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有估算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金融结构数据库(2010年4月版),ICIInvestmentFactBook2009,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1),中国金融年鉴(1992—201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中国期货统计年鉴(2009、2011),中国保险年鉴(2011)。本文主要借助金融结构数据库比较中美两国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同时还参考了Demirguc-Kunt&Levine(2000)[1]与Beck&Feyen(2008)[2]关于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为了使本文的比较有较强的可比性,在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上我们主要采用了国际上整理的金融发展指标,根据本文分析的目的以及中国的数据可得性和国情,我们对众多指标适当地做出了调整和取舍。
一是银行存款/GDP。该指标是金融中介规模的绝对指标,度量存款货币银行的规模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中国银行存款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样本初期开始就几乎呈单边上涨趋势,且持续高于美国,然后在2003年至2009年开始走平,其峰值在2011年达到了181.4%,这说明中国存款货币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对而言美国的银行存款对GDP走势要平稳得多,先是从1992—1995年略微下降(63.9%~56.33%),之后缓步上升,并在2009年的达到最高点83.1%。
二是私人信贷占GDP的比率(存款货币银行对私人部门的贷款占GDP的份额)。该指标目前是国际上整理的反映一国金融发展状况最重要的指标,这也是衡量金融中介主要活动的指标。这一指标把金融中介的发展规模与金融深化区别开来,强调金融中介的发展规模并不代表有着同样高的金融深化程度。Demirguc-Kunt&Levine(2001)曾使用过这一指标来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而Beck&Feyen(2008)则把私人信贷/GDP确定为核心的金融发展指标之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的私人信贷数据由于可得性的问题只包含了银行对非国有企业的短期贷款,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因为中国私人借贷的总量很小且在1991—2007年间,中长期贷款与国民总收入的比率年均增长9%,短期贷款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则出现了年均3%的负增长。这些都说明私人信贷占GDP的比率很小。中美两国在这一指标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美国私人信贷市场的发展程度大大高于中国,当然首先这和两国的所有制形式有着直接的联系,另外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虽然近年来中国私营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私人信贷占GDP的比率一直很低。如1992年中国的私人信贷只占GDP的0.25%,而美国则占47.48%;2011年中国私人信贷/GDP的比率为2.4%,虽然绝对倍数增长很快,但相对于GDP的总量仍然十分的低。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虽然发展很快,但金融深化的程度其实并不高。
三是存贷利差。两国存贷利差的比较也是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指标(RajanandZingales,2003[3])。存贷利差越低,意味着金融业的竞争程度越高,或者说金融业的效率及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利差水平越高,则意味着金融业的效率及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中国存贷利差由流动资金贷款一年期利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测算得到,美国的存贷利差由短期主要贷款利率与储蓄存款利率测算而来。中国的存贷利差仅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时短暂下降,总体呈上升趋势,并维持在3%以上,从1992年至2011年,美国的存贷利差平均为2.4,低于中国,说明利率市场化的美国,银行业竞争更加激烈,美国银行业的效率更高。
四是证券市场总市值/GDP。该指标同样也是度量一国金融发展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标,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美国证券市场总市值/GDP之比大大高于中国。该比率在样本初期(1992年)中美分别为GDP的3.8%和68.4%,相差近20倍。美国证券市场总市值/GDP在2000年峰值时达到了GDP的163%,虽然中国该指标同期也达到了18%的局部最大值,但是同美国相比仍然存在近10倍的差距,但是2006年开始中国的比值上升较快,2007年达到了137.7%(相对于美国的143.7%)。两国的该指标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需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在证券市场总市值/GDP的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并没有全流通,另外,中国2008年股市的大幅下挫导致了证券市场总市值/GDP出现大幅下挫。
五是一国股市的股票交易总值与GDP的比率。这是衡量一国股市活跃程度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该指标也可以很好地度量一国国民收入向股市倾斜的程度。中美两国股市活跃程度有明显的差距,用股票交易总值与GDP的比率衡量,两国股市活跃程度在2000年时差距最大,相差5.42倍(0.602比3.263),差距最小的年份是1992年,相差仅为29.11%。这意味着,中美两国股市活跃程度的差距在拉大。六是私人债券/GDP。这是Beck&Feyen(2008)确定的金融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这里的私人债券指的是由金融机构或是企业所发行的本国私人债券。从1992年到2011年,虽然中美两国的私人债券/GDP之比都处于上升的状态,但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拉大,这意味着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处于落后状态。1992年,中国私人债券总量只占GDP的2.9743%,美国则为73.27%,到2011年,虽然中国的私人债券/GDP之比上升到21.1%,但美国却上升到更高的140%。一般而言,发达的经济体往往有较高的私人债券/GDP比率,而公共债券/GDP的比率则较低。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往往会流向更有效率和回报更高的私人投资领域,中国私人债券/GDP之比过低的现实说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私人债券/GDP之比过低不同的是,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之比却很高。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之比也是Beck&Feyen(2008)提出的核心金融发展指标之一。这里的公共债券是指一国政府在本国所发行的债券。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公共债券市场总值/GDP之比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而美国却处于下降趋势。中国公共债券的迅猛发展和私人债券的发展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公共部门。
基于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有以下一系列发现:(1)从间接融资的情况来看,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程度相对于经济规模很高,银行存款/GDP明显高于美国,但是,中国金融中介的规模虽然大,但是金融深化程度却不高,这主要表现为私人信贷/GDP比率相对于美国而言极为低下;(2)从直接融资的情况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指标在各个方面都显着落后于美国,且金融市场的结构不尽合理。
二、宏观性收入分配和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的中美比较
导致中美两国金融结构及金融发展水平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中国金融结构的合理化并推动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这是本文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国外学术界曾对造成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及金融结构不同的原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导致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及金融结构不同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产权制度或政治制度的不同[4-6]。但是,从“金融”的实质来看,“金融”是收入大于支出的经济主体将自己多余的收入借贷给收入小于支出的经济主体,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决定“金融”活动或金融发展的因素应该是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本文将从收入分配这一新的角度深入分析中美两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对中美两国金融发展的影响,以便获得新的发现。
收入分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进行分析,如宏观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微观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即国民收入分配中各生产要素根据其对生产贡献的大小所应得到的收入份额)以及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等等,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从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及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这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的收入分配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要准确观察中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状况,必须深入分析作为GDP核算补充和延伸的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从资金运行的角度描述了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其可支配总收入结构反映了加进财产收入及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后所形成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为此,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9年的资金流量表中的实物交易相关数据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整理出中美1992—2007年各部门再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反映出两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状况。
中美两国的宏观收入分配呈现如下特点:(1)1992—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在57.11%和69.29%之间,大大低于美国,美国的这一数值均在72.74%以上,最高值为75.27%;(2)政府部门的收入在再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在17.15%和24.06%之间,大大高于美国,美国这一数据在11.77%和16.61%之间;(3)中国企业的收入在再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也明显高于美国,中国这一数据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13.33%和21.79%,美国这一数据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别为9.76%、14.27%。本文还发现中美两国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状况存在以下差异:(1)中国居民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较低,由1997年的56.02%下降到2009年的48.98%,2005年美国劳动者报酬占到GDP的56.4%;(2)从居民财产性收入情况看,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直较低,而且呈下降趋势,2005年还不足2%,而美国居民部门2005年财产性收入达GDP的12.2%,大大高于中国。而且,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中有90%以上来自利息,而在美国居民部门的财产性收入中,来自公司的红利收入占30%以上,等等。可见,中国居民部门的收入主要依靠劳动者报酬,财产性收入很少。
【关键词】私人借贷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影响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的情况，通过农业银行、信用社、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等正式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又存在着贷款成功率低、准贷额度小、门槛高等问题。私人借贷属于民间借贷，是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方式，私人借贷由于具有无需抵押物、借款成功率高、手续简单以及借款对象广等特点，在我国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活跃和普遍。据统计，我国农村发展农业生产所需的资金70%以上要依靠私人借贷或民间借贷。不言而喻，私人借贷对解决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难题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私人借贷的类别和特点
1.私人无息借贷及其特点
私人无息借贷是基于亲缘、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借贷形式，具有互质。资金需求者通过向亲戚、朋友或是熟人等借款，这些私人资金的提供者出于对资金需求者的感情和信任又免收利息，只需借款人立借条作为凭证。这种借贷形式具有免收利息、成功率高、手续简单以及额度较低等特点，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种借贷形式。
2.私人付息借贷及其特点
私人付息借贷是民间借贷的重要组成部分，资金需求者通过向本地区内的熟人、专营放贷的个人或高利贷者借款，私人资金供给者不仅要求资金需求者立下借款凭证而且要收取一定的利息，且一般高于同期银行的利率。私人付息借贷具有高利息、手续简单、额度较大以及有明确的还款期限等特点，适合于对资金需求量较大但又很难通过正式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个人和企业。
二、私人借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积极影响——与正式金融机构的比较
（一）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由于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的是种植业和养殖业，而农业又具有生产周期长、自然风险高、资本增值率低等特点，所以大多数正式金融机构都要对申请贷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反复的评估和论证，这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可能会使农民专业合作社错失发展良机。和正式金融机构相比，私人借贷具有手续简单、无需抵押担保或只需少量抵押物的特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直接与私人资金供给者商谈，并立下借据或提供一定的抵押物，就可以获得资金。这就大大节省了借款时间，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及时填补资金空缺。
（二）有效解决资金问题
和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弱质性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因此大多数正式金融机构对农业生产的投资积极性不高，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正式金融机构处获得的贷款数额也比较低，不能有效解决合作社的资金短缺问题。由于私人借贷的成功率较高且手续简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可以同时向多个私人资金供给者借款，这样可以比较容易的筹集到合作社发展所需的资金，有效地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三、私人借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不利影响
（一）私人无息借贷资金提供者的催款压力
首先，这些私人资金提供者可能具有风险厌恶的倾向，他们会担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变差而不能收回自己的钱，因此可能会频繁地向合作社负责人索要借款，这会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资金的规划和正常使用。
其次，这些私人资金提供者可能因突发事件或商业投资而急需资金，他们可能会向合作社负责人催要借款，这也会对合作社对资金的规划和使用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问题。
（二）私人付息借贷的利息压力
私人付息借贷资金的供给者一般会对合作社的借款收取比银行等金融机构高的利息，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需资金量又比较大。很显然，合作社背负的利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重了合作社的资金压力，更加不利于合作社融资问题的解决。
四、私人借贷助推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政策建议
（一）规范私人付息借贷的利率和借贷协议
一方面，政府和金融监管单位要严格规范民间借贷的利率，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即私人付息借贷的利息率可以适当的高于银行的利息率，但最高不能超过银行利息率的4倍。如果超出4倍的规定，则超出部分将不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要规范借贷协议，防止高利贷和霸王条款的出现，切实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轻利息压力，进而解决融资问题。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加强自身建设，争取资金供给者的信任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获得私人借贷资金的支持，关键取决于合作社的经营状况。所以合作社负责人要通过各种方式保证合作社的正常运营，使私人借贷资金的供给者愿意将钱借给合作社，减少或者避免他们催促合作社还款情形的出现。
（三）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成员借款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和合作社内部的成员有着很大关系。一般来说，合作社内部成员一方面对合作社的经营状况比较了解，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只有合作社的正常运营才能使他们的收入增加，所以当合作社出现资金困难时，他们大多愿意将钱借给合作社。鉴于此，合作社负责人可以向成员们借款，对借款数额大的成员可适当付利息，以调动其积极性。
参考文献
[1]田海霞，王志宏.私人借贷问题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