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教育；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经历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对于刚刚传入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态度比较审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凝练成的“华盛顿共识”这一标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然而，“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资深学者率先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拉美、俄罗斯等国是系统实施“华盛顿共识”的国家，也是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重灾区。［1］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伦敦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私有化、市场化及贸易自由化的误导［2］(P69-73)，当前我国存在的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带来的［3］；另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还为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4］，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地运用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遵循了“华盛顿共识”［5］。然而，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政策层面的影响，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政策层面，也影响了理论研究和教育层面。从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施了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等政策，这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不谋而合；从理论层面和教育层面看，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期，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还是在西方留学、国内就读的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今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已经逐渐放弃了“苏联范式”而转向“美国范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这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来的问题，在当下再次成为焦点。当时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苏联范式”遭遇了挑战，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够包医百病，包括中国问题。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美国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美国范式”在中国遭到冷遇，迷信“美国范式”的中国经济学又一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从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分析它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理论基础、教育体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及构建原则。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及政策主张
作为凯恩斯主义对立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由诸多派别构成：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科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欧根等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萨克斯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派和以伊萨克森等为代表的北欧经济学派，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6］这些学派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它们传承和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充分强调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尊重市场的调节作用。概言之，“市场统治”、“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强调的信条，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义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复制，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众所周知，以自由放任为基础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无法经受垄断、外部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打击而丧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等问题使以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失灵”，这无疑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要拨云见日，复归主流地位，必须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证明市场调节的合理性与优越性，证明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带来的灾难。必须重新评价宏观理论体系，证明经济危机并非市场的必然产物。必须论证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并不成立，即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规模经济、信息缺乏、价格刚性与货币幻觉并不能成
[1][2][3][4][5]
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必须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框架。［］为此，新自由主义各家学派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对国家干预进行了批驳，证明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政府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不断扩大干预范围，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为了使政府干预有效而不破坏市场机制与自由，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府的职能范围必须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P)。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了“滞胀”的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政策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职能，如何激发劳动生产率、资本形成能力等这些从根本上看来属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上来；同样，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从“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以及“总供给假说”出发，推导出“政策无效”的命题。总之，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观念为基础。［］为了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还把制度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过比较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重新证明经济自由主义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为零，自由契约必将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分析框架，显然给国家干预主义以有力回击。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批驳政府干预的无效性，论证市场调节的有效性，为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实社会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以调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规范与实证、形式主义与解释力缺乏之间的矛盾。
经过长期的、潜心的理论雕琢和方法论的完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其复兴创造了主观条件，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失灵，苏东、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的低效率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等现实因素为其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从世纪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一套单纯的理论观点逐步演变成为一系列政策主张，其主流价值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一是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得到印证。年新自由主义重量级人物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随后，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陆续获此殊荣，包括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年的罗纳德·科斯。二是“华盛顿共识”这一最早针对拉丁美洲危机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主张，很快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共识，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共识。三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传承了“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方法等方法，并把实证研究方法发展到极致，尤其是对数学形式主义的信奉已经超过“理性—个人主义—均衡”范式，成为经济学更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传播和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是在中国经济学界孜孜不倦地学习西方和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批判中逐渐完成的。
众所周知，世纪年代末年代初，“改革开放”指导方针的提出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进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思想的解放和创新。一方面，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传统经济学无法直接指导市场化改革的实践，理论界自发地对其进行反思。从年开始，刘国光、蒋一苇等一些学者先后发表论文，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对当时的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中国经济学界逐渐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公派留学、出国访问等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直接渠道。同时，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先后来到中国，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东欧两位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和O.锡克于—年间来中国讲学，当中国经济学界还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则把其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这对当时中国学者思想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世纪年代中期，美国耶鲁大学的J.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A.伍德教授也来到中国，并参加了著名的年的“巴山轮会议”。他们对于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弗里德曼、张五常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先后来到中国，在中国考察并为改革建言。
【关键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启示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和研究这两种经济主义的演进以及每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重商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起源于中世纪高度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其历史背景是始于15世纪西欧地区新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即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封建地方割据的诸侯小国。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的出口，增加金银的进口，以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而到了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鼓励出口，让金银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
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后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让“看不见得手”调节经济，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
二、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猛烈的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失业现实，使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此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学说。
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相反，凯恩斯提出的新观点的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预期，经济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调节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他强调，实行国家干预既是使现代经济避免全盘毁灭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个人才能得以成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并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论战中，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独领，经济自由主义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涨”，即增长率消失、失业率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为以往的现象通常是：失业率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一般比较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率比较低。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滞涨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面对凯恩斯主义的无策，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经济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独领的历史结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峙和论战的新局面。
20世纪60———80年代，在思想领域以及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一方面，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以其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虽然其发挥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没有沉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从而出现融合的趋势。倡导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吸收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观点，在运用大量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为了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和经济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断深化。单一的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冲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势所趋。
五、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演进的启示
1.不应该单纯的评价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评断它们的成败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学说和主张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来考察，才能准确的评定它们特定的历史地位。
2.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应该根据一国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情出发。
参考文献：
［1］吴易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J].当代思潮，2002（2）.
［2］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