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www.133229.cOm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毛泽东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
〔关键词〕文学思潮；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044-06
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历史误读
何谓“文学思潮”，或者说什么样的文学现象才可被称作“思潮”，它与其他哲学、社会思潮的联系和区别何在？
毋庸置疑，人们对“思潮”的理解和定义不同，其理论观照和价值评判的依据就各有侧重。研究者们对文学本质、功能、价值、特征等根本性问题的理解不同，也将导致他们对同一文学现象的阐释差异，甚至出现相互抵牾的史学观点。就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来讲，这种差异就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纠葛，使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文学派别的定位和评判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本位”向“文学本体”的回归过程。同时，由于“自由主义”这一外来语汇自身的驳杂蕴含以及概念的多义延展和兼容特性，使“自由主义文学”的命名从一开始就缺少一种“质”的确定性，人们对其概念、内涵、功能、特性及文学史角色等等问题的认知与评价始终未能获得较统一的认识。因此，对“自由主义”概念的认知偏差和多元阐释塑成了众多文学著述中“自由主义文学”及其派别的多重面孔，学者们对同一文学史实的差异阐释和不同观念认知令人深思，使之成为一种颇耐人寻味的研究现象。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艺思潮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均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可以说是社会思潮的反响与回荡。“思潮本身可以划分为两种：文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思潮总是和特定的文学表达方式相对应，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而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则属于社会思潮，两者的界限比较清楚。现代中国的情况则颇为混杂，因为某种文学追求总是以某种社会追求为前提和观照，人们就以社会思潮来看待文学思潮，以致文学的形式都有了政治的意义；而社会思潮又往往借助文学的手段得以表达，社会思潮因此文学化了——以谈社会思潮的方式谈文学，以谈文学的方式谈社会思潮，构成了思潮研究中最显著的错位。”[1](194)我们可以说，文学思潮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地域内形成的，与社会的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创作潮流。但同时，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较为纯粹的文学性思潮相比，发端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性思潮的自由主义文学则带有更明显的社会性因子，浓厚的社会学背景给其概念造成了根源性的历史偏差和外延界限的模糊混杂，这是“社会思潮文学化”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种系统、成熟的现代思想意识，“自由主义”在本源上属于政治学说。它首先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现存社会体制的工具而存在的，代表着自由、个性、平等、民主等基本内涵，坚持个人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秩序是其一贯的阶级立场。但由于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由主义”概念上的“驳杂”色彩。自由主义在思想上不可能是统一的，它具有诸多相异相融的类型向度和复杂内涵，必然地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分歧，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主义”。因而，在西方话语里，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派别、一种理论主张；也被看作是实践这一思想的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制度。“自由主义”始终以一种较纯粹的社会思潮形态活跃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历史毕竟不能等同于人们想当然的理论预设：在自由主义思想、文化潮流如此强势的侵袭之下，西方文学终究未能形成国内学者所认同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与此相对照的是，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似乎有意要溢出社会学的边界，并不无功利地对其概念进行多向度的建构和阐释。自由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在鸦片
争后被学人引入国内。通过“自由”这一现代政治理念，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改良政体、提倡君主立宪的政治夙愿，在国内知识界得到了很好的传达。但是，出于国情和变革的实际需要，在译介和阐释“自由”理念时，他们却违背了西方“自由”的本意，秉承实用主义的态度，将个体自由纳入民族、国家自由的前提之下。经过这种转化，“自由”、“自由主义”的概念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国人理解的“自由”在本质上已迥然异于西方崇尚个体的绝对理念，二者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这种概念上的差异和历史误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关系问题上的种种分歧和误解。
中国学者（大陆）对自由主义的系统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界“方法论热”的兴起和自由主义研究的深入，“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随之盛行，成为文学界感兴趣的话题。“自由主义文学”的命名日渐合法化，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思潮受到重视，在1990年代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并呈现出诸多研究成果。[2]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察自由主义文学研究的发端及其历程，会发现其间存在不少的问题。如“自由主义文学”的命名及其概念的可质疑性；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学关系上的含糊不清等等。这些根本性问题纠缠不清，很容易使“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成为一个不断被学者追溯、追认的概念，导致观念上的巨大分歧和过度阐释的误差。
那么，自由主义文学是怎样发生的，作为思潮其自身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以及当下研究中为何会出现对其概念的“泛化”理解和多重阐释？这些都是本文试图要探讨的问题。笔者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将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端、命名及其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以及“文学自由论”产生的根源和流变过程等问题进行较系统的理论探究和方法论思考。
二、“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生及
其命名的合法性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转型密切相关，文学、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纠缠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晚清以来，文学上的每次变革运动总是与社会变革、政治上的改良运动以及思想文化结构的转型相伴进行。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的历史使命感，自觉地把文学作为启发民蒙的工具，从而引起传统文化结构的更新，以促进社会进步、改良政治政体。从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到“五四”的新文学革命，再到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文学的一系列运动总是与文化变革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承担着思想和政治启蒙的双重任务。文学对于启蒙者而言，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传达政治意识的载体，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要求往往被忽略了。这种工具论的、负载强烈政治诉求的文学观念成为触发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想萌起的特殊语境和深层文化诱因。
然而，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坛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自由主义文学运动。正如西方没有自由主义文学一样，如若没有政府、宗教等外界力量的太多干预，文学就不存在自由与否的问题。自由主义文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文学的自由，文艺复兴后西方文学的发展基本上处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始终未出现过“自由主义文学”。与此相似，在晚清至五四这段历史时期，清政府的统治势力日趋衰微，地方军阀和农民运动导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政府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相对比较宽松，并无太多的干预行为。所以，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虽然一直有工具论的倾向，但在观念和创作上并未受到太多外力的牵制。作家们的创作即使有很强的政治倾向和功利色彩，但这是自发的，是知识分子意识深层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所致，并非外力压制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文学观也是“自由”的。直到20年代末期，“普罗革命文学”的出现，它以一种攻击性的姿态横扫文坛，全面否定“五四”传统，批判否定一切非“革命”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想以“无产阶级大众文学”的口号统一文坛。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巩固统治，也开始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打击压制进步的文艺活动，倡导“民族主义文学”和“中心意识论”，企图以三民主义统治整个文学界。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文学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文学“自由”问题才开始凸显，并成为作家和批评家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被提出、讨论。此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京派”等文人与“左翼”阵营的一系列文学问题的论争。使自
由主义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思想界兴起的“方法论热”对中国式“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历史话语建构和理论阐释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1985年前后，大陆学者连续召开厦门、扬州、广州等数次文艺研究和批评方法的讨论会，掀起了“方法论”变革的热潮。在这场“方法论”整体转向的潮流中，为了使文艺批评及早摆脱僵化政治话语的牵绊，学者们几乎一边倒地热衷于“援西入中”（即援用西方文艺批评中精神分析、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研究方法）来审视和观照传统的文学研究。这种对文学的多学科、多重视点的理论观照导致了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文学研究愈来愈趋向于宏观文化批评，也即文学的文化研究倾向；另一种是由刻意地回避政治，研究的“去政治化”策略所导致的“纯文学”倾向。自由主义文学研究中的“误读”、“拔高”和“泛化”等问题，均与这两种极化的研究倾向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由于过分热衷于宏观的理论观照和系统的体系建构，八九十年代的研究者们普遍有一种为自由主义文学争取合法性的“扶正”心理，他们往往都太急于提出并证明一种新的文学构成，以验证自由主义文学历史的客观存在。基于对社会学领域内“自由主义”的理解，众多研究者头脑中已经预设出一套自由主义文学的理想模式。所以他们在论及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时，总要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及其形态进行下意识地比较。而导致单从精神气质和思想倾向角度来定义自由主义，并推及它将会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扩大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历史谱系，形成“自由主义文学”的泛化倾向，必然会出现论断大于史实的研究弊端。文学“自由”问题原本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政治化的语境里发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然而，在很多研究者的叙述里，自由主义却俨然成了早已有之的文学遗脉。如刘川鄂将“现代评论”、“语丝”、“新月”、“自由人”、“第三种人”、“京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等除官方和左翼之外的几乎所有派别都纳入自由主义文学的行列。也有学者将自由主义文学的源头追溯到老庄、屈原、陶渊明、魏晋阮籍和明末公安派。更有甚者，有人把自由主义文学的触角延伸至当下，将张中行、贾平凹、马原、洪峰、格非、刘索拉、王朔等学者型作家、先锋作家、通俗作家等等凡属自由写作者统统拉拢进来。这样，从古到今，自由主义文学成了一条貌似鲜明的文学传统。这种“泛化”的研究倾向使“自由主义文学”成为一个可以被不断追溯认定的动态概念，而掩盖了独特历史语境下的文学史现象本身。学者们热衷于在传统文学资源中寻找与自由主义文学相对应的因子。从陈独秀、李大钊到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再到魏晋陶渊明，甚至追溯到屈子老庄。把如此多的不同时代、风格各异，思想倾向也大不相同的作家和流派归到同一个概念序列中，自由主义的帽子未免太大，其依据的标准也着实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出于对“文革”极左政治话语的反拨，“去政治化”的研究氛围使国内学者普遍偏爱和强调“纯文艺”的特性，而忽视了文艺发生的独特语境和其理应负载的社会功能。自由主义在本源上属政治学说，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概念的产生同样与国内政治、文化自由主义思想的兴盛不无关系。在文学与政治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文学自由主义与政治、文化的自由主义一样，代表了一种政治姿态，同时它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价值蕴含。但在很多学者的研究话语里，往往抓住“自由”二字不放，把文学“自由”理念与政治、文化上意义上的自由思想混为一谈。他们忽视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发生的独特文化语境，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极端政治化的历史背景。各种强制势力的干涉，使文坛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角力争夺的战场，文学失去了自我独立品格而为各种政治势力所奴役，其自主生发的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对争取创作自由，强调文艺自身独立特性的呼吁才成为必要。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使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初露端倪；30年代的“文艺自由大论辩”明确提出的“文艺（文学）自由”口号，则标志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正式形成。随后，“京派”沈从文、朱光潜与左翼的一系列笔战，最终使自由主义文学论争汇成一股文学潮流在思想上获得充分发展。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在理论和
创作上进一步深化，其文学派别也在文坛上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最后，关于自由主义文学和“纯文学”的关系，我们也简单予以解释。“纯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文坛出现的一种创作倾向，目的是“对抗文学为政治服务”。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文学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文学界再次提出“纯文学”的口号来对抗所谓“商业文学”。后来，这一概念也被用来指称文学史上的非“载道”类文学及其理论。王国维比较关注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因而很自然地被划入“纯文学”一派。自由主义文学也具有“纯文学”的特性，它同样主张文学自身的审美和超功利性。但自由主义文学不同于“纯文学”之处在于，它在主张文学超功利性的同时并不反对文学负载一定的社会功能，它承认文学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和对社会政治的工具作用。自由主义文学主要反对的是文学上的专制主义，是政治的过度干预导致的文学损伤，而并非否定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也是朱光潜阐释文学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所以，虽然王国维超功利的文学观与自由主义文学主张多有相近之处，但不能因此断定他是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其纯文学的观念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端。
胡适在政治上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但很多学者也将其看作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不可否认，胡适身份上社会活动家、文化者的角色远远超出了其在文学上的影响。胡适曾留学欧美，对西方自由思想耳濡目染，加上其本身对政治的一贯兴趣，致使他对西方民主政体抱有莫大的好感，他对自由主义的汲取是要为国人建构一个“好人政府”。随之，他回国后的一系列政治、文化、文学上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指向这一理想。因而他在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色彩尤为明显，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为过。作为新文学的最初倡导者，胡适在主张文学创作自由的同时，更加重视文学作为改良社会人心的工具作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强调文学“美感”与“济用”的统一，他的文学主张最终目的都指向现实的政治改良和文化建设，这种文学态度显然与自由主义文学的观念相背离。正如有人指出：胡适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虽然胡适的文学主张不同于自由主义作家，但他们共同秉持的自由主义使他们在精神追求上显示出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因而胡适能够成为自由主义文学者们的精神领袖。[3]这种评价是非常客观的。我们说胡适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绝非是一个纯正的自由主义文学者。
总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内思想界纷纷追寻主体性话语建构的理论潮流中，文学研究偏偏放逐了本体，使自我话语淹没于社会化的理论之中，这是非常值得人们深究的“方法论”现象。然而，正如政治自由不能等同于文学的“自由”，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也并非一定是文学自由主义者。作为文学问题，我们要判定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或理论家，不能简单地从政治上定性，更不能拈取其著述或作品中的“自由”字眼就下结论。自由主义文学及其派别的评定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需要我们立足于文学本体，从客观史实和语境出发，细致考量人们对于文学根本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才能做出合理化的评价。献〕
［1］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张体坤.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话语建构与理论阐释——兼对“泛自由主义”倾向的批评[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3］徐改平.试论胡适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j].开放时代，1999，（4）.
（责任编辑：马胜利）
themisreadingandmethodologycriticismof
“chineseliberalismliterature”
zhangti-kun，songying-hui
（xi'anuniversityof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xi'an710055;
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theentanglementsbetweenchineseliteratureandpoliticsinthe20thcenturymadedomesticscholarsexperienceareturnprocessfrom"politicalstandard"to"literatureitself".thecognitivebiasandmulti-interpretationof"liberal"formedthemultiplefacesof“chineseliberalismliterature”,makingit
aquiteinterestingresearchphenomenon.thisarticlemadeasystematicallytheoreticalstudyandmethodologythinkingontheorigination,nameanditsrelationwithwesternliberalismof“chineseliberalismliterature”,thesourceandchangingprocessof“freedomofliterature”,andtheover-interpretationtendencyin“pan-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