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金融监管不力往往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为克服金融危机，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加强金融监管渡过金融危机后，经济一繁荣，往往会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这一逻辑可以归纳为：“监管不力—金融危机—加强监管—克服危机—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螺旋式上升。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也需加强金融监管，包括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大证券执法、司法力度，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建立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
一部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金融危机史。面对金融危机，人们往往会想到金融监管。那么，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究竟为何？本文从金融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并得出若干启示。
一、金融监管不力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
本次金融危机和美联储的监管不力有一定的关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1]还有的学者认为，以1976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推动的保守主义政策革命，是“为现时的金融危机铺路”。[2]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联储长期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这一信条。格林斯潘的著名观点是“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金融衍生产品最佳监管者是市场参与者们自己，而不是政府的机构和法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监管理念实际上听任和鼓励了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冒险行为，结果却酿成了本次金融危机原因之一。
二、克服金融危机，要加强金融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3月31日，公布了改革蓝图（简称“保尔森计划”），提出了短期和中期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议，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以加强监管。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的建议是向着“目的导向”的监管方式（objectives-basedregu2latoryapproach）转变，使监管机构能够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欧洲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这次危机同时暴露了在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方面存在的真空，为此，欧盟公布了关于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立法草案，拟对信用评估机构在注册、治理结构、评级方法、透明度等方面采取比国际证券业协会（IOSCO）原则更为严格的监管。这次金融危机还暴露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漏洞，为此，欧盟正着手修改其2006年《资本充足指引》，试图对交易账户、跨境机构流动性监测及特殊投资管道等内容加以改进。危机爆发后，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步调并不一致，为此，部分成员国建议成立欧洲金融监管局，解决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与各国分散监管不匹配的矛盾。
从历史上看，1929年-1933年大危机爆发后，罗斯福加强监管的措施已在前面有所涉及。此外，美国《1933年银行法》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明确分开，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mpany），用存款保险的方式为商业银行经营提供安全性保证，并相应建立一整套稽核、检查系统，负责监督管理所有不参加联邦储备体系的州注册银行的经营活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国会通过了《韩国银行法》等13个金融改革法案，成立了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的金融监督委员会，着力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自1998年4月1日起，日本启动一项名为“东京版金融大爆炸”（TokyoBigBang）的金融改革方案，实施新的《外汇管理法》和《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著增加。此外，日本还模仿英国，于1998年成立了金融监督厅，原大藏省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并入到金融监管厅内，目的也是为了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泰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时改变了一直实行的钉住汇率制度，坚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4年1月，泰国开始实施新的金融系统总规划，进一步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重整金融体系，解决银行呆账问题，完善金融法规，健全监管体系。
三、金融危机过后，放松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的加强有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束缚企业的手脚，出现监管过度的问题。金融危机过后，会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这里的放松监管，又称放松管制。
1933年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但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滞胀”的到来，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他们重申市场的基础作用和经济自由的价值，私有化风潮席卷西方。在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里根经济学，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放松政府管制，削减政府开支。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去非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在金融领域放松了原来在经营范围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管制。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显著的成果就是美国通过了银行放松管制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取消了1933年以来分隔银行、保险和投资活动的法律。很多人认为，正是该法案使得贪婪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可以肆无忌惮的转嫁风险，躲过监督和问责，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
在大危机之前，还有一段相似的历史。美国1864年《国民银行法》严厉禁止国民银行从事证券市场活动，只有那些私人银行才可以通过吸收储户存款，然后在证券市场上开展承销或投资活动。但美国国民银行想方设法绕过相关的法律规定，通过控股的证券公司将资金投放到证券市场上。美国的J.P.摩根、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就是私人银行与证券公司的混合体。1927年《麦克顿法》取消禁止国民银行承销股票的规定。这导致了1928年的美国股市的“繁荣”，但一年之后，股市崩盘，大危机爆发。于是，《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又收紧了6年前放松的监管。
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可以总结为：“放松管制—金融危机—加强监管—克服危机—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次金融危机都会促使人们深入思考金融运行模式、理念和制度存在的问题或缺陷，并往往能发现金融危机的发生都和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关，于是出台相关法律，加强金融监管。但通过金融创新，突破现有的监管框架，或者游说政府通过放松管制的法律，这在短期内固然能获得一时的发展和繁荣，但盛级而衷，繁荣之后就是又一轮的金融危机。
四、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还是螺旋式上升
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还是螺旋式上升？放松管制并没有多少积极的意义，如1927年《麦克顿法》。但有的放松管制还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如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遗憾的是，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还要加强监管。这里的放松管制一般是指在经营范围上的放松，这里的加强监管是在监管深度上的加强。
英国是放松管制而加强金融监管相结合的典范。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是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分别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进行监管。80年代以后，英国认识到，分业经营已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90年代，英国启动了“金融大爆炸”，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同时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SA）。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确认了这种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FSA的金融监管权力高度集中，它继承了原有9个金融监管机构分享的监管权力，如从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将银行业监管的权力接过来；与英国财政部签订协议，将原由财政部拥有的保险立法的职能移交给FSA；对上市公司的审核责任也从伦敦证券交易所转到FSA手中。换言之，英国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服务于该市场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清算和支付系统、有问题的金融案例进行谨慎监管的全部权力，都由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FSA统一行使。FSA除接手原有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以外，还负责过去某些不受监管的领域，如金融机构与客户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金融市场行业准则、为金融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的规范与监管。正因为英国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很好地加强了金融监管，因此，英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出现大的金融机构倒闭。由于FSA的加强监管是以前历史上所没有的，因此，这个加强监管是螺旋式上升。
五、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选择
（一）考虑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对全部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如今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分割的监管体制弊端严重，难免会出现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协调成本巨大。美国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这和分割的监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最近兴起了设立金融“超级监管机构”的潮流。关于“超级监管机关”，有一个争议是成本过高，但还是比造成公众危机的成本要低。[3]因此，我国也应该考虑合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起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对全部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二）加大证券执法、司法力度
目前我国的股市还很不成熟，暴起暴跌，加上其他内外部因素，共同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困难。股市暴起暴跌源于市场不当行为太多，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盛行，公司上市门槛高，证券监管的重点在上市时的审批，而不在上市后的监管。这也暴露了证券监管的不力。针对这一问题，应加强证券执法、司法力度，全面开禁证券民事诉讼，并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尤其是要依靠诉讼的力量，依靠股民、律师、市场和法院的力量，共同提高证券监管的有效性。
（三）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次贷危机的发生，信用评级机构也难辞其咎。那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出现了问题，发行的金融产品漏洞颇多，评级机构“视而不见”，使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一位在某评级机构的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业内人士形象地说，什么都可以评级，我们甚至可以评估一头被结构化的母牛。[4]因此，欧盟起草了关于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立法草案，拟对该信用评级机构实施严格监管。这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也应该制定法律，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四）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建立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
这次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法律对公司高管薪酬不加限制的弊端。华尔街高管的报酬包括基本年薪、分红、股票奖励以及股票期权。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公司的股价与上一年的公司业绩。投资银行高管的薪酬与一般的商业性公司比起来要高得多。例如，理查德·福尔德，这位雷曼兄弟的CEO，8年来从雷曼兄弟卷走了4.848亿美元收入。法律对公司高管薪酬不加限制的弊端，美国已经对此有深刻反省，并已经采取措施阻止这种“捞一把就走”的投机行为。根据美国《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美国政府将对于受援企业新任高管的薪酬做出限制，不得实行高官离职得到数百万美元的“金色降落伞”计划。奥巴马上台后，则要求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欧盟在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入资本时，也将政府出资与受助机构的高管薪酬及分红限制相挂钩。在我国，部分金融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弊端已经显现。对此，保监会、财政部发文限制国有金融企业对其高管“脱离国情、行业发展阶段和公司实际发放过高薪酬。”[5]但无论是国外对高管薪酬的限制，还是国内高管薪酬的限制，都仅仅针对接受政府援助的金融机构，完全民营的金融机构的高管的薪酬依然没有限制，因此，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构建不区分所有制的金融企业的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才算是“对症下药”。
注释:
[1][美]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3期。
[2]《金融危机或迫使诺贝尔经济学奖改变评审准则》，资料来源：http：///htmlnews/2008/10/06/1318627.htm.
[3]沈联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载《财经》2008年第24期。
摘要：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金融市场源于殖民时期自发形成，银行体系最早得到发展，其金融监管体制也主要基于对银行的监管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推动而逐步形成。美国监管体制过于复杂，部门过多过于庞大，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金融监管体制本身其实也不一定是首要问题，加强金融监管的能力与效果才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目标，而且监管体制的选择最终还是取决于政治决定。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交叉监管，监管模式，重复监管，金融稳定，金融改革，风险约束
一、交叉监管明显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极其庞大和复杂，交叉监管明显，金融市场源于殖民时期自发形成，银行体系最早得到发展，其金融监管体制也主要基于对银行的监管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推动而逐步形成。
各州和联邦分别对在州和联邦注册的银行进行监管，注册地成为界定银行监管部门的主要依据。对于在联邦注册的银行，成立于1870年的财政部下属OCC对非联邦储备银行（PED）的会员银行进行监管，其主要运行不是依靠财政资金，而通过特殊的制度安排，如通过支付服务和收取监管对象费用获得收入。而成立于1929年大危机中的联邦储备银行则对其会员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它主要利用会员银行的资本金提供贷款获取利息，并从FEDWIRE的银行间大额支付及ACH零售支付服务中收取费用。美洲银行（BOA）每年就向OCC支付4000多万美元的监管费。上述两类银行大多是大银行。而对于在各州注册的银行，则由各州的银行厅监管。
由于银行具有是否加邦储备银行的权利，实际上也就获得了选择监管部门的权利。OCC与FED之间的这种平行结构造成二者之间的监管竞争，从而争相讨好金融界，单方面给银行松绑，以吸引银行加入或不加入FED的会员。如FED按照巴塞尔协议Ⅱ进行监管，而OCC和FDIC则按巴塞尔协议I监管。大通银行就曾因为FED的管制严格而脱离FED会员而转向OCC。FED与OCC在进一步紧缩还是开放银行管制上不断发生政策冲突。尽管FED、OCC可能长期在银行驻守，但如非必要，并不经常打扰银行的日常工作，甚至可能在银行下班后独立工作。
同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在各州注册的非FED会员银行提供存款保险，主要是一些中小银行。储蓄机构监管署则负责监管在联邦注册的储蓄机构和储蓄机构控股公司，国家信用合作社办公室（09S）负责监管联邦注册和州注册且加入其保险系统的信用社。
至于证券业、基金业、保险业及期货业的监管，则分别由美国证券监督委员会（SEC）、联邦保险署（SIC）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CFFC）负责。正如FED将稳定货币及支付体系的稳定性作为首要目标一样，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SEC对证券业监管的主要目标，因此它并不管理证券经营机构的具体业务，也不管理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而只要求投资银行、上市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提供连续的年度财务报告，监督其信息披露，并且只监管证券经纪业务，不管其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的监管则主要由州政府负责。
上述联邦监管机构的组成人员均由国会任命，任期大多与总统任期错开，只对国会负责。如FED并非美国政府的内阁组成机构，与财政部之间也没有任何人事任免关系，但其社会地位和公众威望却高于财政部。一方面，其政策制定主要依赖公开市场委员会，无需总统和政府的行政和司法体系中任何人批准；另一方面，FED最高管理机关的联储理事任期14年，理事会主席、副主席任期4年，虽然理事由总统任命，主席、副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但由于与政府换届错开，使得行政部门对其施加影响的空间大为缩小。FED作为中央银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既有联邦的，也有州一级的，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设立了不同的监管机构，基本上届于分业监管的体制，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交叉和重复监管的现象。对速发展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投资基金，SEC仅掌握部分自愿登记的对冲基金情况，对于大多数以私人公司形式设立的对冲基金则毫无办法；而FED也只能基于稳定金融体系的考虑，要求对冲基金的交易对手方如银行等提供相应的数据。对于国会一再试图监管对冲基金和私入股权基金的做法，FED内部中立的十人专家委员会在2007年6月最新的一次内部听证会上却不予以支持，至今仍无任何专门监管此类基金的法规。至于此类基金对新兴市场造成极大冲击，危及区域乃至全球金融稳定性的行为，无论是FED还是SEC或OCC都缺乏基本的国际间监管协调上的考虑。目前，它们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也局限于对各自所在国家银行在对方分支机构的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且局限于一年一次，缺乏经常换机制和应急救援机制。而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救援显然缺乏适应危机的应急作用，反而造成极大的困扰。这一缺陷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得尤为充分。
此外，1991年，还设立了独立、中立的总统金融工作委员会，由FED、财政部及各类专家组成，为行政当局的金融决策更好地理解金融行业，监督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专业性的咨询意见。
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前些年，以美国为主要样本而实行金融分业监管，其目的在于通过分业经营，促进金融各行业的发展，尤其是以往相对落后部门的发展进程，同时避免风险的相互传递。经过几年的实践，金融业得到一定发展，金融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监管的目标逐步明确，监管方法也有所改进。然而，随着金融开放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境外金融机构进入，其混业经营的模式以及在母国接受的混业监管与中国分业监管极不适应。一是境外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受到制约，不同机构、不同的业务受不同部门的监管，重复监管，监管过度突出，创新的效率下降；二是国内金融机构因受分业经营的限制，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业务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然也逐步开始向混业经营转化，但仍因金融监管部门的分歧，而常常陷入困惑；三是不同监管部门对于同一机构的不同业务，以及不同机构的同一业务理解存在差异，各自出台政策、规章，为金融机构利用政策进行套利提供丁空间，这就暴露出监管上的空白。
美国FED、SEC、OCC等部门及花旗集团、美林集团、高盛集团、美洲银行、大通银行、富国银行、巴克莱银行等业界机构的专家均表示，各国金融业发展情况完全不同，金融体制、政治体制差异很大，金融监管体制也不应照搬照抄，而应从本国实情出发，适时地根据金融发展的特点，调整金融监管的模式及功能、金融监管的组织结构及方法等。他们均认为，美国监管体制过于复杂，部门过多过于庞大，不主张中国模仿其体制特点，而倾向于英国、德国或日本改革后的监管模式。
（一）国际金融监管的理念由通过限制竞争来维护金融稳定
转向追求金融稳定、市场效率与监管成本收益的有机结合。英、德等国改革金融监管的目的在于提高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这从英国迅速上升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海外公司股票发行地和基金最发达的地区可以看出改革的成效。而日本等则是危机推动下适应金融全球化竞争的产物。监管机构的设立既非一成不变的模式，与被监管机构之间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关系，其核心是协助金融业的发展，敦促金融机构控制风险，为满足市场对外部监管的需求而提供监管服务，通过效率改进来维护金融的系统稳定。那种将监管作为外生变量，视为金融发展的成本而非风险的管理者、效率改进推动者的看法显然已不适应新的金融全球化与创新的形势。将监管作为服务，直接决定监管体制的内涵将发生根本变化，也是应对金融全球化与创新加速的挑战的积极反应，主动地为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提供信息服务、政策支持和支付结算服务等，而不仅仅是监督、管制和制约。
（二）重复监管与部门博弈不仅给金融机构造成过多的负担，而且也导致监管效率下降，拖延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
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特点及最新的动态来看，各部门也开始意识到分业监管在混业经营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巨大的压力，无论是基本信息的及时、全面收集，还是对市场波动的随机应变，都因体制缺陷而可能导致风险事件甚至冲击金融稳定性。因此，应试图在现行体制下，通过对信息收集的统一、共享，提高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除英、德、日等十四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已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综合监管，现在已有四十八国采取行动加强监管协调，消除监管空白。
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形成的"三会一行"式的监管框架经过五年左右的实践，显现出与上述美国监管体制中极为相似的现象，相互间竞争越来越突出，协调却日益欠缺，"三会"之间通过联席会议实现协调、磋商的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是每次会议间隔时间太长，丧失了及时交流、沟通的意义。二是对于会议议题由谁提出并主导，如对无法协调或协调结果得不到执行如何处理等事项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有效的约束，尤其是对一些边界模糊的新兴业务监管存在分歧，缺乏牵头和协调机构，很多事情不了了之，从而达不到协调的目的。三是金融领域的诸多业务如企业债券的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境外机构发行境内人民币债券、境内机构发行境外债券、私人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零售支付结算服务等的管理却分别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这些部门并不在上述"三会"的联席会议范围之内。这些部门显然在实际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等方面都明显优于上述三个监管机构，而协调这些部门已经不是目前联席会议的功能所能解决的，仅仅依靠部门间联席会议解决监管部门间的争端难以取得成效。
因此，在改革目标上，可借鉴英、日等国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监管模式，从体制上解决现行监管结构和监管理念的矛盾。在机构设置上，则可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或日本的金融服务厅的模式。在操作上，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分步骤进行操作。针对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在组织结构上，借鉴德国经验，考虑部门差异，对于金融市场跨部门的任务由专门的交叉部门负责，如交叉业务部门负责处理涉及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集团的交叉监管问题；负责处理涉及交叉领域的法律适用和立法问题，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此外，专设内部考核及预算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各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水平，提出意见和建议，编制部门预算等。此外，针对不同目的，设立多个不同的专业咨询委员会，集中民智，体现专业性特点，由金融市场各领域的专业机构人士、消费者代表和学者组成，为金融决策提供独立的专业咨询意见，并对各监管部门的执行状况提出评估意见。
（三）基于中国的政治生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独立于国务院的领导都不现实
中央银行内设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由于其行政部门的特点，无法保证其完全地代表市场和社会各方的利益，其职能事实上仅限于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层议事机构。因此，较为现实的是增加主要金融机构和专家的代表，逐步提高其独立性，增强运作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的理性预期。同时，借鉴十国集团的经验，设立跨部门的支付结算委员会，将建立标准统一、系统互联、转换有效的支付结算体系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以促进支付结算体系的稳定。
（四）金融监管毕竟是来自外部的风险约束，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才能从内部有效地控制风险
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充实改善内控设施，建立高效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信息采集、加工处理、传输的自动化，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通过建立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实现快速、准确、合理的预测和分析，提供内部控制的信息来源和最终决策支持。修改完善内控制度，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动态地适应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五）健全金融同业自律机制
一、政府主导是当代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
金融市场作为当代经济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当代金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也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1经常处于失衡状态的实体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实体经济与资产价格的超调，相互刺激，形成经济泡沫，往往会扭曲金融市场的原有功能。2金融市场上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无法加以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繁荣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金融市场任何环节的纰漏都可能因牵一发而动全身酿成金融灾难。3仅仅市场预期转坏就能通过金融市场的剧烈收缩，引发国民经济整体的通货紧缩。因为建立在乐观预期基础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和基础，而预期一般是很不稳定的。4金融市场吸引的资金来自于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意味着一次金融灾难往往伴随着一次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暴乱。
为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确保金融市场及时纠偏以发挥应有的功能，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实施必要的监管与调控，以免金融市场过度动荡，或者被拖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金融机构形成了唇齿相依、利益共生的紧密关系：一方面，政府是金融机构的监管者，金融机构必须在政府允许的规则下运行，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实现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的金融机构尽管必须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一切经济后果，但当它们停业或破产清算危害公共利益时，政府会给予它们必要的援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二、财富基金易形成对东道国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潜在挑战
东道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调控，手段多样，渠道多种。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具备下面三个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东道国政府处于金融市场最后贷款人的地位。第二，东道国政府在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铸币权为基础。第三，东道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金融市场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财富基金参与的情况下，上述三大特征不再清晰，或者说东道国政府监管和调控金融市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干扰。首先，财富基金不以东道国政府为最后贷款人。东道国政府充当最后贷款人，是为了避免金融市场的动荡诱发社会不安，是政策救市，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输送的色彩。然而对于财富基金而言，由于出身的不同，它不可能享受到国内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其次，在金融市场动荡时，财富基金可以成为仅次于甚至优于东道国政府的选择。在救市行为中，东道国政府往往会提出必要的整改要求，这必然迫使相关金融机构权衡利弊，部分求助于财富基金，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东道国政府的权威。再次，相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财富基金更容易逃避东道国政府的监管。规避管制是任何经济活动主体的本能。实力雄厚的财富基金通常尽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防患于未然，从而使东道国政府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最后，在东道国政府调控金融市场时，财富基金在暴利的诱惑下可能逆向操作。逆向调控金融市场是政府干预的基本特征，然而这也意味着对金融市场的调控缺乏实体经济面的支撑，东道国政府必须承受财富基金“对着干”的风险。
在某种意义上，财富基金的进入意味着第二个政府的进入，传统的由一个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模式可能变成两个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博弈，其对金融市场正常运营的影响可想而知。尽管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在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从实践看，财富基金凭借雄厚财力挑战东道国政府的监管和调控权威毕竟是理论上的。因为财富基金的投资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行为，对东道国政府权威的挑衅行为势必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所以财富基金对东道国政府的威胁应该较小，即使有，恐怕也主要表现为霸权国家财富基金对弱国的攻击和讹诈。客观地说，财富基金对东道国经济的潜在威胁远远小于现有的对冲基金。
三、财富基金的“原罪”
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俄等国成立财富基金备受关注，只可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身有关，或者说这是财富基金承受的一种“原罪”。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第一，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回流东道国可能不再遵循既定的规则和渠道。第二，集中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手里的财富基金，不但不会为东道国金融机构所利用，反而可能成为它们的强劲对手。第三，既然财富基金是另类。乘其羽翼未丰就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就成为东道国金融机构的最佳选择。因此在积累足够的实力之前，财富基金想除去原罪的标签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今世界比较重要的金融市场，不管其地理分布，主导权都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及其金融财团手中。财富基金问世多年，但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主导权一直没有被动摇过。2000年以前，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盈余也好，中东的石油美元也罢，它们不是规模小掀不起大风浪，就是尽管量大，但美国有能力控制并且可以有步骤地加以利用。2000年以后，以中俄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或是受惠于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或是受惠于迅速攀升的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都诞生了巨无霸型的财富基金。这种巨无霸型的财富基金不仅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更因为其可能具有操控市场的力量，最终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慌和不安。尽管从目前的讨论来看，警惕财富基金的理由令人眼花缭乱，但其核心仍然是西方国家对金融市场主导权的担忧。从这个角度看，尽管资金回流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稳定，但试图寄希望于发达国家让出甚至分享金融市场的主导权以换取发展中国家财富基金的进入，显然是不现实的。
【摘要】国际上,信贷资产转让是获取“消费者剩余”的逐利行为;但是近期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程度上却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异化的背后,展现了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与国外完全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揭示了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背负强化监管和促进金融发展的双重任务。要完成任务,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必须从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资源,改善基本金融环境。
【关键字】信贷资产转让;异化;金融环境
一、引言
一般意义上,自主达成的交易,必须满易双方对市场条件变化之后产生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和瓜分。从国外金融发展历程来看,银行信贷资产转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逻辑,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在交易量上有了重大发展;在交易对手的范围上,由银行同业拓展到了银行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展开。最近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信贷资产转让推进到了新阶段。随着商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银行业也开始了对信贷资产转让中存在的“消费者剩余”的追求与瓜分,并且所有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形式上与西方的信贷资产转让并无二致。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发现中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出现了与国外明显不同的景象,甚至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基于在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创新的目的,本文思考了以下问题:信贷资产转让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的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与国外不相同的景象,其内在根源是什么?中国监管当局又应该从中获得何种启示?
二、信贷资产转让的理论分析
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是指银行与其他金融同业之间买卖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的业务;其转让对象仅限于同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可以接受非金融机构为信贷资产转让提供担保;转让标的仅限于同业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资产,不包括金融同业的各类权益性资产(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转让方式包括有一次性买断和回购。
一般而言,信贷资产转让是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利用。按照现代金融理论,银行是生产金融产品的机构,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实质是银行向社会上的个人和机构通过转让资金使用权而生产金融产品并收取服务费的过程。因为信贷业务的实质仅仅是资金使用权的暂时让渡,所以银行拥有信贷类金融产品的部分控制权,比如银行拥有贷款合同,以保证贷款到期时能够收回资金的使用权。故,银行开展信贷业务的结果就是:贷款者获得了资金的暂时使用权,银行获得了信贷类金融产品的标志物——保证到时收回资金并获取服务费的信贷合约。
从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看,只要两个主体对同一种商品在同一时间的主观评价不同,就存在交易空间,并可能为交易双方带来“消费者剩余”。依此看来,只要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产的评价不同,他们也就具有对信贷合约进行转让的动力。而对同一信贷合约产生不同主观评价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由于某一时点,不同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需求约束不同,而流动性需求往往为硬约束,所以部分银行为了获取流动性,就会降低对已经发放出去但未到期不能收回的信贷资产的评价,而提高对现金资产的主观评价。二是在某一时点不同银行为分散风险而需要调整的信贷合约的区域、行业、企业分布结构的内容不同。对于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对A银行而言,也许是需要增加的项目,但对于B银行而言,也许正好是需要减少的项目。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对同一笔或者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三是不同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风险偏好发生了相对变化。比如,A银行因为资本结构变化等原因,风险承受能力降低,他们对于风险较高的信贷资产合约的评价就会降低,相反也就可能存在一家B银行会提高对于该合约的主观评价。特别是由于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对国家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企业发展态势的评价的不同,不同银行之间对于同一信贷资产合约几乎不可能存在完全一致的主观评价。由于主观评价的不同,就一定存在“消费者剩余”。只要达成交易的成本低于这一“消费者剩余”,我们就可以肯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肯定会进行这一类信贷合约的交易。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以于是就以超乎寻常的高速在增长。
三、中国信贷资产转让的异化
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里,银行参与信贷合约交易的根本目的是获取不同银行对同一信贷合约主观评价不同而产生的“消费者剩余”,是一种明显的趋利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考察我国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我们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2002下半年,我国央行开始批准银行同业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事实上在2002年上半年,就有银行已经秘密开展此类业务(张宇哲,2003,《中信银行搭建信贷资产转让二级市场》)。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呈现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信贷资产转让主要采用回购形式;二是信贷资产转让的期限都很短;三是信贷资产转让协议达成的时间往往是商业银行上报非现场监管资料的前几天甚至当天。其实,正是这三个特征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转让具有与一般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完全不同的涵义。如果极端一些,甚至可以认为,我国部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不是正常寻利行为,而异化为逃避监管的工具。
第一,具有上述三种特征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并不能够从实质上优化银行的信贷资产结构。因为信贷资产转让采用的是回购方式,相当大一部分转让期限在十天之内。这样一来,卖出行能够改变信贷资产结构的时间就少于十天。这样一个相当短期限的信贷资产结构改变,对于银行业务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这种转让很难帮助银行解决流动性问题。因为回购期限短,信贷资产转让只会带来帐面信息的改变,并不一定带来现金的实际流动。即使有现金流动,除非卖出行面临特殊的支付困难,否则这种确定的非常短期的现金流对银行的流动性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并且,对于如此短期的现金需求,银行完全可以通过交易成本低得多的同业拆借等方式进行,而不必须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因为同业拆借是一个标准化的市场,银行参与该市场的参与成本很低,合约的谈判成本也非常低。相反,在信贷资产转让方面,要涉及很多笔业务,要涉及信贷资产的合约条款和资产状况的确认等等,可以肯定其交易成本很高。
第三,这种转让业务可以有效规避监管。我国目前对银行的监管分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对于银行日常经营状况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通过非现场监管进行。为此,在我国目前的监管框架中,设计了十项指标,来保证监管者比较充分地掌握银行的经营信息。如果在上报监管信息前夕,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只要所转让资产组合适当,完全可以轻易的修改这十项指标。又由于这种转让业务期限极短,在商业银行上报监管信息之后的极短时间,商业银行相关的经营状况又会还原。这样,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数据事实上就处于严重失真状态。或者说,监管当局掌握的仅仅是银行上报监管数据时的信息,而不是银行日常经营中的信息。
如果银行依据上述非现场监管数据,对相关银行下监管结论,制定监管策略,那可能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幸运的是,目前监管当局一方面有多种信息收集渠道,同时还有强有力的现场监管手段,并且初步建立了持续监管的机制与架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上述信息进行甑别。但是,因为甑别成本相对高昂,而监管当局受限于监管资源和监管成本的约束,并不能够完全彻底地对此进行清理。所以,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这种合法方式掩盖经营信息,逃避监管的。如此一来,我国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在某种意义上,就不仅不具备发达金融市场上的信贷资产转让的积极功能,相反异化为合法逃避监管的工具。
四、异化的原因
我国目前正面临加大金融对外开放的紧迫进程中,同时形势要求监管当局鼓励中国银行业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竞争能力。所以,面对这种异化,我们不能够以“一刀切”的方式叫停。但是,也不能够对此视若无睹。从金融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合适的“药方”才是上上之选。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之下,在信贷资产转让业务中,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剩余”供商业银行获取,而规避监管成为信贷资产转让的根本动力。
从金融基本制度环境看,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因为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银行经营者一方面要面临追求短期受益的所有者的压力,比如国家财政增加收入的压力和股东每年分红的压力;另一方面,政企没有在根本意义上完全分开,政府干预金融的现象虽然有在最近几年有明显好转,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银行经营者在某些情况下,要考虑政府当期的一些特殊要求。但是政府的这些要求并不一定完全与银行长期经营战略在时间轨迹上趋同,有时甚至明显背反。再则,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银行家市场,应行经营者面临的不是市场化的约束,其准入与身价不是由市场确定,相反银行经营者面临的只有法律的约束和监管当局的行政约束。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转轨进程中,金融法规与监管框架都处在不停的剧烈变化之中,银行经营者难以形成长期的预期,自然其行为就难以长期化。在行为短期化的基本背景时,银行经营者的行为会发生明显的变异,突出体现在并不关心银行未来的长远发展,而是特别关注银行当期在同业中和监管标者评判中所处的位置,以及银行每年的盈利多少。我们可以预测,凡是能够改善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充分利用;相反,对于恶化这几项指标的政策,银行会尽量规避。从金融市场环境看,目前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主观评价的差异并不大,自然,通过信贷资产转让获取信贷合约“消费者剩余”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而利率浮动范围差别不大。这限制了各个银行充分发挥各自管理不同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行获利的能力。于是,我国不同商业银行对同一笔或一组信贷资产定价的差异很小,各家银行都没有为获利目的进行资产转让的交易价值空间。价格管制导致了消费者剩余“租值”的耗散,在此也许获得了另外的例证。
第二,风险评价粗放,差异不大,各家银行缺乏对某一类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获利的能力空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银行业目前还处在“跑马圈地”的阶段,各家银行还在以扩张市场份额为核心进行运作。信贷资产管理能力的深度提升,银行经营的集约化,精细化还没有提高到应有的议事日程上来。对于风险管理,核心也就仅仅是应对监管当局的监管,消解因风险过高带来的监管当局对于该银行发展强加的外部约束。真正为了银行长远健康发展,而强化风险管理的内在动力还明显不足。这样一来,各个银行对于风险管理就显得比较粗放。突出表现在贷款风险分类比较松,没有专门的独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而已有的风险管理部门更注重于不良贷款的清收,而不是对于全部信贷资产的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的粗放,使得银行之间对于同一笔或一类信贷资产的风险评价没有太多的本质性差异,自然,他们对于该笔资产的评价差异不会出现太多的差异。当然,不存在他们在承担这些资产转让带来的交易成本之后还能够获益的风险定价空间。从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我国银行业经营的根本态势不发生改变,即使利率市场化成为现实,我们也不能够奢望标准意义上的信贷资产转让能够顺利出现。
第三,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格局,促成了银行经营战略的同质性,阻碍了银行对信贷资产实行差别化管理的努力余地。中国银行发展的多元化,差别化可以说是监管当局梦寐以求的。为此,监管当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实际情况并不理想。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拼命突破区域限制,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正全力以赴,要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正一心谋求成为城市商业银行。金融差别化,并没有成为商业银行的追求。相反努力扩大势力范围,获取一切可能的客户资源正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一种时尚和目标。这样就导致了,我国每一家银行都努力做所有的银行业务,而所有的银行都在相同的业务领域进行残酷的“搏杀”。于是乎,银行之间的个性化服务,差别化服务都成为服务于该“搏杀”的工具。当然,这种情况并不非不理性。因为,我国目前的人均GDP还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背景下,能够为金融服务提供盈利空间的潜在客户是相对集中的。目前企业征信体系不完备,个人征信体系又相对缺失,更加大了金融服务的风险和成本。所以,各家银行就努力争取相同的高端客户,互挖墙脚,进而业务趋同。遗憾的是,这种合乎个体理性的行为,一方面降低了我国银行业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弱化了银行真正进行差别化服务的努力。在此,合符逻辑的结论自然就是,银行不会主动出让某一类优良信贷资产,也不会在没有额外补偿的前提下受让某一类高风险不良信贷资产。
总而言之,我国银行利用资产转让业务修改非现场指标,合法逃避监管,正是银行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核心要义之所在。而监管当局批准此项业务时,所希望的银行优化资产组合、改善银行流动性、提高银行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等最多只是副产品。
五、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监管当局出于良好愿望,自觉的启动和放开了资产转让业务;另一方面,资产转让业务“理性”的异化导致非现场监管部分失效。这其实是目前中国监管面临双重目标的典型表现。这个双重目标就是:中国的金融监管不仅仅要负责金融的规范;还要促进金融发展。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同时满足规范和发展的双重目标,是非常矛盾的。因为规范意味着对己有的监管制度的认同和毫不动摇地执行;而发展意味着商业银行某一些突破现有规则和制度的行为应该也必须得到认可。
更进一步说,这其实是在考验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艺术和水平。因为我国目前金融发展处于低水平,又立即要面临残酷的国际竞争,低速发展都不行,不发展就更行不通。但是,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目前的层次上,不规范很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再加之,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金融业已经承受了较多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没有太多的能力承担试错成本。所以,规范,尤其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规范,避免银行发展落入低效率“纳什均衡”陷阱是监管当局必须面临的现实。
这样看来,我国的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双重发展理念。一方面,要以促进中国金融发展为己任;另一方面,在监管中,对于发展中的新问题,要通过发展监管技术和模式的监管发展理念来解决,要主动的促进中国监管事业的发展,使其适应金融发展的形势。决不能受限于监管技术和水平而让金融业“削足适履”。
要促进中国金融发展,必须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改善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制度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可能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少部分人和地区获取资源的便捷手段,而对改进中国金融业的水平就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的市场环境,中国金融的发展,将更多的变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业务范围趋同,金融服务的对象一致,对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对另外一部分需求主体金融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进而出现金融业整体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发展困境。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必须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审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方向,以及金融与经济的适配程度,联合和整合有效的资源,通过有效的监管促进金融的纵深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胡美军.中国金融监管的困境解读[J]上海金融研究,2001(6).
政府监管供应商的重点是对其业务运营过程进行监管，监管机构直接对供应商的经营活动进行持续性监管，了解其业务活动的范围，掌握其执行外包合约情况、财务状况、资金用途、服务质量及发包方满意度等情况，及时纠正供应商的违规行为，确保在适度的监管强度下，不降低外包市场的效率，使供应商合法、合规经营，实现外包市场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政府监管机构通过严格监管外包业务运营，可以防范由供应商引发的战略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信用风险、信誉风险和保密性风险，占《金融服务外包文件》中11类风险总数的54.5%［10］。外包业务运营期间，供应商容易出现道德风险，提供与服务水平协议不等值的服务，使业务运营成为金融服务外包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理想状态下，监管机构与供应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进行博弈。但实际上二者的博弈是有限理性的，双方往往难以一开始就能找到最优策略，而是在博弈进行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调整，通过试错优化初始策略。有限理性意味着监管机构和供应商不会采用完全理性博弈的均衡策略，即均衡策略是不断调整和改进的，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双方博弈的过程实际上变成了相互模仿、学习，通过试错寻找较好策略的动态复制过程。而具有真正稳定性和较强预测能力的策略均衡，必须能够通过博弈双方在模仿、学习的调整过程中达到，具有能经受错误偏离的干扰，不会因为博弈双方中某一方的策略改变而改变［11］。因此，监管机构与供应商是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进行均衡策略选择，双方的行为策略具有进化博弈论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政府监管金融服务外包供应商业务运营的有效策略选择。
2业务运营政府监管的稳定策略:理论分析
2．1外包业务运营监管模型建立进化博弈的均衡策略称为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由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Smith)和普莱斯(Price)于1973年提出，ESS求解时［12］，假定两类行为主体均采用纯策略，令S和R(S和R均为有限集)分别表示两类行为主体的所有纯策略的集合，φt(s)代表所有在t阶段采用纯策略s∈S的行为主体集合，定义状态变量θt(s)表示在t阶段采用纯策略s的行为主体的群体比例向量。在现实操作中，供应商违规的原因和种类较多，政府监管供应商业务运营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一个博弈模型中对各种情形都加以分析，但最严重和普遍的违规现象是由于供应商的财务状况不佳导致自身倒闭，以及经营质量不好导致其难以为发包方提供等值的服务。因此，综合外包业务运营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和金融监管的经验，以供应商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质量作为监控变量，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供应商(用A表示)与政府监管机构(用B表示)在业务运营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支付矩阵见表1。其中，支付矩阵中前一个函数表示供应商的效用，后一个函数表示金融机构的效用，全部字母都代表大于零的正数。根据前述分析，B对A在业务运营过程中的财务状况(用x1表示)和经营质量(用x2表示)两方面进行监管。R表示A的收益，A在不违规和违规两种情况下的运营成本C1G(x1，x2)和C1B(x1，x2)，以及违规行为被发现时的罚金M(x1，x2)，都是关于两项监管内容x1和x2的函数。供应商违规行为的主要特征是损害金融机构和消费者的利益获得超额利益，A违规时运营成本较小，即C1G(x1，x2)＞C1B(x1，x2)，进一步有R－C1G(x1，x2)＜R－C1B(x1，x2)。B进行监管的成本为C2，C2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项组成。A不违规时，能够给社会带来正的效用S;如果B选择不监管，A违规会给社会带来负的效用－D。为了反映政府监管强度对供应商的影响，模型中引入了供应商中试图违规的数量比例x，由于政府监管机构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有限性，对供应商实施监管的概率为y。
2．2业务运营监管的进化博弈分析根据表1所示的支付矩阵和进化博弈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到供应商在业务营运过程中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策略时的期望效用u1B、u1G和群体的平均效用u1分别。即选择“违规”策略的供应商的期望效用小于整个供应商群体的平均期望效用。那么，选择“违规”策略的供应商由于期望效用较小，会通过试错和学习改为采用“不违规”策略，这样x*=0就能在动态的博弈过程中保持稳定，并且在动态策略调整中能够达到，所以它是一个ESS点。而在x*=1这种稳定点时，只要有一个“违规”的供应商改为采取“不违规”策略，就可以获得高于整个群体的平均期望效用。其他供应商就会通过试错学习，相继采取“不违规”策略。
3监管策略稳定性提升:违规罚金设置
上述分析表明，为了从根本上减少供应商违规的利益驱动，需要减少其违规所得的超额利益，可以结合供应商的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来研究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同时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罚金函数M(x1，x2)，在供应商的运营成本和违规罚金之间建立监管制度，从根本上减少其违规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收取的罚金也可以作为政府监管成本的有效补偿。假设政府根据综合资本充足率、资金使用情况等多项指标设立了供应商外包业务运营过程中财务状况合格的标准为P1，综合各项因素设立业务运营中经营质量的标准为P2。供应商达到设立的标准(xi≥Pi，i=1，2)即为合格，如果未达到(xi＜Pi，i=1，2)且被政府监管机构发现，就会被处以相应的罚金。
3．1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分析供应商为了满足政府监管机构设立的合格标准P1和P2，会支付相应的运营成本。理想状态下，假设xi＜Pi(i=1，2)时，供应商的成本为0;超过设立的合格标准，即xi＜Pi(i=1，2)后，成本线性单调递增。供应商在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这两方面超过标准越多，其短期成本必然越大，但是其长期收益更好;另一方面，不达标的成本较低，其短期利益会成为供应商发生风险行为的激励。为减少这样的利益驱动，政府监管机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控制:第一，设立市场准入制度、供应商信用评级、市场退出等一系列监管手段，形成内容完整、协同作用的监管体系，增加供应商风险行为的成本，改变其期望收益函数，从而影响其策略选择。第二，通过奖励优良供应商，促进供应商群体守法合规、诚信经营;对违规供应商进行重罚，形成警示作用。
3．2供应商的罚金函数M(x1，x2)分析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监管机构改变供应商违规的期望收益，应通过罚金来约束供应商的策略选择。为此，在实际监管中可以采用这样的惩罚规则:如果发现供应商在财务状况(x1)和经营质量(x2)中某一方面未达标，就对其进行处罚，并根据其程度增加罚金。对于各监管因素xi(i=1，2)，罚金都是随着不达标的程度大小而加速递增;同时，交叉项f(x1)•g(x2)的存在，使得当不达标的监管内容从一项增加为两项时，罚金会加速增加，使供应商再次违规的激励大大降低。据此可以画出罚金M关于监管内容x1和x2的函数图像(图4)。比较供应商的成本函数和罚金函数可见，当供应商达到甚至优于政府设立的合格标准时，会付出越来越大的经营成本;当其运营状况未达标时，一旦被政府监管机构发现就会被处以罚金。针对财务状况、经营质量两项监管内容，可以分别通过图6、图7表示罚金和成本的关系。比较供应商合规经营的成本与违规的罚金可见，对于超过或不足标准的程度都是同样的Δx的情况，罚金会比成本更高。并且随着Δx的增大，两者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如图5所示)。另外，由于罚金函数里交叉项f(x1)•g(x2)的存在，当供应商违规行为增加时，其罚金比成本增大得更多，将供应商的成本函数C1(x1，x2)和罚金函数M(x1，x2)画在三维图中，该趋势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图6)。综上所述，罚金函数的设立可以显著降低供应商违规的激励与动力。同时，罚金也可以作为政府监管成本补偿的重要来源，让违规供应商承担部分监管成本，降低政府监管的成本，增大政府监管的概率与动力，形成通过监管降低监管成本、“以监管养监管”的经济有效监管方式。
4研究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