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
一、构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的必要性分析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形成了较大冲击，对我国金额体制和金融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我国金融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浮出了水面。不良贷款问题成为我国银行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沉重包袱和障碍，使得金融对经济承担助推器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强化信贷管理，加速财务重组步伐，加快不良贷款核销力度，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分别有所下降，但截至2006年底，全部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仍有1.25万亿元、比率为7.1%，仍然高于国际间银行评价标准水平记录(其良好区间在2%至5%)，信贷风险在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中仍占据主体地位。因此，在金融市场加速开放的今天，信贷风险的防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则是一种事前管理模式，即运用计算机系统对特定经济主体进行系统化连续、动态的监测分析，提早发现和判别相关信贷风险，并发出相应的风险警示信号。商业银行可通过对企业风险信息的预警，随时感知自身所处经济环境中风险状态和对企业采取措施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准确冷静地分析投资环境与市场变化对贷款影响的能力。同时，在银行贷款所面临的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风险尚未形成或刚刚开始显露有效威胁的情况下，应用预警系统可以排斥和防范企业经营性风险的侵入，使企业经营性风险不致影响银行贷款的安全性，将信贷风险的危险系数降到最小。
因此，建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防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和扩大，对银行贷款进行规范的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思路
贷款独立性是信用风险数学模型应用的重要假设条件。政府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和政策错误将导致银行信贷存在的风险，无法用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进行准确的预测，即使预测到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应用。因此，我国目前对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应用很少，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也受限。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把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对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已有3家上市，农业银行的股改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之中。上述举措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管理理念、以及经营绩效。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将更加理性，贷款的独立性也不断提高，信用风险度量数学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条件已逐渐具备。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是指运用计算机系统的智能控制功能，通过一系列定性、定量的技术手段对特定经济主体进行系统化连续监测分析，提早发现和判别风险来源、风险范围、风险程度和风险走势，并发出相应的风险警示信号。根据风险预警系统提供的不同信号，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开展进行指导。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着力于建立一个有助于银行及时发现不良贷款，并有效控制不良贷款的系统。整个系统由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商业银行信贷警示子系统和中心协调控制子系统组成。通过各个子系统的协调运行，实现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和贷款监管业务的智能化、科学化，信息化管理。
三、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
商业银行信贷预警系统的预警依据主要是银行信息资源。及时、准确的信息是系统运行的基础，也是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央行和银监会开展监管的前提条件。因而，建立一个健全的数据信息中心是十分必要的。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是整个预警分析系统的数据信息储存和提取的中心。
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包含的信息种类有：历史统计数据信息、即时数据信息、经济发展信息、行业动态信息、客户信用信息、系统内部处理信息等。除系统内部处理信息是来自系统处理结果外，其它信息都来自系统外部，其信息传导途径为：
信息通过上图的传导途径，最终进入系统的数据库。由于目前全国各大商业银行都已经运用了计算机联网系统，对于信息的采集和导入已经不是难题了。
在明确了数据信息的种类和来源后，就需要了解这些信息的归属。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由几个大的数据库组成，每一个数据库下设置数据项，数据信息分类储存在各数据项下。具体设置的数据库如下(表1)：
1.宏观经济信息数据库。宏观经济信息数据库包括的内容为：①经济发展信息，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状况、税率、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规模、结构及变化趋势、国家法律法规中对产业发展的鼓励或限制信息等；②货币政策信息，如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利率、汇率等。建立宏观经济信息数据库的目的是为了判断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状况，以防范经济恶化所带来的信贷系统风险。
2.商业银行相关信息数据库。银行相关信息数据库的内容为：①银行业总体信贷信息，包括中央银行、银监会的业务指导信息、同业拆借率、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投资动态、不良资产总量及比率等信息；②银行内部自身资料信息，如各商业银行存款总量、贷款总量、可支配的资金量、贷款运营周期统计数据、贷款偿还情况等。建立该数据库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同行业信贷状况，商业银行自身信贷资金运行风险状况，以防范商业银行业信贷风险。
3.商业银行客户信息数据库。按照贷款主体的不同，商业银行客户信息数据库分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及小型企业、企业法人三类客户信息数据库。自然人信息数据库的内容主要为客户个人基本情况，侧重于个人收入、个人信誉和负债情况。个体工商户及小型企业信息数据库的内容主要为：客户基本情况、盈利能力、营运能力、负债情况和偿债能力等，侧重于生产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状况。企业法人客户信息数据库主要包括：①客户基本信息，如公司概况、公司历史信誉、管理层素质、行业地位、企业发展前景等信息；②客户财务风险信息，如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量状况等信息；③客户信贷资产质量风险信息，如贷款本息按期偿还情况、不良资产情况、担保抵押情况等信息；④客户所处行业信息，如产业政策、对外贸易条件变化、市场供求、产业成熟度、行业技术风险、行业垄断程度、行业增长潜力、行业波动性、产业扩张性、产品替代性、行业资本积累率、行业劳动生产率、行业亏损系数、产品销售率、行业信贷平均损失率、相对不良资产率等。建立商业银行客户信息数据库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客户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信用等级状况，以防范贷款对象风险。
四、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
商业银行贷款分析子系统是整个预警系统的核心部分，当客户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时，银行业务员将有关数据输入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商业银行分析子系统便从信贷信息子系统中提取相关的客户信息、行业信息、宏观经济运行数据信息，对商业银行的该笔贷款业务进行动态分析。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由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指标模块、判断模块、预测模块组成。
1.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主要包括：①系统暂存信息数据库；②预警警界线数据指标库；③数据处理公式数据库。建立该数据库的目的是为了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有效的运行。
2.指标模块。指标模块是实现预警的首要环节，其主要功能是建立科学的预警指标体系正常值，建立预警界限。指标模块的作用是为了使预警指标信息系统化、条理化和可运用化。预警体系科学性的首要标志就是所选择的预警指标系统能否科学地反映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变化特征。
-
预警指标主要由系统性风险指标和非系统性风险指标两部分组成。客户系统性信贷风险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方面的行业信贷风险、区域信贷风险；非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客户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信贷记录等方面。因此，结合上述风险构成因素，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应包括宏观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客户所处行业信贷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客户所处区域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客户经营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客户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客户信贷资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指标模块就是通过确定数据库中各指标正常值的范围和指标体系的权重，计算出警界限系数，再将预警警界线系数输入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中保存。
3.判断模块。判断模块主要功能是将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库中的客户信息调入，对照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中的数据处理公式所确定的正常值(预警警界线)，计算风险指数。判断模块决定是否发出警报，以及发出何种程度的预警警报。
报警装置是风险预警系统的关键部件。信贷风险预警系统在目标客户的信贷风险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能够通过指标体系的风险指数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为信贷人员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制定信贷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4.预测模块。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不但可以对银行当前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发出预警信号，而且能够根据历史信息，预测银行信贷风险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客户信贷风险的未来状况做出评价并进行预警。由于用于市场预测的灰色理论具有需要的数据模型少和利用微分方程描述动态特性的优势，且由理论建立的灰色动态预报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精度，因此在信贷风险预警系统中引入灰色理论进行预测，可以获得良好的预测效果。
五、商业银行信贷警示子系统
一旦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的判断模块决定发出警报时，商业银行信贷警示子系统就会发出相关的警示信号。
商业银行信贷警示子系统的预警分为两部分构成，即商业银行信贷整体风险和单个客户风险所构成；相对应的商业银行贷款警示子系统为两类预警，即A类预警信号和B类预警信号。
A类预警信号反映的是商业银行自身风险情况，共分为5个风险等级，由绿、蓝、紫、黄、红5种颜色的字母“A”标示。当预警信号为绿色时，表明银行经营稳健，达到银监会风险监管的各项要求，控制风险能力较强；当预警信号为蓝色时，表明银行经营基本稳健，达到银监会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在个别方面未达到风险监管要求；当预警信号为紫色时，表明银行经营状况正常，基本达到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但存在一些缺陷；当预警信号为黄色时表明银行存在较大的风险，较多方面未达到风险监管要求，存在问题较多；当预警信号为红色时表明银行经营状况很差，经营有严重缺陷和问题，控制、化解风险能力基本丧失。
B类预警信号反映的是贷款客户存在的风险情况，共分为5个风险等级，由绿、蓝、紫、黄、红5种颜色的字母“B”标示。当预警信号为绿色时，表明客户的收入稳定，有十分强的偿债能力；当预警信号为蓝色时，表明客户的收入基本稳定，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当预警信号为紫色时，表明客户的收入较前期有小幅缩减，但收入基本稳定，具备偿债能力，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债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当预警信号为黄色时，表明客户的收入大幅缩减，并长期不能改善，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当预警信号为红色时，表明客户收入缩减严重，并出现负收入，基本失去偿债能力。
六、中心协调控制子系统
正如一个乐队需要一个指挥一样，作为一个完整的运行整体，仅有各个子系统的独立运行是不行的，它们必须相互合作、协调运行。而中心协调控制子系统正是充当了指挥的角色。
中心协调控制子系统设置的功能是将各个系统的资源合理的调动起来，避免信息资源的重复，并及时更新；检验预警信息系统、指标模块和判断模块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并对其定期进行信息反馈，及时调整。同时，在其它子系统完成各自任务时，它能够及时保存数据信息，并对其加密，避免资源外泄。但最重要的还是它能够同银行的联网系统建立对接关系，避免系统之间产生冲突。
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进行预警，其最终目的在于对信贷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以往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偏重于信贷风险的事后控制，即等到风险已经发生才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但此刻不良贷款已经形成并造成一定的损失。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对贷款前的银行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分析预测，在银行贷款过程中既考虑银行单个客户的非系统性风险又兼顾了宏观经济环境和银行自身的风险。使商业银行贷款形成以事前控制为主的，并与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相结合的信贷风险控制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信贷风险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曾丽.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预警机制研究[D].四川大学，2006.
[2]胡群峰.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研究[D].江苏大学，2005.
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防范，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商业经营体制和信贷管理机制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结构管理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一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较佳结合。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资产组合风险分析部门、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审查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系统一体化管理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三人或双人审批有效。如某外资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审批由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必须由最少两名授权人员主管――独立思考后签字同意方为有效。分行长主要起协调管理作用，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审批流程呈横向运动特征。
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组织结构与专业银行时期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强调得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评估贷款风险，改变了旧体制下信贷部“一统”信贷业务的局面，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细分化程度不够。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审批流程呈纵向运动特征。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早期防范，将防范风险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流程的核心，在各个业务环节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有：1、通过确定目标市场、制定详细的风险资产接受标准来筛选客户。如某外资银行每年会根据信贷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地区最高额度指标，确立市场目标及风险接受标准，只有符合目标市场条件的客户才能发放贷款。业务管理部门通过行业研究，列出可接纳客户的条件及细节，包括对公司规模、管理者经验、股东资本、杠杆比率等方面的指标限制，信贷人员以此为依据寻找符合条件的客户进入贷款程序。2、通过现代计量方法和借助各种专用软件对客户进行动态评估与分析，并将评级结果广泛运用于信贷管理的各环节。3、建立大客户专管制度。大客户的贷款由总部统一专管，总部每年对其总公司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分公司申请贷款时在总的授信额度内统筹考虑。4、通过动态评占资产组合，尽可能地选择多种彼此互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以便分散风险。5、通过不定期的风险测试，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在某外资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会定期对贷款组合进行风险测试，通过假设某些宏观(政治/经济)事件发生，测量信贷资产可能遭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一些敏感性贷款在五级分类中将被归为“可疑”类，有关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相应下调。6、设立独立机构评估风险与绩效。如果不合格，审核部门将及时给予改善建议，要求业务管理部门改进，并在6个月后复查，12―18个月后再次复查，直到确保风险隐患消除。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风险的化解上，风险的早期防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开展市场细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审查借款企业的合规性，包括企业执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审、对外投资比例、有无违法经营行为等之后，就与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对行业和企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对如何科学搭配、合理运用信贷资产，将资产风险降到最低缺乏全盘考虑。这造成了近几年商业银行无论国有民营、无论规模大小盲目“抢大户”的情况，新增贷款大量涌入交通、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数贷款大户。贷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虽然能增加银行盈利，降低不良贷款，但从长远看，贷款大户的系统性、行业性、政策性风险大，一旦发生贷款损失，对放贷行甚至整个银行业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风险控制的其他环节，国内银行虽然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能在新客户申请贷款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即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设置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评级结果的普遍运用也与外资银行有一定差距。
(三)人员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在某外资银行，总部每年会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外资银行，道德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实行科学评价，动态管理。如某外资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一年一定，独立考核部门借助业绩评价系统对信贷管理人员的“表现”打分，上级信贷主管据此决定提高或降低该信贷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等级。审批权限的动态调整一方面给信贷管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督促其自觉控制资产质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层在短期内能够查明风险、采取对策。二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采用财务激励措施，如股票期权制度、内部持股制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信贷人员自身报酬最大化和人力资本增殖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遏止信贷管理人员因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偏离所有者目标的现象。三是通过设计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通过权力的分工和制衡实现人员间的时时制约和事先制约，有效制止内部人控制行为。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加大违规成本。一些要求和规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银行规定新增贷款要实现“零不良”；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贷款审批权基本按行政职务层层下放，基层以及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自主决策的空间有限，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激励手段和措施仍然单调，基本还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财务激励措施――按照绩效考核进行的奖励变成了固定奖金，实质上成为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四)财务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国内银行缺乏提取准备的自主性。
对贷款的会计处理和计提呆帐准备金的实践是银行业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基本要素。外资银行基于资产安全和经营稳健的考虑，十分注重按照审慎会计原则，在贷款的会计处理上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真实反映贷款的实际价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保持信贷资产账面数字不变时，在资产方设立对冲项目――呆账准备金用于备抵贷款资产项目的损失，使其按照实际价值得到反映，在负债方相应核减资本金。外资银行对呆账准备金什么时候提取、提取多少有充分的自，不受财务、税收部门限制，常常会在有计划地预提普通风险准备金的基础上，针对具体贷款风险提取专项呆账准备金，以便在实际风险损失发生时有能力自担风险。如某外资银行除计提1％一般准备外，贷款降为不良后，会根据贷款项目预期损失程度计提相应的专项坏账准备金。
国内银行对贷款的会计处理主要按照1993年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已设立了呆账准备金科目用于抵减资产价值。但呆账准备严格按照财政部确定的计提标准――年末贷款余额的1％提取，损失发生后由财政部门审批核销，存在呆账准备提取水平过低、提取方式单一、提取范围过窄和银行对准备金的提取和核销缺乏自主使用权的问题。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财务管理制度既不利于及时揭示银行贷款风险，也不利于促进管理人员自觉控制风险。首先，银行资产负债表某个时刻的资产存量，是按历史成本计算原则而制定的，不能及时根据贷款的实际形态作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银行资产没有按其实有价值进行核算和反映，存在相应数量的账面“虚拟资产”，贷款风险不能及时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其次，贷款损失与经营利润不挂钩。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在贷款发放时确认的，而贷款损失则要到损失实际发生后才予确认，甚至由于财政部门出于税收考虑，损失发生后仍不能或不予确认，其结果必然是高估利润，在客观上会造成基层经营单位的贷款扩张冲动和管理人员“重贷轻查”的倾向。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贷款发生损失很难追究到个人责任，但湾收贷款时若熊收回贷款反而能得到奖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良贷款的产生。
(五)不良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贷款出现问题后，银行会成立专门小组，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如在某外资银行，贷款发放后，基于同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合作关系的理念，客户经理往往渗透到客户整个经营过程，利用银行网络优势，协助客户分析研究市场容量、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等详细情况，并针对客户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如果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也会尽量帮助其搞好经营，争取实现双赢目标。
国内银行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贷款发放后的后续管理没跟上，往往要等出现问题之后才被动研究对策。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贷款，手段单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容易雪上加霜，将企业置于死地。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一)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即规模较大的分行可在现有审贷部门、风险审查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还可设置信贷政策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制订地区性信贷政策、草拟信贷文件，与信贷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同时，应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以改变当前由于偏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控制部门意见，导致风险审查部门事实上无法从组织上来制衡业务部门的弊端。
(二)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份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三)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银行的不良贷款一般是由于多种原因形成的，除银行自身的原因外，还受企业违约、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以及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的影响。虽然近几年来，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了信贷管理工作，推行了审贷部门分离，成立了风险评审管理委员会，强化了贷款民主决策，建立了行业技术专家咨询制度和信贷决策责任人制度，实施责任奖惩等等，使得信贷管理水平有所提高，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贷款制度执行不严，信贷政策向所谓的“大户”倾斜
当前，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造成商业银行对所谓的大户贷款审查不严，未能严格执行贷款制度，这种制度的倾斜加大了贷款风险。例如，一些商业银行对这些客户不敢去严格管理，严格审查其财务状况，结果一些大企业集团由于经营不善倒闭，导致大量贷款变成呆账，如“蓝田股份”案例，曾有十余家金融机构争相为其贷款。事实上，集团客户或关联企业的风险事件时有发生，其所造成的较大连锁反应和连带风险已给商业资产质量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二）内部控制体制不健全，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不完善
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8年提出的《银行机构内控指引》，完善的现代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应该以运作合法、有效和信息畅通为目标，涵盖银行的管理和控制文化、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控制活动和责任分离、信息和交流以及监控和缺陷修正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到目前为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内部控制体制不健全、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不完善，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管理体系和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没有专职的风险经理。无论是内部稽核部门还是信贷管理部门或资金管理部门，都没有能力承担起独立的、权威性的、能够有效管理银行各个方面风险的风险管理职责。
（三）缺乏贷款风险评估机制，对风险缺乏全程监控
实施信贷风险的防范管理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基础工作、管理水平、员工素质等诸多方面，其内涵应该包括经营理念风险意识、识别防范风险能力、风险评估技术、风险管理机制、规避化解风险措施等手段。这样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贷款风险评估机制，对风险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管理，做到事前要评估、事中要监控、事后要总结。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高级风险管理人才还相当匮乏，风险评估机制也不够完善，尤其是对中长期基础设施贷款风险缺乏评估机制。例如商业银行偏好对中长期基础设施贷款，以为其贷款风险小，其实不然，如四川绵阳机场，地方和国债投资4亿多元，银行贷款达3亿多元，机场不仅经营亏损，还有2亿多元机场设备闲置在那里，机场将无财力归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及利息。
（四）重贷款营销轻贷款管理，缺乏对客户的全程管理
重贷款营销轻贷款管理一直都是我国商业银行的积弊，款项贷出去了，任务就完成了。因而一些商业银行对前台客户营销配备人员较多，对贷后管理人员配备较少，贷后管理工作薄弱，贷后管理责任制不落实，风险预警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贷后风险追究不落实，因而造成新的不良贷款继续产生。事实上，不良贷款的形成大多与贷后严格管理有关，这一点与企业的应收账款非常相似。不加强管理，款项拖的时间越长，不确定的因素就会增加，款项收回的可能性将会降低，因而，需要在贷后落实管理责任制，对客户进行全方位的全程管理。
（五）缺乏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人才严重匮乏
在管理学中人的作用占据首位，而人的管理理念又尤为重要。由于风险管理的综合性和专业性，要求从事风险管理的人员必须具备很高的素质，而且经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目前，我国银行业属于高收入行业，内部就业现象较为普遍，外来优秀人才进入不多，造成办事效率低下。而风险管理的高素质人才的匮乏，又使得银行缺乏风险管理理念。
二、众所周知，巨额的不良贷款一直是我国银行业发展中的一大隐患，它不但直接造成银行业效益低下和经营困难，同时严重阻碍了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前进的步伐。因此，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促进资产质量的持续改善，增强同外资银行的竞争，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业稳定、确保金融和经济安全运行也就成了当前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商业银行自身的努力下，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截至2006年12月底，全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990.17亿元，不良率2.96%。但是，由于经营管理机制尚不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完善，特别是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着不良贷款反弹的较大压力。所以，我们应加大力度研究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强化信贷管理，如何防范不良贷款风险的增加，以及如何提高贷款发放和管理的质量。
三、防范信贷风险的相关治理措施
（一）建立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树立风险管理理念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还未形成，而建立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树立风险管理理念，又是建立风险管理体制的基础。这样就要求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优化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体系，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提升风险控制技术水平。要确定风险管理战略，提高持久的风险掌控能力，建立覆盖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风险评估、监测及拨备计提制度和体系，培育科学、审慎、全面的风险管理文化。在商业银行内部，要逐渐树立“大风险管理”的观念，即风险管理是每一个银行员工的职责，而不单单是风险管理部门的任务。
（二）构建先进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对风险实行全程监控
风险管理体系是否健全有效是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风险管理体系应该包括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体系和评价体系等内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应该是全面风险管理，这既是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也是商业银行应对未来挑战的要求。要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组织框架，避免风险管理分散的情况，使得决策信息的向下传递和反馈信息的向上传递都是通畅的。同时，还要研究、引进风险量化的管理模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运用现代金融工程的技术，贯彻全面风险管理思想，依托先进的风险计量和管理技术，采用一切风险管理手段，构筑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体系。
（三）实施客户授信管理，不断优化贷款结构
实施客户授信管理，就是收集市场动态和客户经营情况，采用多种分析方法，充分评定客户的偿债能力和意愿，审慎地确定授信额度，以减少信用风险的一种方法。它包括客户信用等级的测定和客户授信额度的确定。事实上，贷款前对客户信用等级的测定和客户授信额度的确定是前移风险关口，再加上贷款后的跟踪管理，这样既保证了银行风险管理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又从业务风险产生源头就进行了有效地控制，实现风险管理理念在业务部门的前移并保证风险管理意识到位。
（四）强化风险管理人员的素质，建立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和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信贷业务和管理中，人才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商业银行同国外相比，人才相对不足，尤其是风险管理的高级人才相当匮乏，这制约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强化与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及执行效果。解决这一问题，要构筑以人为本的理念，健全贷款责任制度。一方面应加紧人才的引进，充实风险管理的各个阶层，不能因为种种原因降低信贷岗位专业人员的素质；另一方面，要提高现有职工素质，强化风险管理意识，通过以老带新、奖惩制度等方式明确信贷工作岗位责任制。这样，就能建立一支优秀的队伍，再配以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不良贷款的产生将会更难，而其清收将会更易。
（五）强化依法管理贷款，降低贷款风险
第一，要充实完善各项信贷管理制度。第二，要建立可靠的贷款风险信息系统，对贷款风险进行有效的实时监控。第三，要进一步完善贷款担保制度，国际上商业银行管理信贷均采取合法的贷款担保制度，它是实现信贷资产安全的重要保证。第四，还可以把贷款与保险结合起来，依靠保险适当化解银行的经营风险，实现信贷风险的合理有效转换，当然它也有助于保险业的发展。第五，要完善民事案件风险处置机制，加快“内部律师”的培养，逐步将法律规避风险方法用于金融资产管理，避免恶意逃废债现象的发生。
（六）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认真执行奖惩制度
在传统的信贷风险考核激励机制下，发放贷款给予一定奖励，清收不良贷款也给予重奖，造成中间真空的现象，即质量好的贷款先奖后不奖，质量差的贷款先奖后也奖（若能收回），中间的管理显然是真空地带，这样问题会很多。比如贷款发放数量越大、质量越差（若最终能收回），则奖励越多；质量越好的贷款奖励越少。还有本来质量好的贷款先申报为质量不好，然后向上级报告自己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终于收回贷款等异常现象的发生。而完善的考核体系与优秀的奖惩制度能实现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对贷款的奖励应放在贷款的全程监控上，严格执行贷款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贷款质量的提高。
（七）进一步加大呆账核销的工作力度，全程管理信贷资金
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应是对客户进行全程管理，从业务风险产生的源头就进行有效地控制。一是严格按信贷规则进行管理，对每笔贷款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核实，坚持做到选准优良客户，严把贷款准入关；二是严格贷后跟踪管理，根据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防范风险措施。
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影响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从而影响债权人判断上市公司债务契约的违约风险或债务人的还贷风险，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高低。Schneider和Church（2008）调查搜集了111名信贷员提供的数据，发现他们对公司的信用评级受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影响。研究表明，负面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会降低财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保证程度，且对信贷方的判断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增加公司债务融资成本。2011年集中出现的三篇实证文章足以说明了这一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DhaliwalD.etal（.2011）检验了首次执行SOX法案404条款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公司债务成本变动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平均来说，如果公司披露了重大缺陷，将会增加其公开交易债券的信用风险。同时，他们还检验了信用评级机构或银行的监管对此产生的影响。Kimetal（.2011）将遵循SOX法案404条款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借款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比较了有内部控制缺陷和没有内部控制缺陷公司间债务契约的不同特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已知的债务契约条款的影响因素后，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贷款利差要比没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高28个基点。其次，内部控制缺陷更为严重的公司要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第三，债权人强加给内部控制有缺陷公司更严格的非价格条款。最后，通过对公司内部的分析发现在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后，银行会增加贷款利率，而当公司对以前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补救之后，其贷款利率又会降低。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采用SOX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度量财务报告质量，研究发现，当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债权人会减少使用财务契约使用和以财务比率为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价格和证券保护及信用评级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同时，也发现因内部控制缺陷而改变债务契约设计显著异于财务重述，后者更强调对管理人员行为的严密监管。Kimetal（.2011）和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都采用银行贷款利差检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与美国强制披露的制度背景不同，至2012年前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及其披露尚处于自愿性阶段。这就为研究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如何影响资本成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数据支持。国内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吴益兵（2009）以2007年度A股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初步得出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结论，但其仅仅使用一年的数据为样本，而且权益资本成本求解中存在对公式理解的某些偏差。方红星和施继坤（2011）以2009—2010年沪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数据和PEG模型，检验在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环境下，上市公司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是否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信息能够发挥信号功能，显著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张然和王会娟等（2012）以2007—2010年期间深沪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年度报告或独立公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鉴证报告为对象，研究其披露是否会降低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相对较低，且进一步披露内控鉴证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更低。但他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度量权益资本成本，进而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公司资本成本的变量，这可能混淆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不同的作用路径，同时没有区分由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在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方面的差异而对资本成本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目前还没有研究系统地探讨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披露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二、假设提出
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于公司财务信息可靠性及经营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林斌和饶静，2009）。在非强制内部控制审计环境下，高质量公司主动聘请外部审计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旨在提高自身内部控制有效性、财务报告可靠性和信息质量披露策略的自愿承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基于信号显示的意图披露由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弥合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此同时，借助自愿审计的可靠承诺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是有信息价值的（DiamondandVerrecchia，1991；LeuzandVerrecchia，2000）。在债务缔约情况下，自愿内部控制审计可以减轻银行机构面对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事后债务监管和再谈判成本，从而有助于债务缔约（JensenandMeckling，1976；Bharathetal.，2008；Kimetal.，2009）。一方面，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提升信贷决策所依赖的信息质量，有助于银行机构更加准确地估计公司价值和未来现金流，正确评价公司的还贷风险及履约情况，从而降低银行面临的信息风险。已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缓解公司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信息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徐玉德和李挺伟等，2011）。因此，银行会降低发放给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贷款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意味着公司处于良性健康的运营环境和有效监控之下，有助于公司控制其经营风险并降低管理层滥用或侵占公司现金流的发生概率（Lambertetal.，2007），保证其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实质性地降低银行对公司还贷风险的估计水平，从而降低这类申贷公司的借款利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假设H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银行借款成本显著较低，即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利率较低的银行贷款，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存在负向关系。StiglitzandWeis（s1981）指出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存在着信贷配给现象①。在现行的贷款利率下，不是所有的贷款申请人都能如愿地获得贷款。公司具有良好的政治关联（politicalconnection）和银企关系会使其更容易或以更低利率获得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贷款（LaPortaetal.,2002；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杜颖洁，2013）。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控股的公司通常处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肩负着基于战略和社会因素考虑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志赟，2004）。政府作为这些公司的“父母”，当其陷入困境时，必然会多方救助，以补偿其所履行政策性负担。而所有权结构也决定了国家必须承担这些公司经营失败的责任。这就为国有公司的银行长期借款提供了“隐性担保”。因此，产权性质作为上市公司的一个外显特征，能够直接为银行机构所感知，从而正面引导银行机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水平做出乐观估计，认为国有上市公司发生贷款到期违约的概率更低，在利率定价上会给予其优惠。而国有产权提供的这种隐性担保可能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在债务契约中的信号传递作用，使得银行机构忽视其对国有借款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足够关注。但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隐性担保，银行机构在进行信贷决策时，不得不更加关注上市公司所释放的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正常释放公司内部控制高质量的积极信号。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2：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降低银行借款成本的作用更为有效，即国有产权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银行借款成本的度量资本成本可以分为事前资本成本和事后资本成本。银行借款的事后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银行贷款而实际付出的代价，包括筹资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支付的资本使用费（即利息支出）等。ZouandAdam（s2008）采用（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年平均长期借款+年平均短期借款）来表示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Sanchez-BallestaandGarcia-Mec（a2011）采用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费用/有息借款总额的比值度量公司的债务成本，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和Kimetal（.2011）则以利息支出/当年平均债务总额作为银行借款债务成本的变量。借鉴李广子和刘力（2009）、PittmanandFortin（2004）、蒋琰（2009）等的前期成果，魏志华，王贞洁等（2012）采用两个指标来度量债务融资成本：一是利息支出占比，等于利息支出/公司总负债；二是净财务费用占比，等于净财务费用/公司总负债，其中，净财务费用等于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之和；长短期借款平均余额等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的期初和期末的平均额。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是指银行机构对拟贷款企业放款时借贷合同中确定的贷款利率。胡奕明、唐松莲（2007）在其研究中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披露的当年每笔新增短期或长期贷款的明细信息（具体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水平等），采用公司当年所有新增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度量银行借款成本。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也采用胡奕明、唐松莲（2007）同样的方式度量银行借款融资成本，为了保证获取的样本借款信息更加完整，他们还将国泰君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借款信息进行整合。从上述文献的梳理来看，银行借款融资成本度量方法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事后存量计量法，二是事前流量计量法。前一种方法没有严格区分上市公司的负债来源，度量上有失针对性，后一种方法则着眼于动态决策过程。在财务决策中，债务成本指的是新债务成本即新筹债务的增量成本，而不是现有债务的成本。一般来说，新债务的成本均不同于现有债务的成本。由于本文立足于银行借款私有债务市场，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前文分析的信号显示作用机制，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都更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另外，从财务学意义上看，资本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即列示在资本负债表右方的长期负债①和所有者权益（刘淑莲，2012）。因此，在研究银行借款成本的过程中，本文从资本成本视角出发仅考察上市公司的长期银行借款成本。本文借鉴胡奕明、唐松莲（2007）和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的做法，考察银行在向申请贷款的上市公司发放新增长期贷款的决策中，有无考虑最近一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否给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以较低的利率定价？因此，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可以由其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比重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来替代，具体测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在明确银行长期借款资本成本度量方法后，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以考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其长期银行借款成本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考虑到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间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技术方法，相信能够较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1.被解释变量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Cod，表示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是以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占当期全部长期借款金额之和的比重测算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如式（1）所示。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ICA，表示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哑变量，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那么解释变量ICA的系数符号应该显著为负。3.控制变量首先，借鉴PittmanandFortin（2004）、Kimetal（.2011）、李广子和刘力（2009）、蒋琰（2009）、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以及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等关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负债比率（Lev）、固定资产担保比例（Sec）、成长机会（Growth）、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率（Turnover）、现金流量（Ca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One）、年报审计意见（Ao）等因素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可能影响。其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01）》规定，自2001年以来持续对上市公司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评，形成A（优秀）、B（良好）、C（及格）和D（不及格）四个等级，并纳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在其网站上公开。国内一些学者将这一信息披露考评作为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考察其对债务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并获得了经验数据支持（徐玉德、李挺伟和洪金明，2011；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因此，为了控制其他信息披露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可能影响，本文对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core）也进行了控制。最后，考虑到宏观环境和行业差异可能对银行进行贷款定价决策的影响，在该模型中本文也对行业和年份设置了虚拟变量加以控制。具体的变量定义与预测符号详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数据筛选的具体过程如下：第一，首先确定银行长期借款成本。对于银行借款明细（主要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等）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在银行长期借款信息整理过程中，若采用浮动利率、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确定贷款利率的均以当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应年限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准，若采用SHIBOR、EURIBOR、HIBOR或LIBOR①加基点确定贷款利率的，由于相关基准数据难以获得，同时为保证数据间的可比性，对此均予以剔除。第二，由于ST公司在监管政策和披露要求上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因此本文剔除在此期间被ST的上市公司，以保证样本性质的一致性。第三，由于本研究需要用到上一年度的财务数据和内部控制信息，故剔除IPO当年的上市公司。第四，由于研究过程中需要公司2007年—2010年的财务数据，故剔除在此期间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第五，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指标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剔除处理。经过上述筛选和整理过程，最终得到949个公司/年样本，其中，研究期间样本的各年分布依次是：2008年186个，2009年278个，2010年250个，2011年235个；从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265个，占样本总体的27.9%，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684个，占样本总体的72.1%；从样本公司的产权性质来看，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558个，占样本总体的58.8%，非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391个，占样本总体的41.2%。本文采用SPSS17.0、STATA11.0和Excel2003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全部来自于万德（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银行借款公告信息和实际控制人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通过阅读上市公司2007-2010年财务年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进行手工搜集、整理而获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取自于巨潮咨询网，深市信息披露评级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数据需要，笔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每笔当年新增长期有息银行贷款的起止时间、利率水平、借款金额以及借款条件。由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中的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搜集汇总了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公告，为了尽可能获取较为完整的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信息，本文将该数据库中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长期借款信息进行整合，并剔除重复的信息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2报告了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和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银行借款成本Cod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5.760和5.605，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5.990和中位数5.760，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可能会发挥信号释放的功效，降低其银行借款成本。从控制变量来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有形资产的担保比率（Sec）、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比率（Turnover）、成长能力（Growth）和现金流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数都显著较高，表明这类公司有相对较强的偿债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进一步验证被解释变量银行借款成本Cod按照ICA分组的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本文着重对其进行了全样本组间差异检验，具体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U检验。如表3所示，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两组的均值之差为0.230（5.990-5.760），且在1%水平下显著；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U检验中，两组的中位数之差为0.155（5.760-5.605），且也达到了1%水平下显著。上述分组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自愿披露正面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银行借款利率显著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这说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因而假设H1得到了初步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表4列报了各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分析矩阵结果。从相关系数分析来看，不难发现：（1）对于解释变量来说，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否（ICA）和银行借款成本（Cod）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91和-0.070，并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2）对于控制变量而言，Stat（e产权性质）、Siz（e公司规模）、Se（c担保比率）、Turnove（r资产周转率）、Cash（现金流）和Iscor（e信息披露考评）与Cod（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在回归模型中有必要对上述变量加以控制；（3）从相关系数数值大小来看，各个变量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均小于0.5，因而多元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可以忽略；另外，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4中的VIF值均不大于2来看，本文构建的模型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整体来看，单变量分析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期相符，但由于尚未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故还需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才能得到更稳健的经验证据。
（三）多元回归分析为了验证假设H1，本文选择全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在回归过程中，由于ICA和Iscore都可能成为银行进行贷款决策考虑的信息因素，这里采用逐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方式以便于更加细致地考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该表可以看到：首先，将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虚拟变量ICA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1）显示ICA的回归系数为-0.129，且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向商业银行机构传递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有利于银行更准确地估计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违约风险，从而降低银行机构信贷决策面临的信息风险。因此，银行机构会给这类公司发放利率更低的长期银行借款。其次，将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ocre也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2）显示，ICA和Iscor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1和-0.085，且都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银行机构在进行贷款决策时会全面考虑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能够传递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自愿披露和官方评级都会给予定价，该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向外界传递自身高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假设H1得到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产权性质（State）在全样本回归分析中的系数分别为-0.166和-0.165，且达到5%水平下显著，说明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承担了显著更高的银行借款成本，这一结论与李广子、刘力（2009）及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的实证研究相一致；年报审计意见在上述全部回归分析中均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统计分析发现，949个样本总体中只有28个公司/年样本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不到样本总体的3%。这说明除年报审计意见外，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还会综合考虑其他有助于显示和判断上市公司质量的信息来源。模型在两个回归方程中的调整后R2分别达到34.1%和34.5%，说明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为了验证假设H2，借鉴方红星、施继坤和张广宝（2013）的做法，本文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组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组，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测试进行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检验。从表6的列（1）和（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但在显著性水平上却存在差异，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组中ICA的回归系数为-0.091，没有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测试；而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而言，ICA回归系数达到-0.130，且在10%水平下显著。但两组回归系数差异仅为0.030，经由Bootstrap测试得到的经验P值为0.126，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产权性质对于两者之间负向关系的显著影响。这可能与银行机构对借款人信用和还贷风险的评价能力有关，还有待于今后大样本经验分析的进一步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本文采取以下三方面稳健性检验：一是，本文选择有息长期银行借款为研究对象，由于银行长期借款利率没有小于零的情形，是典型的“删失数据”（CensoredData），因而借鉴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的做法采用Tobit回归分析重复前述研究，经验结果基本不受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ICA（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系数在全样本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三个回归模型中均与Cod（银行借款成本）达到10%水平下的显著负相关。二是，以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所属行业、资产规模等指标，采用1:1匹配方式进行配对研究（回归结果略），经验结果基本没有变化。三是，由于949个样本总体中仅有28个公司/年样本的财务报表审计意见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为防止某一特征所带来的样本构成差异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将获得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8个样本予以剔除，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略），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通过上述敏感性测试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银行的信贷管理，离不开管理目标的合理设置，而在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有必要在下级行汇总的基础上，向上级行回报和请示，以此就能够掌握下级行在管理方面的具体情况。换句话说，上级行和下级行之间有效的沟通交流，并保证相关信息的全面性和及时性，将是保证管理效率提高的关键。当前国内诸多银行在相关的实践管理工作当中，受到技术瓶颈因素的限制，管理效率水平容易受到影响。譬如某商业银行组织层次过多导致了链条过长，使得管理半径太大，信息传递在效率方面大打折扣。在信息传递会失真方面，信息论的“信息不增原理”表明，信息经过多层次的传递会导致信息容量只会有所减少而不会增多，经过的层次越多，信息的减少量就会越多、损失也会越大。以上两个信贷管理问题的存在，使得很多银行基层执行者得到的信息一般都是经过从上级到下级层层传递下来的，在从上到下传递的过程中有些信息被过滤掉或被筛选掉；同样道理，上级管理层最终得到的信息，也是在加工和过滤的基础上才形成的。因此，信贷管理信息源的形成，在多层次复杂传递基础上形成的，并在到达接受源的时候就会出现失真和丢失情况，这些信息在到达下级行的时候就已经被经过了多层的过滤和筛选，即使能传递到最基层，这些信息也会被附加上一些更加严格的条件。德鲁克说过，“通过渠道不仅仅是组织不善的一个征兆，也是造成组织不善的原因”。因此，银行信息传递速度的滞缓，不仅营销上级向基层有效下达决策，无法有效掌控分行机构的具体情况，而且难以实现对支行经营风险进行有效的掌握，在针对不同区域制定不同政策、制定和规定方面存在很大的难度。
二、我国银行信贷管理流程再造的专业性建议
国内诸多银行的信贷业务操作流程还是建立在旧模式基础之上，依然存在不少的缺陷。通过信贷流程再造可以严格控制信贷程序、加强风险控制力度，提高金融资产质量水平，以及增强定价能力、盈利能力和强化信贷管理流程理念。
1.制定差异化信贷审批流程市场上的消费者，他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特别是一些优质客户，他们往往对信贷品种和授信额度和期限的要求都比较多，如果只有单一的标准，没有多元化选择，往往会造成客户的流失。同时，也要设计差异化流程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举个例子，根据客户的信誉情况，分别制定高、中、低三个风险级别的信贷流程；对于信誉比较高、风险级别较低的客户，则要适当的简化信贷审批流程，缩短审批的时间；对于中等信用、风险级别的客户，则要适当的扩大业务审查范围，按照正常的流程处理，防范信用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对于信誉比较低、风险级别高的客户，则要强化业务审批流程，对客户的财务情况、信用状况、经营内容和市场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出现的可能性。
2.改善授信管理方法改变现行的“宽授信、严用信”为“严授信、宽用信”的授信管理方法，改变目前单笔贷款审批方式，审批行通过年度评级授信控制客户的风险总量，具体用信时采用二级分行审核担保的方式，落实情况后，经审批权力的人签批同意后再由经营行放款；在对新客户进行营销的时候取消客户准入认定程序，实行“四位一体”的运作方式，合并进行客户评级授信和申报首笔贷款，从而减少办理贷款的环节。另外信贷管理部门的建设要和功能设置、产品设置和面向客户设置相衔接。
3.建立整体信贷、全面信贷的理念建立的信贷流程要有客户经理、信贷经理和风险经理三者共同参与并共同担当风险、共同分享绩效。客户经理的职责是负责向客户营销产品，并对客户的信用状况、个人及家庭所拥有的财产情况进行调查、分析，预测客户到期偿还贷款的能力。信贷经理的职责是负责执行对风险的控制，结合客户的信誉情况和市场环境进行分析，预测风险度，以此确定贷款发放的额度；风险经理的职责就是对整个信贷业务进行整体把关，对整个业务流程的操作是否规范进行监督，也即是扮演“最后责任人”的职能。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