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创新体系科技社团集成论
1集成的基本理论概述
美国的约瑟夫•哈林顿博士在1973年首次提出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的概念,其基本观点体现了集成的思想,在计算机系统的基础上把企业的制造过程中的各个部分,即决策、经营、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从此,广大学者将集成作为学术术语进行深入研究和运用。
在我国,集成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是集成思想研究的奠基人,他于1989年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处理开放的复杂系统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综合集成方法,这为集成的思想和方法奠定了基础。另外,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集成的概念作了探索,归纳起来共有四种:(1)中国人民大学李宝山教授等认为集成是主动寻优的过程,要素只有经过优化选择搭配并以最合理的结构结合在一起才能称为集成,而一般性的结合不能称为集成[1]。(2)中科院戴汝为教授认为集成就是集其大成,即将复杂事物中的精华部分组合在一起达到最优就是集成[2]。(3)华东理工大学龚建桥教授等认为集成是将独立的若干部分加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3]。(4)武汉大学海峰教授等认为集成不是要素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要按照一些集成规则进行组合从而提高有机整体的功能[4]。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对于集成并无一个统一的概念定义。学者们对于集成的内涵和外延的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基本认同集成就是要素的集合。集成与传统的系统理论又有差别,一般的系统理论认为系统有特定的边界,有内外环境之分,而集成更具动态性,它的边界是模糊,呈现出一种“泛边界化”的态势。因此对于复杂巨系统来说,集成的方法更适用。
2创新体系对集成的需求
创新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社会系统。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与中介机构是构成创新体系的五大主体。这些系统、要素和环境之间纵横交错、紧密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的运行效率是影响技术创新的关键指标。
林昭文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及其增进研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过程包括两个方面[5]:第一,生产知识都要有一定的要素投入,可以认为创新过程就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因此国家创新体系表现为技术体系起作用的结果;第二,国家创新体系不仅是一个创新主体的要素投入―产出过程,更是创新主体间互动合作的协同过程。即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不仅取决于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更重要的是创新主体及各相关要素间通过相互联结产出网络效应,激发创新行为的有效性。这两种效率共同决定国家创新体系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通过对创新体系二元效率的分析表明,可以通过加强创新主体之间、创新主体与相关支撑机构之间的联系,形成联系密切的、互动的知识流动网络,增强网络效应,从而提高系统的效率。从集成论的角度来看,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社会集成系统,在主体作用下,通过建立规则,使要素形成集合,并通过要素间内力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体。这个集成系统,包含着随机性,如果放任自流,会导致知识无序流动、技术扩散效率低下。同时这个集成系统的规则性多于随机性,可以通过有效的集成管理,促进知识有序流动,提高技术扩散效率。集成创新体系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整合增效,即在强调各创新主体作用的同时,强调集成增效,克服资源利用率低下,创新风险大,信息不对称等阻碍;二是泛边界资源整合,即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突破各创新主体的组织边界,进行资源的整合,实现低成本的技术创新;三是协同旋进,各创新主体间应该通过联盟式的组织,相互优势互补、匹配,共同推进,共谋发展,实现多赢的局面。
3科技社团在集成上的优势
科技社团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其本身是具备科技组织特性、虚拟组织特性、中介组织特性、非政府组织特性和非营利组织特性的社会组织,能利用其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跨学科的优势,集成科技力量,优化配置科技资源,促进知识转移和技术扩散。
3.1地位优势
近年来,政府机构不断深化改革,一些原属于政府的职能逐渐向第三部门转移,这为科技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科技社团凭借其非政府组织特性、非营利组织特性和中介组织特性,承担着其他部门和机构难以涉及的社会职能。同时,科技社团作为智力密集、人才荟萃的科技组织,本身又具备权威性和高知识性。这些地位优势为科技社团开展科技创新活动,集成科技力量提供有力的保障。
3.2科技资源整合优势
科技社团是由科技工作者组成的虚拟组织,最广泛地联系着各界科技工作者,能及时掌握各学科,各行业的前沿信息。这些科技工作者大部分来自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创新主体。因此科技社团也是各创新主体的支撑要素,科技社团与各创新主体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这种独特的联络机制,科技社团能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建立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广泛联系,起到桥梁和枢纽作用。同时,在推进知识转移和技术扩散方面,科技社团作为横向联系强、组织网络健全的组织能够利用其虚拟组织特性,发挥自身学科融合交叉的优势,将不同部门、行业和区域科技力量加以集成,促进各创新主体间良性互动,有效促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
3.3经验优势
多年来,科技社团依托其网络健全、人才密集、信息渠道广泛的独特优势,不断开展各种科技服务活动,如为政府、企业等单位和行业提供科技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在科技界和产业界之间牵线搭桥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如“金桥工程”和“千厂千会协作行动”。这些活动已见成效,供求网络已形成规模。凭借这一系列的活动经验,科技社团完全有能力站在更高的层面上,集成科技力量,牵头组织产学研科研合作项目,组织或参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从而引导知识有序流动,提高技术扩散效率,不断为科技创新服务。
4对于两岸创新体系建设的启示
自1992年以来,两岸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在技术引进与创新、资源开发与利用、创业投资与产业发展等方面,两岸各有各的经验和优势,同时各自也存在劣势和不足,因此,共同构建海峡两岸创新体系,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双赢、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技社团要发挥其在创新体系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创新体系的建设做贡献。
4.1科技人员的集成
建设海峡两岸创新体系,人才要先行,使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两岸创新体系建言献策。在这一方面,科技社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通过各种活动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举荐人才,促进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一是科技社团应当积极主动吸引台湾地区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加入学会,为科技社团注入新鲜血液。尽管目前许多学会吸纳了一些台湾地区个人会员,但这一比例明显偏小,这不利于破除海峡两岸科技文化的隔膜,因此应该适当增加台湾地区个人会员比例。二是促进两岸科技交流常规化、制度化。近几年,两岸科技交流形式日趋多样,规模不断扩大,往来日渐频繁。通过两岸学者的头脑风暴,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难题。科技社团为两岸科技交流做出了不少贡献,比如举办海峡两岸科技与经济论坛、海峡两岸管理科学论坛、派遣专家学者到台湾省进行访问考察、参加展览技贸活动等。因此,科技社团应当继续发挥科技交流方面的作用,促进科技交流常规化、制度化。三是集成两岸专家学者,建立专家库和智囊团,为两岸科技合作项目发挥专家的咨询和评审作用。科技社团广泛联系着各行各业的科技工作者,掌握各个行业的前沿信息,对于建立专家库、智囊团具备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科技社团应该发挥自身优势,建立、使用和管理好两岸专家库、智囊团。
4.2科技组织的集成
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合作,是两岸创新体系的直接表现。不管是科技交流还是学术探讨,最终都要取得实效,达到科技与经济的相互转化,使两岸人民得到直接利益。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如何使资源流向最高收益率的产业,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增大两岸优势互补效应等诸多问题。在这一方面,科技社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科技社团应当积极争取台湾地区优秀企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学会,为两岸科技产业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两岸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创造便利的条件。二是由科技社团牵头组织海峡两岸产学研科研项目。两岸科技社团要实时沟通,充分利用自身的网络效应,积极牵线两岸企业、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间的科研项目合作。
由于科技社团站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科技人才高度密集,信息渠道比较广泛,凭借此优势可以消除两岸科技合作中人才缺乏、信息不对称的阻碍,提高产学研科研项目的成功率。三是组织或参与海峡两岸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这一过程对于企业至关重要,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科技社团作为智力密集的组织要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帮助企业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组织专家与企业联合攻克技术转化难题,帮助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活力。
参考文献:
[1]李宝山,刘志伟.集成管理――高科技时代的管理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戴汝为等.智能系统的综合集成[M].杭州:浙江科技出版社,1995.
[3]龚建桥等.科技企业集成管理研究论纲[J].科技管理,1996,(3):16-19
关键词：科技创新；中俄科技合作；合作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5.4；F12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0-0044-02
引言
科技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强调，要把科技创新放在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创新推动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现阶段，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技术贸易中占据大约80%的市场份额，中国和俄罗斯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地位相对被动，因此，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显得至关重要。俄罗斯发展创新经济的诸多有利环境和中国雄厚的经济基础也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条件。目前，神五、载人飞船、蛟龙号、7000米海试、第四代核电技术、火星科考、北极科考等项目都包含中俄科技合作的成果，科技合作项目也在中国5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39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中稳步推进[1]。通过科技合作，中俄两国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扩大高技术产品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提升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中俄两国应通过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不断扩大科技合作领域，进一步完善科技合作环境建设，为增强中俄两国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提供推力。
一、以技术互换方式实现模仿创新
技术互换作为一种较早产生的国际科技合作方式，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科研人员之间互相交换技术合作信息、共享科学研究资源的活动。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传统科技优势的科技强国，至今共有2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具有世界领先的科技发展水平。中国特别重视在科技创新发展上提供支持，通过增加经费投入、聘请国外专家和引进先进设备等方式不断加强国家和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中国拥有的本国发明或引进改造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都符合国际标准检验的条件，且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如在俄罗斯引入和应用必将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在民领域，中方的民用实用技术也能为俄方提供很好的参考[2]。
以技术互换和合作为目的的交流互访是实现模仿创新的重要形式，通过交流学习有利于寻找双方合作的切入点，在加深了解的过程中找到开发技术的具体措施。中国国家科委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与俄罗斯科技部“俄罗斯之家”以及俄罗斯高教委“国际科学中心”为了更好地引进中俄技术和人才、推动两国科技成果转让，共同成立了中俄“科学与高技术中心”协会，旨在促进两国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根据中国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科学合作协定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也已进入了实质性合作阶段，该中心会根据研究工作和互访学者的需要，采用“双基地”的形式，即在中科院空间中心和位于伊尔库茨克、具有很强研究能力和地面观测设备的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日地物理研究所分别建立研究基地，在各自的研究基地配置专供对方来访研究人员使用的必要日地物理观测仪器以及办公室等设备[3]。引进技术专家和人才互访的方式直接、便利和简捷，己成为促进中国与俄罗斯科技合作的重要途径，能够实现技术的有效衔接和知识的有益交流。同时，两国还可以通过现代通信系统交换信息资料、寻找适当的合作伙伴以及推荐和评估项目，实现多种形式的科技合作。
二、以技术互补方式促进合作创新
互补是促进合作达成的关键因素。中国与俄罗斯在资金、技术、设备、自然资源等方面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而且彼此的优势能弥补对方的不足。高技术领域的互补合作可以缩短技术的研发周期，促进双方技术竞争力的提升。统计数据显示，俄罗斯在当今世界决定发达国家科技实力的50项重大技术中有12―17项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包括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在决定发达国家科技实力的100项突破型技术中，俄罗斯有17―20项与西方发达国家实力相当，另有25项经过几年研究开发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技实力雄厚[4]。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卢布价值的波动促使俄罗斯把主要的财政力量运用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对决定国家长期竞争力的科技投入比例极少。
中国的科技实力不强，但近些年来在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都显著增加。中国的R&D经费投入从2007年的567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905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现居世界第3位；人力资本投入强度也于2013年突破2%。中国较强的R&D经费投入有效地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支持。另外，中国还通过建立中俄科技合作专向合作基金等为合作提供资金保障。中国对科研机构的鼓励和扶持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条件。
以技术互补促进合作创新的方式对于中俄科技合作的应用很广，它涉及航空航天、宇宙通讯、高能物理、船舶、交通通讯、微电子、能源、新技术和新材料等众多领域。中国的很多地区和大学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或设备优势吸引俄罗斯的高技术人才从事研究；与此同时，建立相应的合作载体与平台，引进、消化和发展技术，将合作推向更广的领域，中俄两国可以通过共同制定发展规划和合作协议以及技术联合开发开展双方的科技合作。
（一）共同制定发展规划和合作协议
为使中俄科技合作有计划地稳步开展，中国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签订了《俄中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等。2014年10月26日中国新安股份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科学中心签订《元素有机物化学技术研究院科技合作协议书》，双方集成各自的经验、知识、科技和生产资源实施战略合作，开展中俄科技经济信息共同分析，筛选有较好前景和发展方向的新产品[5]。2015年12月17日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中国南方工业公司于北京举行的中俄政府首脑第20次定期会晤上签署了就发展战略合作达成的协议。此前，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已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等中国多家龙头国企签署了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为使中俄贸易进一步获得发展，两国必须全力以赴地推动已经签约或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的项目，加速推进合作的重大工程建设并使其发挥效益。
（二）技术联合开发
中俄两国可以充分运用各自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各方面的优势进行合作，其中的技术联合开发就是为了完善或扩大技术的使用深度和广度进行的合作，通过合作有助于中俄双方扩大产业融合，产生1+1>2的经济效益。联合开发可以使两国的科技合作产生良好互动，一方面，通过联系两国企业促进双方产业的有机融合，在巩固、发展企业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技术开发的深度；另一方面，有助于加快双方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有效提高创新速度进程，实现科技合作带来的市场价值。
三、以技术转移方式实现自主创新
国际技术转移是技术开发的一种方式，通过在不同技术领域或地理领域间的流动和渗透实现。在国际市场上，技术出让方会按一定商业条件转让科技专利和生产工艺，受让方通过专利授权后开发新产品，对于核心技术的学习和开发可以更大程度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许可贸易
许可贸易的主要方式是技术供方向受方转让专利权，包含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和技术的先进性。自主创新强调核心技术突破的内生性，即独立开发关键性核心技术、技术与市场的率先性以及知识和能力支持的内在性[6]。由于自主创新常常在全新技术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因此，中俄两国首先可以就各自关注的领域通过许可贸易方式率先获得技术成果，其次推进技术的产业化并积累与该项成果相关的技术知识，最后以该项成果的技术知识为基础，独立开发出该技术领域新的关键核心技术。通过技术转移的方式，中国与俄罗斯对相关的专利技术拥有所有权，这些专利中往往也包含本国还未涉足的领域和方向，对其研究可有效推动技术的自主创新，产生新的突破。
（二）国际工程承包
国际工程承包是一种综合性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同时也是国际技术贸易的一种方式。通过工程承包，中俄两国可以把高技术产业链中的产品委托给对方的工程承包人，要求其按规定的条件完成任务。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包含很多技术转让条款，尤其在项目建设后期，承包人要对项目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分享工程相关的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等，以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行。
国际技术转移的诸多方式在具体应用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两国应根据自主创新的实际需要，有效组合国际技术转移方式。如可以选择许可贸易方式与技术咨询方式的有效组合，不仅可以率先获得最新技术成果，为自主创新积累技术信息，还可以有效解决技术成果在产业化进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问题。
结语
随着21世纪中俄两国市场的逐步对接和经济体制转轨的逐渐深化，新的科技合作理念在逐步形成并加深，中俄两国科技合作也逐步走向理智和规范，可以预见，双方最终会找到更为行之有效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中俄科技合作的最终目的是中俄两国科技水平的进步，通过互相交流学习的模仿到根据双方的优势进行互补合作，最后实现两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加强，在不断的学习和合作过程中提升科技实力。目前，中俄科技合作无论在领域、规模还是方式上都在不断拓展和增多，中俄科技合作正在向纵深发展，为两国经济的长远高速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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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瓦・米赫耶夫，谢・卢科宁，钟建平.俄罗斯需要应对中国对俄政策新元素[J].俄罗斯学刊，2016，（2）：77-84.
[5]王维伟，张玉鹏，卢洋.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一流孵化基地――烟台高新区中俄科技园打造国际化创新型特色孵化器
关键词：金融创新；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基金项目：2015年度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资助：“新疆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研究”（编号：XJUFE2015K006）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6月14日
一、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耦合关系
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既是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这两大系统的耦合，也是构成这两大系统的各组成要素的耦合。同时，两者的耦合强调的是在一定时期内科学技术以及技术创新与金融发展交互作用的时空协调性与协同性。它在地域空间上不是两要素之间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功能发挥与分工协作构成的有机联系的一组创新；在产业发展上不是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金融机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简单聚集，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综合经济发展行为；在耦合发展原因上，资源优势的聚集力不是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的唯一条件，社会资源环境如政府的公共政策、商业习惯等因素，在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两者的互助关系，本文通过构建耦合度模型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二、建立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以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两个子系统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定义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度，并通过其大小来反映其协调程度。
（一）建立功效函数。衡量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对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所作的功效贡献程度时，通常采用功效函数法。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系统的第i个子系统的综合序参量设为变量ui（i=1，2，3，4，…m），而对于第i个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对耦合系统的贡献大小设为uij，其数值表示为Xij（i，j=1，2，3，…m）。Aij、Bij是耦合系统稳定状态时序参量的上、下限值。功效系数uij可表示为：正功效系数uij=（Xij-Bij）/（Aij-Bij）；负功效系数uij=（Aij-Xij）/（Aij-Bij），其中，uij取值范围为[0，1]，0表示最不满意，而1表示最满意。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作为两个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子系统，在计算其子系统间协调作用的总贡献值时，可以采用集成方法论的方法，通常情况是以线性加权和法以及几何平均法来实现，本文采用线性加权和法，即：
式中：C为耦合度；Z为耦合协调度；F为综合调和指数，这一指标反映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系统的全面协调程度；同时将？琢、？茁设为待定系数，并结合新疆的真实情况，得出其在本文中的取值均为0.5。在实际应用中，F∈[0，1]，这样可以保证Z∈[0，1]。并且根据物理学相关判别准则制定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分为六种情况：Z=0，表示完全不协调，无耦合；0
三、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方法
为了全面分析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更好地反映两者之间交融互动的条理性，本文遵照科学严谨、全面系统等原则建立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在计算指标权重时，通常认为单纯的主观赋权法缺少权威性，具有偏差，因此一般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将专家意见法与熵值赋权法相结合，得出评价指标体系9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代表科技创新能力的选取了六个指标，分别为三大检索论文数x1；发明专利授权数x2；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x3；高技术产业增加值x4；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x5；相应的权重分别为0.1859、0.2105、0.2339、0.2262、0.1435。
代表金融创新能力的选取了四个指标，分别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x6；股票流通市值x7；股票市价总值x8；全部保险机构保险费收入x9。相应权重分别为0.2974、0.2562、0.2576、0.1888。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收集与整理。根据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本文选取了新疆2010～2014年的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初始数据如表1所示。（表1）
（二）结果分析。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分别对金融创新序参量u1、科技创新序参量u2进行计算，并最终根据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求得Z值。同时，在构建耦合度协调函数时，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定义了待定系数？琢=0.5，？茁=0.5，因此T=0.5？琢+0.5？茁。对2010～2014年新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新疆在2010～2014年5年中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其中，2010年耦合协调度Z=0.2865，Z∈[0，0.3]，处于低水平耦合状态，说明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系统的要素和要素之间影响作用不明显，系统有序性差，两者基本不协调；2011～2014年耦合协调度Z分别为0.3013，0.3243，0.3754，0.4012，Z∈[0.3，0.5]，处于拮抗时期，反映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系统的要素和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作用，但影响作用不大，系统勉强调和。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的逐年增长，体现了新疆对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互动耦合发展关系的重视，但仍需根据本区未来发展方向，确立正确的耦合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实现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高度协调发展而不懈努力。
2、从整体来看，新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金融创新滞后于科技创新发展状况。在所考察的5年中，每年的金融创新综合序参量数值u2分别为0.3786、0.4105、0.4256、0.5376、0.6537；科技创新综合序参量数值u1分别为0.6542、0.6541、0.6972、0.7013、0.7235，每年的金融创新综合序参量数值明显小于科技创新综合序参量数值。这反映了新疆在科技创新方面已有了较深的研究，对科技创新的认识也较为深入，但其金融创新发展得较为缓慢。新疆金融创新的发展速度是较快的，反映了政府对金融创新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大，并将其作为全区今后努力发展的对象，逐步实现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互动，以求将两者的协调性发挥到最佳。
五、结论
通过对新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内在联系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得出两者之间呈现双螺旋结构的耦合关系的结论，同时构建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对2010～2014年新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新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程度是逐年递增的，已经呈现出一般协调的状态。金融创新稍滞后于科技创新，但随着政府对其重视程度的加大，两者正趋于同步发展。因此，新疆应在现有的良好发展基础上，加大对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树立正确的方向目标，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实现两者协调互助、互利共生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建中，田云，高祥.基于DNA双螺旋原理的科技金融体系构建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S2.
[2]卡罗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