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下半年，人民银行经过充分调研以及反复修改，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服务的意见》，并于2012年3月1日正式印发。该《意见》的及时出台和大力实施，全国水利工程论文中的金融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成为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作为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中国农业银行，在水利行业与金融行业合作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2011年，全年累计投放104亿元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年末在水利建设方面的贷款余额达到了645亿元。但是，从总体上看，水利建设中无论是项目的商品化程度还是盈利程度，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信用环境不佳；同时，针对农田水利的建设项目大多数并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导致没有稳定的还款来源。这些问题构成了银行的信贷资金难以大力支持水利建设的主要障碍。但是，从国计民生角度看，大力发展水利事业刻不容缓，所以，为了更好体现金融对水利建设支持作用，本文进行初步研究，并以中国农业银行陕西分行的一些做法为例予以探讨。
一、金融支持水利建设的战略意义
1、金融支持水利发展是加强民生建设、巩固经济基础的需要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水利建设，这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支撑，也是我国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保障系统，关乎到我国农业、农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更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民生为上，治水为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工作，并提出了加快水利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是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2、金融支持水利发展是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
指出，在当前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运行期间，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进一步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作用的关键就是要调整社会预期，引导投资方向的及时变化，强调要对水利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财税金融投资活动予以加强。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水利要作为国家投资的一个主要方向，在抓好中小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集中力量有序推进一批全局性、战略性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要在今明两年和“十三五期间分步建设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增加有效投资需求，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3、金融支持水利发展是农业银行加快经营转型、优化客户结构的需要
近几年我国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直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十二五期间国家计划在水利建设方面投资1.8万亿，其中中央投资8000亿，地方投资1万亿。2013年水利建设投资共落实4397亿元，其中中央投资1408亿元，地方投资2989亿元。同时在水利行业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力度，纷纷成立水利投融资平台公司，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拓宽了水利投融资渠道，扩大了贷款的偿还来源，全国已有24个省市、154个县区建立了水利投融资平台公司。农业银行必须抢抓水利建设发展的战略机遇，顺势而为，在防控风险的前提条件下，进一步加大水利行业支持力度，积极拓展水利行业优质客户，全面带动水利行业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的全面发展。
二、金融支持水利建设的相关研究
在做好实践的同时，理论界也展开了分析，包括金融支持水利建议的必要性和具体对策。如学者周维伟详细阐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服务的意见》出台的背景和过程，分析了该《意见》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促进水利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还有学者以农发行临沂市分行支持当地水利建设情况，进行了研究，指出金融信贷支持水利建设存在的承贷主体、制度保障、融资风险、管理经验等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学者郑嘉凯、常虹认为，农田水利项目建设中既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更需要金融机构提供长期持续性的金融信贷服务，为此应对农田水利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加大，不断培育合格的承贷主体；并运用好综合政策，提供金融支持水利的安全保障；对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产品创新活动予以支持。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欠发达地区，以甘谷县这个国家贫困县为例，指出，这个农业大县的农田水利设施中，所有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中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处于空白。全县由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资金的十分短缺，导致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进程十分缓慢，提出应该尽快实现金融支持。雷娟则分析了陕西村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认为金融支持不到位也是制约陕西村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提出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等措施。
这些研究对地处西部落后地区的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来说，具有借鉴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农业银行支持水利建设的使命，为此需要在符合国家和全省水利项目属性、模式以及融资特点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方面进行大力创新，不断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改进金融服务形式，实现金融支持水利建设作用的高效发挥；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相关外部管理，特别是严格加强水利建设项目和资金的监督管理，积极探索比较有效的能够利用各种政策资源的模式，建立起水利改革发展中金融支持的风险分散和政策保障机制，实现金融对水利建设的中的风险防控和政策保障。
三、金融支持水利建设的相关建议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水利建设的巨额投资将为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巨额财政投入、水利基金、水利债券和结算等将为农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发展均提供新的业务增长点，特别是大型水力发电项目、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其承贷主体实力雄厚，金融资源丰富，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是各家银行竞相营销的重点项目。农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大对大型优质水利项目的营销力度。
1、坚持商业化运作，推进水利行业贷款结构转型
（1）积极支持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或中央水利规划的大型优质水利建设项目。大力支持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中央水利规划的大中型水电工程、大型水利枢纽、大江大河骨干治理工程、跨流域引水及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等大型优质水利建设项目。
（2）择优支持还款来源充足的地方水利建设项目。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对自身经济效益较好或有明确、充足还款来源的水利项目，在综合考量项目建设周期、承贷主体综合还贷能力、项目合法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择优予以支持。（3）严禁介入不符合国家监管政策和农业银行信贷准入条件的水利建设项目。严格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的规定，严禁介入未完成水资源论证的水利项目和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地区的高耗水项目；严禁介入不符合国家监管政策和农业银行信贷准入条件、无充足还款来源的水利项目。
2、加强与政府部门交流与合作
深入研究水利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与国家水利部、行业监管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的及时沟通，对国家和省级水利重点工程综合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做到及时了解，实现对各地水利行业的投融资平台建设的共同推动，这样就为农业银行金融支持水利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3、拓宽水利建设的直接融资渠道
根据水利建设项目的特点和性质，通过短融、中票、私募债、定向融资理财等方式，拓宽优质水利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降低水利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强对水利企业上市、重组的财务顾问支持力度。
4、推动金融产品创新
进一步推动水利建设金融产品创新，允许理财资金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投资还款来源充足的水利项目。在符合国家政策前提下，积极稳妥探索水利建设贷款资产证券化。鼓励各行联合租赁公司增强对水利建设的支持力度，发展大型水利设备融资租赁服务。
1.1研究背景
一个国家从诞生到成长到壮大,银行系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来说,银行的存在和发展时刻影响着一国经济的平稳与增速。对于我国的银行业来说,由于发展起步比较晚,因此在很多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银行业从诞生之初就开始了不断发展和改革的道路。以下几点概述了我国银行业发展所经过的几个阶段:①1984-1993,从一开始的中国人民银行把工商贷款方面的业务转交给中国工商银行,再到分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各个银行各司其职,这是属于专职化的改革过程。②1994-2003,根据经济发展形式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设立三大政策性银行以及颁布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约束银行业的发展,逐步把专职银行变为国有独资银行。③2003-2010年,主要是各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改革,随着2010年中国农业银行成功在港交所上市,这一轮的银行改革基本完成。由于中国银行业起步较晚,在发展的道路上不免遭遇相关的挫折和困难,在经历过上市和股份制改革之后,各大银行基本摆脱了上市之前的那种盈利能力低下,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资本金严重不足的遮她局面。改革后的银行业净利润连年快速增长、不良资产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一跃成为盈利最多的行业之一。在我国银行业不断在发展道路上探索前进的同时,以服务农民农村农业为主旨的农村信用社也在不断探索符合农信社发展现状的发展道路。
农信社一般是农民出资占有股份,因此,农信社的股权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股东群体的素质也相对不高,自我管理约朿能力较差,再加上省级联社强烈的行政干预,导致本该是“民有资本民营”有着更加强烈的“民有资本官营”的特征。因此,引进资本和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战略投资者,为农信社注入充足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提升农信社的综合竞争实力,应该是农信社改革的重点方向之一。
1.2研究意义
在国家相关改革政策的激励和扶持下,农村信用社在经过不断深化改革之后,整体规模和实力得到前所未有发展,改革成绩引人关注。然而。改革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之后并未达到完善农信社体制的理想目标,在经营规模,资产实力,信用水平,风险控制等衡量金融业机构主要指标方面与国有银行以及一些其他的股份制大银行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经营机制方面仍然不够健全,法人治理和股权结构方面依然不够完善,农村信用社如果想能够长久立足中国金融业,这方面的问题亟需解决。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全而开放,国有银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纷纷通过吸引战略性投资者的投资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和规模实力,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这种趋势已经慢慢从国有银行以及大型股份制银行向农村信用社转移。相关地区的农信社已经积极引进相关的战略投资者,使得引进之后的农信社资本实力和信誉水平都提升相当大的水平,同时综合竞争实力也稳步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髙度。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部分农村信用社获得了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综合竞争能力的提高。然而,硬币都会有正反面,对于农村信用社来说,战略投资者也不是万能的,应该看到的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对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存在很多不好的影响在战略投资者给农信社注入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充裕的资金以及良好的信誉的时候,也会有相关方面的矛盾和争端。本文章主要通过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借鉴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大型股份制银行的成功经验,结合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现状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理论,提出一些建议,以便能够为农信社更加成功和便捷的引进战略投资者提供一些理论基础。因此,探索与总结思考实践中对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益处与不足,将对我国信用社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章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1战略投资者的含义、类型及特征
2.1.1战略投资者的含义
战略投资者这一称谓首先起源于证券市场,是对于上市公司发起者而言的,能够与发起人长期合作,肝胆相照,共患难同获益的机构投资者。战略投资者是具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完成产业升级,优化企业的管理模式,完善企业人才储备和资金运营状况,提升企业产品知名度,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并且谋求和企业长期合作发展,目的是获得长期利益和与企业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来自于境内外大企业、大集团。战略投资者所具备的必须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等。
在周小川任职证监会主席时,“战略投资者”制度出现端悦。证监会明确规定了战略投资者的定义标准,即能够长期持有并与公司业务有着密切关系往来的机构法人组织。中国证监会对于战略投资者的定义为,其业务范围与发行公司业务有相交并且联系紧密,并且能够长期稳定的持有发行公司股票的法人具体地讲,战略投资者是指其成立符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其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为也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实力与发行人合作或者正在合作或者即将合作并愿意和发行人签署相关协议的法人组织,是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并积极参与公司管理运作的法人。
根据中国银监会规定,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是在原则上持有银行股份年以上、并且对于本行业的情况比较了解,具有丰富经验的机构投资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对于银行业来说,不仅仅是资金方面得到极大的补充,并且在公司的管理理念等更高层面上有所提升。前沿的技术以及具有专长的人才,能够做到帮助银行完善经营管理模式,健全组织架构,在股权和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也提供相关的先进的理念。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战略投资者是资金技术理念各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竞争力,通过注入资金技术等各种资源来拉动某个行业或产业的发展的投资者。
2.2相关理论
2.2.1经济全球化理论
经济全球化是经济资源跨越国家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合理配制,以期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现象,至
今还没有权威的一致的定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丰富,逐渐形成了两大理论学派,一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另一派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1845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表述经济全球化理论思想,即着名的“世界历史思想”。他指出,随着生产力、交往和分工的发展,各民族的“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作为经济学派显赫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极为发人深省,他突破性的把资本的输出定义为投资的输出,这对于当时的经济学界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论断。
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出版的着名论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经济全球化思想。他认为:“通过某种特定的形式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使得彼此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得生活的乐趣有所增加,从而推动工业的发展,这样的话大家就都会从中得到好处。”。
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战略投资的需求方和供给方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理论支持,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资源必须突破地域限制,把资源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以实现资源的最大的价值。
2.2.2金融全球化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投资也慢慢增多,进而,金融全球化得以实现。但真正意义上算得上金融全球化标志性起点的,应该是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的出现。金融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发展至今尚无完整的统一的定义。我国学者杨有振、侯西鸿等人2002年曾经提出金融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随着自由化一点点增多起来,国际金融大市场的雏形也慢慢形成,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即资本项目逐渐超过经常性项目。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更深层次的体现⑸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自由化与全球化是齐头并进的。其中一方的发展,都为另一方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情况在金融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⑹。”因此,基本上可以把金融自由化理论视为金融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第三章金融机构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效应分析........19
3.1我国金融机构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现状分析.......19
3.2我国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前后经营绩效的变化......20
第四章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对策研究.......34
4.1农村信用合作社引进战略投资者可能存在的问题.......34
4.2农村信用合作社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对策.......36
第三章金融机构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效应分析
21世纪以来,我国金融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银行的经营逐渐步入市场化轨道,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方案引导、刺激银行的改革。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国的银行业仍然存在股权结构单一、缺乏创新产品、委托一问题突出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业的改革,尤其是优化股权结构、完善银行治理等方面。综合文章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引入战略投资者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
3.1我国金融机构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现状分析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和金融理论的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银行意识到战略投资者的重要性。积极结合金融理论的有关知识,幵展了量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第四章农村信用社引进战略投资者对策研究
文章在梳理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理论、金融全球化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等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金融机构引进战略投资者前后的相关指标的变化采用科学有效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进行了分析发现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各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了显着的提高。从而指出引进战略投资者对农信社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之后,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农信社引入战略投资者可行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引入战略投资者,能够很好地缓解股权集中度高这一问题,提高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绩效。而且实证结果也与先前通过现状数据分析所提出的假设出现了相同的结论,证明农村信用合作社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可行的。
4.1农村信用合作社引进战略投资者可能存在的问题
从文章上述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明显改善农村信用社的股权问题和经营绩效,对农信社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在前农信社的经营体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面临不少困难,阻碍着战略投资者对农村信用社参股的信心和热情。
1、农信社整体经营不善,缺少吸引战略投资者的竞争力
(1)资产质量较低
资产质量是战略投资者投资时重点考虑的问题,农信社在改革之前管理较为混乱,历史遗留问题突出,虽然后来通过改革和国家的支持清除了部分不良贷款,但由于农信社管理不善、基础不实等问题,资产质量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一部分地区的不良贷款率甚至达到20%以上,未充分暴露的不良贷款数额也不少,仍然存在很大的风险状况。
(2)核心竞争力较弱
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尚属粗放式经营,在同业竞争中,无论是与五大国有银行相比,还是和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农信社在资金规模、发展础、人才队伍、科技水平上都呈现劣势,难以使战略投资者的利益实现最大化,从而无法战略投资者投资经营以达到获利目的的需要,难以吸引到足够的、高质量的、有利于农信社未来持续发展的战略投资者。
[关键词]商业银行；财务集中；内部审计
商业银行提升财务核算和管理层次，是合理配置有限的财务资源、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规范财务行为、防范和化解财务核算风险的一大举措，也是财务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农业银行财务集中核算制度的建立，为审计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审计环境，同时也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新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内审部门的监督职能，本文就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财务集中核算体制的建立
按照农行财务管理信息系统要求和财务集中改革的总体思路，财务集中需全部上收辖属机构的财务核算权，将内部相关本币财务收支项目的列账权全部上收至管理行财务核算中心，实行集中核算和支付管理，其辖属机构不再负责上述财务收支项目的核算职能。第一，推行财务集中核算管理，提升了核算层次。上收了支行的费用、固定资产、非结算应收款项挂账和营业外收支等财务列账权，上收了总务出纳和职工教育经费列账权，实行财务资金归口管理。被上收财务权的支行实行报账制形式，向集中行申请报账列支。第二，整合财务管理劳动组合，明确岗位和责任。第三，完善内部资产管理制度。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扩充了对资产管理的范围，增加了对固定资产的购置申请网上审批、自动计提折旧、资产减值准备等功能，同时，还加强了对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基建项目管理和租赁类资产的管理。第四，统一同一核算中心的薪资管理制度。第五，完善财务审批制度，重建财务审批流程。第六，完善财务资金管理制度。财务管理信息系统提供了加强对费用存款户管理功能，对财务资金实行“一户”归口管理。
财务集中核算后，仍执行现行财务管理审批流程、授权权限等，实行分级审批、分级管理。实行财务集中后，集中行对上收行的各项财务支出事项仍采用预算额度控制下的分项管理、监控使用原则。其主要特点是：
(一)内容完备、指标控制。财务集中核算的内容包括：备抵和固定资产类项目、部分损益类支出项目、营业外收入类项目、所有者权益类项目、应付及往来类项目、其它资产类项目。集中行要将上级行规定集中核算的内容和项目都纳入财务集中管理的范围，通过采用集中记账模式，将资本性支出和费用性支出控制在上级行下达计划额度内，并设定各上收行的预算额度。各上收行对本行固定资产、费用总额计划控制负责，上收行报销费用、计提折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时，将自动扣减计划额度，各上收行在计划额度内统筹、合理安排费用支出。
(二)分级审批、分级管理。对上收核算的各项资产，上收行负责对资产实物进行维护和保管，对资产实物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核实。对固定资产的盘盈、盘亏、报废等处置，由上收行提出申请，集中行核实确认后按有关规定处理。对待处理各种损失款、各项垫付款项、各项应收款项，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上收行管理和处理，控制不合理资金占用。
(三)归口管理、统一核算。集中行负责对各行的财务事项集中进行核算。报账人员要确保网上提交的申请单与相关纸质单据的内容、金额、附件等一致。各上收行对上划账务建立明细台账进行管理，并按月与集中行下发的账户余额进行核对，财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行章后，向集中行报送对账结果。
二、财务集中核算后内部审计面临的新情况
财务集中核算后，核算中心集中了各基层单位、部门的财务资料和信息，内部审计部门通过财务核算中心花费较少的审计成本就可以对各单位实施内部审计工作，有利于确定审计重点，有利于对被审单位财务管理状况进行宏观分析和全面评价；实施财务集中核算后，增强了资金使用透明度，有利于各单位依法理财，堵塞漏洞，使单位资金的使用管理由以前的事后监督转为事前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监督，从而有效地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杜绝不合理开支，提高财务信息质量；由于财务核算得到加强，财务监督职能得到强化，财务信息质量得到提高，从而有利于提高内部审计工作效率，降低内部审计风险。另一方面，财务集中核算后，随着财务监督力度的加强，一些单位违法违规的手段日益隐蔽，应对审计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内部审计工作面临着新的情况。
(一)审计客体发生了变化，增大了责任认定的难度。在会计集中核算制下，财务核算职能从基层行分离出来，资金载体发生了变化，内部审计部门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增加了财务核算中心这一环节，因而审计对象由原来单一的被审计单位变为被审计单位与会计核算中心两个客体。审计部门在进行审计时，既要对上收行的收支及其有关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计，又要对集中行财务部门财务核算工作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计，以全面评价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业务经营指标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核算工作虽然转移到了上收行财务核算中心，但依然享有财务收支执行权、财产物资管理权、收入的筹集权、支出的审批权，仍然是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管理活动的主体，也必然是被审计的主要客体。而核算中心成为审计的又一客体，是因为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核算、财务监督等职能都由财务核算中心完成，并行使会计资料档案保管权及资金管理权。因此在内审部门进行审计时，核算中心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可能就一些财务核算责任问题相互推诿，内审部门要在两个客体间来回查阅和问询辨认，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责任认定难度。
(二)审计查处费用违规问题的难度加大。财务集中核算后，费用总额的确定仍采取指标控制，集中行对上收行在费用指标之内的开支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可能使上收行主观上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只要集中行批了费用指标就能用，至于怎么用，只要不突破指标就不是违规，于是计划指标、批复就成了保护伞、通行证。另一方面，财务核算中心对各单位的经济事项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增加了审计难度。财务核算中心人员不参与各单位财务收支活动，对各单位具体工作和开支项目不十分清楚，在会计核算上往往只是注重审核其票据要素是否齐全、报销手续是否完整等形式要件，不能对其反映的经济事项的真实性以及相关的合法性等实质要件进行有效的监督，由此产生的违纪问题，给审计部门的查处增加了难度。
(三)审计准则规范滞后。财务核算工作从被审计单位分离出来后，由谁对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性作出承诺，由谁签证、如何签证，对此现行的会计准则、审计准则未能涵盖此类情况。在财务集中核算过程中，被审计单位原来的会计责任发生了一定改变，被审计单位原承担的全部会计责任中有部分转移到了核算中心，会计核算中心主要是对会计核算工作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对代管资金的安全性、完整性负责，同时对会计资料的安全性、完整性负责，但会计责任主体还是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因此，内部审计工作要根据会计责任的变化情况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探索，同时更需要有关部门及时出台这方面的准则进行规范。
(四)对资产监督难以到位。实行财务集中核算后，上收行仍负责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的管理，集中行财务部门只作为集中核算的组织机构，进行日常的核算工作，而对上收行资产的实物管理并不介入。这样，有可能造成有些上收行对固定资产使用、保管不善，导致固定资产毁损和丢失；有些上收行处置固定资产，集中行也无法及时了解情况，不能及时办理相关的核算手续；有的上收行甚至年终结算也未进行财产清查，出现账实不符也不知道。由于固定资产的管理缺乏应有的相关控制程序，审计监督也难以到位。(五)现场审计难度加大。在过去“分级管理、分级核算”模式下，内审部门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对财务现场审计已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审计方法。财务集中核算后，会计档案都由集中行集中管理，即使组织对上收行进行现场审计，由于能够调阅审计的会计资料寥寥无几，一方面使得审计人员难以把握审计的重点，另一方面，即使是发现疑点要进行查实，需要在上收行与集中行之间往返，既繁琐，时间跨度又长，审计的时效性不强。
(六)审计制度风险加大。实行财务集中核算还处于探索实践阶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有权威性的会计核算和内部审计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各行只是在借鉴其他商业银行或政府部门集中核算的基础上，结合本行实际制订相关制度，其科学性、严谨性难以得到保证。
三、财务集中核算后完善内部审计的基本对策
实行财务集中核算后，农行内部审计部门应关注财务核算新的情况变化，打破常规，拓宽审计思路，调整审计监督的内容、重点、方法，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作用。
(一)规范审计操作程序。审计部门在编制审计方案时，应把集中行财务部门有关财务核算的真实性、合法性和会计资料的安全性纳入审计方案。在下达审计通知书时，上收行还是审计通知书的主送单位，同时抄送集中行财务部门，并要求两者对各自的责任作出书面承诺。在审计过程中，既要对被审计上收行业务经营指标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评价，也要对集中行财务部门有关财务核算的真实性、合法性、会计资料的安全性进行评价。
(二)适时调整审计重点。实行财务集中核算，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上收行财务收支的监督，规范了财务核算行为。审计人员应考虑财务管理体制的变化，审计重点应侧重审查内控制度的有效性、收入的完整性、支出的合规性和效益性、资产管理的安全性、集中行财务部门监督未涉及和监督不力等方面。应对被审计行收入的完整性重点审查，检查有无“坐支”现金、私设“小金库”的现象，有无将收入放在基层营业网点、食堂，或将资金进行体外操作、逃避财务部门监督；重点审查上收行有无用合法票据虚列支出，套取现金；对被审计行固定资产的购买、使用及报废情况进行审计，检查有无擅自购买、处置资产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特别对那些尚未纳入财务集中核算的专项资金、账户应进行重点审查。同时，注意揭露由于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的严重损失浪费等问题。
(三)改进审计方法和手段。随着审计重点的调整，审计方法也须相应改进。一是要通过计算机辅助审计对被审计单位的资产总量进行100%的审查，重点对资产的购置、使用、报废等方面进行审查，以确认会计资料是否全面、真实地予以反映。二是通过账面审查，分析其不合常规的地方，再以此为突破口，以调查等方法入手进行审计。如针对其他支出有悖常理的地方，就要向被审计单位的其他人员了解情况，调查被审计单位与其他单位的经济往来等。三是从账户入手、追根溯源。在审计中留意支出的账号，并一一与被审计单位提供的账户核对，以此发现蛛丝马迹。四是向有关单位了解其掌握的被审计单位及领导的经济状况和廉洁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审计。五是充分利用审计资源，在审计准备阶段调阅被审计单位以前年度的审计档案，掌握被审计单位履行财务制度情况及单位经营状况，在此基础上重点掌握其各项支出性项目，与以前年度同比是否有异常，是否忽高忽低，并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六是适时开展后续审计。为使财务集中核算制度得到严格执行，内审部门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要采取跟踪审计、审计回访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就被审计单位对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并在适当时间向全行公开被审计单位关于问题整改情况的清单，说明哪些问题整改了、哪些没有整改以及没有整改的原因及责任，把整改情况置于全行监督之下，强化审计效果。对财务核算中心的审计与以往的财务收支审计相比，在审计内容、审计对象、审计方法等方面也都应有所不同。要采取以内控测试、岗位流程检查为主，会计资料审计为辅，核算中心审计和集中核算上收行延伸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实施过程中更多地运用观察法和查询法。
(四)把握违规违纪问题的责任划分。对纳入会计集中核算体系的单位审计时，在审计问题的定性上，与传统的会计核算形式不同的是，有些问题涉及到了财务核算中心，对此，审计人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财务支出的真实性由被审计单位负责。财务支出的真实性，主要是发生每一笔业务的真实与否，财务核算中心无法掌握，只能鉴别票据的真伪，而事项的真实与否应由被审计单位负责。二是会计核算业务的正确与否应由财务核算中心负责。因为财务核算中心的主要职责就是有关单位记账，进行会计核算。三是财务支出的合规性、合法性以及有关票据的真假，由被审计单位和财务核算中心共同负责。因为财务核算中心也有会计监督职能，支出是否合规合法以及票据的真假，除被审计单位要进行审核把关外，财务核算中心也有监督责任，而且财务核算中心本身也有一定的审批权限职能。因此，这方面有问题，两者都有责任。
四、财务集中核算后内部审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财务核算中心成立后，多了一道财务监督环节，但其代替不了内部审计，不能理解为加强了财务监督，就可以削弱内部审计监督，要认识到由于资金载体的变化以及其带来的影响，更需要进一步强化内部审计监督。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内部审计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握审计重点，进行结合审计。在财务集中核算体制下，财务管理与财务核算、财务监督职能分开，分别由被审计单位和核算中心承担相关责任。审计人员要加强对被审计单位在核算中心日常财务监督中涉及不到和没有监督到位的财务事项的审计监督。根据重要性审计原则，对被审计单位重大经济事项进行现场结合审计，进行相关事项的检查和审核。
(二)注重实物清查。由于财务核算职能的移出，被审单位会出现财务管理弱化的现象，尤其对固定资产的管理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因此要加大对实物资产的现场清查力度。
关键词：中国农业银行；股改；服务“三农”；困境；博弈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149-02
1博弈论模型
1.1模型基本假设
（1）假定中央政府为农业银行的委托人。
（2）农业银行的实际控制人为农行的人。
（3）假定委托人是风险中性者,人是具有绝对不变风险规避系数(r)的风险回避者,其效用函数为U(x)=-exp(-rx)，r＞0。
（4）委托人能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管，控制住人的寻租活动，否则人参与约束条件不能实现。
1.2建立模型
结论：当农行人被布置两项工作时，对任何给定工作的激励，不仅取决于该项工作本身的可观察性，而且取决于其他工作的可观察性。当两任务是完全替代时，委托人无法通过农行绩效(利润)来激励人；当两任务不可完全替代时，委托人所有的激励压力只能落在一种任务上。
2结论
由于前几年农行在乡镇市场的支农力度减弱，加上减征营业税和利率定价相对自主等金融政策也倾斜信用社，使得农村信用社在乡镇市场的地位后来居上；同时，农发行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对农行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而且，传统结算等农行的中间业务优势正在逐渐丧失，这都导致了农行在乡镇农村市场的相对竞争力减弱，农行将市场定位于“三农”，盈利空间并不大。另一方面，巨额不良资产是农行股改的最大障碍，这迫使农行将降低不良资产和最大限度地控制风险作为业务经营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偏偏农村抵押财产缺乏与农行对风险控制的内在要求相矛盾，而且支农目标也与安全性、效益性与流动性等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一系列因素，将农行推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关键词：农村银行业结构；市场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HHI）；存款集中度；贷款集中度；金融市场规模；农村金融体系；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830.341；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4003107
一、引言
目前，我国农村银行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占主导地位，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协同发展，此外还存在少量的其他银行的分支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共同承担了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金融服务。截至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到14.6万亿元。农业银行作为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2007年后定位为“面向三农，服务城乡”，但目前其市场重心仍在城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由于2007年才成立，成立时间晚，在经营农村小额贷款业务方面规模很小；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责在于落实粮棉油购销政策，支持粮棉油储备贷款的供应和封闭运行管理，进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业务仅限于政策层面的信贷服务，不涉及商业信贷服务。2007年以来，中国开始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标准，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多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出现，推动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降低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集中度，激活了农村金融市场，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地区的融资环境。截至2012年5月末，中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经组建了817家，其80%的贷款投向“三农”和小企业（田杰等，2012）。我国农村金融行业正逐步由单一的农村信用社模式转变为大、中、小银行共存的多元化模式，农村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那么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国外学者对银行业结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不多，只有Amel（1990）等研究了导致银行业结构变化的相关影响因素。国内文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比较少，于忠等（2000）运用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银行业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其采用的是1986―1996年的数据，样本区间太小，严重影响结果的可靠性；同时，其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未对内生性、遗漏变量等问题进行妥善处理，可能会导致结果有偏。相对而言，林毅夫等（2006）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数据上克服了样本区间小的问题；在方法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GMM估计对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克服了其结果的有偏性和不可靠性，结果更加准确可靠。贺小海等（2008）利用中国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期初银行业结构、市场规模、市场需求成长率、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等因素对我国银行业结构的演进在不同显著水平上有一定的影响。范小云等（2010）采用银行业集中度来代表银行业结构，运用拓展模型验证了市场准入和经营范围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银行业的集中度，从而降低银行业务的多元化程度。
现有文献研究表明，银行业集中度的降低将会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林毅夫等，2008），因此需要深入研究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政策建议，从而促进我国县域农村经济增长。上述文献均依赖于时间序列或省级层面数据，未能基于更低层面（地市级或县级）数据来实证分析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以我国2006―2010年1655个县（市）构成县级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分析变量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设立模型来考察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变量的选择主要是借鉴林毅夫等（2006）、贺小海等（2008b）基于产业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所选取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了数据的可获得性。由于本文研究不同县（市）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涉及不同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因此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较合适。本文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HHIi，t=α0+α1Xi，t+λi+υi，t
其中，HHI表示农村银行业结构（包括存款集中度CRD和贷款集中度CRL）；X表示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农村地区存贷款市场规模（LVA）、农村经济增长（Y）、政府财政支出比例（GEB）、投资率（INV）、农村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NSOE）；下标i表示县域，t表示年份；λi表示各县域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但随县域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2.变量指标说明
杨珂，毛嘉雯，田杰：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1）农村银行业结构变量（HHI）
农村银行业结构主要研究的是农村银行的数目、相对规模以及相互关系。鉴于反映问题的全面性、准确性以及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可以反映市场占有率的指标来反映农村银行业结构。在度量市场占有率的指标中，目前使用频率高、代表性强的指标是赫芬达尔指数（HHI），即规模最大的前n家银行的资产占所有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该指标考虑到了绝对集中度和相对集中度指标的优点。计算HHI需要用到大量的数据，涉及县域层面的所有农村银行的数量、资产规模、市场份额等信息。通过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提供的资料，本文获取到所有县域银行的存款、贷款总额数据，解决了以往研究中数据层面的瓶颈，使计算县域银行集中度（HHI）成为可能。HHI指数具体形式为：
HHIk=nj=1（Dj，k/nj=1Dj，k）2
其中Dj，k表示第j个银行在第k个地区的分支机构所获得的存款或发放的贷款，HHI通常可简化为1/n，其变化范围为（0，1）。一般来讲，农村金融市场上银行数量越多，HHI数值越小，并且越接近于0，银行集中度越低；相反，当农村金融市场上银行数目越少时，HHI值越大，银行集中程度越高。当HHI=1时，说明只有一家银行独占，银行业结构是完全垄断的。本文研究中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分别用农村存款集中度（CRD）和农村贷款集中度（CRL）来表示。
（2）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变量（LVA）
为达到与被解释变量相对应，本文用农村地区每年度的存款和贷款总额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变量，分别用LVAD和LVAL表示。一般来说，农村金融市场规模越小，相应的整个市场中的农村银行数目就会越少，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相应的就会上升，因此本文预期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3）农村经济增长变量（Y）
本文用各年度各农村地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农村经济增长变量。现有的文献主要分析了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而关于经济增长对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却少有涉及。Coccorese（2008）通过对意大利1991―2001年20个地区所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长期内，经济增长将倾向于降低银行业集中度，增强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陈华强（2011）通过分析我国2004―2008年经济增长对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变化，认为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相互“良性循环”、相互“恶性循环”、相互“背离”的关系，即经济增长可能会与银行结构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抑制，甚至可能会步调不一致；银行业结构会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改变，应促进银行业结构按照一定的路径进行变革，以实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与银行业结构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即经济迅速增长时，银行数目增多，银行集中度降低；当经济增长放缓并趋于稳定增长时，银行数目呈现下降趋势，银行业集中度增高。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本文预期经济增长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即随着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将下降。
（4）政府干预程度变量（GEB）
本文用各县域财政支出占当年名义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变量，主要是考虑到这一指标能够用来反映当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以及政府规模和干预程度。林毅夫等（2006）认为，在政府的干预下，银行业结构会随着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的变化而变化。不同于西方的大银行，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寡占地位并非市场催生的，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决策产物。实际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逐步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区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不一致，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变化也不一致。通常而言，某地区地方政府干预的程度越高，政府在银行业结构上的主导力量越大，银行集中度越高。因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5）农村投资率变量（INV）
本文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农村GDP的比重来衡量农村投资率变量，以反映农村地区的投资对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
（6）农村经济结构变量（NSOE）
本文用农村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表示来衡量农村经济结构变量，以反映农村产业规模结构对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林毅夫等（2006）通过对1980―1992年全球制造业数据的分析证明了一国的产业规模结构与银行业结构存在相关性。通常而言，某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越高，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旺盛，因此银行的数目会越多，银行业集中度越低。据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3.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期间为2006―2010年，数据来源于2007―2011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收集的2006―2010年各个县市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及国研网县级经济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数据不合格的样本县（市），本文最终选取了1655个县（市）作为样本数据，占我国2070个县（市）的80%，能够代表我国农村地区。
在计算农村银行业市场结构（HHI）指标时，本文用我国县域内不同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的市场结构来衡量；银行及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其他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其他金融机构，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是加总后的数据，但是这不影响本文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一家大型的商业银行；其它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数据详细，因此本文计算出的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是可靠和详细的。根据现有的文献对银行市场结构的划分：HHI值大于0.18被认为是寡占型的市场，介于0.1和0.18之间为适度集中的市场，低于0.1则是低集中度的市场。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2006―2010年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一直属于寡占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首先测定了各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表3），然后运用Klein法则对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判别。所谓Klein法则，是指若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回归模型中的多重决定系数（R2），则二者之间可能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经过模型测算，存款集中度的回归模型中多重决定系数为0.154，小于Y与LVAD、GEB与LVAD、Y与GEB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贷款集中度多重决定系数是0.269，小于Y与LVAL、GEB与LVAL、Y与GEB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因而根据Klein法则可以判断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在以存款集中度和贷款集中度为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中，为了获得一个更加良好的回归结果，表4和表5依次对LVAD、Y、NSOE、GEB进行了回归。
根据基本计量模型，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以农村银行业集中度为被解释变量对2006―2010年我国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使计量结果更加稳健和可靠，分别以农村存款集中度和贷款集中度为被解释变量，并分别与其相对应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然后使用HAUSMAN检验模型是适用固定效应估计还是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可以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随机效应估计，因此表4和表5中的10个模型都采用固定效应估计；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10个模型都适用时点固定效应估计；最后本文进行了异方差检验，并使用了PCSE对方差进行了修正。考虑到本文的样本时期比较短，本文没有检验序列相关性。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根据本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村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对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有显著为负的影响。从表4和表5的第1、2列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村存款规模变量LVAD还是农村贷款规模变量LVAL，都与农村银行业结构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地负相关。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即随着农村存、贷款规模的扩大，农村金融体系的扩张，农村金融机构分工水平的提高，农村银行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加剧，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势必会降低。
第二，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从表4和表5的第2列看出，农村经济增长变量Y的系数在以农村存款集中度和农村贷款集中度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中均显著为正，不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正如前述，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增长变量Y与农村存、贷款市场规模变量lnLVAD和lnLVAL正相关，而与政府干预程度变量GEB负相关。因此，本文剔除了农村存贷款规模变量、政府干预程度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如表4和表5的中的第3列结果显示，农村经济增长在1%的水平上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地负相关。该结果也证实了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即农村经济增长是通过扩大农村金融市场规模而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贺小海等，2008）。
第三，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从表4和表5的第3、4、5列看出，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表示的农村经济结构变量NSOE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在1%的水平下显著地负相关，这表明，县域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能够有效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可能的原因在于，县域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从而降低了农村银行业集中度。
第四，政府干预程度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正相关。表4和表5的第4列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程度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在1%的水平下显著地正相关。这与本文的理论假设相一致：在农村地区，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越高，表明其政府行政力量越大，也就意味着当地大型国有银行的寡占地位越难以改变，以至于银行业集中度居高不下。因此为了降低农村银行业的集中度，可采取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如加大财政对涉农金融业务的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从表4和表5的第5列看出，农村投资率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显著正相关。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导致了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基于这一重要的研究背景，本文利用2006―2010年的县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银行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村地区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的增加均会降低我国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而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也越高。为有效降低我国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各级政府对地区经济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应该促进农村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发展，并带动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促进农村地区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降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落后于东部农村地区，农村存、贷款市场规模偏低，因此，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应实施偏向于中西部的政策制度，以扩大其市场规模，进而切实降低当地农村银行业市场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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