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星级酒店；亲子游；客人行为；优化对策
在过去的几年，酒店行业已逐渐进入调整期，受宏观形势等因素影响，酒店市场处于低迷的状态。各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纷纷进行目标市场转型及销售策略转变，其中不少高星级酒店将目光转投至亲子游市场。亲子游市场作为酒店的一个细分市场得到发展，一些酒店也已推出其亲子游项目，但对其亲子游的产品设计、市场推广及未来发展仍存在不少困惑。本文以杭州某高星级酒店为例，对目前酒店的亲子游产品状况进行评估，了解其客人的行为特点，为高星级酒店的亲子游市场的未来发展提出优化对策。
1亲子游的内涵界定
在旅游理论方面，对亲子游这一旅游形式的深入研究比较少，对亲子游内涵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界定。现有研究倾向于将亲子游界定为是兼具家庭旅游和儿童旅游属性的一种放松身心、开阔视野、增进亲子感情的旅游形式，是一个独立的市场发展。其基本特征是参加人员为父母与未成年孩子，从家庭结构上来看，参加主体多为核心家庭。一方面，亲子游是家庭旅游的一部分，具有家庭旅游的基本属性，但是亲子游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性质的家庭旅游，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如亲子游中父母和孩子的特殊身份和关系决定了旅游决策的倾向性，孩子的能力与需要是父母做出旅游决策时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亲子游的主体之一“子”的旅游需求和儿童旅游需求的阶段性特征是一致的，但二者在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组织上却具有一定的差异。儿童是儿童旅游中的绝对主体，只需考虑儿童游客的特殊旅游需要和安全性。而亲子游具有更强的统筹性，除了考虑孩子的需求，也要兼顾父母的旅游安排，同时，在产品设计中，还要有利于突出父母与孩子的亲子交流和亲子互动。
2高星级酒店亲子游市场的客人行为
根据美国一项休闲旅游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1600个美国成年人中，有57%认为孩子对选择旅游目的地有影响。基于以上原因，在分析高星级酒店亲子游市场客人的行为特征时，主要根据亲子游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子”的行为特征和心理需求来考虑。我们把高星级酒店亲子游产品分为五个阶段：孕期亲子游、婴幼儿亲子游、学前期亲子游、儿童期亲子游及青春期亲子游。
参与高星级酒店孕期亲子游产品的对象主要是孕期的母亲和作为陪伴者的父亲。这一阶段的客人对安全系数要求很高，喜欢温和的活动形式，亲子游产品应照顾孕妇的心情，给予孕妇积极健康、愉悦的引导。
高星级酒店婴幼儿亲子游产品的参加对象主要是婴幼儿及其父母。这一阶段的客人对安全、卫生、环境等要素要求极高，希望亲子游产品能缓解父母在兼顾工作和照顾孩子过程中感到的压力和疲惫，喜欢精致型的方案。
高星级酒店学前期亲子游产品以学龄前幼儿（4至6岁）及其父母作为产品的主要参与对象。这一阶段的客人希望高星级酒店的亲子游产品能满足该阶段孩子的好奇心和激情，在参与酒店亲子游产品时注重孩子与父母的沟通与联系，活动过程中需要很多游戏，父母大多是以伙伴的形式出现，对高星级酒店亲子游产品的设施设备的安全性要求极高。
而儿童（6至12岁）及其父母是高星级酒店儿童期亲子游产品的主要参加对象。这一阶段的客人希望酒店亲子游产品是能寓教于乐的，喜欢运动型的、轻松的活动，希望在亲子游活动过程中能插入“认知”的过程，使孩子能在亲子游活动中学习到知识和技能，丰富知识面，留下有价值、值得回味的记忆。
高星级酒店亲子游产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青春期亲子游，参加对象主要是青春期的少年（13至18岁）及其父母。这一阶段的客人重视孩子的青春期叛逆心理，希望通过特别的酒店亲子游活动增加家庭中父母和处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使双方在酒店体验亲子游产品的过程中感悟亲情、学会包容和缩小代沟。该阶段客人消费的酒店产品以孩子为主导，喜欢猎奇、探险之类的项目。
3高星级酒店亲子游产品的现状
随着近两年宏观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以及国际国内品牌的酒店数量不断上升，造成酒店业外有行业寒冬，内有激烈竞争。各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纷纷进行目标市场的转型，有不少酒店表示家庭游市场将会成为未来的重点市场，会不断针对家庭出游推出更为丰富、个性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随着湖南卫视的亲子真人互动节目《爸爸去哪儿》的热播，旅游和教育跨界合作的亲子游成为了社会热议话题。现代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亲子旅游成为一种流行的积极生活方式和家庭教育途径。尤其是年轻一代父母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帮助孩子成长。而酒店是其出行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鉴于以上背景信息，杭州某高星级酒店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积极拓展亲子游市场，设计了包括儿童沙龙俱乐部、快乐小厨师、亲子农场、桃源星主播、跑跑卡丁车、临湖漫趣等亲子游项目，和周边湘湖景区游览项目、杭州乐园、烂苹果乐园、极地海洋公园进行打包开发，推出精品家庭游览路线。酒店的亲子游产品在易游游、周末去哪儿、都市快报等有诸多报道，节假日预订极其火爆。2014年酒店亲子游客户营收占到总收入的5%，但从宾客满意度调查，及OTA的反馈来看，酒店的服务、硬件设施仍存在不足，在产品细节和特色上有较多提升空间。
4高星级酒店亲子游市场的优化对策
4.1加强酒店亲子游产品安全性、针对性和创新性
高星级酒店在设计亲子游产品时应考虑到孩子好动、好奇心较强、自身保卫意识不强等心理特点，酒店对亲子游产品的环境、项目和设施等的要求更为细化，需要从用材、活动环节设计等角度重新审核其亲子项目的安全因素，例如玩具选用无毒塑胶、婴儿图画书等选用布书、运动设施等无菱角设计。
此外，酒店的设施设备可根据各自实际情况设置家庭功能模块，例如餐饮方面，餐厅有专门为孩子设计的儿童菜单，自助餐台有儿童餐区，有儿童餐具和儿童座椅；客房方面有婴儿床及儿童床租借服务；康乐方面有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设计的娱乐设施，如泳池儿童区放置滑梯等。同时，以“主题+体验”的形式提升亲子项目的趣味性和体验性，抓住儿童求新求异特性，设计多变的亲子产品，满足儿童的好奇心，加强客户粘性。
4.2邀请忠诚客人的参与并提供体验消费机会
每个高星级酒店都有自己的忠诚客人，并且有专门的客户管理团队在维护与这些忠诚客人的关系。在酒店开展亲子游项目时，可以充分利用这部分资源，挑选适合参与亲子游产品的客户资源，发送邀请函，邀请其参加亲子活动，一方面可以增加酒店与忠诚客人的互动，另一方面也会加深忠诚客户对酒店的归属感。
除了邀请高星级酒店忠诚客人的参与之外，酒店还可以邀请体验专家和目标客户群来酒店参加亲子产品的体验活动。通过这部分客人的真实体验报告或日记，在公开平台上展示，供其它客人参考。从客人的角度来解析活动的内容、过程、意义、性价比等方面，比酒店单方面的宣传更具有代表性，亲子游市场的接受程度也更高。
4.3注重酒店亲子游产品多种渠道和媒体的推广
根据问卷调查报告的结果，预订亲子产品渠道B2C渠道（OTA）占了37%，B2B（其它第三方渠道）渠道占27%，官网及酒店自媒体占24%，其它渠道（酒店电话预订、前台WALKIN等、亲子旅游网站、亲子俱乐部、游学组织等等专业机构）占1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当今社会渠道推广已成为主流。
因此，高星级酒店在推广亲子游产品方面，如果不考虑佣金费用问题的话，可以将其亲子游产品交给在市场覆盖范围有着绝对优势的大型OTA像携程、艺龙、淘宝之类的平台去展示、销售。由于近年新崛起的去哪儿比价搜索平台的走热，给了酒店在第三方平台销售的另一渠道B2B更多展示机会，因此，高星级酒店在将产品分销给OTA的同时，也可以将产品重新打造交给B2B渠道，谋取其它渠道的产量份额。
此外，高星级酒店还可以通过酒店官网、微信、微博之类的渠道来推广亲子游产品，吸引酒店自己的忠实客源，并且不用受费用等约束，可以根据亲子产品的特点来设计推广的强度、频率和方式，更好地体现推广的灵活性。
而高星级酒店电话预订和前台直接入住等渠道的推广也不容忽视，酒店的预订部是酒店产品直接销售的最重要部门。预订员在接到家庭客户电话时，可将亲子产品信息直接传递给客户，并可以在电话中利用销售技巧推销产品，比在平台上的展示多了互动性和及时性。前台在接待WALKIN的客人时，如果有家庭入住，推广亲子产品成功率同样很高，因为其针对性占了绝对优势。因此，高星级酒店人力资源部和营销部门需加强酒店亲子产品的产品知识及推广技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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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炎林负责筹建建国饭店的过程中，还同时进行着另一个饭店的筹建工作，那就是兆龙饭店。
兆龙饭店的投资者是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1949年初，包玉刚携家眷南下香港创业，经过20多年的奋斗，建立起庞大的“海上王国”――环球航运集团。1978年，他拥有200多艘巨型船只，载重吨位2000万吨以上。翌年，包玉刚被国际独立油轮协会（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推选为主席，国际航运界为之瞩目。
包玉刚有一位姨表兄在大陆任职，这位姨表兄不是别人，正是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卢绪章早年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打到核心，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一起办洋行，任总经理，是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的主人公原型，包玉刚曾在他那里当过伙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包玉刚敏锐地感觉到大陆的新变化，想为国家改革开放出把力。但由于“左”的思想在国内尚未完全消除，包玉刚一时尚有顾虑。
思来想去，包玉刚采取了一个投石问路的办法，以其夫人的名义给国内发去一份电报，大意是夫人黄秀英打算回国探亲，看望卢绪章的夫人。包玉刚的夫人黄秀英与卢绪章的夫人是表姐妹，以她的身份来拍这份电报，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按照以往观念，包玉刚是国外的大资本家，轻易碰不得，何况电文中包玉刚想回国做点事的意图很明显。卢绪章接到电报后，立即上报中央，最后转到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那里。
“船王要回国，好事嘛。”邓小平言简意赅。
邓小平意识到，在外界对中国仍充满偏见和猜疑时，“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国探亲考察，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立即授意国务院主持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复电：热情欢迎包玉刚夫妇回国。
1978年10月，包玉刚夫妇踏上了北上的航班。在京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卢绪章的促膝长谈，使包玉刚欣喜地意识到，邓小平正领导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宁波籍实业家，在第二年就表示，愿意捐出2000万美元，1000万用来在北京盖一所旅游饭店，1000万用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受邀到北京商谈订购船舶和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在与王震、谷牧、姚依林等领导人会谈中，包玉刚又一次表示愿意积极支持祖国发展旅游事业。他说：“北京缺少旅游饭店，我来贡献，就在北京建一座旅游饭店，要求只有一个：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80多岁了，饭店就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包玉刚说，只要中方同意，这笔款即可到位。
负责旅游饭店建设具体工作的庄炎林听后，自然是分外高兴，这等好事，越多越好啊。
但是，一个怪现象出现了，包玉刚捐赠建饭店的1000万美元支票无人敢接。庄炎林等人说不上话，要待高层定夺，而高层尚有不同意见。而且，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北京要建兆龙饭店，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有人甚至当面指责庄炎林：“你庄炎林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同志，应该知道，建国后我党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拒绝外援，你在搞什么名堂嘛！”
显然，这又是一股“左”风。人家白送一个饭店，我们却不敢要，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不行，不能因为“左”的因素迟滞国家的发展。庄炎林立即打报告给廖承志，寻求支持。
庄炎林对廖承志说：“廖公，在广东、福建一些侨乡，许多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资建学校、医院等，当地就用他们或他们亲属的名字命名，这样的事在建国初期就有。”
廖承志感慨地说：“华侨爱祖国、爱家乡和多做善事，光宗耀祖，两者一点也不矛盾。像包玉刚这样的华人，既非共产党员，又非领导干部，‘’中，宁波人破‘四旧’，把包家的祖坟也挖了，国内亲属也受了许多委屈，我们对不起人家啊！可他一没有骂娘，二没有记仇，相反，心甘情愿地捐献2000万美金，建饭店，盖图书馆，想为国家出点力气。这本身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嘛！一个世界级船王，能对祖国有这片心意，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了，何必对人家这一点点敬老扬名的愿望吹毛求疵呢？！”
廖承志明白，由自己出面解释，所起作用还是有限的。于是，他要庄炎林写报告，由他把报告直接送到邓小平手中，并向邓小平再次介绍了包玉刚的详细情况。
听罢廖承志介绍的情况，邓小平说：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嘛，何乐而不为？要求命名“兆龙饭店”，为什么不可以呢？人家讲孝心，想借此表达对给予自己生命和教育自己成人的父亲的深情和谢意，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应该！
廖承志深以为然，说：送上门来的好事，有人就是不同意。
邓小平不仅从大的原则支持建设旅游饭店，小的具体问题，也都支持。他说：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替饭店题个名。
话传出来后，庄炎林立即着手开展选址和征地工作。几经协商，始得在如今的三环边选了一块地。
纵然取得了邓小平的口头支持，但兆龙饭店的建设仍有阻力。一年多后，赠款签字仪式才得以举行。
邓小平亲自出面接受包玉刚的捐赠，并出席兆龙饭店的剪彩仪式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等家属，庄炎林作陪。
邓小平和包玉刚见面后，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他详细询问了包玉刚与中国船舶工业的合作情况，对他帮助中国船舶打入国际市场表示感谢。包玉刚则具体介绍了自己赴内地考察的情况和对中国发展船舶工业的建议。
庄炎林感到，尽管邓小平和包玉刚是初次见面，但共同关心的话题，使务实的政治家和实干的船王一见如故，很是投机。
在签字仪式上，邓小平收下了包玉刚递上的1000万美元支票，感慨地说：“你们要知道，我们国内现在办事的效率就这样，定个名字，找个地方就那么难，拖了一年半。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邓小平知道庄炎林在负责这项工作，因此，他将支票交给庄炎林时，语重心长地说：“问题总算解决了，你们现在可以抓紧盖了。”
会见中，邓小平与包玉刚等人合影留念，庄炎林等人陪同。
邓小平出席建设兆龙饭店签字仪式的举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得益于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兆龙饭店的建造得以顺利进行。此时庄炎林已就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虽然不再具体负责兆龙饭店的建设事宜，但仍时刻关注此事。
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店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破例出席25日饭店举行的剪彩仪式。这是他平生仅有的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写店名和出席开业剪彩仪式，既表示了他对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支持，又显示了一代伟人的政治智慧。
在10月份上半月已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的包玉刚，率全家参加了饭店的落成典礼。
此时的包玉刚，已和邓小平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庄炎林听人透露，也曾听包玉刚本人说过，邓小平自上次和包玉刚见面相识至今，又会见了七八次，向他了解香港的情况和外界的信息，并阐述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包玉刚拥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因为他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在谈判中起到了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
兆龙饭店兴建时，庄炎林根据既定方案，指示饭店要给包玉刚留一套高级套房。该套房比总统套房还大，除包玉刚本人外，他的至亲也可免费入住。
兆龙饭店按国外三四星级标准建设。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它附设有很好的游泳池，须知当时国内最高级的北京饭店，也没游泳池。这缘于包玉刚对游泳的钟爱。
令人遗憾的是，兆龙饭店落成时，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已然仙逝，廖承志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们虽没能看到那隆重和欢乐的场面，但欢庆的鼓乐已将喜讯告诉了九泉下的他们。
庄炎林对与美国假日饭店合作的方式很满意，但不赞成对方取消与台湾的商业合作
要做好旅游工作，必须及时掌握国际旅游市场的动向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旅游者的不同需求。1980年7月，为了学习、了解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一个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旅游局、北京市旅游局、上海市旅游局等单位十余名干部组成的考察队伍，由庄炎林带队，远渡重洋，前往欧美学习。
庄炎林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告诉外国朋友，并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捷足先登’，第一批跨进中国大门的投资者，肯定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首批受益者。”
在美国，庄炎林和代表团在孟菲斯假日饭店总部参观时，发现他们经营得有声有色。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他们连锁经营管理的饭店达1700多家，拥有30多万间客房。大家由衷地称赞假日饭店精巧的室内设计、个性化的家具，尤其是优良的现代化管理措施。经过一番接触和商谈，双方均有合作的意向。
假日饭店是国际著名的旅游饭店集团，在全球设有众多分店，只因中国国门初开，故尚未进驻中国大陆。但饭店高层对中国这样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显然是看重的。为了表示与中方合作的诚意，对方提出了包括投资、管理、挂名等各种合作方式，条件相对宽松。另外，为打消中方的政治顾虑，对方还表示愿意取消与台湾方面的合作。
庄炎林对合作方式很满意，但并不赞同对方取消与台湾的商业合作。他说：“贵方与台湾正常的商业往来我们并不反对，这样有利于全球合作，也有利于我们和台湾搞好关系，促进‘三通’。你们还可以通过总部的电脑中心，介绍台湾客人来大陆住我们的饭店。”
经庄炎林这么一说，外方表示同意。
谈判结束后，代表团中有人为庄炎林的这番言论担心：“庄团长，人家要取消与台湾的合作，我们倒叫他们继续合作，这样回去会不会挨批呀？”
“别怕，由我负责。”庄炎林胸有成竹地说。
事实证明，庄炎林的态度是正确的。代表团途经日本东京，下榻假日饭店时，看到宣传小册子上介绍说：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京丽都假日饭店正在兴建，开业后，全世界各大城市都可以通过假日饭店总部订房。小册子里列了许多城市的名子，其中包括中国台北。回国后，庄炎林向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中央的肯定。
这次与假日饭店的商谈，为后来北京丽都饭店的管理作好了铺垫。
丽都饭店建成后，根据庄炎林率团出访假日饭店后的考察报告，中方决定依照假日饭店的模式经营，由假日饭店派部分人员来华管理。谈判中，假日饭店要求提取总营业额的8％作为管理费。庄炎林坚决不同意，因为这项开支没有与利润挂钩，这样不仅使外方获利过高，而且没有激励机制。利润与外方无关的话，他们必然只注意开源多收入，不关心节流多盈利。另外，还要限制外方人员过多、工资过高的情况。
最后商谈的结果是：对方提取总营业额的3％作为基本管理费，另有总利润的5％作为奖励管理费。这样一来，给外方的管理费实际上减少了，而且他们的收益多少也与利润挂钩，使他们不仅注意开源，也要关心节流，还注意培养中方管理人员顶替外方人员，以减少开支，增加盈利。此后，庄炎林要求全国所有中外合资饭店以及饭店管理公司，都要按此与利润挂钩的模式，以保证中方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庄炎林在丽都饭店兼职做了10年的董事长，却未拿一分钱的工资。这种两袖清风的作风深受业内人士钦佩。
关于丽都饭店的建设，国家旅游局的某领导说：两家合作麻烦，干脆归侨办算了
丽都饭店的投资者、新加坡华人罗新权是广东客家人，为了完成父母的遗愿，计划在北京投巨资建造一座2000间客房的综合性饭店。庄炎林以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身份与罗新权洽谈，当时也是一片反对声，但庄炎林一如既往地顶住了压力。
事情刚有眉目，便发生了人事变动，庄炎林调往国务院侨办，不再在旅游局负责旅游饭店的建设工作。接替庄炎林与罗新权谈判的是旅游局新上任的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没有经验，与罗新权在很多方面谈得磕磕碰碰。在一次谈判中，罗新权认为在中国办事很难，遂说：“照这样搞下去，我终归会。”
这样的话本是可以理解的，谁知这位副局长误把“终归”听为“中国”，加之谈判中心里老不高兴，于是大发脾气，拍桌子喝道：“你说中国会？中国是不会的！”罗新权当即反驳，我根本没说什么“中国会”，两人吵了一通，令人啼笑皆非。
这一声断喝，使谈判无法进行下去。消息传出，国家旅游局新任局长韩克华表示：“庄炎林有经验，还是请他来谈判好了，这个项目由旅游局和侨办共同对外合作。”
于是，庄炎林又重新和罗新权坐到了谈判桌前。但在谈判过程中，又出现波澜，旅游局的某领导说：两家合作麻烦，干脆归侨办算了。
国务院侨办党组在研究此事时，有人认为“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人家旅游局都不要，这样的项目肯定不是什么好项目，我们又何必揽过来，自找麻烦？还有人说，我们与资本家打交道没有经验，吃亏还是小事，万一出了政治问题怎么办？
庄炎林则坚决主张接过来。他说，罗新权建饭店是有诚意的，他所提的条件体现了互惠互利的原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我们国家都非常有利。
为了进行耐心的说服，庄炎林还拿出可行性分析的相关数据，并讲述了自己筹建建国饭店和兆龙饭店的感受，列举理由说明饭店建成后的有利前景，言词恳切，证据确凿。
一番争论后，侨办党组同意了庄炎林的意见，并决定由他具体负责饭店的谈判和建设事宜。
一经授权，庄炎林迅即组织人员与对方谈判。由于当时还没有相应的法律，双方商定：饭店采用中外合作方式，中方负责土地和市政设施配套，对方全额投资，建设一座大型的、与国际接轨的高级饭店；营业利润按中方20％、外方80％分配，外方负责还本付息，合营15年后饭店归中方所有；饭店选址在当时的九仙桥附近，在市区与首都机场之间。
关于选址还有一个小波折。当时准备选在市区东直门附近，协议已经签好了，但有关部门不同意。罗新权只好写信给中央，说政府不守信。后来邓小平发话，要遵守协议，给人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最后才确定改在现在的地址。
丽都饭店终于破土动工了，往日宁静的北京东郊工地上人声鼎沸，机器喧嚣。这种场面让庄炎林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建设的步伐，一种别样的情绪顿时袭遍全身，有自豪，有期待，还有惬意。
但他不知道，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向他袭来。
三封匿名信，使得丽都饭店的建设一波三折
丽都饭店开工一段时间后，传言下来，上面要彻查丽都饭店。
为什么要彻查？因为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接到一封署名“丽都饭店一职工”的匿名告状信。信中标题十分醒目――《中外合资的北京丽都饭店上当受骗损失严重》。内容谈到，庄炎林主持的丽都饭店在合资过程中，外方不出一分钱，中方损失几千万美元。匿名信刊登在《经济时报》的内参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情况反映》加以转载。
同时，有人向个别中央领导吹风，说这里头可能存在行为。
对此，一位领导批示：这件事我听到不止一次，我认为很可能是贪污受贿。即使是上当受骗，造成重大损失，也要从重查办。如查有贪污受贿，应即由法院严惩。我建议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检查组前往彻查。
此时，庄炎林正准备赴香港，应邀参加香港中国旅游协会成立大会。因丽都饭店突生风波，本拟不去了，以免有人认为他是心虚外逃。但万里、姬鹏飞都批了，而且外交部还特地要求英国驻华大使馆提前为其办好赴香港签证，并且香港中国旅游协会已对外进行过宣传。于是，只好成行。
临行前，庄炎林收集资料，给中央领导写报告，详细说明丽都饭店建设的来龙去脉，一切都是按照规定程序请示报告，完全是依法办事。而且，根据可行性分析，这个项目总的来说，贯彻了平等互利的原则，特别是对我们国家有利。并且要求尽快派检查组来检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庄炎林将报告上呈不久，第二封匿名告状信又冒了出来，标题为《编造假账，欺骗中央》，署名为“丽都饭店一党员”。
此时，庄炎林正在香港开会，丽都饭店群龙无首，一时慌乱起来。工地也传出消息：建筑工程队不想干了，免得日后受庄炎林牵连，跟着他进班房。
庄炎林从香港开会回来闻讯后，深感震惊，觉得事态严重，必须认真对待。他个人荣辱不要紧，事情弄不清楚，耽误了丽都饭店的建设，对国家损失可就大了。于是，他分别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整党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启立，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反复说明利害和原委，请中央尽快派检查组下来检查，但不要让施工停下来，以免影响进度和试营业，造成损失。
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庄炎林的建议，在联合下文中指示，中央领导决定组织强有力的检查组到丽都检查，如有什么问题，也得等查清楚后再处理，不要妨碍继续施工和试营业的准备。丽都饭店可以一边继续施工，一边接受检查。
为了彻底搞清丽都饭店的问题，中央成立了一支规格高、规模大的检查组。组长是中顾委常委，成员有正副部长级、兵团级、军级干部七八个，司局级干部十几个，会计师和审计师几十个。
隔离问话、查数据、核对货单等等，历时3个多月，检查组未查出任何问题。检查组的压力也很大。在中央检查组下来前，国务院侨办已对丽都饭店进行过检查。当他们向中央检查组汇报未发现问题时，有人竟批评他们“屁股坐到资本家那里去了”。
不久，第三封告状信再次在中央高层神秘出现，别有用心地提醒不仅要查中方单据，还要彻查罗新权在国外进货的原始单据。于是，检查组提出要查国外进货的原始单据。
原始单据对投资者来说是商业秘密，不能看的。得知要看原始单据，又看到没完没了的架势，外方投资人罗新权很不满意，几个月的折腾，已经让他领教了中国式办案，他心里难以接受，想抽身而退。
“既然中国大陆政策不稳定，我不干了，不干了，我已经投入的1000万美元算我捐给国家行不？”罗新权气愤地对庄炎林说。
庄炎林耐心地开导罗新权：“罗先生，打退堂鼓，半途而废，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你丢了1000万美元，项目搞不成，我们国家也没有得到好处，事情好坏说不清，还玷污了清白之身。我看，你还是配合工作，把原始单据运来，让他们查，问题总会解决，真金不怕烈火炼。”
庄炎林的坦荡襟怀和忍辱负重的精神感动了对方，罗新权终于被说动了。在他的配合下，工程得以继续施工，重达90多公斤的原始单据也从海外空运过来，给检查组彻查。
丽都饭店试营业期间，不许广播、登报，不许发海报，生意惨淡
1984年2月15日，丽都饭店在漫长的审查过程中迎来了第一期530间客房试营业的日子。由于检查期间不许饭店广播、登报，不许发海报，加上饭店地处偏僻，还没有知名度，因此鲜有人问津。试营业第一天只住进10个客人，这对拥有1000多个床位的丽都饭店来说，利用率还不到1％。第二天也只来了20多人。
饭店总经理不禁担忧起来，说自己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国外的饭店都要登广告、出海报，在广播、电视里宣传的，丽都饭店不做广告，问题可大了。
罗新权也有些着急了，找到庄炎林诉苦：“照这样下去，本可亏大了。”
“不用担心，我们丽都饭店的硬件很好，只要把软件搞好，管理服务搞好，客人的宣传比什么广告都好。”庄炎林安慰道。
无巧不成书，一周后，机会来了。2月下旬，一架从香港往北京对飞的英航波音747客机，被一名精神病患者劫持到台湾。当晚在北京机场候机的300多名乘客滞留在机场数小时，大家变得焦急起来。飞机来不了，机场方面又无法安排，乘客们只好四处求助。丽都饭店了解到情况后，马上组织车辆到机场接客人到丽都饭店。一些客人惊奇地反应：“不知道这里还有个这么好的饭店，五星级的设施和服务，四星级的收费。我们下次来北京，要来这里住，还要介绍朋友们来住。”
由此，丽都饭店开始了它的辉煌。
也就在这时，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检查组宣布结论：对庄炎林的告状纯属子虚乌有，丽都饭店建设中既不存在上当受骗，也不存在欺骗中央，更不存在贪污受贿的问题。
“丽都事件”后，工程进展迅速。这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合格的管理人员和服务员。为此，庄炎林和同事们采取公开招聘、择优录取的办法，从几千名报名者中选录了500多人，聘请国外的管理专家进行专门培训，效果很好。
当时丽都饭店附近的公交站名带个“坟”字，生长在新加坡的罗新权认为不吉利。经过庄炎林交涉，花了一笔钱请公交公司支持，改名为丽都站。
丽都饭店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按五星级标准建成的饭店，建成时为亚洲规模最大，集旅馆、公寓、办公楼、体育俱乐部、外籍子弟学校等设施为一体的综合性饭店，内有当时许多饭店没有的超市、球场、游泳池、影视厅等，而且均按四星级收费。客人们惊讶于北京郊区竟有这样一方乐土，大为赞赏。消息传出，丽都饭店声名鹊起，客人络绎不绝，客房常常爆满，第一年就实现盈利。
因为丽都饭店在北京设了第一个超市、第一个卫星天线电视、第一个保龄球场俱乐部，还有现代化的网球场，外国在华使馆人员都喜欢到那里买东西、游玩。各航空公司的人员、投资商都爱住丽都饭店。不但旅馆，丽都公寓的生意也很好。IBM公司租了50多套，西门子公司也租了20多套，并且一口气签了长达三年的合同，首付一年款项。公寓是每天1美元／平方米，大套的公寓每套三房两厅四个卫生间，有200平方米，每月一套满租有6000美元，加上服务管理费，每月有6300美元的收入，一年下来就有7．56万美元的收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979年，庄炎林与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等人制定了1980年至1985年的全国旅游发展规划。规划设想，到1985年争取接待350万人，外汇收入约25亿美元。197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旅游局在北戴河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就旅游规划展开热烈讨论，会议形成《关于大力发展旅游事业若干问题的报告》，为完成上述规划提出了要采取的措施和需要解决的问题。11月29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
巨大的旅游消费需求，和落后的旅游基础设施之间的反差，迫使中国旅游业把提升饭店档次作为起飞的基石。为发展大旅游，中国的道路拓宽了，机场建设步伐加快了，旅行社的经营管理逐步完善，大小景区和旅游度假村的开发建设日新月异。
随着兆龙饭店、丽都饭店等第一批侨资、外资饭店在中国大陆落地生根，它们的室内外装修、设计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等，对随后的饭店建设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一时间，各地的旅游饭店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当时建设大中型旅游饭店，少不了国家旅游局开绿灯。北京市建香山饭店，当年也是较轰动的事。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负责设计，庄炎林亲自陪同贝聿铭前去考察。香山饭店建成后，时任美国驻华办事处主任的老布什专程前往观看。庄炎林感觉香山饭店的设施不错，但管理方面有欠缺，为此向饭店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
除位于北京的第一批引人瞩目的星级饭店外，谈判协议书上签着庄炎林大名的著名饭店，还有南京的金陵饭店。
金陵饭店高37层，为当时国内最高饭店，并首设国内饭店的旋转餐厅。筹建时，争论也很大，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审议同意，但江苏省、南京市意见不统一。南京市领导十分积极，但江苏省有的领导不赞成金陵饭店选址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因为这里是棚户区，困难户多，拆迁麻烦。
1979年秋，饭店投资方、南京籍新加坡归侨陶欣伯见谈不下来，只好到北京搬请庄炎林。庄炎林和陶欣伯同飞南京。
到南京会谈后，江苏省、南京市的意见仍无法统一。庄炎林就组织陶欣伯他们在市内参观，自己则去访问圈定拆迁的那些贫困户，耐心做工作。他说，正因为大家贫困，所以要发展经济，做好旅游这篇文章。棚户区的贫困户大都表示理解，同意拆迁。庄炎林向南京市方面建议，先盖好这些贫困户的安居房，谁先同意拆迁，就让谁先挑新房，个别钉子户可按公检法政策办事。随后，庄炎林打电话向正在上海开会的国务院主管旅游的副总理谷牧汇报。谷牧开完会后，即与国家计委的顾秀莲等人专程赶到南京，召集江苏省、南京市领导开会，这才拍板定下来。后来，陶欣伯对庄炎林说：“你要是不和我们去南京，金陵饭店就建不成了。”
广东的中山温泉宾馆、白天鹅宾馆及中国大酒店，因为当时浮动利率很高（最高时达到年息20％左右），谈不下来。主持广东工作的、杨尚昆要庄炎林跑一趟广东，协调商谈。庄炎林认为，利率不可能长期这样居高不下。经与外方反复商谈后，决定按照金陵饭店的模式：利率超过15％的，由外方负责，低于15％的，按实际算。这样就把这些饭店的建设定了下来。这些饭店的投资方霍英东、胡应湘等人后来对庄炎林说：那次你要是不来，我们这几个饭店都谈不下来。
在庄炎林兼着丽都饭店董事长时，1986年，国务院将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92年，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旅游产业是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全国各地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从旅游住宿到旅游交通，短缺“制约点”逐一消除，中国旅游业由事业型转向产业型，由垄断经营转向开放搞活，由坐等来客转为主动出击，成就了今天的辉煌。