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中物理教育；物理科学方法教育；价值；教学建议
1.引言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同时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集中体现为人与人素质的较量。对于素质的界定，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通常将其构成要素界定为“知识与技能、科学方法、科学观和科学品质”［1］这四个要素，由此可看出科学方法对提高科学素养的重要性。
新课程标准提出的“课程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有三个维度，也谈到了“方法”，可以看出，方法教育是课程目标的要求之一。而且这三个维度之间并不是毫无联系的，特别是“过程与方法”在“课程目标”中与其他两者有着深刻的联系，而且科学方法的教育对于“课程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2.新课程理念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2.1新课程的理念。
新课程的理念集中体现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中，它对物理学科的界定为：“物理学是一门基础自然科学，它所研究的是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结构、最普遍的相互作用、最一般的运动规律及所使用的实验手段和思维方法。”［2］从以上界定可以看出物理学本身包含着对“实验手段”和“思维方法”的研究，而方法的本质就是“解决某一实际问题，从实践上或理论上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或方法的总和”［3］。既然科学方法是物理学的内在要求，那么，物理学的发展一定伴随着科学方法的发展，物理学的教育当然也离不开物理科学方法的教育。
2.2相关概念的界定。
2.2.1物理科学方法。
物理学本身是一门理论和实验高度结合的学科，它特别强调正确而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过程，严谨缜密的推理和归纳。而物理学研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从物理研究的一般顺序来讲可以理解为“物理学科学方法就是研究物理现象、描述物理现象、实施物理实验、总结物理规律、检验物理规律时所采用的各种手段与方法”［4］。可以说物理科学方法的实质应该是“手段”与“方法”，这与新课程理念规定的高中物理的“课程目标”是极为契合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高中阶段进行物理科学方法的教育是极为必要的。
2.2.2物理科学方法教育。
物理科学方法教育一直以来困扰着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是最不清楚的问题之一”［5］。对于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的疑惑主要集中在其内涵、途径、价值这几方面。
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的界定简而言之就是“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是指在物理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有组织、有意识地渗透和传授研究方法，使学生在逐步掌握科学方法的同时，增强科学素养的活动”［6］，而更为完整的阐述为“高中物理科学方法教育，就是运用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传授和渗透物理学的研究方法，使学生受到科学方法的熏陶和训练，逐步掌握最基本的、最主要的物理科学方法，达到促进知识学习、增强实践能力和培养创新精神，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进而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目的”［7］。相比前者，后者更加明确了方法同知识、能力、科学观的关系，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的价值。
3.高中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的意义
3.1实施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
从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概念的界定不难发现：高中物理课程目标中的每一维度都与科学方法有着深刻的联系。
3.1.1“知识与技能”与科学方法。
3.1.1.1科学方法寓于知识之中，又高于知识。
首先，“知识”与“方法”相互渗透，不可人为地割裂。任何方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和一定的现象或者知识联系起来的，或者说方法都是渗透在知识之中的。脱离了知识的方法，只能是毫无生气的、教条的、无法适应变化的；而同样知识也不能脱离方法而成为“纯粹的知识”，否则就会因为失去了贯穿知识的方法而成为一盘散沙，知识的学习也会变得低效和枯燥。
其次，掌握科学方法能够促进知识的学习。布鲁纳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学习本身是一种认知过程，而“学生的知识结构包括某一学科领域的基本观念，它不仅包括掌握一般原理，而且包括学习的态度和方法。通过科学方法的参与，客观存在的物理知识结构才能转化为学生头脑中的正确认知结构。准确、合理的认知结构促进知识的进一步学习”［8］。由此可见，科学方法的掌握并不是独立于知识学习之外的，而是可以有效促进知识学习，并使之更为高效和丰富多彩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方法教育不但渗透于知识教育之中，而且“科学方法教育比知识教育具有更长远的意义［9］。
3.1.1.2科学方法是技能培养的重要内容。
《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对“技能”的要求为“认识实验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物理实验的一些基本技能，会使用基本的实验仪器，能独立完成一些物理实验；能尝试运用有关的物理知识与技能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和生活中的问题”［2］。高中物理对技能的要求偏重于物理实验中常用的技能，以及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这里的“技能”不再是单一的实验操作，而是更为高级的独立操作能力、应用物理理论的能力。而能力的获得和方法的掌握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般地说，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完成某种任务的方法，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完成这种任务的能力。人们完成任务的能力，与他们掌握完成这方面任务的方法的自觉程度和熟练程度是密切相关的”［10］。也就是说，技能的“习得”过程，也是方法的掌握过程，两者共同在一个过程中完成。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方法的掌握与否可以成为衡量某一技能掌握与否的重要指标，进行科学方法教育对于能力的培养是必然的选择。
至此，知识、技能、方法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方法是联系知识和能力的桥梁；方法渗透于知识之中，但又高于知识（法国科学家笛卡尔曾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11］）；方法的掌握是技能培养的重要内容。
3.1.2“过程与方法”与科学方法。
从这个目标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已经包含了“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还有“过程”，这也提示我们，在实现课程目标的同时，必须重视诸多过程——比如物理史上重大发现的过程、重要理论的形成过程、重要公式的推导过程等。加强“过程”的呈现，首先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物理学家是怎样经过艰辛的努力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有利于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逐渐形成不畏艰难的意志，这也有利于科学态度的培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科学方法贯穿其中，使得知识、科学方法的融合更为自然。其次，科学方法教育能够优化物理的教学过程，“在物理知识教学过程中，同步进行物理科学方法教育，能够引导学生透过事物的现象深入本质的科学思维方法，从而促进学生认识能力的发展，使学生在知识的学习中不仅知道知识的本来面目，而且知道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进行科学方法教育有利于学生在知识获得的过程中对知识本身的理解，有利于学生建构新的知识结构”［12］。
因此，物理科学方法教育在使得知识与方法紧密结合的同时，还可以使得教与学更加高效，这就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提供了可能。
3.1.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与科学方法
由于物理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物理学家通过不懈努力逐步加深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科学方法创新的历史，因此，在展现物理过程、阐述物理方法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给学生以精神上的熏陶，会促使其认识到历代物理学家坚韧不拔、刻苦钻研、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坚定终身学习的信念、树立崇高的理想。
另外，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蕴含着对物质世界本质的看法，“物理学是关于物质的基本性质和能量转化的知识体系，可以说，物理学是其他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物理科学方法必然与世界观密切相关……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才能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科学鉴赏力，培养创造性能力，加快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只有了解了科学方法的内在规律和过程，才能在更深层次上理解科学，从而提高学习科学知识的自觉性。学习科学方法论也有助于更好地学习唯物辩证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13］。
总之，实施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理解唯物论和辩证法，促进科学世界观的建立。
3.2实施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有利于课程标准中“培养目标”的实现。
高中物理的“培养目标”是“进一步提高中学生的科学素养”，为了达到这个最高目标，新课程标准提出了课程基本理念，包括课程目的（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课程结构（注重共同基础，体现选择性）、课程内容（体现课程的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最后新课程标准为课程的基本理念制定了载体和评价的标准——“课程目标”。“课程目标”是物理学科高中阶段新课程理念的集中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讲，课程目标的实现与否直接制约着高中物理教育最终目标——“培养目标”能否实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课程标准的“培养目标”，就必须在深刻理解课程理念的基础上完成课程目标，而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学方法教育对于三维的课程目标的完成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在高中物理教学中进行有效的科学方法教育就成为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
3.3实施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是世界教育的趋势。
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里，为了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制定课程目标时，都将科学方法列为目标之一，……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科学方法的教育，普遍强调要让学生懂得‘研究方法’，要掌握‘获得知识的程序和手段’，要学会‘科学思维’”［13］。如1996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颁布了《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物理教育中采用的新的教学方法都必须能够反映物理学本身的研究方法，强调把科学探究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校长十年、现任哈佛名誉校长的陆登庭认为：“哈佛大学给予学生的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14］而英国的科学教育无论是从分科教育向综合平衡的科学教育转变，还是从知识教育向科学探究转变，都突出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世界发达国家虽然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是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进行物理科学方法教育这一认识上一致认为是十分必要的。
4.教学建议
既然科学方法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那么在实际的物理教学中就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4.1方法教育与知识教育的统一。
如果能够在知识的传授中合理渗透科学方法将是极有效果的：不仅能让学生了解科学方法，而且会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根据布鲁纳的理论，“学习本身是一种认知过程”，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应只包括某一学科领域的基本观念，而且包括学习的态度和方法，通过科学方法的渗透，学生才有可能在头脑中形成正确的、动态的认知结构，这样也为学生进一步地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方法与知识的不可分离的特性决定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能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开，而应采用多种途径去实现它们的统一。比如可以采用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所以物理科学方法教育需要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结合，在不同阶段对不同内容各有侧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常常是相互交叉的，不能因为在这里要采取隐性方式就一点显性教育的内容都不敢提，隐性起步、及时显化是科学方法教育的特点，当某一方法在某一知识教学中达到‘呼之欲出’的程度时，就应及时进行显性教育。当然不能因为要采取显性方式就系统地讲述科学方法知识，显性教育方式的精髓在于点到为止、适可而止的科学方法的学习”［12］。
4.2知识与技能的获得，方法的培养，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同“过程”的统一。
首先，知识与技能的获得，以及方法的掌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不断进行知识的积累，以及认知的重构，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因此，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设置科学的方式以帮助学生完成这个过程；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更是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实际的物理教学过程中时刻注意将其考虑在内，设计出合理的教学方案，使得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渗透富有成效。
其次，学生学习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物理思想和方法的渗透也只能在学生学习具体物理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展开，教师的教是由教学过程来实施的。因此，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需要合理的过程，以完成既定的目标。
4.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物理科学方法教育在高中物理教育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和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新课程的三维“课程目标”入手，深刻理解科学方法教育，可以高效开展物理教学，更容易实现“课程目标”、“培养目标”。同时，这也是世界教育趋势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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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科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011-04
近代中国，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找各种救国良方。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种哲学思潮也陆续传人中国。联系中国的现实问题，各派思潮的拥护者之间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便是当时“空前思想的大笔战”。论战最初在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展开，这两个派别实质上所奉行的就分别是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唯意志论。论战后期，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对科学的作用、东西文化优劣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于科玄两派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予以积极回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一、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观
近代中国，早在被西方的枪炮打开大门之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后，洋务派推崇中体西用，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发展实业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新文化运动则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科学一度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外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的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然而一战后，西方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却动摇了科学在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对科学的质疑，成为“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先声。
1923年2月，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所作的《人生观》演讲中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区分，认为，科学是客观的、采用论理的方法和分析方法、为因果律所支配、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人生观则是主观的、关涉直觉、自由意志、采用综合方法、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因此，“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张君劢的观点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支持和赞同，并由此形成论战中的玄学派。他们将西方的唯意志论和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结合起来，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精神现象，出自人的自由意志，不受科学因果律所支配。针对张君劢的观点，地质学家丁文江在1923年4月发表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人生观）》一文中提出，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他认为，科学作为认识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既适用于自然万物，也适用于社会人生，因此科学完全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奉行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他们针对玄学派认为主观精神现象不受科学因果规律支配的观点指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神经构造、经验、知识等都是导致人生观变化的原因。
由此，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掀起了当时的学术界围绕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激烈论战。在论战中，“如何看待科学的作用”成为科玄两派争论的焦点，“科学是否能够决定人生观”的争论实质上渐渐演变为“科学能否解决人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争论。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也加入了这场论战，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对科玄两派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对于科学技术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他们反驳了玄学派认为人生观是出自自由意志的、毫无因果规律可言的主观精神现象的观点。陈独秀从唯物史观出发来论证科学可以说明人生观。陈独秀指出，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指的便是人生哲学。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们拥有不同的人生观，是由他们周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而不是由主观的意志造成的。他说：“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瞿秋白则将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说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在他看来，这场论战的实质就在于是否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是否承认有“意志自由”。他通过对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的分析指出，尽管社会历史的发展包含着人们不同目的的活动，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历史的发展有其因果规律：尽管社会和人类精神现象表面上看来充满了偶然性，但实际上，这种偶然性本身永久地受到它内部所隐藏的因果必然性的支配。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所谓意志自由，实际上也是因果律支配下的自由，人的意志越遵循因果律就越能获得更多的自由。由此，他指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能够解释人生观，还足以改变人生观。其次，他们对科学派的“科学万能论”也进行了反驳。瞿秋白依据西方社会的发展现实，从多方面对科学技术作用的局限性进行分析。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指出，单纯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从残酷的自然权威下解放人类。他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阶段，尽管经济上达到了高度繁荣，但是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疑难病症、精神病象，也远远比以前要多得多。瞿秋白认为，这就是单纯地发展技术科学的结果。他还从人与自身关系的角度指出，尽管从表面上看科学技术能够暂时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但是“实际上人类对于物质生活的关心并不因为技术发达而减少——技术的发明愈多，人类的物质的需要也愈多——如此转辗推移，永无止境”。在此基础上，瞿秋白进一步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指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们不能自发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操控而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给人生造成的危害，使科技的革命充分地释放出来。因为在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有定论派亦不因为发现了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律，便应当听天任远的让资本主义照着资本家的心愿去发展，却反而可以在这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决定更正确的斗争方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由此可以看出，针对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指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能够说明人生观，而且还能改变人生观。同时，针对那种妄想把社会的美好未来寄托在科学技术本身的唯科学主义者，他们强调了科学技术作用的限度，指出科学技术不能自发地发挥其革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才能使社会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才能使科技的革命充分地释放和显示出来。
二、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
科玄之争实际上也蕴含着当时一直存在于中国思想界的东西文化之争。“在‘五四’时期，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与东西方文化论战相联系着的，科学派多半是西化派，强调以现代西方科学的基础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玄学派认为人生观领域非靠科学所能解决，多数强调东方文化有其优越性，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讲‘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生统一于道，哲学家之道与哲学家之人格应是统一的，在人生观问题上，正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中国传统。”
这一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认为西方文化是以科学为核心的物质文明，而中国文化则是侧重于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科学破产论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对原本极度向往的西方文化的看法发生改变。许多曾经热烈地传介西方文化、极力主张用西学来救中国的学者，在这时也开始宣称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甚至呼吁以东方文明去挽救西方的物质文明。一时间，关于东西文化高下优劣的论战在思想界激烈地展开。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等玄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以西方文明的危机来宣扬科学破产论的同时，推崇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提倡内心修养，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才是救世的最大法宝。科学派则坚决地反对科学破产论，并对西方文明持乐观态度。丁文江引用中国古人所说的“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来说明世界上不可能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胡适则指出，“中国此时还不曾享受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
对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文化问题。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文化”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成果，包括生产力状态、在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由一定的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所决定的社会心理和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因此，在研究文化时，如果离开经济基础去谈所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疑是首足倒置。从这样的文化观出发，在分析东西文化的差异时，瞿秋白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别并非性质上的差别，而是由于两者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同，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心理和反映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才呈现差异。进而，瞿秋白对东西文化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指出，东方文化并非本质就是坏的，它也曾经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对维护社会的生产秩序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它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时，它就成了东方民族社会进步的障碍了。因此，“东方文化派”的学者们所竭力拥护的“东方文化”实质上只不过是已经处在崩坏状态之中的宗法社会的自然经济、畸形的封建制度、殖民式的国际地位等。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并非是适合东方民族的文化。他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科学文明的确曾对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动力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只想独享这种科学文明，并且极力阻止无产阶级和其他弱小民族发展科学文明，因而这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也成为了人类文化进步的阻碍。由此，瞿秋白认为，东方民族未来的新文化应当是克服东方传统宗法伦理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之弊端的民族新文化；而通向新文化的道路，就是西方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起来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真正实现道德的平民化和科学的社会化，这才是东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之路。
二、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参与论战，对科玄两派进行了批判，“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科玄两派的代表人物则对唯物史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提出了质疑。对于这些质疑，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予以了明确的反驳，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和阐发。
玄学派的代表人物粱启超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机械人生观”。对此，陈独秀指出，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性，但并不否认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的唯物论者，以为人是物质造成的，历史是人造成的，如何说他是机械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代表人物胡适则从多个方面对唯物史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提出质疑。首先，他认为唯物史观仅仅只限于对历史的解释，不能用来说明涉及对宇宙万物的看法的人生观问题。在他看来，历史只是一个人解释历史的见解，而人生观是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因此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他指出，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而唯物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因此，唯物史观并不能用来解决人生观问题。其次，胡适认为，唯物史观用以说明历史的客观物质原因就是经济，唯物史观不过就是经济史观。在他看来，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历史发展的大部分的问题，因为思想、知识、言论、教育同样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原因。再次，在胡适看来，仅仅把经济作为说明社会的原因会导致经济决定论，否定了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
针对胡适对唯物史观的诸多质疑，陈独秀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详细的阐发。针对胡适认为唯物史观仅仅只是一种限于历史的历史观的看法，驳斥指出，“‘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这实质上坚持的是物质一元论。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思想、文化、宗教、道德等精神现象的存在，但这些都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他列举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众多事实，指出社会思想的变化、社会教育的进步根本上都是源于经济发展的推动。陈独秀指出，胡适把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与经济并列起来，把这些精神的东西也看作是变动社会、解释历史和支配人生观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在主张心物二元论。陈独秀认为，这实际上和玄学派把自由意志等看作社会历史的根本原因一样，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主张。对于胡适认为唯物史观会导致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陈独秀指出，尽管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但经济的发展同样要依靠人的活动。唯物史观并不否认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在社会物质条件可能的范围内达到其实践活动的目的。他举例说，人们虽不要妄想建造铁路通到月宫，但却可以想象建造一条铁路到新疆。他指出，人们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进行社会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所必需的，但是人们的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则要受到社会的物质条件限制。这些对唯物史观的详细阐发有力地反驳了科玄两派对唯物史观的质疑，加深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
四、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科玄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回应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初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文化观和历史观，在与奉行唯意志论和宣扬宋明理学的玄学派、奉行实证主义的科学派的论争中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首先，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科玄论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据分析和回应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为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面对这样的时代问题，人们极力寻找各种救国之路。“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厂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一时间，文化被视为救世救国的法宝。新文化运动就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民主来建立新的文化以救国。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在以西方文明的危机来宣扬科学破产论的同时，推崇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才是救世的最大法宝。科学派则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们面临的一切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问题进行回应，既强调科学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又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和文化不足以救国，强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才能使各种社会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文化观、历史观的初步阐明，为无产阶级何以能够通过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科玄论战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作出的这些回应，为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提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由此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而且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中国现实问题、与中国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道路。
其次，在科玄论战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现实，这使得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更为系统和科学，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更加透彻，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科玄论战之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介更多地是侧重于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介绍，对辩证唯物主义则很少涉及。如，在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认为唯物史观、经济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三大主体部分：陈独秀在1922年的《马克思学说》中主要介绍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等。而在科玄论战中，瞿秋白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则将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系统地阐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与自由、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个人意志的关系、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这表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中国传介，而是将其作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武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的理解和把握，显示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品格的尊重。
比如细胞结构。记不住就写在纸片上。坚持一个星期就记住了。比如光合作用。氧气和二氧化碳,这个不说也知道吧?如果要考,你也要背。比如动物的行为,大多数哺乳动物有个共同点:喜欢被挠痒。在它们眼中,挠痒代表“喜欢”;给它们梳毛,是在向它们表示顺从;你背对着它们,是在“示弱”;你看着它们的眼睛,它们会认为是在“互相试探”;它们对你露出肚皮(尤其是狗狗),是在对你表示“信任”……(哦,这都不会考的。)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东西,但我相信,再有趣的东西,写在教科书上都会很晦涩。好比一锅红烧牛肉或者酸菜鱼,本来是很好吃的菜,但老师们在里面加了半瓶酱油,再饿的学生恐怕也不会觉得好吃吧。生物课最难的就是遗传学。仅仅是背诵课文是学不好遗传的,要画表格和计算。如果你喜欢数学,喜欢用扑克牌算“24点”,那就不会太难;如果你听到数学就头痛,放心,也不会太难,顶多用到加减乘除,不会涉及到“解方程”或者“分数”的。连小数点都用不上。学遗传学的关键是:理解。不能理解?好,去问你的同学。死缠着他问。问到你明白为止。如果他不耐烦,换一个人继续问。再不就问老师,趁下课时间,当做聊天一样问。老师们很乐意回答的。(应该会吧。)说句题外话。如果你喜欢生物,建议自己找课外书来看。教科书只能让你对付考试。想真正了解生物学?那么,请踏出第一步:看课外书。多看看人与自然,动物世界等节目。课本上的知识点多背背,图片要记熟(如花的结构图,根的结构图等)。课本上的彩图多结合课本文字知识。如早成雏(课本上有小鸡的图片)。这样学习起来生动一些。利于提高兴趣。
2掌握科学的学习法
(1)观察法。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观察要有明。明确的观察目的,从而有意识地捕获实验观察的本质。根据不同的观察目的,一般按照先外部形态和生理现象,后内部结构,先活后死,先整体后局部,由外至内,由上至下,由前至后等顺序进行观察。在观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动植物标本时,可运用对比的方法进行观察。(2)思维法。综合运用形象思维法和抽象思维法有助于促进大脑两半球功能平衡协作发展,能大大提高学习能力和效率。在生物学学习中常用的思维方法有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比较和归类的方法、系统化和具体化的方法及抽象和概括等方法。以达到对知识正确、深入的掌握。(3)笔记法。做笔记是一条成才的途径。在生物学学习中,主要有阅读笔记、听讲笔记和观察笔记、探究笔记等。(4)记忆法。记忆是学习的基础,是知识的仓库,是思维的伴侣,是创造的前提。科学、适宜的记忆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生物学学习中可用联想记忆法、对比记忆法、纲要记忆法、图表记忆法等。但不能满足于单纯的记忆,而是要深入理解,融会贯通。(5)实验法。生物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实验法是解决生物学问题时最常用的方法。要重视生物实验,重视科学研究的过程,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实验过程培养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
3结合其它学科来学习
文化或学科知识的发展不是相互隔离,彼此关联的生物要结合地理一块来学,根据地球变迁过程理解生物演化过程。生物学属于自然科学,重在理解,追究本质:联系与区别。同时,生物学又有她的严谨性。马虎不得。总之要理解为主,背诵为辅,以练习贯穿。同时也让学生自觉地树立起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意识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