了教育关怀和培养人的最本源的要求，从而使受教育者感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空洞和虚伪。尼采认为，“人性是由无数时代苦心积累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庙堂珍宝，守护这一珍宝，为之增添新的珍宝，是一切文化事业的终极使命”[8]，也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最需要回归的价值理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要紧密结合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和切身利益，以及当今社会的热点和重大问题，更要结合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智慧和人性光辉的典型案例，才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不断地传递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让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的对照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而达到对自我生活的终极观照。
由上分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直观其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诸种困境。一方面，它预设了以社会需求为主导的价值判断，但不应将其绝对化。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注入人性关怀式的生活教育，才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范式必然要随着社会基础的深刻变化而发生与之相适应的生活化转换；另一方面，它只有意识到这一现状并与之相适应，才能在其范式生活化转换的过程中走出困境，作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教育和生活教育，据以指导和评判现代社会生活。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当前教育困境的现实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的实质。
二、定位：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
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根源于社会生活本身的深刻变化，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525的思想观点。思想政治教育要及时反映受教育者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以及社会规范的变化，从社会基础的变化中寻找转变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清楚传统教育范式失效的社会根源，然后确立一种新的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范式，才能为走出当前的教育困境以及为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能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自信而有针对性地回答它是如何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有效道德指引，如何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并发挥实然作用，如何在拓展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上做文章，以及如何通过解答受教育者生活中的各类问题而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的。
（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有效的道德指引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一方教育者首先在观念上要形成对受教育者生活上的尊重，尤其是对受教育者生活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尊重。教育者应当意识到“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是教育之场所”[9]。这样，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教育者就需要有意识地把教育导向和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生活、幸福、尊严和价值等结合起来，有目的地使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紧密相连。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教育者在观念上对受教育者的生活观照。而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生活观念上的尊重是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进而是对受教育者的尊重。
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更要由观念上的尊重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马克思就曾说过，“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0]。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教育者一定不能抽象地或泛泛地空谈理论和大道理，而是要结合受教育者的实际年龄、生活境遇、社会身份、文化素养以及行动能力等等，把对受教育者的观念上的尊重，通过教学实践中的对象化而具体转化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对受教育者生活的尊重。人的生活是人与世界相结合的方式，受教育者的生活也是其与世界相结合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反映在对受教育者的生活尊重方面，不仅表现在对其生活观念的尊重上，还表现在对其现实生活的尊重上，从而可以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由此可知，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先与受教育者的生活紧密相连，使其能够在反映并尊重所处时代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
（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为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并发挥实然作用
首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思想体系载体发挥着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的功能和作用的。具体而言，每一种思想体系都对生活世界的应然建构进行了一种可能性的想象，或者说对生活世界为何及其意义进行正当性思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想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当前社会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教育，反映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的本质和要求。其必然要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提出理论和观点，对受教育者尚处于朦胧状态的要求和想法加以引导，并以系统理论的理性形态表达出来。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在回应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及激发其创造生活意义上，为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应然建构提供了理想图式。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还要在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中发挥实然作用。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就产生了如何对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发挥实然作用的问题。对此，宾克莱说得好，关于思想体系，“它可以被视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它要求每个人作严肃认真的努力去选择他认为对于他个人，对于全社会都是最有意义的那些价值”[1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以系统的思想体系确立的社会价值教育，在为受教育者的生活提供道德指引及回应其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为激发受教育者创造生活意义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为建构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精神动力和现实力量。这也同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体现人性的要求。人性是人文精神的现实表征。“人文精神作为文化世界的精神，体现着对作为文化世界本体的人的生命过程的理解，从而就凝聚着对人的生命理解的本质规定”[12]。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体现人文精神的价值载体，只有凝结着对受教育者生活过程的理解和对受教育者生活理解的本质表达，才能真正成为建构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精神动力和现实力量。
（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拓展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
在哲学上，意义包括意指和意谓。意义的对象即意指，不断地赋予对象以新的意义即意谓。人对意义的把握“不是对事实的认知，而是根据规律即逻辑进行的创造性选择和建设性附加”[13]。人们总是在创造一种有意义的世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了有效的道德指引，对其生活世界进行应然建构并发挥实然作用，从而就在合乎逻辑地演绎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上拓展了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在彰显自身意义的这些行动中，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从实践角度看，“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径；他是构成这些行径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14]。受教育者只有把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生活中的一系列行动，才能在这些行动中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也才能真正拓展自身的生活意义空间。
具体而言，通过受教育者的行动，思想政治教育为其生活世界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受教育者的生活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受教育者并不必然就是他/她现在的这个样子，经过思想政治教育以后，其会通过今后生活中的行动把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出来。这种可能性意味着超越。只有在超越中，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拓展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空间。而这种超越就是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下，在行动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因为受教育者自身具有有限性，才需要以社会主导思想体系的载体为中介，在行动中进行确信，从而实现对自身的超越。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载体。它通过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让其对自己的行动深信不疑（即确信），从而为自身生活世界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受教育者就在自身可能性的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中拓展了生活意义空间，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
（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能通过答疑解惑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06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答疑解惑，不仅在于用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来正确地“解释世界”即反映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在此过程中，通过丰富和修正自己，来批判实践和指导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以此改变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也才能真正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作为社会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总要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感受到的人文精神的时代要求，以及现实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和现实利益，体现在其思想品德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塑造中。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赢得受教育者的认同，才不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据和基础。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活动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发形成的，而总是形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建构中。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中，教育者一定要把体现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通过答疑解惑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建构于受教育者的生活思考中。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5]。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没有作为共同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如果没有反映意识形态的现实要求，那么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就不可能有稳定持久的和令人信任的思想体系，社会生活恐怕也不会有稳定持久的和健康有序的生活秩序。同样，社会生活秩序以及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活动都能从侧面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黑格尔认为：“现象是存在的根据，是比存在更为丰富的范畴。”[16]基于这一认识，可以说社会现象是现实生活的根据，体现着现实生活。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受教育者进行专门的对象化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试图通过分析外在的社会现象引导受教育者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通过引导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找精神生活家园来寄放灵魂，并构建物质生活家园来藏裹身躯[17]，受教育者就能把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一系列思想品德和行为活动内化到自己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一旦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思想品行和行为习惯，就能反过来有力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同时有助于促进并形成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在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够成为回归受教育者现实生活的有效理论载体。
三、回归：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
思想政治教育有其现实的生活指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是指通过对受教育者的存在价值的本体论意义的追问，通过思考和解答关于受教育者的成长和发展等问题，立足于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积极帮助引导受教育者实现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既是从受教育者的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思考如何能够通过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受教育者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从遮蔽的生活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对其生命意识和生活意义的解蔽；同时又指向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际存在的问题②，基于问题梳理受教育者在实际生活中的现实需要，通过问题反馈不断为受教育者释疑解惑，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发挥其应该起到的社会教育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在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回应中才能确立和巩固自身。就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讲，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生活化转换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生活指向意义。
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首先意味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生活化转换，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有意识有目的地走进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以避免因生活教育的缺席导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相断裂，以及因教育意义的偏失引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意义脱域的现象。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困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的以“填鸭式”为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远离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让受教育者感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抽象性和空洞性，导致其对这种强制性的灌输教育从内心深处不认同或不接受。因此，根本性的问题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完成从传统教育范式向生活化范式的转换，确立以引导学生的生活需求和塑造学生的生活世界为主的原则。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所造成的弊端[18]，以及给受教育者带来的外在强制性束缚；另一方面可以在关注受教育者生活世界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其生活需求和有效塑造其生活世界，达到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生活指向还要求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直接面对教学实践中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切入点走入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问题反馈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启示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教育并不能解决受教育者具体的现实生活问题。教育者要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积极引导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不仅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环节来完成，还要通过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表现来进一步确证。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更要通过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表现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重视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世界，更要在此基础上实现从传统教育范式向范式的生活化转换。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走出当前的教育困境，为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有效的方法论，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的生活需求和塑造其生活世界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载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实现从传统教育范式向范式的生活化转换，才能真正作用于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达到培养人和教育人的目的。
注释：
①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大形态，分别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形态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到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中。在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反映在观念上，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道德观念日益丧失了其对社会成员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②王天恩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他认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问题具有特殊的地位。通过对问题反馈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探索，可以大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参见王天恩的《问题反馈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探索》，《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第一期；《问题逻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理论教育》2011年第七期；《六个“为什么”与基于问题逻辑的教学方法改革》，《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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