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分析哲学；断裂；意识形态；批判
人们知道生命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灭。
――维特根斯坦
哲学已经空疏浅薄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哲学自己以为并确信它曾经发现并证明没有对于真理的知识；上帝，世界和精神的本质，乃是一个不可把握不可认识的东西。……放弃对真理的认识，自古就被当作最可轻视的、最无价值的事情，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最高的胜利。
――黑格尔
从一开始的地方，就有如此的提问：分析哲学的困难是什么？或者换成另一种表述方式：分析哲学的有效性限度在哪里？分析哲学的方式方法是否对自身有着深切的反省？
作为早期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一个基础：“科学的”还原论的方法，是否拥有对自身的批判反思？又或者，从哲学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方面看，分析哲学是否与“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的关联呈现某种断裂式的倾向？所以，这是否就对分析哲学构成一个考验：如何避免对于文本材料的解释的任意性。因此，为了避免此种任意性，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个古老的思想史问题：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但是我们的注意仍需要再增加一条，这便是从一种近代（现代）思想史中衍生出的“无人身理性”的观点。“无人身理性”可以直白地表示为：哲学与哲学家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可能；也就是说，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上任何一种对哲学与哲学家之关系的考察都将是毫无意义的。或许我们可以推测着提问：分析哲学是否受到近代这种“无人身理性”观点的极端化影响？尤其值得我们留意的，在早期分析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与哲学家的生活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断裂状况又会是怎样的？近现代“人与技术的分离”这一普遍生存状态所达到的断裂与分离，在早期分析哲学家那里是否也导致了巨大的生存痛苦和精神危险？而在我们的阅读学习中、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可曾体会觉察到这种“痛苦和危险”？那么，这种极度的痛苦和危险本身难道就是那种极度“无人身理性”形态的哲学理论与其哲学家生活之间联系的扭曲的表达形式？
我们知道，在论题和表面形式上分析哲学宣称自己完全不考虑“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和“生活问题”。但是，在分析哲学开创者之一的罗素那里，我们发现：作为哲学家的罗素，其哲学的志趣与其逻辑语言分析的哲学形式之间有着某种张力。因此，像乌兰・艾德截然地区分“精确的思想”和“另外的领域”，在罗素那里存在吗？而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罗素说道：“在死之前，我必须找着一种方法，能道出我之所以为我的本质的所在，这种本质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东西不是爱，不是恨，不是怜悯，也不是轻蔑，而是生命的精髓，这种东西性质猛烈，是来自远方，把非人世的事物的广大和那种可怕的无情的力量带到人生中来……”这样的表述在所谓的“形而上学家”那里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但是它却来自对极度形式化的分析哲学身体力行、对早期分析哲学的原型楷模数学推崇备至的罗素这里，难道这里蕴含着一种生活形而上学的追求，或者说罗素已经把哲学思考本身当作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趣：“我年轻的时候我希望在哲学里找到宗教的满足……一想到数学我就有崇敬之心……”那么，我们是否看到了难以调解的张力？在作为一个人的分析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冲动（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趣）与分析哲学对于自身内容和形式的“拒斥形而上学”的要求中？这二者之间或者这难以调和的张力，是否使得分析哲学家的哲学事业和生活往往成为痛苦的经验？由此，我们是否认同艾兰・乌德所看到的“罗素的事业是三重的失败”？又是否能感受到一种“无奈的意识”，就如同我们感受黑格尔基督教式的“苦恼的意识”？
早期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事实上是出自方法上的反思批判；但是这方法论上的反思批判却不幸地连带导致内容上的“空疏浅薄”的后果。类似地在康德主义泛滥的时期，黑格尔说过：“放弃对真理的认识，自古就被当作最可轻视的、最无价值的事情，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最高的胜利”。事实上，黑格尔把知性思维方式的泛滥和对哲学“内容”的冷漠归结为时代的“艰辛”，“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使得“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鹜于外界，而不惶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但是，颇有反讽意义的是，在黑格尔之后发生的情况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当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等崇尚知性科学和经验主义的哲学形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兴起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一次与黑格尔乐观进步的设想刚好相反，在世界经济繁荣发达的时代所发生的恰恰不是“世界精神”的回到什么“自己原有的家园”，而是无可挽回的“经济化”或“家政化”（economics即家政学）。越是在无需操心物质的时候，人们反而越来越“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于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已经不是黑格尔“扬弃”掉知性的哲学，反而是被后者“像死狗一样抛弃”。怀着批判兴趣的分析哲学由于没有吸取黑格尔的积极成果而成为技术化、家政化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表达，从而彻底丧失了它起初的批判品格。类似地，罗素也对黑格尔之妄图作为最后真理大全的狂妄做出过评价，对于“真理权威”的勇敢蔑视，在一种强烈的反叛现代性理性主义统治的情绪中发生的，虽然这种反叛本身也是以一种精确理性主义的面目出现。然而，试图让哲学成为配得上“纯逻辑”之物的分析哲学的出现本身却决不是一个“纯逻辑”的事件。由于批评黑格尔教条主义的需要，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未曾充分吸取黑格尔对知性思维方式的决定性批判，从而也没有突破笛卡尔以来以近代机械论自然科学为楷模的知性思维方式。批判的风暴之后，分析哲学仍要重新思考自身、重新审视对“形而上学拒斥”。
正如同在罗素这里，分析哲学在它开始的时候确曾是一种满怀着“人文精神”和社会批判兴趣的、配得上“哲学”之名的思想的探索。但是为何这一点在罗素之后，分析哲学却日益技术化、专门化和经院化，因而忽略分析哲学在人文、社会、政治方面的关怀和兴趣，可惜被逻辑语言分析的形式化要求和哲学科学化的要求这样一些出自方法论的兴趣所掩盖和削弱，从而降低了分析哲学在哲学“内容”――至关重要的人类生活事务的主题――上的批判性，反倒无批判地成为了哈贝马斯批评的现代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合谋。
【参考文献】
[1]（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9][10]（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關键词：语言学转向；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论；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024—05
在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语言哲学取代认识论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语言哲学一直把消除日常语言的歧义性、澄清语词的意义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或者是构造人工语言，试图把语言大厦构建在没有歧义的逻辑原子基础之上；或者是从分析日常语言本身人手，澄清我们理解的具体语境，以试图使我们达到无歧义、无误解的交流目的。而在这些理论尝试中，维特根斯坦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他一生创立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哲学理论，分别影响了分析哲学中的两大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分析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比较其前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脉络。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贯穿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过程之中，这一“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背景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相關背景。19世纪末，认识论哲学面临重重挑战，许多哲学问题用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方法已不能解决。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哲学究竟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哲学的方法又是什么？哲学的价值何在？等等。这些讨论实际上意味哲学开始对自身进行反思，以期寻找到哲学新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反思奠定了“语言学转向”的必要条件。
“语言学转向”作为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它体现了哲学思维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理论表达必须借助语言，没有不通过语言表达而独立存在的理论。对理论的探讨往往同对表达理论的语言所进行的分析相联系，合理的哲学思考必须以正确的语言运用为基础，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其次，哲学中诸多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往往是同语言的表述与解释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语义上溯”，即把所讨论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先用统一的语言进行表达和重新解释以求理解上的一致，以避免那些无意义的争论，这显然是一种有利并且必要的策略。因此，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哲学思维的彻底否定，而仅仅是要对传统哲学中由于语言误用而失去意义的问题进行清理。应该说转向后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在研究的对象上是一致的，都涉及本体与认识论问题，这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表现得最充分。“语言学转向”的变革之处在于对哲学研究策略的建构：既然哲学对命题意义的分析如此重要，就不能再认为哲学的目的与其他科学一样是为了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应将哲学看做一种活动的体系，即发现与确定命题意义的活动体系。由此，把哲学视作分析活动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现代逻辑的产生与发展是导致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弗雷格与罗素所创立的现代逻辑提供了一种系统而科学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对哲学概念、哲学命题进行有效的分析，为解决哲学难题奠定方法论基础。具体来讲，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对日常语言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哲学概念进行分析描述，例如通过符号化逻辑系统，可以对存在、必然、可能等哲学概念进行精确的逻辑分析，将其内在的深刻哲学涵义显性化，同时还可避免由语言的含混和歧义所导致的理论混乱。另一方面，现代逻辑所倡导的是一种演绎推演的数理方法，它强调思考的严密谨慎以及论证的科学性，这有别于传统的哲学思辨与经验分析方法。现代逻辑分析方法融入哲学导致了这样一种趋势，要解析诸如有關世界与认识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必须从精细分析基本概念范畴人手，确立分析讨论的主体间性，才可能寻求合理的答案。因此，哲学研究不再从分析追问一些形而上的抽象问题人手，而将重点集中于基本概念范畴的分析上。注重语言分析成为现代主流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也将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体现了现代科学发展对哲学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猛发展的科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理论与经验之间存在一种间接联系，科学理论并非都直接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之上。因为实在并不仅仅表现于直接可观察的现象中，还表现在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中，这些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微观与宏观世界是无法直接用感官观测的。我们要达到对这些领域的认识，需要科学假设以及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的科学理论。因此科学理论成为把握实在的關键，如何描述科学理论便成为人们關注的重点。科学理论通过特定语言系统来描述解释客观实在，正如奎因所指出的：“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含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科学语言的合理构建将推动科学理论发展，而语言内在结构存在缺陷就会制约科学理论的进步。语言分析在理论构建中的重要性已成为科学家们的共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哲学。
总之，20世纪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从關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關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体现了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
二、前期哲学思想及其转变的原因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转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前期语言观有缺陷，导致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一种全新的语言观。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少有的關注本体论的语言哲学家，正是发现了自己前期哲学的本体论存在缺陷，促使他改变前期哲学的本体论，进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
前期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逻辑原子主义者，理想语言的理论困难促使他的语言观发生转变。根据逻辑原子主义的观点，理想语言是一种逻辑上完善、具有确定意义的语言。一种语言要成为理想语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句法要求，并且具有确定的意义。在语言图像论中，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一般命题，原子命题包含名称词，名称词意义在于对简单对象的指谓，原子命题的意义在于与原子事实的一一对应關系，一般命题则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由此决定了语言的意义在于它是世界的图式。然而，这样的一一对应關系真的存在吗？虚构的名称词，如“贾宝玉”与什么对象相对应？有的命题在不同的情况下描述不同的事实，如“树上有一只啄木鸟”，能说它与哪个事实一一对应？显然，逻辑原子主义的意义理论所主张的一一一对应關系不存在。
理想语言的另一个困难是，即使我们承认命题是事态的图像，真命题是事实的图像，即把命题与事实的關系看做一种投影關系，用这样的投影關系来解释命题中思想如何描述世界，但这种意义上的图像關系仅在原子命题层面上可以考虑，却无法在量化命题与事实之间建立图像關系。前期维特根斯坦将量化命题处理为最大析取或者合取式。也就是说，一个量化命题在逻辑上等值于它的原子命题的最大析取或合取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述析取或合取式就要穷尽具有相同性质的一切个体。但经验论告诉我们，当个体有无限多时，我们是无法穷尽它们的。因此，试图通过理想语言得到普遍事实是不可能的。构造理想语言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成为维特根斯坦彻底放弃前期哲学思想的重要原因：用理想语言来彻底解决哲学问题的企图是不切实际的。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前期哲学本体论中的缺陷。他对本体论哲学的特别關注使他不能容忍这样的缺陷，因而需要进行哲学改造。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建立的本体论思想包含两层内容：一是以事物的存在为其哲学的本体论前提。维特根斯坦认为事物对象的存在是命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为命题中含有事物对象的名称，名称的意义在于其指称的事物对象。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获得世界的逻辑结构。世界的逻辑结构可以概括为：事物对象构成事态，真实的事态构成事实，事实的总和构成世界，语言则在各个层次上与之相对应，因而世界是语言的本体论基础。显然，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本体论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
基于这样的本体论，维特根斯坦力图划清可说世界与不可说神秘之物间的界限。这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以及结尾中都说得很清楚：“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主要之点是關于命题——也即语言——可以表达的（也即可以思的）东西和命题不能表达而只能显示的东西的理论。我相信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尽管维特根斯坦自己没有作更多说明，但从他对“可表达东西”的讨论可推知，所谓神秘之物中首先有由人自身构成的世界，包括人的行为、人的心智等等。神秘之物不可说是因为基于《逻辑哲学论》的本体论，我们还没有语言工具能有效地对其进行描述，这并不意味着神秘之物可以被忽略。我们甚至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建立世界本体论将世界划分为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其目的是要保护不可说的神秘之物的地位。
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目的实现了没有呢？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划界只达到了将世界与神秘领域划分开，并未达到保卫神秘之物的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的世界，运用现代逻辑技术进行语言分析，从可说世界的角度限定了世界的界限，划分出了神秘之物。那么，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间有何關系呢？由于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凿界的角度来划分世界界限的，因此他主张的本体论只包含了可说世界的本体论，神秘之物不包含在可说世界之中，并且与可说世界对应的语言也排斥任何有關神秘之物的表达。因此，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之间缺乏可通达關系，没有联系，可说世界甚至排斥神秘之物。这样，以可说世界为基础的本体论不仅不能保证神秘之物的存在，还完全可以将神秘之物当作累赘消除掉。
另一方面，从哲学实践的角度看，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更注重逻辑与科学的作用，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传承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人总是抛弃了维特根斯坦關于不可说的神秘之物更重要的观点，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反对将神秘之物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实证主义认为我们能说的东西就是生活中所有要紧的东西。——这一点是它的本质。而维特根斯坦狂热地相信，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生活中所有真正要紧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对之沉默的东西。”另外，“神秘主义毕竟与逻辑——语言分析没有必然的联系，采取这种方法并非只能通向神秘主义。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与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得到启发，用类似分析的方法来论证一种世界观，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经验主义的，没有一点神秘色彩。”这意味着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立场上不可能修改理论以适应对神秘之物的研究。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这种由狭隘的本体论造成的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矛盾，通过修改原有理论难以化解，这迫使维特根斯坦抛弃其前期本体论观点，从而使整个哲学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建立了语言游戏说，在语言游戏中消除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他力图真正实现事实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统一，以解决前期本体论中隐藏的内在矛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不仅仅是对前期哲学的批判，更是在深层次上对前期哲学的补充与完善。
三、后期哲学思想及其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其前期思想的批判是颠覆性的，涉及的内容广泛。在此笔者着重阐述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不同观点以及本体论基础的转变，来说明他前后期哲学思想的特点。
维特根斯坦首先放弃了构造理想语言的主张，转变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维特根斯坦构建理想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解析语言内涵的世界图像，以排除语言的混乱。然而，图像论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用语言来说明什么，但它也是有害的，因为语言能够使我们产生错误的图像。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难以摆脱那样的想法，即认为使用一个语句就意味着要对每一个词都要想象一样东西。”然而，当“我们用词进行计算，操作，并且随着时问的流逝，我们把它们转换成时而这种时而那种图像”。如果以为图像是语言的本质，这实际上是用图像把我们禁锢起来，图像也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用理想语言构建图像论实际上是用语言的部分功能替代语言的所有功能，它并不符合人类对语言的运用实际。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维特根斯坦正是在分析人们日常使用语言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
基于语言游戏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是活动，其任务在于分析语言，清除语言的混乱，解析其内涵的世界图像，因此“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而在《哲学研究》中他却认为：“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因为，它不可能给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所持的“语言图像论”，否认命题与实在同型同构。对于哲学的性质，他指出，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的考察，“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这种描述是从哲学问题中获得光明，也就是说，得到它的目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观点也颠覆了人们对哲学的传统看法。
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转变还体现在他对逻辑和数学的看法上。前期维特根斯坦给予逻辑很高的理论地位，他认为逻辑提供了理想语言，借助理想语言可分析出自然语言的本质结构，进而分析出语言所内涵的世界图像。对于逻辑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比喻说：命题借助逻辑的脚手架来构成世界；命题只是就其在逻辑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情况的图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演算，他认为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前期维特根斯坦非常强调数学的重要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否定了逻辑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定数学对哲学有巨大作用。他分析指出，数学虽然是用特殊语言构造的系统，但它的表达式也只在系统定规则下才有意义，因此它同一般语言构建的理论系统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因此，哲学让数学保持现状，任何数学的发现也不能推进哲学。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一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哲学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语言表达式的用法来排除因对它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哲学困惑，他把这种研究称为“语法研究”。他说：“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这种研究通过消除误解来澄清我们的问题。”这些關于词的用法的误解，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还是由于不同语言领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类似所引起的——其中有些误解可以通过表达式的替换加以消除，可以把这称为对我们的表达式形式的一种分析，因为这个过程与把东西拆开的过程有所类似。
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转变是他后期所持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详细论述了有關语言与世界具有本质结构的论点：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相同的逻辑结构，语言能够描述世界，世界能被语言言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由此，语言与世界是同型同构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语言观。但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上述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他的语言游戏说根本否定了有所谓语言本质东西的存在，他的“家族相似”概念否定了语言与世界之间有结构对应關系。他提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相關，而语言的用法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充当语言的本质。因此，哲学只能从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着手，逐步澄清哲学的混乱。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语言观并不否定语言有指谓的功能，它反对的是把语言指谓固定化，反对有“语言本质”那样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运用的语境相联系，是发展的和变化的，语言意义具有多样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用全面的、相互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辩证法思想。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關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用法规则相關论述中提出语法规则中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的区分，尽管他并没有对二者的区分作具体说明，但却启发了乔姆斯基，后者建立了转换生成语法，开创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乔姆斯基革命。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极大地影响了芬兰哲学家辛提卡。受语言游戏说的启发，辛提卡试图建立一阶逻辑的游戏（博弈，Game）语义模型。沿着这一思路，辛提卡提出模型系统概念，使知道、相信等认知概念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解释，奠定了现代认知逻辑的理论基础，辛提卡因此被尊为现代认知逻辑的奠基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对现代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哲学研究》是研究语言哲学必读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