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市规划；中央商务区；外滩
中央商务区（CBD）概念始于本世纪初美国学者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指城市五个同心圈层的核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功能的不断扩展与完善，现代意义的CBD概念与伯吉斯时代相比概念上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演化，它以金融、贸易、信息、管理功能为主，是一座城市精华所在，集中了城市主要的金融、商业和贸易功能，也是专业、企业总部所在地。一个城市CBD的功能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在区域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回顾历史，早期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远东的经济中心，是因为当时上海形成了以外滩为中心的中国首个CBD。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3），上海CBD用地规模约为3平方公里，由小陆家嘴地区和外滩地区组成，形成跨江发展的双CBD城市形态。上海CBD的建设发展对上海实现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发展目标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上海外滩CBD形成的发展历程
1.1早期CBD的形成。开埠前，上海建成区主要位于老城厢一带，1843年上海开埠后，商业中心逐渐北移，19世纪末，以南京路为主轴的商业中心区已初显端倪。20世纪30年代，也是CBD形成的关键时期。当时上海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确立了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形成了西至中路，东至外滩，北至苏州河，南至金陵东路，方圆近4平方公里的CBD区域。
1.2抗日战争至改革开放前CBD的衰落。1930年代后，由于日军侵华对当时上海及中国经济的破坏，上海CBD的发展趋于停滞，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没有新的重要建筑落成。解放后到198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及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发展基本游离于国际经济循环之外。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快速下降，CBD的发展也随之萎缩；伴随国家银行迁往北京，外资、私营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关闭，上海金融区不复存在。外滩众多金融、商业的大楼纷纷转作机关、工厂等用途，中心商业区的商业规模也严重萎缩。
1.3新时期外滩CBD的重新崛起。作为老CBD所在地――外滩，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走上了发展的道路。为恢复外滩的商业金融功能，上海市政府于1990年提出保护外滩地区的规划。规划提出，由金融和商业置换原有的的办公功能，美国花旗银行、摩根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法国里昂银行等一些金融和商业机构开始陆续入驻外滩。目前，外滩大楼多数已经置换为金融机构，少数为高级娱乐休息场所。外滩商业金融贸易区已颇具规模。
二、外滩CBD规划建设状况
外滩CBD地区东起黄浦江，西至河南中路；南起人民路及新开河路，北至虹口港，占地约1.3平方公里。外滩CBD地区不仅是上海CBD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外滩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根据1990年代初的规划，外滩CBD地区将发展成为21世纪中国的“华尔街”。上海市政府带头迁出外滩12号楼，改由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入驻，是当时上海市要把外滩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烈信号。经过功能置换后的历史大楼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银行、金融机构入住（如工商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法国里昂银行等），及部分高级娱乐休闲场所（如外滩3号、18号等）。为充分展现外滩的历史文化风貌，在编制外滩金融贸易区总体规划的基础上，上海市政府于2004年启动了以高级休闲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外滩源”项目。“外滩源”位于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东临黄浦江，北抵苏州河，西倚四川中路，南面滇池路，占地17.06公顷，是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心。“外滩源”现存有众多风格各异的中外经典历史建筑，同时，这里还是上海现代城市的源头，近代金融业、贸易业均从这里孕育并发展壮大。
三、上海外滩CBD地区存在的问题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上海CBD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功能、交通和空间环境三个方面。
3.1土地使用结构性不足，缺乏必要的配套设施。外滩地区现状与金融贸易相关用地不到30%，而行政办公、中低层次的居住、工业仓储等约占19%，不能反应CBD地区应有的用地结构。外滩地区建筑的原始用途主要包括银行、贸易公司、宾馆、俱乐部等，虽经近几年的功能置换，很多历史建筑已恢复金融贸易功能，但仍有不少建筑被一些效益低下的单位、仓库、小型工厂、低档商业等占用或空置。土地使用和建筑使用的结构性偏差使外滩地区缺乏分布合理、功能齐全、品质高档的商贸、休闲、娱乐等为CBD功能配套的高水准服务设施，未建立起综合产业服务链，尚难以满足国内外现代服务企业入驻的实际需求，从而使CBD的集聚度较差。
3.2交通可达性差，交通问题突出。外滩地区缺乏交通干网和大型交通运输系统的有效连接，公交体系不尽合理，换乘不便，轨道交通与外滩的衔接也不方便，过境交通与到达交通混行，现状交通容量趋于饱和。地区内道路交通效率低，各种交通方式混杂，行人环境差。大量低等级、高密度的土地和建筑使用，加剧交通改善的难度。区内停车设施需求总量与现状设施供应相比有较大差距，静态交通问题突出。靠近中山东一路是交通主干道，车流量很多，导致旅客来往于中山东一路两侧很不方便，影响了外滩的景观效益、观光效益和环境品质。
3.3环境品质不足，滨水环境利用低效。外滩地区现状绿地率较低，绿地分布不均衡，除沿黄浦江和苏州河景观绿带外，区内再无较大集中绿地存在。由于街坊内建筑密度普遍过高，缺乏必要的开敞空间，因此空间感受过于压抑生硬。区域内虽已建成沿黄浦江和苏州河绿化带，但由于被主要道路阻隔及防洪要求限制等原因，使滨水环境空间可达性不足，缺乏联系和渗透，影响市民的使用，从而影响了滨水地区价值的充分体现。
3.4历史建筑缺乏有效保护，历史环境受到破坏。外滩CBD地区是外滩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区内拥有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优秀历史建筑共75处以及众多风格各异，富有特色的历史建筑。但不少建筑由于长期超负荷使用且缺乏修缮而显得破败，建筑顶部加层、建筑侧面违章搭建、建筑局部加建的现象普遍存在，对建筑风貌和结构形成一定损害。外滩地区的城市空间以强烈的街道空间为特征，呈方格网街坊格局，街廓完整，建筑进深较大，建筑间距较小，建筑密度较高，街道界面连续，沿街道形成垂直连续的“街墙”，公共活动沿街展开。但1980年代后建设的不少高层建筑为遵守现有的建筑法规，在建筑尺度、界面延续等方面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破坏了整体的城市历史风貌。
参考文献
[1]孙施文.城市中心区与城市公共空间―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建设的规划评论[J].城市规划，2006（8）：66-73.
[2]陶建强.上海陆家嘴中央商务区规划开发回眸[J].城市管理，2004（6）：10-16.
关键词：自贸区;贸易史;中国特色;试验
本文是浙江外国语学院2014年度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立项项目“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定位与发展研究”（编号：1）;指导老师：钱晨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13日
在地球村概念的影响下，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越发频繁，贸易往来也显得极其重要。经济合作中，各国不断创新，共同发展。目前，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备受人们关注，不可否认的是，他是中国在贸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步伐，有着无数的可能;他是中国贸易史上新的里程碑，肩负着伟大的使命;他是中国贸易历史的结晶，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因此，研究演变历史对自贸区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贸易史简述与成就
（一）中国贸易史：有盛也有衰。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对外贸易道路亦是如此。远在古代就因国力强盛和开明、开放的对外政策成就了著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代代相传的佳话。这也说明对外贸易这一概念很早就已形成，只是过多地依附于外交活动，没能适应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但在清朝时期，中国没有正确应对强弱差距，一味地害怕西方先进思想技术的传入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各国的贸易交流与发展。正因如此，中国近代的外贸事业可以说是在被动的道路上匍匐前进。国内市场不断“开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了国家的关税权，破坏了国家的贸易。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中国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重新主动地开启了对外贸易的大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相结合的开放新格局。此后，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加入APEC、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贸易政策下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与协调发展，在世界经济之林中占了一席之地。
（二）中国贸易成就。在中国贸易发展历程中，每个阶段都是一步台阶，逐步建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贸易阶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贸体制、外贸政策及外贸功能等均有了很大改变。现如今，中国的贸易伙伴多达220多个，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贸易伙伴最多的国家，货物贸易规模扩大了数千倍，占全球贸易比重提高到近8%;国家注重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使服务贸易从无到有，外贸管理政策与制度严格履行国际承诺，贸易透明度不断提高。
上海自由贸易园区成立前，国内拥有深圳、珠海、厦门等六大经济特区，建立了外高桥、天津港、张家港等15个保税区，设立了香港、澳门、宁波等贸易吞吐量惊人的自由港，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随着国际贸易大环境不断改变，贸易强国不断施压，中国也需要借鉴国内历史，吸收国外经验。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氛围中，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迎难而上，在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国内首个符合国际惯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二、在肩膀上成长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扇大门。但在门内，中国需要做好何种准备来迎接挑战是值得关注的一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开宗明义：“试验区肩负着我国在新时期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要使命，是国家战略需要”。这无疑是在说明国家以开放促改革的新策略，通过国内改革来增强综合实力，提高竞争力，同时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贸易强国。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模式曾是中国奇迹的动力之一，但伴随着地方政府日益介入市场，地方政府本身也越来越像一个公司，这样的模式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甚至有恶化为逐底竞争的趋势。这样的模式已不再适应中国目前的发展，需构建新的竞赛规则。此外，近几年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先后发起TPP、TTIP等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力图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目前的WTO规则，重塑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新格局，对像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因此，试验区不能作为政策洼地，必须做机制体制创新的高地来冲破牢笼，为中国贸易事业真正做到试验作用。
（一）借鉴国外经验
1、探索新的管理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资的管理基本采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模式，对外资进入的审批管理较为复杂。而在试验区的建设中，需要有所突破，要做到制度、管理、服务坚持高水准，以国际标准作为标杆。因此，自贸区借鉴了发达国家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也是我国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背景下与国际接轨的一项重要措施。这种全新的尝试适应了国际金融、投资、贸易领域的新变化，弥补了以前既繁琐又费时费力的不足，利于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
2、追求新的自由模式。相比世界其他自贸区，中国在之前保税区、自由港的建设中显得相对拘谨，缺乏自由度。他们采用的“境内关内”的模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因为此种模式海关的监督力度大，影响货物的流通率。在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中，中国向新加坡学习加大开放力度，采用“境内关外”模式，不仅为货物流转过程提供便捷，增加货物进出口贸易自由度，简化海关工作手续，更有可能将上海打造成国际物流中心。
3、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中国在面对欧美日三大经济体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有两种选择：一是进入长期的准入谈判进程;二是向他们学习，寻觅新的贸易伙伴，建立新的贸易圈。就目前局势来看，前者更困难，也更费时。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政治体制存在差异，文化管制必将是日后谈判的难点，尤其是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而当前对国内自己的企业，如国有和私营，都有很大区别，如何以后对所有企业，包括海外企业，一视同仁，这在自贸区试验的短期内改变是一大难事。自然，第二个选择更合适，也更符合当前国家的战略要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要求下，发改委表示将积极推动中韩、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于2014年结束，做好中日韩、RCEP等自贸协定谈判的相关工作，推动中国-斯里兰卡、中国-哥伦比亚等自贸协定谈判尽快启动，并继续探索与更多的贸易伙伴。
（二）坚持走中国道路：以金融改革为例。试验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探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将彰显“中国优势”。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得到认可，构建国际新金融中心的行动在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中清晰可见。试验区金融改革，关键是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理清政府边界，解放和增强制度活力，以放松管制、鼓励创新为重点，进一步转变监管理念和方式，减少乃至终结行政审批，从重行政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微观管制转变为重宏观审慎管理，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激发金融领域的改革创新动力。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特色的代名词，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更上一层楼。现在试验区的金融改革也同样需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更好地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现园区内产业多与融资有关，这与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此次改革扩大金融业高标准，对内对外开放，使外资金融机构与民间资本在平等的市场环境下提供金融服务和市场竞争，进一步减少资金进出的管制，降低投融资成本，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
从我国已经取得的经验看，改革取得成功，一靠坚持循序渐进，二靠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轮驱动。改革不能光喊口号，须付诸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使试验区金融改革实施到位，既要做好金融改革顶层设计，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地部署推动，并及时自下而上地反馈报告;也要积极探索和试点，不失时机地抓住改革时间窗口，在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当然，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要服务国家金融改革的总体战略，对部分市场影响较大的措施需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审慎实施，对条件基本成熟的可率先组织实施，由浅入深，决不能急于求成而偏离目标路线，要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做好榜样，成为新历史
（一）正视历史，放手过去。中国走过的贸易道路很长，在造就一次又一次辉煌时也有过一些错误的外贸政策。站在当今的台阶上回头看走过的每一步路，我们需理性。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成就颇多，赋予整个民族荣耀感，但同时也使整个民族过度沉浸于此，在心理上形成了民族优越感，而在全球化的推广下，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对外的开放力度和接受程度，阻碍贸易事业的发展，给中国经济的提升设置屏障。因此，中国需理性对待自己的历史成就，放手过去，而不是以此作为通行证在世界贸易大家庭中沾沾自喜。同时，在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交往中，中国应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历史进程中的不足，以谦逊的态度学习借鉴国外建设管理自贸区的先进经验。
（二）理性对待，着眼未来。汉堡自由港、迪拜自贸区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定位的自贸区可以有不同的方案策略。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肩负着国家重任，一经推出就引发全球关注。他是中国重启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新一届政府改革的练兵，更是观察三中全会改革、克强经济学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窗口。然而，试验区究竟能走多远，能为中国贸易带来多大效应仍不明确，结果可以期待，但需理性。目前看来，试验区的发展与计划相比还处于落后阶段，实施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监管长一寸、审批减一寸”的改革在中国官僚体制复杂性的影响下行动缓慢。认清现阶段面临的困难，上级政府在符合自贸区总方案的条件下及时调整策略，下级政府积极配合，进行实战性的实施。自贸试验区已是出弦之箭，为了达到可推广、可复制、可升级的经验，未来两年上海自贸区应以更大的动作先试先行，只要不影响全局，就应该大胆试错，大胆开拓，真正成为各项改革的先锋，完成赋予上海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未来自贸区的榜样，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的贸易辉煌。
主要参考文献：
[1]徐瑾.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自贸区[EB/OL].FT中文网，2013.9.29.
[关键词]香港晚清时期转口贸易
晚清时期香港对华转口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贸易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所及自华南沿海至北方环渤海地区均有表现。以往限于研究资料的不足，除一些有关香港历史及经济史的著作曾简要提及这一问题外①，缺少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述，20世纪出版的4部香港史资料集对此问题提供的研究线索均较零散②。本文拟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贸易统计为依据，并辅以其它资料，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③，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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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1840—19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这四部资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The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受记录格式的限制，此书所载1869年以前的统计数据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则将香港与外国合并统计，目前均难以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时段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该书页码均为复式页码，先卷后页。
一从西方科技进步的视角看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的时代环境
本文研究所涵盖的时段，尤其是19世纪最后3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继而给东西方贸易带来革命性转变。首先是钢、镍、铝等以往比较稀有贵重的金属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业生产，显著提升了生产力的规模。接着便是电力作为一种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热、动力等方面获得广泛运用。化学工业尤其是石油工业的兴起使美、德两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在世界舞台上。而医药、卫生、营养诸领域的各项创新则为大量新产品涌入市场创造了条件。如巴氏灭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头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与这些技术革新相配套的是铁路干线系统的建成、大吨位汽船应用于远洋航海以及冷藏技术的完善等。①
所有这些科技进步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为东西方贸易向更广的领域深入推进创造了条件，全球经济一体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时期中外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变局中兴起的。自《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广州一口贸易的格局，到《天津条约》继续增开口岸对外通商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并次第兴起了一批区域性的外贸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居有枢纽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贸易额均相形见绌。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仅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中转站，其转口贸易的辐射范围还远及美洲、欧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亚于上海。这首先得益于中外贸易兴起为殖民地香港创造的机遇，以及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图阐明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华南沿海纳入了世界贸易圈，促进了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兴起。
二晚清时期(1869—1904)沪港两埠洋货转口贸易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
图1为晚清时期洋货进口额波动图，显示了对外贸易在若干阶段的波动趋势和特征，读者可据此对该时期洋货进口贸易的演进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洋货年度进口额一直未突破2亿海关两，基本保持了缓慢增长的趋势；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亿海关两的大关，至1904年一直维持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图1所展示的上海与香港在全国洋货进口中发挥的转口作用，如果不计经上海转口运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货值，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会有较大下滑，如图1第二条曲线所示；如果再将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的份额去掉，那么历年的洋货进口额就所剩不多了，如图1第三条曲线所示。至此，读者可以对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图2为晚清时期历年洋货进口额中经上海与香港转口的比例图。从中可以发现在这35年中，洋货经香港转口进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国洋货进口总额的30％上下波动，1888年达到最高值38．2％，1903年达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说明前期各口较少直接从外洋进口洋货，而是主要通过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枢纽港口转口进货。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渐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贸易额，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趋向于直接从外洋进货，对上海和香港的依赖性减弱了。
表1显示了历年来洋货经香港转口内地的总额，可以看出转口额基本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头，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稳，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来越快，考虑到后期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重在逐渐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实际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和与之同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殖民主义者商品侵略的加强密不可分，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香港的繁荣得益于同内地间密切的贸易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实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荣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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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42页。
三香港与东部沿海沿江四大区域及西南地区转口贸易结构分析
本文拟选取1869(本文研究的起点时段)、1874(明确采用海关两作为统计标准)、1885(上海金融投机风潮基本结束，中法战争结束，贸易恢复正常)、1894(甲午战争尚未对中外贸易及国内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以及1904(本文研究的终点时段)5个大致以10年为间隔且中外贸易相对正常的年份为样本，以洋货经香港转口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为指标，考察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得出在5个不同时段与香港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口岸排名(见表2)。总体而言，表现出上海称雄——华南为主——兼及北方的基本特征。
表2清楚地反映出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口岸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其中5次均榜上有名，可称为“亲港”(即贸易依存度最强)的有6个，按平均名次排列分别是：上海[2](5、2、1、1、1)①，广州[2．6](1、4、4、2、2)，汕头[2．8](4、1、3、3、3)，厦门[3．2](3、3、2、4、4)，福州[4．6](2、5、5、5、6)，天津[8](7、8、8、7、10)；4次(前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台湾(也称打狗、台南)一口[9](10、7、10、9)，鉴于台湾岛已于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割占，此后的海关统计付诸阙如，故难以对1895年以后港台贸易额做出精确的估计，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段内，特别是在前期和中期，台湾也是与香港维持了密切贸易关系的“亲港”；3次(2、3、4次)榜上有名的仅有淡水一口[8．7](9、9、8)，与台湾的情况相似，也可将其视为“亲港”。下文即试图探讨香港与这些区域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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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为5个样本的平均名次，()内为历次名次，下同。
1．两广地区
从海关贸易统计来看，晚清时期广东和广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对香港的依赖性极强。广东省自西向东共计有北海、广州湾(湛江)、琼州、三水、江门、广州、拱北、九龙、汕头等9个口岸面向香港展开大宗进出口贸易，而且几乎所有的沿海沿河地带都可直接与香港互通有无；广西则借道北海和本省的水运枢纽梧州通过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并将香港的辐射力通过南宁和龙州等埠延伸到整个西江流域直至百色等桂西南偏远地区。
从贸易结构来看，两广进口的洋货与国内其它口岸并无显著不同，鸦片、棉制品、煤油、火柴都是进口的大宗产品。土货出口则有所不同，海南和雷州半岛良好的气候条件适宜大批养殖多种禽畜，因此禽畜产品的出口贸易长盛不衰，香港市场行情一直看好，成为最盈利的出口贸易，有些货源(如鲜蛋)甚至达到了香港市场需要多少琼州产地就能供应多少的程度①。此外，一些新兴商品次第兴起，如席子和席制品、芝麻、高良姜(Galangal)、烟叶、荔枝等水果及各类水果罐头等，香港都是其主要销场②。而广州除丝茶大量出口外，新鲜食品“因香港逐日所需，水程甚近，如蔬菜、鸡鸭、鲜鱼、鸡蛋等物贩去者日渐其众”③。这是广东对港贸易的一大特色，主要是由于鲜活农畜产品的供应对运输的速度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邻近香港的广东省具备比较容易开展此类贸易的条件。另外，潮汕地区出产的蔗糖、陶瓷、夏布、土布、抽纱、潮绣、潮州柑、渔网、咸菜、菜脯、锡箔纸等当地土特产品的出口，也主要经过香港，这些过港商品的大部分都会再次转运到海外华侨聚居地④。
广特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条件下出产的一些地方农副产品在满足国际市场需求和香港本地消费方面，与其他省份的贸易结构差别较大，是梧州—香港两地贸易的特色。首先是各类油料作物大批出口。八角油(AniseedOil)、肉桂油(CassiaOil)具有多种用途，可用于制药、酿酒和食品添加剂，欧美市场需求旺盛，成为广西通过香港出口国际市场的重要原料⑤；桐油(WoodOil)是制漆的重要原料，对香港这类船舶修造业发达的航运中心更属不可或缺的原料产品，国外市场的需求也很强劲⑥；花生油则是日常烹饪不可或缺的原料，满足了香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⑦。其次是禽畜产品、林产品，主要满足香港本地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海外华侨生活需要。如牛、生猪、家禽成批出口香港，获利丰厚，不仅供应香港本地需要，还转销菲律宾市场。皮革类产品，经香港外销新加坡等地。材炭满足香港城市日常生活需求，适销对路，樟脑(Camphor)则供不应求，转销欧美。此外香港市场对干蛤蚧(DriedLizard)、鲜斛斗(Orchid)、钩藤(按：原文未给出英文名称)、蝉蜕(CicadaSkins)、薄荷叶(PeppermintLeaf)、忍冬[又称金银花(Honeysuckle)]等广西特色药材的需求也日趋旺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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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3年，1900年，1901年，1903年，1909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588(第17卷第588页，以下同)，589，19—88，89，21—82，32—158，34—158，38—204，50—169，154—394页。
②TradeReport，1889年，1892年，1895年，1896年，1911年，琼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538，19—88，23—590，24—597，56—246，155—700页。
③《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广州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6页。
④《明清时期潮汕主要出口商品》，载杨群熙编辑点校：《潮汕地区商业活动资料》，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市图书馆(内部资料)，2003年印，第253—267页。
⑤TradeReport，1898年，1899年，1902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30—28，36—169，170页。
⑥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7—554，45—724，725，53—210页。
⑦TradeReport，1908年，1910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47—779，53—210页。
⑧TradeReport，1901年，1902年，1906年，1907年，1909年，梧州。DecennialReport，1897—1901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34—137，36—169，43—688，45—724，50—142，154—289页。
2．西南地区(云南、贵州)
云南地处西南内陆，本身并无出海口岸，但它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向北还可进入四川等广阔的内陆市场。云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锡、锌、煤、大理石、雌黄、辰砂、盐等种种矿藏，还有琥珀、翡翠等宝石矿①，矿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矿产品成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偏居内陆，云南到内地的交通极其不便，到达沿海港口的交通，向东经过广西或向南经过越南再转入香港，要比北上四川再经长江东下到上海的交通要便捷一些。因此，早在云南开埠以前，滇南一带与香港之间就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经营对外贸易的各家商号将个旧的大锡用马帮由蒙自、广南驮运至广西百色，再由水路运至香港，然后从香港将棉花、百货等物品运回来；中法战争曾一度影响了贸易，但战争结束后，蛮耗至河内段的红河水路开通，经这一路线跑香港的商帮又兴盛起来②。原先作为云南商品出口主要通道之一的西江水路因匪患严重，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已日渐衰微③。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开始着手铺设滇越铁路，至1903年越段(海防至老开线)已经建成，随即由河口接筑滇段，至1910年修至昆明。这条铁路的修建使云南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原先云南的货物运抵上海需四五十天，从广西至北海也要五十多天，而铁路建成后，云南至香港间的货物运输只要六七天，经香港转上海也只要9天，运输时间明显缩短，而运输量大大增长，外销商品的种类也日渐多样化了④。
开埠之初，云南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仅个旧大锡在历年全省出口总值中就要占68％—93％。由于云南省内不具备精加工的能力，锡锭只有运往香港与马来锡掺和，改炼为精锡，才能销往世界市场。因此，云南大锡无论最后销售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需先运往香港，香港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以1891年为例，对香港贸易额占蒙自关对外贸易总额的85％⑤。进口货以棉纱、匹头、煤油、火柴、烟丝为主，上述诸项在1890年就占蒙自口岸进口额的99．77％，这些货物主要来自香港、印度、越南等地，其中香港约占一半左右⑥。蒙自与香港的贸易关系如此密切，以致滇帮“号”的泰来祥、东美和、正顺昌、朱恒泰、豫顺隆、应天号、万盛昌、顺成号都在香港设有分号，而云南当地大锡的价格竞由香港市场价格的涨落决定。作为云南另一派颇有影响的商业势力，广帮“号”不仅熟悉香港市场，还和外国资本有许多联系，如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华人买办梁子惠就是广帮的首脑人物⑦。除大锡外，思茅地区江城一带的茶叶经焙制后往往可存放几年，味道浓香不变，大多销往香港，并经香港转销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供华侨饮用⑧。
晚清时期贵州经济发展依然迟滞不前，且本省没有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多假道邻省进行。根据邻省海关报告(主要是广西各口岸的报告)的记录，贵州对外贸易间接与香港发生联系，主要以本省鸦片交易经香港流人广西的棉纺织品，此外别无大宗交易。与云南相比，贵州对外贸易结构更显单一，也没有长途贩运商人大规模的运销活动，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无铁路、无矿产、无华侨的内陆封闭贫瘠省份对外贸易极不发达的典型代表⑨。香港与贵州两地的贸易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只是使贵州市场有了一些舶来品的影子，再就是为了交易这些洋货而发展起来的鸦片种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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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74页。
②杨枫：《建水县私营商业发展简史》，载《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
③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2页。
④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9、257页；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98页。
⑤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667页。
⑥《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46、91页。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457页。
⑦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4卷，第458页；蒙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92页。
⑧《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第242页。
⑨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5年，北海，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7—606，19—104，23—608页；TradeReport，1897年，1899年，1900年，1904年，梧州，载《中国旧海关史料》26—47，30—29，32—6，40—199页。
3．上海及长江流域
上海是近代经香港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口岸，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贸易涵盖面广，对内对外的辐射力均很强，各类市场发育完善①，最终促成并长期维持了上海在全国乃致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地位。而香港就是在进出口贸易领域将上海与世界联系起来的重要中转站之一，特别是在一些特色贸易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
上海洋货进口贸易素以英国所占比例最大，前期对港贸易不占重要地位，随着印度及其它英国殖民地对上海的贸易越来越多地经由香港转口②，70年代沪港之间的轮船航次明显增加了，1874年从英国属地进口的产品足有十分之一来自香港，1875年又进一步增加到五分之一③，到19世纪90年代，进口到上海洋货经香港转口的比例已仅次于英国本土来货，香港成为上海第二大洋货来源地④。
两地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主要大宗贸易品如鸦片、棉纺织品、丝、茶占较大份额。但大部分是转口贸易，这从南洋庄的活动可窥豹一斑。大批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对国内各种农副土特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同时也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往国内销售，而当时南洋和上海之间的直接班轮较少，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⑤。上海与香港就是这条双向贸易路线上最重要的两个点，上海是国内广大腹地各类出口土特产品和进口洋货的集散地，香港则是对土货进行精加工并分销南洋及将洋货转口国内的中转地。上海与香港间进出口的大宗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上海出口货有蔬菜、水果、花卉，这与上海郊区的大块土地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开始种植卷心菜、花菜、洋葱等西式作物有关⑥，此外还有南北货、罐头食品、调味品、山地货等几个大类上万种商品⑦；上海自南洋进口的品种则有海味，柚木、柳安、红木、花梨木、洋松等各类木材，檀香、洋米、食糖、燕窝、胡椒、靛青、藤、栲树皮、苏方等，也包括锡等海峡一带出产的矿产品⑧。经营方式多为先由南洋侨商委托寄售，上海九八行在国内结付。香港则是这一系列交易环节不可或缺的中转枢纽。
上海与香港只是各自广袤腹地与交易圈的两个端点，香港面向世界的交易圈上文已经提及，这里就上海对内转口贸易的辐射力，主要是对长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的辐射力略作说明，以展示沪港两地端点贸易背后的依托。按从下游到上游逆江而上的顺序，依次对每个贸易结点(即主要沿江商埠)所传递的辐射力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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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仲礼、沈祖炜：《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
②《(英国)领事麦华陀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③《(英国)领事麦华陀1872、1873、1874、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65、279、318、359、371页。
④《(英国)领事哲美森1893、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总领事韩能1896年度上海贸易报告》，《总领事满思礼189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30、879、907、926页。
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⑥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上海，载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4页；《(英国)副领事阿连壁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547页。
⑦《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463—464页。
⑧《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164、421—441页；《(英国)领事麦华陀1869、1874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5、334页。
首先是运河枢纽镇江，1861年开埠。在津浦铁路建成以前，运河是江苏、山东以至直隶部分地区全流域贸易的运输动脉。镇江就像一个麻袋口，把沿岸贸易尽收囊中。然后是安徽芜湖，1877年开埠。芜湖的贸易网主要涵盖安徽省境内的池州、宁国、太平、安庆、庐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苏境内江宁府的部分地区。安徽全省的贸易额大部分经芜湖口岸进出口。接着是江西九江，1861年开埠。九江囊括了赣州以北赣江流域大宗物资的进出口业务，是江西对外贸易的集散市场。汉口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集散市场，1861年开埠。湖北省内贸易沿长江汇集汉口，陕南地区通过汉水与汉口相连，京汉铁路修通后，北至直隶、山西、河南等北方广阔地带皆可南下与汉易，汉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再往上到达岳州，1899年开埠。岳州的进出口贸易通过长沙的接力作用辐射全省，促使以往湖南省以湘潭、常德为中心的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北向长江的商路成为湖南进出口物资的主要通道。最后是四川的大门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随即就迅速跃居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货运中心。拥有沿江六省以及非沿江省份部分地区这样大范围的腹地为依托，上海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①。
4．北方环渤海地区(天津、营口、烟台)
开埠以后，天津主要的贸易对象口岸是上海，日用品从上海进口的比例较大，而特种商品的来源地则以香港居多，因为这些商品常常是天津独需的，而其产地往往又远在欧洲、印度、南洋一带，远洋来船直航天津不能象在上海和福州那样容易获得足够的回程货因而难以获利②。故采取先运至香港后，转由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务的轮船公司与其它北销商品混运北上，途经天津时卸货，再开往牛庄和烟台，以装载回程货物③。
早期天津洋货进口结构比较单一，鸦片和棉纺织品所占的比例较大，这两种商品的产地远在印度和英国，必然有相当一部分要经香港转口输入。但随后贸易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镇压捻军、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不惜花巨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新式军火。早在1866年，即有大批加农炮、毛瑟枪、手枪及铜帽进口，另有通常来自英国之火药(概由上海与香港转口)进口量颇巨④。向清政府出售军火数额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大批取道伦敦、鹿特丹和安特卫普的德国商品以英国货、荷兰货和比利时货的名义运到了中国，海关统计的“香港”一栏包含了大量的德国商业，因为英国的这个殖民地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中心⑤。运抵香港的军火再转运到国内各地，其中转运到天津的比例很大。到1893年，军火的进口已位居天津当年进口货值的第一位⑥。机器和铁路设施的进口也有较大比重来自德国，大部分仍走与军火同样的路线进口到天津，反映出随着天津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品的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而香港一直与天津保持着特货交易关系，是工业建设原料和特种军需品的供应地。
豆货(大豆、豆饼、豆油)自营口开埠以来就一直是东北最大宗的出口货。在1907年大连开埠前，主要通过牛庄出口日本、海参崴，以及华南一带种植甘蔗的地区。据台湾学者研究，1870—1930年间，豆货占东北贸易总额的比例维持在65％—90％之间⑦。1870年前后，豆货贸易完全解禁，成为中外势力角逐的大宗出口货。不仅华中、华南一带的经济作物种植区需要豆货作为肥料，东南亚的甘蔗园也需要豆饼肥田。鉴于东南亚一带没有直通中国北方的航线，因此有一定份额需经香港转口⑧。此外，营口还是各种药材的大型集散市场，外国药品输入东北素由香港进口。营口当地的天福堂、魁记号、公裕号、宝安堂、公和栈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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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eennialReport，1882—1891年，镇江，载《中国旧海关史料》152—305，308页；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1991年，第460页；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图书馆选编：《江西近代贸易史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页；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第410—415页；周石山：《岳州与长沙自主开埠与湖南近代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49、160—163页；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吴弘明等译编：《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第43页。
③TradeReports，1873年，厦门，载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④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32页。
⑤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00页。
⑥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⑦雷慧儿：《东北的豆货贸易(1907—1931)》，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7)，台北：1981年，前言，第1页。
⑧胡雪梅：《近代中国大豆出口贸易概述》，辽宁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6—7页。
药材批发商都在香港设有办庄，直接进口国内外药材，生意兴隆，吸引八方客商前来采购①。
就山东的烟台和青岛两个口岸而言，由于青岛开埠晚，开埠后直接对外贸易的趋势较强，而烟台则在19世纪后期直至青岛开埠前一直是山东大宗进出口贸易的门户，因此这里只以烟台为例进行探讨。烟台腹地出产多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豆货、丝及丝织品、粉条、草帽辫、花生及花生油、花边等都是大宗出口货，主要销往华中和华南市场，海外市场以南洋为主，出口英美等国也占一定比例，多经香港转口。大宗土货如粉条、药材、丝及丝织品等经香港转口国外市场的比例在40—70％之间。而鸦片、棉纱、匹头等来自欧美、印度的洋货有一定比例通过香港输往烟台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烟台更邻近另一远东转口港上海，因此香港并不是烟台最重要贸易对象③。
5．闽浙台地区
福建省对外贸易南北各有所侧重。对闽北而言，茶叶历来是出口的最大宗，除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有直航贸易外，出口美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印度的茶叶多经过香港转口④。福州周围农村生产的马铃薯也曾大批运往香港和新加坡售卖⑤，证明福州也是香港市场上鲜货的来源地之一。同时，抵补茶叶出超的大批鸦片、棉制品大多经香港输入，本地商号在香港派有人，交易便捷⑥。早在1865年，定期航行于福州、厦门、汕头和香港之间的英国轮船就有6艘之多，这些轮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的主要货物⑦。在粮食歉收的年份，大批大米以及美国面粉自香港源源运抵福州⑧。厦门港则由于输出的劳动力众多，其工业及贸易的兴起每受侨资及侨需的影响。时有瑞记公司，成立于1893年，年产各类罐头四千担，专销本地及南洋一带⑨。而香港就是这些内地土特产品输往南洋和世界其它华侨集中地区的中转站。
由于邻近上海，晚清时期浙江省大宗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上海中转，而香港与宁波等口岸的贸易也略具规模，是浙江省第二大洋货来源地，两地在糖等若干类特货贸易领域的关系比较密切⑩。除鸦片外，南方的糖、海峡殖民地(马来亚)的锡、南洋的米、檀香木、苏木、藤器、美洲花旗参等，经香港重转口输往浙江⑾。而浙江
出产的棉花、火腿、烧酒、墨鱼、草席、花生油、明矾等大批运销香港，或经香港转往华南地区和海外华人聚居的社区⑿。除鸦片和糖以外，其它都不是大宗贸易，说明两地都不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对象，但某几类杂货贸易的兴盛恰又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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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述远：《旧营口的中药业逡巡》。载《营口文史资料(第10辑)——营口港埠面面观》，第2卷，第6—7页。
②刘素芬：《烟台贸易研究(1867—1919)》，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1—15、28—29页。
③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33—34、43—44页。
④TradeReport，1865年，1867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9、49页。
⑤TradeReport，1890年，1892年，1910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79、221、281页；DecennialReport，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118页。
⑥TradeReport，1876年，1881年，1893年，福州，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112、130—131、192页。
⑦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鹭江出版社，1991年，第198页。
⑧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载《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218、265、283页；DecennialReports，1882—1891，1892—1901，福州，载《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第81、106页。
⑨李国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4)，台北：1982年，第302—304页。
⑩《(英国)领事帕特(Pratt)1905年度宁波贸易报告》，见《宁波英国领事贸易报告选译》，载《档案与史学》，2001年4期。
⑾TradeReport，1870年，1878年，宁波，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198页。
⑿TradeReport，1867年，1869年，1870年，1871—1872年，宁波。《光绪十九年(1893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温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105、122、132、142、282、517页。
台湾对外交通便利，早在开港之前就与香港存在着贸易关系。怡和洋行自19世纪40年代起就从香港贩运鸦片至台湾用以交易当地的樟脑、樟木等特产①。但大宗的贸易往来集中于19世纪60年代台湾开港以后至日本割台这一段时期，且以稻米、蔗糖、茶叶、樟脑、煤等四五种主干商品为出口大宗，进口货则一直以鸦片占最大份额，其余为煤油、棉布等日用品②。试以国际市场上的紧俏商品樟脑为例来看港台间的大宗商品交易。随着塞璐璐工业的崛起，欧美等国对樟脑的需求猛增，但全世界仅日本和台湾的天然樟脑产量较大，故台湾樟脑呈供不应求之势，香港市场上樟脑的价格扶摇直上，外商在台湾以每担12两左右的价格揽购的樟脑，运至香港后每担可售20两，多至20余两③。大批樟脑从这里运往印度、欧洲，35年间经香港转口的数量占台湾全部樟脑出口量的93．37％④。尽管与其它口岸相比，港台贸易关系相对简单，但台湾对香港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其它口岸。日本割台后，大幅抬高台湾对华贸易关税，免除台日贸易关税，将台湾大额对外贸易扭向了日本长崎等地，但香港对台仍保留了诸如药材等特色转口贸易⑤。
四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特色与职能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发现，香港与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不同口岸问的贸易结构存在较大差别，特别是在土货出口方面，不同口岸都有其特定的出口商品结构。但总体而言，香港在与国内诸港口的贸易往来中发挥了一些共同的功能。
第一，香港很早就发展成为大宗消费品及走私商品的输出地和特殊贸易的交易所。大批鸦片、盐、军火从这里走私到沿海各地，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通过沙船将大量供外国消费的中国产品运入香港，这两者都不在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权限之内⑥，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特有的贸易形式。此外，为了逃避繁重的厘金等针对土货在内地流通所征收的税额，不少商品均先行运至香港取得洋货资格后再复出口到内地通商口岸，然后凭借子口税单即可摆脱内地诸多关卡的滋扰。
第二，香港还是内地初级产品的精加工中心。无论是云南的大锡、广西的锑矿，广东的土糖、腌姜、蜜饯、禽毛、鲜蛋，上海的杂货、甚至还有北方的皮毛，都有必要先运往香港作进一步精加工，或精炼，或提纯，或分类，或拣选，或腌制，使之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第三，香港是小额进口特货及出口杂货的重组港。诸如军火、机械、铁路器材等进口货大多采取先出口到香港，再由专门经营中国沿海航运业的轮船公司将其与其它出口商品重新拼装后沿固定的航线运至最终消费地。
第三，香港还是国内大宗工业原材料、燃料的消费地。这可以从香港加工业、制造业、航运业的不断进步得到解释。如制糖业所需的牛羊废骨来自天津⑦。再以煤炭为例，“几乎全部用于船只的燃料方面，这使香港成为著名的煤炭补给基地，配给中途站”。1905年共进口各类煤炭达100多万吨，足见其航运业的发达⑧。
第四，香港是内地受灾地区及缺粮省份进口南洋大米的集中转口港之一。以北方的天津为例，因灾害频繁，且驻有大队营兵，粮食消费量大，政府就曾派专员驻港采购粮食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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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富三：《台湾开港前后怡和洋行对台贸易体制的演变》，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②《1882—1891年台湾淡水海关报告书》、《1882—1891台南海关报告书》，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经济史六集》，台北：1955年，第88—91、115—120页。
③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卷18，榷卖志，第356页。
④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37页。
⑤兰：《日治时期台湾的中药材贸易》，载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1999年。
⑥《(英国)总领事哲美森关于中国对外国进出口贸易统计以及银价下跌对中国物价和出口量影响的报告》，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00页。
⑦《光绪十七年天津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下)，第23页。
⑧滨下武志：《香港大视野——亚洲网络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7页。
⑨TradeReports，1867年，1884年，天津，载《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1865—1911)》(上)，第58、70、226页。
东由于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经常要通过香港进口西贡米①。盛产丝绸的长江下游地区也不例外，必要时也会通过香港进口大量洋米运到产丝区交换蚕丝②。
第五，香港还在与贸易、航运、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领域发挥了一些比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运保险、金融汇兑等。
综上所述，香港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转口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独立自由的贸易机制，形成了与国内其它通商口岸有很大差别的贸易模式。这体现在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并行、特货贸易发达等方面。借助贸易的发展，航运业、金融业、市政建设也在同步跟进，并借此迅速实现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展示出一幅充满自由港特色的发展轨迹。
[后记]本文承蒙导师吴松弟先生悉心指导，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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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s，1875年，广州，《宣统二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126、499页。
②《参赞威妥玛关于从商业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贸易情况的备忘录》，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85页。
HongKongEntrepotTrade,AnExampleofForeignTradeinLateQing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