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
一、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迫切需要投资
养老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基于养老的风险性和社会性，为保证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通常以养老保险的形式筹集养老保险基金，最终以养老金的形式返回到养老保险的受益人手中。因而，偿付能力的充足性是养老保险基金的根本问题，投资成为养老保险基金的迫切需要。
1.巨额隐性债务问题需要解决。在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统账结合”筹集模式下，社会统筹账户由企业缴费；个人账户按照职工工资缴费比例建立。企业缴费率由各省政府自行确定，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但在实行该体制以前，已经退休的职工和在现收现付的旧体制下已经工作一定年限的在职职工，都没有时间或没有足够的时间为个人账户积累资金。这势必造成了目前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和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现象。据统计，在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已经从1998年的100多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00亿元左右。改革遗留下的隐性债务日益加剧。其中导致基金缺口的原因是：一是退休年龄偏低；二是待遇水平偏高。
2.社会老龄化问题需要渐渐化解。在进入本世纪，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人口分别占到全部人口10%和7%，被认为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据测算，我国老年人在2015年前后将高达2亿，在老龄化高峰时我国老年人将在4亿以上。然而，我国今天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3.8%，却要负担着世界20%的老人乃至1/4（25%）的老人。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职工的比例是：2000年为5：1.2001年为4.1：1；预测2023年为2.2：1，2030年下降为1.8：1.据预测，2030年左右我国退休高峰（60岁以上人口约占33500万，约占总人口的27%）来临时，退休费将占工资总额的36%，高出国际公认的26%的警戒线10个百分点。目前正不断扩大的老龄化危机，对存在缺口的养老保险基金来说是雪上加霜。
3.需要投资扩充基金。基金的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财政拨款、企业（雇主）缴费、职工（雇员）缴费和基金运营收入四个方面。为尽快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一方面要继续保持适度的财政支持，按照“中央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逐步达到15-20%”的要求，在确保中央财政当期支付缺口补助和做实个人账户补助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稳定国有股海外上市减持和公益金收入，适时开征大额遗产、奢侈品及高档消费等特别税种，进一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但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纳税人，每年用于补充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毕竟是有限的，否则抽空财政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和职工的负担已经比较重，还有医疗、工伤等其他缴费，再加重企业负担已经不大可能。从理论上讲，通过缴费来扩充基金毕竟有空间的限制。在缴费比例、覆盖范围都饱和的情况下，缴费就不能再带来基金的增长。因此，长期的养老保险基金问题只能通过长期不断的投资来解决。
4.基金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需要投资来化解。一方面，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与财政密不可分的关系，造成了大量的养老保险基金流失，表现为基金挪用、隐瞒截留收入、福利奖金等非正常支出等等，这一现象近几年来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已有所控制。另一方面，因为征缴力度不足，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近几年才扩展到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从业人员和一些灵活就业人员。而片面追求覆盖面以应付眼前的基金支付还会造成基金管理行为的短期化，出现“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现象，给以后的养老保险基金埋下巨大隐患。这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问题更加紧迫。
二、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风险分析
养老保险基金从形成到支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中，投资是实现基金增长最核心的一环。巨额的养老保险基金投向资本市场，在追逐基金收益的同时，风险也为各方主体密切关注。养老保险基金理事会代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门负责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和日常风险管理，选择专业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机构，指导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战略和方针。投资管理人作为专业的投资机构，职能就是通过具体的投资战术的运用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而政府部门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对投资的风险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所有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有赖于一个完善的投资监管体系，有赖于各个主体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利关系和职责安排。
三、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问题监管的几点建议
1.以社保部门为核心，相关部门辅助进行基金运营的监管。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跨越了多个部门，社会保障部门直接负责基金的征收和发放，目前还有政府财政拨款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充，基金的投资由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操作，所有的基金都通过银行托管和流转，最后受益人从个人在银行的养老保险账户上取得养老金。这些部门通过委托管理联系在一起。因而，对整个基金运作的监管，应该是以社保部门为主，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各司其专职又相互协作。在这样的体系下，社会保障部门仍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督的核心力量。其他部门专司本职，只在本部门职责范围内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监管。只要权责明晰，就可以保证监管的效率和成果。
2.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机构。养老保险基金数额巨大且专业性强，而基金的投资也是非常讲究技术与专业的，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管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可以建立专业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部门。而社会保障部门也可以把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管理任务独立出来，委托由社保部、企业和职工代表、专家组成的养老保险基金理事会管理。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监管，养老保险基金理事会的管理内容应包括：（1）审核批准投资管理人、托管人的进入和退出理事会负责下的养老保险基金业务。（2）限制投资组合与投资比例，严格防范投资管理人的冒险行为。大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都投资于政府公债，而对投资于股票、债券、房地产等项目有严格限制。
基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特性和我国资本市场的高风险性考虑，应该在证监会下独立设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司，专门行使证监会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监管职能。其负责基金投资的具体行为包括：（1）与社保部门共同确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机构的基本资格，对基金公司高管的任职审核；（2）定期和不定期地对投资管理人进行常规检查；（3）接收基金公司的定期报告，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评估；（4）协调养老保险基金与其他基金、其他证券的关系，首先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稳健和增长等等。托管银行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自身的角色特点，也能有效对基金投资运作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和报告投资管理人的异常交易或异常行为，督促投资管理人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关键词:监管模式偿付能力破产概率监管效率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90年代后期,日本保险业也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现象。虽然近20余年,我国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保险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巨额利差损的出现和保险业整体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日益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保险偿付能力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的能力。对这种履约能力的监管即构成偿付能力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演进
我国保险监管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的起步阶段。保险业经历了独家垄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到三足鼎立(中保/平安/太保),到以完全垄断为主、寡头竞争为辅的多元市场结构。这一时期,保险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市场的主体日趋增加,但存在市场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尤其是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因此保险监管在审批方面花费较多精力。
第二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初步发展阶段。在1995年《保险法》颁布之后,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保险市场连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但市场存在粗放经营问题,出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如:擅自开办新业务、擅自降低费率、抬高手续费,因此这一时期的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
第三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的阶段。1998年保监会成立之后,监管部门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背景相关的。由于连续降息,寿险公司普遍出现巨额“利差损”,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监管由此提上日程;但是考虑到保险市场还存在大量违规现象,市场行为监管还不能完全放弃。
第四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走向开放的成熟的阶段。为适应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和保险业加快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3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过渡。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双重监管具有较高的监管成本,并且,市场行为监管所可能引致的“寻租行为”都使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成为必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保险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说,经历了“审批还是监管”到实施“行为监管”,再到实施“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的制度变迁。
监管模式的制度特征比较
目前,国际保险业的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这一趋势许多国家都在放松对市场行为的监管,而转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的监控。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最主要的两种模式,一般而言,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偿付能力监管能够体现出优于市场行为监管的几项制度特征:
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与行为监管相比,偿付能力监管显然能够节约监管成本,因为它需要的监管人员及机构较少。
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在行为监管中,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保单条款的设计等都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定,不利于险种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而偿付能力监管一般是通过设立偿付能力指标体系进行监控,对于偿付能力指标符合监管规定范畴的公司,保监会并不干预其正常经营。
从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效果优于行为监管。众所周知,与保险消费者的利益最为密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和给付责任的能力,因此,监管机构通过对偿付能力的直接监管,抓住了保险经营的核心,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
监管模式效率比较的模型分析
保险业有效监管的基点是:在保险公司的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平衡,维持保险业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经营性。由于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保险监管必然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例如,限制保险公司对某些风险过大项目的承保,这使保险公司风险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使相应的期望收益下降。
根据一般的保险公司破产概率模型
P=αδ(r)-βE(r)
P:表示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
α,β是相关参数,且α,β0
E(r)是保险公司资产的期望收益
δ(r)是保险公司收益的标准差
当保险资产的期望收益E(r)上升,则破产概率P下降,另一方面,当保险资产的风险上升,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上升。保险监管结构可以对δ(r)的下限做出规定,即限定保险公司经营的最低风险额度。根据保险的一般破产概率公式,有效边界曲线如图1所示。
假定保险监管机构采用严厉的监管方式,这有利于使保险的经营风险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例如,与偿付能力监管方式相比较,市场行为监管方式是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它对保险公司的各个方面从经营管理到费率厘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假定它由此导致更低的方差δ(r),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如图点L所示。考虑一种极限情况,如果监管设定的δ(r)接近极限值,则对应的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也急剧下降。这是因为过度的市场行为监管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导致保险公司利润的下降,从无限区界来看,没有利润的保险经营最终将破产,即偿付能力危机。而偿付能力监管则较为灵活,放松对保险公司具体环节的管制,因此对应更高的δ(r),均衡点为M。可以看出,偿付能力监管的均衡点M比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L具有更高期望收益E(r)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各有优劣的两种模式。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保险公司有自身风险管理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偿付能力监管优于市场行为监管: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
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在控制保险偿付能力风险与提高保险公司竞争能力之间的平衡。具体地说,是在控制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额度的基础上,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性。
参考文献:
1.《现代运用数学手册》编委会.概率统计与随机过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成世学.破产论研究综述[J].数学进展,2002
3.(挪威)博尔奇.保险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美)N.L.Bewere.风险理论[M].郑韫瑜,余跃年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
关键词：危机保险业监管方向
一、引言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从美国财政部托管“两房”,美国第三大证券公司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到关系数千万人生命与财产保障的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InternationalGroup,AIG,下同)被美国政府出资85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获得该公司79.9%的流通股份进行接管等。仅仅半月,在历史上辉煌百年的金融巨头一个个相继倒下,使危机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几乎与此同时,于2008年8月我国新保险法修订草案诞生;新保险法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作了重要修改,其中第109条规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限于下列形式:银行存款;买卖证券、股票、证券基金等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即将原先保险法规定的“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修改为“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并增加了规定保险资金可以投资不动产。并且,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保险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虽然,先前已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在实务中也早已实行,但现在已上升为法律而存在,这是对保险公司资金管制的进一步放松。新的保险法实施后,我国保险业将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再者,无论是保险巨头AIG还是其他金融巨头的危难,都验证了监管对其的重要性,更何况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各个方面发展都还不是太成熟的我国保险业。本文主要根据目前情况分析出我国保险监管将应把握的几个方向。
二、我国保险监管业应把握的几个方向
1.加强事前监管
所谓的加强事前监管,就是在保险公司各个方面行为发生之前加强规范,主要靠法律及规定。我国2008年新修订的《保险法》最核心的三大变化是突出了保护被保险人,突出了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突出了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对保险业的依法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应该说是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修改,对我国保险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下一步主要是认真执行保险法所规定,严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我国保险业在各个方面规范经营。但保险法只能在原则上规定,具体的细节就需要相关规定的出台作为保险法的补充,严格职守促进保险发展,监督保险资金准确、合理的利用,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比例的要求规定,一定要认真考虑保险的特点,吸取美国保险的教训,严格执行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原则;另外,相关规定要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的作出相应调整,做到松严得当,促进我国保险健康、顺利的发展。
2.加强过程监管
所谓的过程监管,就是引导保险公司各个方面行为,并且错误发生后给予及时纠正,加强规范保险公司运营,这主要靠监管机构以及第三方监管。
我们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主要是保险监督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虽然保监会对其职能的履行还算严格,但在关于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关于保险保障基金的管理,保险保证金;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对保险机构和保险从业人员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方面,应该继续并且加强监管,使问题不发生或发生后及时发现并制止,不要象瑞福德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少提、漏提准备金及相关负债的情况(这仅仅是众多违规操作行为中的一个)到严重时才发现,我国监管机构做到这一步可能还需要一个艰难并很长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做到,首先,要建立一个以非现场为主的功能监管信息体系,促进保险监管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建立制度性的信息共享机制,克服机构监管带来的信息封闭导致的效率低下和监管空白;其次,在现行机构监管体制下要强化保险监管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已建立的高层定期会晤制度,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对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和经营的业务要加以引导和监控,并建立一定制度使其向功能性监管过度;最后,对从事混业经营的保险集团,对出现混业经营特征的外资参股保险公司,如AIG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9.9%的股权,美国和中国的保险监管部门要达成联合监管协议,逐步向统一监管过度。
同时,我们国家应该大力支持健康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一方面引导保险资金投资;另一方面,也可监督保险公司本身的运营情况。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对保险公司的评级对保险公司的运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保险公司拥有较高的信用等级,实际上是向投保人传递着其管理先进、财务安全、流动性好,以及较高的市场地位等信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保险市场中,拥有较高的信用等级的保险公司往往处于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由于一些投资产品的复杂设计,投资者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数据、资料和能力来评估这些产品的内在价值和风险,因此,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就成为投资者购买相关产品的主要依据。中国的信用评级结构还比较弱小和稚嫩,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但是,随着无担保公司债和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逐步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将日益显著,在平衡金融市场和控制金融风险方面将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国应该建立健全恰当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且引入适当的竞争环境,促使信用评级机构真正做到对投资者负责,有效的预警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市场风控定价和风险控制的核心部门,从而对我国保险监管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3.增强保险公司风险管理能力,加强公司内部监管
每个保险公司为了发展,有可能进行盲目竞争、盲目投资,从而阻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我国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本来就弱,何况增加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后,面临的风险更大,这需要我国保险公司大力增强风险管理能力,学习借鉴外国发达国家的风险管理技术。虽然金融危机使得国外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倒下,但他们本身的风险管理技术还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同时也得防范具有精湛技术的精算师为了公司竞争进行违规操作,使得精算师真正的发挥其技术,引导保险公司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另外,我国保险公司内部没有专门的监管部门或监督委员会,主要靠保监会统一监督,这就有可能对不同条件、不同情况的保险公司实行统一的监管方式及监管规定,所以各保险公司本身也应该成立自己的监管部门或监督委员会,使得各保险公司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开发自己的产品及进行自己风险控制范围内的投资,与监管机构共同推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三、结论
我国保险业在风险管理能力及监管方面都还很弱,当今全球化日益明显,投资全球化也逐渐广泛,我国投资不仅面临本国的风险也面临国际风险;在这时我国为了保险公司更好地经营发展,扩展其投资范围,这使保险公司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目前,金融危机日益蔓延,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要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更要吸取AIG的教训;在这风险加大之际,我们惟有加强监管,也就是促进我国保险发展的同时,做好坚强的保护后盾,控制好风险,把可能发生严重后果的风险扼杀在摇篮中,建立和健全我国保险业监管体系,不断提高我国保险业的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全文[EB/OL]./finance/2009-03/04/content_17371669_8.htm,2008年8月
（一）生猪养殖的风险
第一种是疫病。我国目前的养猪产业处在发展的阶段，有规模化的趋势。对于生产、养殖越来越集中的生猪来说，疫病就是一大威胁。近年来，由于猪病种类的增加，细菌和病毒的变异、出现非典型性疫病、耐药性的增强、生物安全措施不力，多种疫病混合感染，生猪之间交流频繁，疫病传播迅速，加之猪肉流通渠道增多，疫病检疫防疫和诊断治疗滞后等原因，使养猪业遭遇动物疫病侵袭的风险加大。表1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生猪（含能繁母猪)产量的变化趋势。第二种是社会风险。有时也被称之为行为风险，是指由于个人或团体的社会行为不当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从生猪养殖的角度来说，社会风险包括买卖伪劣饲料等生产资料、不正确的行政干预、工业污染、农业政策等经济环境变化和故意投毒等行为给农业生产和经营带来的损失。第四种是市场风险。生猪养殖业的市场风险主要是指因为生猪在通过市场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变化、消费者需求转移等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养殖户收入减少的风险。由于生猪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生猪的价格易发生较大的变动。特别是近10年内，尽管生猪养殖业发展很快，但周期性波动特征依然非常明显，并且波动幅度很大，生猪市场风险的影响日趋上升。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说来，生猪保险主要是猪流感、猪蓝耳病等疫病以及泥石流、地震之类的自然风险和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其中因为现在生猪养殖趋向于规模化，所以对疫病等自然灾害的保险最为普遍和重要。
（二）生猪保险的特殊性生猪养殖产业属于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和猪流感等疫病影响较大，同时，由于生猪保险属于准公共物品，所以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非盈利性，这与商业性保险公司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目的相矛盾。另外一方面，生猪保险的保费收入低，风险大，对经营生猪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来说会带来亏损，这也与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相背离。因此，在缺乏政府的费用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商业性保险公司缺乏经营动力。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国生猪保险监督管理主要由监管商业性保险的中国保监会来实施，但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除之前提到的经营目的和目标的不同外，在监管的性质、内容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特别是政策性生猪保险业务管理较之商业保险业务管理要更加复杂，涉及到农林经济的各个方面，需要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目前在我国，由于养殖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作用和性质的不了解及政府关于生猪保险的宣传不到位等原因，养殖户的生猪保险意识还很淡薄。而养殖户作为生猪保险的投保人和受益人，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猪保险市场的发展，导致我国目前的生猪保险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发育不健全。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政策性生猪保险市场的交易费用上涨，甚至破坏市场的交易秩序。所以，必须对我国的生猪保险实施监管，在问题造成危害之前采取前瞻性的措施，消除或减轻损失。
二、生猪保险监管存在的问题
2007年国务院为有效降低能繁母猪养殖的风险，鼓励和支持能繁母猪生产，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根据该文件，能繁母猪的保险金额为1000元/头，保险费为60元/头。保险费由中央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30%，养殖户交纳20%。现行生猪保险监管机构是1998年11月成立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但目前生猪保险的监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监管成本高生猪保险自2007年出台以来，在我国发展的年限并不长，在监管方面存在很多不足。我国目前采取的是较为严格的实体监管方式，重点监管条款以及费率的审批、手续费标准等理赔的流程，而对保险公司赔付能力、资产负债质量等方面的监管还很薄弱。导致成本过高，还不具备有效性。
（二）有效性差按业务性质不同实施不同监管是国际惯例，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性，而我国对生猪保险一般按照商业保险来监管，致使一些生猪保险的政策难以落实。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每头生猪的补贴保险费是48元，养殖户交12元。同时对国有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农业相互保险社、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免除一切税收，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生猪保险，根据具体情况，或予以免税，或予以减税。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也不会被课税。若按商业保险的规定来，这些补贴、税收优惠养殖户就享受不到了。表2反映了2012年生猪和能繁母猪的承保数据，从这些保费收入的情况可以看出，生猪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有效地实施。
三、生猪保险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生猪保险监管的特殊性1.较难统一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一方面，生猪养殖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和疫病，如暴雨、冰灾、干旱、猪流感、猪蓝耳病等，其发生极不规则且一般都有伴发性，以往灾情和疫情累积的统计资料，对预测未来灾情和疫情的作用不大。另一方面，生猪品种繁多，各畜龄期生长差异较大，灾害定损标准难以量化。以一头能繁母猪为例，在生猪市场行情不同，品种不同时，每头差价可达1000～2000元。而我国目前的监管手段很难应对这种状况。生猪保险条款仅规定了生猪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付比例，而没有公认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定损标准。表3反映不同行情、不同品种生猪的经济价值。2.保险价值难以确定。生猪同所有的农产品一样具有鲜活性的特点，这一特点使生猪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毁失，对生猪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以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如能繁母猪出险后没有佩戴耳标的就不予赔付，因病死亡的能繁母猪不做无害化处理的不予赔付，补栏的母猪未及时补办保险的不予赔付。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生猪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3.生猪保险的政策性经营方式不够明确。迄今为止，我国的生猪保险试点一直局限在“政策性保险+商业化经营”的经营模式当中，风险投资再加上政府补贴始终是其经营的一个主要做法。从而导致政策性保险业务和商业性保险业务的核算不能够明确地划分开来。政府在提供补贴时无法准确判断经营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亏损究竟是来自政策性业务，还是商业性业务，难以确定合适的补贴额度，难以科学评价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的绩效，最终可能会影响政策性生猪保险业务的开展。生猪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作为一种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也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而是准公共物品。生猪保险的利益是外在的，从长期利益来说，生猪保险最终真正的受益者是消费者而不是保险公司。生猪保险的外部属性决定了生猪保险应该是一种政策性保险，应该由政府参与经营管理，生猪保险的经营费用和部分保费应该由全体消费者(或者政府)承担。
（二）生猪保险的法制不健全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生猪保险监管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处于真空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政策性生猪保险作为国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一项措施，它的非营利性使它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它是准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非常明显的公益性。它是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是政策性生猪保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而我国对政策性保险业务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及相应政策予以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对农业保险的规定是，“农业保险必须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强制”。
（三）生猪保险的监管机制有待完善在我国，生猪保险监管由中国保监会监管，没有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其他政府部门不得干预农业保险经营管理机构的经营与管理。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本身所具有的同其他产业不同的风险，从而对农业保险的经营运行与监督管理有不同的要求，然而对传统的农业保险来说，经营与监管技术只是简单地套用财产保险技术与监管体系。这样，就难以实现对农业风险的有效识别、计量以及损失控制，会使农业保险经营失去方向，增加经营的成本，从而无法吸引商业保险公司进入到农业保险市场，进而抑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监管体制是中央保监会到各省保监局自上而下的模式。在我国2009年保监会的《关于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中，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所要达到的条件做出了规定，还提到了加强监督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等内容。
四、实现生猪保险监管目标的途径
（一）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在建立专门监管农业保险的机构的同时，可考虑根据各地区生猪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铺设监管分支机构，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加大监管的延伸触角，同时又要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能、监管范围以及监管权限等，发挥地方政府机构的监管职责和地区优势，既不能越位又能及时补位，起到对于监管职能的良好补充与配合的作用，从而提高监管效果。
（二）引进外部监督力量可考虑适当引入外部力量对生猪保险进行监管。例如像国外一样，引入审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审计力量对保险公司日常经营状况及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明确规定独立审计机构的审计范围、频率和质量要求，将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监管部门评价保险机构，采取监管措施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使得对保险企业经营的定期审计成为防范和化解行业经营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加强社会监督建立生猪保险参保农户消费者监督机制。要按照维护一般消费者应有权利的要求，通过电视媒体、互联网、报刊和社会调查等方式，加大生猪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认真保障生猪保险参保农民的知情权，鼓励引导参保养殖户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主动向相关监管部门反映生猪保险运行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使广大养殖户信息灵通，以切实发挥公众监督作用。生猪保险从性质来说属于准公共物品，对相关法律政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从而决定了它只能走政策化道路。生猪保险作为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一项举措，它是否能承担政府交付的政治经济责任？这一问题的答案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监管状况息息相关。
[关键词]保险资金，资金运用，资金运用监管
搞好保险资金运用有利于增强保险业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协调发展。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有利于促进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本文拟通过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路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分析，提出保险资金运用的重点，以及加强和改进监管的一些建议。
一、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路径及其启示
从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伴随着中国保险业发展，保险资金运用走过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初始阶段。从1980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保险资金运用的起步阶段，保险资金总量小，运用渠道单一。当时保险市场主体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业务总量小，1980年到1985年人保的保费收入才25亿元，加之当时的赔付率较低，保险资金运用的压力比较小。另一方面，根据有关规定，保险资金只能作为存款存入银行。
第二，治理整顿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不断拓宽，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也没有相应的专业人才，加之当时的外部环境，保险资金运用出现了无序、失控和混乱的局面。具体表现为盲目投资房地产以及各类实业项目，大量涉足有价证券、信托和股票市场。在随后的宏观调控中，这些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最终形成了不良资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第三，规范发展阶段。1995年《保险法》颁布，保险资金运用被严格限制在银行存款、购买国债、金融债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形式的投资等几个有限的领域。但由于国务院在这个时期并没有批准过其他形式的投资，所以实际上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仅限于存款、国债、金融债。直到1998年，国家才逐步放宽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限制，允许保险公司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从事现券交易，购买信用评级在AA+以上的中央企业债券。1999年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购买证券基金的方式间接进入股票二级市场，并不断放宽投资比例。
第四，专业化、市场化发展阶段。十六大以后，保险资金运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运用渠道不断拓宽，从原来的存款、国债、金融债，拓宽到可投资有担保企业债、公司债，到证券投资基金，再到直接股票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优质企业股权投资、境外投资等。2006年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和范围”。二是制度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建立起涵盖资金运营管理、资产托管管理、产品业务管理、风险管理等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使保险资金运用基本能够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三是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先后创设了九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占整个行业资产的90%，同时引导中小保险公司合资设立股份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逐步建立保险资金运用和资产管理专业队伍，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四是实行了专业化监管，保监会于2003设立了资金运用监管部，对资金运用实行专业化监管。
回顾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路径，走过弯路，教训深刻，走向规范，经验可贵，为今后保险资金有效运用与发展提供了若干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必须实行制度化。这是保险资金安全运作、保值增值的根本保证，可以确保保险资金运用不再重蹈覆辙，过去的教训是没有制度先行。制度的规定是硬约束，只有形成规章制度，才是对行为的强制规范。仅仅依靠人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更为可靠的是由完善的制度来管人。对于保险资金运用而言，制度化的基本要求是每一个业务环节、操作步骤都能够依法合规进行，核心要求是在激励相容的前提下建立部门、岗位之间相互制约的内在约束机制，发展趋势是由过去的财务运作转变到公司体制运作。制度先行，在规范中求发展，这是经过历史验证的基本经验。
第二，必须实行专业化。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方向，是保险资金运用的必由之路。在欧美发达金融市场上，保险资金运用无论采用投资部或第三方委托资产管理的运作模式，还是采用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实行的都是专业化的运作方式，设立有专业化的部门，建立专业化的队伍，采用专业化的技术分析和风险管理工具。专业化运作，有利于提高保险资金运用效率，有利于防范和化解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有利于降低关联交易、切断利益输送、防范道德风险。从发展趋势看，资产管理公司模式日渐成为保险资金运用的主流形式，采用这种模式，不仅能够获得专业化带来的好处，还能够取得规模效应。
第三，必须实行多元化。保险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决定了保险资金运用必须实行多元化，资金来源与运用必须在期限、规模、价格等方面相匹配。此外，保险资金运用的多元化也是分散投资风险的必然要求。“所有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只有实现投资的多元化才能有效分散风险，取得整体的、均衡的收益。这就要求保险资金继续拓宽运用渠道，科学配置资产，实现收入的多元化，从整体上分散和降低保险资金运用风险。
二、保险资金运用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保险资金运用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和快速城市化时期。2007年的城市化率44.9%，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每年城市化率推进1%，每年就会增加1000多万的城市人口，必然会创造巨大的需求，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个过程预计将持续到本世纪中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将创造巨大的投资需求，同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资本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的种类和规模也不断扩大，保险资金运用于投资的选择将越来越广阔。
二是经济金融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保险业已经履行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目前，保险资金可以投资境外金融市场，也可以购买境外金融机构股权。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渠道得到拓宽的同时，也直接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这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保险资金运用必须按照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方式运作，按国际规则办事。
三是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逆转。金融混业经营目前已是一种国际趋势，是国际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必然要求。银行业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普遍开展了保险业务，现在有的银行正在着手建立自己的保险公司、基金公司，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保险业务和证券业务。保险资金已经可以投资于证券市场和海外金融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混业形式已经初见端倪。这是我们面临的很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很大的机遇。在混业经营中，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一定要抓住股权投资机会，通过股权连接，共同把蛋糕做大，取得双赢。
四是金融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不可逆转。银行业粗放经营的时代基本结束，大银行风险管理薄弱的时代进入尾声，开始搞绿色信贷，集约化经营。保险业也在经历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加注重从外部引进先进的理念、技术、体制、机制，消化吸收，为我所用。
基于以上判断，随着保险资产规模的扩大和投资需求的增加，保险资金运用领域扩大的趋势不可逆转，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风险日趋复杂的趋势也不可避免。这对于保险资金运用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但是最大挑战来自于自身如何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核心竞争力不足，主要表现为运作机制不适应、技术装备不适应、人员素质不适应等方面。
目前，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资金运用方面要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抓紧建设高效的运行机制。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积极推进保险资金集中化、专业化运用，在目前已有9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中小保险机构合资建立股份制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逐步建立集中化、专业化的运作机制；二是要进一步完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大力发展第三方委托资产业务，逐步降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对母公司的依附，减少母公司对资产管理公司运行的干预；三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及时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四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高效的全面风险控制机制，尽可能将可预见的风险置于实时的监控之下。
其次，开发运用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在现代金融产品竞争的背后，是现代信息技术的竞争，是企业商业秘密的竞争。现代信息技术在保险资金运用领域，主要应用于三个方面：在辅助决策方面，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及时汇总和处理来自各渠道的信息，对管理和决策提供智能帮助；在交易控制方面，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使各种控制指令内嵌到交易系统之中，降低操作失误的概率；在风险管理方面，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各种现代风险管理工具，减少风险控制过程中的人为因素，使风险最小化。
第三，培养优秀的投资管理团队。保险资金运用领域近年来才得以逐步放开，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普遍缺乏长期的经验积累，普遍缺乏优秀的投资管理人才。培养优秀的投资管理团队，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不断提高个人的素质，一方面要努力塑造先进的投资理念和优秀的团队文化，打造整体的竞争力。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重要。
三、当前保险资金运用的重点领域
在现代保险经营中，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已经成为保险经营的两大支柱。从国际范围来看，承保业务基本上是微利的，行业利润主要靠投资收益。
保险资金主要来源于权益资本和各项准备金，这就决定了保险资金的运用必须首先服从并服务于保险经济补偿职能的实现，保险资金的运用必须遵循安全性原则。
世界上存在两种经济，一是实体经济，二是虚拟经济。现在虚拟经济在上总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具有的复杂性、高风险性等特点。虚拟经济的演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日本在上个世纪的泡沫时期经历了一个大牛市的神话，1984年股指第一次突破10000点，90年初达到48000点。低利率和股价的不断攀升又刺激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的上涨，推动了整个资产泡沫不断膨胀。1995年，股市从高点一路狂跌，到现在仍只是最高点位的40%左右。虚拟经济的破裂，导致日本实体经济连续低迷十余年。
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也出现类似的调整和震荡。上证指数从2006年初的1000多点，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一路攀升到6000多点，最高摸到6124点。在这段时间里保险投资收益对行业利润的贡献度已经达到了1121%，特别是股市收益对投资的贡献率是95%以上，这也是中国投资对利润贡献的一个神话。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证指数一路下跌，目前已跌破3000点，市值蒸发过半。保险资金的投资回报相应地锐减。这充分说明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如果在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配置到股票的资产比例过高，在股市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保险资金的回报率和安全性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导致部分保险机构出现偿付能力危机，最终损害投保人利益，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周期性运动反过来又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实质性影响。因此，在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从而选择合理的战略配置。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实体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处于资产证券化、有价证券市场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虚拟经济也在快速发展。保险资金运用，从长远看，从战略上看，首先要做好的是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只要实体经济这条腿站稳了，虚拟经济这条腿才能迈出去，迈得远。其次，要做好投资实体经济与投资虚拟经济之间的联动，如果二者长期完全脱离，那将酿成某些严重后果。
当前，保险资金投资实体经济的重点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对优质企业的股权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领域：一是能源领域。无论采取什么先进技术，中国将长期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国家，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很强。二是资源领域。经济的发展能走到多远，最根本的就是能源、资源的约束，这决定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三是交通领域。保险资金投资于这三大基础设施领域符合国情，也符合保险资金获取长期稳定回报的要求，抓住这三个领域，就抓住了核心。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项目，就是由政府主导、商业运作、受经济周期影响小的项目。如果由政府主导，财政先支后收，政府在税收等政策上给予转移支付，则安全性较高。再如通过人大纳入预算，财政每年通过预算还本付息，风险可控。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区域，就是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以及部分大中城市。在回报最高的地方投资，有利于保护广大投保人的利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
四、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
面对新形势，保险资金运用监管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加以改进：一是制度建设还远未跟上快速发展的形势，二是监管人员的数量和素质还跟不上业务快速发展的要求，三是监管手段还落后于整个金融业监管的先进水平。要改变这种状况，实现“控风险、促发展、保安全”的目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保险资金运用监管。
一是加强监管信息化建设，抓紧实现全天候、零距离在线实时监管。保险资金运用的规模不断扩大、运用领域不断拓宽，单纯依靠人盯人的人海战术，监管人员再多，也无法保证有效监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依靠监管手段的创新，加强监管信息化建设，最终实现全天候、零距离的在线实时监管。首先，加快保险资金监管系统建设，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既要满足现阶段的监管需求，又要有灵活性、超前性和可扩充性，满足将来一段时期的监管需要，以及与被监管对象和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系统对接的需要。其次，大力推动保险机构的信息化建设，并实现与监管信息系统的对接，可以将信息系统建设和运行情况作为是否核准保险机构开办新业务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三，积极推动保险资金监管系统与其他金融监管系统实现对接，监管信息互通，监管资源共享。
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反馈调整机制。监管与经营信息的不对称、不真实，监管部门做出的决策很可能会发生偏差。要建立有效的信息反馈和调整机制，通过沟通交流来减少监管信息和业务信息的不对称现象。监管部门在制定政策制度的时候，可以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专题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监管政策制度制定之后，还可以通过举办政策培训班的形式，主动向保险机构解释监管政策制度制定的背景、意图和逻辑联系，提升认识，加深理解，提高执行监管政策制度的自觉性。
三是加强监管队伍建设，着力提高监管者素质。目前，保险资金运用紧密贴近国内外各个金融市场，对监管队伍要求很高，需要有既熟悉保险市场，又熟悉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既熟悉虚拟经济，又了解实体经济，既掌握国内金融市场运行，又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状况，既懂业务，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加强监管队伍建设的着力点，在于提高监管者的素质，重点是更新监管理念、提高业务技能。
四是鼓励创新，加强对创新型产品的监管。保险资金运用监管既要支持和鼓励保险产品创新，又要加强对创新产品的监管，规范保险机构的产品创新行为，防止误导，防范风险，提高监管的权威，更好地保证创新产品的安全和有效发展。加强对创新型产品的监管，首先，把好准入关，对创新型产品本身的风险，以及保险资金运用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进行严格审查，对投资境外金融市场的产品，还要确认其境外合作对象的投资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根据国际经验，应严格禁止保险资金从事以获利为目的的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对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也要加以严格监管。其次，进行持续监管，对创新型产品的市场表现和所承担的风险予以持续关注，及时进行风险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