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为本书作序说：
一位90后的青年学子，以她非凡的勤奋和毅力，从小学、初中、高中，直到考上北大。一路走来，如她所述，经历过痛苦、烦恼、惊讶、失落，但依然能勇往直前，每一阶段都为自己制定了很明确的目标，去努力追求。
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不光要看到安琪能在小学、中学、大学都考高分，更重要的是从她的成长过程中得到启迪，仔细想想自己在学习中究竟缺少了些什么……
幼儿园时长相难看、思维愚钝、性格木讷的我被冠以“纸豆腐”、“‘肉’小孩”的绰号。我就是别人看的热闹。
但是，我居然也能在小学期间考完了古筝九级，居然也能在数学竞赛中获奖，居然还跳级了！或许，比起所谓的高起点，我们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
逃离幼儿园
幼儿园是我人生中十分痛苦的时光。
或许是那些记忆太深刻了，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幼儿园时的某些细节。
我实在长得不太好看：发黑的没有光泽的皮肤，与脸部比例毫不相称的凸脑门，而且非常胖。我打小没有从他人口中获得什么正面评价。因此，我的性格也十分孤僻、懦弱。
“肉”的评价，是我十岁以前难以走出的心理阴影，也确定了我幼儿园时光的基调。
绘画课上，别的同学画出美妙的图案，什么太阳、月亮、男孩、女孩之类的。而我则在一张纸上画了十条歪歪扭扭的竖道，被批为“没有画画才能”。展览时，我的画被放在了角落里。母亲问我：“你画的是什么？”我慵懒地、面无表情地答道：“面条。”
数学课，我听不懂老师讲什么，百无聊赖。做手工，我每次都会弄丢一些部件，做出四不像的东西。
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舞蹈班。记得有一年“六一”儿童节，舞蹈班的全部同学都应邀去演出。我站在队伍的最后一排，期待着登台。然而，当队伍快走出幼儿园大门时，我却被告知，因为跳得不好，我成了全队中唯一一个没有资格参加演出的。
爸爸妈妈又给我报了国画班。然而，每次上课，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而且，我常常把墨水洒在自己衣服上，惹得全班笑话。
每天，我都是哭着走进教室的，然后，煎熬地度过灰色的一天。
渐渐地，我成了全班最孤僻、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中午吃饭时，同学们吃完一碗菜可以盛第二次，而我不被允许盛第二次菜。分组玩游戏时，同学们都不愿意与我分到一组。男同学欺负我，女同学嘲笑我。让我下决心“逃离”幼儿园的，是这样一件事：
记得当时，每天午睡后，老师便会让全班大部分同学在桌上“趴着”，选一部分表现较好的同学，去旁边的“儿童园地”里玩耍。玩耍的要求是：不出声，不闹腾。在过去的两年中，全班所有同学，除了我，都在“儿童园地”中玩过。直到上大班的一天，我竟然被老师选中去“儿童园地”中玩耍！
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位男同学，其中一位就对我耳语：“你扮演一个睡着的人，躺在地上，我们也扮演睡着的人。”然而，在我躺下没几秒钟时，一只脚就径直踩在了我的心口上。惊吓与疼痛，让我不禁“啊”地大喊了起来。原来，是另一位男同学故意把脚踩在了我身上。
“老师，徐安琪出大声了，该让她出去。”两位男同学异口同声地向老师告状。
老师听到了我的大叫声，毫不犹豫地听从了他们的举报，认为我破坏了“别出声”的规则，罚我出来。我唯一的一次荣誉，竟有了这样的结局。内心仿佛烧起了烈火，挣扎着，痛着，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哇哇大哭起来，试图向全班申诉自己遭遇的不公……
“心口一脚”踩到了我的最痛处，踩掉了我仅有的尊严，更踩掉了我一直以来的懦弱和蒙昧。或许是物极必反，从这一脚开始，很“肉”的躯壳被不可思议地注入了强势的灵魂。我清晰地意识到：要摆脱被人欺凌的命运，我，要逃离幼儿园。不是或许，而是必须，立刻，马上，别无二话，别无选择！
当天晚上，回到家中，我用颤抖的嗓音，郑重地告诉父母：“我再也不去上幼儿园了。”母亲认真倾听了我的讲述，她对我的遭遇感同身受，相信我的确受到了巨大的心灵打击，对我百般抚慰。
第二天，父亲仍坚持要送我去上幼儿园。绝望的我被父亲强行送到了幼儿园的门口——天哪，那可怕的大门！
“不行，我不能进去！”
在父亲放下我，转身准备回去的时候，我竟一反两年来的常态，突然转身，以百米飞跑的速度，冲到父亲身边，紧紧抓住他的衣服。父亲被反常的我吓到了，我的眼神中透出从未有过的决绝与坚毅，浑身散发的巨大气场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好，我们回家。”父亲妥协地说。
人生中第一次，我勇敢、顽强、机智、坚决——通过说“不”，通过逃离，掌控了自己的命运！
坦率地说，我在幼儿园这个模拟的环境中，过早地体会到了生存的艰难，但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以一个反抗者的身份有尊严地离开。
从“弱智生”变为优等生
从幼儿园“逃学”后，因为实在没地方去，在爸爸妈妈的“忽悠”下，我便同意试着提前一年上小学。母校“红旗小学”接受了我。按现在的理解，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在初入小学的那些日子里，我是个糟糕透了的孩子。
科技课上，同学们总能做出像样的发明，而我往往一无所获。什么电源，电池，马达，录音机，杠杆……几乎所有同学都对这些玩意儿无师自通，只有我很难理解这些东西。比如，某节课上，同学们说要制作一个“马达”。凭常识，它应该或多或少与马有着天然联系。想到能接触动物，我兴奋不已。然而，让我失望和不解的是，我们既没有去马槽，也没有看到玩具马，只看到了一堆杂乱的电线和电池。科技课的几个小时中，我焦虑、痛苦、煎熬。在我的印象中，最“没有意义”的课程，就是手工课。不过，我对剪刀的兴趣却并不淡漠。小学一年级的某一天，我带着妈妈买的新剪刀上课。在语文课上，我边听课，边亲手用剪刀把自己的运动裤剪了个洞。我的动机非常简单：试试这把剪刀快不快。后来，常有同学为此捧腹大笑。
穿反衣服不察觉，不会系鞋带，不会嗑瓜子，不会唱歌……这些糟糕的事儿，或者，按现代的话语说，叫“囧事”，总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小学一年级的一件事，让我挨了严肃的批评。但它对我的成长而言却并非坏事。
那天是周五，下午快放学的时候，老师正好不在，班里一位强横调皮的男同学就欺负一位娇弱的女同学，把她欺负哭了。
当时的我，是一名平常乃至平庸的学生。然而，不知怎么地，看到被欺负的同学，我顿时感到义愤填膺，难以忍受，我冲到那位男生面前。
“你，凭什么欺负人？”令所有人一惊，我这位被人忽视惯了的一般人，竟然冲到那位男同学面前，大声质问。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轮得到你来管我吗？”这位男同学露出狡黠而轻蔑的笑容，显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做错事了！向她去赔礼道歉！”我的声势愈发大了。内心的能量像火山般爆发了出来。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
“道歉？不可能！你给我闪开。”他冲我说道。这句话，颇有点“最后通牒”的意味。
我已无话。此时，我感到自己已被推到了某个危险、紧急而重要的当口上，必须做决定了。“撤退”，还是“进攻”？我抬起头，看到他傲慢的神色，突然举起双手使劲推他。
学校的校门口，有一个几百米的大斜坡，一直通到马路。就这样，我来势汹汹，他的力量很大，我们迅速扭打在了一起。一不小心，我腿一软，滚到了坡上，他也倒下来了。于是，我们俩就边扭打边滚，直到滚到了坡下……
众同学追了下来。“别打了，别打了。都回家吧！”一位颇有威望的同学劝解道。
我和这位同学对望着，呼呼喘气，累得谁也说不出来话。我的心中，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正义感与勇气，男同学的眼中透出一种惊讶与招架不住的慌张。我胜利了。至少，我威胁到了这位欺负人的同学，成了一个能主持正义的人……
也正是这次打架，我开始有了抗争和维护正义的力量和勇气。这件事，是我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它考验了我的勇气，给予了我敢于出头的信心。此后，我敢于大声说话了，敢于发言了，甚至连性格都开朗了起来。
一个学习差、体力差、影响力差的小孩，一个典型的“软柿子”，居然敢于“不自量力”地承担起拯救他人的责任，奋不顾身地挑战强悍的势力，这实在荒唐。
小学二年级时，我们早已学过了加法，并已经开始学习乘法。
有一天，数学老师向全班发问：“3加4等于多少？”显然，这是一道极其简单的题目。我踊跃举手，经点名后站起来，大声回答：“等于8。”
老师很错愕，同学们都大笑。数学老师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走近我，仔细问：“3加4等于几？”
不知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我的回答仍是：“8。”
后来，老师又问了几次，我仍然作同样的回答。旁边的同学，都已经开始拍桌子、跺地，笑得前仰后合了……
我很感谢当年的数学老师。有耐心、有包容心的她没有当众指责、惩罚我，而是在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我妈讲述了白天的情况，并建议：“是否带孩子去医院看看脑子？”
就这样，第二天，我被批准回了家。或许，大部分家长，都会对孩子进行“严肃批评”，或真的带孩子去医院看脑子、查智商。母亲既没有批评我，也没有带我去医院，甚至没怎么提这件事。她只是让我在家踏实休息。而我，正因为足够蒙昧、足够愣，居然也并不关心自己为什么突然“被放假”了，也并不关心妈妈为什么让我休息。只是听话、照做，睡到天昏地暗。
休息的那几天，我得到了极大的放松。妈妈还跟我谈心，鼓励我。几天后的清晨，当我再次背起书包时，顿觉阳光格外灿烂，步履格外轻盈。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的头脑一片清明，全然没有了从前的糊涂劲儿。
再回到班里，同学们纷纷考我“3+4等于几”。我不假思索地回答“7”，此时，大家反倒觉得惊讶了。数学老师很兴奋，也很纳闷。我似乎还变聪明了。此后的数学课上，我总是抢答问题，并总能以超快的速度回答简单的问题，以较快的问题回答较难的问题，甚至喜欢钻研很难的题目。老师和同学们很惊讶、很好奇：“怎么回家了几天，回来就变了一个人？”
我的改变给老师带来了巨大的信心。于是，老师安排我进入了“数学竞赛小组”。当时，全班只有5个人进入这个小组。
成为“数学竞赛小组”的一员，便是我求学历程中的关键点，是我由差学生变为好学生的转折点。至今，我对数学老师的安排充满感激。
从此，我对数学的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当很多同学只能踏实学四十分钟时，我能够静下来两个小时投入学习。当很多同学看到简单题不屑于做时，我却让自己以平和心态应对，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当很多同学看到较难的题目，不愿意琢磨时，我却乐意动起笔，列出多种解题的方案。
我喜欢在台灯下静思，喜欢靠在堆满草稿纸的沙发上计算，喜欢对着一道题目让思路疾驰千里，喜欢在散步中进行奇思妙想，喜欢有关数学的一切。
而此时，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数学词典》。这本书里面包含了大量数学名词、定理和公式。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至今我都看不懂。但是，每当它出现在我的眼前时，它就提醒我：一座奇妙的数学殿堂在等待着我，只要我奋进，就一定能到达。
有些书是为了让你看懂而买的，有些书是为了让你看不懂而买的。或许，这就是《道德经》里讲的“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道理吧。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投入，几个月后，在小学二年级的下半学期，我便获得了数学竞赛“全区三等奖”。三年级时，我获得了数学竞赛“全区一等奖”。对于起点如此之低的我，这自然是一种殊荣。
我把我从前的这种迟钝叫作“钝感力”。有时候，“钝感力”就是我们面对非议时保护自我的武器，它会让我们变得皮实、“耐摔”，它会保护我们的信心和锐气。“钝感力”对我们的成长太重要了。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一颗敏锐的头脑，有时还需要一颗“钝感”的心。
跳级，在流言蜚语中爆发
到了小学五年级，我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年级全科学习第一名。当时，我已达到古筝九级，在数学、绘画、作文、英语等诸多科目的比赛中都获过奖。在班上，我还担任了五科的科代表，并获得了“白帮老大”的称号。“白帮老大”区别于“黑帮老大”，后者是一位成绩差、破坏力强的同学的绰号。而我，则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正面的力量”。
有时，我试做六年级的卷子，也并不感到题目有多难。
就在这个时候，几位较优秀的同学开始看不惯我了。他们开始制造一些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并轮流到老师那里打我的“小报告”。由于同学们“主流意见”的偏向，我的三门科代表职务陆续被免了。
我很痛苦，每天盼着赶紧回家，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忍不住了，在家里放声大哭。一个念头闪现了：既然这个环境容不下我，为什么不逃离这里？
跳级！“要不，就像提前上小学那样，我再次跳级，直接去上初一？”我颤抖着对父母说出了这个想法。
“女儿，你有这样的想法，妈妈很欣慰。接受挑战不是坏事。只是，你对自己有多少把握？”
一番讨论，我们拿定了跳级的主意。
小学班主任和校领导当即同意了我们的想法。他们想成全我的想法，尽管这个想法有点离奇。
高井中学也表示愿意接受我。前提是我必须以较好的成绩通过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
白天，我照常去上学，傍晚一回家，我便埋头预习、复习、做模拟题。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大成长、大超越的感受。
〔关键词〕网络欺凌；青少年；述评
〔中图分类号〕G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17）03-0004-04
第3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调查表明，截至2015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50.3%，网民规模达到6.88亿。毫无疑问，互联网革新了我们的生活模式。尽管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但也需要为一系列新生的负面行为买单。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人们开始用网络接受教育、工作、社交，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实施攻击行为。
近年来，一种新兴的网络攻击行为得到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即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网络欺凌是指个人或群体通过电脑、手机等互联网设备，故意、反复地伤害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个体的一种攻击行为[1]。本文旨在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和分析目前有关网络欺凌研究的概念、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理论解释，评述目前有关网络欺凌研究中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制定有效的网络欺凌行为预防与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一、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异同
研究者认为，网络欺凌是欺凌行为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甚至可以用“新瓶装旧酒”来形容[2]。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确实有相似之处：首先，二者都是有意而为之的攻击行为；其次，二者都发生在力量不平衡的个人或团体之间。就传统欺凌而言，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身体上的力量悬殊，而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性在网络欺凌中主要表现在网络技术的使用技巧上。此外，网络行为的匿名性也为网络受欺凌者带来了无能为力感，也可看作力量不平衡的表现之一[3-5]；再者，二者都有重复发生的特点[5]。
网络欺凌作为传统欺凌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二者除了有相似之处以外，也有不同。为了把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区分开来，研究者描述了网络欺凌的七个特征：
（1）网络欺凌行为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网络技术知识。
（2）网络欺凌行为主要是一种间接的欺凌行为，而不是面对面的欺凌，是匿名的，因而很多人在感知到匿名性的情况下会做出许多去个性化行为，即在匿名的环境下说出和做出在传统人际交往过程中不敢说的话和不敢做的事[6-7]。
（3）在网络欺凌中，由于时空距离较远，实施网络欺凌者不能以直接的方式马上知晓自己的行为给网络受欺凌者带来的伤害，因而减少了对网络受欺凌者的歉意及移情[8]；而在传统欺凌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欺凌者往往能够直接观察到自己的行为给受欺凌者带来的伤害，并可能会因此停止后续的欺凌行为[5]。
（4）网络欺凌中旁观者的角色比传统欺凌中旁观者的角色更加复杂。
（5）传统欺凌者的欺凌动机是通过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来获得在同伴中的地位，而网络欺凌则不具有这样的特征。
（6）由于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欺凌的潜在观众比传统欺凌要多得多，任何网民上网都有可能会看到网络欺凌事件，而在传统欺凌中，可能只有十来个人旁观欺凌行为[5]。
（7）网络受欺凌者很难摆脱网络欺凌，因为网络行为不受时空和地域的限制，不管他们在哪里，欺凌者都可以给他们的手机或电脑发送消息或者在网上对其进行负面评论。而对传统欺凌而言，Smith等人称“哪里有学校哪里就有欺凌”[9]，传统欺凌一般发生在上学日的学校或者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10]，而对网络欺凌而言，由于网络行为不受时空限制，网络欺凌行为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内的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发生[11]。
综上，网络欺凌和传统欺凌间存在着差异，教育工作者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定网络欺凌的干预措施，不可与传统欺凌混为一谈。
二、网络欺凌的发生率
网络欺凌的发生率一直是研究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尽管网络欺凌行为的发生率不及传统欺凌行为的发生率高，但还是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参与过网络欺凌，并且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网络欺凌行为也出现不断上涨的趋势[12]。
有研究表明，有大约19%的10～17岁的青少年参与过网络欺凌[13]。以过去两个月为时间段的研究发现，有4%的青少年实施过网络欺凌，11%的青少年遭受过来自他人的网络欺凌，7%的青少年既是网络欺凌者也是受欺凌者[14]；在过去6个月内，有24.2%的学生每周至少有一次网络受欺凌经历[15]；在以中国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有34.84%曾是网络欺凌者，56.88%曾遭受过网络欺凌，26.84%既是网络欺凌者也是网络受欺凌者[16]；对网络欺凌的相关研究的元分析表明，网络欺凌大约有10%～40%的发生率[5]。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研究者们对网络欺凌的定义不同，被试群体不同，测量问卷的差异及考察时间段不一致，因而网络欺凌行为在已有的各个研究中的流行率变化幅度较大，但所有研究均表明网络欺凌确实是现如今青少年群体面临的一种严重的现象，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5]。
三、网络欺凌的影响因素
1.个体因素
与传统欺凌一样，个体的年龄与性别也是网络欺凌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但关于年龄、性别与网络欺凌的关系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以五、八和十一年级的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年龄与网络欺凌行为之间呈倒U曲线的关系，五年级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率最低，八年级学生的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率达到12.9%，到十一年级，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率又下降为9.9%[17]。
一些研究者发现，男孩和女孩在网络欺凌和网络受欺凌角色中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13-17]。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欺凌是间接欺凌的一种形式，因此女孩比男孩更多地参与网络欺凌[14]。而更多研究者认为与现实欺凌一样，参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大多数为男生[18-19]，而女生在网络欺凌中的角色更多的是网络受欺凌者[20]。
除了性别和年龄等人口学因素外，人格特征也是影响网络欺凌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移情能力会负向预测其网络欺凌行为，随着移情的降低，相应的网络欺凌行为就会增加[21]。不论是情感移情还是认知移情，对网络欺凌行为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2-23]。自恋也是研究者在网络欺凌的相关研究中广泛关注的人格特征之一，自恋与网络欺凌行为显著正相关[24]。网络为自恋提供了一个自我呈现的平台，自恋水平越高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线上活动，因而也就越容易导致网络成瘾及网络欺凌行为的产生[25]。此外，道德推脱也是网络欺凌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网络欺凌者与网络欺凌/受欺凌者的道德推脱水平显著高于网络受欺凌者和未参与网络欺凌者[26]。另外，个体的自尊、归因方式等特征也是网络欺凌的重要预测因素[27-28]。
2.家庭因素
家庭作为人成长发展的重要子系统，对人的身心及行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父母情感联结较强的青少年，即便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父母的监督，他们也很少会做出与父母的价值观不一致的行为，因而其参与不良行为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反之，与父母情感联结较弱的青少年，其不良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则相对较高[29]。研究者们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上网行为直接相关，是青少年风险性上网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权威型父母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的风险性上网行为越少[13，30]。还有研究者表示，父母对青少年上网活动的规定越严格，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监督越频繁，惩罚越严厉，则青少年实施网络欺凌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13，31]。此外，在家中接触电脑的机会也是网络欺凌行为的一个预测因素，研究发现，在家中的私人区域上网的机会越大，参与网络欺凌的可能性越大[31]。
3.社会环境因素
除了个体自身的因素和家庭因素外，影响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因素还有社会环境。例如，校园氛围可能会预测学生之间的网络欺凌行为，消极冷漠的校园氛围可能使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冷漠，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很可能会采取网络欺凌行为来攻击他人[5]，那些与学校情感联结紧密，感知到公平、公正、和平、愉快的校园氛围的青少年参与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的可能性都比较低[32]。另外，研究者还认为同伴支持也是影响网络欺凌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来自同伴的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的网络欺凌行为显著负相关，同伴支持越少的青少年，参与网络欺凌行为的几率也越大[32-34]。
因此，在网络欺凌行为的干预活动中，不仅需要注意个体差异，还不能忽视父母在其中的关键作用，还应该探讨环境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影响。
四、研究展望
国内外关于网络欺凌的研究已取得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未来的研究中，仍可朝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就被试而言，目前大多数关于网络欺凌的研究都是以青少年为被试群体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根据CNNIC的调查报告，青少年群体只占网民群体的21.4%，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大对其他群体的研究以扩大网络欺凌的研究范围。
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法来进行收集，可能存在社会期许效应，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例如教师评定、家长问卷等更客观的调查方式来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另外，在有关网络欺凌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横断研究的方法，很难确立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采用追踪研究对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检验。
第三，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很多研究未对传统欺凌进行统计控制，而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可能具有协同发生的现象[5]。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在测量网络欺凌的同时，对被试的传统欺凌行为进行调查，并在统计分析时对被试的传统欺凌行为进行统计控制，以考察各因素对网络欺凌的纯净效应。
第四，就研究内容而言，大多数关于网络欺凌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对这一现象的描述阶段，较少考虑背后的行为机制。只有深刻地了解了网络欺凌的影响因素及其中的作用机制，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有效制定相关网络欺凌行为的预防和干预计划，从而减少网络欺凌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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