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中国戏剧
一、社会学中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化”也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论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不同学者纷纷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来考察与研究全球化问题,并不断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社会学对全球化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60年代主要有索罗金的全球趋同论、阿隆的国际社会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70、80年代又出现了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论、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论,90年代除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有了新的发展外,又形成了更具有全球化研究针对性的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和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等。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性特征使其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复杂性问题的探讨具有较强的优势。
二、社会学中的文化视角
提到社会学中的文化视角,就必须要提到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兰・罗伯逊(RolandRobertson)是社会学中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关注全球化问题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与其他一些学者一起,从社会学角度共同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简要地勾勒出了近六百年来全球化过程的基本特点和目前状况。罗伯逊不同意抽象化、简单化地解释全球化现象,他强调,全球化进程是在相对独立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进程状态下进行的,它有其自己的自主性和逻辑性,它的发展将随着进程的加速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因此,全球化问题不仅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对象,而且也更应该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对象,当前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以多维的方式,并超越“世界政治”或“世界经济”的单一模式来说明全球化。
三、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对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必须置于当今全球化的现实框架、现实背景之中。为此,我们又不得不对颇具分歧的全球化现象做出阐释。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交往的序幕。500年后的今天,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协同发展,全球呈现出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其作用范围之广、影响强度之深,都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
1.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当前,文化全球化进程给民族文化带来了挑战,其形成的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①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
②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
③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网络技术、网络传播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文化全球化的领域与范围,另一方面,与民族文化也产生一些冲突,带来一些挑战。
2.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整合
文化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实现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整合。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而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体现“世界性”。
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历史进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是当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个突出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提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任何民族只有积极融入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献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
四、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及中国戏剧
当我们的艺术欣赏范围和审美趣味迅速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时,我们会发现,我们拥有了世界视野,而全球化也给了我们很多机会,让我们能够与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同类分享各种各样的艺术。
然而,世界的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并不是样样都让人们兴奋。我们会发现,因为深受全球化的影响,世界文化、世界各国人民的审美趣味正变得越来越趋同,越来越相似。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娱乐在丰富的背后变得无比单调。换言之,当我们似乎越来越获得了世界视野,尤其是当我们是借助于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趋势获得世界视野时,我们其实是在同时失去世界的丰富性,至少在失去文化表达的丰富性。而且,全球化来势汹汹,似乎难以抵挡。以中国为例,二十几年前各大剧院人山人海,人们以那么高的热情去欣赏各种门类的戏剧演出,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剧院的生意就开始凋零,曾经在几百上千年里为中国各阶层普遍爱好的戏剧,忽然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从港台和欧美传播进来的各种各样的流行艺术。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我们的文化消费观念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戏剧面临整体上的困境,渐渐地,去剧院欣赏一场传统戏剧演出不仅不再是正常的娱乐和艺术活动,甚至变得有可能让旁人感到怪异。整个社会的主流美学趣味,不再像以往那样支持它的存在与发展,这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欣赏选择。这样的现象当然与全球化有关,它不是源于普通民众审美爱好自然的变化,与以往的时代民众审美趣味经常出现的各种变化不是一回事,在它的背后,是西方发达的文化工业无形在起着作用。
一个美学趣味完全受制于文化工业的文化体系是可悲的。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一个“文化全球化”世界的文化应该是丰富的,这个世界上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应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视角。假如在美学上丧失了丰富性,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文化表达方式及对艺术与文化娱乐的爱好都变得同一,那么世界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沙漠――只有一种颜色的沙漠,不管它是何种色彩都不是绚丽的。人类文化本身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不同的群体在各自的生存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及多种多样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的发展进程经常需要不同文化圈的互相激发,一种文化所蕴含着的某些生活与思想、情感内容可能会激起其它相关文化圈的灵感,并给后者注入活力。因此,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对于人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的整体中,艺术以及戏剧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往往因其拥有不同形态与风格的艺术而体现出差异,人类艺术的丰富性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艺术是人类表达与交流情感的重要手段,同时,艺术还是文化最重要与最核心的载体之一,戏剧尤其如此。我们知道戏剧活动对于人类的过往曾经具有重要意义,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对人类未来可能有的启示价值更是无法估量。更不用说中国的戏剧传统的内涵是如此丰富,剧种组成、剧种悠久的历史与完整的音乐、表演和剧目体系,在文化形态上均具有特殊的价值。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间地形、地貌与气象条件等存在极大的差异,而且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族群的大迁徙以及不同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如此复杂的经历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都有可能通过戏剧,以及与戏剧相关的仪式活动积淀下来,它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而言实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因此,在经济的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戏剧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现实而严峻的冲击的今天,传承和保护中国戏剧的丰富性,就是保护与推动人类文化多样性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
全球化使中国戏剧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这是有史以来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现象。文化的问题只能通过文化手段解决,保护和推动文化表达的多样性的远大目标,应该而且必须通过文化自身的力量才能最终实现。要保护与继承丰富的、多元化构成的中国戏剧,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全球化的批判、抗议乃至抵制,更重要的是要靠我们共同的文化职责感与民众的文化自觉。我们需要做的是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戏剧的内在价值,在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引导下,恢复传统戏剧的经典地位与核心价值,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将中国戏剧带入民族文化的主流行列中来。保护与推动人类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就是我们目前所找到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最佳路径。我们已经因全球化获得了世界视野,现在,则应该用这种世界视野认知我们的生活与艺术的意义。面临全球化这一特殊背景,重新认知中国戏剧的价值与意义,把中国戏剧看成是世界文化大格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待中国戏剧的现实与未来,正是我们当今一代文化传承者应该持有的立场。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人类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中国戏剧融入文化全球化的同时保有自身独特的光芒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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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全球化文化
全球化（globalization）早已成了最炽热的词汇之一，但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却从来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面对全球化的种种现象，学者们分别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全球性组织等方面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对全球化做出界定。
从广义上说，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全球性的社会变迁，也就是人类史变为“世界史”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但是，人们很容易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世界化（cosmopolitaniz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麦当劳化（MacDonaization）、超国化（supernationalization）、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等等。认真考察，这些标签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全球化所包含的意义并非这些标签所能涵盖。
考察全球化当然需要注意不同的领域。例如，经济全球化是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的最直接的领域，因为经济全球化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不同国家都难以避免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民族都卷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全球化正在逐渐改变全球经济资本配置的结构。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种形态跨国组织的出现和兴起。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各种形式的国际性、全球性问题。人们的全球性活动超越了经济，进入政治领域，并逐渐影响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学意义。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是对民族―国家权力的限制，在处理诸多国际性、全球性的问题中，原本属于民族―国家职责或责任范围的事务逐渐可以由国际性的组织来协商、行动和解决。全球化正在逐渐改变全球政治格局的力量结构。
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全球政治格局力量结构的改变，作为一种力量，全球化自身会形成一种文化，我们称之为全球化文化。传统上，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在不同地域性、民族性的传统基础上，我们也发展出了具有世界性的一些观念和价值。然而，即便如此，不同传统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遇到很多问题。当下世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不同传统的文化如何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文化如何发展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首先是文化霸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运行规则主要由西方、特别是由美国主宰。由经济规则出发，许多西方人自然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是最合适的价值观，因为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他们经济的迅猛发展。于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化的过程，甚至就是美国化的过程。这就是典型的文化霸权主义。理论上，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一元论，它是要将一切文化变成自身单一的形式，变得和自身一样的单一，换言之，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文化同质化的强制过程。它不尊重其他文化，不接受作为他者的其他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唯我论。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地域的人们受到不同文化的滋养。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威胁，是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一种扼杀，是对人自身的一种危害。
其次是文化相对主义。在经济领域，全球化似乎效果非常。但在文化领域，全球化却呈现全然不同的景象。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普遍的文化；不同文化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建构起来的；我们需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征。然而，我们发现，文化相对主义往往不是强势文化的立场，而是相对弱势的文化的立场。从文化策略上说，这是弱势文化维护自身权益的理论依据，是对单一文化中心主义、对诸如美国文化中心主义、或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抵制和否定。然而，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同样也会把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形成的文化关系固定化。本质上，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文化二元论。
第三是文化多元主义。非常明显，经济领域全球化正在逐渐走向经济一体化。但在文化领域，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人主张文化霸权主义，有人主张文化相对主义，但也有人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在这里，文化多元主义的含义是，它不主张某一种文化具有至上的地位。文化多元主义主张，在轴心时代之后发展的各种文化传统，它们都具有各自的存在和发展理由；人类的需求充满差异，文化所提供的需求满足也充满差异；人类无法依赖某一种文化来满足全人类的需求。文化多元主义反对文化相对主义，它不认为不同文化彼此无关。文化多元主义认为，尽管不同的文化具有质的差别，但它们并不是不可沟通的，彼此也不是不可相互学习的。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不同文化彼此独立存在，而非由某一个文化取代；彼此不是相互孤立分离，而是彼此关联、相互对话和互益，并在现实中不断转化和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关系
文化的核心是宗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宗教必须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福山（FrancisFukuyama）认为，人类进入了“历史的终结”阶段，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对峙，民主成了最后的神话，人类似乎已经不再有前进的内在动力。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不同意福山的看法。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对峙消失了，取而代之，文明之间的关系将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他将全球的不同文明划为若干板块，这些板块基本上是基于构成的。
全球化带来了时空关系的压缩和扩张，不同宗教、不同信仰面临着更加频繁的相遇、相撞、甚至对峙。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诸多因素，主要涉及利益、信仰态度、认识论、宇宙论等等。
在利益问题上，宗教往往服从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但很多时候，宗教并不涉及利益问题，利益属于国家民族、政党群体、机构、个人等等。当然，在当今处境下，人类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多，宗教卷入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现象的增多也很自然。我们自然需要对宗教卷入利益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然而，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利益问题。
在信仰态度上，由于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态度。总体来说，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排他论。排他论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真理，才是道路，才有真正的得救或解脱，而其他宗教中没有真理，不是道路，没有得救或解脱。二是兼容论。兼容论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最后的真理，才是最后的道路，才是最终的得救或解脱，其他宗教中有真理之光，也是道路，但没有得救或解脱。其他者若要得救，最终需要走向自己的宗教道路，认识自己的宗教真理。三是多元论。根据多元论，轴心时代之后的各大宗教传统都是同等有效的得救或解脱之道。四是比较论。根据比较论，不同宗教是不同的系统，彼此是不同的他者，彼此不能相互取代，而应当相互学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已经很难坚持排他论、兼容论的宗教态度。如果我们坚持诸如排他论之类的宗教态度，就意味着反全球化，意味着宗教之间无法在全球化时代和谐相处。全球化和多元论具有相合性，全球化和比较论也具有相合性。当今，排他论和兼容论的宗教态度需要发生转变，我们至少需要坚持多元论和比较论态度中相对合理的部分，并继续不断更新发展。
在认识论上，不同宗教自然有着不同传统的认识方式和内容。犹太教有犹太教的认识方式，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认识方式，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认识方式，儒教有儒教的认识方式，道教有道教的认识方式，佛教有佛教的认识方式，印度教有印度教的认识方式。当然，在诸如西方一神教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认识方式，而在非有神论的宗教中也有一些共同的认识方式。我们需要充分保持诸宗教不同的认识方式。对于信仰的探索，需要不同的道路。全球化并不阻碍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去探讨信仰。相反，全球化提供了认识方法上相互借鉴的机会。
不同宗教有着各自不同的宇宙观，我们无法将它们的宇宙观视为同一。我们不能把它们全部视为假的，也不能把它们全部视为真的。我们需要有新的认识方式。如果不同宗教一定要坚持各自的宇宙观，它们又都处于同一处境，那么它们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面对彼此不同的宇宙观，不同的人们会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全球化处境下，一些神学家和思想家开始考虑人类共同的宇宙故事，换言之，他们正在尝试探索和表达不同的宗教共同具有的宏大故事，并试图基于这个共同的宏大故事展开我们人类的信仰生活。
不过，如果寻求到了，或者形成了共同的宇宙故事，会不会导致宗教的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出现某些方面的同质化现象。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之源，全球化是同质化的力量之源。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现实地看。一味地肯定差异和独特并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合理的现实态度是，共同的宇宙故事是开放的，“同质化”的宗教不可能是共同的宇宙故事的假设，也不可能是共同的宇宙故事的结果，因为在构成上，开放的宇宙故事既不能被还原成统一性，也不能被还原成多样性，开放的宇宙故事将始终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认识宇宙的“真理”的统合。
宗教对话与宗教共同体
面对众多的利益问题，众多的宇宙论、认识论、宗教态度和生活方式，我们是否有可能进行整合？是否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和谐相处？是否有可能在差异性中实现一和多的内在统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困境。传统上，不同宗教是不同的社会―信仰实体。不同宗教是不同的信仰共同体。不同的信仰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传统的信仰共同体是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转化。到了现当代，由于全球化运动的发展，不同的信仰共同体不得不相遇、相触，不得不面对相互抵触的不同宣称。历史上文明冲突的部分原因就来自间的差异和相互抵触的真理宣称。
当下，全球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我们需要理解信仰相遇的真正意义和作用。面对着诸如社会共业、地球生态环境恶化、人类道德衰弱等等，全球的人们都在渴望超越不同宗教的真善美。全球化下的信仰相遇，全球化下信仰共同体的相遇，为我们实践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给我们提供了获得拯救的际遇和方式。
宗教对话的意义。在信仰相遇、信仰共同体相遇的过程中，促进和平、追求真善美的方式就是宗教对话。宗教对话已经成为当今处理宗教关系的中道。
最初的宗教对话显然是出于宗教之间的问题而发生的。对话本身也经历了从比较简单、原始、边缘到复杂、高级和中心的发展。不同宗教在宗教对话中所表现的态度也表达了宗教关系的自身发展。我们可以从独白的对话关系、对白的对话关系、辩证的对话关系发展到对话的对话关系（雷蒙・潘尼卡），从社会学层的、哲学层的宗教对话发展到神学或灵性层的宗教对话，从宗派主义的对话发展到超宗派或非宗派或普世主义的宗教对话，从只关心宗教本身的宗教对话发展到关注人类命运以及采取切实行动的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的新形式。要让宗教对话在全球化下具有时代性、有效性，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对话氛围、新的对话形式。这样的工作似乎在100多年前就开始尝试了，即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世界主要宗教传统的宗教界人士以及部分知名学者汇聚一起，彼此表达各自的信仰，探讨相处的新思路，形成了某种形式的世界宗教共同体雏形。
但事实上，在1893年世界宗教议会召开之后，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宗教之间的冲突依然不断发生。直到100年之后的1993年，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召开，人们似乎再次看到了世界宗教共同体之光。大家意识到，面对共同的地球，面对世界的种种问题，我们人类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行动底线，那就是全球伦理原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次会议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之后，世界宗教议会就成了一个固定的制度，组成了世界宗教议会委员会这一固定的组织，推进宗教之间的沟通、对话与合作。当然，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由于宗教本身的复杂性、许多其他因素的介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宗教共同体还远没有形成。
宗教共同体与中华文明
现在我们把视角放到中国自身之上。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崛起。经济上的崛起要求我们在文化上也要崛起。没有文化软实力，经济大国是无法持久的。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的文化传承性受到破坏，我们的文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危机。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当代中国遇到了文化的危机、遇到了信仰的危机。尽管人们在不断寻求解决之道，但至今效果不佳。我们需要自我反省。
中华文明的核心构成是儒教、道教和佛教，离开它们，中华文明不复存在。尽管当下我们中华文明并不局限于这三教文明，但我们无法回避它们。这三教文明是我们的文明之根。中华文明的复兴、崛起以及对世界文明发挥作用，无法离开这三教文明。
传统上，中国儒道佛文明是三教彼此关联在一起的文明，也可以说是一个准宗教共同体文明。今天，我们继续发挥这个准宗教共同体的作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觉地发展这一准宗教共同体。
基于儒道佛的中华文明宗教共同体是一个内在多元化的共同体。它在历史上主要由儒教、道教和佛教来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同时发展。它不仅吸收伊斯兰教，也吸收天主教和新教，还吸收印度教等等。原则上，在中华文明的宗教共同体中“无物遗漏”。这个共同体不会把不同宗教变成同一种宗教，不会持有宗教霸权主义的态度，也不主张宗教相对主义。在这个宗教共同体中，不同宗教之间可以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共同体意识下的和平和和谐，也就是全球意识下的和平和和谐。
关于这个宗教共同体的建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在中国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尝试一种传统性的模式，即，“政教学”联合的模式。这一共同体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各个宗教自身的介入，需要学者的参与。“政教学”三界结合、互动，这一共同体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自觉建构的文明体。中华文明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自发的创造过程，也是一个主动的、自主的创造过程。在这个主动、自主创造的宗教共同体中，宗教之间和谐相处，彼此协作，为不同人群提供精神滋养，为全社会做出具体的贡献。
宗教共同体与全球灵性
我们看到，宗教共同体可以为社会和个人提供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服务之一就是灵性。全球化背景下，灵性在建构开放的宇宙故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中的灵性。灵性一词很难定义。大致来说，灵性是指个人在各种关系中达到的最佳精神状态，这些状态多和信仰有关，是个人对生命意义的完整觉知。传统上，每一个宗教都会宣称自己拥有独立的、完整的、完美的灵性修持系统，也充满了灵性之人。确实，犹太教有犹太教的灵性，基督教有基督教的灵性，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灵性，印度教有印度教的灵性，佛教有佛教的灵性，儒教有儒教的灵性，道教也有道教的灵性，甚至我们也谈论一些原始宗教的灵性。
历史上看，在每一个宗教中都有人达到非常高的灵性境界，他们也常常被认为是那些宗教中的圣者或神秘主义者，成为很多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不过，我们要看到，每个宗教的灵性发展都是在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灵修的实践和境界也是有条件的，我们不能将每一种灵性的方法和实践加以绝对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的灵性发展和实践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时空条件的改变、灵性资源的分享、教育条件的改善、不同宗教之间的频繁互动，使得对灵性需要有新的认识，其中主要涉及：诸宗教间的灵性、单一宗教在和其他宗教相遇中的灵性、诸宗教灵性相遇中的互益和转化、跨宗教灵性之可能性、全球灵性的可能表达等等。
全球灵性的建构与实践。诸宗教间的灵性是一个全新的主题，对于这一主题的讨论还相当缺乏。然而，全球化的到来，共同的宇宙故事的建构，逼迫我们不得不提出、不得不讨论宗教间的灵性问题。同样，诸如跨宗教灵性之可能性、全球灵性等都需要我们去理解和诠释。这里，我们重点谈一谈全球灵性（GlobalSpirituality）。①
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宗教能独立探讨全球灵性，因为全球灵性是基于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信仰的相互交融，并在全球化的推进下，为全球人类提供一种全新的灵性发展的愿景。它不取代具体诸宗教的灵性，也不是诸宗教灵性的合并统一，更不是诸宗教灵性的妥协之物，而是在一种新的时空条件下，在诸多信仰资源的滋养下，在新的生命体验中，在化解全球危机的过程中，为全部个体生命提供一种滋养的全新的灵性可能。
要实践全球灵性，不可脱离具体的诸宗教。全球灵性更需要一个相互关联的宗教共同体的环境。在宗教共同体中，不同宗教已经构成了相互联系的关联体，有了共同的视角和渴望，全球灵性就有可能发生和发展。
从全球灵性产生的条件上看，全球灵性以全球化的、数字化的地球为背景，以多元的灵性资源为基础，以信仰间垂直维度的灵性探索为前提，并以整体主义为视角。全球灵性不是对传统宗教灵性的否定，而是对它们的提升和发展。全球灵性和诸宗教的灵性并不对立，全球灵性离不开具体宗教，但是并不被具体宗教所局限。在一个跨文化、跨信仰、跨传统的时代，全球灵性始终是关联和关系，也始终是共同的宇宙故事的内核。
灵性探索中的中华文明。如今，我们还无法提供一套完整的全球灵性的原则、观念、实践和亲证的手段。它还是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不同宗教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宗教视角为全球灵性的发展做出贡献。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等等都有各自的特征，都可以提供服务世界的全球灵性资源，都可以提供全球灵性的多元化的范式。从中华文明来看，儒道佛已经有它独特的资源服务于全球灵性，特别是儒道佛之间处理彼此关系方面。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儒道佛可以成为三个并不相互对立的社会实体，而是三个相互包容、相互受益、相互协同的灵性实体。不少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传统的儒道佛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相反，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彼此受益。在历史上，人们注意到诸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那种强烈的对峙和冲突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儒道佛中几乎不存在。中国传统儒道佛处理彼此关系的艺术对于促进全球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儒道佛可以继续发展，更自觉地形成中华文明的宗教共同体，为促进世界宗教的和谐做出榜样。
全球化的节奏滚滚向前。时代的现实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并已经无条件地关联在一起，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地球频发的各式灾难不断地警告着我们，人类必须转变自身的宇宙叙事。人类的命运和宗教息息相关，如何处理好宗教间的关系，把握住诸宗教相遇的真正意义，如何在这个地球村和谐相处至关重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变革是必须的。从诸宗教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宗教共同体，或许可以承担起这一宏大变革的使命，而全球灵性即是这一宏大变革中的应有之义。（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英语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苏东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主权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问题，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