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除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外，其他合同是可以进行转让的。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人身保险合同则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保险合同虽然为合同的一种，但保险合同，尤其是人身保险合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对人身保险合同所特有的这种法律属性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造成目前人身保险合同在转让方面存在许多不完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如在养老保险合同中，丈夫以妻子为被保险人投保后，丈夫和妻子关系恶化或离婚，妻子作为被保险人持保险单要求保险公司把投保人变更为自己，就是典型的人身保险合同转让问题。在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常错误地办理了变更手续，后妻子要求退保，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引发许多人身保险合同转让方面的纠纷。由于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纠纷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使法院和仲裁机关在处理这些纠纷时，也感到难度很大。因此，需要对人身保险合同能否转让、如何转让以及转让的效力，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以指导实践活动。
一、合同转让的一般理论
合同的转让也就是将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转让，是指在不改变合同内容和标的的情况下，合同关系的主体变更。合同转让需要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的协议。按照转让内容的不同，合同的转让可以分为合同权利的转让，合同义务的转让和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合同权利的转让是指合同的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债权全部或部分的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且除非受让人同意，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也就是说，合同权利转让的要件是转让人要尽通知债务人的义务。
合同义务的转让是指不改变合同义务的内容，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由于合同债务的转让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以债权人同意为前提。在这一点上，与合同权利的转让是不同的。合同权利的转让只需通知债务人即可。
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又称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是指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并经原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约定由第三人承担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必须以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为前提。如我国《民法通则》祭叽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需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我国《合同法》第88条亦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二、人身保险合同能否转让
人身保险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具有合同的一般法律属性，因此，从理论上分析，人身保险合同是可以进行转让的。《保险法》第55条第2款则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保险法》这一条从反面规定了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转让的条件。从正面来说，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是可以进行转让的。而且，在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也时常发生。
三、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分类和条件
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是指合同主体一方将其合同权利或合同义务，或者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应遵循合同转让的一般规定，但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的主体比一般合同复杂，既包括基本当事人，又有关系人。基本当事人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关系人是指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基本当事人和关系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在不同的合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可以保险事故的发生为界限，分为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转让和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转让。
（一）保险事故发生前的转让
在保险事故发生前，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仅指投保人和保险人的转让，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没有转让的。投保人和保险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需要由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协议。从实质上来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前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属于人身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变更。一般来说，无论是投保人的变更，还是保险人的变更，均不是纯粹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的转让，而是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因此，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应以另一方的同意为前提。《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第89条则规定，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的，适用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转让的有关部门。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还要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否则无效。《保险法》第55条第2款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另外，投保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的，受让人还应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受让人不得承受。因为保险利益是人身保险合同有效的前提条件，无保险利益订立的合同无效。如果允许受让人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就有可能发生规避法律的情况。
在保险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主要是投保人转让，体现为投保人的变更。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发生保险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的情况，如保险人在征得投保人同意的情况下，与其他保险公司达成合同转让的协议，变更保险人。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发生大量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情况，如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保险法》第87条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的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必须转移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在这种法定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情况下，保险人的变更，毋须征得投保人的同意。当然，在这种法定合同转让的情况下，是为保护投保人的利益进行的，从实质上来说，投保人默示同意合同的转让，也符合合同转让的要件。
（二）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转让
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享有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而投保人一般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受益人和保险人可以转让人身保险合同，但投保人不得转让。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转让的是保险金请求权，保险金请求权是合同债权。因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只需遵循合同权利转让的要求，通知保险人即可。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转让人身保险合同，则是合同债务的转让，需要征得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同意。
四、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的效力
人身保险合同转让导致合同的当事人发生了变化。因此，人身保险合同转让生效后，转让人退出合同关系，不再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而受让人成为合同当事人，代替转让人享有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当然，这是以有效转让为前提的。如果欠缺合同转让生效的要件，则不发生转让的法律后果，继续由原合同当事人享受合同权利和承担合同义务。
五、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与指定受益人的区别我国《保险法》第60条明确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受益人的指定使受益人获得了保险金请求权。因此，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与指定受益人有一些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但人身保险合同转让与指定受益人是根本不同的，主要有如下区别：
1.性质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转让，尤其是权利的转让，是现实权利的转让。而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这种期待的权利是否能实现存在忽然性，只有发生保险事故，才能转变为现实的财产权。
2.程序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需要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协议，而受益人的指定不以受益人同意为前提。
3.撤销方面的不同
人身保险合同权利转让后，除非受让人同意，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由于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后，仍有权利加以变更，受益人不能反对。因此，受益权作为一种期待权在发生保险事故前，往往会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随时撤回或者变更他人为受益人而取消。
保险是人们防范风险最重要的手段，但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时间短、不规范，保险合同的纠纷越来越多。加之我国保险立法不完善的原因，纠纷产生后的化解难度较大，为了妥善处理这类纠纷，本文就在审判实务过程中遇到的有关保险合同的问题作一下法律上的探讨。（一）保险合同的效力保险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一样，“生效”与“成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险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协议；保险合同的生效，指合同条款对当事人双方已发生法律上的效力，要求当事人双方恪守合同，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①根据合同法的原理，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合同一经成立即生效，双方便开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二是合同成立后不立即生效，而是等到合同生效的附条件成立或附期限到达后才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条的规定，保险合同若要有效订立，最首要的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缔约能力，并在保险合同内容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意思表示真实。签订保险合同大致包括以下几个过程：（1）投保人的申请，填写保险单；（2）投保人与保险人确定保险条款，并说明支付保险费的方法；（3）保险人审查投保单，决定接受投保后即在投保单上签章；（4）保险人出具保险单。那么，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保险单、交纳保费等行为与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是什么关系？1、保险单与保险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目前对保险单的签发问题，大体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主张：肯定说认为保险单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否定说认为投保人与保险人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后合同成立，保险单只是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②实务上，这一问题往往涉及到保险单签发之前的保险事故发生，是否要由保险人承担责任的问题。从法律上讲，保险单并非保险合同本身，而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或称书目凭证。从前文分析可知，保险合同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过程就某项保险业务达成协议以后，就意味着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至于保险单是否签发，则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除非双方当事人约定以签发保险单作为保险人承诺的唯一形式。我国合同法第44条也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而且，保险单签发是由保险人控制主动权，若以保险单签发作为合同成立要件，势必加重投保人的劣势地位，难以发挥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国外立法例对保险合同成立是否以保险单为要件有相似规定：保险人出具保险单，但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尚未一致，则保险合同不得成立，当事人不受法律约束；保险人虽然没有出具保险单，但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要约，则保险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得受保险合同的约束。2、缴纳保费与保险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这条规定使人对保险合同的生效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只有保险费交纳之后方生效；另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只要双方经过要约和承诺阶段，保险合同即告成立生效。笔者认为保险合同应属于诺成性合同，它的成立不以交纳保费为要件。如果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须至保险费交清时才生效，那么这只是当事人约定的保险合同何时生效的一种附加的延缓或停止条件而已，与保险合同的成立是两个概念。投保人交纳保费和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是保险合同成立后双方各自独立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两者是并列关系，而非顺序关系。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承担按照约定交纳保险费的义务；同时，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赔偿或给付责任的义务。因而，交纳保费不是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要件。3、保险利益原则与保险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其作用在于能有效地消除的可能性和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1、2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因而，现行保险法将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一个效力要件。但是，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而后在保险合同存续的某一期间丧失保险利益，而在以后的某一时间又取得保险利益，如此反复几次，是否保险合同也在有效和无效之间来回反复？这势必造成不合理的麻烦。因而，有人从现代保险的发展角度，认为保险利益不是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而是保险损失补偿原则起作用的要件。从现行法角度考虑，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要件是勿庸置疑的，也是必须遵守的。但从财产保险的发展角度，将保险利益原则排除在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之外，将其作为保险补偿和赔偿的前提和条件，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随着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人们对财产保险利益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保险利益原则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而且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还会增加实务上的困扰。但对人身保险合同而言，人身保险利益在订立保险合同保险单生效时必须存在，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但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不发生影响，因为人身保险合同并非填补损害的合同，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的保险合同生效时的利益对人身保险合同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在审判实践中，保险人保人在投保单上填写相关内容的情况经常发生。而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保险人除保人填写投保单上某些内容外，还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字。保险公司在正式保单签发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间却往往因为投保单上非投保人本人签名，而引发双方对保险合同效力的争议。这通过对投保人行为方式的分析，可以判断投保人是否对保险人代签投保单的行为给予授权，以及投保人否认保险合同效力的理由是否成立。如果投保单是保险人保人签字的，而又无证据证明投保人当时给予了明示授权，则需要对投保人的行为方式作进一步判断。如果投保人根据保险人签发的保单交纳了保险费，就可以视为投保人以自己积极的默示行为确认了保险人代签投保单的行为，投保人即不能以投保单非本人签字而简单地否认投保单甚至是保险合同的效力。因此，保险人保人填写投保单并代为签字的行为应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否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到告知义务和个别条款的效力问题，笔者会在下面的论述中讨论。（二）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的区别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合同分为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一般来说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区分比较简单的。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两种合同的区别的根本在于保险标的的不同。但在审判实践当中，对于人寿保险附加医疗险到底属于何种合同，还有过争论。主张是人身保险合同的认为医疗附加险的保险标的同人寿险一样，是人的身体。主张是财产保险合同的认为，医疗附加险的保险标的是人身受到伤害所支付的医疗费。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的区分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1、人身保险的保险金具有定额给付性质，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给付保险金，而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金具有补偿性质。2、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主要由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根据被保险人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危险发生后经济补偿的需求协商确定。而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则是根据保险标的的价值大小确定的。3、人身保险的期限具有长期性。保险有效期往往可以持续几年或几十年甚至终身，这主要是为了降低费用和保障老年人的利益。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大多为1年，不可能是长期。4、人身保险承保的危险具有稳定性和有规律的变动性。计算人身保险费率基础之一的人的生存和死亡或然率是以生命表为依据，它符合大多数法则的要求，因而呈现相对稳定性和有规律的变动性。5、人身保险合同只要求在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有可保利益，但没有金额上的限制，因而不存在超额保险和重复保险问题，普通财产保险则禁止超额保险，即重复保险的赔付的保险金不能超过实际受到的损失。6、人身保险不仅时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一种强制性的储蓄。投保人所缴纳保险费，保险人最终将以各种形式返还给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人身保险合同是一种给付性质的保险合同，只要发生合同订明的事故或达到合同约定的期限，保险人都要给付保险金，而不管被保险人是否有损失或虽有损失但已从其他途径得到补偿。因此，对投保人来说，它是一种储蓄与投资手段。而普通财产保险则为单纯的营业性，限于补偿损失，目的是保障财产的安全。事实上财产保险不是每年都发会发生赔偿事故，由于期限短，大部分保单因期满而失效，既不赔偿，也不退还保险费。7、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是分业经营的，经营财产保险的公司不能受理人身保险，经营人身保险的公司也不能受理财产保险。（三）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保险合同条款由保险公司拟定并予以公布，用以限定保险合同的实质内容。故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认识，或者依照社会观念，保险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不清楚或有二种以上的解释的情形下就发生了保险合同的条款争议，对解释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尤其是因为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歧义而需要解释合同条款时，一般遵循和适用关于格式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所谓“不利解释”原则，是指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应当对保险合同所用文字或者条款作有利于被保险人而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对保险合同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原因在于保险合同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不利解释原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经济上的弱者)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当事人缔结的保险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如何解释与之相关的保险合同的条款，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为意图解释，解释合同的一般方法主要有文义解释、上下文解释、补充解释等。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解释保险合同争议，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图表示、并尊重当事人选择使用的语言文字进行解释，不能通过解释随意扩充或者缩小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而《保险法》却规定了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在发生保险合同争议或者条款有歧义时，到底该如何运用不利解释原则，成为在审判当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保险合同的条款文义不清，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但解释不得同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相冲突，即解释保险合同应当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不利解释原则仅能适用于保险合同有歧义而致使当事人的意图不明确的场合。若保险单的用语明确、清晰且没有歧义，说明当事人的意图明确，没有解释保险合同条款的余地，不能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语义解释，不利解释原则更不能被用于曲解保险合同的用语。同样，若保险合同有文义不清的条款，但经当事人的解释而被排除了，也没有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余地；再者，若当事人的意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证实，也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以排除当事人的明示意图。除上述以外，若保险合同的用语经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而没有歧义的，说明合同条款的用语不存在歧义，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的原则不能适用；但是，若对于保险合同的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存在相互冲突的结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用语存在歧义，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不利解释原则仅仅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或者途径，它本身并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更没有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而且，不利解释原则，也不具有绝对性，不能排除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或者方法的运用，以对保险合同任意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因此，在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但是，不利解释原则应当以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基础，并只能运用于保险合同所用文字语义不清或者有多种含义（统称为歧义）的情形下。因此，当保险合同的语言文字语义清晰、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图明确以及法律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已有规定时，尽管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存在争议，也不能运用不利解释原则。③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不是孤立的，它应当考虑保险合同成立时当事人所使用的合同语言环境、意图、行为等因素，并同时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作全面的整体评价。这就是说，不利解释原则，与其他解释合同的原则和方法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它们共同担负着解释保险合同的条款争议的使命。正确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目的在于对保险合同的条款或者争议作出公正、合理的解释，以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的利益。总之，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歧义或者争议，运用不利解释应当以合同解释的基本方法为基础。（四）投保人如实告知及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如实告知”是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承担的法定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民法基本原则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体现。该义务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主动、如实告知保险人与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保险人询问事项为限。告知义务主体不仅限于投保人，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被保险人自己对自己健康状况最了解，被保险人也应当如实告知。对于人寿险而言，体检是保险人内部核定是否承保的一个依据，体检只能代表当时的健康状况，结论只能作为参照。如实告知义务是投保人的法定义务，体检不能代替也不能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那么，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批复中提到：“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保险合同纠纷中，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败诉的比较多。保险人如何证明已经尽到说明义务，是一件不易解决的事情。比如合同条款中用黑体标明、投保单上被保险人签字能不能视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口头说明在只有利益关系相对的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很难举证证明和认定。有的保险合同采取在合同上单独印刷一行字，即“保险人已将保险合同的内容，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我做了说明，我也充分了解，同意该保险合同的内容，同意按该保险合同的内容，订立合同。”然后由投保人签字，是不是保险人尽到了说明义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仅凭此种形式不能说明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条款本身的说明，不能说明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有可能保险公司只是说到了条款，并未将条款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内容明确告知投保人。但在审判实践当中，要做到举证证明明确说明是很难的，所以只要是投保人在保单上自己签字认可，就视为保险公司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如果保险人没有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就不产生效力，不产生效力的只是关于保险人责任的免责条款，并不是所有的条款，尽管可能其他的条款保险人没有尽到明确说明的义务，但也还是有效的。注释：①傅廷中：“论保险合同的成立”，载《中国海商法年刊》，2001年第1期。②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③邹林海、常敏：《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论文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法律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现代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告知义务的违反,有的国家适用“无效主义”,而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均采用“解约主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3.未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合同的解除的规定
未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对此问题,各国立法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非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其理论基础“显然侧重于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忽略对价平衡性。保险人一概免除赔偿责任,对被保险人并不公平。”[]另一种是因果关系说,即只有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因果关系说克服了非因果关系说有时显失公平的缺陷,但其对保险人限制过严,又会造成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利益关系新的不平衡。依笔者之见,若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投保人拒绝承保的事项,或者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无论投保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若无上述两种情况,则投保人系故意不如实告知方可解除合同。这种做法既考虑了诚实信用原则,又兼顾了对价平衡原则,也有助于对实践中保险纠纷的公平解决。
二、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1.义务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规定,该义务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场合并无问题,但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为何一个合同关系人不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会使保险人获得合同解除权呢?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始终被两大法系所承认的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然而随着近代商业活动范畴的日益扩大和内容的错综复杂,合同的相对性受到了冲击和突破,越来越多的第三人被法律直接纳入到合同的保护和规制范围之内,体现出国家基于契约正义、社会政策等的考虑,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故被保险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其行为与合同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有密切关系时,法律直接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某些行为视为投保人的行为,从而使保险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2.义务实质
是否被保险人只要有不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规定的行为,未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险人就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非常之多,如果这些规定没有订入合同,被保险人很可能难以了解这些规定,让合同当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义务,于理不通;原因之二是这些规定既有实质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对某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根本不可能导致危险发生,不区分情况,就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是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
三、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1.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但并没有欺诈保险金目的,此时保险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保险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虑到如何规制与防范道德危险外,还必须考虑到该条款适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行为人能从一个非法行为里获得法律承认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骗取保险金,保险人都可解除合同。
(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为必要?笔者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意欲人为地促成保险赔偿责任的发生,严重背离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其责任的承担取决于偶然事件的要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础,故不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对其他享有受益权的人是否公平?在此以一人身保险合同为例,但其理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如某女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栏填配偶、父母。合同签订后不久,该女被其夫杀死。在此案中,如果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权也就被无端剥夺,这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依笔者之见,当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让其丧失受益权远比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更为合理。
2.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价平衡原则并未遭到破坏,不应赋予保险人解除权。”[]笔者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但非所有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而最大诚信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法定解除原因的最根本依据。因为“保险业从根本上讲就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石。背离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虽未破坏对价平衡原则,但严重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此时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妥当的。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一样,对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作一定的限制,即当受益人为此行为时,法律不能赋予保险人解除权,而应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四、违反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1.危险增加的内涵和特征
危险程度的大小,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费率是根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状态确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险增加就使“保险合同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或动摇,原合同下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负担失去了平衡,继续按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合同效力,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因此,当出现了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所无法预见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因素及危险程度的增加情况时,投保人应将此事实及时告知保险人,使之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补救。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实际上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而适用的,增加的危险应具备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如果增加的危险在合同订立时已为保险人预见或估计在内,那么增加的危险就在原合同风险范畴之内,无需通知。
2.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未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损失系由属于“危险增加”范围内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对之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损失系由上述范围之外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履行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险费,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关系。该条立法的缺陷在于“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因为增加的危险分为主观危险和客观危险,在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样,都对增加的危险不可预见,但法律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却让投保人独自承担危险增加的不利后果,有违保险保障的初衷。因此要对客观危险增加的合同解除权作必要限制,在客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首先应加收保费,不得解除合同,除非该增加的危险是保险人不予承保的事项。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施文森.保险法总论[M].北京:三民书局,1985.
[2]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险进入千家万户已逐渐成为现实。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随之大量涌现。因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在产生纠纷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合同双方当事人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作为法院或仲裁机关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又应如何作出公正裁决呢？正如英国的P.S.阿蒂亚所指出：“合同解释决不是形式上或技术性的服务，它是法院必然要遇到的、最难应付的任务之一。”由此看出，认真理解合同的解释，并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时能正确解释合同，成为从事民事审判工作法官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保险合同解释的涵义及适用范围
（一）涵义
保险合同解释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保险合同的解释是指任何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所作出的分析及说明。从狭义上讲，保险合同的解释是指受理保险合同纠纷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对该保险合同的内容所作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分析和说明，因其解释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也成为有权解释。
（二）保险合同解释的客体
保险合同解释的客体，又称保险合同解释的对象，即指保险合同的条款，包括合同文件、合同行为。保险合同的条款是保险人和投保人约定而载明于保险合同或者并入保险合同而作为其内容的、用以明确当事人相互间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条文。保险合同的条款依据其产生效力的基础不同，分为法定和约定条款。但基于保险合同应尽可能反映当事人的意志，所以，法定条款在保险合同上并不多见；保险合同的条款基本上由约定条款所构成。
（三）主体
对于保险合同解释的主体的划分，普遍认为可分为以下几种：（1）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2）理论界的学者或从事法律研究工作的专家；（3）其他社会组织；（4）法院或仲裁机关。
上述保险合同解释的主体不同，可能对同一保险条文作出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只有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对保险合同条款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所以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又可称之为有权解释。
（四）保险合同解除的适用范围
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由文字组成的，当事人在遵守和履行保险合同的条款所规定的内容之前，首先应对保险合同的条款予以解释。当保险合同的条款没有发生争议时，当事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似乎没有特别的必要解释保险合同；当事人履行保险合同的内容的行为，离不开当事人已经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作出了无异议“解释”这一事实，只不过保险合同的解释并没有外化而已。所以，保险合同的解释成为保险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时，推断保险合同的确切内容的专用语。
故保险合同解释的范围应适用保险合同条款所约定的文字出现文义不清或者保险合同的内容欠缺、不完整，使得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发纠纷的情况。
二、保险合同解释的原则
（一）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提出源于合同的解释原则。合同的解释是指法院或仲裁机关对合同条款所用的文句的正确含义所作的解释。对于当事人缔结的保险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如何解释与之相关的保险合同的条款，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应该讲，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是一种意图解释，因此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解释保险合同争议，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图表示、并尊重当事人选择使用的语言文字，不能通过解释随意扩充或缩小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格式合同，其是以定式条款为基础订立的合同，格式保险合同是由表意强势方即保险公司订立的，很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而格式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体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因此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在现代合同法实践中，保险合同的解释一般遵循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但由于该合同限制了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由，同时另一方可以精确计算风险，相比较而言，意思表示弱势方处于不利地位，有可能使合同丧失平等、公平的原则。甚至在合同中出现有失诚实信用原则的条款。故格式保险合同在适用一般解释原则时应遵循诚信原则。
除此之外，格式合同还有特殊解释原则，格式合同的特殊解释原则大致分为三种：一是一般理解解释，即依意思表示弱势方平均的合理的理解而解释；其二是歧义不利表意者解释，即作对决定合同条款一方或使用格式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三是严格责任解释，即作不利于条款提供者的、使其免责最小的解释。在实践中上述解释的适用是有顺序的，因而各原则的适用顺序也应以何种解释更接近合同当事人真意为序。从学理角度讲，通常而言，对于具体合同，合同目的应具有最初最真切的事实性、文义次之、习惯解释更次。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常先适用解释，只有法院认为合同有疑问或缺漏时，才适用其他方法，即多种原则同时运用并相互佐证。
（二）我国法律关于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作出了规定，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这一规定意味着我国合同解释制度的确立。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取非格式条款。”依照该规定可以看出，《合同法》对解释格式合同条款的原则是：第一、通常理解原则；第二、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原则，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第三、非格式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解释仅采取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三、合同解释原则在保险合同中的具体适用
在解释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尤其是因为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歧义而需要解释合同条款时，一般遵循和适用关于格式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所谓”不利解释“原则，又称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或有利解释原则，是指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应当对保险合同所用文字或者条款作有利于被保险人而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不利解释原则是合同解释中对于格式合同的具体解释的原则，是对合同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的解释。但是不利解释原则又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歧义条款提供了一种手段，其本身不能取代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其在具体适用时，不能排斥解释合同的一般原则的运用，以达到对保险合同任意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如前文所述，我国《保险法》第30条将不利解释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在此情况下，发生保险合同争议或者条款有歧义时，究竟如何运用不利解释原则呢？所谓“保险合同的条款争议”是指：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或者依照社会观念，保险合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不清楚或有二种以上的解释。当保险合同的语言文字语义清晰、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图明确以及法律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已有规定时，尽管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存在争议，也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对于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应当考虑保险合同成立时合同当事人所使用的合同语言环境、意图、行为等因素，并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作出全面的整体评价。即将不利解释原则与其他的用以解释合同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对保险合同的条款争议的解释任务。正确地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其目的在于对保险合同的条款争议作出公正、合理的解释，最终达到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方的利益。法官作为解释的主体，在对当事人产生歧义的保险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应遵循《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及《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正确运用不利解释原则解决保险合同纠纷。
四、在保险合同中不适用合同解释原则的几种情况
（一）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对该条款进行解释仍以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根本。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仅是指保险合同有歧义而致使当事人的意图不明确的情况。进一步地讲，就保险合同有歧义而致使当事人的意图不明确时，有以下情况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1.文义不明的条款经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解释已经明了的；2.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意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证实的。
（二）对保险合同的不利解释原则是为了保护保险合同中所指的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这里所说的“经济上的弱者”仅指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系自然人的情况。而如果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受益人是企业，该企业又委托具有专业保险水准的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则不应适用不利解释原则。比如，因再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由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为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合同的条款及内容具有充分的判断力，故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三）关于专业、专门术语的解释，则应区别对待。如果保险合同的一方为普通消费者时，应以消费者平均而合理的解释来解释该术语；但当双方当事人均为具有专业、专门知识的商人时，可依该术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加以解释，即第二种情况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四）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作为我国的国家保险管理机关，其所的保险合同基本保险条款是用以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对于基本保险条款或者说法定保险条款所发生的歧义或文义不清时，如何处理的问题，在《保险法》第106条中作了具体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因此，依据基本保险条款签订的保险合同，与纯粹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具有相同的含义，在发生歧义或文义不清时，应当由国家保险管理机关依照相关的法律及基本保险条款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制定基本保险条款的目的作出公正的解释，而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在审判实践中，遇有上述情形即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认真判断并排除上述情形，能更好地将不利解释原则运用于审判实践之中。
五、保险合同解释原则在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现有的关于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在运用到审判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法官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产生歧义的条款进行解释时，按合同解释的方法首先要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但法官如果按这种合同解释的方法解决纠纷时，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常常难以探究。
第二，在我国《保险法》中仅对疑义解释原则（即不利解释原则）进行了规定，而未涉及其他的解释原则，单一的合同解释原则使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会作出一味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而不能使保险人的利益得以保护，这种做法有违民法基本原理中的公平原则。
（二）适用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建议
总结审判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并结合相关的理论，笔者认为，在处理因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法官首先应确认该发生争议的合同条款是否应适用合同解释的原则：如果属于前文所述的几种不适用合同解释原则之情况，则予以排除；如果认为可以适用合同解释的原则，应采取以下多种解释原则并用的方法，对发生争议的合同条款加以解释：
第一，诚实信用的解释原则，是指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来理解重大误解、含混不清的文字与词句。
关键词：超赔再保险；BS期权定价模型；动态博弈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5）03-0009-07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03.02
一、引言
再保险是指在投保人和保险人所建立的原保险合同的基础上，通过双方签订再保险合同的方式，原保险公司将其所承担的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的过程。原保险公司为再保险合同的分出人，再保险公司为再保险合同的分入人。所以再保险也被称作“保险的保险”，美国保险信息协会的主席罗伯特・哈特维格甚至在金融危机后提出“保险公司是比银行更好的风险管理者”的观点，而再保险便是这个风险管理者最后的风险保障。如此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如何进行合理的定价成为了一个首要问题，分入的保费既要覆盖再保险人的成本，还需要留出合理的利润空间。
在传统的保险定价中，我们都是基于合同双方是理性人的设定，但是我们在基础的定价原理中看不到决策者双方的决策顺序，这其实是不符合保险在实务操作中的流程的。博弈论的出现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博弈论是研究多人决策的理论工具，它考虑了理性的行为人在给定的策略环境中如何采取行动以保证自己的效益最大化，并且是建立在考虑决策对手最优决策的前提下的。因此，本文在原有的再保险定价原理的基础上，通过结合期权和博弈论的理论优势对再保险进行定价，制定出符合双方效用最大化的定价方案。
二、研究现状
（一）关于再保险定价模型的研究现状
传统的原保险定价有以下几种方式，包括净保费原理即平衡原理、期望值原理和方差原理等，当然保险定价还有多种原理，但基本是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衍生出的。而再保险的定价没有非常统一的公式可以去遵循，典型的再保险定价公式为再保险保费=（1+附加保费率）×再保险公司分担的理赔额期望值，等同于原保险的期望值原理[1]。然而此种定价方式在粗略定价的同时，忽略了资金运作中的很多问题，比如再保险人在收取保费后并不是立即提供保险赔偿，而是在未来存在赔付的可能性，这段期间再保险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达到资金增值保值的目的，此种情况下上式的再保险保费明显被高估。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保险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衍生品市场的崛起，保险有了新的内涵。1995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正式推出财产索赔服务期权（PropertyClaimServiceOption，简称PCS期权）[2]，开创了保险衍生产品的先河，自此人们也越来越多的关注保险的期权性质。
（二）关于期权博弈理论的研究现状
关于期权博弈的研究开创性的工作要归功于1993年Smets，他最先将博弈模型和实物期权结合起来，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的对称双寡头期权博弈模型[3]。1994年Dixit和Pindyck将Smets模型进行了总结，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的案例[4]。近些年国外研究中也出现了将期权博弈理论运用在保险领域的实例，但基本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国内许多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对期权博弈理论模型进行了深化的研究。在2001年，安瑛晖、张维针对传统企业项目投资估价和决策理论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归纳出期权博弈方法的一般化分析框架[5]。2004年石善冲、张维提出了期权博弈投资战略分析的思路、基本框架和具体分析步骤，并指出了期权博弈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方向[6]。
该理论应用主要集中在战略和风险投资领域和房地产领域，在保险领域，2006年孙建胜将金融框架下的期权博弈理论运用到保险领域，但也停留在定性研究的阶段[7]。整体来看期权博弈模型的运用主要是在实物期权方面，在保险领域中的运用还比较少，近些年出现了运用期权博弈模型来研究原保险定价问题的一些模型研究，而在再保险定价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少[8]。
三、期权动态博弈定价模型原理介绍
（一）期权特性在再保险中的运用
再保险同原保险的运作原理是一致的，都是由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费，投保人通过保费的支付从而获得了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向保险人索赔的权利。在这种定义下，其实保险赋予了投保人一项或有索求权，这种权利可以看作是我们熟悉的期权，其中投保人支付的保费就可以等同为期权费，如果保险事故在保险期限内发生，投保人就可以在合同到期前行使索赔权，并且在有免赔额的情况下，相当于期权中的美式期权提前行权的模式。因此，本文运用期权的定价技术来考虑再保险的定价问题。
本文重点分析一层超额损失再保险的定价模型，是指在定价决策中只涉及一次分保过程，过程中也只包含一位原保险人和一位再保险人。设S为原保险合同的赔付额，D为再保险分出人的自留额，且我们的分析是在原保险人拥有足够大的同类保单的基础上。如果原保险赔付额S不大于再保险合同的免赔额D，则再保险人没有支付义务；如果S大于D，则再保险人需要承担S超过D的部分赔付额。故原保险人的保单到期价值可描述为
（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在再保险中的运用
传统的保险定价只是一种非策略性的理性人选择结果，合同中的参与方是在不知晓对方的情况下，完全根据自身的最优化理论孤立地做出决策。其实这种决策方式并不能够完全适用于保险的环境中，尤其是再保险合同中，因为再保险中的合同双方均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保险机构，且常见的再保险合同并不是格式化的，而是经过合同双方的反复博弈得出的一个双方认同的费率、自留额和保额等。因此，本文分析中运用博弈论的理论框架，极大地还原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的决策考虑。
1.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框架在再保险中的运用
博弈论根据博弈双方在决策时是否能够相互影响从而决定出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更注重博弈双方的合作理性，非合作博弈则更强调决策个体的理性。其中，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方的决策顺序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指博弈双方是同时进行决策的，每个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不知道对方的决策，而动态博弈则区分先后顺序，且后序决策者能够充分的了解前序决策者的行为。同时，可针对信息的分布情况进行分类，如果博弈双方对彼此的决策信息完全知悉，则为完全信息博弈，那么不完全知悉就为不完全信息博弈。结合以上两个维度的区别，可以将博弈论定义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四种形式，对应的均衡状态分别是“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精练贝叶斯均衡”[11]。本文结合再保险合同中期权的特性，将采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来进行后续分析。
博弈论中的基本要素包括“局中人”对应在再保险中相当于分出人和分入人，“行动”则是原保险人的分出行为，“信息”是分出人和分入人对对方的信息掌握情况，“策略”是包括分出人的自留保费、分入人的费率厘定等再保险计划，“支付”则是分出人与分入人个体的支付函数，由上面介绍的期权定价公式来代替。博弈当然遵循完全信息公开并且博弈双方有先后顺序的进行决策，最终结果是博弈结束即再保险合同合意时，博弈双方形成的能够使所有的局中人达到最优的均衡策略。
2.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的求解方法在再保险中的运用
下面通过举例来详细说明，gambleA拥有两个局中人分别为Player（1）和Player（2），他们对收益的结果有相同的判断，且各自面对两种决策方式，前者是决策A和决策B，后者是决策C和决策D，收益组合（X，Y）表示Player（1）和Player（2）各自博弈收益。
（2）的最优决策的基础上确定的，这便是上述的决策树描述的倒退归纳法[12]。我们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再保险定价过程中，则是再保险分入人进行最优决策时能够了解到再保险分出人的最优策略，即知道分出人的保险期权定价公式和最优解，使得分入人可以在观察到的结果基础上制定最优的免赔额。
四、期权动态博弈定价模型基本框架构建
（一）期权动态博弈定价模型基本框架内要素定义
期权动态博弈定价模型，是把BS期权定价模型和动态博弈理论结合起来，由于BS模型的搭建是建立在无套利的前提下的，所以可以通过求解纳什均衡，得到一层超额损失再保险的理论价格。这个方式的实质是把局中人的支付函数用分出人和分入人的或有索求权用期权定价的技术加以确定，在双方先后决策的情形下，运用动态博弈的方法进行求解。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在决策过程中涉及再保险双方的动态决策分析时，合同双方的支付不固定，它是一个由诸多因素决定的内生变量，此时博弈论中设定的期望效用模型无法正确测量分保的风险，然而前面介绍的BS期权定价模型则能够有效的为风险定价，所以两者的结合便能够有效的分析再保险决策中双方的博弈过程。
在框架搭建之前，需要先对博弈中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其中包括局中人、行动、信息、策略、收益、均衡和结果等。其中局中人、策略和收益是最基本要素，局中人、行动和结果被统称为博弈规则。
那么根据上述博弈中的要素定义，再保险期权动态博弈过程中的要素可以描述为，第一阶段是再保险人决策过程，第二阶段是原保险人决策过程，再保险人在第一阶段制定出一个再保险合同的“免赔额”，其实是原保险人的自留额（D），原保险人在观察到再保险人的D后，向再保险人购买一份自留额为D*的再保险合约，相当于购买了一份美式看涨期权，直到期权的价值最大化时选择执行期权[13]。则再保险人通过签订再保合同的最终收益可以描述为下式：
原保险公司的效用函数设定方面，由于保险公司具有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U（X）=a+bX，由于再保险公司被认为是金融体系内风险的最后一道保障，且保险公司就是为风险定价的机构，它拥有数量巨大的风险单位，故一般的分析设定保险公司对风险的态度为风险中性[14]。
对于原保险的损失分布函数的设定，本文中选取韦伯分布函数[15]（关于为何选择韦伯分布请见附录）F（X）=1-e它由WaloddiWeibull在1937创造性提出，是用于失效数据分析分布中应用最广泛的分布之一。韦伯分析的优点在于它能提供比较准确的失效分析和小数据样本的失效预测，对出现的问题尽早地制订解决方案，并且为单个失效模式提供简单而有用的图表，使数据在不充足时，仍易于理解。韦伯分析一般用于失效数据的分析，包括研制、生产和服务、质量控制和设计缺陷等，其中还包括对自然灾害（闪电袭击，暴风雪，强风，暴雪等）的损失分布分析。由于再保险的承保标的所暴露的风险主要是以上所描述的自然灾害，故本文中运用韦伯分布来估计原保险标的的损失分布。
（二）期权动态博弈定价模型基本框架的构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在再保险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合同双方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如何制定最优决策是相互影响的，因此用一个两阶段的动态博弈来描述这一决策过程。在第一阶段，再保险人制定自留额D；在第二阶段，原保险人进行是否行权决策。决策问题中支付函数用B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因此可得到符合实际的一层超赔损失再保险的正确定价。可用以下三个步骤来描述[16]：首先，定义博弈双方即局中人的博弈要素，包括行动顺序和支付函数；其次，运用B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局中人的未来不确定支付；最后，运用倒推归纳法从第二阶段开始求解均衡结果。
通过这样的分析框架搭建，把原本复杂的动态分析过程进行了简化求解，既拥有了期权定价包含货币的时间价值和风险的价格优势，又结合了动态博弈理论的策略化的分析过程，更好的更准确的还原了再保险合同签订时合同双方的决策考虑[17]。并且将这种复杂动态金融条件下的决策简化到只需要寻找再保险人的期望效用对原保险人自留额一阶导数等于零的简单计算。
五、期权动态博弈框架下一层超赔损失再保险无套利求解
求解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的方法即倒推归纳法，首先确定第二阶段中原保险人在观察到自留额D后的最大化策略。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的再保险合同只有在签订和到期时才有现金流动，这相当于是合同双方签订了不分红的美式看涨期权，那么在原保险人的立场上，提前行权没有意义，因为美式看涨期权和欧式看涨期权在无分红时的期权最小价值相等，均可以表示为：
通过对上面的计算可以得D=D*，这个D*就是Player（1）即再保险人在分析Player（2）原保险人能够达到最优的基础上的最优自留额，博弈过程即再保险人在博弈的第一阶段确定D*，然后在第二阶段，原保险人在此基础上选择能够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时机行权，双方都在合同中得到了相对最大化的效用。那么最终得到的博弈均衡解为（D*，P0（D*）），其中，P0（D*）则是我们基于无套利定价原理分析得到的一层超额损失再保险的公平定价。由于在求解过程中既运用了欧式看涨期权的优势，将时间价值和风险价格纳入分析，又结合了动态博弈论的策略定价方法，在无套利的设定下得到了再保险的公平价格。
六、关于期权动态博弈定价模型的一些结论
（一）期权动态博弈定价模型求解过程中的函数设定问题
在求解D*的过程中需要定义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的效用函数U（・）和原保险赔付额X的分布函数F（X），在本文的分析中设定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是风险中性者，其效用函数被设定为线性的并且采用期望效用的方法来求解。但其实长久以来在学界一直就存在很多期望效用理论的悖论，比如AlliasParadox等，并且随着RDEU（等级依赖期望效用理论）等理论出现都在不断揭示者期望效用在分析问题时的弊端，但在一般性的分析中，运用是可以满足分析需要的，但我们可以在分析中试图变换效用模型的使用，有可能会得到更可靠的分析结果。
原保险赔付额X的分布函数F（X）的设定在本文中是采用韦伯分布来定义的，虽然韦伯分布广泛的用于自然灾害的损失定价中，但是关于损失分布函数的确定还没有一个非常普适的结论，包括最常见的损失均匀分布的设定也只能在诸多约束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并且由于损失分布在不同的合同责任项下有着很大的区别，仅仅是财产险部分其分类就有不止几十种的风险属性所对应的风险分布，还由于有地区、环境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存在，损失分布函数并不是十分容易确定，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其他损失分布的情况。
（二）期权动态博弈模型的推广运用
在本文中运用构造的期权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一层超额损失再保险的定价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基于模型中的基本理论将模型推广到多层的超赔再保险定价问题中，其实质就是将两阶段的博弈过程扩展到三阶段、四阶段等，相应的局中人也从两位而不断扩展。并且我们还可以将模型求解过程中得到的加以运用，用来分析最优分出额的问题，因为原保险人的自留额决策关系到双方的经营效益，是个非常重要的效益中间指标。同时该模型不仅可以分析再保险的情形，也适用于原保险合同中，可用来分析投保人和保险人的最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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