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思想政治工作对推动其职能实现的作用有限。文物保护管理所思想政治工作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推动其职能的实现，从而促进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持续有效的开展。但是目前来看，很多文物保护管理所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并没有与其职能进行有效地结合，一些文物保护管理所甚至将思想政治工作当成简单的政治任务，甚至会仅仅走走过场，在思想政治工作做完之后很多员工在对文物保护的认识上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从而造成思想政治工作难以有效推动文物保护管理所实现其职能。
2．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不够，内容、形式滞后。思想政治工作一般偏重于理论，文物保护管理所也是这样，过于重视理论就会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时代感，无论内容、形式还是方法与手段上上都比较滞后。并且不同的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创新也参差不齐，有的文物保护管理所面对新问题能结合时代的具体情况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有的单位就不顾实际，在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一味的进行输灌，内容比较呆板，也难以激发文物保护管理所职工的积极性。
3．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协调性不强，难以形成合力。一些文物保护管理所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不注意协调性和整体性，与其他文物管理部门之间也缺乏必要的协调，这些部门往往在开展这些活动时各自为战。有些政工部门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并不主动和其他部门进行合作，虽然他们自身工作也比较努力，但是这样各个部门之间并不能形成合力，也难以广泛发动所有的行政人员和普通职工群众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这也会使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思想政治教育效用大打折扣。
4．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并不是仅仅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中国话相关理论就能够胜任的，其工作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比较高，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而目前我国对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不够，这就导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并不高。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政工队伍的整体素质相对于其他部门偏低对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很不利的，也使得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思想政治工作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二、加强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1．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实现职能为目的。随着社会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加倾向于实用主义。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时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次思想政治活动来开展，要结合到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能实现。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职能的实现不但是思政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促使我国文物保护工作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保证。
2．思想政治工作要与时俱进。无论是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规范上，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都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强理论研究，服务文物保护管理。深入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升政治理论研究水平，总结推广一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组织政研成果的撰写申报工作时要结合出现各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将政研成果融入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之中，努力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抓好重点课题研究，积极根据新情况下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调整，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3．更加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协调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重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协调性。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针对思想政治不足的情况要多开展一些范围广、影响大、参与人数多的教育活动，在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内部深入开展“形势目标任务责任”主题教育活动引导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职工提高自身的大局意识和整体意识。教育引导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职工充分认清发展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责任，这样也有利于调动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普通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陆续建立了一批动物保护组织，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动物保护组织迎来了其发展的高峰。活跃在中国的动物保护组织总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由政府扶持或推动而建立的动物保护组织，如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1983年）等。这类官办动物保护组织，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政府权力下放过程中建立的，自上而下承担了政府分离或转让出来的一些监管与保护职能，是政府主动保护动物和环境的结果。[1]265
二是由民间自发产生的草根动物保护组织，如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1992年）、绿眼睛（2000年）等，还有如自然之友（1994年）、绿色营（1996年）、绿色江河（1999年）等环保组织也都把动物保护作为其重要活动领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环境意识开始觉醒，特别是新中间阶层的壮大和国际动物保护组织的推动为这类草根动物保护组织提供了发展的基础。
三是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全球动物保护是一个整体，越来越多的动物保护组织走向国际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环境保护中举足轻重，世界各国的动物保护组织纷纷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还有一些动物保护组织通过注入资金和支持项目的方式在中国开展动物保护活动。世界自然基金会是第一个受邀来中国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在中国开展了包括大熊猫保护等工作。[2]11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福利慈善机构——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1999年正式开始在中国开展支持保护野生动物、友伴动物收容所和爱护动物教育等项目。[2]122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1993年）、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1999年）、国际鹤类基金会（1997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1998年）、美国野生救援协会（2000年）、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亚洲动物基金会等纷纷开展与动物保护相关的工作。
二、中国动物保护组织开展的动物保护实践
动物保护组织积极开展与动物保护相关的工作，包括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藏羚羊、亚洲象），救助陷于危机和苦难中的动物，制止野生动物贸易，提倡加强动物保护立法，以及提高公众动物保护意识的教育等。
（一）野生动物保护
野生动物保护是动物保护组织传统和着力开展的工作，特别是针对一些珍稀、濒危物种，如对大熊猫、金丝猴、藏羚羊等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实效。1995年“大学生绿色营”、“自然之友”发起的保护滇金丝猴行动，在政府有关部门、媒体、北京学生环保社团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使得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得以保存下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藏羚羊制品非法贸易的影响，藏羚羊面临灭绝。“绿色江河”为了保护藏羚羊，在可可西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自然之友”自1995年开始从各方面支持保护藏羚羊行动，“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亲自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制止其国内非法藏羚羊绒贸易。“绿色北京”发起了“拯救藏羚羊网站同盟”，使藏羚羊保护通过互联网得到宣传，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国家林业局、当地政府、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如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和国际社会积极采取措施共同行动，为有效保护藏羚羊献计献策。[3]76
（二）动物福利
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动物可以分为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六类。动物保护虽然涵盖了动物福利的内容，但动物保护的重点是珍稀和濒危野生动物，目的是保护这类动物的种群以避免其灭绝。而动物福利的重点是实验动物、农场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和娱乐动物，目的是避免动物受到虐待和身体的损伤，避免动物遭受折磨和痛苦。[4]
中国公众和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动物福利的重要性，动物保护组织除了开展传统的动物保护工作，越来越关注动物福利。除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北京、上海、湖南、黑龙江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开展救护小动物的实践，建立了一批救护收容小动物的基地。
亚洲动物基金会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非政府动物福利慈善组织，于1998年在中国内地开展工作，主要工作领域是动物福利，主要项目之一就是拯救黑熊。2000年7月亚洲动物基金会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签订了一项协议，率先拯救四川省内条件最恶劣的养熊场中500头受难黑熊，并为将来在中国彻底淘汰活熊取胆业和推动熊胆中草药替代而努力。[2]188截至2009年2月，亚洲动物基金会成功救助了260头取胆熊。[2]190
（三）动物保护的宣传与教育
一方面，动物保护组织通过诸如出版书籍、举办讲座和会议、组织培训、组织公益活动、发放宣传资料、与媒体合作等方式推进动物伦理的理论研究，加强动物保护的宣传与教育，提高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基于我国现行的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较少和动物保护的范围狭窄的现实情况，动物保护组织积极呼吁我国政府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加快动物保护与福利立法。
三、中国动物保护组织的发展特点
（一）合法性程度低
合法性是指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包括法律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由于法律和制度层面的限制，许多动物保护组织不具备法律合法性，即没能登记注册。由于不具备法律合法性和专业性不足等原因又限制了其社会合法性的提高，导致其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不高、影响力不大，极大地限制了其发展。[5]
两个转变
《规划》提到，“十三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将推动文物保护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由注重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二是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转变，确保文物安全。
注重预防性保护，尤其是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是当前要关注的重点。因此，文物局将组织实施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和示范效应的文物保护重点项目，推进长城保护计划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开展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和遴选工作，落实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完善尚未核定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
此外，需要提升考古在文物保护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除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外，可移动文物修复和预防性保护工作也很重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和普查成果显示，创新文物安全监管模式是确保文物安全的关键。国家文物局将配套开展12个文物保护工程，包括：长城保护计划、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工程、西部地区石窟保护展示工程、及四省藏区与新疆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古建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程、近现代代表性建筑保护展示提升工程、水利遗产保护工程、馆藏珍贵文物保护修复工程、馆藏文物保存条件达标和标准化库房建设工程、文物平安工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办、出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作为重点项目，国家文物局将在的统一部署下组织实施。
文物利用
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文物合理利用也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规划》中可以看出，文物局已采取了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其中，强调要坚持保护为主、保用结合，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拓展文物合理适度利用的有效途径，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此，文物局还配套了五个工程，包括：国家记忆工程、“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全国可移动文物资源共享工程、“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工程、中华文物走出去精品工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政策保障方面，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转发了四部委《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家文物局对《意见》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经过调查研究，在《划》中提出了2022年发展目标：打造50个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品牌，建成10个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基地，文化创意产品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文物单位和企业超过50家，其中年销售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超过20家。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指导意见》也是指导“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工程、中华文物走出去精品工程等项目重要的政策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